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复兴

　　人和人的交往，会产生奇特的感应。萍水相逢，有时候比耳鬓厮磨常在一起的人印象更深，心和心更容易接近。
——题记


　　上世纪90年代初，我在新疆库车的一个小站，准备乘车到乌鲁木齐，然后回北京。在站台上，我遇见一位新疆女人，30多岁的样子。送我的新疆朋友认识她，热情地打着招呼，对我说：“她就是柴达木罕呀！”
　　我有些意外，不敢相信。在柴达木，这是一个很多人知道的神奇的名字。她的父亲是木买努斯·依沙·阿吉，一位神奇的老人。早在记录开发柴达木的新闻电影中，我就见到了他。一位长髯飘飘、高大健美的老人。柴达木的第一条路，就是在他老人家脚下踏出来的。大军解放大西北，穷追乌斯满匪帮，是他老人家带路做的向导；勘探队要在柴达木寻找石油，也是他老人家带队闯进的盆地。
　　1957年，哈密瓜开花的时候，油砂山、红柳泉、冷湖等地纷纷找到石油，打出探井的时候，她在柴达木西部茫崖的山口呱呱坠地。那一年，阿吉老人69岁。
　　竟然在这里见到她，我分外激动。我知道，她的这个柴达木罕的名字，是当年正在柴达木的诗人李季取的。在柴达木，她和她父亲，都是传奇人物。
　　我这才知道，这时候的她，是花土沟镇妇联副主席，海西州妇联委员、政协委员，青海省妇联代表。她正要乘车回花土沟。我很想知道这些年她的经历，怎么在花土沟落地生根？
　　她简单告诉我：1972年，15岁的她进入西北民族学院（今西北民族大学）学习。1975年，与当兵的小伙子买买提依明认识并相爱。1976年，买买提依明复员，回到新疆，在一家工厂当工人。她毕业后选择回柴达木。
　　她告诉我，1960年，父亲带领部队第二次翻越高山，进巴海吐海，突然头晕，摔下马来，从此一病不起。那时，她才5岁，但父亲临终前对她说的话，她还记得。父亲问她：“你知道你为什么叫柴达木罕吗？”父亲再次叮嘱她，“就是要你在柴达木干一辈子！”
　　算一算，今年，柴达木罕虚岁70了。


　　2004年前后，为写《蓝调城南》一书，我常去前门一带转悠。有一天，我在大北照相馆门前等老街坊，一起回西打磨厂老街，看见马路牙子旁停着一辆带棚子的三轮车，专门拉外地客人游胡同的。拉车的是个中年男人，腿有些残疾，冲我说：“你不是要看胡同吗？我拉你看看肉市里的正阳楼，我就是正阳楼里出生的。”
　　我有些奇怪，正阳楼是清道光年间开的一家老饭庄，号称京城八大楼之一，他怎么会是在那里出生的呢？是真的，还是骗人，只是为了拉客人？老街坊还没到，我走了过去，和他搭讪。
　　他很高兴，对我敞开了话匣子，告诉我他是1953年出生的，正阳楼解放前就关张了，解放以后都住上人家了。他们家就是刚解放的时候从铺陈市搬过来的。“现在，正阳楼的后面已经拆了，盖成停车场了，正阳楼还剩下前脸的三扇窗户，我带你看看去！”
　　转了一圈，又回到正阳楼，他还是顽固地要拉我上车，带我逛逛去。一丝警惕性，又袭上心头。
　　他像是看穿了我的心思，见我按着牛头不喝水，就是不上车，自己一瘸一拐地上了车，有点儿生气，一屁股坐了上去，眨巴着眼睛，对我说：“我见过你，总到打磨厂来，还拿着照相机拍照，对不对？”
　　他一下子笑起来，笑得那么开心，有些天真般的诡谲，好像掌心里早握着他想要的一张牌，摊开来一看，只有让我吃惊的份儿了。他是真心想帮助我，告诉我他所知道的关于老北京的一切。而我刚才一直对他怀疑，真有些惭愧。
　　老街坊们来了，我向他一再道谢后向打磨厂走去，他冲我喊道：“我妈就住在打磨厂，她今年73，知道得比我多，你可以找她，她姓张。要是想看正阳楼，就到这儿找我！”


　　孩子家的小区，三面环楼，一面紧靠一片茂密的林子，楼前有一泓小湖。早晨和黄昏，常看见一群大雁从林子那边飞过来，雨点似的落在湖中嬉戏，然后上岸散步或觅食。岸边，有一座凉亭，我常常坐在那里，看大雁飞起飞落，百看不厌。
　　初春，林子回黄转绿，大雁刚刚飞回。有意思的是，大雁都是一家子一家子的，大雁爸爸和妈妈一头一尾，把刚出生不久的小雁夹在中间保护起来。特别有意思的是，每家的小雁不多不少，都只有4只，我不明白其中的道理。小雁毛茸茸的，和小鸭子似的，在大雁中间整齐地排着队，一拽一拽地走着，特别可爱。
　　还有一件更有意思的事：有一天黄昏，大雁落在湖中，正向凉亭岸边游来，一位非常胖的妇女和一个五六岁的小男孩，走到了岸边的树阴下，女人手里拿着一个纸袋，小男孩从纸袋里掏出东西，撒在湖边的草地上，两人转身离开，回到楼里。我猜想纸袋里装的大概是面包屑之类吃的东西吧。不一会儿，大雁小雁纷纷上岸，来不及抖落身上的水珠，开始弯着脖子低着头啄食起来，吃得美滋滋的。等它们吃完了，又游回湖中，或者索性从岸边飞走，让夕阳将影子打在湖面上。
　　4个月过去了，小雁已经长得和爸爸妈妈一样大了。其间，我每次坐在凉亭里看这群大雁的时候，只要是黄昏，准能看见这个妇女（小男孩有时会跟着有时候不跟着），拿着纸袋子，等候大雁快要上岸的时候，把纸袋里的吃食撒在草地上，然后转身回家。
　　那样子，特别像折子戏《拾玉镯》里那个女子喂鸡的样子，几乎每天黄昏上演同一出戏，重复同样的动作，让我特别感兴趣，觉得非常有趣。每天黄昏，等待着大雁的飞来，等待着她的出场，成为了我寂寞生活的一段插曲。
　　这段插曲是动人的，因为什么事情能够坚持4个月，做到从小雁一直长成大雁，都是不容易的，都是值得尊敬的。


　　我是先认识谢妈妈的女儿，后认识谢妈妈的。那天傍晚在小区散步的时候，遇见她一家三口也在散步，听她女儿介绍才知道，那天谢妈妈和她老伴刚从国内飞到美国，没有什么长途疲惫的样子，显得很兴奋。
　　谢妈妈应该兴奋，女儿刚刚买了一幢别墅，巧得很，房子的钥匙也在这天拿到手。谢妈妈和老伴这次来，是要帮助女儿收拾房子搬家的。
　　此后一个多星期，谢妈妈和老伴帮助女儿买地板、买割草机、刷墙、装箱打包，忙得不亦乐乎。女儿年近40岁，来美国打拼多年，终于买成别墅，有阔大的前后花园，还有两株老梨树和一株白玉兰。
　　谢妈妈是江苏人，65岁，退休整整十年，上了十年的业余大学，学习画画。她只有这么一个孩子，远在国外，见一面很难，画画占据了她的时间和心思，分散一些对女儿的思念。十年，她的水彩画进步非常，颇得老师的夸奖，还被选出几幅参加画展。这次来美国之前，她精心画了好多幅，全部都是江南水乡，小桥流水，黑瓦白墙。家乡的风景，总会牵动女儿的心，看到了这些画，细雨梦回，就能够让她想起家乡和母亲。
　　我参观过谢妈妈带来的画，全部装裱成框，一共6幅，不敢托运，双手抱着，坐飞机一路带来，只有母亲才能够做得到。她还特意让我看了看没有装裱的几幅画，是备用的，说如果女儿或女婿不喜欢装裱好的，可以换这些画。也只有做母亲的才有这样的细心。
　　我问她为什么是6幅，是图个六六顺的吉祥数字吗？她笑着告诉我：四个卧室，两个客厅，一个房间挂一幅。
　　搬家的那一天，虽然累得够呛，却掩饰不住喜悦，她对我说：“哪天到我家里来玩啊！”
　　谢妈妈错把这套新买的别墅当成是自己的家了。其实，说它是女儿的家都不准确，它应该是女儿和女婿的家。虽然她是女儿的妈妈，来到这里却只是客人。
　　一个多月后，谢妈妈的女儿邀请我和其他一些朋友到她的别墅做客，庆祝乔迁之喜。那是个星期天，我见她一下子憔悴了许多，忙问是不是搬家收拾太累了？她摇摇头，悄悄把我拉到她住的房间里，那6幅水彩画一溜儿摆在地上，倚靠在墙头，仿佛地摊上卖画似的。没等我说话，她先说道：“你说气死人不气死人？我那个女婿指着这些画对我说：‘这房子里有我出的一半的钱，你要是想挂这些画，一定要征得我的同意！’”我问：“你女儿怎么说？”她更生气地对我说：“女儿？她站在旁边一声不吭。”
　　我不知该如何劝慰这位母亲。那天晚上临走时，谢妈妈送我走出来，悄悄对我说：“还有不到一个月我就回去了，我想好了，临回去之前，把这些画都撕了！”我忙劝她：“人家《红楼梦》里晴雯撕扇，您撕画，跟孩子生那么大气呀？”她说：“总不能让我把画再背回去吧，多没面子！”
　　如今，谢妈妈已经回国了。我不敢问那些画是怎么处理的。
　　前两天，听说谢妈妈去世。她的女儿离婚，嫁给一个德国人，移居德国了。


　　初夏，天坛里游人格外多。藤萝架下，坐满了人，脸上淌满汗珠，衣服的后背都湿透了。这里绿荫很浓，比较凉快，可以歇歇。
　　我坐在藤萝架下，画对面的一对姐妹。当然，是我猜想的。两人都穿着T恤和短裙，很清凉的装扮，架不住天热得要命，依然一脑门的汗。姐姐比妹妹大好多，看样子，妹妹也就十来岁，姐姐有20多岁了。妹妹累得够呛，手里拿着一把团扇，连扇扇子的劲头儿都没有了，脑袋像断了秧的南瓜，倒在姐姐的肩膀上休息，扇子跟着有气无力地耷拉下来。
　　我快要画完的时候，被姐姐发现。她向我走了过来，是个高个子秀气的姑娘，我忙向她坦白：“画你们呢！”然后自动缴械般把画本递给她看，顺便谦虚说，画得不好！她接过画本，连说：“画得多好呀！”然后拿出手机，问我：“我能拍下来吗？”当然！这无疑是对我最大的鼓励，我忙答道。
　　妹妹也走了过来，看画本上的她和姐姐，看姐姐拍照。
　　我问她：“是你姐姐吧？”
　　她点点头。
　　我又问她：“你上几年级了？”
　　姐姐拍完照，把画本递还给我，替妹妹回答：“她今年暑假刚小学毕业，这不，我带她来北京玩玩，她还从没来过北京呢，一直想来北京。”
　　我对姐俩说：肯定是考得不错，奖励一下妹妹！
　　姐俩都笑了。
　　我以为姐姐在上大学，一问，才知道已经工作几年了。姐姐比妹妹的年龄整整大一轮。父母身体不好，早早下岗，姐姐高中毕业没有考大学，找到一份工作，替父母分忧，也为妹妹上学。现在，又特意请假带妹妹到北京来圆梦。这姐姐当的！我不由得夸她，又对妹妹说：“看你有个姐姐，多福气呀！”
　　妹妹的嘴唇扭了扭，似乎不大服气。我又对她说：“你要是没这个姐姐，谁带你来北京？就是你有个姐姐，比你只大一两岁，你试试看，还不得跟你争这争那老打架？有这么个姐姐多好，老给你买好东西吃好衣服穿吧？”
　　妹妹抿着嘴笑了。
　　姐姐也笑了。
　　她们是湖南长沙人，头天上午到的北京，下午去的故宫，当天上午逛天坛，下午去国博。姐姐安排得很满。她说她只请下来几天的假。
　　我问妹妹叫什么名字？她告诉我，我说你能不能把名字写在我画本上？她写了，字写得很工整。我夸了她，问姐姐：“下面准备去哪儿？”
　　去西天门看看，听说那里有个福宴，专门做宫廷点心和冷饮，带她去尝尝。
　　是个好去处，去福宴正好路过通往祈年殿的大道，大道两旁种的都是有年头的老槐树，现在正是开花的时候，槐荫夹道，落花满地，是北京现在槐花盛开最好看的大道了。我又对她说，过去夏天在老北京，最漂亮的树就是槐树了，要不怎么老北京人都管它们叫国槐呢！
　　是吗？妹妹睁大了眼睛。
　　姐姐谢了我，礼貌地和我告别，带着妹妹看槐花去了。
　　过了一会儿，我也去了那里，看槐荫夹道，看花开如雪。那一刻，我想起了我的姐姐。她也是年龄整整大我一轮，不到17岁那年，离开北京，到内蒙古修正在建设的京包线铁路。临分手前的那年夏天，她带我和弟弟一起到天坛，看槐荫夹道，看槐花如雪。
　　73年过去了。姐姐今年整9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