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作平

　　如果让我给洮河下一个定语，我要说：这是一条色彩斑斓的河。
　　是的，色彩斑斓。
　　这么说，不仅因为它的河水在不同河段有着不同的颜色——从上游的青碧，到中游的土褐，再到下游的深黄；更因为数千年来，生息在这条大河之滨的无数先人，曾以各种颜色昭示了他们的存在以及存在的意义。
　　一旦透过缤纷的色彩，沉重的历史也会变得亲切而真实，似乎触手可及；而随波远逝的人子，也会逐浪而来，讲述他们和这条河的故事……


　　1924年3月，雪后初霁的一天，兰州城寒风刺骨，时年50岁的瑞典地质学家兼考古学家安特生信步在黄河铁桥南端不远的街道上。他饶有兴趣地打量着这座陌生的东方城市。这是他第二次来兰州。10年前，他从欧洲前往北京出任北洋政府农商部矿政顾问时，曾途经兰州；这次，他专程而来，希望在以兰州为中心的青甘地区有所发现，以验证他之前提出的一个假说。
　　3年前，河南渑池仰韶村发现了大量陶片和石器地层，安特生率队正式发掘并命名为仰韶文化。仰韶遗址出土的彩陶，在中国，此前还没有先例，反而与中亚安诺遗址和乌克兰特里波列遗址的彩陶纹饰高度相仿。由是，安特生猜测，中国彩陶可能源自西方。
　　如果这一假说成立，那么作为连接中亚与中原枢纽的甘肃，乃是地理的十字路口，兰州一带，也应该能找到彩陶。
　　那个大雪飘飞的春天，安特生和他的助手们，几乎天天都在兰州街头转悠，企图有所收获。这一天，当安特生走出萃英门时，高高的城墙下，他看到一个小贩的小摊上，摆放着一只陶罐。陶罐污秽而残缺，小贩随意把它用来盛放烟渣。
　　安特生一眼就发现罐上那些黑彩的涡旋纹饰，“虽残犹美”。丰富的专业知识令他当即断定，这不是普通的陶罐，而是远古的彩陶。于是，他花了5个银元，买下这只陶罐。
　　通过小贩之口，安特生第一次听说了一个地图上找不到的小地方：马家窑。
　　小贩告诉他，陶罐是在洮河边种地时偶然挖出来的。洮河有600多公里，到底是哪一河段呢？
　　小贩肯定地说：“马家窑。”
　　非常巧合的是，当天，当安特生兴冲冲地捧着那只残缺的陶罐回到寓所时，长期在兰州传教的英国牧师安德鲁给他送来几片彩陶。
　　更关键的是，安德鲁牧师说，这些彩陶的出土地，都在临洮一带的洮河边。
　　洮河，从临洮境内斜贯而过，长达100多公里，占了整个洮河干流的六分之一强。
　　至于马家窑，那是临洮县下辖的一座小村庄。
　　整整一个世纪后，我终于走进了马家窑。
　　前一天晚上，我从兰州赶到临洮。时值盛夏，吃过晚饭，天色尚早，我在街头扫了一辆电动车，慢悠悠地穿街过巷，十几分钟后，我看到了洮河。
　　尽管洮河偏在青海和甘肃一隅，但我相信，凡是稍有诗词素养的人，对这条河都不陌生。哪怕他们的脚步，从来没有踏上过青海和甘肃的土地，但他们也大抵通过“前军夜战洮河北，已报生擒吐谷浑”，“客舍洮水聒，孤城胡雁飞”，以及“书来远自薄寒山，缭绕洮河出古关”之类的诗句知道洮河，知道洮河地处边关，由来便是征战之地。
　　那是我第一次看见洮河。
　　乍眼一望，有些失望，它并不像我想象的那样，有着诗词描述的雄浑乃至悲壮。它就是一条极为普通的河。河面不宽，百米左右。河两岸，粗壮的垂柳和槐树遒劲沧桑。恰逢农历七月十五，河边好几个地方，都有人在角落里点燃香烛纸钱，缭绕的烟雾被风散开，弥漫着一种异乡的忐忑和神秘。太阳还没完全落下，月亮已经迫不及待地升起，日月的光辉同时漫不经心地洒在河面上，土褐色的河水渗进一些灰白的光，略像夏日里暴雨来临前的天空。只是，暴雨来临前的天空风疾云走，河水却静得看不出在流动。
　　几天后，在距临洮县城200多公里的碌曲，我看到了另一条迥然不同的洮河。
　　那是青海东南部和甘肃西南部的交界地带。在那里，巴颜喀拉山东北支脉西倾山自西北奔向东南。这条全长不到300公里的山脉，在青藏高原的众多大山中，非常不起眼。不过，它既是洮河与白龙江的分水岭，也因记入古籍《禹贡》而小有名气。《禹贡》说，西倾山一带的方国，向中央王朝进献的贡物，主要是各种兽类的皮毛。进贡的人顺着桓水，也就是白龙江而下；再舟行潜水——潜水，可能是嘉陵江上游或某条支流，这一带地质变化极大，地貌改变颇多，今天的水道与3000年前已不尽相同。之后，越过汉水，经蜀道北上关中，再顺渭河入黄河而抵中原。
　　西倾山的众多山峰中，有一座叫李恰如山。李恰如山的山谷里，一方不大的平坝上，100多眼泉水汇成一条溪流。平缓的山坡，野草青黄相间，溪水是一片让人怜惜的青碧。这里，就是洮河源头。藏语里，这一河段称为碌曲——碌曲县也因之得名。而碌曲的意思，就来自于源头活水的清澈：龙宫流出的圣水。
　　如果不是之前在临洮见识了洮河的土褐，我很难相信，从雪山草地间流出的青碧溪流，竟会变得如此灰浊，真正应了杜甫的诗：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
　　洮河由青碧到土褐，原因在于，它的中下游，穿行于青藏高原与黄土高原的交汇地带，坡陡沟深，地形破碎，河流含沙量剧增，加之流速放缓，河水自然由清变浊。
　　安特生在萃英门收购的那只陶罐，如今，收藏于瑞典远东博物馆。收购清单上，是安特生当年的记录——时间：1924年3月12日；名称：黑彩涡旋纹罐；来源：临洮马家窑。
　　这只陶罐以及安德鲁牧师送来的几片彩陶都指向了洮河边的马家窑。当天晚上，安特生吩咐一个姓陈的马夫，次日一早从兰州赶往马家窑。
　　在安特生焦急而满怀期望的等待中，20多天过去了，陈姓马夫终于从临洮回来，他的包袱里，小心地包裹着21块大小不等的彩陶残片。
　　依据前后所得陶罐以及残片，安特生已经可以肯定：马家窑就是一个史前彩陶遗址。十几天后，在安特生带领下，一支考古队从兰州出发，前往临洮。
　　兰州到临洮，今天的公路大概100公里。一个世纪前，这里没有公路，只有驿路和驮道，南行至太石镇后，道路沿洮河东岸而行。不过，由于大山阻碍，要等到进入临洮盆地的新添铺后，安特生才能看到洮河。那是他第一次看到洮河。洮河的黄与黄河的黄相差无几，都让河流质朴，野性而又草率。
　　4月底，安特生到达马家窑，洮河边一座寂寂无名的小村庄。接下来，是长达数十天的勘查。
　　勘查包括选址、拍照、测绘，以及采集标本。勘查中，安特生发现，不仅马家窑，事实上，临洮境内的洮河沿岸，存在着多个远古遗址——辛店、灰咀坬、齐家坪、寺洼无不如此。所以，完成了马家窑的勘查后，他随即又深入上述地区。
　　那个盛夏的早晨，微风清凉，我从临洮出发，穿过前一天晚上曾驻足眺望的大桥，很快就从县城踅进乡村。灰白的公路相伴洮河而行，一侧是河流，一侧是连绵的山峰。河流与公路、公路与山峰之间的台地上，大片大片的玉米长势良好，间或有几株高大的黑杨，在风中发出“刷刷刷”的轻响，早起的鸟儿迎着朝阳飞翔，像是刷了一层金色的油漆。
　　马家窑村就在洮河之滨的公路右侧。山峰与公路之间的那片台地，相对来说较为开阔，村子便落址于此。这本是一座极为普通的西北村庄。不过，由于当年安特生的伟大发现，当马家窑被加以文化的后缀后，它不仅是考古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同时也使马家窑村弥漫着浓烈的彩陶气息：村中的大多数房屋，尤其是面向公路一侧的，不仅墙壁是褐黄的，墙上，还装饰着一只只红底黑线的彩陶。一棵高大的槐树下，几个老人团团围坐，用我听不懂的方言在聊天。他们的脸庞，也是黄土的黄。一只黄色的田园犬安静地趴在旁边，迷蒙的眼神像在侧耳倾听，又像在深入思考。
　　马家窑遗址与马家窑村只有几百米。或者说，马家窑遗址就在马家窑村背后的山坡上。马家窑村东临洮河，西靠大山。大山之麓，洮河的一条支流蜿蜒而过，在不远处注入洮河。
　　从安特生当年拍下的照片看，马家窑遗址所在的山峰要比现在荒凉，看上去是一片缺少绿意的灰白，恰好与脚下洮河的灰黄相映成趣。而现在，站在山上极目远眺，到处都是盎然的绿意，大地的生机，在一场夏日的雨后恣意铺张。
　　安特生的发掘持续了三个月，他不仅雇佣当地村民，还有相当数量的临洮师范学生，也前往工地帮忙。这是一件轰动四乡八里的新鲜事：这个高鼻子洋人，竟然把当地人视作不祥之物的“鬼罐”当作至宝。
　　如今，我看到的马家窑，山势陡峭，壁立于洮河及其支流一侧。但从山与山之间的沟壑看，这是数千年来流水侵蚀的结果。就是说，遥远的先民时代，这里的山势更为平缓，山腰是一块块平坦的台地——唯其如此，先民才会把它当成几十代人生息的家园。
　　安特生在马家窑清理出了多处半地穴式房屋，以及灰坑、墓地和窑炉。这些穿越几千年风尘来到后世的东西，默默地告诉后人：马家窑是村落，先民在这里耕种，收获，欢笑，哭泣；马家窑是归宿，先民死后，就沉睡于村外的山坡，亲人们把黄土一把把撒在他们如黄土一样的脸上；马家窑是作坊，是彼时的制陶中心，大量惊艳的彩陶让安特生高呼：“它们精美绝伦，可谓欧亚新石器时代末叶陶器之冠。”
　　马家窑以南十几公里外，寺洼是一个同样不知名的小村庄，也同样坐落在洮河西岸的台地上。与马家窑规模宏大的聚落遗址相比，寺洼遗址让我震撼的是它的墓地——墓地与村庄之间不仅有数公里之遥，并且，墓地要比村庄高出四五百米。我猜，在先民的意识中，有一种朴素的观念：当他们死后，亲人把他们葬在望得见村庄的高处，那么，他们就能默默注视自己生活过、劳作过、热爱过的故乡，他们将与自己的亲人同在。
　　无论马家窑还是寺洼，在临洮境内的洮河地段，安特生最大的收获就是彩陶。
　　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标志性器物。比如商周的青铜；比如青铜之前，三皇五帝时代的玉。更加遥远的，则是彩陶。作为黄河流域史前文化的重要表现，彩陶出现于新石器时期。
　　在今人看来，制陶“卑之无甚高论”，但在遥远的一万年，也就是500代人之前，制陶却是一项极其伟大的创造，一点不亚于后人登上月球或是发明芯片。因为，制陶技术问世之前，人类两三百万年间的所有创造，均不过是对一种既有物质的外形进行加工——比如对石头的简单打制就是旧石器，对石头的相对精细磨制就是新石器，而制陶则是人类通过对水、土、火的利用，产生了一种与水、土、火都完全不同的新东西。
　　具体来说，五六千年前，那些生活于东方中国的先民——包括仰韶文化先民，也包括马家窑文化先民，他们挖来黏性很强的黄色或红色黏土，加入细砂、蚌壳粉末，捏成各种形状的陶器。阴干后，用含有铁、锰等矿物的颜料，在陶器上画出各种图案，再放入窑炉。高温带来的化学反应，不仅让陶器变得坚硬，陶器本身也变成了红色，图案则变成了黑色。红加黑，那便是中国彩陶最显著的特征。
　　当年秋天，考古发掘结束后，安特生雇佣了30头驴子，把他在洮河流域出土的文物运往兰州。以后，又按与中国政府的协议，运回他的家乡瑞典。1925年底，瑞典修建了收纳这些藏品的远东博物馆——为了向古老东方的彩陶致敬，博物馆的墙壁特意刷成了褐黄色。
　　协议还规定，安特生出土的文物在瑞典研究后，要把其中一半返回中国。然而，从1927年到1936年，当这些文物分7次返回中国后，却因世事板荡，时局飘摇，大部分不知所终。
　　以后，经过夏鼐等中国考古学者研究，证明安特生关于中国彩陶源自西方的假说是错误的。不过，这无损安特生对中国考古的重大贡献。正是从他开始，中国才有了现代意义上的考古。
　　在临洮博物馆，我看到一只尖底陶罐，小巧，精致。它让我想起安格尔的名画《泉》——在洮河之滨，在数千年前，是否也有一位美丽的少女，从洮河里打起一罐清澈的河水，面带微笑地扛着陶罐，一步步走向她那沐浴着阳光与山风的家园呢？


　　作为地名，临洮通俗易懂，一望而知就是“临近洮河”之意。与此相比，我更喜欢它的另一个名字：狄道。
　　当临洮还叫狄道的时候，显然，它的地位远比今天更重要。那时候，狄道除了是县治外，还是州治、府治、路治以及军事大区的指挥中心。
　　道是中国古代行政区划，从先秦到民国，经历了多次变化。要言之，清代的“道”介于省与府之间，相当于今天的地级市或省辖的厅局。唐代的“道”从监察区演变为行政区，相当于今天的省或大区。秦汉时的“道”，则属于边疆的专属建制，与县同级——唯一区别是管辖对象，“道”专门治理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汉书》所谓“县有蛮夷曰道”即此意。
　　狄道，顾名思义，乃是治理狄人为主的一个县级行政区，相当于“狄族聚居的特别行政区”。
　　狄道的由来，可以追溯到距今2400多年前的秦献公时代——此时，距先民在洮河之滨的马家窑和寺洼等地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田园生活，已经过去了2000年；而秦国从染指洮河，到建置郡县，终于将洮河纳入行政管理体系，也经历了300多年、十几代人的奋斗。
　　临洮往东南，山势渐渐高耸。百余公里外，公路已从洮河所属的黄河流域，进入到西汉水所属的长江流域。两大流域之间，是作为分水岭的西秦岭组成部分：齐寿山。
　　地处西汉水上游的甘肃礼县，如今几乎默默无闻；但是，如果说翦灭六国一统天下的大秦帝国是一条波澜壮阔的大河的话，那么，它的涓涓细流，就是从礼县的西汉水之滨滥觞的。
　　多年前，当秦人的先祖作为殷商余孽从东部流放到礼县时，礼县所在的西汉水上游，乃是五方杂处的荒服之地。从礼县往西或西北，生活着众多不服王化的部族，其中实力最强的首推戎人。为了争夺生存空间，在与戎人的战争中，秦人的先祖一支被团灭，两位君主战死。
　　以后，随着秦襄公在周平王迁都时的正确站队，秦人总算站住了脚，并一步步东扩，进入关中平原。到了秦穆公时代，这位秦国历史上继往开来的国君，鉴于东扩的步伐被东邻晋国所阻，于是转而向西开疆拓土。曾经屡败秦人的戎人，被秦人打得落花流水。秦穆公因之“灭国十二，扩地千里”，黑旗黑衣的秦军将士，第一次看到了从高原深处流淌而来的洮河。
　　洮河穿境而过的临洮，地处中国大地第一、二级阶梯接合部。洮河千万年的冲积，滋养出了土地肥沃、宜于农耕的洮河盆地，而盆地周边的山区牧草丰茂，宜于游牧，临洮便成为典型的农牧交错地带。
　　先秦时期，在临洮，一边是戎、羌、狄等部族放牧牛羊，一边是秦人移民耕种粟稷。与此同时，临洮事实上也是正在崛起的秦国的西部门户，它东连关中，西控戎羌，北抵匈奴，南接巴蜀，具有高度的流动性与混杂性。
　　土地的丰饶和位置的优越，让秦人意识到临洮和洮河对秦国的重要。然而，秦穆公以后，从秦景公开始，漫长岁月里，秦国陷入了长久的内乱，原本到手的洮河地区，又渐渐被戎狄占据。一直要等到秦献公上位，“秦复强”——秦献公也像秦国历史上的一道分水岭，标志着秦国走出了景公以来的阴影，是以司马迁总结说，“秦始小国僻远，诸夏宾之，比于戎翟，至献公之后常雄诸侯”。
　　三次大败魏国后，秦献公亲率大军，溯渭河而上，翻越鸟鼠山，挺进洮河流域。至此，秦国的西部疆域，也就从天水一线推进到洮河西岸。
　　公元前384年，洮河流域第一个县正式设立，那就是秦国下辖的狄道。
　　公元前272年，当秦国攻灭义渠，将青藏高原东部及陇中黄土高原占领后，设立了陇西郡。郡治，毫无悬念地选在了狄道。从那以后的秦汉500年间，除了有十几年曾迁治襄武外，狄道一直是郡治，是陇西地区的政治、军事、经济中心。
　　文献记载，秦献公设立狄道后，在洮河东岸修筑了最早的狄道城。至于这座早就被时间湮没的古城的具体位置，由于没有考古实证支撑，县志上只有一个大体合理的推测。
　　兰海高速穿临洮县城而过，凌空的高架桥跨越了纸坊社区——我发现，西北地区，有许多地方叫纸坊，想必是当年利用山中丰富的竹树生产土纸的缘故吧。那天晚上，我从桥下向西而行，几百米外，便是洮河。
　　县志推测，秦国修筑的狄道古城，它的西门，就在纸坊一带。那时，出西门，是洮河上的一个渡口，摆渡的羊皮筏子靠在河岸。这个古老的渡口，不仅有千千万万没有留下姓名的秦人汉人走过，并且，无论是凿空西域的张骞还是封狼居胥的霍去病，也从这里走过，直到走向他们事业和名声的巅峰。
　　告别马家窑遗址，我前往洮河畔另一个古老的地方。那地方有个凶悍的名字：杀王坡。
　　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呢？一位教了多年语文的退休中学老师告诉我：秦朝时，秦始皇的长子扶苏驻守临洮，防备匈奴，没想到秦始皇暴死后，赵高、胡亥和李斯勾结，篡改遗嘱，令扶苏自杀，扶苏真的就自杀了。他自杀的地方，后人称为杀王坡。杀王坡附近，还有一个地名叫望儿咀。据说，那是扶苏的母亲思念儿子而眺望的地方。
　　传说只是传说。只不过，作为传说的基础，杀王坡以及邻近的望儿咀，大量残存的黄色夯土城墙，却是临洮——或者说狄道——作为军事前线和边地要塞的物证。那些黄色夯土城墙，乃是中国最早的长城之一，它比秦始皇的长城至少早半个世纪。
　　郁闷的是，无论我在导航里输入杀王坡还是望儿咀，抑或战国秦长城文化公园，当我溯洮河而上，在齐家坪遗址所在的齐家镇东侧跨过洮河后，导航一定要我进入兰海高速。折腾半天，询问了好几位语言似懂非懂的当地老人后，我终于明白，杀王坡就在高速入口背后那座山上，直线距离不到200米。可能，导航以为我能从山下直接飞到山上。200米直线距离，我绕行了十来公里，终于沿着高速下面的一条乡村公路，曲曲折折地行至山顶。
　　山顶竟是一马平川，大概有两平方公里的样子，一座村庄，三三两两的人家，房前的核桃已有乒乓球大小，杨树枝叶繁茂，树下支着一张桌子，4个老人在打牌，无声无息，像黑白的默片。
　　在村口折而向西，乡村公路只容得下单车独行。好在，那段路很短，不到一公里，并且，也没有来车。
　　驶到台地边缘，我看到了那座高大的土堆。那就是传说中扶苏绝望自刎的地方：杀王坡。
　　极目远眺，山下，是洮河冲积而成的河谷平原。肥沃的土地，生齿繁茂，青绿与黛黑的庄稼和林子之间，是大片大片的房舍。房舍、林子和庄稼簇拥下，洮河像一根灰黄的飘带，悄无声息地飘荡。更远处，也就是西方的天际，一列山脉微微隆起。2000多年前，山那边是觊觎洮河盆地的异族——从先秦时的戎、狄、羌，再到秦汉时的匈奴。
　　我站立的台地，也就是之前我在高速路口望见的山峰，峭壁如削，足有200米高，匈奴骑兵再剽悍，也绝无可能冲锋而上。
　　台地尽头那座高高的土墩，尽管墩面或墩壁都爬满野草，但与旁边的土地相比，野草明显稀少、低矮。因为，土墩并非自然形成，而是人工夯土修筑。台地上的黄土，本就具有相当黏性，修筑时，渗入清水，黏性更强。再用板筑法，逐层夯实。一些重要地段，甚至还会往黄土里加入糯米浆，相当于现代的水泥现浇。于是，哪怕经历了2000多年风吹日晒，哪怕生命力极强的野草，也如此稀而矮。
　　并且，与墩下野草和灌木种类繁多相比，墩上只有一种草：芨芨草。芨芨草生长于北方荒漠地带，耐旱、耐寒也耐盐碱。也只有这种适应性极强的植物，才能在如此贫瘠的地方生根发芽，并在夏秋之际开出满枝小花。
　　伫立墩前，我看到，一根根细长的芨芨草的秆子擎起圆锥状的花序，如同一管管蓬松的羽毛笔，斜斜地插在黄土壁上。风过，无声无息地摇晃——它让我无端地想起，树下那4个无声无息打牌的老人。
　　这座芨芨草摇曳的黄土墩，就是秦长城的西端起点。许多人都以为，长城西起嘉峪关，东止山海关。其实，那是明长城的起止。作为比明长城早1000多年的秦长城，它的西端起点，和嘉峪关还有800公里的遥远路途。
　　也有许多人认为，秦朝大规模修建长城，是为了防备不时南下侵扰的匈奴。但临洮一线的长城要防备的，并不是匈奴。因为匈奴的势力，没有南下到洮河流域。临洮长城要防备的，是在秦人开疆拓土后，被迫迁往洮河以西的西羌诸部。所以，临洮一带的长城，早在秦始皇之前就已修筑——准确地说，是在秦始皇的曾祖父秦昭襄王时期。《史记》说：“秦昭王时，义渠戎王与宣太后乱，有二子。宣太后诈而杀义渠戎王于甘泉，遂起兵伐残义渠。于是秦有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以拒胡。”
　　宣太后即火爆一时的电视剧《芈月传》主角芈月。芈月本是楚国人，芈姓，又称芈八子，嫁与秦惠文王。这位中国史上第一个称为太后并临朝听政的女性，在儿子秦武王死后，立幼子为王，即秦昭襄王。秦昭襄王在位前期，朝政一直由她决断。
　　宣太后是一个狠人。她与义渠戎王乃情人关系，还生了两个儿子。但为了秦国利益，她毫不犹豫地将义渠戎王杀死于甘泉宫。趁义渠戎群龙无首之际，秦军雷霆出击，把义渠戎拥有的今甘肃西南、青海东南及内蒙和陕北一带悉数占领，并新建三个郡，而治所设在狄道的陇西郡即其中之一。
　　宣太后利用床笫之欢暗算情人，以不名誉的手段夺取了义渠戎土地，遭到义渠人的强烈反击。为了巩固新疆土，秦国一面在边境屯驻重兵，一面修筑长城。于是乎，才有了2000多年后，我所看到的洮河边那一个个高大的土墩，以及一道道因时光和风雨而变得低矮如农家围子的土墙。
　　就是说，洮河边的秦长城，始建于秦昭襄王时代置陇西郡。但具体是哪一年，《史记》没说。《后汉书》则说，秦灭义渠戎置陇西郡是在秦昭襄王三十五年，即公元前272年。那么，我看到的芨芨草迎风招展的土墩，它们已有将近2300岁了。
　　今天的临洮境内，有不少山峰名叫长城岭、长城梁、长城坡或城墙岭，其原因显而易见——秦昭襄王时代的长城，就从这些山峰上逶迤而过。
　　那时候，随着陇西郡的设立，狄道成为郡治。为了巩固陇西郡，大批秦军将士和秦人从关中进驻洮河之滨。高高飘扬的黑色大纛下，他们在洮河边的台地上，用黄土，修筑了一座座土墩，再用一道道土墙将它们连接。
　　临洮境内的秦长城，大多因山就势，在沟河一岸筑墙或是直接利用地形，既减少了工程量，也加快了工程进度。蜿蜒的黄土城墙之间，每隔一段距离，就有一座土墩。据专家考证，土墩之间的距离，最短的只有80米，两座台上的士兵，大声说话即可听见，而最远的则有8公里之遥。
　　以杀王坡为起点，秦长城沿洮河向东南而去，如一条黄色巨龙，盘旋在灰绿相间的山岭，翻越鸟鼠山后，从洮河流域进入渭河流域，以后又折向东北，经今天的固原等地进入内蒙古。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天下，建立大秦帝国。次年，这位雄视千古的君王，拉开了他十几年间5次巡视天下的序篇。第一次巡视，他选择了帝国西北部的陇西和北地。
　　那么，几乎可以肯定，秦始皇一定到了陇西郡治所在的狄道，也极有可能，他曾经来到杀王坡的长城西首。只是，那时还没有杀王坡，也没望儿咀这些悲情的地名。事实上，扶苏一直在北方监军，不可能来到临洮。杀王坡和望儿咀的传说，乃是民间对这位不幸太子的深深同情。那时候，鹰视虎步的秦始皇，当他站在洮河边高高的长城上，扑面而来的风将他身后的黑色旗帜吹得猎猎作响时，他一定相信，他既已一统天下，且又书同文、车同轨，那么，他的江山必将万世一系，干戈永灭，他的子孙也将是二世三世乃至千世万世。
　　他完全没有预料到，他和列祖列宗锲而不舍打下的江山，在他死后几年，就走向了崩溃；他的嬴氏子孙，也将在大动乱中死亡殆尽。一个貌似强大的王朝灭亡了，徒留下沉默的长城，在时光中慢慢侵蚀、瓦解、倒塌，直到野花疯长，蟋蟀悲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