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王文华

　　喜峰口，如今在一泓碧水之中。
　　乘船寻访，关城已在水下，水边青翠峰峦上长城蜿蜒。远望邻近关城位置的峰顶，依稀可见两个土丘，说是埋着在此相逢的一对父子。故事远溯元代，一位父亲寻找远戍的儿子，在此遇见，相拥大笑，喜极而亡，葬于此，称双冢。
　　喜峰口关城今属河北省迁西县，以北属宽城县，这一带自古就是交通要塞，滦河由此穿越燕山，形成天然隘口。战国时称令疵塞，列天下九塞，后称卢龙塞、兰陉、松亭关。卢龙道南北向经行，为连接华北与东北的古道之一，曹操北征乌桓即走此道。陆游有句云“梦中夺得松亭关”。元代因父子相逢的故事，得名喜逢口。明代起，始称喜峰口。
　　古代，喜峰口见证了民族的碰撞、交往、融合，沉淀丰厚文化底蕴。现代，喜峰口铭刻着一段难忘的民族记忆。
　　1933年3月，国民革命军第29军官兵在此挥起大刀冲向日寇，以鲜血和生命拼得民族尊严。“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二十九军的弟兄们，抗战的一天来到了……”（最初版本歌词）随着《大刀进行曲》的传播，喜峰口成了民族绝境奋起的见证。
　　1979年12月，潘家口水库蓄水，喜峰口关、潘家口关东常峪关及部分长城墙体没入水中，成了独特的水下长城。
　　绿水荡漾，那些走过的身影早已消散；青山巍峨，他们的故事久久传扬。


　　喜峰口最早的故事与长城无关。
　　“自古名关说喜峰，岩岩非豹亦非熊。悬崖松影遥摩汉，绝顶泉声半入空。北抵烟沙通塞北，东连山海接辽东。可怜秦世防危策，万里长城绝域中。”明初姜永《喜峰口关》，描绘雄关磅礴气势，也道出其“通塞北”“接辽东”重要区位。
　　过喜峰口的卢龙道和过古北口的平冈道、过冷口的无终道、过山海关的傍海道是古代连接华北与东北的通道。辽金时期整修傍海道，使之成为去东北最便捷的通道，在那之前傍海道不畅通，卢龙道等地位重要。广义上的卢龙塞泛指今北京以东燕山中的要塞，通常说的卢龙塞是狭义上的，只指喜峰口一带滦河河谷，是卢龙道上最紧要的关口。
　　卢龙道出卢龙塞沿滦河左岸北行，再顺其支流瀑河向北到达老哈河上游，然后向东沿大凌河谷进入东北。旧石器时代大凌河上游和老哈河上游原始文化遗迹中，发现一些具有中原文化特征的器物，说明从远古起卢龙道就有行旅。战国时令疵塞是天下九塞中唯一通向东北的要塞，显示卢龙道那时是这一方向最重要的道路。西汉右北平郡主要设置都在这条道上。东汉时鲜卑出没，汉室将右北平郡迁到燕山以南的今唐山丰润，卢龙道一度荒弃。
　　207年，曹操重新打通卢龙道。当时曹操打败袁绍、平定河北，袁绍之子袁尚、袁熙投奔乌桓占据的柳城（今辽宁朝阳）。曹操率军从邺城（今河北临漳）出发北上追讨，到燕山时逢雨季，傍海道积水，泥泞不通。当地隐士田畴指引卢龙道，虽废弃已久，但有迹可寻。曹操佯装撤军，率精兵北出卢龙塞，沿卢龙道开山填谷500多里，突然出现在柳城附近，乌桓猝不及防，曹操大获全胜。返时入秋，走傍海道，东临碣石，以观沧海。
　　350年，建都龙城（今辽宁朝阳）的前燕攻伐建都邺城（今河北临漳）的后赵，燕王慕容儁率大军南出卢龙塞，最终入主邺城。353年，慕容儁派将军步浑整修拓宽喜峰口一带道路，使之能够并行车辆。
　　据史书记载，565年，北齐斛律羡在燕山沿线建长城直到海边，这是喜峰口一带最早的长城。今天在这一带尚未发现北齐长城遗迹，但在秦皇岛等处有发现，明代修筑长城利用了北齐长城。
　　718年，唐代名臣张说出任幽州都督，发展经济、充实边防，“堑山泽，起亭障，塞鸡鸣之厄，守阜陵之冲，遮大厦之路，距卢龙之口”。说的是他修筑长城。研究表明，这段唐代长城在今张家口赤城一带，不在喜峰口，“卢龙”在此泛指边塞。
　　迄至唐代，卢龙道一直在东北与中原交通中起主导作用，这与傍海道经常积水不通有关，也是因为当时东北开发的中心区域在大凌河谷，乌桓、前燕等势力都在此建政，沿卢龙道到中原最为便捷。
　　卢龙塞在唐诗中不鲜见，既指现实要地，也是边塞泛称。高适“东出卢龙塞，浩然客思孤”，杨巨源“雨雪纷纷黑水外，行人共指卢龙塞”，应是实指。刘长卿“夜静掩寒城，清砧发何处。声声捣秋月，肠断卢龙戍”，可视为泛称。
　　五代时，石敬瑭割让幽云十六州，喜峰口内外均属辽朝管辖。923年，辽将定州安喜县（今河北定州，刘备曾任职）人口迁至喜峰口以南地区，也称安喜县，金代为区分改称迁安县。1946年，将迁安县西部析为迁西县。辽金均兼有东北和中原大片区域，为增强联系，对平冈道、傍海道和卢龙道都进行了整修。辽和金早期的统治中心都不在大凌河谷，从中原到其统治中心更直接的平冈道和傍海道的地位有了很大提升，卢龙道不再居主导地位，但仍是交通要道。
　　北宋和南宋均未管辖喜峰口一带，但宋人作品中也写卢龙塞和松亭关，有实指，有泛称。
　　实指经常是希望出使经行，宋辽并立160多年，绝大多数时间和平相处，互派使者。刘敞使辽诗云：“稍出卢龙塞，回看万壑青。旷原开碛口，别道入松亭。”苏辙使辽，苏轼作诗：“要到卢龙看古塞，投文易水吊燕丹。”但刘敞、苏辙走的都是平冈道。苏轼做过定州知州，那是他的“最北方”。“卢龙看古塞”是宋人的难了心愿。
　　泛称指代幽州以至北方，如陆游“三更抚枕忽大叫，梦中夺得松亭关”，文天祥“精神入朱鸟，形影落卢龙”。
　　宋诗词中卢龙塞与松亭关并用，松亭关一般认为即喜峰口，也有说是潘家口，近有学者提出在宽城县南天门古城。
　　宽城县南天门村边有古城遗址，传说为辽代韩昌城，县文物保护管理所副所长张卫东介绍，遗址未经考古发掘，从发现器物和建筑材料判断属辽金时期。当地依托山水风光和人文遗迹建了景区，立着写有“松亭古道”的牌楼，从宽城县城去喜峰口的路上可见，距喜峰口不远。


　　喜峰口这个名字与长城相伴而传。
　　1959年7月，诗人李瑛作《喜峰口》：“我们古老的万里长城/曾引多少古人泪落如雨……可是今天我到喜峰口/却拾到一个欢乐的故事……传说儿子远徙卫戍边塞/给父亲留下无限的忧思/一天，老汉背起满肩风雪/决心去沙场领尸骨/但当他寻到这座关卡/却意外遇见了他的儿子/也许长城万里只有这一点欢乐/于是后人使用它作了这里的名字……”
　　这个故事现存最早记述是元代许有壬《喜逢口》，序云：“滦阳驿东北四十里有双冢，世传昔有久戍不归者，其父求之，适相遇此山下，相抱大笑，喜极而死，遂葬于是。俗因谓之‘喜逢口’……”诗云：“官家开边方未已，同生又别宁同死。山云漠漠风飕飕，山顶双冢知几秋。当时不忍一朝喜，今日翻飞千载愁。”
　　古人眼中的喜逢口故事并非只有欢乐，而是喜极生悲。故事发生地也与长城无关，久戍是因开边，相遇地不是关卡是山下。喜峰口虽在北齐建长城，但从那以后到许有壬出生的1286年，700多年间这一带没有沿长城戍守的记载和遗迹，辽金元也没有这个必要。1376年，明朱元璋令在喜峰口、古北口等处建关设守，这时许有壬已去世12年。
　　许有壬说“俗因谓之‘喜逢口’”，说明喜逢口之名在明代修长城前就在民间使用。明初记载中，喜峰口成为这一带长城的正式名字。李瑛诗中说“也许长城万里只有这一点欢乐/于是后人使用它作了这里的名字”，虽然这个名字开始和长城无关，也不只是欢乐，但喜峰口取代卢龙塞、松亭关，成为万里长城上这个雄关的本名，或许就是因为其中寄托着个体悲欢，在宏大叙事中更能打动人心。
　　1428年农历九月初六夜，明宣宗率三千精兵出喜峰口，迎击来犯的蒙古兀良哈部，次日拂晓到宽河（今宽城县城附近）接敌，弓箭、火铳齐发，敌军败降。御驾从喜峰口回北京，沿路百姓聚观，所得俘虏、牲畜及辎重绵延几十里。
　　随行杨荣作《出喜峰口》：“崔嵬绝壁势争雄，破敌机谋出圣衷。雉堞远横千嶂外，鸾旂遥度五云中。飞腾铁骑兼程进，散漫穹庐扫地空。仰荷天威清朔漠，凯歌欢动六军同。”“雉堞远横千嶂外”说明喜峰口长城已颇具规模。
　　明代不断建设完善长城防御体系，沿线设九个重镇，称九边。北京以东到山海关的长城属蓟镇，镇下设路，喜峰口路东起青山口关、西与松棚路潘家口关相接，包括喜峰口关、董家口关、铁门关等。这一带长城防卫对象包括叛附不定的兀良哈三卫（朵颜、泰宁、福余）。
　　明宣宗出喜峰口一战后，兀良哈部上表谢罪，遣使朝贡。走卢龙道到喜峰口是兀良哈部主要朝贡路线之一。曾出巡蓟镇的唐顺之有诗《喜峰口观三卫贡马》：“贡道走东胡，关门控北都。每逢金镜节，来献玉骢驹。”
　　1573年，朵颜卫犯境，蓟镇总兵戚继光出青山口击败敌军，之后朵颜卫多次来犯均被戚继光打败。1575年，朵颜卫部首领到喜峰口下请降，表示“愿永效藩篱报答”，戚继光到场受降。至1583年戚继光调离，朵颜卫再未来犯。
　　蓟镇总兵驻地三屯营在喜峰口以南约30公里处，今迁西县三屯营镇，清末时古城保存完好，后毁于战火和动乱。总兵府旧址尚可寻，内有戚继光碑亭，存多块明代石碑。
　　青山口关古城整体保存较好，如今建成旅游景区。景区设展介绍戚继光，其中有不少火器图样。戚继光重视用火器对付冷兵器，曾说：“虏马远来，五十步内外，不过弓箭射我。我今有鸟铳、快枪、火箭、虎蹲炮、伏狼机，皆远过木箭，狠过木箭，中人多过木箭。以此五种当他箭，诸君思之，孰胜孰败？”
　　戚继光用无敌大将军炮、虎蹲炮、石炮等新创制的火器装备蓟镇军队。无敌大将军是依据佛郎机原理仿制的火炮，分母铳和子铳，可连发，合重千斤，可车载。虎蹲炮形似虎蹲，长两尺，重20公斤左右，实用性强。他作《虎蹲炮铭》：“势如虎蹲，威似将军。腹吞火药，务足百星……听号而发，粉如流萤。诚为无敌，汛扫虏庭。功成身退，千古留声。”
　　完成于1574年的《四镇三关志》载：“喜峰口营，盔甲3433副，兵器12709件，火器412397件。”
　　清代喜峰口仍有驻军，因邻近清东陵，皇帝多有驻跸。康熙在喜峰口、三屯营驻跸数十次，多次进出喜峰口。1690年，康熙亲征叛乱的蒙古噶尔丹部，率大军出喜峰口、古北口，在乌兰布通以火炮大破噶尔丹的驼城。有国外学者认为，此战火炮的使用，标志着中原政权对草原力量的最后胜利。
　　康熙《入喜峰口》写道：“一道鸣銮度，三驱振旅还。莓苔天半石，松栝雨中山。险设关门壮，时清堠火闲。孝陵佳气近，缥缈翠微间。”对照杨荣《出喜峰口》，都描绘了喜峰口之壮美，杨诗主旨是对武功的颂扬陶醉，康熙则更多流露烽烟散后，走过大好河山时的轻松愉悦。


　　喜峰口见证了血肉筑起新长城的慷慨悲壮。
　　“隆隆、轧轧，巨炮、飞机的轰炸/满山的烟雾、岩片、尸块、火花/山头太阳黯淡，白云更凄惨/遍谷的阴风，都蒙上了肃杀/这片的山河，都是万里古国/这带城阙，最令人流连难舍/这斑斑点点，都是灿烂鲜血/这些尸骨，将生出千万豪杰……帝国主义的剥削、占领、瓜分/满洲、东四省（包括热河）、鬼脑里的平津/叫古战场上的愤恨，热血奔腾/嘘口气，便化作铁血长城。”李斯彦《喜峰口》作于1933年3月19日，诗中描绘了当时喜峰口战况，表达出一个古老文明面临灭顶之灾的最后呐喊——热血化长城。
　　1931年日寇发动“九一八”事变，东北军奉行不抵抗政策，东三省沦丧。1932年，日本扶植伪满洲国，实施殖民统治。1933年初，日军分几路向长城进攻，驻守热河的汤玉麟部不战而逃。3月9日，日军第14混成旅团攻到喜峰口，守军万福麟稍战即溃，日军占据关城东北制高点。
　　紧急赶来的29军217团仓促接战。副团长过家芳回忆：“数百骑寇，溃兵上千，硝烟滚滚，碎石横飞，羊肠古道，死伤阻塞，至为寒酷。”为夺回制高点，团长王长海组织500人的大刀队攀崖仰攻，被敌发现，100多名大刀队员未登顶就牺牲了，其余战士奋勇拼杀，将敌砍杀殆尽，夺回制高点，日军以重炮轰击后反扑，大刀队被迫撤回，仅生还23人。
　　此后两天，29军与日军在喜峰口一带激战，阵地几度易手，双方伤亡都很大。11日晩，29军决定发挥夜战、突袭优势，乘夜迂回敌后。已负伤的109旅赵登禹旅长亲自带队，出潘家口过滦河到蓝旗地村转向日军营地。
　　224团董升堂团长回忆：“是夜，皓月当空，风清夜静，山巅上白雪皑皑。我们由当地老乡引导，顺着樵夫打柴的羊肠小道披荆斩棘向山上爬。”子夜到敌营，敌人正在睡梦之中。“我军即挥大刀，掷手榴弹，如秋风扫落叶，顷刻间就歼灭了敌人。因放火联络暴露了我军的位置，招来敌人集中射击……我军虽然伤亡惨重，但摧挫了敌寇的凶恶气焰……”
　　据《中国战争史》记述：“给日军以重创和震撼的是防守喜峰口的宋哲元统率的第29军。该军官兵以劣势武器和大刀与进攻喜峰口的日军展开白刃格斗，战胜了不可一世的日本军……显示了爱国官兵为捍卫祖国山河英勇拼杀的牺牲精神……日本人评论说此次失败丧尽了‘皇军名誉’。”
　　消息传开，举国振奋。北平、上海、天津各界人士纷纷致电、捐赠、慰问29军。何香凝《颂五百大刀队》：“钢脚夜眼青龙刀，捷音传来齐喝彩。”《益世报》社论写道：“在喜峰口那几次战事，在今日中国有绝大的意义。日本兵7日之内，占据了60万公里的土地……中国人不止在武力上打了大败仗，全国四万万人精神上亦打了个大败仗。中国人不止失了领土，中国人实在抛了脸面，失了人格……喜峰口的几仗，使我们中国人还可以做人。”《庸报》社评称：“我士兵多流一滴鲜血，即我民族多保存一份人格……热河荒山旷野上的无量赤血，至少总可挡住日人向我华北侵略的大路。”
　　1933年4月《时事月报》刊登一幅插图，图中一位巨人般的执枪战士跨过低矮城墙，战士身后光芒万丈，标题为“只有血和肉做成的万里长城才能使敌人不能摧毁”。作曲家麦新根据喜峰口大刀杀敌事迹创作了《大刀进行曲》。
　　喜峰口之战虽然获胜，但日军在武力上优势明显，整个长城抗战以失败告终。29军在喜峰口挥起大刀也是条件所限。这支部队由冯玉祥西北军中原大战失败后的残部组成，装备落后。109旅何基沣副旅长回忆：“第29军在器械方面是极为窳劣的……枪械陈旧而复杂，弹药补充困难，有的也无法补充……步枪上没有刺刀，自己制造不了，就利用西北军原有的特点，打了些大刀，发给士兵用。”也领不到全饷。
　　这些部队多不是宋哲元原来部属，成军后宋哲元以“宁为战死鬼，不作亡国奴”为号召，以日军为假想敌，加紧军事训练，请武术名家教授官兵刀术，每日操练。注重传统道德教育，军官念四书五经，士兵唱《八德歌》，并学习了淞沪抗战对日作战的经验。奉命征战时士气旺盛。
　　以大刀对大炮本无奈之举，29军的胜利说明了战争中精神因素的重要性，在民族危亡之际激发出不屈抗争的勇气。
　　1937年“七七事变”后，驻守北平的29军奋勇抵抗，赵登禹将军等殉国。1948年，29军旧部在何基沣、张克侠将军率领下起义，后曾走上抗美援朝战场。在喜峰口作战的日军第14混成旅团1934年回到日本后解散。
　　以喜峰口29军战绩为代表的长城抗战在当时是传播热点，在传播过程中长城逐渐被赋予新的含义。燕山大学中国长城文化研究与传播中心主任陈玉说：“媒体大量采用‘血肉’与‘长城’的关联话语……不同模态的话语能指从长城的物象抽离，吸收了长城象征的精神与灵魂，在民族国家话语中，逐渐聚焦于众志成城、英勇无畏的民族精神。”


　　喜峰口热血与钢刀的传奇被深深铭记。
　　昔日烽烟弥漫的战场，而今山清水秀。在迁西县滦阳镇，勇士们曾浴血鏖战的山峦里，有喜峰口长城抗战遗址公园，其中有长城抗战博物馆和喜峰雄关大刀园。
　　1955年出生的张国华是这个遗址公园的筹建者，他是附近宋庄子村人。他说，1963年上学后，就听老师讲喜峰口抗战的故事，知道《大刀进行曲》写的是喜峰口的事，想能有个纪念馆就好了。改革开放后他种栗子、开公司挣了些钱，2004年开始以喜峰口抗战为主题建设纪念设施，2015年这里列入第二批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名录，还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和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
　　博物馆有喜峰口历史的图文介绍，重点展示长城抗战特别是喜峰口之战，通过大量地图、照片、电文、油画、文字介绍以及张国华收集的抗战文物等，详尽而直观地将人带入那个热血奔涌的历史时刻。其中展有29军《军训歌》：“风云恶，陆将沉，狂澜挽转在军人……胸中热血，掌中利刃，同心同德，报国雪恨，复兴民族振国魂。”
　　走出博物馆时，张国华提醒注意脚下，玻璃地板下，是一块石碑，旁边说明写道：“喜峰口战役后，日伪满洲国警察队为被大刀队砍死的战犯立此碑，它已成为日本侵华的罪证。今天，我们要铭记历史，踏碑前行。”
　　大刀园里有喜峰口长城抗战纪念碑、大刀魂主题雕塑、大刀展室等，其中长29米的大刀雕塑常吸引来访者驻足。今人刘庆霖《迁西喜峰口大刀园》诗云：“岭上大刀明我眸，相询知是战神留。此刀须挂钓鱼岛，砍断伸来恶鬼头。”
　　喜峰口关城原是迁西县喜峰口乡城里村，潘家口水库蓄水后城里村撤销，1996年喜峰口乡并入滦阳镇。任恒业1912年生于城里村，据他1993年口述，1933年3月喜峰口之战后，他看到附近村里，“路边整整齐齐排列着数百具日军尸体，大多数头与身子分了家，有的头分为两半。在各村的平原地上，也横七竖八地躺着中国军队的尸体，有的手里仍握着大刀或折了柄的大枪”。他说，打仗时，当地民众自发将自家仅有的粮食送给29军，并主动当向导，带路出潘家口夜袭的是本村村民于连贵，回来时只剩少数勇士。
　　这支部队过滦河时，河中间冰层已断裂，当地村民推来冰排帮助部队过河。河对岸的蓝旗地村今属宽城县，返回时村民用船送幸存的将士过河，烈士的遗体留在蓝旗地村。2013年95岁的刘景平是当年参加掩埋29军烈士的唯一健在者，据他这一年回忆，运到村里的遗体有200具左右，七八十个村民参加了掩埋。之后，村民一直守护着烈士墓，每年农历七月十五为他们放河灯表达纪念。这片墓地在蓝旗地村一处平地上，高约1.5米、宽约10米、长约12米，轮廓清晰，保存完好。
　　当年29军夜袭的日军驻地三家子村等处都已被水库淹没。蓝旗地村所在的独石沟乡党委书记何德福介绍，全乡水面大，居民少，大都是水库移民，近几年发展旅游，建起蟠龙湖景区，当地村民开办农家乐等，靠青山绿水挣到钱。
　　在遵化市清东陵附近，有长城抗战烈士陵园，已列入第三批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名录。进入陵园可见一高大的纪念碑，上刻宋哲元将军手书“宁为战死鬼，不作亡国奴”。园内有座高2.4米、直径4米的公墓，安葬着三十六麻袋无法辨认的阵亡将士尸骨，墓前立着两米多高的民国时期石碑，上刻“阵亡将士公墓”，另建阵亡官兵陵墓280座。
　　据遵化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吉大永介绍，陵园于1935年4月落成，原本墓前都有碑，军官为石碑，士兵为砖碑，均刻有烈士姓名、籍贯、享年和所在部队。日军侵占后，将碑文中“抗日”和“永垂不朽”等字样破坏，并将大部分墓碑运走修工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政府多次修葺，多方追寻墓碑。
　　公墓旁有4座军官墓，都立着石碑，为原碑，墓主分别为少尉排长张华邦、尹良民、姜殿德、李雪成。还有数排墓址，成排的墓碑均为新立，上书“长城抗战英烈之墓”。在陵园库房里保存数十块当年砖碑，有的完整可辨，多已残缺漫漶。
　　吉大永说，石碑和砖碑都是这些年收集到的。碑文显示：姜殿德，河北怀来人，享年28岁；张华邦，河南柘城人，享年24岁；尹良民，安徽太和人，享年29岁；李雪成，河北永年人，享年24岁。李雪成的碑是2017年4月26日收集到的。根据碑上信息，吉大永他们和一些烈士亲属取得了联系，有的烈士亲属，如安徽太和尹良民家人曾来寻访祭奠。陵园有专设的家属休息室。
　　砖碑上可识出的名字有王文才、屈明忠、张兰亭、李守文、王子谦、华景山、赫连明、程瑞堂、王志得、赵兴、陈国宝、要富有等，牺牲时年龄均20多岁。这一块块历经沧桑的砖碑上，留存着他们青春、热血和生命的印迹。
　　2025年12月13日，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东部战区发布重磅主题海报《大刀·祭》。海报图片为大刀砍向鬼子头颅，海报寄语：“东倭为祸近千年，血海仇深尤眼前。无义畏威心歹斗，长刀所向靖狼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