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田策

　　燕赵之地乃形胜要冲，自古土地膏腴、人民殷富，历代帝王将相、豪强贵族、寺观僧众在这里留下数量可观的壁画遗存。从安平、望都汉墓的车骑仪卫与神仙想象，到磁县北朝大墓的帝王卤簿与天界图景；从曲阳王处直墓的花鸟山水，到定州开元寺塔的佛国庄严，再到石家庄毗卢寺满壁神佛与人间百态，千余年丹青层层铺展，构成一部“画在墙上的燕赵史”。
　　这些壁画既是艺术史的遗珍，也是古代社会精神世界的切片。它们记录着升仙愿望、佛道信仰、忠孝伦理、民族交融、世俗生活与审美变迁，也见证了壁画艺术由神圣趋近人间的历史轨迹。近年来，随着河北古代壁画精品展览相继推出，这批散落于墓葬、寺塔、殿宇深处的丹青遗珍，正重新走入公众视野。


　　河北现存重要汉代壁画遗存见于安平、望都两地。两县之名，皆沿自汉代。
　　安平汉墓壁画以恢宏豪迈见长。“中室四壁绘有车骑出行图，步卒、骑吏、车辆前后衔接，绵延铺陈，极具叙事张力。”安平县文广旅游局副局长蔡占英介绍，画中人物五官从简，衣纹以劲利墨线牵出动势，车毂不作辐条以示迅疾；旌旆、襜帷、衣带、马首饰带均向一侧飘举，形成统一的风向与速度感。
　　中室右侧室南壁绘有墓主坐帐图。墓主端坐帷帐内，曲屏环列，侍从拱立。画工有意以体量差别凸显等级：墓主形体高大丰伟，侍者相对瘦小，尊卑反差强烈。
　　右侧室北壁的庭院图描绘了一座繁复深远的四合院落。院内瞭望楼射孔洞开，檐下设报警鼓，楼顶置相风鸟与测风旗，流露出森严的戒备气氛。题记表明此墓建于东汉灵帝熹平五年（176年）。8年后，距此百余里的巨鹿一带便爆发了黄巾起义。
　　高墙深院、望楼备守、鼓旗警变，这类庭院图不只是当时通行的艺术题材，还是东汉晚期社会失序、地方豪强自为守御的写照。由此观之，黄巾之乱并非骤起，其危机早已潜伏累积。
　　河北壁画专家、河北博物院文博研究馆员郝建文介绍，从墓葬规模、仪卫制度看，墓主人当属“二千石”的地方长吏。结合墓砖上所见“赵”字线索，有学者推断此墓应为东汉宦官赵忠的家族墓。赵忠为东汉灵帝时得宠宦官，官至中常侍、大长秋，封列侯，《后汉书》称其“父兄子弟布列州郡”，权势煊赫。
　　视线北移至望都，汉墓壁画总面积达百余平方米。一号墓壁画自前而后绘有守门卒、门下亭长、门下贼曹、主簿等各级属吏，反映了东汉郡县官僚机构的设置。与安平壁画直观的“墓主坐帐图”不同，其采用“隐主于从”的构图法，通过僚佐系统与侍从姿态反衬墓主权力。
　　根据一号墓朱书铭赞“嗟彼浮阳……当轩汉室”及二号墓买地券“太原太守……刘公”等字样分析，望都一、二号墓可能属东汉刘姓皇族墓地，前者曾封为“浮阳侯”，后者“秩比二千石”，位在列侯或郡守以上。
　　一号墓券顶绘有飞廉、朱雀、云气等；二号墓出土的石枕一面绘有东王公、西王母盘膝而坐，下为乘轩车的墓主人，御者手持六辔；另一面绘骑士、导从和鸟兽，人物着羽衣飞驰于云气之中。
　　战国以来，黄老思想盛行，秦统一后，始皇更偏听卢生等方士之言，入海“求仙人不死之药”。西汉武帝信方士好神仙，“欲与神通”，“遣方士求神怪采芝药以千数”，“东巡海上，考神仙之属”。
　　“望都壁画是西汉以来，统治阶级治黄老之术、求长生不死在思想观念上的反映。”郝建文介绍，安平壁画未表现升仙思想，但题记中的《孝经》《论语》《急就篇》章句反映的是忠孝节烈、君臣父子等儒家伦理道德。这两处壁画正是西汉以来高层社会中，儒、道思想占统治地位的现实表现。


　　在河北磁县，漳河故道与古邺城遗址之间，曾发现一批北朝高级贵族壁画墓，包括北齐文宣帝高洋墓、神武帝子高润墓、茹茹公主墓等。其中北齐文宣帝高洋的武宁陵，是目前发现规模最大的北朝大墓之一。其墓道、甬道、墓室四壁及墓道地面均绘壁画，面积达320余平方米。
　　“高洋墓壁画最震撼人的，是把帝王仪仗、神禽异兽和升仙观念组织在同一幅画卷中。”曾参与高洋墓壁画揭取工作的郝建文介绍，斜坡墓道全长37米，东西两壁采取对称形式，上部是由多种神兽、神禽、方相氏等组成的空幻世界，下部则绘制浩浩荡荡的仪仗队列。
　　两壁合计106人，队伍前有朱雀、青龙、白虎、方相氏、神兽等为前导，青龙、白虎通长均在4.5米以上。人物队列大体分为前导仪卫、鼓乐武士、旌旗伞盖仪仗、文官侍吏及廓庑下列队仪仗等部分，兵武林立、旌旗舞动、彩幡飘扬。
　　画中上、下两层境界，分别对应天上与人间：下部是帝王生前臣僚、仪卫跟随出行的现实场景，上部则构成虚无缥缈的神仙世界。人间、天上都笼罩在朦胧的虚幻气氛中，在流云、莲花、神兽衬托下，人亦是仙，仙亦是人。
　　高洋墓壁画的主要题材，在茹茹公主墓、高润墓、高孝绪墓中也有体现。茹茹公主是北齐武成帝高湛第一任妻子，其墓道两壁绘出行仪卫、升仙图，前以青龙、白虎为导，每壁由14人组成仪卫行列，墓内门墙绘大朱雀，墓室内出现玄武、白虎以及墓主人和侍女形象。
　　高润墓墓道两壁上沿绘忍冬花、莲花，墓室内保存有“墓主人坐帐图”、人物、车舆、华盖和墓顶天象。高孝绪为北齐宗室大臣，其墓道东、西壁绘人物仪仗出行图，墓门上方残存朱雀、神兽、羽人、莲花、忍冬、流云纹，甬道内绘莲花柱，形制与响堂山石窟莲花柱相似。
　　北齐皇室崇信佛法，文宣帝高洋及皇后李氏尤为虔敬，响堂山石窟即始于东魏、盛于北齐。壁画中的莲花、忍冬、摩尼宝珠等纹饰，显示出佛教影响；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方相氏等形象，则延续了战国、西汉以来长生不死、升仙求仙的传统。佛教、道教与传统礼制在墓葬图像中交汇融合，构成了北齐贵族精神世界的主要面貌。
　　北朝绘画的传世真迹现已无存，考古发现的壁画对研究这一时期绘画艺术尤显珍贵。郝建文介绍，高洋墓壁画上起稿的淡墨线和划痕依稀可见，定稿则用浓墨线或朱红线，严谨准确；线条多用“铁线描”，遒劲挺拔；人物的须发表现尤为细腻，须眉鬓发若飞若动，有“毛根出肉”之感。胡须造型亦因人物身份与性格而异，或顺生，或恣意生长，皆似有弹性、富生命力。人物服饰线描多匀细流畅、富有弹性，类“高古游丝描”，洋溢着秀劲古逸之气。尾翎、流云等处似“兰叶描”，潇洒飘逸。
　　1995年，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孙景波带领师生临摹北齐高洋墓壁画，郝建文参与临摹。孙景波在题记中深情写道：“遥想当年诸先辈画师，聚于陵墓之中，阴暗潮湿，进退维谷，据危面壁，秉烛挥毫，当是何样艰难？当有何种寄托？”
　　这些壁画出自何人之手，至今没有确证。文献记载，北齐画家杨子华、曹仲达等声名卓著。杨子华为北齐禁中画家，天下号为“画圣”，《历代名画记》称其“非有诏不得与外人画”。高洋死于559年，距高湛重用杨子华仅一年左右。西域曹国人曹仲达为中亚昭武九姓之一的粟特人，是造诣极高的御用画家，其“曹衣出水”与唐代吴道子的“吴带当风”齐名。
　　北齐帝王陵壁画征用杨子华、曹仲达这样的宫廷画家参与绘制，并非没有可能。郝建文认为，从起稿、定稿方法和风格差异看，高洋墓壁画应不是一两位画师完成，而是由几位御用画家及其弟子共同创作，其中部分人物、神兽形象不排除出自名家手笔。
　　高润墓壁画人物衣纹贴身紧裹，颇具“曹衣出水”之风；而高洋墓、茹茹公主墓中，主体人物宽衣大袖，衣褶似随风鼓起，已显现出后来所谓“吴带当风”的风格特征。两种技法并行，说明北朝画坛多种流派共存，也可见其向隋唐绘画风格演进的轨迹。
　　壁画中胡汉人物并存的形象，反映了北朝社会的民族融合。郝建文介绍，北朝壁画正是在多元文化交汇中发展成熟的。它以汉魏传统壁画为源头，随着北方政权政治中心南移，又不断吸收南朝艺术与粟特等文化，逐渐形成一种既可纳入华夏正统、又能为多民族接受的新文化模式。北朝壁画在内容与形式上的变化、艺术风格上由稚拙而成熟，正是反观这一王朝及其文化演进过程的重要侧面。


　　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最为辉煌的时代之一，经济繁荣、文化昌盛，壁画艺术也随之达到高峰。寺庙、石窟、道观、宫殿、墓室之内“无所不画”，内容由宗教传说扩展到神灵鬼怪、风俗人情、山川风物、花木飞禽等诸多题材。
　　受唐末五代战乱及地域文化格局等因素影响，河北保存下来的隋唐壁画遗存相对较少。2016年平山县王母村发现了一座唐代晚期的壁画墓，其中的横幅水墨山水画，表现了当地风光，颇引人注目。而1994年河北曲阳发现的五代王处直壁画墓，其中的山水、花鸟、人物与彩绘武士像、散乐浮雕，堪称五代时期绘画、雕塑的代表之作，尤显珍贵。
　　王处直是唐京兆万年县人，世隶神策军，为京师富族。其父王宗由军校升至京兆左卫使，遥领兴元节度，且“善兴利，乘时贸易”，因而“富拟王者”。其兄王处存曾任检校刑部尚书、义武军节度使，协助朝廷讨平黄巢、收复长安。王处直在定州任后院军都知兵马使，与李克用、朱温等势力均有往来，被封为太原王和北平王。
　　曲阳县文物保管所所长刘占利介绍，王处直墓内彩绘壁画面积约100平方米。前室上部画云鹤，下部绘人物花鸟屏风，并有男侍、女侍、牡丹、秋葵、月季、牵牛等图像；顶部绘天象图，前室还嵌有十二时彩绘浮雕。东西耳室布局相似，绘仕女、男童、侍女以及案、帽架、方盒、幞头、镜架等日常器用，并绘山水。后室则象征墓主人居处，以湖石、树木、翠竹、花卉、蜂蝶为主要装饰，壁面中间牡丹尤为繁盛。
　　墓室后室东西壁嵌有汉白玉彩绘浮雕，西壁为散乐场面，东壁为侍奉场面。侍女高发团冠簪花，面部圆润，体态丰满，显现出丰腴秀美、雍容华贵的神韵。她们或捧食盒，或托碗，婀娜多姿，缓步前移；男侍毕恭毕敬，施叉手礼。这些浮雕刻画精细、设色华丽，是雕绘结合的艺术珍品。
　　“曲阳石雕艺术源远流长，可上溯至西汉，至唐五代时期已具备成熟的工艺基础。”曲阳县文化馆馆长谷慧敏介绍，此类彩绘浮雕人物或为曲阳工匠结合墓葬装饰需求的创新成果，并在形式与观念上开启了北宋着色雕砖墓饰的先河。
　　“该墓壁画中，花鸟画所占比重最大，次为山水和人物。”郝建文说，王处直兼具地方军阀与长安大族身份，其墓虽保留云鹤、天象等元素，但神性大幅淡化。花鸟、山水完全是人间园林样貌，没有神兽与仙境。距曲阳不远的平山唐墓亦绘有山水花鸟，疑似描绘当地滹沱风光，是我国考古发现最早的横幅水墨山水。这些题材变化，折射出生死观念由崇神升仙逐渐转向眷恋现实生活的变化。
　　前室北壁山水画，近处水道居中，左右山石树木，层峦叠嶂，树石间曲径幽深，山水相映；远处山峦隐约，平湖相接，画面深邃开阔。墓志称王处直“素尚高洁，遐慕幽奇”，所好在“白鸟穿烟之影，流泉落涧之声”。初看之下，这方山水似乎正是墓主人生前向往的幽奇之境。事实上，王处直晚年为养子王都所囚禁，幽于别室，寻见杀害，墓志云云，或是伪辞。


　　走进河北定州开元寺塔，千年前的气息扑面而来。塔身巍峨，砖阶盘旋，光线从券门斜斜照入，回廊深处，斑驳壁面上仍可见朱砂、石绿、石青交织的色泽。被誉为“中华第一塔”的开元寺塔，高83.7米，八角十一层。始建于宋真宗咸平年间，历时半个多世纪方告竣工。
　　“定州开元寺塔不仅是一座建筑奇观，也是一部写在砖石和壁面上的宋代艺术史。”定州市开元寺塔文物保护管理所副所长王丽花介绍，宋代绘画在中国美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然而，相比唐代，宋代壁画规模大不如前。战争频仍、寺庙营建减少，加之纸绢绘画发达、文人画风大盛，使许多画家转向案头丹青。河北定州一地，静志寺塔基地宫、净众院塔基地宫、开元寺塔三处北宋壁画遗存，是观察宋代壁画艺术的重要窗口，其中尤以开元寺塔一层回廊内最为精美。
　　据地方志记载，宋真宗咸平四年（1001年），僧人令能往天竺取经带回舍利子，皇帝遂诏建塔以供奉。塔的修建历时55年，工程浩大，民间留下“砍尽嘉山木，修成定州塔”的传说。定州因地处宋辽对峙时期边陲要地，建塔可观望敌情、料敌制胜，故又称“料敌塔”。一座佛塔，由信仰而起，又兼具边防功能，折射出宋代北方社会复杂的历史背景。
　　开元寺塔一层回廊内满绘壁画，现在可以看到的有两幅北宋时期大型佛教人物壁画，历经千年，色彩依旧。其中《华严三圣图》指的是毗卢遮那佛、文殊菩萨、普贤菩萨三位圣者，三者常常一起出现在佛教题材的艺术作品中。以佛为中心，各种人物呈左右对称排列。在人物设定上，有菩萨、天人、护法、飞天、佛家弟子等。主次分明，参差跌宕，充分体现了传统壁画的对称之美。人物刻画神态各异，生动形象，栩栩如生。整幅壁画场面宏大、内容完整、构图极其精妙，为迄今少有的北宋时期大型佛教人物壁画，具有很高造诣。
　　“无论人物造型、色彩还是表现手法，定州壁画都与敦煌壁画有相通之处。”郝建文说，敦煌文书中保存有6件与定州开元寺僧人归文有关的文献。其中2件有明确纪年，为后唐同光二年（924年）。《同光二年定州开元寺僧归文牒》中有“敕旨往诣西天取经”之语，说明归文西行取经是经官方批准的佛教活动。
　　另一件文书《定州开元寺僧归文德全等启》显示，归文并非独行，至少有德全同行。郝建文认为，他们途经敦煌时，很可能见过莫高窟唐代壁画，甚至带回粉本，并在定州一带流传。百余年后，开元寺塔壁画的设计与绘制受到敦煌艺术影响，也便有了合理解释。
　　“宋代许多著名寺观壁画，如开宝寺、大相国寺、玉清昭应宫等处壁画，早已随建筑毁圮而不存。定州保存的宋代壁画，藏着太多精妙。画师用淡赭石打底，再以朱砂、胭脂层层晕染，让人物面颊透着自然的血色；眉骨、鼻梁处采用留白，光影交错间，仿佛能触摸到肌肤的温润。”郝建文说，这些壁画弥补了宋代寺观绘画遗存不足的遗憾。


　　位于石家庄市区的毗卢寺，院落并不阔大，古柏、月台、殿宇静静相望。可一入毗卢殿，眼前便豁然铺开一个瑰丽繁复的世界：祥云翻卷，神佛列队，帝王、官吏、医者、农桑之神、街市百工同处一壁。120多平方米的明代壁画，历经近500年风尘，朱砂、石绿仍沉着鲜明，金线、墨线仍见当年笔力。
　　“毗卢寺规模不大，但在艺术史上分量很重。”郝建文说，20世纪80年代以来，毗卢寺壁画摹本曾赴国内外多地展出，引起广泛关注。今天谈到明代寺观壁画，北京法海寺、河北石家庄毗卢寺最为有名。
　　毗卢寺始建于唐天宝年间，宋、金、元、明、清多有重修。现存主要古建筑为释迦殿和毗卢殿。根据碑记和题刻，明弘治八年（1495年）至嘉靖十四年（1535年），毗卢寺经历了一次长达40年的大规模重修。人们今天所见的毗卢殿壁画，正是在这一时期绘制完成。殿内供奉毗卢佛，满壁所绘为水陆画，即水陆法会中用于祈愿逝者安息、慰藉在世眷属、普济水陆一切众生的图像体系。
　　“这里一共有122组、500多位人物，佛教人物主要在北壁，道教人物多在东、西壁，儒教及现实人物集中在南壁。”石家庄市毗卢寺博物院院长高露歌介绍，整座殿堂把儒、释、道三教以及民间信仰纳入同一个图像秩序之中：玉皇大帝、南极长生大帝、玄天上帝、四海龙王、地藏菩萨、十殿阎王、伏羲女娲神农、文武官僚、孝子顺孙、贤妇烈女、九流百家、街市人物等纷纷登场。每组人物以祥云连接、分隔，既秩序井然，又气韵流动。
　　明代商品经济发展，市民文化渐趋活跃。中国绘画史上，明代文人画最为昌盛，而壁画创作却走向衰微。明代的壁画，迄今所能目睹的遗迹，主要是寺庙壁画。石窟壁画、墓室壁画发现相对较少。这与当时宗教的衰败和不讲究厚葬风尚有关。
　　高露歌介绍，毗卢殿南壁“人间气息”尤为浓厚。这里不仅有往古忠臣良将、孝子顺孙、贤妇烈女，也有“往古九流百家一切街市”等内容。南壁西侧《炎天暑热》尤其生动，人物身体姿态与面部神情，让观者几乎能感到汗意。
　　“这种现实气息，与明代民间文学的繁盛密切相关。彼时小说、戏曲广泛传播，关羽、张飞、孙悟空、猪八戒、杨二郎等形象进入壁画系统，并非偶然。寺观壁画不再只是经变故事和神佛谱系，而是不断吸纳民间叙事。壁画人物因此更有故事感，也更能承载普通人的情绪与判断。”郝建文认为，明代寺观壁画洋溢着生活气息，紧密联系着人们的爱与憎，这是艺术观念上的重要进步。
　　河北明代壁画不止毗卢寺一处。正定隆兴寺摩尼殿保存有大面积经变壁画，怀安昭化寺大雄宝殿则有明嘉靖年间水陆壁画，近100平方米画面中绘有数百位人物。昭化寺将儒、释、道及民间信仰人物分层铺陈，雷公、电母、风伯、雨师动感强烈，罗汉“驯虎”、侍童惊惧等细节富有戏剧性。
　　“不同于前代一些由宫廷画家、名家主持绘制的大型壁画，明代寺观壁画更多依靠职业画匠和民间画工完成。”郝建文说，也正是这些长期穿行于市井街巷、乡野庙会之间的画匠，把鲜活的生活观察融入创作中，使宗教图像在庄严之外，生发出浓郁的世俗气息和顽强的艺术生命力。


　　2025年10月20日，“彩墨生辉 古壁乾坤——河北古代壁画艺术精品展”在河北美术馆开展，郝建文是策展人。借助高清扫描打印等技术，河北24处墓葬与寺观中创作于东汉至明清时期的131幅壁画精品，跨越千年汇聚一堂。
　　2026年2月至5月，“饰文焕彩——河北古代艺术珍品展”在中国美术馆举办，北齐高洋墓壁画原件亮相，引发观展热潮。河北古壁画这一长期被低估的文化坐标，正被越来越多的人重新认识。
　　记者第一次见郝建文，是在河北博物院一间办公室。屋里堆着壁画图录、摹本、颜料样本和展陈方案。原本约好聊河北古壁画的历史序列和艺术特点，但话题很快转向壁画保护，一聊就是三个多小时。
　　“古壁画的价值，再怎么强调也不为过。”郝建文说，相比可以移动、收藏、展陈的卷轴画、器物，壁画与建筑、墓葬、土层、空气湿度紧紧相连，既宏大壮丽，又异常脆弱。
　　1984年进入文博系统后，郝建文便与壁画结缘。40余年里，他参与过北齐高洋墓壁画揭取，主持过王处直墓壁画临摹，负责过开元寺塔壁画临摹，长期关注曲阳北岳庙、石家庄毗卢寺、宣化辽墓、井陉柿庄金墓等河北壁画遗存。
　　民间有“曲阳鬼、赵州水”之说，其中“曲阳鬼”指的正是曲阳北岳庙德宁之殿西壁飞天神形象。郝建文介绍，壁面曾出现两米多长裂缝，墙皮有脱落危险。修复师用类似胃镜的细管连接针管，把调制好的黄土浆精准灌入裂隙，外侧再以包裹毛毯的木板顶住，通过螺丝一点点让墙体复位。
　　补配墙面上200多个小洞，要求每一处低于原墙面约0.01厘米，以便后人辨识修复痕迹。郝建文说：“保护文物，不是把它修得像新的，而是尽最大可能延续它的生命，并诚实地告诉后人哪里是历史，哪里是后来的介入。”
　　2010年春，郝建文在石家庄行唐县做文物点复查时，在县政府招待所前厅看到一张彩色照片：三尊菩萨衣袂轻扬、眉目含慈，金红交叠的华彩穿透岁月。当地人告诉他，这幅壁画出自刘磁沟村东的清凉寺。
　　清凉寺始建于金大定年间，20世纪20年代寺殿坍塌，仅剩承载壁画的一堵墙。后来，壁画被分割成12块装箱运走。如今，它是大英博物馆收藏的单幅壁画中面积最大、画幅最高的壁画珍品之一。
　　“我既震撼于作品本身的庄严华美，也感到遗憾，这样重要的河北壁画，许多本地人并不知晓。”郝建文说，2017年，他组织团队尝试对这幅壁画进行高水平临摹，希望以这种方式让它“回到故乡”。
　　郝建文回忆，由于无法面对原作，只能依据高清图像揣摩线条、设色和细部，难度很大。26人的团队分散在多地协同完成，没有专项经费，许多支出都由个人承担。大家反复校形、校色，既尽力还原原作神采，也保留裂痕、脱落和修补痕迹，力求真实呈现这件流失壁画的历史面貌。
　　摹本在参加完国家艺术基金资助的全国巡展后，捐赠给行唐博物馆。“流失海外的中国壁画，被郑重收藏、研究和展示。别人尚且如此珍视，我们就更没有理由轻忽。”郝建文说。
　　文物回归也许需要漫长等待，但至少应先让更多人知道它、理解它、珍惜它。
　　壁画早已成为东方美学的重要符号。从舞蹈《千手观音》到春晚节目中不断被唤醒的敦煌意象；从影视剧里参考壁画复原的五代妆容，到电影服饰借鉴永乐宫《朝元图》，壁画正以新的方式进入当代生活。它不只是艺术，更是一部画在墙上的中国古代史，保存着古人的信仰、礼制、衣冠、妆容、饮食、出行等信息。
　　郝建文说，今天的壁画保护，不仅要靠修复，也要靠记录、临摹、数字化、展览、公众教育等方式，让更多人知道它、理解它、珍惜它，保护才有更深的社会根基。
　　“它们在墙上等了上千年，总要有人把这些丹青遗珍从时光深处轻轻捧出来。”郝建文说，“我们能做的，就是尽量让它们多留一会儿，让更多人看见、读懂、传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