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柴海亮 马晓洁 邓浩然

　　风吹万物，也催万物，无尽的怀念也总是在秋风中渐渐滋长。
　　秋深暮晚，望太行，红叶漫山，如霞似火，宛如心中另一抹悲壮与炽烈的颜色——那是一群年轻的新闻工作者用生命点燃的信仰之火，是他们抛洒在这片大地上未曾冷却的丹心热血。
　　1939年的第一天，一群热血青年在山西省沁县后沟村创办了中共中央北方局机关报《新华日报》（华北版），当年10月，转驻辽县（今左权县）后，用“华北新华社”的电头播发华北战报与新闻，1941年初，与新成立的新华社华北总分社合署办公，两块牌子一套人马。
　　在激烈残酷的抗日战争中，他们以笔为枪，以血为墨，铅字文章，恰似百万雄兵。他们是新闻工作者，更是极具战斗力的革命战士。总分社及报社社长何云曾留下豪言壮语：“铅字和子弹共鸣，笔杆与枪杆齐飞！”
　　作为我党在华北地区的重要宣传阵地，其报道对于鼓舞军民士气、揭露日军暴行具有重要意义，因此也被日军重点攻击。在《新华日报》（华北版）存续的4年多时间里，共出版846期，经历了大约9次反“扫荡”战斗，搬过8次家。最令人痛心不已的是，在1942年的一次日寇大扫荡中，包括何云在内的40多名新闻工作者壮烈牺牲。
　　太行呜咽，山河同悲。来路待前行，历史不容忘！
　　在第26个记者节来临之际，我们循着历史的烽烟，踏着烈士的足迹，走进莽莽大山，走进那段岁月，躬身探寻、缅怀那份跨越时空依旧滚烫的赤胆忠心。


　　先辈们的故地，流传着他们的英雄传奇，镌刻着他们的精神丰碑。
　　山庄村，距左权县麻田镇八路军总部旧址几十公里，曾是太行山深处一个籍籍无名的小村庄，但一场悲壮的战斗和牺牲，让它被历史铭记。
　　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在此殉难，在此办公的新华社华北总分社和《新华日报》（华北版）牺牲了40多名工作人员。
　　今天，绿色的山野村庄，因为注入了红色基因，而显得与众不同。相关纪念旧址被修葺一新，一些新建的纪念设施拔地而起，凭吊和参访的人们络绎不绝，村民们在路边摆起了小摊，售卖当地的土特产。历史的荣光和今天的生计在这里相依相长。
　　新华社华北总分社和《新华日报》（华北版）旧址，是一处民国时期一进式院落建筑，现被整修成纪念设施，相关展陈也十分丰富，一张张泛黄的历史照片、一件件漆面斑驳的老物件、一份份边角残缺的旧报纸……无不诉说着那段“以笔为枪”的历史。
　　曹贺栋是旧址的文保员，院子是他爷爷曹三喜的，他从小就听爷爷和村民讲院子里的故事。
　　“那时，总分社和报社的工作人员基本都是年轻人，来自五湖四海，虽然条件很艰苦，工作又很忙，但他们朝气蓬勃，一有空就教群众识字、唱革命歌曲，帮群众担水、打扫院落、拾掇庄稼……感觉有使不完的劲儿。”曹贺栋说。
　　“院子地下都是空的。”这是曹贺栋对院子的深刻印象。在当年敌人频繁的“扫荡”中，为保证人员、设备及物资的安全，总分社和报社的同志想出了挖地道的办法。因伪装隐蔽得极好，从未被日军发现。
　　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革命人充分发挥了革命智慧。
　　“地道很宽敞，一方面是便于掩埋保护印报机器和印版，另一方面也方便人员应急躲藏。”曹贺栋说，他曾在地道里看到过煤油灯和一些铅章，他爷爷还在地道里发现过一批子弹。
　　这个地道连接着大半个村子，有很多出口，但今天，由于多处坍塌，无法深入寻迹。
　　76岁的村民王虎林，指着院子大门上的凹槽告诉记者，这是当年为安装机器挖的，20世纪80年代，他曾见过有一批当年的工作人员从北京来缅怀，一边用手细细地摸，一边放声痛哭，村民们劝也劝不住，都陪着一起哭。
　　是啊！多少青春揉进了苦难，多少牺牲揉进了生命？悲之，痛之，从来都是伤心处。
　　这里的一砖一瓦、一角一落、一草一木，无不是那段苦难岁月的历史见证。
　　当我们轻轻地走进这里，不由地仿佛穿越时空，回到了那个充满激情与斗志的年代。
　　面对敌人的疯狂进攻和极其紧张的反“围剿”形势，何云带领工作人员开创了“背起报馆打游击”的办报模式，制造了小型轻便的活动铅字架和小型脚踏机、轧墨机、浇版机，连同电台、纸张和油墨，只用三匹骡子即可驮走。或者“化整为零”，分派到太行山区的东、西、南、北四个地区，出版油印和石印的《新华日报》（华北版）。虽然战斗非常频繁，但一直坚持出报，基本上没有中断过。
　　在残酷的战争环境里，在敌人严密封锁的条件下，在偏僻落后的深山里，办报的难度可想而知。
　　何云发动大家献计献策，因陋就简，土法上马，把报纸办得有声有色，发行量很快达到每期五万份。同时，报社还培养了从编辑记者到校对印刷等大量专业人才，之后，众多同志撒到整个华北敌后根据地，参与《晋察冀日报》《大众日报》等的办报工作。
　　安乐庄村，位于山西省武乡县，是新华社华北总分社和《新华日报》（华北版）的另一处旧址。
　　《新华日报》（华北版）创刊一周年庆祝大会就是在这里召开的，朱德亲临大会讲话，称赞：“《新华日报》一张顶一发炮弹，而且天天在作战，向敌人发射出千万颗炮弹。”
　　何云在《华北“新华”第二年》一文中写道：在“百团大战”中……我们曾搜集一切捷报，重新写作与编排，务使新闻精彩壮丽，不致埋没这些辉煌的战功。我们曾派若干记者同志，随军行动，深入敌占区，务使真正能够反映这一历史的伟绩。
　　一条条消息带着战地的火热、必胜的决心，飞向全国乃至全世界，鼓舞着中国人民。
　　除了坚持报纸的出版发行以外，他们还先后编印了《中国人》《抗战生活》等刊物，并帮助北方局的《党的生活》、八路军总部的《前线》等刊物的出版发行。
　　或许因为他们真切地守护过星火，以至于自身也化作了照亮历史的美丽星辰。


　　报人碧血染清漳，麻田屹立忠魂碑。
　　在左权县麻田镇的西山脚下，一座高七八米的纪念碑背靠千仞绝壁，面向东方，巍然耸立。碑上镌刻着57位新闻烈士的英名，杨尚昆同志题写的“太行新闻烈士永垂不朽”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铅墨渗进太行山的岩隙，与鲜血一同凝固成永恒的大地印记，烈士们用生命书写了中国新闻史上最悲壮的一页。
　　1942年5月25日，日寇万余兵力合击辽县麻田一带，对太行区军民进行了所谓“铁壁合围”和“篦梳式”的反复“扫荡”。
　　房秉玉，102岁，19岁就在新华社华北总分社和《新华日报》（华北版）当报务员。
　　他永远记得，本该像往常一样吃焦小米的那天，破天荒地吃了白面烙饼，一句“吃烙饼意味着咱们很快回来团圆”的期盼，却最终没有实现。
　　在这次残酷的反“扫荡”斗争中，何云带着工作人员，掩埋了大型设备，带着轻便小型铅印机，一面同敌人在深山中周旋，一面坚持出报。《新华日报》（华北版）铅印的战时版第1号、第2号，就是何云牺牲前的一两天中出版的。
　　被敌人重重包围后，同志们分几路突围。转移中，何云身体已很虚弱，但他坚决拒绝专人保护，并说：“那我不仅成了同志们的累赘，而且还成了‘山大王’了。”说罢还哈哈大笑，他乐观、镇定的神态，感染了大家，坚定了斗志。
　　5月28日黎明，敌人又开始搜山了。
　　何云等人此时在麻田镇大羊角村附近的小山坡上隐蔽，他不幸背部中弹，当即昏倒。医护人员把他救醒，他第一句话就是“我的伤不重，快去救倒在那边的同志去吧！”待医护人员返回救治他时，他的心脏已经停止了跳动。37岁的何云就这样带着未竟的事业，永远地离开了。
　　他留下的贴身物品，除了战斗武器，就是装有重要文件和写作用品的文具包。
　　“不要把子弹打光，留下最后两颗，一颗打我，一颗打你自己，我们绝不能活着当俘虏！”突围前何云对身边同志说的这句话，是一个革命者对家国尊严的最后守护，是一个新闻人对民族气节的最后担当。
　　在此次大“扫荡”中，还有45位同志与何云一样壮烈牺牲。
　　站在太行山深处的庄子岭道士帽山一洞口，太行“女中三杰”曾高呼的“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誓死不当亡国奴”的口号似在耳畔回响。新华社华北总分社、《新华日报》（华北版）总会计师黄君珏与译电员王健、医生韩瑞曾一起隐蔽在这个山洞里。
　　为逼迫她们投降，日军在其藏身洞口点燃柴草，火烧烟熏。黄君珏知道最后的时刻到了，怀揣着“宁死不当俘虏”的誓言，举枪挺身冲了出来，与敌人对射了几枪，纵身跳下了悬崖……而这一天，正是她的30岁生日。
　　这一幕被黄君珏丈夫、电务科科长王默磬尽收眼底，那是怎样的一种撕心裂肺却无能为力的悲恸？
　　当时王默磬负了重伤，与其他负伤的同志一起隐蔽在庄子岭半山腰的另一个山洞里，与黄君珏藏身的山洞相距只有几百米，却只能隔着一道沟遥遥相望。
　　在王默磬写给岳父黄友郢的家书中，他诉说了妻子牺牲的情况和强忍悲痛寻找妻子遗体时的情景：
　　夜九时，敌暂退，婿勉力裹伤蛇行，潜入敌围，爬行至该山，时皓月正明，寻到遗体，无血无伤，服装整齐，眉头稍锁，侧卧若熟睡，然已心胸不温矣。其时婿不知悲伤，不感创痛，跌坐呆凝，与君珏双手相握，不知所往，但觉君珏亦正握我手，渐握渐紧，至不可脱！迨山后枪声再起，始被惊觉，时正午夜，负遗体至适当地点，以手掘土，暂行掩埋。
　　三个多月前，日军发动春节大“扫荡”，黄君珏和战友们顶风冒雪，跋涉在山间小路上时，生下了儿子黄继祐。当时她只休息了三天，就把儿子托付给一户老乡，又投入到革命工作中。这一别，竟是永别。
　　“我多么希望能在妈妈的怀抱中，喊一声‘妈妈’啊！”这是黄继祐反复提及的遗憾。小时候，亲友告诉他，妈妈是烈士，是英雄，牺牲在太行山上。但那时候的黄继祐并不懂得“烈士”“牺牲”是什么意思，只知道自己的妈妈去了很远很远的地方，永远见不到了。
　　黄君珏和王默磬的一张合影照片，便成为黄继祐最珍贵的物品，他经常会对着照片轻唤“妈妈、妈妈……”。
　　英雄是丰碑，但他们并非生来与我们遥远，他们也有挚爱与牵挂，只是为了崇高的信仰，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奉献与牺牲。
　　新华社华北总分社和《新华日报》（华北版）驻扎安乐庄村期间，村民白冲云、牛玉虎、籍余吉、李承富等热血青年纷纷报名加入八路军，参与到总分社和报社的相关工作中。
　　在大“扫荡”中，白冲云按照命令牵马驮着重要物资突围。为了掩护同志们，他亲自留下来断后，把手榴弹牵引线缠绕到道路旁的树枝上，与日军同归于尽。白冲云曾对战友说，“我没有文化，我唯一能做的事，就是保护有文化的人。”
　　在寻访安乐庄村时，记者见到了白冲云的儿子白金印和孙子白占傲。白冲云牺牲时，白金印尚在襁褓之中，后由奶奶一手抚养成人，小时候吃了很多苦。
　　87岁的白金印说，当年叔叔去麻田寻找过父亲的遗体，但没找到，“父亲具体在哪牺牲的、埋在哪，我们都不知道”。
　　白占傲对爷爷最深的印象是家中珍藏的那张烈士证明书。“因为爷爷是八路军烈士，所以我对军队有特殊的感情，在部队服役了15年，更深刻体会到先辈抗战的不易和荣光。”
　　烈士英名载入史册，烈士精神永世长存。《新华日报》（华北版）的负责人之一史纪言，在《回忆<新华日报>华北版》一文中对全体工作人员的姓名做了详细记载，他提到：仅1942年5月大“扫荡”中，我新闻烈士就牺牲46位，八年抗战期间，华北新华社（包括报社）共有110多位新闻工作者以身殉职。我们应当永远铭记他们的英名。
　　丰碑耀太行，清漳河水带走了鲜血的温热，却带不走镌刻在大地上的信仰。他们的故事，是太行山风诉说不尽的壮歌。


　　战争的硝烟已经远去，但情谊的枝丫还在蔓延。苍松翠柏，依然包裹着太行山。
　　在收集抗战史料的过程中，左权县政协特邀文史研究员张基祥曾多次与亲历新华社华北总分社和《新华日报》（华北版）创建工作的刘江、鲁兮交流，并成为文友。
　　“我是左权人，他们看到我很亲切，也总对我说左权是他们的第二故乡。”张基祥说，那应该是他们人生中最青春、最难忘的岁月。
　　2010年前后，得知张基祥在写左权县的抗战史，刘江和鲁兮多次嘱咐张基祥一定要写“一文一武一女杰”，“女杰”就是黄君珏。
　　鲁兮每次与张基祥通电话聊到黄君珏时，都会哭到说不出话来。当时鲁兮已经九十多岁了，即便过去了几十年，战友的壮烈牺牲仍让他伤心欲绝。
　　黄啸曾曾在新华社华北总分社和《新华日报》（华北版）电务科工作，与黄君珏、王默磬结下了深厚的战友情。解放后，黄啸曾一直照顾黄继祐在京求学。黄啸曾的女儿黄力力告诉记者，父亲还多次向晋冀多地烈士陵园寻找黄君珏的安葬地，但都没有找到，抱憾而终。“那一辈人一起出生入死，情谊之深厚是我们无法想象的。”黄力力说。
　　战友之间的惺惺相惜令人潸然，军民之间的“鱼水之情”同样让人动容。
　　鱼水情深深几许？答案在每一代人的记忆里。
　　78岁的白金祥，是安乐庄村的红色历史宣讲员与红色图文收藏者。
　　他能事无巨细、滔滔不绝地讲述这段历史：“共有140多名新闻战士，30个警卫战士”“当时是手摇驱动的印刷机”……
　　他说，当年，安乐庄村子不大，但家家户户都曾住有八路军；人口不多，但男女老少都自觉为八路军服务。
　　那些缺纸少墨的日子，是老百姓帮他们一起渡过了难关。
　　油墨没了，村里的民兵就协助报社同志上山寻找野山桃树，一点一滴地收集桃油，又到松树林中采集松香，最后从山上拔回醋柳根，架起土灶慢慢烧；缺木料了，乡亲们二话不说就往山里钻，把枣木、杏木这些硬实的料子往回扛，家里有现成的木料，哪怕是准备盖房、做家具的，也先扛来给报社做刻板。
　　老百姓总说，报纸印出来，心里才踏实。
　　报社同志接得住这份责任，对得起这份信任。
　　工作之余，总分社和报社同志们经常给老百姓担水扫院，夏收、秋收时，帮忙抢收抢种。他们也做些小本本送给村里的孩子们学习用，有空时还组织夜校、识字班，送年画、送春联。
　　刘江的女儿刘彤宇告诉记者，父亲在世时，常说的话就是“我们赢得战争靠的是党，也靠的是老百姓”。
　　刘江曾和孩子们讲过一个故事：一次反“扫荡”中，刘江和同事在山上与敌人辗转周旋，三天三夜没怎么进食，当看到山顶上有一处微弱的灯光，便抱着希望前去敲门讨点干粮。
　　开门的是一对老人，刘江自我介绍是八路军，老人一听立马请他们进屋喝水，赶快做饭，准备干粮。第二天一早，老人提前出门查看了周边情况，并把自己二儿子的衣服给刘江和同事换上。
　　“这种感情，是掏心掏肺的！”刘彤宇感慨道。
　　王虎林深深记得，1980年5月，当年的记者华山回到阔别几十年的山庄村，挨家挨户去看望乡亲父老、兄弟姐妹。到了夜晚，华山和众乡亲坐在一起回忆那充满苦难却也有快乐的日子：赵树理念快板时的滑稽，何云举办婚礼的欢乐，罗工柳刻木刻的认真……
　　1986年10月，《鸡毛信》作者华山的骨灰根据其遗嘱被送回麻田，一部分撒进了清漳河，一部分安葬在太行烈士新闻纪念碑旁边。
　　那些以生命相托的彼此守护，深深地根植于这片土地。


　　“山高林又密，兵强马又壮！敌人从哪里进攻，我们就要它在哪里灭亡！”一首大气磅礴、气贯长虹的《在太行山上》是无数革命先辈刻在骨子里的旋律。
　　黄力力告诉记者，小时候常听父亲唱这首歌，当时不明白其中的意义，等长大了发现心里一直有这样的种子。
　　2023年10月，家住北京的黄力力与姐姐来到山西寻找父亲的革命足迹。“看看父亲走过的路，是对老一辈的祭奠，也是一种信念的传承。我们平时也会跟孩子们讲父辈的故事。”黄力力说，但父亲从没有浓墨重彩地向儿女们提过苦难。
　　刘彤宇也有同感。2021年11月，刘彤宇带着十几位朋友踏上红色左权的寻访之路，出发前刘江嘱咐女儿将他的60多幅书法作品赠送给当地政府和老百姓以作纪念。当刘彤宇探访1941年刘江因伤住过的八路军驻羊角乡战地医院旧址时，她才直观地感受到那个年代的“苦”。
　　“医院在山沟沟里，通往医院的路就铺了几块山石，房子比窑洞低矮，进去都是土炕和土砖垒的灶台等。”刘彤宇说，这样艰苦的生活条件，父亲从没有讲过。
　　“我看完回来问父亲，你们当时住的医院怎么是那个样子？父亲笑着说，那个医院的条件已经很好了！”说到此处，刘彤宇已经哽咽，眼里泛满了泪花。
　　墨尽血继，薪火不灭。那段红色历史永远让后人仰望、追忆，并赋予前行的精神力量。
　　近年来，随着大量革命遗址逐步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以及红色旅游景区和红色旅游线路的打造，很多湮没于历史的英雄事迹不断浮出。
　　“我们在山西寻访到父辈们曾经工作、战斗和献身的地方，感到非常欣慰，也可以告慰父亲在天之灵了。”黄力力表示一定还会再来缅怀。
　　白金祥收集史料故事的这些年里，还与不少前来瞻仰先辈的后人成为了好朋友。说到激动处，白金祥拨通了通讯列表里一位好友的视频电话——2019年来安乐庄探寻旧址的赵怀惠。
　　“我父亲曾在《新华日报》（华北版）从事发行工作，亲历了关家垴战役，与报社同志们冒着生命危险冲到前沿阵地向敌人喊话，战争激烈时冒着枪林弹雨往返十几里抬担架抢救和运送伤员。在反‘扫荡’麻田突围战中，父亲机智果断地坚壁清野，受到了上级嘉奖、立功。”讲到父亲赵振华的事迹，赵怀惠神采奕奕。
　　为了纪念父亲，赵怀惠把父亲的故事连同那个时代的记忆一起收集整理，其中记叙父亲的传记文学小说《新华一兵》已完稿。
　　先辈的史诗已落笔成集，但纪念与传承永远在路上。
　　今天，安乐庄旧址门前的老杏树依然挺立，守望着新华人的激昂岁月。
　　2021年正值新华社建社90周年，那年记者节，新华社80余名“两优两先”党员干部回到旧址缅怀先辈。新时代的新华人翻越冰雪覆盖的太行山丘，踏着先辈的光辉足迹，心之相印，情之相融。
　　笔下有千钧，心中存大义，先辈的精神不仅刻在发黄的报纸上，更烙进一代代新闻人的基因里。
　　新闻烈士纪念碑，背倚群山，千峰壁立，万仞穿穹，一丛丛虬松倔强地钻出崖缝，诉说着生命的坚韧与不屈。
　　一切的岁月静好，都值得感恩。我们当奋勇前行，不负时代，不负卿。
　　这，就是我们最好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