本报记者汪伟、于也童

　　闽侯橄榄，长约一寸，青黄色的果实透着清香，口感微涩而回甘。清明前夕，47岁的吴玉成再次带着家乡的橄榄，跨越2000多公里，由福建闽侯一路北上，来到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祭拜他寻了40多年的“父亲”吴雄奎。

　　“我来看您了。”吴玉成轻轻摩挲着英名墙上“吴雄奎”三个字。声声低语后，是久久的沉默。英名墙前颗颗带着故乡气息的橄榄，是家人经年不绝的思念，是吴雄奎离开后便不曾回去的故乡。

　　小时候，吴玉成一直以为自己是孤儿。

　　“我和叔叔婶婶一起生活，邻居到家里来找我父母，我都说我没有爸爸妈妈。”成年后，吴玉成才慢慢发觉，从小叫到大的“叔叔”“婶婶”，就是自己的亲生父母，而那个未曾谋面、只在一张泛黄的2寸照上见过的“父亲”，是自己的伯父——吴雄奎。

　　“我们这里有这样的风俗，对没有结婚就过世的亲人，他的亲属会把自己的子女过继过去作为后嗣。我就是过继给伯父的，后来我才知道，伯父是个牺牲在战场的英雄。”吴玉成说。

　　伯父是什么样的人？这在吴玉成心里是一道解不开的谜。

　　1934年出生，志愿军七十三师二一八团，1953年7月，朝鲜，因战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牺牲……烈士证上寥寥数语，记录着吴雄奎短暂而壮烈的一生。这是吴家掌握的，关于吴雄奎为数不多的信息。

　　吴玉成的钱夹里，那张泛黄的2寸照片，是吴雄奎留给吴家的唯一遗物。精心塑封的照片上，站着笔直军姿的吴雄奎面容青涩，瘦小的身躯穿着宽大的军装，身后是迎风招展的五星红旗。这是刻画在吴家人脑海里的那个永远年轻的少年。

　　“兄奎赠，公元1952年5月15日，红星照相馆”——相片的背面，简单几行字记录着即将奔赴战场的少年，对家乡亲人浓浓的眷恋。

　　“红星照相馆，这一定是在国内，这家照相馆在哪？现在还有吗？一定是因为马上就要打仗了，他想给家人留下一点念想。”吴玉成说，这张照片是伯父牺牲后经人邮寄到家里的。“他是哪年过江的，又是怎么牺牲的，没人能说得清。”

　　对于吴家的疑问，同村年过九旬的吴兴水给出了部分答案。在过鸭绿江的时候，他和吴雄奎分到了不同的队伍，从此再未见面。有一次自己受伤，在医院遇到一位战友，那名战友告诉自己，吴雄奎牺牲了。“他在侦察队，穿插到敌人阵地后，受伤牺牲了。”

　　说罢老人的眼睛有些迷离，那群穿越烽烟、慷慨赴死的少年似乎又出现在眼前。

　　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烈士纪念馆内，零零散散的遗物从另一个侧面勾勒出战场上英勇就义的吴雄奎：一枚印章、六枚纽扣、一个手电筒、一支钢笔、一个水壶……

　　“他还带了钢笔，是准备给家里写信的吧”“那个手电筒可能是巡视用的，他是个侦察兵”“水壶上有个洞，不知道是不是子弹打的，是不是就是这颗子弹要了他的命”……吴玉成说，“看着心疼。”

　　岁月轮转，吴家三代人始终有一个心愿：吴雄奎能落叶归根。

　　2014年以来，韩国陆续向中国移交发现的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吴雄奎年过八旬的弟弟吴奎俤看电视时，总会同儿子吴玉成唠唠叨叨：“会不会有一天，你伯父也能回来？”

　　“他走那年，我哭得厉害。”吴奎俤说，因为父母早亡，自己从小与大哥吴雄奎相依为命，生活上靠吴雄奎打零工、种地过活。大哥当兵走的时候，自己还是个孩子。“只记得他比我大7岁。”

　　“世界上很多事情有时就是很奇妙，感觉没希望的事情，好像被他这么唠叨出来了。”吴玉成说，2021年7月的一天，他接到了村里的电话，通知说退役军人事务部门的工作人员要到家里来。“第二天，真的来人了，对方说伯父遗骸可能找到了，需要DNA比对进一步验证，家里人第一反应是不敢相信。快70年了，怎么可能？”

　　第二天，吴奎俤和吴玉成一起到县里抽了血。几天后，有关部门传来消息：DNA比对成功！

　　2014年至今，累计有8批825位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回到祖国。目前，通过DNA比对成功找到家人的已有10位。吴雄奎的家人能够在第7批117位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中确认他的遗骸，首先源自一枚珍贵的印章。

　　据了解，当年，一些志愿军战士有自己的印章。那个年代识字的战士不多，他们与家人通信时大多请人代笔，最后盖上自己的印章。多年后，这些印章成了辨析他们身份的重要信物。

　　2020年9月，在第7批在韩志愿军烈士回国的遗骸中，吴雄奎的棺椁编号是621。烈士遗物中就包括刻有“吴雄奎”三个字的印章。

　　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烈士纪念馆内，吴玉成将手中的照片扣在玻璃展陈窗上，认真比对着印章上的字迹。“就是它，和照片背面的印章一模一样。”吴玉成略显激动地说，“我还是第一次看见。”

　　一杯家酒，一副碗筷……每年7月6日，吴雄奎牺牲的日子，吴家都不忘在家中祭拜。中秋、除夕这些特殊的日子，吴家的四角方桌上总会留出一个位置，“他回来了，家才算团圆。”吴奎俤说。

　　福建闽侯县青口镇宏三村，是吴雄奎出生的地方。吴雄奎牺牲后，相关部门就安排当时还小的吴奎俤去烈士学校读书，此后为他安排了工作。

　　如今，那个吴雄奎离开时放不下的年幼弟弟已是耄耋老人，一家三代居住在村里老街上的一栋五层小楼里。一楼是十几平方米的门市，租给别人经营。闲暇时，吴奎俤会在这里坐上摇椅，看看街上往来的行人。

　　距离吴家三五十米的距离，是一座单孔石桥，连接着村子内外。吴玉成每日都要跨过这座石桥，骑上电动车去到对岸七八公里外的工厂上班。

　　夜幕降临，一家三代人再次围坐在四角方桌前，热闹地吃着晚饭。偶尔，吴玉成两个年幼的儿子会翻夹盘子里的菜，随即调皮地偷笑。吴玉成说，“等疫情过去，我一定带他们去烈士英名墙下敬少先队队礼。”

　　日子就是这样平平淡淡，如同吴家门前那条碧波连连的小河，向远在天堂的吴雄奎诉说着岁月静好。

　　吴奎俤的抽屉里，一张蓝格子手帕还包裹着那张泛黄的照片。想念时，吴奎俤就会拿出来看看，嘴里还会念叨着：哥，你总算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