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敏，已成为一个越来越严重的全球公共卫生问题。世界过敏组织数据显示，全球约30%人口受过敏性疾病困扰，中国则有2.5亿过敏性鼻炎患者。
　　气温回暖，春意涌动，正是踏青的好时节。但北京居民王先生却无心赏花——因为严重过敏，他一连几天泪眼红肿、喷嚏不断，哪怕戴上口罩和护目镜也没有得到明显缓解。
　　近年来，几乎每年春天，“过敏”都成为绕不开的话题。而今年，热度变得更高。人们发现，身边像王先生这样的“过敏星人”变得更多、过敏程度更重。特别是在春季的北方地区，过敏患者的诊疗需求大增，易感人群比往年范围更大，过敏性疾病来势更早、更加猛烈。
　　随着柏树花粉“冒黄烟”视频登上热搜，如潮的评论凸显了人们的困惑和担忧。为降低花粉浓度，多地园林部门采取积极措施，如修剪花枝、洒水喷淋、地面湿化等。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对重点公园林区柏树每日“三洗”，以杜绝花粉“成烟”。
　　花粉过敏，引发出人与自然如何和谐共生的深刻思考。


　　很多人发出疑问，过敏的发病率和烈度变严重了吗？
　　在北京协和医院，近年来春秋季花粉过敏门诊患者数量有明显上升趋势。目前，每天变态（过敏）反应科的就诊量都在400人以上。北京气象局监测站信息显示，近日丰台区、房山区、朝阳区等区域，花粉浓度均在401粒/千平方毫米以上，浓度属于“高”或“很高”。
　　今年北京的春季花粉高峰期较去年提前了4至7天。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沙海江在近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解释说，这是因为去年北京冬季较为干燥，今年春季气温又迅速回升，加之风力作用，使得花粉飘散从3月初开始就比较集中。
　　北京儿童医院一个儿童过敏性疾病研究团队，通过对2014年到2021年的门诊电子病历数据分析发现，儿童过敏性鼻炎、过敏性结膜炎就诊病例数量呈逐年快速上升趋势，已占全部过敏性疾病门诊就诊疾病谱的45.4%、11.1%。
　　“不同年龄儿童的过敏原致敏模式存在显著年龄差异。”该研究团队通讯作者、北京儿童医院过敏反应科主任向莉说，花粉一般是3岁到18岁孩子最常见的致敏过敏原，0到3岁的婴幼儿除了常见食物致敏原外，最常见的吸入型致敏过敏原依次是霉菌、尘螨以及宠物皮屑，但花粉过敏已有向婴幼儿低龄化发展的趋势。
　　《中国变应性鼻炎诊断和治疗指南（2022年修订版）》显示，从2005年至2011年，国内成人过敏性鼻炎患病率从11.1%上升至17.6%。《儿童过敏性疾病诊断及治疗专家共识》指出，国内1至7岁儿童特应性皮炎患病率增长迅速，由2002年的3.07%提高到2015年的12.94%。
　　放眼全球，世界卫生组织早已把过敏性疾病列为21世纪重点研究和防治的疾病之一。有研究预测，到2050年，全球可能有约40亿人患过敏性疾病。
　　专家表示，变态（过敏）反应科就诊量的急骤增加，也可能与公众过敏识别能力和健康素养的提升、我国过敏专科医疗资源快速发展、个别地区气候或林草等地域特殊因素有关，导致大型医疗中心的过敏性疾病就诊例次数据增长。
　　但要真正摸清过敏人群的“画像”，关键是要把流行病学的调查统计及时跟上来，更加系统地监测我国过敏人群、表现症状等动态变化。
　　“应加快建立一个研究方法一致、动态监测的全国性过敏疾病监测网。”向莉说。
　　目前，全球发达国家的各类过敏病人大概占全社会人口的40%到50%。江苏省人民医院耳鼻喉科主任医师程雷预计，随着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我国过敏性疾病的患病率或许很快会和欧美及日本持平。


　　日益增长的花粉过敏背后，最直接的原因，或许是花粉量的增加。
　　北京市民张大爷记忆中，20世纪80年代的春天是“杨絮迷眼”，而今他的孙子面对的却是“花粉围城”。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主任医师王旻说，春季花粉过敏的“元凶”，往往不是颜色鲜艳的观赏花，而是依靠风力作为媒介进行传粉或传播种子的树木类、杂草类植物。换句话说，引起花粉过敏的主要是风媒花粉，而非虫媒花粉。
　　中国林科院研究显示，植物致敏的程度与其花粉浓度密切相关，即使有些植物致敏性不强，大量使用也可能造成花粉污染。
　　2008年北京奥运会召开之前，北京协和医院曾专门针对花粉过敏做了一项研究。结果显示，对比上世纪80年代，北京本世纪初的花粉量增加了三倍，春季乔木花粉、秋季杂草花粉的绝对数量增多，种属多样性增强。
　　“从北京区域来讲，历史上栽种的很多树木都进入到成熟期，在繁殖期花粉传播量大增。”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城市森林研究中心研究员王成说，圆柏、侧柏等一些有花粉致敏问题的树木被比较广泛地栽种到了公园、居住区、办公区、马路旁等人群聚集活动区域附近，也加剧了花粉向人群的传播。
　　此外，“钢筋水泥”的城市空间无法吸附四处飞散的花粉，也“助推”了花粉的传播。
　　“尽管农村地区也有过敏问题，但是农田、林地、湿地更容易将花粉附着滞留。如果说在乡村地区花粉传播只有一次，那么在城市的花粉往往是反复传播，花粉的累积浓度相对高得多，持续时间更长，花粉过敏问题就更突出。”王成说，城市化后产生的热岛效应，会使植物开花期延长，也会增加花粉量。
　　值得注意的是，花粉过敏高发还与城市化、大气污染等因素有密切关系。并非相对湿润的南方城市，就一定对过敏患者“友好”。
　　北京、兰州、杭州、成都、广州等都是花粉症高发城市。以广州为例，每年2月到4月，木棉、桉树、芒果花等风媒植物便发挥“威力”，尤其是“市花”木棉，引发过敏几率更高。而杭州、成都则由于混合了各科树类及杂草类的植被，常年在花粉浓度监测榜上位居前列。
　　花粉量的增加，与气候变化也息息相关。
　　2019年发表在国际期刊《自然-可持续发展》的一篇论文，分析了美国航天局卫星在2000年至2017年间搜集的数据，结果显示全球绿化面积增加了5%，其中中国的植被增加量占到全球植被总增量的25%以上。该研究分析，这背后既有人类土地利用管理的原因，也有全球气候变化的原因。
　　北京协和医院变态（过敏）反应科主任关凯表示，全球“变绿了”，加上随着全球变暖，植被的生长周期变长，花粉季也变长了，这也导致过敏原变得越来越多。
　　中国幅员辽阔，地形复杂。将视线放眼全国，这个“新世纪流行病”呈现出鲜明又复杂的地域性特征。
　　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同济医院过敏反应科主任祝戎飞在武汉、重庆、郑州连续跟踪了13年过敏性鼻炎患者常见过敏原的致敏率变化。祝戎飞说，从全国过敏原的分布看，有“南螨北蒿”的趋势，即在湿润温暖的南方，尘螨过敏的患者多；在干燥寒冷的北方，蒿草花粉过敏的患者多。
　　当花粉过敏在北方地区整体更为严重、部分南方城市因特殊植被成为花粉症“飞地”时，在华东、华南地区，尘螨、霉菌、蟑螂才是最常见的过敏原。
　　“有患者说，家里没蟑螂。我得和他们科普，不是看见蟑螂才过敏，蟑螂在半夜活动，排泄物、尸体碎片留在家里，都是过敏原。”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过敏反应科主任刘昀说。


　　打赢过敏“防卫战”，短期重在个人防护与医疗资源下沉。
　　从医学角度应对过敏，个体目前普遍采用“三级防护法”——药物控制、避免接触、免疫治疗。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马艳良每年在过敏季来临前，都积极参与科普，向“敏感”人士提出三大关键措施。
　　一是药物预防“早行动”。过敏性鼻炎患者可在花粉季前2至4周使用鼻喷激素类药物，哮喘患者需遵医嘱预防性吸入糖皮质激素类药物，结膜炎患者可提前使用抗过敏滴眼液。
　　二是物理防护“全方位”。她建议过敏人群关注每日花粉指数预报，当浓度大于100粒/千平方毫米时，外出可佩戴N95口罩和护目镜，居家可使用高效空气净化器，归家后及时清洗鼻腔、更换衣物。
　　三是急救药物“随身带”。哮喘患者需随身携带急救吸入剂，若症状加重应立即就医。
　　马艳良说，她一直告诉患者，过敏管理是“持久战”，需要医患协同。患者最核心的两个任务，就是确诊过敏原后，应最大限度规避接触；无法避免时，需遵医嘱规范用药，切忌自行调整剂量。
　　有网名为“眼泡肿得像兔子”的网友分享，家中老人面对小辈过敏，容易把“你们年轻人就是免疫力不够强，缺乏锻炼”挂在嘴边，令他哭笑不得。
　　过敏到底与免疫力有着怎样的关系？关凯提示，花粉过敏，并不意味着免疫力低下，而是缘于免疫紊乱，简单地提高免疫力不但有可能帮不上忙，还有可能进一步加重过敏反应。
　　“正常情况下，当病原体进入身体时，我们的免疫‘小士兵’会把病原体清除掉。但对于过敏人群来说，身体的免疫系统会将无害的花粉‘错认’为有害物，进行攻击，从而产生过敏反应。”关凯解释，这也是为什么有些人年轻时过敏反应严重，随着年龄增长反而有所减轻。
　　除了上述个人积极作为，背后还需要可及、便利的卫生教育和医疗服务作为支撑。更重要的是，面对快速更迭的疾病谱，医疗系统应及时作出相应的顶层设计和体系调整，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过敏患者的防护难题。
　　“中国的疾病谱变化太快了。”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变态（过敏）反应科主任医师郭胤仕说，以前传染病多，肺炎、肝炎是重点关注的疾病；随着迈向工业化，肿瘤又成了心头大患，“现在是时候面对快速上升的免疫系统疾病了，包括自体免疫病和过敏疾病”。
　　事实上，过敏对社会和患者造成的经济负担，并不少于其他疾病。欧美相关研究显示，有过敏症状的人每年除了产生药品、检验检查、住院等费用支出，还带来工作量减少、缺勤、心身健康损伤，以及为了照护罹患过敏疾病儿童所致的成年人劳动力下降。在我们的近邻日本，每年和花粉症相关的直接和间接医疗费用高达近3000亿日元，约合146亿人民币。
　　但目前，我国对过敏性疾病的重视和投入并不够，优质的过敏症医疗资源下沉有限。比如，有医学院相关学科教授反映，投入过敏的科研课题不到其他专科的十分之一。过敏药物研发也少，变态（过敏）反应学专科人才培养滞后，亟待建立被国家认可的过敏专科医生培训、考核和准入体系。
　　多位医生表示，从长远来看，随着疾病谱的变化，适时改变现有的临床医学课程内容和专科体系设置，为这场长久战役储备更多的医生，已迫在眉睫，否则“等10年后，可能已经来不及应对高发的过敏疾病了”。
　　打赢过敏“防卫战”，中期重在城市规划与过敏原监测。
　　花粉过敏发作时，双眼流泪、呼吸不畅使人痛苦不堪，以致有患者发问：“就不能把北京的圆柏全拔了吗？”
　　我国柏树的种植历史悠久，北京现存的41865株古树中，有侧柏古树22000株、圆柏6000株。位于北京天坛公园的“九龙柏”，树龄已超600年，历经风雨，见证了历史。
　　诚然，解决过敏源头是一种思路。但受《北京市古树名木保护管理条例》严格保护，砍伐或大规模改造古柏几无可能。除了法律法规不允许，“一砍了之”也不现实。
　　北京的过敏原远远不止圆柏，柳树、杨树、悬铃木、白蜡等常见行道树也都是过敏原的来源树种，秋季的蒿属植物、藜科植物、葎草等的花粉也是过敏原。如果发现一种过敏原就立刻消灭掉，那可能会带来严重的生态影响。
　　为逐步改善柏树花粉量过大的问题，北京市在2021年修订了《北京市主要林木目录》，刺柏属（含圆柏属）将替换为白鹃梅属。相关部门也表示，未来园林绿化工程将严格控制相关树种的栽植量，并科学地更新替换重点地区易致敏树种。实施树种替代是治本之策，可以从源头减少过敏原，但其实施需要时间，不可能立竿见影。
　　过敏原越来越多、过敏季越来越长，叠加恶劣、极端天气增多……有专家指出，深层次要解决的问题或许在于：过敏本质是工业文明与生态系统冲突的病理显现。
　　程雷说，过敏与工业化程度、生活方式和环境的变化都有关系。以“现代病”“富贵病”等标签简化过敏这一公共卫生问题只是一项概念性工作，但应对这场“新世纪流行病”，需要一些及时、有效、可持续的策略。


　　有专家认为，从长远看，与过敏共生，并辅以全社会系统治理，可能是更理性、科学的应对态度。
　　关于过敏，有一个著名的“卫生假说”，即暴露于非致病性微生物中可能是建立良好免疫功能的重要性因素。
　　向莉经常叮嘱患儿父母带孩子去生态农业环境等场所玩耍，享受在大自然环境下的体育活动，并多晒太阳。“检测发现，大部分过敏患者体内的维生素D含量低，且皮肤微生态的多样性明显减少。这是缺少日晒、过度清洁的结果。而这些都是诱发过敏和哮喘的危险因素。”
　　研究显示，学龄前期尤其是婴幼儿期，是孩子免疫系统发育完善的重要时期。早期免疫系统在接触适当的抗原刺激后，会产生适宜的免疫反应，不会将环境中的普通刺激物视为机体“敌人”，从而形成免疫耐受。否则，随着年龄增长，对普通刺激物产生异常免疫反应并反复发作，将更易在青壮年时期发生加重的过敏反应。
　　不少研究表明，关于过敏的“卫生假说”或许并不过时，细菌也有可能是人体健康的守卫者，有助于形成总体上的免疫平衡。作为“卫生假说”的实践，生态暴露疗法启示我们：适度的自然接触能给免疫系统建立梯度适应的机会，让我们与各种过敏原实现柔韧的“共生”。
　　向莉说，但需要注意的是，这并不意味着所有孩子都能通过这种方式避免过敏，仍需要综合考虑多种因素，并采取适当的预防和治疗措施。
　　如何织牢社会过敏“防护网”？有效措施包括建立过敏原监测网络，推广食品强制标识制度，建设低过敏原城市绿地等。
　　3月27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公布59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及修改单。新规要求八大类致敏物质必须强制标示，以降低我国人群食物过敏风险。此举被视为加快织牢社会过敏防护网的一个进步。
　　不少专家指出，发达国家对花粉等过敏原监测比较完善，在花粉季一般每隔几个小时就做一次花粉预报，内容不仅包括花粉浓度、品种等，也包括出行和健康生活建议等。对于中国这样体量的患者人群，建立一个更精准、完备的过敏原监测网络，能起到事先预防、事半功倍的效果。
　　目前，全国不少大中城市都会做花粉预报，也有一些大城市探索了跨部门的监测模型开发。比如，国内较早开展花粉日常观测的天津气象局，结合当地疾病数据，研发了哮喘预报模型，已开展哮喘气象风险等级预报，今年将采用人工智能对模型进行优化。但构筑防过敏的社会系统，还需要更广、更深的跨部门合作，以及向中小城市、农村地区延伸。
　　“如今使用的过敏原检测试剂可检测的种类有限，即使引进国外试剂也无法完全满足本土患者需求。”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过敏反应中心副主任孟娟建议，应尽快开展气象、林业和医疗卫生等多部门联合的、基于本土的过敏性疾病流行病学大调查，以开发适合我国患者的过敏原检测试剂、脱敏治疗药物等。
　　今年，针对城市植源性过敏的防治，王成带领研究团队在多年研究基础上，提出了更精细化的系统防范对策，其核心是正确使用、合理搭配和科学管理植物，比如采取多树种混交造林绿化、将致敏性树种远离人群等综合措施。
　　“北方城市在绿化时，对开花植物要慎重选择。”王成表示，对一些致敏植物，细节上的合理使用和搭配非常关键，“比如，过敏植物如果栽种在大片其他植物内部，花粉向外传播会少很多。”


　　北京协和医院变态（过敏）反应科副主任医师文利平在《摆脱过敏》一书里写道：“过敏现象虽然是偶然发生的，但过敏一旦发生，这种机制就不会再离开你的身体。或者说，在你身体的免疫系统里，藏着一套敏感机制，时刻准备着，只要一接触过敏原，它就自动发生，呈现出过敏症状。”
　　人体的免疫系统就是这么复杂而神奇。时至今日，我们还没有搞清楚过敏的机制，治疗手段也不多。与过敏性疾病不断升高的发病率相比，过敏的整体控制率极低。多项研究显示，全球大部分国家、地区的哮喘控制率低于50%，有些地区的控制率甚至不足10%。
　　但这并不意味着人们对过敏束手无策。从2016年开始，中国将每年8月的第二周定为“过敏防治周”，其主题从“关注环境”逐步发展到“预防过敏”，再到“发展过敏专科、培养专科人才、深入基层医院、惠及过敏患者”，其防治目标和路径日益清晰。
　　许多问题的解决，最终需要向科学寻求突破。比如，发展应对过敏免疫反应靶点的精准治疗，开发微生态制剂等。
　　一个科普知识是：人体有TH1和TH2两类免疫细胞，前者应对外来的细菌病毒，后者主要参与体液免疫反应过程，许多过敏性疾病的内因是TH2免疫反应占优势。两者是“跷跷板”一样的关系，如果TH1削弱了，优势就会朝TH2反应偏斜。
　　目前，科学家迎战过敏的路径主要有：通过生物手段来调控过敏特异（IgE）抗体，或通过特定益生菌调节TH1/TH2平衡等。对此，我国科学家已有不少高质量的研究，比如一些针对季节性过敏性鼻炎的生物制剂研发等。
　　值得注意的是，传统药物治疗之外的新疗法要么费用高昂，要么仍需时日验证。在我国颁布的《可用于婴幼儿食品的菌种名单》里，一些菌种是科学界认为可防范过敏的热门菌种，但距离确切、可信的预防过敏效应还有很长的临床验证之路要走。
　　“中国正站在防治过敏的关键路口。”中国医师协会变态（过敏）反应医师分会名誉会长尹佳说，在了解致病诱因之后，过敏性疾病是可预防可治疗的。只要尽快行动，构建有效的过敏防治体系，提高公众对过敏的科学认知，我们完全有机会为攻克这一世纪难题提供“中国方案”。
　　（本报记者顾天成 屈婷 徐鹏航 胡璐 黄垚 赵旭 侠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