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人工智能（AI）正加速融入生活，深刻改变产业结构与人才需求。全球范围内部分高校文科专业招生规模缩减、报考热度下降的现象引人关注。与其说这是单一学科的挑战，不如说是对现代高等教育体系适应性、前瞻性及核心价值的全面冲击。日前，新华每日电讯智库研究与传播中心特邀新华社高级记者刘荒与浙江工商大学党委书记、浙江大学社会治理研究院院长、浙江省共同富裕计算科学重点实验室主任郁建兴教授深度对话，直面AI冲击下全球文科教育的结构性困境，探讨大学教育的变革方向与未来图景。　　　　


　　刘荒：郁教授，您好！欢迎来到新华每日电讯“议事厅”。最近，大家都在热议“文科萎缩”现象：从去年秋季哈佛大学取消了近30门文科课程，到今年3月复旦大学透露将缩减近一半的文科招生，感觉不少高校都在对文科“动刀子”，还出现了“文科倒闭潮”等论调。从您的研究来看，这只是单纯的高校专业学科调整，还是一种更深层次的全球趋势？
　　郁建兴：这确实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全球性信号，不能简单地视为孤立的个案。随着AI时代到来，高等教育正面临一场深刻的结构性变革。不仅文科，很多理工科、医科的同行们也都感受到了压力。可能是文科教育会触及到一些关于人类自身、社会价值等根本性问题，对它的冲击才显得尤为引人关注，甚至有点“扎心”。
　　承认文科教育面临的现实挑战，并不意味着认同其价值下跌。简单地给它贴上“萎缩”之类的标签，也不能遮蔽人们对整个高等教育体系的时代之问：大学的核心价值是什么？面对AI浪潮，我们如何调整办学理念和实践，主动迎接全球性的新挑战？
　　英伟达公司创始人兼CEO黄仁勋曾说过，AI掀起了科学革命，整个世界都已被重启。经历“短兵相接“的转型阵痛后，未来的大学教育充满无限可能。我喜欢引用黑格尔的一句名言：“这是一次壮丽的日出。一切能思维的生物都欢庆这个时代的来临。”
　　刘荒：上世纪80年代，“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口号家喻户晓。如今，ChatGPT、DeepSeek等大语言模型横空出世，AI在传统文科核心技能领域的出色表现，无形中又强化了这种“重理轻文”的学科等级观念。
　　人们对文科教育前景的争论，也已从”有用性“之辩升级为”生死劫“之忧。“文科无用论”“文科即服务业”等偏见背后，是以就业和收入为标尺的功利主义价值观。这种工具理性与AI冲击相叠加，放大了人们对文科未来不确定性的焦虑。
　　郁建兴：AI对文科教育的冲击不仅体现在教学层面，更引发了高校对文科存续的争议。社会上这种实用主义倾向早已存在。AI大模型即时生成文案、代码、图片、音视频等多模态内容的强大能力，加剧了人们对文科价值的担忧。“文科无用论”“文科即服务业”等论调，从本质上来说是认知偏差的结果。
　　我们通常讲的文科，是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的总称。人文学科关注伦理、审美和终极价值，如哲学对生命意义的探讨；社会科学更侧重解决实际问题，如经济增长、社会治理。随着新型交叉学科的兴起，文科所涵盖的领域更为广阔，不宜一概而论。这不仅关乎学术研究，更影响教育政策和社会对文科价值的重新审视。


　　刘荒：当ChatGPT不仅通过美国律师资格考试，还能模仿莎士比亚、海明威等文学大师创作时，对文学模仿、风格分析乃至创意写作等文科教学内容带来空前挑战，也颠覆了信息检索、文献综述、观点提炼等训练过程。这种全天候、无差别的“降维打击”，对传统文科教育最根本的挑战是什么？
　　郁建兴：不错，AI在信息处理、模仿生成、知识整合等方面的超凡能力，对传统文科教育确实形成一种“降维打击”，严重冲击现有的教育评估体系。其中最大的挑战，是它动摇了我们以知识传授和技能训练为主的教育根基。
　　当AI轻松通过各种考试或一键生成视频时，人类掌握这些本领的价值就会被低估。现在只需设定主题、风格和韵律等条件，DeepSeek几秒钟就能生成一首诗，速度之快令人惊叹。这些缺乏人文灵魂的“伪诗”，虽然艺术水平参差不齐，鲜有拍案叫绝的“神来之笔”，却已超过了普通大众日常写作水准。
　　这些前所未有的变化，迫使我们深刻反思教育的本质是什么？人文教育要回归本源，培养学生对意义世界的感知力。这是对教育最根本的“灵魂拷问”。
　　刘荒：从AI对就业市场的影响分析，文案、翻译、编辑等文科岗位首当其冲。这是否会造成人们对AI技术的质疑和抵制？面对需要量化分析的社会科学难题时，文科传统的定性研究方法如何寻求AI技术赋能？
　　郁建兴：回顾历史，每一次技术革命都伴随着转型与阵痛。19世纪英国的“卢德运动”便是例证，工人们曾试图通过捣毁机器来抵制技术进步，但历史潮流不可阻挡。最终，机器非但没有消灭就业机会，反而催生了工程师、操作工等全新的职业岗位。
　　AI时代亦然。大量重复性、流程化的工作都可能被替代，但人机协作会进一步优化，AI应作为人类能力的补充而非替代，我们需探索灵活协作模式（如团队协作、组织层级），推动建立人类最终决策权机制，避免算法霸权。
　　虽然AI冲击是全方位的，不同学科影响程度不同，但没有哪所高校能置身事外。文科教育的使命，并非与AI “斗智斗勇”，一方面需要引领人类更清晰地洞察自身的独特性、情感的丰富性与价值的超越性，同时推动人工智能与社会的和谐、协同且富有弹性的融合，诸如推动人工智能与人类价值观与伦理的对齐、AI的公平性与包容性、安全与可控性等，都需要文科学者的深度参与。
　　固然，社会科学定性研究的深度不可或缺，但在大数据和复杂系统面前，有时会显得力不从心。以往一些难以量化和验证的问题，如今正借助交叉学科和技术赋能而获得突破。
　　浙江工商大学正在探索建设的“社会科学实验装置“，正是这样一个积极的尝试——运用数据模拟、AI推演等技术手段，搭建一个用于研究社会现象、评估政策效果的平台，推动社会科学研究范式的变革。这样，社会科学不仅能获得更坚实的实证基础，更能提升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而不再局限于传统的文本解读与哲学思辨。



　　刘荒：面对就业压力及AI冲击，一些高校开启了文科“瘦身”模式：有的直接砍掉考古、哲学等冷门学科，有的逐年压缩相关专业招生比例，背后考量和取舍各有不同。您认为，这是主动求变的明智之举，还是迫于压力的无奈选择？
　　郁建兴：人文社会科学不仅关系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更是一个国家的文化根脉所在，有“压舱石”和“导航仪”的作用。所以，不能简单靠砍专业、减招生来应对挑战。这种甘于边缘化的战略短视行为，无异于文化上的“自我阉割”。
　　当然，也有部分高校的文科专业，由于长期生源短缺、课程陈旧、教学质量低、就业面窄等原因，不得不通过“断尾求生”的方式自救。所以，不能一概而论。
　　任何时代的重大转型期，教育体系都会经历深刻调整，以回应社会对人才的新需求。这种变化本身也值得期待。近年来，全球高校的学科体系都处于优化调整之中，并不限于文科领域。显然，“文科倒闭潮“的说法没有事实依据。
　　刘荒：问题是最好的老师。当答案容易获得时，问题就变昂贵了。据媒体报道，去年重庆大学一个研究团队引用权威部门数据，对全国高校连续五年撤销的专业进行统计分析，竟得出一个颇为反直觉的结论：工科以近31%的占比高居专业撤销数量榜首，管理学、理学紧随其后。
　　此外，北京大学2024年对历史学、哲学、考古学等“强基计划”的专业实行扩招。虽然这不是文科专业的全面扩招，但也体现出对部分人文学科结构性调整的重视。
　　郁建兴：这让我想起北京大学陈平原教授所秉持的“谨慎的乐观”——既不逃避现实，也不丧失信心。他一方面不无忧虑地提醒文科师生：“必须赶紧调整姿态，或迅速跟进，或处变不惊，最怕的是依违两可、彷徨无地”；另一方面又坚定地为文科价值辩护：“理工科解决外在问题，更容易被AI替代；人文教育传承文化与修身养性，在大学里有很好的退路。”
　　这种冷静自信、温暖守望的人文情怀令人钦佩，我更赞同陈平原老师对文科危机可能转化为发展契机的判断。过去学科壁垒分明，你是理工农医，我是文史哲艺，如今我们从捍卫学科边界转向跨学科融合、开拓意义边界，在范式转换之际重建文科教育的主体性。
　　当然，我们也清醒认识到，人口结构等外部环境变量的制约与影响。近年来，我国出生人口持续下降，目前年新生儿数量远低于高校毕业生，预示着未来高校生源将面临萎缩。这一趋势正倒逼所有学科，加快深层次结构性改革，提升核心竞争力。
　　刘荒：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要不要文科，而是要什么样的文科。基于高校综合实力与办学理念等差异，放大了学科调整中的“马太效应”：少数名牌大学推崇跨学科的精英课程，众多普通高校则迫于现实压力转向技能化融合。这一分化趋势是否会加剧教育理念的异化，使人们陷入“文科+代码”的人机混搭幻觉？
　　郁建兴：这种转型的“马太效应”引人深思，不同高校的差异化探索更值得鼓励。譬如武汉大学的“数智人才”计划、复旦大学的“神经语言学”课程，都属于富有远见的大胆尝试——如何坚守文科的根本，与时代技术变革进行真正的对话和联动。
　　正如另一位北京大学教授，全球顶级计算机专家、北京通用人工智能研究院院长朱松纯教授所说：“未来AI的前沿将在于文科领域，且有望使文科转变为一门可实验的科学。”
　　当今，人类面临诸多复杂重大的议题，无法依靠单一学科的“单打独斗”来破解，迫切需要超越传统学科边界的创新思维与协作能力。长远来看，精英教育与应用型人才培养并行不悖，互为补充，关键在于各自明确定位，深耕内涵。
　　然而，我们必须警惕，真正的“新文科”绝不能是“文科+代码”的表面拼接，而是“人性智慧×技术赋能”的深度融合。这是一场关乎育人理念重塑与社会价值再造的系统性创新，可谓是一场“灵魂深处的革命”。唯有如此，才能为社会构建起新的认知范式、伦理框架与价值体系。


　　刘荒：人工智能技术的突飞猛进，如潮水般推开了新世界的大门，也带来了“让人欢喜又害怕未来”的普遍焦虑——听说AI能写文章，感觉文科没戏了；看到AI会编代码，又认为理科歇菜了……AI无所不能的卓越表现，似乎让传统学科黯然失色。
　　如果说人类的智商已经无法和AI比拼，未来唯一的胜算就在于情商、感知力和价值判断。这是否意味着，文科教育正迎来一个历史性转机？这究竟是“无可奈何花落去”的虚张声势，还是对文科教育价值重估的公开申辩？
　　郁建兴：大语言模型只是知道了世界知识，建立了世界知识与概念之间的联系。它还没有超越人类，只是人类知识的集大成者。我们应该主动去拥抱它，而不是恐惧。讲到人不如人工智能时，经常会有一个概念偏差——我们讲的人工智能是整体，是拥有整个知识的体系，讲到人时我们只讲个体。不能用个体去和整体去类比。
　　同时，我们也应认识到，技术越发展，越需要人文指引和伦理守护。以晏殊的《浣溪沙》为例，AI可以生成优美的诗句，但无法理解“似曾相识燕归来”的情感。燕子是自然界中一种鸟类，在人类独有的文化认知中，它代表着春天、希望和归属，人文教育正是构建这种意义世界的支撑系统。
　　我们知道，一旦缺少价值判断、伦理考量，技术就会失去意义性和方向感，有可能被滥用。近年来，AI伦理、算法偏见、隐私安全等问题频频敲响警钟，恰恰说明缺少人文精神的技术，可能走向冷漠甚至危险。
　　当AI解构了知识垄断的权威性，人文教育反而获得了解放的契机，重新回到它最本质的位置——理解“人是什么”，理解“社会为什么运转”，理解“技术应通向何处”。归根结底，站在新起点上的文科教育不会退场，只会换一个更具穿透力的舞台。
　　刘荒：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高校开设AI伦理课程，中、美等国都已发布了AI伦理指导原则，欧盟AI立法还邀请哲学家、伦理学家深度参与。然而，最终规范AI研发和应用边界主导权的，未来将属于最会写代码的人，还是最懂人性的人？
　　郁建兴：理想的AI伦理构建与实践，是这两者的深度协作与优势互补。人文社科领域的研究者为技术划定合乎道义的边界，技术专家则为伦理原则的落地提供可行性方案，共同制定透明可解释的AI伦理指导原则，推动人工智能与多元的人类价值观和伦理原则相契合，包括在不同文化、地区和人口群体中做到公平和包容等。
　　在实践层面，各国政府加强立法监管，强化法律层面的约束；行业组织内部主张伦理内嵌，把道德原则融入技术标准之中；国际社会持续深化合作，构建全球认可的伦理和监管框架；社会各界加快普及AI伦理教育，提升公众道德判断力与风险意识。
　　刘荒：在这个“讲故事的时代”，优秀内容体验愈发依赖叙事魅力与价值内核。《黑神话：悟空》的现象级成功，不仅呈现了文科在数字人文领域的独特贡献，更引人深思：在信息茧房与思想同质化等风险面前，这种批判性思维与人文关怀，将成为我们抵御“技术性盲从”的关键思想武器。
　　郁建兴：文化创新的驱动力深植于人文底蕴。在知识数字化和泛在存储的今天，数字人文技术赋能文化创意，后者以市场反哺其价值，共同培育创新与多元认知。
　　《黑神话：悟空》便以高水准数字内容创新演绎传统精神，为文化遗产活态传承提供了数字载体，并将“学会提问”“文化创新”等理念植入大众生活。
　　这不禁令我忆起参访柏拉图书院遗址的情景——走进这个西方哲学与科学摇篮，眼前除了残留的石块、地基和雕像外，两千年前的遗物早已荡然无存。唯有数字博物馆里，以数字方式再现的柏拉图文稿、对话等场景，轻点屏幕便会穿越时空而来……
　　那一瞬间，我才意识到这里收藏的不再是实物，而是历久弥新的思想；当今时代奖励的，也不再是知识的储存者，而是价值的创造者。
　　因此，人文教育尤需致力于培养学生的提问、质疑与跨学科整合能力，引导其洞察技术背后的人性、历史与社会意义，提升独立思考和价值辨析能力，以此对冲技术盲从风险，为驾驭技术异化提供思想武器与价值指南。


　　刘荒：现代社会的诸多挑战，都超越单一学科范畴，且无标准答案。从算法歧视到气候危机，从媒体变革到智慧城市，这些重大议题的解决皆需跨学科视野等复合能力。依您之见，现在是否到了必须打破传统学科壁垒的时刻？
　　郁建兴：大学教育在学科设置、课程内容、教学方式和能力培养等关键方面，已滞后于时代发展。传统分科造成的知识割裂、思维局限和制度壁垒，成为新兴交叉学科发展的结构性瓶颈。
　　正如马克思所指出：“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一个现实的部分，是自然界生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部分。自然科学将来会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那时将只有一种科学。”
　　现实世界的问题越复杂，越需要多学科合作解决。未来重大突破和创新机遇，恰恰孕育于学科交叉地带。这说明打破学科壁垒已迫近“临界点”。大学教育必须从以知识体系为中心的“分科教育”，转向更加开放灵活、以能力和问题为导向的“融通教育”，实现从知识型向创新型的深刻转变。
　　刘荒：“融通教育”的理念固然美好，实现跨学科实践与个性化成长则绝非易事。大学理应成为允许失败、容忍差异、鼓励异想天开的“试验田”，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构建超越“千人一面”的标准化培养体系？
　　郁建兴：教育的重塑不是学科换个名字，或者多加几门AI课，而是围绕知识系统重构、师生关系再定义和评价方式根本革新的深层结构化转型。当前教育所亟需培养的，不是光会背标准答案的学生，而是敢于质疑旧共识、提出新问题的创新者。学习的能力、适应的韧性、跨界创新的勇气，将成为面向未来的“元能力”。这就需要科技教育和人文教育的深度协同，需要跨学科融合实践。
　　以数字人文项目为例，学生不再局限于传统的文献查阅与理论研讨，而需要学习运用编程、数据分析等新兴工具。这种沉浸式的学习体验，对学生综合能力的锤炼，远非传统分科教学模式所能比拟，它生动展现了技术赋能下人文研究的广阔前景。
　　与此相应，教师的角色正经历根本性转变——从课程知识的单向传授者，转变为陪伴学生成长的“数据分析师”。这意味着，教育的核心将从提供统一的“培养方案”，转向以学生为中心、定制个性化的“成长方案”。
　　比如，浙江工商大学的数字治理创新班为毕业生设定了15项核心能力指标，包括逻辑分析、数字表达、伦理思辨、语言叙事等。教师借助数据分析工具，追踪学生成长曲线，对每个学生的优势和短板形成更直观的认知，通过能力画像取代单一的考试分数，为其量身定制个性化成长方案，真正实现因材施教。
　　刘荒：最近，普林斯顿大学格雷厄姆·伯内特教授指出，“作为人，我们的价值不是拥有答案，而是如何与问题同行。”显然，基于AI的个性化学习会带来真正的因材施教，但也可能在无形中“规训”学生，导致其陷入新的标准化陷阱。教育者应如何坚守并创新人文素养的培育方式，以确保学生的批判性思维与创造力不被“优化”的算法所淹没？
　　郁建兴：早在2013年，我就开始关注全球在线教育。当时，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已将课程全部上线，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则创新性地引入了游戏化分级学习机制，鼓励学生按自身节奏“闯关升级”，核心都是践行“以学生成长为中心”的理念，最大限度地激发学生的内驱力、参与感与积极性。
　　然而，随着这些标准化、数据化工具的深度介入与广泛应用，我也逐渐发现，在追求“千人千面”的个性化教育表象之下，是否潜藏着一种新的“数字标尺”，在悄然取代旧有模式，从而忽略了学生内心深处真正的兴趣火花和难以量化的独特潜能？
　　正是这种对技术与人文平衡的持续反思，让我愈发深信：技术最终服务于人，批判性思维的培养、精准提问的能力，以及深厚的人文素养，始终是构筑高质量学习的坚固基石。


　　刘荒：斯诺在《两种文化》中提出警示：当科学与人文的认知河流停止交汇，文明将退化为干涸的河床。展望未来，我们不仅要打破学科壁垒，更要重建“知识湿地”，让文理思维如共生植物般交织生长。那么，您理想中的跨学科教育是什么模样？
　　郁建兴：法国著名作家福楼拜说过，科学和艺术在山脚下分手，在山顶上重逢。我们的科学、技术、人文已经分头攀登很多年了，AI时代有可能实现重逢。所以，我一直主张现在不是文科危机，而是进入了文理融合、文理共创的新时代。
　　以“智慧城市治理”课程为例，学生需完成一个真实项目：理科生开发交通流量预测模型，文科生评估政策对社区的影响，艺术生设计公众参与界面。课程模块被拆解为“算法基础”“社会调查方法”“用户体验设计”等单元，学生按需组合学习内容。
　　同时，可引入“双导师制”——计算机教授指导技术实现，社会学教授带领田野调研，企业专家提供实践反馈。这样，学科差异将不再是障碍，而是创新的催化剂。知识如同乐高积木，学生根据问题自由拼搭，边界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自然消融。
　　刘荒：教育不仅是知识传递，更是情感共鸣与价值观塑造。从个性化学习推荐到论文自动批改，AI将深度介入教学全流程，形成人机共享的教育场景。然而，如何在效率与温度之间找到平衡点，防教育沦为“流水线生产”而失去人文温度。
　　郁建兴：人机协作需遵循“分工互补”原则。例如，在“科技伦理”课上，AI推送经典案例与法律条文，教师则组织角色扮演——让学生化身法官、工程师、社区居民，辩论自动驾驶事故的责任归属。技术是教育的脚手架，但建造精神家园的砖瓦，始终需要人类的观念与行动。
　　人机协作的学习模式，在制度设计上可设立“人机协作红绿灯”：绿色区（AI全权处理作业批改）、黄色区（AI建议+教师审核，如学术论文初稿）、红色区（纯人类主导，如心理咨询、毕业答辩）。据我所知，已经有大学正在试点“情绪感知系统”：当AI检测到学生连续三晚搜索“抑郁测试”，自动触发辅导员介入，这是一个有益的探索。
　　刘荒：从我们的谈论可知，未来大学的物理空间与虚拟平台将深度融合，但二者并非简单叠加。线下校园承载着社群归属与文化认同，虚拟空间打破地域限制、提供无限资源。如何通过规则设计，在虚实共生的校园生态中重塑学习体验？
　　郁建兴：虚实共生的核心是“场景适配”。线下空间聚焦具身化学习：生物系学生在实验室解剖青蛙，感受肌肉纹理的触觉反馈；戏剧系在实体舞台排练，捕捉观众即时的情绪共振。而虚拟场景用于拓展可能性：医学院通过VR模拟罕见手术，建筑系在元宇宙重建圆明园，与全球学者探讨修复方案。
　　这里面的关键机制在于“身份通行证”——学生在虚实场景中使用同一数字ID，虚拟项目成果可兑换学分。例如，参与“全球气候模拟峰会”的辩论记录，能替代传统课堂发言评分。为防止虚拟社交稀释现实联结，可设计“锚点活动”：每周三下午的咖啡厅沙龙强制线下参与，讨论议题同步在元宇宙展开。教育如同一个混合现实游戏，每个场景都是解锁新能力的关卡，教师则是引导玩家（学生）平衡虚实世界的“关卡设计师”。
　　刘荒：全球化使知识流动加速，但标准化教育模式常与地方文化产生摩擦。一套欧洲环保技术直接移植到东南亚渔村，可能因忽视当地信仰与传统生计方式而失效。未来大学如何构建“全球脑”与“在地心”的共生关系，让知识在开放共享中扎根土壤？
　　郁建兴：全球与在地的共生，始于对“知识主权”的重新定义。北欧一所大学开设的可持续设计课程中，非洲学生被要求用本土材料（如棕榈叶、黏土）改造太阳能设备——技术原理是全球化的，但解决方案必须根植于当地生态与文化；秘鲁安第斯山脉的农民将千年传承的梯田灌溉术制成慕课，学习者若引用其智慧，区块链系统会自动将收益分配给原住民社群。
　　这两个事例说明，知识不再是“免费开采的矿产”，而是需要尊重的“共同遗产”。教育的终极目标，不是用一套标准丈量世界，而是让全球智慧为在地经验点亮灯塔，同时让地方性知识成为重构文明版图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