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徐欧露

　　距离佛光寺还有11公里，挖土机停下了。
　　原本，它们要沿着山西忻州五台山的山脉快速推进，建设上百座电网铁塔，为即将开通的雄忻高铁送去至关重要的电流。
　　但它们停了。接到电话时，国网忻州供电公司建设部专责范佳有些惊讶，“佛光寺，拿望远镜才能看见啊”。
　　挡住挖土机的是一部刚刚生效的地方条例。
　　文化景观列入世界遗产30多年后，这座被梁思成称为“国内古建筑之第一瑰宝”的唐代木构，留下了又一个第一——国内首个为单一国保单位的文化景观量身制定地方性法规。
　　受到法律保护的不再只是院墙里的文物，还有墙外的山川。几米高的建设也要经过论证，通过的重要条件之一就是，在佛光寺不可见。
　　因为没能做到这一点，刚竖起来的铁塔拆掉了，2023年6月，规划好的高速路也调整了方案——绕山改道。
　　他们要守护的是一个1000多年前留下的景观——站在东大殿前向西眺望，视线穿过经幢、山门，与远处山川相接。千年前的营造者没有只建一座殿堂，而是在建筑与天地之间留下一套完整的秩序。
　　“佛光寺选址是中国天人合一传统营建思想的一个伟大的见证。”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发展研究分院（下称“中规院名城分院”）副院长王军说。
　　在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即将公布第一批文化景观类不可移动文物前夕，这位参与条例起草的规划师经常接到学术交流的邀请，他尽量不拒绝，“得赶紧普及文化景观的价值”。
　　他爱打一个比方：“佛光寺就像一朵莲花，寺庙是花蕊，四周的山体是花瓣。如果只保护花蕊，砍掉花瓣，那还是完整的莲花吗？”


　　2025年9月21日，又来佛光寺考察的丁垚走上东大殿平台，习惯性地向西回望，眼睛突然被“扎”了一下——远处的山脊前面多了四个“尖”，在太阳下抖着银光。
　　这位天津大学建筑学院教授记得，前几天那里还是空的。
　　那是4座刚刚架起来的铁塔，500千伏忻州北—阳泉电网线路工程的一部分。工程2024年4月立项，组塔作业从2025年7月底启动。丁垚看到的是最先架设好的几个，距佛光寺11公里，还是进入了视线。
　　听到消息，王军从北京赶了过去。几天前，他刚在佛光寺的一场专家评审会上作了汇报，内容是《探索中华古建第一国宝及其环境的整体保护——佛光寺文化景观保护研究》。一年多来，他和中规院名城分院的同事一直在推进这项研究，其中最重要的成果，就是《忻州市佛光寺文化景观保护条例》（下称《条例》）。
　　“作为我国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唐代木构建筑，过去对佛光寺的关注集中在建筑技艺和文化艺术上，对它如何选址营建关注比较少。”王军说，但这座寺院的伟大之处，除了建筑，还有它和周围山水的关系。
　　《条例》自2025年5月1日起施行，开篇第三条即写明：“确保文化景观的真实性、完整性、协调性和延续性。”《条例》将佛光寺四周山脊线围合区域划定为文化景观保护范围，12项禁止行为的第一条，就是“进行危害佛光寺文化景观安全或者破坏景观、地形、地貌的建设活动”。
　　尽管线路方案审批在先，铁塔出现的第三天，依据《条例》，五台县人民政府发出停工函，工程按下暂停键。
　　王军为记者打开一幅地图，上面一层套一层的线圈，围着佛光寺。中心三个，是早就划定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建设控制地带和环境协调区，再外一圈明显扩大了，那是佛光寺文化景观保护范围，最外面的是文化景观视域敏感区，数百倍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
　　500千伏忻州北—阳泉电网线路工程，像一道裂谷，直直切开了文化景观保护范围。中规院课题组还发现4处在建或拟建的供电工程，最近处距佛光寺2公里。5条线路，200多个塔基，超过三分之一的铁塔建成后都将在佛光寺可见。西北侧山上杆子高90米的风机，有18个也看得清清楚楚。
　　在随后的《关于解决佛光寺文化景观保护面临突出问题的建议》里，中规院课题组写道：“这些设施一旦建成，将会严重损害文化景观的视觉完整性。”建议对影响佛光寺文化景观的已建、在建、拟建项目，尽快进行整改。
　　“我们一开始也不太理解。文物保护我们一直都很重视，办理线路手续的时候，都要遵循文物单位的意见。”范佳参与了全过程，他告诉记者，线路方案是在《条例》出台之前审批通过的，取得了文物部门工程选址的专项协议，都是合规的。“当时征询的过程中没有提出佛光寺文化景观的要求。”
　　特别是其中几条线路承担着雄忻高铁的送电任务，工期一天不能晚。“最担心的是重新调整线路，赶不上高铁的试车送电要求。”范佳说。
　　9月28日，各方坐下来开了第一次座谈会。课题组成员、中规院名城分院工程师汪琴记得，一开始的分歧并不小。原有电网方案已经在建，改线造成的前期损失和后期追加投资都很大，而且事关高铁送电，相关单位有很大的顾虑。
　　“风机在那儿很多年了，输电工程的批复也在《条例》出台之前，严格讲并不算违法建设。”王军说，但电网实际建设行为是在《条例》出台之后，不符合《条例》要求。他们只能不停解释，为什么离得“那么远”的几座山这么重要。
　　汪琴很忐忑：“这事能不能办成？佛光寺文化景观能不能得到有效的整体保护？如果这次不改，以后的建设谁还有这个顾虑呢？”
　　很快，山西省省长作出重要批示。省政府副秘书长组织召开佛光寺周边线路迁改专题协调会，忻州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多次作出批示，市政府成立迁改专班。
　　11月8日，国网忻州供电公司提供了优化后的方案，包括286个塔基的数据。没多久，佛光寺5个观测点的数据和风机迁移方案也到了。线路调整至佛光寺文化景观保护范围外通过，中规院课题组要从观测点进行视觉模拟分析，判断迁改路线是否还能被看到。
　　验证时，塔如果70米高，关键的几座山头，汪琴甚至会把塔的设计高度加到500米，还看不见才算过。286个塔基，要逐一分析，每个核验远不止一次。她上学学的是规划，佛光寺是教科书上的国宝，“要用最高的标准”。
　　方案经过反反复复的修改，直到中规院课题组确认，286个铁塔和18个风机的新点位，在佛光寺任何一个角度均不可见。
　　“正常确定一条电网路径要1年以上，这次只用了不到3个月。”范佳告诉记者，雄忻高铁相关线路变动超过80%，他们增加了5倍施工人员，24小时作业。“政府一直在协调各种保障，周末都在现场集中办公。”
　　6月中旬，高铁试车前的线路架通完成，比原计划提前半个月。
　　汪琴打开电脑，里面是几十个版本的修订稿，“第一次改线方案”“风力设施的问题”“东边两根线第三次说明”，从三四天一更新到一个月一更新——她终于能在前半夜合上电脑了。
　　“以前考虑的都是文物保护范围，今后也会考虑景观的影响了。”范佳后来读了梁思成的《中国建筑史》，又专门去了几次佛光寺，“西眺朝山”。
　　王军觉得，迁改不只改了线路，“三级政府和相关建设单位达成一个重要共识，佛光寺文化景观范围里的所有建设行为都不能影响佛光寺历史环境的完整性”。


　　1500多年前，北魏孝文帝经过这里时，看到的不是高塔，而是一片壮阔的山脉。
　　相传他驻足西望，忽见佛光显现，遂命人在此处建造一座寺院，以资供养。
　　1937年，梁思成也见到了同一片山脉。他在《记五台山佛光寺建筑》里描述：“近山婉婉，远峦环护，势甚壮。”
　　为了寻找中国唐代木构建筑的实证，他和营造学社的同仁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乘着驮骡进入这片山谷。
　　初到佛光寺时已是黄昏，他们看到了和千年前一样的落日。
　　几天后，调查组在佛光寺东大殿的梁上发现唐代墨书题记，与阶前经幢相互佐证，考证出其建造年代为唐大中十一年（公元857年），打破了日本学者宣称的中国已没有唐代及其以前木构建筑的断言。
　　梁思成难掩激动地将之称为“我国第一国宝”，认为在一座殿堂中同时拥有唐代壁画、唐代书法、唐代雕塑和唐代建筑，至为罕见，是为“四绝”。
　　80多年后，研究者发现，这里或许还藏着第五绝——唐代山水环境。
　　“佛光寺的选址和营建是古代的大工程，北魏肇始，唐代极盛，佛寺山林，沿袭的还是中国古代人工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传统。”天津大学建筑学院工程建筑学中心副主任党晟告诉记者。
　　佛光寺东大殿坐落在佛光山半山腰人工开凿的平台之上。“古人跋山涉水而来，远远就能看见大殿，再到踏入山门后抬头仰望，见七间大殿雄踞高台之上，是多么震撼。更动人心魄的是登上平台之后，顺着佛像的目光向远处眺望所见到的。”党晟说。
　　中国传统建筑一般坐北朝南，而佛光寺整组建筑群坐东朝西。梁思成描述这里：“东南北三面峰峦环抱，惟西向朗阔。”每至日暮，站在平台，西眺落日没入群山。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这契合千年前中国佛教流行的“日想观”的空间意象。
　　一条由东向西的轴线，从东大殿穿过唐代的经幢、清代的山门，一路西奔，直抵4公里外的朝山。研究者发现，这条轴线左边的南侧大梁略高，右边的北侧小土木梁略低，正对峨盂山也就是朝山，背靠佛光梁，遵循了中国传统营造中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特别是“玄武垂头，朱雀翔舞，青龙蜿蜒，白虎驯頫”的传统四象。
　　“佛光寺的选址营建契合中国传统的山水人文智慧。”王军说，“巧借山水形胜，形成了四象齐备、藏风聚气、形势完密的理想格局。”
　　四象即二十八宿的四宫——东宫苍龙、西宫白虎、南宫朱雀，北宫玄武。专家说，中国古人通过观测二十八宿测定时间，这套观象授时的知识体系，是农业文明发生最重要的基石之一，而佛光寺的选址就是把二十八宿的四宫落在了地上。
　　不仅如此。党晟进一步解释，这条轴线东向远端，正对着南台主峰，显示出佛光寺与整个五台山地区山水格局的密切关联。佛光寺在中国文化史和建筑史中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它的选址既因藉地势坐东朝西，很好地契合中国佛教的观想传统，而且，又和中国传统四象方位巧妙结合在了一起。
　　“这是佛寺在营建最重要一步——选址上的中国化，是历史上外来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融合的一个重要见证，充分证明了中华文明的包容性。”他说。
　　即使从现代勘测角度看，这个选址都十分合理。汪琴解释，四面的山川形成环抱，可以把寒风挡在外面，小气候十分宜人，选址半山腰排水快、不返潮，这些都为佛光寺提供了存续千年的环境条件。
　　“站在东大殿的平台向西看，你看到的还是唐朝人看到的景观，那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啊！”王军说。


　　在铁塔出现之前，这片景观已经几次差点失去完整。
　　2018年，有专家来佛光寺考察，望见对面的山上多了块“秃斑”，植被没了，黄土翻在外面。一打听，那是西向2公里闫家寨村的砖厂在挖山取土。
　　2009年，五台山以文化景观类型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佛光寺成为其中唯一的文化“飞地”。同年，《山西省五台县佛光寺文物保护总体规划》发布，在文物建设控制地带以外，划定了6.6平方公里的环境协调区。
　　砖厂在建设控制地带之外，却在环境协调区内，后者的“管理要求”明确规定“禁止开山采石、开山取土的行为”。当时的规划者已经注意到砖厂对景观的破坏，提出整治措施，但没能执行下去。
　　“怎么可能不着急呢。”时任佛光寺文物保管所所长胡俊英提到当时，音量一下子高了。但作为文保机构，他们的管理职责只覆盖文物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工作重心在“围墙之内”。环境协调区不是文物保护法规定的法定文物保护区划，没有法律约束力。
　　有关专家提交了一份建议，呼吁停止破坏佛光寺朝山山体，建立文保与环保相结合的工作机制。砖厂最终迁走，但问题没有跟着走。
　　2020年，一座位于山门前的大型停车场又出现在建设方案里，专家认为这将改变佛光寺山门外的景观格局，再度联名反对，项目叫停。
　　2022年，忻州市启动了繁峙至五台高速公路项目前期工作。按照规划，设计时速100公里的双向四车道，将从佛光寺环境协调区、东大殿正对面的朝山下部山体穿过，处于佛光寺东大殿平台的可见范围。
　　忻州市交通运输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虽然文物保护法未对环境协调区作出规定，但考虑到佛光寺的特殊性，为统筹做好繁五高速建设与佛光寺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他们主动将涉及的佛光寺环境协调区纳入文物影响评估及保护方案，经山西省文物局审核同意后上报国家文物局审批。
　　丁垚是评审专家之一，他提出意见，认为佛光寺大殿对景是“重中之重”，“不容有失”，“不可以有高架路穿过”。
　　2023年5月，故宫博物院专家组赴佛光寺调研唐代大殿结构安全，得知高速公路将穿过佛光寺朝山山体，开工在即，有关专家随后起草《关于避免繁五高速路建设破坏唐代佛光寺朝山的建议》，呼吁调整设计方案。
　　当年6月，国家文物局办公室复函山西省文物局称，暂不同意该高速公路项目方案，认为所选线路将对佛光寺所在的地理单元景观环境产生无法逆转的重大改变。
　　相关部门组织交通、文物等行业专家，经过反复论证，最终同意采用完全避让佛光寺环境协调区的绕行方案，从朝山最高处山脊线西侧通过。为此，线路多走了7.681公里，工程造价增加约9.5亿元。
　　“一旦景观视域被破坏，将造成不可逆的文化损失，留下千古遗憾，这是任何经济收益都无法弥补的。”王军认为，这关系着“代际公平”，不能为了现在的利益，“牺牲后代享受文化遗产的权利”。


　　2023年11月，高速改线方案还在审批，故宫博物院专家组应邀赴佛光寺、南禅寺考察，忻州市委书记带队前来，接受了专家组的建议——为佛光寺文化景观保护立法。
　　也是在这个月，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启动，首次明确将文化景观纳入普查对象。
　　谈到立法的初衷，《〈佛光寺文化景观保护条例〉(草案)立法过程说明》（下称《说明》）写得很坦率：“近年来佛光寺的保护工作遇到了新的困境，尤其在对历史环境完整性的认知上存在严重不足。”
　　很长一段时间，和所有文物保护单位一样，对佛光寺的保护遵行文物保护法规定，保的主要是“庙门以内”的文物本体。《说明》写道：“保护工作侧重文物本体，忽视周边环境，致使近年来在文物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外，陆续出现闫家寨砖厂、繁五高速选线等建设活动，严重影响佛光寺文化景观的遗产价值。现行的相关规定与规划难以对此类现象进行规范与约束。”
　　很快，相关部门提交了第一版《忻州市佛光寺保护条例（草案）》。忻州市人民代表大会法制委员会主任委员贾建军看过后，感到“落后很多”，“还在老的文保范围里，在庙门之内保护，而庙门之外不涉及”。
　　专家咨询会上，几位专家都建议，要将佛光寺周边自然山水纳入保护，起草《忻州市佛光寺文化景观保护条例（草案）》。中规院名城分院受委托参与起草。
　　没有太多先例可以参考，他们试图重新回答一个问题：佛光寺的价值到底有什么？中规院课题组与西安建筑科技大学中国本土城市规划研究团队共同研究，将答案分成了四个层次：身之所处，即文物本体；行之所达，即历史聚落；目之所及，即文化景观；心之所悟，即灵台圣境。
　　“以前我们只聚焦在第一层次。但分析每条价值就会发现，保护对象不光是院墙内的。”王军说，这意味着，保护清单上还要有山体水系，周边闫家寨村和佛光村的传统格局、历史风貌、人文环境，梁林考察路线……不仅在东大殿平台等位置能看到完整的历史景观环境，从山下道路、重要节点、峰回路转处，也能“像古人那样”看到群山环抱中的佛光寺的轮廓。
　　大部分内容很快取得共识，一个争议出现在对“目之所及”的定义上。
　　起初，《条例》没有划出文化景观的具体保护范围，而是授权给五台县。这是一个常规做法，由当地通过制定规划来确定范围。
　　但函审时，多位专家提出，应当在《条例》中对保护范围作出明确规定。课题组模拟人在佛光寺360度扫视的视域范围，建议将保护范围设定为四周山脊线围合区域。这将覆盖约84平方公里，是文物保护范围的125倍，建设控制地带的20倍。
　　有人提出质疑，在法中写明范围没有依据，而且从来没有一个范围是四周山脊线围合。但课题组“咬死”这个意见，他们的理由是，如果范围不在法中明确而依靠规划，可能会被调整，再严格的保护也或许无济于事。
　　贾建军记得，敲定范围的四至时，有人提出可能有矿藏的地方能不能不划进去，被当场回绝。
　　这个范围最终得到采纳。“你划，我所有的保护措施在你这个框架里发生作用，原来是这个思路，对我们立法机构来说比较轻松。现在责任就在我们这儿了。”但贾建军觉得，“需要有一定担当”。“既然立法了，这个法就应该管用。”
　　专家和课题组坚持的另一点是，把“进行危害佛光寺文化景观安全或者破坏景观、地形、地貌的建设活动”列为禁止行为的第一项，因为这“对景观的破坏最为剧烈”。几轮讨论下来，原有的7项禁止行为增加到12项。贾建军说：“可以想到的几乎都有了。”
　　最终出台的《条例》共6章32条，明确佛光寺文化景观的保护范围为四周山脊线围合区域。保护对象分为文化资源和自然资源六大类，包括自然山水、空间格局和景观视域、文化线路和历史聚落、文物古迹、文化艺术遗存、精神文化。管理主体是忻州市人民政府和五台县人民政府。
　　王军反复强调：“保护范围内不是不能建设，但要严格管控，其实就三个字，看不见。”
　　就在《条例》起草期间，《山西省五台山文化景观保护条例》发布，成为又一个专门出台文化景观保护法规的文化景观类世界遗产地。
　　“从全国来看，为一个国保单位的文化景观单独立法，佛光寺这是第一次。”王军说，“整体都可以管住了。”


　　在为《条例》提供学理依据后，《佛光寺文化景观保护研究》还在打磨。执笔者希望再回答一个问题：支撑文化景观的，是什么样的中国建筑环境思想。
　　“文化景观跟古代中国的规划设计思想相关。我们大到一个城市小到一个村子，再小到一个建筑群都带有一以贯之的整体规划思想。”故宫博物院古建筑文化研究所所长王南说。
　　1992年，在美国圣菲召开的第16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文化景观被正式认定为世界遗产类型，代表了一种“自然与人类的共同作品”。
　　这是《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公布20年后，在文化和自然两个大类之外又一次增加新类型。在此之前，越来越多的人注意到世界遗产一个显见的缺口——文化和自然是分离的。
　　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国际风景园林师联合会文化景观科学委员会副主席韩锋曾撰文说，《公约》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初的西方，自然和文化分离体现了其时代和文化的局限性。早期世界遗产中，文化遗产聚焦历史的、遗址的、古迹的，自然遗产则偏爱宏大的、纯净且无人的地域。她将文化景观的出现，视为“架构自然与文化的价值认知革命”。
　　世界走到20世纪末，开始重新理解中国古人一直生活其中的营造方式。2003年世界遗产中心报告《世界遗产文化景观1992—2002》写道：“我们今天认识到的文化景观，尤其特指由中国人在纪元初开创的对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表述。”
　　1996年，庐山国家公园作为文化景观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截至2024年，中国已有五台山、杭州西湖等6项文化景观类世界遗产。
　　就在庐山入选的前一年，丁垚考进天津大学建筑学系，古建筑学家王其亨在课堂上讲到“风水”，他告诉学生，这不是迷信，而是中国的景观建筑学，是古人的智慧。
　　在王其亨等人的价值阐释下，一批明清皇家陵寝成功申遗。“好多房子都不存了，没了，依然有价值。价值就在那个整体的山水格局。”丁垚说。
　　“‘文化景观’这个词是外来的，叫Cultural Landscape。但中国所说的文化景观是对文化的一种认同，不是简单的‘风景’。”丁垚解释。
　　朱熹曾说到古都的选址：“冀都是正天地中间，好个风水。山脉从云中发来……前面一条黄河环绕，右畔是华山耸立，为虎。自华来至中，为嵩山，是为前案。遂过去为泰山，耸于左，是为龙。淮南诸山是第二重案。江南诸山及五岭，又为第三四重案。”
　　“这多大尺度？大到整个中国去了。”丁垚认为，不只是佛光寺，几乎所有中国的古遗址、古建筑都是人类自觉地与自然共生的作品，都蕴含着文化景观。
　　在与不同国家文化景观比较之后，《佛光寺文化景观保护研究》写到中国的独特性，一种远为丰富的内涵——相土尝水、总体营造、整体控制、妙造成景、境从意出，那是“人工建设与自然环境整体生成的承载天人合一、观象授时等独具东方文明时空体系的历史文化遗产”。
　　“‘建筑’这个词也是外来的。中国古人讲‘营造’，‘营’就是大尺度的。”丁垚说，大自然不是匠人可以雕琢出来的，“这个层面一定就是大文人的、思想的东西。那是一种深刻的世界观。它所体现的空间的时间性、序列感是任何其他的文化所没有的特点。”
　　专家认为，佛光寺文化景观中所涵盖的摆在大地上的二十八宿及其四象，正是这种思想之一。“古人通过观测二十八宿测定了时间，这是我们农业文明赖以形成的最重要的知识。我们这套传统规划体系——建筑群及其四周代表四象的山水体系，是中国古代特有的时空观在大地上的映射。”王南说。


　　今年3月17日，一座新的铁塔在佛光寺“头顶”冒了出来。
　　跟上次不同，铁塔建在文化景观保护范围的东缘。这成为《条例》颁发之后，第一起违法建设。
　　建之前，这座森林火灾监控塔已经通过课题组的审核，确认在佛光寺不可见。施工时，工人觉得原址施工条件差，私自挪了600米。
　　18日上午，当地召开整改会，晚上铁塔即被拆除了。可汪琴还是心有余悸，“就怕给的坐标和实际施工时不一致”。
　　制定《条例》时，贾建军觉得最大的挑战就是“观念”。“包括一些基层干部、乡村群众，都认为保护好佛光寺就行了，不认为你们扩这么大的摊有什么意义。”
　　几次和相关部门开沟通会，课题组和专家总是先做“自我检讨”。“我们的研究没跟上，导致大家的认识还停留在过去，这首先是我们学者的问题。”
　　“目前涉及中国建筑思想的研究仍然非常不足。”丁垚说，“技术性的东西比较发达，但没有主动学习和继承中国传统建筑哲学美学层面的东西，后者恰恰是根本。”
　　不过，作为山西唐代木构建筑保护研究中心主任，胡俊英也感到另一种“认知的变化”。“从规划部门到审批部门，都开始越来越重视佛光寺的文化景观保护范围。”
　　五台县人民法院发布了全省首份文物保护专项《佛光寺司法保护令》，佛光寺省市县三级保护管理协调机制也建立了起来，现在遇到问题，胡俊英可以“直通”五台县分管副县长，“链条打通了”。
　　最近，他们买了几个高倍望远镜——3月起，佛光寺南禅寺保护利用所启动了佛光寺文化景观巡查机制，8个监测点位，每周两次。“《条例》出台后，我们不再只管好‘建筑和土地’，而是要兼顾山水、村落、历史文脉、人文活动全维度。”胡俊英说。
　　现在周边再有新建项目，五台县人民政府通常会邀请中规院课题组作视域模拟分析。“连隔壁代县的项目都主动联系我们征求意见。”王军说，他们初步建立了一个技术审查机制，5月至今，共模拟78个风机、5条电网线路280个塔基。
　　“如果说去年是抢救性保护，今年主要是预防性保护了。”王军告诉记者，他们正在推动将佛光寺文化景观的管控要求，纳入忻州市和五台县的国土空间规划，“其管控要求要像生态保护红线和永久基本农田一样具有不可挑战的刚性”。
　　但还没到松口气的时候。雄忻高铁即将正式通车，这片山谷预计会迎来游客“爆发式的增长”。近几年，基于佛光寺的整体保护，丁垚正在联系组织相关专家开展更大尺度的空间研究。
　　“我们必须摒弃传统景区开发的模式，建构一种适应文化景观存续的整体规划，用更精细且谨慎的动作去实现它。在做好文化景观保护和修复同时，引导一种更健康、对古迹更加呵护的文旅模式。”党晟认为，“这不是算两三年的账，佛光寺已经立了1000多年，我们得在下一个千年的尺度上考虑这些问题。”
　　在专家看来，文化遗产保护与地方发展不是对立的，而是可以相互促进。“如果佛光寺再经过几十年，可以说是中国文化保护的一个高地，到时候这些村寨作为景观保护里的组成部分，他们的受益又会有多少？”贾建军说。
　　丁垚认为：“我们对文化景观的认识和研究刚刚起步，还要深入，‘看见’更多。”比如佛光寺和近旁寺院的呼应，比如佛光寺轮廓的完整性——历史上从远处的古道到佛光寺山门，都能清晰回望东大殿，这意味着周围的建筑高度、新增树木对古建的遮挡等都应纳入考虑。
　　“甚至物理上的‘看见’只是个开始，是底线的底线。还有文化意义的、历史完整性上的考量。”他说，“我们应当从在佛光寺看不见，到看见完整的佛光寺。”


　　几个月前，佛光寺老文保碑附近又竖起一块新碑，上面刻着《条例》划定的文化景观保护范围。
　　放眼全国，这是第一块。
　　5月21日，这块碑出现在中宣部主办的“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的大屏幕上。
　　有关专家谈到佛光寺文化景观保护时指出，整体性、系统性是中国文化及其遗产形态的重要表现，推行全面、系统性的文化遗产保护，是文化遗产保护理念创新与体系构建面对的重要任务。
　　“我们的文化遗产保护体系是从西方来的，西方讲究二元对立，人与自然是相对独立的。”王军解释，在这种观念下，保护可以用划范围的方式，主要保护文物本体，自然环境更多被视为外围条件。而中国的情况恰恰是，建筑是从环境里“长”出来的，二者是一体的。
　　“起步阶段借鉴是可以的，但是走向深入就会发现西方跟中国的文明形态不相同，运用西方的手段面对中国最本土的文化遗产，就可能会削足适履、买椟还珠。我们的文化传统、文化自信不自觉地就被丢弃了。”他很着急，“现在亟需探讨适用于中华文明，以文化景观为代表的遗产保护新的理念和方法。”
　　一个现实是，像佛光寺这样保存完好的文化景观已经越来越少。“如果盖很多高楼、电塔，把周围环境破坏了，最伤害我们中国传统建筑。因为中国传统建筑恰恰是沿水平方向展开、匍匐在大地上，和周围山水完美融合的。”王南说。
　　学者们担心的是，能够保护这种“整体性”的文化遗产保护体系尚未健全，文化景观至今缺少法律的系统性保护。有学者提出，应该及时启动专项普查工作，将五岳、五镇、四渎、四海人文圣地，佛教、道教名山胜境，皇家陵寝、园林，具有地方特色的风景名胜，纳入文化景观普查登记范围，制定行之有效的保护政策。
　　“佛光寺的保护经验，核心是建立了‘价值引领—空间管控—立法保障—技术支撑’的文化景观整体保护体系，是具有中国本土文化特色的遗产从理论探索走向实施落地的一次重要实践。”王军说。
　　随着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成果公布，他认为，应当对普查出的文化景观分级分类，出台精细化的技术指南。“比如文化景观保护或许不光以划范围的方式，也可以是动态的，比如说点线面的形式，重点控制某些廊道、线路、重要点位。”
　　他觉得，佛光寺的保护走到今天，最大的收获可能不是挪了几座塔，甚至不是立了一部法，而是让人重新看见，在中国，一座建筑为何会在那里。
　　“这是一个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