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王京雪

　　1997年春节后，35岁的胡宗刚在连续申请数年后，终于获得出差许可，下庐山至九江，乘上驶往南京的轮船。
　　这位酷爱文史的中国科学院庐山植物园图书室助理馆员，要前往的是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几年前，他购得一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简明指南》，得知该馆藏有静生生物调查所档案，而庐山植物园最初正是由这家机构与江西省农业院于1934年合办的。
　　从老先生们的回忆文章里，他读过这段历史，但感到有不少“盲点”，很想一探究竟。
　　在南京，胡宗刚泡在档案馆四天，每日埋首抄录档案，从开馆抄到闭馆。最后一天，带着两万多字的手抄稿走出档案馆大门时，他产生了一个“明确的感想”：这些鲜为人知的历史，值得也能够写出一些东西来。
　　这便是2005年出版《静生生物调查所史稿》以及近日新修订推出的《静生生物调查所二十二年：1928-1950》的起点。
　　对于大多数公众来说，“静生生物调查所”（下简称静生所）是很陌生的名称。但在20世纪上半叶，它曾是国人创办的规模最大的生物研究机构。
　　在这里，近代中国第一代生物学家们于动荡、匮乏的时局中拓荒。他们致力于搭建中国自己的生物学研究体系，开创出一连串学科“第一”；他们筚路蓝缕，奔赴华夏山野采集标本，建成规模可观的动植物标本馆；他们参与完成水杉的科学发现、研究与正式命名……
　　尽管只存在了22年，但静生所为中国生物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今天，中科院动物所、中科院植物所等多家院所，追溯源头都与这家1928年成立于北京的科研机构有关。
　　不过，在胡宗刚翻开那些长久以来乏人问津的旧档案时，对于这段历史，几乎没有人做过完整系统的记述和整理。
　　他所发现的，是埋藏于历史深处、等待被重新看见的往事。


　　山河飘摇的20世纪上半叶，是中国现代科学与现代学术的摇篮时代，也是一个群星闪耀的时代。
　　一批在国内受过传统文化启蒙，又于海外接受现代学术训练的学人相继归国，怀抱“科学救国”的志向，以极大热情躬身实践，成为中国诸多学科的早期拓荒者。
　　在此过程中，他们或自发结社，或多方奔走、建言，推动组建了各类学术社团和研究机构，形成一个个科学共同体，为中国现代科学的体制化做了积极探索。
　　其中，较为著名的有：任鸿隽领导的“20世纪前半叶在中国影响最大、覆盖面最广、参加人最多的科学团体”中国科学社，致力于传播科学、倡导实业；丁文江、翁文灏领衔的地质调查所，率先开展全国矿产与古生物勘察，提出“燕山运动”理论、发现周口店北京猿人头骨及恐龙化石；傅斯年主导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完成15次殷墟发掘，整理出大量甲骨文资料；以梁思成、刘敦桢、林徽因等为代表的中国营造学社，成立短短数年，便对全国上百个县市、两千余处古建遗存做了实地测绘调查……
　　在生物学领域，1921年，中国科学社成员、动物学家秉志与植物学家胡先骕在东南大学设立了国立大学第一个生物系。次年，二人又与科学社同人杨杏佛共同擘画，于南京创办了中国首个生物研究机构——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
　　秉志曾说：“吾国之弱不足忧，倘能使科学发达，则转弱有方也，吾国之贫不足虑，倘能使科学发达，则疗贫有术也。”
　　虽然分属地质、考古、建筑、生物等不同学科，但这批怀抱新知的学人有着共同的理想，他们希望以现代科学认识中国、服务国家，并改变中国学术长期受制于人的局面。
　　向中国科学社倡议创办生物研究所时，秉志与胡先骕明确指出：“海通以还，外人竞遣远征队深入国土以采集生物，虽曰致志于学术，而借以探察形势，图有不利于吾国者，亦颇有其人……生物学之研究，不容或缓焉。”
　　彼时，大批外国学者和探险家来华踏查，发表了不少重要研究成果，却也致使大量中国珍稀文物与标本的外流，深深刺痛了中国学界，引起时人的警觉与痛惜。
　　如历史学家陈垣在《敦煌劫余录》中所述：“匈人斯坦因、法人伯希和相继至敦煌，载遗书遗器而西，国人始大骇悟。”晚清史官恽毓鼎目睹敦煌文物流失，在日记中扼腕而叹，称此“岂非至可恨可伤之事，吾辈尚为有人乎？”
　　本土动植物资源面临相似局面。各国生物学家、采集家来华采集标本，所得均归其国，常有惊人发现。“当西方人在中国大肆采集时，国人尚不知国土之上有此等植物。”胡宗刚说：“‘一国产物若邦人自己不知清楚记载而假手他人，不特邦人士之耻，且亦等于弃材于地’几乎成为其时从事动植物学研究者的共同感受。如胡先骕1919年所云：‘吾有宝藏不知，自兴假手他人，宁非大辱。’”
　　基于此种背景，秉志和胡先骕不遗余力地寻找机会壮大研究队伍，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生物学调查与研究。1927年秋，他们致信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干事长、著名教育家范源廉，提出在人文荟萃的北京也设立一家生物调查所，填补北方生物学研究机构的空白。
　　范源廉素来倾心博物学，早有在京筹建生物研究所的设想，乐于推动此事。然而，相关筹措刚开始，他便于当年冬天骤然辞世。
　　在当时的教育界，范源廉德高望重，曾出任教育总长，参与创办清华学堂、南开大学，担任今北京师范大学首任校长。他离世后，人们以种种形式进行纪念，其中一项，便是加快生物调查所的组建，实现其未竟之愿。
　　他生前主持过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与尚志学会达成共识，共同出资组建生物调查所，并以范源廉的字“静生”命名，以示永久纪念。范源廉胞弟、实业家范旭东将范家在北京石驸马大街83号的故居捐出，作为所址。
　　1928年10月1日，静生所在北京正式成立，由秉志与胡先骕分别主持动物部和植物部的工作，“务期于最短时期内，于国内生物之研究有相当之贡献”。


　　“他们的首要志向，就是把本土的动植物资源调查清楚，摸清家底。”胡宗刚说。
　　不甘本国物种任由海外探险家采集、海外学者独断研究，静生所成立不久，就启动了对中国动植物的调查采集。
　　翻阅胡宗刚整理的静生所年表，这项工作几乎贯穿着该所存在的22年。
　　比如，1929年春，静生所助教、日后的植物分类学家汪发缵与同事前往河北采集动植物标本；1930年、1931年，又两度赴四川采集，特别去到了“理县、懋功和小凉山”。
　　汪发缵在传记中写道：“理、懋区过去只有外国人威尔逊去过，小凉山区连外国人也没有去过，我愿意深入那偏僻的山区为自己猎奇探宝，采集一些新异植物，增加或创立新记录。”
　　1931年，静生所还派出陈封怀赴吉林敦化、宁古塔及镜泊湖等处采集标本。我国东北植物当时已被日俄学者研究多年，“而国人前往采集者，陈氏实为创举”。
　　1932年初，静生所启动对云南动植物的调查，派蔡希陶等深入荒野采集，历时三年之久，仅植物标本便带回万余号，包含大量新种。
　　胡宗刚想象过，在那个年代赴野外采集，这群书生要遭遇多少危险。从留存不多的书信中，他读到蔡希陶曾于海拔六千尺的大雾之夜，折枯枝为火，宿山顶小庙，周边“熊豹脚迹，比比皆是”，又遇雷雨，发烧病倒，数日后，被同行者捆扎于木架上，背下山来。
　　但在蔡希陶写给胡先骕的信里，他又读到其欢呼雀跃的全然喜悦：“生每日采集时，回顾四周，美不胜收，手忙足乱，大有小儿入糖果铺时之神情。预计今岁总可获六千号左右也。”
　　胡宗刚同一位师长探讨过蔡希陶等何以出生入死，深入崇山峻岭采集，对方建议他考察一下他们的薪俸。
　　“没看到历史记载时，我们可能猜测他们肯定是拿了很高的薪水。”在后来找到的一份静生所主要人员薪金账册里，胡宗刚查到，蔡希陶1935年的月薪仅35元，远低于同时期部分人员的300元。
　　据《云南植物采集史略》所载，中国近代植物学家在云南共采得新植物1830种，有四人堪称四大采集家，采得1432种，占总数的78％。他们是蔡希陶、王启无、俞德浚和冯国楣，全是静生所人员。
　　从东北到海南岛，静生所研究人员的采集足迹遍布全国各地。即便在静生所被日军侵占、人员四散后，他们的调查采集也没有中断。如俞德浚、冯国楣等在云南的采集、熊耀国对湘鄂赣边区森林资源的调查等。
　　天灾、险途、疫病、匪患、战火、饥寒……各种危机常横亘于他们的开拓之路上，随时可能将他们吞没，但又都没能阻拦他们的脚步。
　　步履不停，踏遍山河，摸清祖国物种家底，这是他们的初心天职，也是内忧外患之际，一代生物学人以学术重塑民族自信、自尊的重要方式。
　　1930年，植物学家秦仁昌留学欧洲期间，曾向胡先骕申请经费，拍摄藏于英国皇家植物园、瑞典国家博物馆等海外机构的中国植物模式标本照片近2万张，寄回静生所，“俾推祖国植物分类学之健全基础”。
　　在写给胡先骕的书札中，秦仁昌称有此全套照片，“本年川贵标本大部分可以自行鉴定，祖国植物科学自此当可独立研究矣”，又提出希望政府仿教育部禁止古籍流出国境的办法，管控外人来华采集生物标本。
　　“为今之计，吾辈惟有一方积极采集标本，一方培养有望青年，各门多有专人，则十年以后，祖国植物学不患其与世界各国并驰也。”


　　杨杏佛说过这样一句话：“我辈于乱世求研究，本为逆流之妄举。”
　　逆流而上，需要极大气力，但往往也最能彰显人类非凡的定力与勇气。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静生所已取得相当的学术成绩，在国内外科学界的声望不断提高，出现了一批学科开拓者和奠基人。
　　比如，秦仁昌以现代科学方法对蕨类植物的研究，被誉为“中国蕨类学之父”；李良庆系统整理本土藻类，成为该领域的拓荒者；唐燿开辟了中国木材学研究；寿振黄完成“我国动物学家自己撰写的第一部鸟类志”；张春霖研究鱼类，时人评价“我国之有国产之脊椎动物学要自张君始矣”；冯澄如开创了中国现代生物科学绘画范式……
　　此外，出于对华北情势风险的考虑和一直以来创设中国植物园的愿望，时任所长胡先骕还大力推动了静生所与江西省农业院创办庐山森林植物园。秦仁昌自告奋勇，由北京携家眷搬到庐山，出任园长。短短数年，庐山森林植物园便成为国内规模与水准首屈一指的植物园，科研培育工作稳步推进。
　　卢沟桥的炮火打破了静生所蒸蒸日上的发展局面。华北局势危急，平津各高校及科研机构的师生、学者被迫踏上内迁之路。静生所众人同样身处抉择的十字路口，部分学者选择留守，部分辗转南下。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查封了静生所，所中员工皆被驱逐，全部图书及动植物标本概未救出。当时身处江西的胡先骕听闻消息，痛心疾首。
　　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胡宗刚找到了他这一时期的信件：“同人忠于职责，守死不去，四年半以来受尽惊恐焦劳，而研究工作继续不断，刊物照常出版，采集工作进行益急，在国际获得极高声誉，为吾国学术界光荣。”
　　想到静生所的积累若全部损失，“则十余年耗尽精血所搜集研究之材料，将沦于敌手，宁能以数字估计其损失？每一念及，血为之沸……真将撞翻至牛，疽发于背矣。”
　　实际上，整个抗战期间，静生所学者从未停下手中工作：采集没有停歇，研究没有中断，成果相继问世，新机构接连创办。这背后，是颠沛流离、重重险阻下的突围与死守。
　　1938年夏，静生所与云南省教育厅于昆明合创云南农林植物研究所，即今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的前身。建所时，奠基石上刻了八字铭文：“原本山川，极命草木”，语出枚乘《七发》，意为探究山川之本源，厘清草木之名实，至今仍为中科院昆明植物所所训。
　　于战火中创办，云南农林植物研究所成立五年时，已采集野外标本数万余号、10万余份，成为中国植物分类学活动中心和西南联大生物系师生实习的必到之处。
　　1938年秋，庐山沦陷。庐山森林植物园员工在秦仁昌率领下远走云南，于次年1月设立丽江工作站，继续研究与采集。为照顾母亲，技士熊耀国留在江西老家，未随队西迁，却仍用空闲时间，采集家乡深山中的植物标本，于战后自费运回庐山。
　　1940年，秦仁昌在丽江发表重要论文《水龙骨科的自然分类》，解决了蕨类植物分类的长期难题，这套体系后来被称为“秦仁昌系统”，为国际学界广泛采用。著名蕨类植物学家科普兰（E.B. Copeland）写道：“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秦仁昌不知疲倦地为中国在科学的进步中，赢得了一个新的位置。”
　　1939年，唐燿自美国进修回国，立即飞往重庆北碚，主持静生所与中央工业试验所合作筹备的中国首个木材试验研究室。翌年5月，日机轰炸重庆，木材实验室遂迁往乐山，租大佛寺房屋、借迁校至乐山的武汉大学电机设备继续试验研究。
　　与此同时，因妻子病重卧床，秉志滞留上海。日本文化机构多番拉拢，他于是化名隐居，在震旦大学的化学实验室继续从事动物学研究。1942年，在写给友人的书信中，秉志感叹光阴毫未虚耗，“昔人谓‘求名不来，学问在我’，弟则谓‘因家虽未，学问在我’。可以不改其乐也”。
　　1943年7月，胡先骕挤出为数不多的经费，印了一期《静生生物调查所汇报》，刊载部分静生所人员战时的研究成果。
　　英文前言中，他这样写道：“静生所全体工作人员努力地从事着自己的研究工作，就像和平年代一样。我们利用十几年时间积累的宝贵的动植物标本和珍贵的文稿，被无情地掠夺了，但我们仍保持着大无畏的精神。最近一系列研究报告向世界宣布，尽管在北平失去很多，但我们仍然继续着我们的研究。我们将加倍努力开展我们的探索研究工作，我们第一部分研究报告的出版，表明了我们的信心，同时也是向持有侵略思想的日本同僚的挑战。”


　　抗战胜利后，胡先骕竭尽所能主持静生所的复员，但因战后经费窘迫，仅恢复了植物部，勉强维持工作。
　　这一时期，静生所仍不时有重要成果问世。1948年，胡先骕、郑万钧联名发表论文，正式命名现生水杉并向世界公布这一重大发现。这被视为20世纪植物学领域最重大的发现之一，犹如找到活着的恐龙。
　　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中科院正式接收了静生所，静生所的历史自此谢幕，但其积累的标本、培养的人才、开创的学科，尽数汇入了新中国的科学事业。今日中科院植物所及动物所、中科院庐山植物园、昆明植物研究所、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木材工业研究所等机构，都是其学术血脉的延续。此后，中国植物分类学、动物学、植物园建设等事业在国家支持下不断壮大，静生所开创的学术传统也由此获得新的发展空间。
　　胡宗刚记得，1997年第一次查阅静生所档案时，他拿到手里的部分卷宗看上去“很久没有打开过，或者存入档案馆后就从没打开过”。
　　“如此著名科学研究机构被人遗忘至此，总让人唏嘘不已。”并非本职工作，仅仅出于个人志趣，他决心打捞这段学术往事。
　　1998年冬，胡宗刚再度前往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以两周时间抄得10万字静生所相关史料。之后数年，又前往北京中科院档案处、中科院植物所、中科院武汉植物研究所、昆明植物研究所、云南省档案馆、四川省档案馆、重庆市档案馆等多家机构，“去找所有能找到的东西”。
　　“你能感觉到这段历史是当时大多数人所不了解的。”在档案里，他读到惊才绝艳的一代学人，一次次为他们的道德文章折服。
　　“撰述是书，实出于对先贤学术道德之景仰，意在发掘已被时代所遗忘的精神遗产。”胡宗刚说自己的初心很简单，就是依托一手档案资料，以治史的方式，原原本本地将静生所历史和静生所学者如何治学、行事、做人如实呈现给世人，“让今天的人们读了之后，能够有所反思与反省，产生一些影响”。
　　寻访中，他几乎没遭遇任何拒绝，所求助的各家机构、各界人士听闻他的来意都乐于相助。“大家都不愿让这段历史被湮没。”这令他体会到一种“良知与道义”上的温暖。
　　“我走了一条别人没走的路，发现了一批别人没有看见的材料。”回顾来路，他形容自己当年四处搜寻史料，时常有新发现的心情，犹如蔡希陶于荒野采集新种，“大有小儿入糖果铺时之神情”。对静生所的寻访，也让他确立了毕生的研究方向，走上对中国近现代生物学史尤其是植物学史的求索书写之路，迄今30载，出版科学史专著近20部。
　　2005年，《静生生物调查所史稿》出版，首次完整梳理了静生所22年的历史，在学界颇受关注。
　　十余年后，出版品牌“乐府文化”的总编辑涂涂屡次从一位自然文学作家口中听闻，静生所是一段重要的学术史。他检索后发现，胡宗刚的研究专著已绝版多年，决定促成该书再版，这才有了如今面世的《静生生物调查所二十二年：1928-1950》。
　　“读书稿时，真的是热血沸腾。”涂涂回忆，“那么难的条件下做那么难的事情，前辈们都坚持下来了。包括胡老师打捞这段历史的选择，同样成就了了不起的人生。”
　　很多时候，历史需要被一次又一次讲述、一次又一次回望。
　　一代中国生物学人烽火中拓荒治学的往事背后，他们所坚守的理想与信念、所体现的精神与风骨，连同他们的成果、他们所走过的漫漫长路，值得被看见，也等待着被更多人看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