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殷 耀 于 嘉 勿日汗

　　拥有4200多公里边境线的内蒙古自治区，是“八千里路云和月”这句词最恰如其分的注解。地域狭长的内蒙古，东西直线距离约2400公里，在这条巨大的农耕与游牧交错带上，人们不仅可欣赏森林、草原、湿地、河流、湖泊、沙漠、戈壁等多种自然景观，还能领略多个朝代修筑的长城遗址。
　　历史长河中，活跃于北方草原的匈奴、鲜卑、突厥、党项、契丹、蒙古、女真等民族先后登上历史舞台。内蒙古这片广袤土地既是这些游牧民族的苑囿，也是他们进入中原和南下的跳板。曾经，为防范他们掳掠，中原王朝修筑长城抵御；当他们越过长城、入主中原后，也修筑长城防止其他游牧民族侵扰。从战国到明代，内蒙古这片土地留下大量形态各异的长城遗迹，各民族在长城两边广泛交往交流交融，形成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


　　据内蒙古著名长城研究专家、呼和浩特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张文平介绍，内蒙古长城在国内具有长度最长和时代最多两大特点，拥有战国、秦、汉、北魏、辽、金、明等十多个历史时期的长城遗迹，分布在全区12个盟市的76个旗县（区），总长度为7570公里，约占全国长城总长度的三分之一，在国内拥有长城的15个省区市中位居第一。
　　战国时期，赵、燕、秦三国与北方游牧部族接壤，在北方边界修筑长城。按照修筑时间早晚，依次为战国赵长城、燕长城和秦长城。这三国长城在今内蒙古境内均有分布，是内蒙古境内的早期长城。
　　翦伯赞先生在《内蒙访古》中写道，内蒙古境内的战国赵长城为“最古的长城”。《史记·匈奴列传》载，公元前300年，赵武灵王“变俗胡服，习骑射，北破林胡、楼烦”，不断向西北开疆拓土，延伸至内蒙古境内阴山脚下。为防御北方游牧民族南下，赵武灵王在阴山南麓“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这条长城被称为赵北长城，从今河北省张家口市宣化区境内向西进入内蒙古乌兰察布、呼和浩特、包头，一直延伸到巴彦淖尔市境内阴山一处被称为“高阙”的豁口处，在内蒙古境内长约504公里。
　　锡林郭勒盟和赤峰市境内分布着172公里战国燕长城。燕长城也有南、北之分，为防止齐、赵等诸侯国进犯而筑者为燕南长城，为防止山戎、东胡等游牧民族进犯者称燕北长城。内蒙古境内分布的长城遗址中，燕北长城是年代久远仅次于赵北长城的长城遗址，约修筑于燕昭王在位期间。敖汉旗丰收乡白杖子村有一段保存较好的燕北长城，与北边的一段西汉长城相伴而行，相距50多公里，都是因山险而建。
　　人们习惯把战国秦长城称为秦昭襄王长城，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境内分布94公里。公元前272年，秦昭襄王灭义渠后，在原义渠之地修筑长城，以防止其残余势力卷土重来。这段长城从陕西省向北进入鄂尔多斯市之后，沿着南流黄河的西岸支流东西分水岭修筑，在伊金霍洛、准格尔、达拉特、东胜等旗区境内均有分布。
　　“秦时明月汉时关”，雄才大略的秦始皇和汉武帝在修筑长城上最出名也最出力。秦始皇统一天下后不久，便命蒙恬斥逐匈奴，率军渡过黄河夺取今内蒙古河套以北、阴山以南夹山带河的高阙、阳山、北假等地，把匈奴逐出阴山之南。为此，秦始皇开始修筑万里长城。《史记·蒙恬列传》载，“筑长城，因地形，用制险塞，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余里”。万里长城主要沿用战国秦、赵、燕三国的长城，并新筑一些连接这些长城的线路。从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蒙恬西北斥逐匈奴开始，到秦二世二年（公元前208年）陈胜吴广起义爆发，短短五六年秦代没有完成修筑“延袤万里”长城的宏图，秦亡时长城成了“半拉子工程”。
　　汉初对匈奴采取和亲等隐忍策略。雄才大略的汉武帝登基后，一边指挥卫青、霍去病等名将发动河南、漠南、河西等战役重创匈奴，一边修缮加固并增修长城和各种防御体系。汉武帝修缮了秦始皇时未竟的万里长城，在阴山河套地区主要沿用赵北长城，同时缮治了蒙恬所筑阳山长城，使长城拥有完备的战略防御功能。内蒙古的考古人员进行长城资源调查时发现，今天的战国赵北长城、燕北长城、秦始皇万里长城以及蒙恬阳山长城，所能见到的多是汉代遗物，汉代在前代长城沿线构筑了大量障城和烽燧。
　　张文平说，汉武帝时期修筑长城年代最长，防御体系最完善，在内蒙古境内遗留遗迹最多。漠北之战后匈奴远遁，汉朝修筑长城的区域推进至漠南草原和大漠与草原的分界地带。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汉武帝派遣光禄勋徐自为出五原塞修筑塞外列城，这段长城今天称作汉外长城。《汉书·匈奴传》记载此段长城距五原塞“数百里，远者千里，筑城障列亭”。汉外长城由两条几乎并行的长城组成，分为南线和北线，它们都起始于呼和浩特市武川县境内，然后进入乌拉特中旗和乌拉特后旗等地广人稀的戈壁草原地区，南线长城还与阿拉善盟额济纳旗境内的长城相接。
　　汉武帝长城在内蒙古境内分布有1921公里，但不是遗留长度最长的长城。辽金长城才是遗存长度最长的长城，其在内蒙古境内目前遗存总长度为3550公里，除了190公里辽长城外，其他全为金长城遗迹。辽长城分布在呼伦贝尔北部，金长城又称作金界壕，共有两条南北走向的线路。北线被称为岭北长城，南线东西穿越内蒙古高原，东起嫩江边的呼伦贝尔市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的前后七家子村附近，向西延伸至呼和浩特市武川县上庙沟西南的大青山山腰上。此外，在准格尔旗境内纳日松镇，考古人员还发现修建于宋仁宗时的北宋长城遗迹，这在全国也非常罕见。
　　在内蒙古境内还分布着长达900公里的明长城，分为中南部、西南部两部分。明代大同镇、山西镇所辖长城分布于中南部的乌兰察布市和呼和浩特市南部，明代宁夏镇所辖长城分布于西南部的鄂尔多斯市、乌海市、阿拉善盟与宁夏交界处。明代称长城为“边”或“边墙”，如果是平行的两道长城，靠塞外的一侧称“外边”，靠里边的为“内边”，也分别称为“大边”和“二边”，像鄂托克前旗上海庙镇东南部的明长城，西起黄河东岸向东绵延数百公里，南北走向的两道长城墙体几乎平行，被老百姓亲切地称作“头道边”和“二道边”。
　　值得说明的是，各历史时期长城在内蒙古总长度为7570公里是最新的长城资源调查结果，数据的调查测量和年代的考证断定都非常精细而审慎，实际上这些仅是遗存可辨的长城遗迹。经历漫长的历史长河、岁月的雨打风吹、人们的耕耘垦荒，许多长城遗迹湮没在农田和水泽中，历史上长城长度远远不止此数。
　　一些史料上言之凿凿修筑有长城的地方，在实地调查中却没有发现。比如《魏书·卷三·太宗纪》记载，明元帝拓跋嗣为防止蠕蠕犯塞，“筑长城于长川之南，起自赤城，西至五原，延袤二千余里，备置戍卫”，长川和五原都在内蒙古境内，但实地调查未发现延袤的长城。再比如《隋书·炀帝纪》记载，隋炀帝“发丁男百余万筑长城，西距榆林，东至紫河，一旬而罢，死者十五六”，榆林郡治所在今准格尔旗境内，紫河即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县南的浑河，《隋书·地理志》中也说，定襄郡的大利城附近“有长城，有阴山，有紫河”，但实地调查很难发现隋长城的踪影。


　　在内蒙古风光旖旎的大地上，几乎可以找到目前国内所有类型的长城遗迹。在内蒙古饱览长城美景，最能感受到祖国山河之辽阔雄奇，神州大地之宽广壮美，以及长城文化之独特魅力。
　　当东升的旭日照在大兴安岭东麓嫩江西岸的金界壕时，包括居延遗址在内的200余座城鄣烽燧还沉浸在黑黢黢的夜色中。从东到西，太阳要耐心走上两个多小时，依次照亮那些绵延分布于山地、丘陵、草原、戈壁、沙漠等多种地形地貌上的长城和烽燧。从万米高空俯瞰：顺着燕山山脉、阴山山脉东西蜿蜒如巨龙的是秦汉长城，在草原上如银蛇伏处的是金代界壕，在黄河边的青山上蹲踞的是明代长城……这些长城遗址在草原上相伴千年，诉说着沧桑变化。
　　从长城所处的位置可以看出不同历史时期的疆界远近和国力强弱。比如阴山前后共有四道长城遗迹，战国赵修长城时匈奴势力微弱，长城资源调查表明，内蒙古境内500多公里的赵北长城仅有约20公里石墙和山险墙，好多段长城建在无法防御的沟底，所以阴山南麓的赵北长城只有划定疆界的意义，其目的不在于防御功能的完备。阴山山脊上的秦代蒙恬阳山长城，汉武帝时把这段长城向西南方向延伸并加以修缮，构成完整的防御体系。汉武帝还在阴山之外修筑两道长城，且修列城烽燧，使得匈奴不敢“南下而牧马”。明朝修筑的长城退缩到今天的晋北和陕北一带。
　　今天，我们仍能从形态多样的长城遗迹来领略汉代气象。《汉书·匈奴传》载，“起塞以来百有余年，非皆以土垣也，或因山岩石，木柴僵落，溪谷水门，稍稍平之，卒徒筑治，功费久远，不可胜计。”汉武帝时修筑长城既借鉴前代修长城的手法，也因地制宜有所发明，如伊金霍洛旗纳林陶亥镇的战国秦长城遗址，由自然石片十分规整地垒砌而成，石片之间无引泥和白灰，属于干砌石墙。在乌拉特后旗的汉外长城，可以看到这种修筑方式的沿用。在敖汉旗燕北长城的残垣前，可知当年筑长城时，先垒砌两侧墙体和马面，然后在中间填充碎石或夯土，这种筑城手法在汉武帝长城中也得到广泛沿用。
　　汉武帝时除沿用前代筑长城的经验和工程技术，还创新地加强长城的防御功能和戍守制度。汉代修筑塞外列城、当路塞和障城等配套设施，同时建立严谨的边防戍守烽燧制度。上世纪70年代，额济纳旗破城子甲渠候官遗址出土的《塞上烽火品约》，记载着烽火台临敌报警发布烽火信号的标准条例，明确烽、表、烟、苣火、积薪五类信号组合规则，以及由都尉府、侯官、侯长、烽燧构成的四级候望管理系统。
　　内蒙古境内的长城是我国多民族创造的伟大工程，形态各异的长城既有中原王朝防御游牧民族侵扰的工事，也有游牧民族政权之间互相对峙的关隘。比如拓跋鲜卑进入中原建立北魏之后，为防御来自北边游牧民族柔然的侵扰，在阴山以北和乌兰察布境内修筑长城。再比如女真灭辽入主中原建立金朝，修筑界壕防御北方崛起的蒙古部落。从今天的长城遗迹看，这些游牧政权所筑的长城往往在比较靠北的草原和丘陵地带，因为他们有放牧和狩猎传统，而且这些遗迹不是垒筑长墙，而是挖掘深深的壕堑，并把挖出的土在内侧堆起并夯实为长堤，然后再在长堤上加筑马面，马面和马面之间差不多是一箭之地，显示出完备的防御功能。
　　金界壕是我国历代长城沿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形态有别于传统依托山脉垒砌墙体的秦汉长城，其设置及修筑与历代长城也有诸多不同。为防御蒙古部族骑兵善于远距离冲刺的作战特点，金界壕采取墙、壕这种高低相错的结构形式修筑，以此来消耗和削弱骑兵的战斗力，一些重点防御地段还采用双墙双壕的筑城方式，在以墙、壕为主体修筑的同时，金界壕还修建马面、边堡、关、坞和烽火台等设施。
　　作为长城里的另类，金界壕是长城文化中多元融合的历史遗迹，是继秦汉长城之后的又一道万里长城。根据其地理位置、分布走向和修筑时间的不同，金界壕由北向南可分为漠南线、岭南线、主线三条线路，克什克腾旗草原地带保存完整清晰的金界壕遗迹。经历800多年风吹雨打，匍匐于草莽之中的金界壕壕沟和界墙依然清晰可辨，界墙内侧筑有房舍和库房的戍堡，可以驻屯戍守军士，而旁边的边堡则明显是小具规模的边防小城。这样的界壕相比依托山脉修筑的长城，防御性要差一些，但金代不仅在长城内侧驻有守军，长城外侧还有依附的游牧部族帮助守卫长城。
　　绵延于河套南侧黄土丘陵区的明长城，是内蒙古现存历代长城的精华。明成化、嘉靖年间河套蒙古诸部兴起，明朝统治者执行拒绝通贡互市的“绝贡固守”政策，与蒙古诸部的冲突增多。从成化年间掀起修筑北方长城的高峰，九边各镇“修边”的记载不绝于史，凭边固守成为嘉靖时期北方军事行动的主要内容。明长城以墙、壕为依托，辅助以营、堡、烽火台、敌台、马面等设施，万历年间还对原有工事进行修缮和加固，“城堡以便保聚，墩台以明烽火”，多数城堡墩台在这一时期用砖石加固。呼和浩特市清水河县境内的明长城属明长城中段，保存完整且规模浩大，明长城延续到老牛湾黄河大峡谷，形成黄河与长城“握手”的壮观景象。
　　遍览内蒙古境内气象万千的长城遗迹，不仅会感到“登高壮观天地间”，还会生出“不到长城非好汉”的雄心壮志，这是中华民族积极向上的精神气魄。春日登上黄河晋陕大峡谷边的山峰，会看到逶迤于黄河青山之间砌有砖石的明长城，仿佛顶盔掼甲的武士一样气势如虹；夏季站在芬芳的草原上看去，金界壕如千年巨蟒伏处蛇行，时而潜饮于湖泽，时而昂首于冈峦；“秋来嘉树色堪攀，红叶沿溪复映山”，深秋时节在色彩绚丽的阴山上寻访秦汉长城遗迹，可以看到草木离披荆棘丛生的山脊上长城如龙穿山越岭；冬日“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历代长城如“山舞银蛇，原驰蜡象”，这样的景象让人感到“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


　　修筑长城主观上是中原王朝试图将游牧民族阻隔在北方草原地带，以减少战争与冲突，但客观上却促进了长城两边不同民族、不同人群间的交往交流交融，汇集成多元并存、波澜壮阔的中华文明。
　　深情凝视中国历史不难发现，内蒙古境内的长城地带是农田和草原的过渡地带，是农耕和游牧的交错地带，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点地带。鲜卑、契丹、女真、蒙古……历史上这些游牧民族曾越过长城，甚至在长城以南建立政权并拓展疆域，多元的中华文明使他们接受文明洗礼，不断革除腐朽僵化成分。在注入新的血液后，中华文明不断升华，显示出经久不衰的活力与生机。
　　谈起内蒙古的长城文化，不能不提及长城周围一些重要的古城和道路遗迹，它们分布于长城两边的草原和农田之中，见证了历史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在内蒙古狭长的长城遗迹分布地带，还有许多用于戍守和防御的军镇，这些军镇的防御功能并不逊色于长城。比如北魏为防御柔然南侵，在阴山北麓的漠南之地修筑沃野、怀朔等六座军镇。正光四年（523年），匈奴酋帅破六韩拔陵在沃野镇点燃六镇起义的烽火，使北魏分裂为东魏、西魏，沃野镇出身的将领参与东魏、西魏及后来北齐、北周的政权更迭，客观上促进了民族大融合，为隋唐大一统王朝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唐代突厥兴起后，名将张仁愿借鉴北魏修筑六镇的防御手段，于唐中宗景龙二年（708年），乘虚从后突厥可汗默啜手中夺取河南地，并在黄河之北筑三受降城，首尾相应以绝默啜南寇之路。因为把三受降城都筑在黄河北边，当时的名将唐休璟反对，认为两汉以来筑城皆北阻大河，“今筑城寇境，恐劳人费功，终为虏有”，但唐中宗李显还是同意了张仁愿的意见。在黄河河套之外的岸边修筑三受降城后，有力保护了河套平原和土默川平原，节省了大量军费和人力，后突厥默啜可汗无力返回肥沃的漠南河套地区，只能在漠北活动。
　　长城边分布的不少古城在历史上也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家园和故土。比如西汉宣帝时，呼韩邪单于来到长城边的五原塞款塞入朝，以致通好汉朝的诚意，《汉书·匈奴传》赞云“是时，边城晏闭，牛马布野，三世无犬吠之警，黎庶亡干戈之役”。到汉元帝时，呼韩邪单于又来到长安迎娶昭君出塞，长城和汉塞见证边陲安宁的景象，呼韩邪单于表示自愿留居南光禄塞，世世代代为汉朝守卫受降城和长城两边要塞城池。直到今天，长城附近的内蒙古德令山、鸡鹿塞、光禄塞等古城，都流传着昭君和呼韩邪单于寓居的佳话和传说。
　　历史上许多封建王朝对敌对的游牧政权不是对抗，而是秉承“存亡继绝”的理念，使濒于消亡的部族延续下去，这样的理念客观上促进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如东汉光武帝刘秀接纳南匈奴降众，“诏有司开北鄙，择肥美之地，量水草以处之”，促进当时的民族交融。这水草丰美之地就是长城之南、阴山南麓和黄河古河道以南被称作“河南地”的地方，包括今天的内蒙古河套地区及鄂尔多斯高原的广阔区域。准格尔旗境内的美稷古城是汉光武帝刘秀安置南匈奴的古城，南匈奴单于庭迁驻此地，在此驻留南匈奴部族由游牧方式转为农耕方式。光武帝还允许乌桓越过长城入居塞内，分布在沿边诸郡，这又促进乌桓融入中华民族，原本是游牧部落的乌桓南迁后也从事农业，汉末三国时逐渐与汉族融合。
　　和美稷古城一样，内蒙古长城脚下“河南地”的大量古城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家园。如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县境内的土城子古城，是隋文帝为安置突厥启民可汗及其部众所筑的大利城，隋文帝还允许他们在黄河“几字弯”畜牧。再如鄂托克前旗城川镇北的宥州古城，是唐玄宗开元末安置六胡州突厥、粟特等游牧归附部族而设置的古城。
　　值得一提的是，长城两边一条又一条古道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桥梁和纽带，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民族关系形成的血脉和经络。为配套阴山之上长城的修筑，秦始皇“堑山堙谷，千八百里”修筑秦直道，从今天陕西省淳化县西北的云阳，直抵包头市境内的麻池古城。这条本为服务边防的“高速公路”上，在汉代走过呼韩邪单于入朝和昭君出塞的和亲队伍。今包头市秦汉长城沿线，一座汉墓出土的刻有“单于和亲”文字的瓦当就是这段历史最有力的证明。
　　唐代贞观末年，回纥、仆骨、多滥葛等北方部族归附，尊李世民为“天可汗”。唐代应北方部族要求，开辟“参天可汗道”，以加强边疆交通。这条“置六十八驿”的“参天可汗道”从漠北直通长安，穿过阴山和长城，跨过黄河，元代发展为帖里干、木怜、纳怜三条驿路，成为贯通欧亚大陆的草原丝绸之路重要组成部分。
　　如果说历史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一个早期实践，那么以北方长城区域为核心的“走西口”，则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典范之一。明人修“边垣以限华夷”，清代康熙年间在内蒙古设置五路驿站，分别为出入长城的喜峰口、古北口、独石口、张家口和杀虎口，这些关卡和隘口的设立旨在隔断“口里”和“口外”人们的联系，但却出现令人瞩目的走西口移民浪潮，这一浪潮带来民族迁徙和通婚，带来商贸繁荣和文化交融，长城两边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为地区发展和繁荣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
　　长城万里远，内外皆故乡。今天，在“六合同风、九州共贯”的神州大地上，长城不再是关隘，而是交流的家园和舞台，形成中华民族血脉交融的壮阔长卷。长城内外多种文化因素融成中华文明长河，铸就今日北部边疆繁荣和谐、生生不息的美好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