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梅世雄

　　

　　走进于都河畔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我在展柜前站了很久。
　　玻璃柜里陈列着几封泛黄的信笺，纸边已经卷起，墨迹洇开，有些字迹需要凑得很近才能辨认。那是红军战士欧阳洪长寄给叔父的三封家书。讲解员轻声念着信中的句子：“玉（荣）发叔：现我在前方很久了未曾给信于你们，不晓得叔叔的身体是否（健康）？不知家中一切情形……”
　　这封信是1934年2月15日欧阳洪长写给叔父的。这是他参加红军两年后第一次给家人写信。信应该是找人代写的，所以误将叔父的姓名欧阳荣发写成了欧阳玉发。欧阳洪长是个孤儿，从小跟着叔父长大，18岁那年刚刚新婚，听说苏区“扩红”，毅然报名参军。
　　在长征这条路上，“信”是一种极其奢侈的东西。它意味着你还活着，还能在某个短暂的间隙里，想起远方有一个人在等你。它也意味着你知道自己可能回不去了，所以要在最后的清醒时刻，把该说的话说完。
　　1934年10月，红军干部李骏随部队到达于都河畔集结。他是于都县罗坳镇塘头村人，1926年入党，参加过北伐战争和南昌起义。他在于都河畔指挥部队渡河，因为离家近，师长主动批准他回去与家人告别。然而为了大局，李骏婉言谢绝，一直坚守在指挥岗位上。
　　当全师指战员渡江之后，李骏又随部进军到于都县牛岭。在全师做突破敌人第一道封锁线准备的空隙，他提笔给时任于都罗坳区委妇女部部长的妻子钟华英写了一封信，委托一位地方干部代交。信很短，我抄录在这里：
　　“妻：华英。我已远征而去。何日返乡，无可料之。望妻上尊高堂，下抚孩儿，替我尽孝尽责。我已立志革命，而现革命尚未成功，我必将继续为之。革命不成功，我不回家，成功之日见。”
　　这封不足百字的短笺，既是夫妻间的离别信，更是一份赤诚的革命宣言。
　　三个月后，1935年1月28日，李骏在贵州遵义青杠坡战斗中率领突击营杀向敌阵，不幸中弹牺牲。他是青杠坡战斗中牺牲的级别最高的红军指战员——时任红三军团第六师代理参谋长。
　　钟华英后来收到了这封信。我不知道她读了多少遍，也不知道她是否哭过。这封信如今陈列在于都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里。


　　如果说李骏的信是一封“告别信”，那么刘伯坚的信，就是一封“遗书”。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踏上长征路。刘伯坚奉命留守苏区，任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扛起守护后方、牵制强敌的千钧重担。1935年3月4日，为掩护战友突围，他负伤不幸被俘。
　　在狱中，他给兄嫂写下一封家书：“弟不意现在尚留人间，被押在大庾粤军第一军军部，以后结果怎样，尚不可知，弟准备牺牲，生是为中国，死是为中国，一切听之而已。”
　　在狱中，他给妻子王叔振写下了最后一封信：
　　“叔振同志：我的绝命书及遗嘱你必能见着，我直寄陕西凤笙大嫂及五六诸兄嫂。你不要伤心。望你无论如何要为中国革命努力，不要脱离革命战线，并要用尽一切的力量教养虎、豹、熊三幼儿成人，继续我的光荣的革命事业……十二时快到了，就要上杀场，不能再写了。致以最后的革命的敬礼。”
　　从容写下绝笔之后，刘伯坚昂首走向刑场。然而，这封最后的家书，终究未能送到妻子手中。1935年，王叔振死在闽西游击区。
　　在刘伯坚的遗书之后，我想说说另一封家书。这封信，今天静静地躺在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展柜里。
　　写信的人叫熊启文，红四方面军第九军第二十五师第七十五团医务所的一名普通战士。1935年3月19日，他给父母和幺叔写了一封信。
　　这封信写在一个特殊的时刻。就在此前，红四方面军刚刚经历了川陕苏区反“六路围攻”的浴血奋战。
　　经历了川陕苏区艰苦战斗的红军官兵，对胜利有着格外深切的期盼。熊启文在信中没有描绘战场的惨烈，没有诉说自己的伤痛。他告诉父亲的是这样一句话：“在红军内面，官兵平等并没有大小之分。”接着他又写道：“现在革命正为高涨，东打西征，南讨北伐，百战百胜之钢铁。红军真正任何敌人莫能抵对。”
　　一个刚刚从血海中走出来的普通战士，写给家人的信里，没有恐惧，没有抱怨，甚至没有对亲人的诉苦。他说的是一种“平等”，一种“百战百胜”的信念。
　　我读到这封信时，第一个念头是：熊启文究竟经历了什么？他有没有活到长征结束？他的父母和幺叔，最终收到这封信了吗？
　　没有人知道答案。史料里关于熊启文的记载，就是他1935年3月19日写下的这几行字。
　　作家王树增在《长征》中写道，这封家书“成为一封能够解释历史细节的十分珍贵的家信”。在这封信里，熊启文还列举了无论生死他都要当红军的理由：士兵的错误由士兵委员会负责，很少由长官管束；军需来源和支出完全公开，经士兵委员会审查；官长士兵生活一律平等。
　　欧阳洪长的三封家书，是另一种家书——报平安的信。
　　1934年8月30日，他给叔父写去了第二封家书。这一次，依然是报平安。“我在前方都很好，过日之（子）没有一点困难……”
　　是真平安吗？其实不然。就在寄来这封家书之前，欧阳洪长刚刚经历了筠门岭保卫战。查阅相关资料可知，那是红军长征前非常重要的一战，打得异常艰苦。1934年4月，敌人向江西会昌筠门岭发起猛烈进攻。欧阳洪长所在的红二十二师是中央苏区南线的主力部队，与装备精良、人数多出数倍的敌人展开殊死拼杀。红六十四团二营六连为了阻止敌人进攻，全连官兵浴血奋战，一些重伤员为了不拖累战友突围，纷纷跳下悬崖……
　　如此惨烈的战斗，欧阳洪长却在信中只说了一句“我们在前方荣（勇）敢冲锋消灭敌人”。
　　1934年9月9日，欧阳洪长寄来了第三封家书。信是从会昌站塘寄出的，此时距离中央红军出发长征只有一个月。信中称自己在前方身体很强壮；依旧牵挂着家人，询问叔父家中情形。
　　此后，再无音讯。
　　2019年，欧阳洪长的侄子、后来过继到其名下的欧阳可辉将全套家书原件无偿捐赠给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自己仅留复印件并装裱悬挂在家中。有人曾出高价收购，他拒绝了：“我保存只有一屋人晓得，纪念馆保存，千千万万人都晓得。”
　　还有一封信，没有写一个字。
　　那是陈毅安的“无字书”。
　　在投身革命的岁月里，陈毅安先后给妻子李志强写下54封家书。1928年黄洋界保卫战中，陈毅安率领不足一个营的兵力击退十倍于己的敌军。
　　两年后的1930年8月7日，这位25岁的红军指挥员在长沙战役中为掩护军团机关转移，不幸牺牲。此前，他与妻子约定：若他牺牲，便请战友代寄回一封空白信。意思就是“你不要再等我了”。
　　1931年3月，李志强收到了一封信。她抽出信纸，发现竟然是空白的。那两张不见片言的白纸，就是第55封家书。
　　这封“无字书”，如今陈列在井冈山革命博物馆里。讲解员李清清说：“孩子们站在这里与百年前的革命者完成了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红色家书不仅是历史文物，更是联结不同时代青年的精神桥梁。”
　　在瑞金市壬田镇下街村，还有一封“没能抵达的信”。
　　77岁的钟仲乐家中，两封泛黄的家书被视作传家之宝。那是他的三爷爷钟腾霂在长征出发前写给家人的最后嘱托。
　　第一封写给妹妹：“我本月31号开始古城休息一天，1号开至前方光荣过日（作战）……争取江西和数省革命首先胜利，消灭帝国主义、国民党，才好回家安居乐业……”
　　第二封写给母亲，牵挂之情溢于言表：“现在本月九号到瑞京，屋名陈芳坑住房，你叫桂廷前来与我面会相谈……马上跑步前来。”瑞金市史志研究室编研股股长钟燕林告诉我，第二封信写于长征前夕红九军团在瑞金集结休整时。“经过战火历练，他想见家人的心情更迫切了，连驻地在哪、怎么走都写得明明白白，只盼把思念变成团聚。”
　　然而，这场重逢终因战事紧急而未能如愿。“写信的人是我三爷爷，他22岁参加革命，最后在长征途中牺牲于贵州遵义。”钟仲乐说，家人赶到“陈芳坑”时，部队早已开拔，人去楼空。“三爷爷牺牲后，为了让烈士有后代，我被过继给他。”老人轻抚着这两封幸存的家书，双手微颤，“要给后人留个念想，让先辈的牺牲有人记得。”
　　更令人动容的是，钟腾霂并非家中唯一走上长征路的。他的哥哥钟腾霖，也参加了红军。据相关报道，钟腾霂是在哥哥的感召下走上革命道路的。长征途中，兄弟俩先后在江西、贵州牺牲。90多年后，志愿者为两位烈士合成了一张“合影”——那是他们生前从未有机会留下的一张照片。


　　刘伯坚、李骏、欧阳洪长、熊启文、陈毅安、钟腾霂——他们都是“写信的人”。
　　但在这条路上，还有更多的人是“等信的人”。他们等了一辈子，也没有等到日夜牵挂的人。
　　2004年盛夏，我第一次走进兴国县茶园乡教富村。那天很热，蝉鸣声震得人耳朵发疼。我推开一扇吱呀作响的木门，看到一位94岁的老人坐在老屋的木门槛上。
　　她叫池煜华。
　　老人手里握着一面镶木框的小方镜，镜面早已模糊，木框被岁月磨得油亮。陪同我的兴国县党史研究学者轻声告诉我：“她每天天不亮就起来梳洗，对着这面镜子收拾得干干净净——万一他回来了呢。”
　　说这话时，老人的目光正越过院墙，望向村口那条土路。
　　她等的人叫李才莲。1929年，18岁的池煜华嫁给了他。新婚第三天，已经投身革命活动的李才莲便离开家乡。
　　1933年6月，思夫心切的池煜华步行五六天，终于在宁都七里坪找到了丈夫。短暂团聚后，李才莲把一面镶着木框的小镜子递到她手中：“如果有人说我死了，千万不要相信。记住，等着我！”
　　1935年，李才莲在瑞金铜钵山突围战斗中壮烈牺牲，年仅22岁。但池煜华不知道，或者说不愿意相信。她守着那面镜子，为丈夫带大了弟弟妹妹，给老人送终。1949年兴国解放，她守候在部队经过的大路上，整整三天三夜。她给毛主席写信寻找丈夫，收到时任妇联主席蔡畅同志回信“耐心等待，安心工作”，她便认定这8个字就是说丈夫会回来。即使后来收到了烈士证，她也不信。
　　日复一日，她倚门翘首以盼，一低头一抬脚，就是岁月起伏。一道木门槛硬是被踏出一道豁口，宛如一弯残月。
　　坐在她面前，我问她：“老人家，您等了他一辈子，最想对他说什么？”
　　她没有直接回答，只是低声唱起了一首自己编的山歌：“等你就等你，唔怕铁树开花水倒流，水打石子翻身转，唔知我郎几时归……”
　　唱着唱着，她的目光又望向了村口，望向了那条丈夫离开的路。
　　2005年，池煜华去世，享年95岁。没人知道这位因一个“等”字守候了70余载的老人，临终前在想些什么。永远陪伴她的依然是那面被岁月斑驳了的老镜子。她的墓碑面朝山外，遥望着进村的乡路。
　　于都县车溪乡坝脑村，住着另一位“等信”的老人。
　　她叫段桂秀。我第一次见到她是2004年，那时她86岁。她的丈夫叫王金长。20世纪30年代初，段桂秀与一同长大的王金长喜结连理。结婚不到20天，王金长便参加了红军。去参军那天，段桂秀一直陪他走到车头圩的一棵大樟树下。临别时，王金长把身上仅有的几块钱塞到她手上，说：“我至多离开三五年，你照顾好家里人，一定要等我回来。”
　　段桂秀一边点头，一边将连夜赶制的黄麻草鞋塞进丈夫的行李。
　　王金长参军离开后，段桂秀和婆婆及王金长的幼弟相依为命。最困难时，婆婆不得不外出乞讨，才勉强维持全家的生计。为了贴补家用，段桂秀做起了苦力，挑石灰、挑煤……日子再难，她也从没想过要改嫁。她对娘家人说：金长哥哥说过至多三五年，一定会回来。
　　1953年，她等来了一张烈士证明书，上面写着“北上无音讯”。家里人都劝她改嫁，她坚信“金长哥哥一定会回来”。
　　从她86岁到108岁，我先后6次采访她。每一次告别，我都在心里说：段奶奶，您一定要好好的，下次我还来看您。每一次重逢，看到她还坐在那棵梧桐树下，用那双早已浑浊的眼睛望向村口。
　　2019年，在于都烈士纪念园，段桂秀第一次触摸到王金长的名字。此刻，她终于知道，“金长哥哥”再也不会回来了。
　　2021年，从未出过远门的段桂秀来到天安门广场参观，替丈夫看到了新中国的首都。“金长哥哥要是能看到这些，该有多好。”
　　2024年，烈士孟祥斌的遗孀叶庆华带来一份特殊礼物——志愿者精心绘制的段桂秀和王金长的结婚照画像。手捧画像，段桂秀边端详边抚摸，两行老泪无声滑落。
　　2026年8月23日，段桂秀在江西于都辞世，享年108岁。消息传来那天，我正在外地出差。手机屏幕上短短几行字，我盯着看了很久。新华社的报道标题写着：“等了一辈子，108岁的她和‘金长哥哥’团聚了。”
　　94年的守望，终于画上了句号。


　　还有一封家书，是长征到达陕北后写的。
　　高捷成，福建漳州人，红军会计制度的创始人。1930年春，他在叔父的百川银庄当出纳，先后从银庄悄悄拿出2万多块银圆，支援红军闽南游击队活动。1932年，他到江西瑞金，参加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工作，并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参加了第四、第五次反“围剿”，1934年10月随中央军委第二野战纵队第15大队转移，参加长征，1935年10月到达陕北。
　　1937年4月10日，他在延安给宗叔高开国写了一封信，陈述了自己离家六年的心路历程：
　　“在这六年中东西奔波，南北追逐，历尽一切千辛万苦，雪山草地，万里长征，在所不辞！无非为的是挽救国家的危亡！志向所趋，海浪风波在所难阻！”
　　参加革命后，高捷成南征北战，却时刻惦记着所欠叔父银庄的那笔款项。在信中，他告诉宗叔，“我所欠挂百川银庄二万多元的债，时刻记念在心，本利至今当在三万余。国家得救，民族得存，清债还利当不短欠分文”。
　　一封信，两重信义：对国家，万里长征在所不辞；对家人，清债还利不短分文。将个人信义与民族大义融为一体，这就是那一代革命者的品格。
　　27年间，我采访过200多位老红军、老八路、老新四军。他们中的许多人，余生都在做两件事：写，或者等。
　　1986年1月25日，老红军李真在给弟弟的信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那时他已经从总后副政委的领导岗位上退了下来，重走了长征路。
　　“去年十月经上级批准，我到过去红军长征的路上走了一段……见景生情，在我二、六军团爬的几个大雪山，就牺牲了一千多位革命志士，我是幸存者，今天能来到当年战友们因缺氧和饥寒交迫而离开人世的地方，哪能不动情呢？这些同志死得过早，什么也没有得到，什么家庭、妻子、儿女，那时恐怕连想都没有想过……”
　　言外之意是作为“幸存者”的自己，已经得到了很多，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呢？
　　李真的这封家书，洋洋洒洒5页，原件由中国人民大学家书博物馆收藏。那不是一封写给亲人的信，那是一封写给历史的信。
　　一位读者读到这封信后说，他在个人成长进步受阻时曾陷入负面情绪，难以自拔。直到读到李真将军的家书，看到“这些同志死得过早，什么也没有得到”，才恍然明白：悲观的人纠结“没有得到什么”，乐观的人珍惜“已经拥有什么”。
　　离开于都那天，我又去了一趟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
　　展厅里人不多。我在欧阳洪长的家书前又站了一会儿。玻璃柜里柔和的灯光照在信纸上，信里他向家人问候平安，也请求叔父寄来布草鞋和纸洋。前线物资紧缺，远在家乡的亲人仍是战士最深的牵挂和支持。
　　这就是家书。它不是遗书，虽然它常常变成了遗书。它是日常的、琐碎的、带着烟火气的，一个儿子对父亲的交代，一个丈夫对妻子的嘱托，一个父亲对孩子的牵挂。
　　但正是这些最日常的话，在生死之间，变得比山还重。
　　走出纪念馆，于都河在夕阳下泛着金光。河对岸有孩子在放风筝，风筝线拉得很长，在风里微微颤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