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张博令 马笑非

　　20多年，足够让山间的幼树长成栋梁，让襁褓中的婴孩接过生活的担子，也足够让一部纪录片的叙事，从族群转型的生存之问，延伸至灾后重生的生命之歌……
　　1999年，北京师范大学纪录片研究中心主任、导演张同道首次深入四川省平武县厄哩寨（当地人称白马寨），以藏族四姐妹为主角开启拍摄，记录下她们从青涩少女到成熟女性的蜕变，也见证了厄哩寨从伐木狩猎到家庭旅游的转型。20余年后，一次天灾将张同道“带回”故地，四姐妹灾后重建家园的曲折经历再次进入他的镜头。


　　“叔叔，我妈不见了！这里发洪水，路断了，信号也没了，已经三四天没联系上妈妈了，是死是活都不知道。”2020年夏日，张同道接到一个“陌生女孩”的电话。
　　来电的是《白马四姐妹》中二姐晓小的女儿田冬梅。张同道记忆中，那个坐在自己膝头数摄影机按钮的小姑娘，如今正在寻找母亲的踪迹。这通意外的求救电话，让中断18年的拍摄，以一种惊心动魄的方式重启。
　　时间倒回1999年，彼时张同道正为拍摄《中国文化之谜》纪录片在成都调研，目标是追寻三星堆文明的迁徙踪迹。有学者推测，这支古老文明可能沿长江上游散落，张同道便带着团队循着长江支流往深山里走。三星堆文明的迁徙线索终未寻得，他们却在川甘交界的高山河谷间，与栖居于此的白马人相遇。
　　旧谜未解，又添新谜。
　　这群人的“矛盾气质”当场抓住了张同道的眼球：明明生活在寒风凛冽的山区，却人人身着绣满花纹的艳丽裙袍，头戴缀着三根鸡毛的窄沿白毡帽，既不抗风也不御寒；妇女发髻上挂着鱼骨贝壳制成的“鱼骨牌”，在连河流都少见的深山里，竟藏着“海洋的印记”。华丽装束与原始环境的碰撞，奇异风俗与未知过往的交织，让张同道敏锐觉察到——这与三星堆的线索一样值得一探究竟。
　　随着研究深入，他了解到白马人最早出现于司马迁的《史记·西南夷列传》，被称为“氐类”。《三国志》也记录了氐人活动，活动范围大致就在今日川甘交界山区。魏晋以后，官方史书少有记载，仅民间志书留下一些踪迹，如白马番、白马路。
　　关于白马人的传说也有不少，当地的老人也常向张同道讲述一二。其中一个代代相传的故事，与现今白马服饰相印证：他们的祖先有一次被敌兵追杀，饥饿困倦昏睡路边，正当敌兵准备深夜突袭时，一群锦鸡发出警钟般的鸣叫声，让他们的祖先惊醒，从而避免了敌人的突袭。为感念公鸡的救命之恩，白马人把白鸡毛插在白毡帽上。
　　1998年的特大洪涝灾害后，“天保工程（天然林保护工程）”随即启动——厄哩寨遇上了“转型危机”，其所在区域被划入禁止乱砍滥伐、执行退耕还林政策的范围，千百年来靠伐木狩猎为生的白马人，将何去何从？“不能砍树，难道坐吃山空？”寨子里的叹息声让张同道下定了拍摄的决心：“我要记录下他们如何应对这场危机。”
　　他住进村主任家，白天跟着村民上山认药材、学农活，晚上围在火塘边听老人们唱无字的民歌。村主任家四个如花似玉的女儿性格鲜明，最大的24岁，最小的13岁，四姐妹问张同道：“不能砍树，也不能种地，我们能不能像九寨沟那样搞旅游？这里好山好水好风光，吃的也绿色，不也是条出路？”
　　大山里的姑娘，像格桑花那样热情、奔放。四姐妹个个都有看家本领。大姐伍音早勤劳善良，一双巧手，做出来的饭香极了；二姐晓小温顺爱笑，眼光长远，“投资嗅觉”灵敏，是全寨里最先搞家庭旅游接待的；三姐小英美爱美时尚，一心想去九寨沟跳舞；四姐金银早从小展露出主持天赋，舞台上风姿出众，一点不怯场。
　　四个姑娘让张同道看到了白马人的生命力，他决定将镜头对准这四姐妹——她们的青春与抉择，正是整个族群转型的缩影。《白马四姐妹》的镜头，记录下她们第一家家庭旅馆开张时的忙乱，也见证了第一辆旅游大巴驶来时寨子里的欢呼。“当时我的工资一个月才三四千，四姐妹一家一年就已经能挣到十几万了。”张同道由衷地高兴。
　　在四姐妹的影响下，白马人靠着歌舞与山水赚到第一桶金。一年春节时，张同道从峨眉电影制片厂拉来一卡车灯光设备，把厄哩寨的晒谷场照得比月光还亮。当四姐妹穿着艳丽裙袍走进圈圈舞的人潮，歌声穿透寒夜，张同道知道这场“意外邂逅”，会成为他生命里最漫长的影像约定。
　　《白马四姐妹》的拍摄历时4年，张同道以为这段影像故事已画上句号。他与摄制团队打包设备离开时，还是小女孩的田冬梅坐在张同道腿上拍了大合影。
　　张同道没有料到，重逢会以求救的方式到来。
　　接到田冬梅的消息时，张同道很着急，想尽各种办法打听其母亲的下落。他通过朋友得知，山里交通阻断，救援不便，救援团队要等雨停了、天气转好才能进去。在救援团队赶到寨子后不久，张同道就接到了二姐报平安的视频电话，她笑嘻嘻地问张同道，自己看起来“美不美”。此事过后，张同道萌生了回去看看的想法。
　　半个月后，张同道来到了曾经红红火火，如今却变作泥塘的旅馆前，震撼和悲凉涌上心头。裸露的山脊，大面积的滑坡，仿佛揭去发丝的头皮。到处都是断裂的路，曾经借住过的屋子、床被淹没了，白马人艳丽漂亮的服饰不少也陷在泥里。眼泪与呜咽传染着置身其中的每一个人，白马人再一次陷于“危机”。
　　看着她们沾满泥浆却依旧坚毅的脸，张同道再次举起摄影机，拍起《白马姐妹》。从1999年意外遇见的生存转型，到2020年意外重逢的灾后重生，20多年里的两次“意外”，串起的不仅是一部纪录片的始末，也是四姐妹从少女到母亲的蜕变，是一个族群在时代浪潮里的坚韧。这一次，张同道想要记录下她们如何在废墟上，“舞”出新家园。


　　一支队伍浩浩荡荡顺着夺博河边跳边行，几位青壮年男子走在前边，头戴沉重的曹盖面具，反穿羊皮袄，全寨人紧随其后。到了青冈峰，背山面河，全寨人跳起圆圆舞，服装颜色鲜明，帽顶鸡毛飘飞，祭拜“白马老爷”，场面震撼、庄严、静穆。
　　1999年春节，张同道第一次见证了白马人的神圣仪式。白马人把厄哩寨称作白马——其他村寨都不称白马。距寨3公里有一座青冈峰，白马人称叶西纳蒙，意为“白马老爷”。
　　在缺少权威史料的情况下，他们传承至今的这些特色服饰是了解白马人最好的研究对象之一。“服饰不仅仅是审美表达，而且是刻着族群记忆的精神象征。没有文字的白马人，也许就是这样用针线将历史绣进衣袍。而身着盛装尽情舞蹈，则是他们面对生活最直接的态度。”张同道说。
　　《白马姐妹》中交替出现的新老影像为纪录片提供了叙事纵深。家园被洪水摧毁，这份刻在骨子里的基因，也成了白马人最坚实的精神支撑。女性在重体力活面前从不含糊，搬砖抬木的队伍里，她们的身影与男性一样挺拔。大姐拆除旧烟囱，砖屑与烟灰簌簌落下，镜头一转，便叠化出当年新房装烟囱的画面——彼时的新烟囱承载着生活希望，如今拆旧建新，不变的是对家园的坚守。
　　二姐晓小在泥泞中捡起一张被泡软的旧照片。画面里，年轻的她在田埂上采摘南瓜时笑靥如花，与如今视频里那句“我美不美”的乐观模样如出一辙。她抖落照片上的泥点，塞进贴身的衣兜，转身又去帮邻居抬木板。“哭没用，房子塌了能再盖。”她擦着额头的汗对张同道说。
　　三姐小英美最终没能去九寨沟跳舞，却在城里为孩子撑起了一片天。因为自己没读完小学，她坚决把家搬到县城，每天围着孩子的功课和家务转。但只要得空，她就会对着镜子描眉，与17岁时用铅笔描眉的青涩动作完美重合——她爱美的天性、对生活的热忱一直都没变。
　　四姐金银早则替姐姐圆了“山水梦”，在九寨沟开起饭店，客人多时，她依然会换上民族服饰上台跳舞，和14岁就做主持时的自信姿态毫无二致。
　　寨子里的矛盾也曾让村支书小木他焦头烂额。政府的重建补贴款如何分配，村民大会开一次吵一次，各家为自家损失据理力争，嗓门大得能掀翻临时搭建的帐篷。可转头听到谁家要挪木楼框架，刚才还争得面红耳赤的人们，立刻抄起木杠凑过来，“一、二、起”的号子声震得山响，几十个人齐心协力，就把沉甸甸的木楼抬向新地基。这就是白马人，吵得热烈，帮得实在，千百年来，白马人的生命底色始终不变。
　　张同道真正读懂这份“不变”，是在2023年春节。白马寨重建基本完成，四姐妹回家过年，再度跳起曹盖舞。“广场上的曹盖舞依旧庄严肃穆，但一到家里却全然不同，先是威风凛凛地驱鬼拿邪，接着便是娱乐狂欢，四个人抬起我来抛到空中，再蹲地三下，名曰筛糠。”张同道说。
　　祭祀唱，狂欢也唱；高兴唱，悲伤也唱；休闲唱，劳动也唱；迎客唱，独自也唱；结婚唱，葬礼也唱……白马人的日子是用歌舞串起来的。“人活一辈子，唱跳一辈子。唱跳的欢乐才属于自己，生活在大地上像匆匆过客，不唱不跳干啥呢？”白马人的古老民歌这样唱道。
　　白马人崇尚万物有灵，把大山视作神明，可真正帮他们闯过难关的，是自己骨子里的坚韧与豁达。伐木狩猎的时代结束，他们用歌舞迎接旅游新生；洪水冲毁家园，他们用双手重建，用舞蹈驱散阴霾。服饰会旧，房屋会新，但那份以舞迎新的生命底色，在20多年的时光里，从未改变。
　　镜头追着旅游大巴的车辙、洪水的踪迹、重建工地的夯土声移动，最终定格的，是那些在变迁中守着本真的身影。这场跨越半生的生命对话背后，不仅是一个族群的起落，更是一位导演与一方水土的绵长羁绊。


　　从1999年《白马四姐妹》开机时的泥泞山路，到2020年《白马姐妹》重启时的灾后废墟，20多年时光流转，镜头不仅记录着一个藏族村寨的时代变迁，更搭建起一座跨越三代人的教学桥梁。
　　1999年的厄哩寨，还没有通柏油路，张同道带着当时还是本科生课代表的樊启鹏，踩着没过脚踝的泥巴，扛着沉重的摄影机进山。彼时的樊启鹏刚接触纪录片创作，对“现场叙事”的理解更多停留在理论上。张同道没有急于输出技巧，而是让他先与白马人接触，在同吃同住中感受当地风俗特色，然后在现场指着人群中热烈跳动的身影说：“纪录片的镜头要追着‘生命力’走，而不是追着参数表走。”
　　在《白马四姐妹》4年的拍摄周期里，这样的“现场教学”每天都在发生。隆冬时节的厄哩寨气温低至零下20摄氏度，两人挤在没有暖气的招待所里，围着炭火讨论拍摄方案。张同道教樊启鹏如何从村民的闲谈中捕捉转型期的焦虑与希望，如何在狂欢中快速切换拍摄角度；樊启鹏则用年轻人的视角提出建议。这种“师徒同场、教学相长”的模式，让樊启鹏对纪录片创作有了深刻理解。5年后，他以优异的成绩考上张同道的第一届博士生，成为名副其实的“开山大弟子”，也接过了影像传承的第一棒。
　　2004年《白马四姐妹》杀青时，樊启鹏已能独立完成纪录片的策划与拍摄。后来，他也成了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教授，张同道将《文学的故乡》系列纪录片的部分拍摄任务交给他来带队。而这种“项目带教”的模式，也逐渐成为北师大纪录片中心的核心培养方式。张同道常对学生说：“书本能教你镜头语言，但教不会你面对白马人抛来的青稞酒时，该如何放下机器先共情；能教你剪辑技巧，但教不会你在洪水废墟前，该如何用镜头承载那份沉重与坚韧。”这些只有在现场才能学到的智慧，他毫无保留地传递给每一届学生。
　　2020年夏天，当田冬梅的求救电话让《白马姐妹》的拍摄提上日程时，传承的接力棒交到了新一代学生手中。这一次，陪在张同道身边的是硕士研究生杨尔康。初到灾后的厄哩寨，杨尔康面对一片狼藉的废墟，一时不知该从何处取景。张同道没有直接给出答案，而是让他不拘泥于故事的主角四姐妹，主角可以是泥泞中的一张旧照片，也可以是斑驳将落的瓦片。在接下来的拍摄中，张同道带着杨尔康记录四姐妹重建家园的日常，从大姐伍音早拆旧烟囱时的专注，到四姐金银早在九寨沟跳舞时的自信，每一个镜头都能成为生动的教学案例。
　　这种“在实践中纠错，在观察中成长”的教学方式，让杨尔康在短短4年内迅速成熟，2024年，他又顺利考上了樊启鹏的博士生。而《白马姐妹》这部纪录片，正是这场传承最珍贵的见证。
　　在张同道看来，“所有纪录片都是教学片”绝不是一句口号。《白马姐妹》的剪辑师也是他几年前毕业的硕士生，而他带的在校生基本上全员都会参与到项目中，从前期拍摄到后期制作，整个项目就像一个流动的课堂。
　　这种传承，早已超越了单纯的技艺传授。20多年间，张同道的学生们跟着他走进白马寨，不仅学会了纪录片创作的专业技能，更读懂了影像背后的人文温度。他们见过白马人伐木时代的迷茫，见证过旅游转型的欢腾，亲历过灾后重建的坚韧，这些经历让他们明白，纪录片不是冰冷的影像记录，而是与拍摄对象共同成长的生命对话。就像白马人用歌舞传承文化，张同道和他的学生们用影像传承着对真实的敬畏、对生命的尊重。
　　当《白马姐妹》的片尾字幕滚动，出现主创名字时，一种跨越三代的传承力量扑面而来。20多年里，厄哩寨的木楼变成了砖房，泥泞路变成了高速路，但“以项目代教学”的理念从未改变；四姐妹从青涩少女变成了成熟母亲，而纪录片中心的师徒接力还在继续。这种传承，就像白马人帽子上的白鸡毛，历经风雨却始终鲜明；又像他们口中的民歌，代代相传却永远鲜活。影像会褪色，岁月会流逝，但这份以影像为媒的薪火，终将在更多人手中燃烧不息。
　　20多年的光阴改变了四姐妹的容颜，刷新了山寨的面貌——夺博河道上方一条高速公路凌空越过，砖瓦混凝土替代了传统木楼，厚实的防洪坝、柏油马路、明亮的路灯都为这个村寨带来新的憧憬，但白马人的生命底色始终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