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有一座很有意思的死刑栈桥，每天都在用日本刀斩杀或射杀中国败残兵或伤兵，并且把尸体全部抛入扬子江冲走，真痛快”——12月初，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发布2025年新征文物史料。在侵华日军士兵写给父亲的信中，屠杀竟如游戏般愉悦，揭露出军国主义泯灭人性的残暴。
　　不久前，日本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在展陈翻新计划中提出，意欲将现有资料中的“南京大屠杀”改为“南京事件”，将“侵略”改为“进入”，遭到一些长崎市民的坚决反对。市民团体成员关口达夫说：“曾经遭受过日本侵略的各国民众假如看到‘侵略’改为‘进入’，只会认为日本企图掩盖负面历史。”
　　昭昭前事，惕惕后人。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的特殊年份，作为二战战败国的日本，本应深刻反省军国主义犯下的战争罪行。然而，日本一些人和势力不仅变本加厉地对侵略罪恶进行掩盖、美化与翻案，甚至妄图推动军国主义借尸还魂。这种与国际社会历史认知背道而驰的错误行径，严重违背国际共识与人类良知，严重危害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对战后国际秩序构成严峻挑战。


　　11月初，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国会答辩时公然宣称“台湾有事”可能构成日本可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存亡危机事态”。这是1945年日本战败以来，该国领导人首次在正式场合鼓吹所谓“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并与行使集体自卫权相关联，首次在台湾问题上表达试图武装介入的野心，更是首次对中国发出武力威胁，这样的露骨越线挑衅充分暴露了日本军国主义余毒未消的本质。
　　在日语语境中，“有事”意为“紧急情况”“重大危机”。所谓“存亡危机事态”，是日本军国主义辞典中的惯用话术。
　　1894年，日本声称朝鲜半岛出现“危机”威胁日本安全，出兵朝鲜继而发动甲午战争；
　　1904年，日本将沙俄在中国东北的动向认作“危机”事态，偷袭驻扎在中国旅顺港的沙俄太平洋舰队，并占领中国东北南部地区；
　　1931年，日本以“行使自卫权”为由悍然制造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
　　1937年，日本借“华北危机”酿成七七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紧随的是“八一三”事变、南京大屠杀；
　　1941年，日本将“是否袭击珍珠港”视为“威胁日本存亡”，点燃太平洋战争的导火索；
　　…………
　　每当日本军国主义想要侵略扩张，都会先将自己装扮为受人压迫、退无可退的形象，颠倒黑白地动员国内支持。一旦时机成熟，则会不认对手、不计后果、不宣而战、不择手段。日本现职领导人，敢于堂而皇之妄言妄行，其背后正是军国主义基因在作祟。
　　日本军国主义是日本推行对外侵略扩张的主导力量，也是战后右翼势力的思想根基。近代以来，天皇中心主义、武士道和神道教等精神结构中的糟粕，被日本统治集团系统性利用与重塑，又进一步结合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等西方思想的糟粕，为日本军国主义服务。
　　在日本军国主义思想体系中，“皇国史观”突出天皇神性，主张日本是“神国”，日本民族优越于其他民族，有权统治其他民族；武士作为一个特殊阶层被废除，但武士道精神却被推广为全民道德，扭曲为对战争的狂热和对生命、死亡的漠视，以及对战争发动者的无条件愚忠；从西方引进的社会进化论则异化为“弱肉强食”理论，为对外侵略和殖民扩张提供“科学依据”。
　　日本军国主义与武士道精神的异化密不可分。武士是日本封建社会特殊的阶层，多为封建领主的家臣。有研究者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在日本统治集团看来，武士道精神最大的利用价值是一种“奴道”。武士们安身立命的根本，就是“为主家”：第一是拥护主人，第二是拥护自己的家和生存。为此哪怕做出“复仇”“切腹”等极端行为，极尽残忍手段他虐自虐，仍然都是武士“与高贵身份相伴随的义务”。
　　同时，军国主义的形成，必然不能只停留于思想和文化，一定要形成一种制度。在这一过程中，“义勇奉公”等武士的最高原则，又被拿出来作为军国主义战争机器的润滑油，进行全民动员。
　　从1882年颁布《军人敕谕》，强调军人要尚武勇、尽忠节，成为对外扩张、对内统治的暴力机器；到1890年颁布《教育敕语》，将“忠君爱国”确立为教育核心，推行皇民教化和奴化教育，使民众绝对尊崇天皇、服从国家战争意志；再到明治维新后，日本政府强推武士道德全民化，使其化为全体国民效忠天皇的公德；直至1900年，时任日本首相山县有朋制定“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规定陆海军大臣必须由现役军人担任，赋予军部不受内阁制约的特权……武士道就这样一步步被异化为驱动战争机器的意识形态引擎，成为日本军国主义对外侵略扩张的精神支柱，衍生出军国主义三大狰狞特征。
　　一是侵略战争神圣化。日本历史学家木坂顺一郎曾发问：“对于军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日本民众为什么不加以反对？那些主动选择毁灭之路的士兵们、参加惨不忍睹的大屠杀的男人们、高呼万岁把丈夫和儿子送上前线的女人们、饥肠辘辘地在工厂为生产武器而拼命干活的学徒工们——他们为什么如此积极地支持这场战争？”答案就是，军国主义将侵略战争神圣化。建立于明治时期的靖国神社，就是这样的军国主义招魂之所。在这里，犯下滔天罪行的甲级战犯被奉为“神灵”，残酷的杀戮被描绘成神圣的献祭。日本军国主义利用这种“国家神道”的宗教装置，将战死者神格化，诱骗一代代日本人甘愿沦为战争的炮灰和祭品。
　　二是鼓吹种族优劣论。太平洋战争之初，日军在攻占新加坡后公然宣称：“日本是照亮世界和平的太阳。沐浴在阳光下者茁壮成长，抗拒阳光者唯有毁灭一途。美英两国都应深思我日本千年炽热的历史。”而针对日军在中国进行的野蛮屠杀，《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曾明确记载了军国主义的歪理邪说——“日军的首脑认为这场战争是‘膺惩’战，因为中国人民不承认日本民族的优越性和领导地位，拒绝与日本合作，所以为惩罚中国人民而作战”。神道教铸就的民族优越感，被军国主义用来鼓吹“人种差异”“优胜劣汰”，宣扬“大和民族优越论”“生存发展论”“生存自卫论”，炮制太平洋战争是“黄种人和白种人的战争”“解放亚洲各民族的战争”等谬论，作为侵略奴役其他国家的思想武器。
　　三是漠视生命，轻启战端。在日本军国主义即将失败的1945年，日军大本营还下达“决号作战准备纲要”，意图“一亿玉碎”，负隅顽抗。武士道精神推崇“向死而狂”，在军国主义的操弄下，所谓的“死之觉悟”，演变成了对侵略毫无底线和不计代价的贪婪与冒险。早在幕末时期，代表极端民族主义的“变革先驱”吉田松阴就抛出了“得失互偿论”，主张“在贸易上失于俄、美者，应以土地由朝鲜和满洲补偿之”。这一理论迅速被山县有朋等人奉为圭臬，并提出“主权线”和“利益线”的扩张理论，将日本的国家安全边界无限外推，认为只要“利益线”受阻，便可轻启战端。今天日本一些人动辄把包括台海在内的地区归为日本的“新生命线”，同20世纪初期日本军国主义为侵华战争炮制“满蒙生命线论”的行径臭味相通、如出一辙。
　　日本军国主义的演变，是国家机器逐步被军事独裁势力侵蚀，进而彻底绑架全体国民的“癌变”。而日本军国主义在文化和制度层面的孽生，演变出一部充满了血腥与罪恶的扩张史，给亚洲和世界带来了深重灾难。正是鉴于日本军国主义给人类带来的巨大浩劫，战后日本才被明确剥夺其交战权，从制度上铲除日本再次发动战争的土壤。


　　百年前的日本军国主义话术在今日重现国际社会，不禁引发人们追问——当年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历史清算是否彻底？
　　80年前，日本天皇裕仁宣布无条件投降，但在伴着电波杂音播出的《终战诏书》中，并未出现“投降”的字眼。日本在战胜国的安排下选择了放弃交战权的和平道路，得到了绝大多数日本人民的拥护，也得到了国际社会的重新接纳。然而，战后的日本没有对军国主义完成彻底清算，从官方到民间不断滋生着种种反动和危险的思潮，甚至形成有计划的行动，这种披着“和平国家”外衣的“新军国主义”，逐渐成为亚洲乃至世界的真正危险所在。
　　战后“新军国主义”的丑陋表演有各种舞台，靖国神社无疑是最为典型的地方。作为日本军国主义对外发动侵略战争的精神工具和重要象征，靖国神社反倒成了日本能否正确认识并深刻反省侵略历史的“照妖镜”。
　　多年来，参拜靖国神社已成为日本右翼势力和政客推动“新军国主义”崛起的重要政治举动。有人在这里高呼“光荣回到靖国神社”，再现欢送侵略者出征的场景；有人在这里纪念“为国捐躯的英灵”，故意同别国纪念卫国烈士混为一谈；有人满口讲着和平，却在这里主张“死者无罪论”，逃避加害责任；还有人做出理解“受伤害国家人民感情”的样子，明明是首相，却以“个人行为”为战犯招魂；更有人自己长期坚持参拜，还推动更多日本政要乃至日本天皇参拜，散布靖国神社所承载的军国主义思想。早在2007年8月，高市早苗就以安倍晋三内阁阁僚身份参拜靖国神社，此后她成为靖国神社的常客。记录显示，从2014年至今，高市早苗共参拜靖国神社超过10次。
　　在日本“新军国主义”势力的鼓噪下，武士道精神中的痼疾又再次被改造利用，军国主义思想的变种层出不穷。右翼势力奉“皇国史观”为核心价值，武士不可对天皇“不恭”，战争苦果“不能不由全体国民品尝”，“一亿国民总忏悔”可以，却不许任何具体的人或群体服罪担责；战犯提前释放，摇身变为“保存国体而忍辱负重”的义士，在日本政坛形成“军国主义遗族政治”链条；“大和民族优越论”分解潜藏于“正常国家”“主导亚洲”“盟友价值”“日本无罪”等主张之中；大肆宣扬“玉碎”“神风”乃至“三光”“百人斩”等均是武士道精神体现，用悲情色彩涂抹战争，用“英雄叙事”替换罪恶……军国主义思想在战后流毒蔓延，逐步形成了日本危险行动的政治风向和社会土壤。
　　政治上，“新军国主义”不断架空“和平宪法”，加速推动社会右倾化。长期以来，借追求“正常国家”之名，日本“和平宪法”第九条的核心精神被日本右翼势力层层架空，“专守防卫”原则名存实亡，“无核三原则”岌岌可危，“武器出口三原则”等战后约束日本军国主义的限制性规范接连被突破。日本正在加速摆脱战后体制特别是交战权限制的束缚，朝着“军事大国”迈进。
　　军事上，“新军国主义”打着“自主防卫”的幌子，行穷兵黩武之实，将日本打造为极具进攻性的“能战国家”。日本国会近日通过2025财年补充预算案，追加1.1万亿日元防卫相关费用，使其年度防卫费总额推高至创纪录的约11万亿日元。自卫队军衔名称计划于2026财年变更，被日本殖民和侵略的国家最痛恨的“大佐”等称谓都要改回来。自民党内部人士声称，应摒弃以往刻意回避军事术语的“非必要”习惯，通过明确称谓强化自卫队的“国防组织”定位。高市早苗此前亦公开表态，称日本应将自卫队正式升格为国防军。近年来，日本防卫政策从“专守防卫”向自主进攻型加速转向，当前自卫队已具备“先发制人”的打击能力。无论名与实，日本在多个领域实现了突破战后体制束缚的危险动向。
　　文化上，“新军国主义”持续推动历史修正主义叙事，企图通过教育洗脑毒化日本年轻一代。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日本右翼势力多次推动篡改历史教科书表述，否定或美化侵略战争，声称“南京大屠杀虚构”“存在争议”。今年4月起，日本全国初中陆续启用新版教材，在多数教材中，涉及南京大屠杀的内容或用“南京事件”一笔带过，对加害者身份避而不谈；或在脚注中稍有提及“南京大屠杀”，却抛出“受害人数尚无定论，仍在研究中”的论调，公然否认国际社会公认的历史事实。
　　外交上，“新军国主义”一面以“地区安全维护者”自居，一面又频频挑起争端。近年来，日本摒弃了战后以和平主义存世的立身之本，在台海、南海等问题上蓄意煽风点火，通过强化与美英澳等国的同盟、准同盟关系，刻意挑动地区阵营对抗。这种以威慑替代协商的行事逻辑，与战前日本以“生命线”“利益线”为名推行的扩张政策毫无二致。先是故意挑起争端、人为制造和煽动“威胁”，再以此转移国内矛盾、增加个人支持率，越来越成为近年来日本政客为稳定执政基础而屡试不爽的基本操作。
　　更值得警惕的是，旧军国主义用来蛊惑日本国民“奔赴战场，敢于为天皇奉献生命”的《教育敕语》又粉墨登场。安倍内阁时期，日本政府通过答辩书，宣称不排除将《教育敕语》作为教材使用的可能性。《朝日新闻》发表社论认为，这可看作是政府“企图回归战前价值观”行动的一环。有媒体曾在2017年曝光，当时与安倍晋三关系密切的右翼团体开办的幼儿园，强制要求幼儿背诵《教育敕语》。高市早苗自幼便熟读《教育敕语》，早年间更曾公开赞赏《教育敕语》，称其非常“精彩”。可以看出，高市早苗不仅在武力涉台上表现出军国主义思想倾向，在思想教育领域同样积极推动历史修正主义教育政策，恢复战前军国主义价值观和强化“爱国”意识形态，系统继承了军国主义基因。


　　很多学者都曾对比研究过战后对日本和德国的不同处置：一是德国战后为盟军共同占领，日本则为美军以盟军名义独占；二是德国和国际社会对纳粹进行了较为彻底的清算，而日本从战争发动者，到军国主义思想文化，以及国家责任等层面的清算均不彻底；三是战后存在排斥二战重要当事方的对日单独媾和，后又在安保合作名义下，事实上为日本动武解套和松绑。
　　有学者指出，未被切断的权力传承链条，让日本军国主义成为休眠火山。战后日本高度承接了战前的政治势力。日本右翼势力极力否认侵略历史，意图摆脱“战败国”身份，同企图淡化侵略行径的历史修正主义形成内在勾连，推动突破“和平宪法”和战后国际秩序束缚，为军国主义死灰复燃埋下邪恶伏笔。
　　在战后80年的演变中，日本右翼政客为军国主义披上“民主”“法制”“安全”的虚假外衣，捏造了一套自相矛盾的“新军国主义”逻辑。
　　“新军国主义”对中日关系造成严重冲击。日本在台湾问题上负有不可推卸的深重历史罪责。台湾本来“无事”，因日本侵略殖民才“有事”。日方在《中日联合声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等中日四个政治文件中明确对台湾问题作出政治承诺。高市早苗的言行无视日本既有承诺，严重损害中日互信基础，不仅引发中方的强烈抗议、严正交涉和反制，也受到包括多位日本前首相在内的日本各界有识之士的反对和批评。
　　“新军国主义”为地区和平稳定带来恶劣影响。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表示，高市早苗奉行历史修正主义政策，日方发表大量反俄言论，与其声称的对俄关系正常化意愿互相矛盾；韩国政府对高市早苗声称独岛（日方称竹岛）是日本“固有领土”表示严正抗议，并暂停了原定于11月举行的韩日联合演习。鉴于日本“新军国主义”的内核是全面突破以美、苏、中、英、法五大国为主导的战后国际秩序，哪怕对美国等日本盟友来说，实有养虎为患之虞。
　　“新军国主义”对日本和日本人民产生实质损害。日本议员山本太郎指出，与中国发生矛盾，日本是没有未来的。对抗一旦升级为冲突，日本根本没有足够的战略纵深和人口支撑大规模战争，更没有足够的经济缓冲链条，整个国家的运转都会轻易受挫。随着日本2026年防卫预算再创新高，日本民众愤怒地将这一造成增税、削减民生支出的政府行为称为“减寿大军扩”。
　　日本《东京新闻》称，一个国家若不能正确对待历史，也难以把握未来，而高市早苗正带领日本走进一场危险赌局。不惜轻言战争威胁地区安全的政客终将为千夫所指，不惜牺牲本国国民福祉也要强军扩武的“新军国主义者”终将难逃覆灭下场。


　　“时机业已到来，日本必须决定一途：其将继续受其一意孤行计算错误而将日本帝国陷于完全毁灭之境之军人统制？抑或走向理智之路？”
　　80年前，《波茨坦公告》对日本发出的最后通牒依然发人深省，也依然是当今日本需要正视和回答的问题。军国主义阴魂能否从日本彻底清除，关乎日本国家与国民如何立足并取信于国际社会。
　　德国对待纳粹的做法，是日本的一面镜子。就在本月，德国政府宣布将在柏林新建一座纪念碑，以纪念二战期间纳粹德国暴政下的波兰受害者，并归还一批二战期间德方侵占的波兰文物。“铭记历史，正视过去永无止境。德国始终恪守其历史责任。”德国总理默茨的表态，是德国社会在二战后一系列深刻反思的延续，这也是德国重新赢得国际接纳与信任的重要原因。
　　反观日本右翼势力，不但对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责缺乏反思，甚至还同日本新纳粹代表人物合影，为美化希特勒书籍写推荐语。前首相麻生太郎更曾公然表示“日本应效仿二战前德国纳粹做法，在安静的环境中推动实现修宪”。试想，如果这些人在欧洲有如此言行，定将声名狼藉从政无望，甚至还会被追究法律责任。
　　尤其值得警惕的是，日本右翼势力的挑衅言行在日本还得到相当民调支持。不久前，日本足球运动员三笘薰手持二战日本军官小野田宽郎的照片，在英国参加了一场关于一战的纪念活动，引发强烈批评。小野田宽郎被称作日军“最后投降的兵”，曾在菲律宾犯下滔天罪行，但多年来被日本包装成所谓“战争受害者”“忠诚坚韧的民族英雄”。这个至死没有悔改的军国主义者，如今竟作为和平活动的宣传物料登陆欧洲，足见军国主义的毒害和麻痹之深，捍卫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之紧迫。
　　台湾问题更是如此。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不可动摇的普遍共识。《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日本投降书》等一系列国际文件，不仅把日本当年“窃取”的台湾归还中国，明确了中国对台湾的主权，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大成果，构成战后国际秩序重要组成部分。近期在中国大陆首次以上下部形式上映的电影《赛德克·巴莱》，将1930年发生在台湾的雾社事件搬上银幕，史诗般还原了台湾人民血性抗日的历史。当年，英勇的中国人民打败了日本侵略者；今天，中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决心坚如磐石，意志坚不可摧，能力今非昔比。中方绝不允许日本右翼势力开历史倒车，绝不允许外部势力染指中国台湾地区，绝不允许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
　　国际社会需要看清，以高市早苗为代表的错误言行，绝非意外偶然。近些年日本防卫费十三连增，自我松绑集体自卫权，多次放宽武器出口限制，发展所谓“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图谋修改“无核三原则”等，一步步掏空《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对日明确规定的条款，违背自身在日本宪法中所作承诺，“新军国主义”不再是暗流，正实实在在威胁全球和平发展。
　　如果高市早苗之流的言行得不到纠正，将给其他国家树立恶劣先例，一些势力或将跟风效仿，挑战既定国际规则和秩序。这不仅会侵蚀国际治理的根基，更可能对全球的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造成冲击，影响更广泛地区的和平稳定。
　　任由“新军国主义”放出牢笼，终将危害全世界。九一八事变直接策划者、关东军参谋石原莞尔在《最终战争论》中构建了一个疯狂的战略理论：世界主要可以分作美国、欧洲、苏联、日本四个集团，世界终将爆发一场决定性的大规模战争。日本必须通过工业化、军事化与社会整合来准备这一场同美国的“最终决战”，完成世界大一统。军国主义者具有顽固的宿命色彩，认为战争不是人类选择的结果，而是历史不可避免的洪流；军国主义者具有疯狂的赌徒心态，哪怕是面对十倍于己的对手，也要“赌上国运”不惜全民战争。
　　推动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曾留下忧心忡忡的政治遗嘱：“只要参加过那场战争的人还处在国家中枢，这个国家就没什么大问题；等我们都走了，才是可怕的时候。”随着近年来日本国内政治右倾化加剧，这些政治预言正面临变为现实的巨大风险。
　　11月21日，中国代表致函联合国，强调高市早苗有关言论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破坏战后国际秩序，是对14亿多中国人民和曾遭受日本侵略的亚洲国家人民的公然挑衅；11月24日，日本致函联合国无理狡辩，称其防卫基本方针是“专守防卫”的被动防御战略，并对中方无端指责、倒打一耙；12月1日，中国再次致函联合国，指出台湾是中国的领土，高市早苗却把日本的“存亡危机事态”与“台湾有事”相关联，暗示对中国动用武力，这显然超出了日方所谓“专守防卫”“被动防御”的范畴，日方的说法自相矛盾，是在欺骗国际社会。该函作为联合国大会正式文件，向全体会员国散发，法国、俄罗斯、南非、柬埔寨、越南、老挝、西班牙、乌干达、土耳其、缅甸、泰国、哥伦比亚等国都发表声明，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
　　一个多月来，高市早苗和日本外交部门仍在试图用“一贯立场”来搪塞敷衍。与此同时，一段高市早苗年轻时在国会质问日本时任首相村山富市的视频在互联网持续热传。“你认为哪些行为是侵略行为？”“你所说的过错具体是什么？”她当年胡搅蛮缠的提问，正适合反过来问问如今避重就轻的自己。日本的“一贯立场”究竟是什么立场？你对于日本侵略殖民又是什么立场？你能不能去联合国讲一讲，怎么看待和肃清军国主义？
　　“吾人决不许更改，亦无其他另一方式。犹豫迁延，更为吾人所不容许。”中英美三国80年前劝告日本政府立即宣布无条件投降，“并对此种行动诚意实行予以适当之各项保证”，也是当今国际社会不容日本开历史倒车的呼声。日本军国主义阴魂不散，是一个真实而紧迫的现实危机。如果日方一意孤行、一错再错，一切主张正义的国家和人民，都有权利对日本的历史罪行进行再清算，都有责任坚决阻止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这是国际社会捍卫战后国际秩序的共同底线，也是日本自身能否存续和平发展的原则底线。唯有如此，方能实现“欲免后世再遭今代人类两度身历惨不堪言之战祸”的伟大愿景。
　　（12月25日人民日报寰宇平文章）
　　　　新华社北京12月24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