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作平


　　从首都降为省会，再从省会降为普通地级市。这是开封令人唏嘘的命运。
　　千年以远，作为对那段锦瑟年华的自豪与见证，清明上河园、开封府、小宋城等旅游景点，大相国寺、延庆观和铁塔等古迹还在以另一种方式述说这座泯然众人的城市流光溢彩的昨日。当然，不管是景点还是古迹，其实都紧贴市场与游客的胃口。开封府里，上、下午各一场的表演总是人头攒动，黑脸包公迈着夸张的步伐怒斩陈世美。历史往事在它本身的流传中，常常被后人加入各种佐料。比如包公，比如陈世美。
　　真正能让人想像北宋首都的，不是开封府的假城墙和表演，而是清明上河园。毕竟，这座占地巨大，据说足以游玩一整天的园子，极力复制了宋朝生活——岳飞、梁山、包公、宫廷歌舞、东京保卫战；工作人员——从服务员、售货员、清洁工到表演者，都身着宋人服饰，尽力模拟那个远去的时代。不过，宋人再多，也不可能有他——黄庭坚。毕竟，在当年出没于北宋首都的诸色人等中，黄庭坚只能算小人物。虽然千年后的今天，他已是文学界和书法界泰斗级的存在。
　　第一次到开封，黄庭坚20岁，是一名踌躇满志的举子。此前乡试，他高中第一，称为解元。对这个刚刚弱冠的青年来说，东京是一座超级城池，比分宁大，比南昌也大，他渴望在这里获得功名，取得“学成文武艺、货卖帝王家”的机会。不过，他失望了，第一次会试，黄庭坚落榜。两年后，二次乡试，又获解元。次年，黄庭坚再次进京。这一回，23岁的他金榜题名，获取了自隋唐以来仕人最看重的正途出身，授叶县尉。
　　踏上仕途后，黄庭坚至少三次进京。当他调至京师为官时，已41岁了。调往京师之前，他先后担任过叶县尉、北京国子监教授、太和县令以及德平镇监——德平任上，他与上司赵挺之的微妙关系，打开了他晚年悲苦岁月的潘多拉之盒。这一点，后文详述。
　　以战国期间的魏国都城为序幕，开封有过七朝古都的花样年华。然而，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与其他历史深厚的城市相比，今天，我们能够在开封看到的文物古迹并不算多——最多的，还是这几十年为了旅游而兴建的景点。个中原因在于黄河。从开封城外奔流而过的黄河，一次次决堤，一次次泛滥，将那些年代久远的古城古建，深埋在黄土之下。上世纪80年代，开封龙亭一带，考古工作者发现，地下3到12米处，竟然重叠了多座古城。其中，就有黄庭坚时代的北宋首都汴梁。
　　层叠于地下的一座座古城，既难以发掘，也难以保护。最好的办法，可能就是任它们被黄土封存。当然，对后世的寻访者来说，很遗憾，我无法找到更多与黄庭坚相关的北宋年代的旧物。
　　比如，我曾想找一座寺庙，这寺庙，黄庭坚屡次在诗里提及。那是他在汴梁的居所：酺池寺。如今，我仅能根据史料知道，酺池寺得名于酺池，而酺池是梁孝王开凿的一片人工湖，其地理位置，大致在今天开封市祥符区境内。
　　黄庭坚时代的汴梁，乃彼时世界上人口最多、市井最繁华的大都会。与黄庭坚同代的孟元老，曾在汴梁生活多年。后来经历了靖康之乱逃往南方。晚年，他在《东京梦华录》中伤心回望旧时帝都，宛如见证了世界大战后万念俱灰的茨威格躲在遥远的南美回忆战前的欧洲。他记忆中的汴梁是一个浮华的花花世界：“正当辇毂之下，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垂髫之童，但习鼓舞，班白之老，不识干戈……花光满路，何限春游？箫鼓喧空，几家夜宴，伎巧则惊人耳目，侈奢则长人精神。”
　　这个浮华的花花世界，则意味着物价高企。长安居，大不易。比如房价，就令人咋舌，一套普通住宅要1300贯，而称得上舒适的“高尚社区”，至少要10000贯。苏辙官至副相，也难以在京城购置产业，他发牢骚说：“我生发半白，四海无尺椽”，“我老未有宅，诸子以为言”。至于级别低微的黄庭坚，一年的薪水不过100多贯，更难实现购房自由。
　　官员也买不起房子的背景下，京师的一些名刹大寺，却有大量闲置房产，于是用以出租。租金不高，成为不少读书人或小官员的理想居所——比如三苏父子首次进京，就赁屋于太平兴国寺。
　　黄庭坚一家住进了从和尚手中租来的几间小屋，其中一间，充当书斋，他给书斋命名为退听堂。退指退朝，听又是听什么呢？是从寺里传来的晨钟暮鼓，还是从寺外传来的红尘市声？这间简陋的书斋有一面白墙，一天，亦师亦友的苏东坡来访，挥毫在墙上画了一幅枯木图。黄庭坚大为感动，在旁题诗一首：“折冲儒墨阵堂堂，书入颜杨鸿雁行。胸中元自有丘壑，故作老木蟠风霜。”
　　表面看，黄庭坚在称赞苏东坡的书法和绘画，但所谓胸中丘壑，木蟠风霜，都是意在言外。其时的苏东坡，经历了乌台诗案被贬黄州的苦难，恰似老树经历风霜，是以折冲儒墨，胸中自有丘壑。
　　黄庭坚与苏东坡的交往始于诗歌，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先是笔友，通信唱和，相互欣赏多年后，才终于见面。见面第一天，他们就已是心有灵犀的老友了。
　　1072年，时任杭州通判的苏东坡因公到湖州，湖州太守孙觉（字莘老）和他是老朋友。见面时，孙觉拿出女婿的诗文请苏东坡指教，并说，“此人，人知之者尚少，子可为称扬其名”。这个人现在知道的人很少，你是文坛领袖，能否为他扬扬名？苏东坡读了诗文，“耸然异之，以为非今世之人也”。他笑着对孙觉说：“此人如精金美玉，不即人而人即之，将逃名而不可得，何以我称扬为？”
　　5年后，苏东坡从密州赴河中，途经齐州，齐州太守李常与苏东坡也是旧交，两人相聚数日，李常也拿出一些诗文请苏东坡指教。诗文作者，是他的外甥——李常的外甥和孙觉的女婿就是同一个人：黄庭坚。
　　经岳父和舅父推荐，已是文坛领袖的苏东坡知道了黄庭坚，并为他的才华折服，感叹黄庭坚“超逸绝尘，独立万物之表，驭风骑气，以与造物者游”——黄庭坚诗文给苏东坡留下印象，这是一个超凡脱俗、心与物游的世外高人。不过，在肯定黄庭坚才华的同时，苏东坡也含蓄地指出他的性格注定愤世嫉俗，难为世用。事实证明，苏东坡目光如炬。
　　获知文坛领袖对自家的认可，黄庭坚喜不自胜。1078年，他给苏东坡写了一封信。这封信言辞恳切，既表达了他对苏东坡的仰慕之情，更流露出了师事之意——从那以后，黄庭坚把这位只长8岁的兄长视为老师，毕生以师礼事之。
　　作为宗师级的文坛重镇，苏东坡青年成名，执文坛牛耳数十年，一批青年才俊列其门墙，称为苏门学士。除黄庭坚外，秦观、陈师道、张耒均是一时之选。其中，黄庭坚较秦观等人年长，名气最大，成就亦最高，甚至与苏东坡并称。他们对元祐以后诗坛的影响，刘克庄总结说：“元祐后诗人迭起，一种则波澜富而句律疏，一种则锻炼精而情性远，要之不出苏黄二体而已。”由是观之，苏黄诗风已成为后辈诗人学习的楷模——要么学苏东坡，要么学黄庭坚。
　　苏黄在书信往来14年后终于在京师相见了，这得感谢一个权倾天下的女人——太皇太后高氏。
　　元丰八年（1085年），神宗去世，年仅10岁的哲宗即位，神宗的母亲、太皇太后高氏临朝听政。高氏向来对新法持否定态度，一旦听政，立即起用反对新法最激烈的司马光。其时，旧党也分两派，一派以司马光为代表，全盘否定新法；一派以苏东坡为代表，认为应加以取舍。司马光上台后，着手实施了两件事：其一，把新法比作毒药，全面废除；其二，把贬往各地的旧党官员调回京师。此一事件，称为元祐更化。
　　黄庭坚官小职微，朝廷到底是改革还是保守，原本轮不到他置喙。不过，此时他在文坛已有相当名气和影响，他对新法的诸多讥讽，大概也让司马光颇为解气。于是，黄庭坚被召入京，出任秘书省校书郎。在司马光推荐下，他参与核定《资治通鉴》，旋即又被任命为神宗实录院检讨官，主持编写《神宗实录》——后者之故，人们尊称他为黄太史。
　　与黄庭坚同一时期入京任职的，还有苏东坡——他以礼部郎中被召还朝，3个月内，迅速迁为翰林学士、知制诰。苏东坡之外，苏门弟子晁补之、张耒也并擢馆职；秦观、陈师道先后抵京。一时间，苏门弟子云集京华。


　　黄庭坚与苏东坡相遇，总让我想起另外两位诗人，那就是742年，杜甫和李白在洛阳邂逅。大师与大师握手，就像铁磨铁，磨出刃来。
　　元祐元年（1086年）春日的一天，黄庭坚从位于城北的酺池寺出发，前往位于内城西门附近的白家巷。那里，是苏东坡的寓所。
　　首次拜访老师加偶像，黄庭坚的心情或许有几分忐忑，但这忐忑不会太强烈，也不会太持久。从苏东坡首次在湖州读到黄庭坚的文字，至此已有15年；从黄庭坚在大名给苏东坡寄出第一封信赠送第一首诗，至此也有9年。虽是初见，实属老友。
　　黄庭坚带给苏东坡的见面礼是一方产自甘南的砚台。发源于青藏高原的黄河支流洮河，出石砚，与端砚、歙砚齐名。这是一份得体的礼物，身为文人，终生与文房四宝打交道，一方优质的石砚既赏心悦目，又为笔墨增色。苏东坡十分高兴，作诗以纪：“洗之砺，发金铁。琢而泓，坚密泽。郡洮岷，至中国。弃矛剑，参笔墨。岁丙寅，斗南北。归予者，黄鲁直。”
　　正如我们不知道杜甫与李白初逢时谈了些什么，但又可以大体猜测一样，黄庭坚与苏东坡的初逢亦如是——诗文，书画，时局……这些，想必都是一时间难以聊尽的话题。
　　有意思的是，苏东坡和黄庭坚在性格上颇有相似之处。在共有的蔑视权贵的傲骨外，还有一种喜欢戏谑的深入骨髓的幽默。——黄庭坚甚至就因这种幽默而在人生路上栽了大跟斗。
　　基于两人深入骨髓的幽默，黄庭坚虽然师事苏东坡，但在苏东坡面前，他不像其他苏门弟子那样拘谨。随着交往日深，黄庭坚与苏东坡的关系更接近于密友，有时也相互开开玩笑。有一次，二人论书，苏东坡说，鲁直你近来的字虽然清劲，但笔势有时太瘦，如同树梢上挂长蛇。黄庭坚回答说，您的字我固然不敢妄议，只是觉得太扁，就像石头压住的虾蟆。言毕，“二公大笑”。从这大笑不难看出，戏谑背后，是大师之间的相互欣赏，相互认可与相互点醒。
　　就像杜甫把李白视作一生的兄长和知音，不论身处逆境还是顺境，都本能地关心李白一样，黄庭坚也把苏东坡视作兄长和知音，并且，这兄长和知音，以师尊的形象巍然在心：黄庭坚晚年，苏东坡已去世。黄庭坚把苏东坡的画像挂在室中，每天早晨起床，一定要整理好衣冠亲自上香，“肃揖甚敬”。此时的黄庭坚，已经与苏东坡齐名，“元祐文章，世称苏黄”，黄庭坚也像当年的苏东坡一样，是宗师级的文坛重镇。黄庭坚对苏东坡的恭敬，有人颇为不解，黄庭坚“离席惊避”说：“庭坚望东坡，门弟子耳，安敢失其序哉？”如今大家把苏黄并称，实在不是我的本意啊。
　　1086年到1089年的三年，这是苏门的黄金时代。尽管朝中大臣派系林立，苏东坡为首的蜀党与二程为首的洛党、刘挚为首的朔党之间矛盾重重，但苏门弟子云集京华，时相往来，诗酒唱和，既是人生一大快事，也是北宋文坛一大景观。然而，三年后，不胜台谏攻击的苏东坡选择了退让——他请求外放，出知杭州。黄庭坚继续留在京师，又待了三年。良师益友的离去，黄庭坚顿有征雁失群之悲，“山谷在京师多与东坡唱和，四年夏，东坡出知杭州，遂无诗伴，而山谷常苦眩目，多在史局，又多侍母夫人医药，至六年六月亲遂丁家艰，故此数年之间作诗绝少”。
　　元祐六年（1091年）五月，苏东坡又被召回京师。不过，黄庭坚没能在京师与苏东坡再见——他的母亲去世了，事亲至孝的黄庭坚扶送母亲灵柩回到故乡双井，依制丁忧守孝。
　　他们的下一次相见是在三年后的绍圣元年（1094年）——不再是冠盖满京华的汴梁，而是在渔歌响穷彭蠡之滨的江州（今江西九江）。倘若京华时的相聚，用黄庭坚的诗来说，乃是“桃李春风一杯酒”的话，那么，此时，无论是他还是他敬重的苏东坡，都已是“江湖夜雨十年灯”——他们，都风尘仆仆地走在前往贬所的路上。
　　南方最炎热的七月，50岁的黄庭坚与58岁的苏东坡在鄱阳湖滨“相会三日”。苏东坡为黄庭坚随身携带的一块铜雀砚作铭文，并亲自将它刻写在砚上。铭文里，苏东坡借题发挥，通过制砚的粘土被反复抟和，暗喻他和黄庭坚遭遇的迫害与苦难；又通过制成后的砚台“受成不化”，寓示他和黄庭坚的品性不会因迫害与苦难而有所改变。
　　三天说长也长，说短也短。两位看尽繁华的老友，走在各奔天涯、生死难卜的贬谪路上，他们说些什么呢？我无端地认为，多半，他们会回忆起几年前在京师的一场聚会——那是他们共有的不可复得的人生好境。
　　《水浒传》开篇讲，高俅经董将士推荐，到小苏学士处帮闲。小苏学士到底是苏东坡还是苏子由，书中没说。如果按真实历史的话，应该是苏东坡——南宋王明清的《挥塵后录》说：“高俅者，本东坡先生小吏。”小苏学士看出高俅是个帮闲浮浪的人，便把他推荐给驸马王晋卿。这个驸马王晋卿，《水浒传》中说他是哲宗妹夫，神宗驸马，其实是小说家言——他本是神宗妹夫，英宗驸马。
　　王晋卿与苏东坡交好，倒是不争的事实。史称王晋卿能诗善画——苏东坡则是诗画大作手，王晋卿仰慕苏东坡，与苏东坡往来甚密，亦是人之常情。乌台诗案后，王晋卿被加以“交结苏轼及携妾出城与轼宴饮”的罪名而责授昭化军节度行军司马，均州安置，后来好不容易才重返京城。
　　身为驸马，王晋卿有一座巨大的豪宅，豪宅后花园，是他经常举行雅集的地方。雅集之人，几乎都是苏门弟子——他本人，也被视为苏门中人。那一次雅集，画家李公麟作画以纪，书法家米芾作文以记——千年后，李公麟原画失传，后世画家或根据原画临摹传世，或根据米芾记述重新创作，后人遂得以一睹那些如雷贯耳的北宋文坛艺坛大家风采。
　　苏东坡是雅集主角，画上，他“乌帽黄道服捉笔而书”。旁边，王晋卿、李之仪等人兴致勃勃围观。古松下，苏子由执卷观书，一侧，“团巾茧衣，手秉蕉箑而熟视者”乃黄庭坚。16个影响当时亦烛照后世的文人，在这年初夏的雅集，被后人无数次追怀。
　　当黄庭坚和苏东坡在逆旅中不期而遇时，西园雅集已是过去的好时光。5年后，秦观去世；7年后，苏东坡去世，陈师道去世；9年后，王晋卿去世。余下的黄庭坚、张耒和晁补之，他们虽然还活着，但都垂垂老矣；并且，天各一方，音问难通。唯有午夜梦回时，或许，还能想起从前在汴梁的锦瑟年华，还能想起初夏时节的西园，幽凉的风穿过古松和垂柳，若有若无地吹，若有若无地凉……


　　怀着忐忑的心情，黄庭坚又一次离开了双井。行前，他到母亲坟前告别。与他一同离开双井的，还有大哥黄大临。
　　他们要前往汴梁附近的陈留，到那里去接受审查。山雨欲来风满楼，原本在双井刚刚服丧期满的黄庭坚，已经预感到了即将到来的政治风暴。只不过，他没想到，风暴来得如此快，如此猛。
　　元祐八年（1093年）九月，垂帘听政的高太后去世，哲宗亲政。对于祖母的听政，一天天长大的哲宗不无怨言。有一次，高太后问他：“大臣们奏事，你是怎么想的？为什么不说？”哲宗回答：“娘娘已经处分了，还让我说什么？”
　　高太后政治上保守，故而任用旧党。与此相反，哲宗对父亲神宗未竞的新法悠然神往。并且，出于对高太后的反感，他亲政伊始，立即终止了元祐更化——他改次年为绍圣元年。绍圣本意，指绍述先圣之政。对哲宗而言，就是继承父亲神宗的遗志和事业。
　　大宋政局又来了一次大反转——这一回，旧党被清算，新党卷土重来。其中，曾与苏东坡交厚后来却成了死敌的章惇入朝拜相，苏东坡远贬惠州，几年后更是贬到天涯海角的儋州。
　　作为苏门弟子和旧党支持者，对黄庭坚的打击也很快降临。之前，丁忧在家的黄庭坚已被任命为宣州知州，后又改鄂州，来不及赴任，朝廷便罢去他的一切官职，仅保留俸禄，并令他到陈留听候调查处理。
　　黄庭坚的无妄之灾，乃是一起典型的文字狱。为了打击旧党，章惇、蔡卞等人攻击黄庭坚修撰的《神宗实录》是“谤史”，并指使御史接连上疏，宣称“元祐修先帝实录，以司马光、苏轼之门人范祖禹、黄庭坚、秦观为之，窜易增减，诬毁先烈，愿明正国典”；“擅敢增损，诬毁先帝，为臣不忠，罪不可赦”，这是一项极为严重的指控，如果指控成立，黄庭坚等人不仅是免职那么简单，人头落地也未可知。
　　接到朝廷旨令后，忧心忡忡的兄长黄大临陪同黄庭坚一起来到陈留。为了罗织罪状，蔡卞等人从实录中摘取上千条材料，但绝大多数都是捕风捉影，仅有二三十条有歧义的，也不过是一些琐碎小事。
　　接受朝廷审查时，黄庭坚态度从容镇定，李之仪后来回忆说：“绍圣中，诏元祐史官甚急，皆拘之畿县，以报所问，例悚息失据，独鲁直随问为报，弗随弗惧，一时憟然，知其非儒生文士而已也。”
　　构陷的文字狱并未在审查中查出黄庭坚等人有什么大逆不道之处，但既然事出有因，且又关乎先帝，哲宗在章惇挑唆下，斥责黄庭坚等人身为史官，却“如此诞慢不恭”，下旨将黄庭坚责授涪州别驾、黔州安置。
　　贬谪的诏命下达后，同案其他人不由掩面痛哭，惟独黄庭坚神色自若，倒头便睡，不一会儿就发出了鼾声。
　　他听从了命运的安排。在一个无法自主沉浮的时代，那么，随遇而安或许就是最好的选择。这既是顺从，也是反抗；既是无奈，也是从容。
　　责授就是对官员降级任用，安置则是宋朝对犯了错误的官员的一种处分。两者叠加一起，相当于名义上黄庭坚是涪州别驾，但朝廷将他安置在黔州，不得允许，不能离开。
　　黔州治所，在今天重庆彭水。
　　黄庭坚是从接受审查的陈留直接前往黔州的。与他同行的，仍是大哥黄大临。身为谤毁先帝而犯了大错的贬谪官员，不仅当年同僚避之不及，“虽亲戚不敢与通”。幸运的是，有一个朋友，专程从汴梁赶到陈留，为远行的黄庭坚送上衣物被子。这个仗义的朋友，名叫唐之问，系陆游的外祖父。
　　绍圣二年（1095年）正月，新年的欢庆气氛还未完全消散，黄庭坚两兄弟上路了。几年后，黄庭坚在《书萍乡县厅壁》中回忆了他的西行路线：“初，元明自陈留出尉氏、许昌，渡汉沔，略江陵，上夔峡，过一百八盘，涉四十八渡，送余安置于摩围山下。”
　　这是一次贬谪的伤感之行，更是一次饱览江山的壮观之行。开初是一马平川的平原，尔后是渐次隆起的山脉，一叶扁舟，穿越猿声四起的峡江溯流而上。黄庭坚第一次看到如此高峻的山，第一次见识如此湍急的河。壮丽的三峡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接连赋诗，其中一首写道：“浮云一百八盘萦，落日四十八渡明。鬼门关外莫言远，四海一家皆弟兄。”诗作的豪迈壮阔，很容易联想起当朝廷的处分下达时，友人听说黄庭坚被远贬往边僻的黔州，都认为此去凶多吉少，“人以死吊”。黄庭坚却笑着说：“四海皆昆弟，凡有日月星宿处，无不可寄此一梦者。”
　　彭水的天空很窄。高耸的大山四面围合，天空被切割，被分离。如果一朵云过于巨大，它一定会被窄窄的天空挤压得更加厚重，像是要从低矮的天空掉下来，直接压到每一栋楼房房顶，每一个行人头上。
　　比天空更窄的是云朵笼罩的大地。到处是山，到处是陡立的悬崖，乌江及其众多支流，水面碧翠，从深谷里咆哮而过。房屋、村落、城镇便只能依托江边那一级级台地。郁江与乌江交汇处，平地稍微宽阔，便是县城的不二之选。
　　历史上的彭水，远比今天辉煌重要。早在西汉时，这里就设置了涪陵县，以后，又升格为涪陵郡。唐朝开元间，设黔州；同时，它还是管辖今贵州大部、重庆和两湖部分地区的黔中道治所。黄庭坚时代，它仍是黔州州治。
　　大山围困的彭水，依靠鸡肠似的乌江与外界沟通，山高谷深，地近蛮荒，乃是理想的流放地。李世民的长子、废太子李承乾，太傅长孙无忌都先后流放并死于此——至今，郁山镇外的林莽里，尚有李承乾墓遗址。可以想象的是，熟读史书的黄庭坚对这些往事了然于胸，而一旦他同样以流贬者的身份，走进先人终老的烟瘴之地，尽管毕生豁达，但胸中奔涌的，仍然既有忧谗畏讥的忧虑，也有去国怀乡的伤感和客死他乡的恐惧。
　　这种复杂不安的情绪，在兄长黄大临离去时达到极点。几个月后，黄庭坚在写给兄长的诗中，回忆起分别时的黯然：
　　万里相看忘逆旅，三声清泪落离觞。
　　朝云往日攀天梦，夜雨何时对榻凉？
　　急雪脊令相并影，惊风鸿雁不成行。
　　归舟天际常回首，从此频书慰断肠。
　　从彭水县城溯郁江而上，40公里外的上游，有一座曾举足轻重的镇子：郁山。如今，泥泞的道路，稀疏的行人，昔日的荣光就像木板门上的年画，早在时间的风雨中黯然褪色。只有青石板的老街，以及老街上保存下来的深宅大院，还残留着几许旧时的辉煌。自汉至唐的几百年间，坐拥丰富的盐卤和丹砂，郁山先后是县、郡、州、道治所，极盛时，管辖着方圆30万平方公里的疆域。到了唐朝中期，郡、县治所移往今天的彭水县城，郁山降而为镇，却仍是一座生齿繁茂、商业发达的重镇。
　　凭高鸟瞰，郁山镇与彭水县城格局相似，皆是群山围困，皆是两水交汇，皆是河流冲积出一方小平地。只不过，郁山更微型，更古旧。
　　风尘仆仆的黄氏兄弟从中原陈留来到了西南小镇郁山，黄庭坚落脚的居所是一座建于唐朝的寺庙：开元寺。
　　根据地方史乘记载，开元寺坐落在凤凰山，至民国时期，占地数十亩，红墙黄瓦的屋宇从山脚一级级伸向山腰。如今，开元寺荡然无存，临近大街的一条小巷尽头，还有几块条石垒成门的形状——据说，那就是开元寺曾经气势恢宏的山门。山门后面，是几十级石砌台阶，众多的脚一次次踩过之后，坚硬的石头被磨出了深深浅浅的脚印。如今，往来的人少了，石缝之间，小草探出头来，江风吹过，瑟瑟发抖。
　　开元寺有几间面向摩围山的阁楼，称为摩围阁。黄庭坚就居住于此。偏僻荒凉的山寺一隅，远处是高峻的摩围山，不时传来一阵阵猿啼，近处是一片蔽天掩日的竹林，林中不时游动着长蛇。黄庭坚写诗说：“竹竿坡面蛇倒退，摩围山腰胡孙愁。”于是，他给自己取了一个号：摩围阁老人。
　　几个月后，弟弟黄知命把黄庭坚的家小从双井送到彭水，一家人再住寺中颇不方便。经寺方同意，黄庭坚在寺侧筑了几间茅屋，一家人便在异乡安顿下来。
　　宋制，责授的官员可领取一半俸禄，黄庭坚向来经济拮据，只领一半，更是杯水车薪。就像苏东坡在黄州时，不得不亲自躬耕垄亩解决吃饭问题一样，黄庭坚也带着家人开荒种地。个中情况，他在给友人的信里说：“到黔中来，得破寺堧地，自经营，筑室以居。岁余拮据，乃蔽风雨。又稍葺数口保暖之资，买地畦菜，二年始息肩。”
　　尽管黄庭坚是“犯了错”贬谪而来，地方官对他却相当不薄。一方面，固然在于黄庭坚诗名书名享誉天下，另一方面，则出于对黄庭坚本人节操品行的认可。黄庭坚称，“曹守、张倅相待如骨肉”——曹守即黔州最高长官、知州曹谱，张倅又名张诜，时为黔州通判。有了两位地方首长的厚待，黄庭坚的日子不至于太难过，所以他“以登览、文墨自娱，若无迁谪意”。
　　此前，苏东坡出知杭州，好友文彥博送别时叮嘱他，到了杭州，诗一定要少作——劝一个诗名满天下的诗人少作诗，个中原因，乃是担心以文字而遭遇不测之祸。身为迁客的黄庭坚大概也怀着同样的忌惮。在黔州，他的诗写得很少。他把更多精力耗在了书法上。
　　青年时，黄庭坚随舅父李常游学，常流连于秦楼楚馆，沉溺于灯红酒绿，甚至写过不少艳诗淫词；中年时，宦游四海，尤其是京华六年，觥筹交错、迎来送往也属家常便饭。惟有到了黔州，虽然偶有地方官宴请或拜访，但大多时候，黄庭坚面对的，只是这座古老的寺庙，以及寺庙周遭，黑色而沉默的山。从地里忙碌回来，他洗净双手，拈毫作书。
　　秀美的江山，清幽的环境，落寞的心绪，这一切，使得黄庭坚的书法技艺日益精进，他自称，“余寓居开元寺之怡思堂，坐见江山，每于此中作草，似得江山之助”。
　　2010年，黄庭坚的书法长卷《砥柱铭》被拍卖，价格高达4.3亿人民币——如此巨大的财富，它的创造者却既无法享受，也无法知晓了。对天才艺术家来说，他们人生的最大悲剧在于，活着时卑微如蚁，死去后日月经天。霄壤之别的落差，叫作怀才不遇。


　　岁月不居，一晃，黄庭坚在黔州生活了三年。宋制，流贬的官员，可望在一定时间内量移——即迁回内地。不过，黄庭坚没等来量移，而是被徙往更加远恶的戎州。
　　元符元年（1098年），黄庭坚的表兄张向出任夔州路转运判官，黔州属夔州路辖地，张向向朝廷请示，为了避嫌，要求把黄庭坚移居他处——此前，衔恨不已的新党人士，对黄庭坚贬涪州别驾、黔州安置并不满意，犹嫌处罚不重，没有贬谪到更边远更落后的地方。现在，张向的请示给了他们一个绝好的理由。由此可见，张向虽是黄庭坚表兄，但他担心犯了错的表弟影响自己的前途，急于与他划清界限。至于表弟会贬往何处，这不是他想关心的，也不是他愿关心的。
　　黄庭坚不得不离开渐渐熟悉并习惯的黔州，他的小船顺郁江而入乌江，由乌江而入长江，溯流而上，于同年夏天抵达戎州。
　　戎州即今四川宜宾。作为一个四川人，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也许要感谢张向，正是他的自私冷酷，才使得黄庭坚有了蜀中之行，从而在宜宾、在眉山、在青神、在成都等地留下了星星点点的屐痕；而当屐痕成为传说与遗迹时，还有他不朽的诗文和书法，继续烛照后世，成为温暖人间的火种。
　　我的老家富顺，原系宜宾辖地，直到1983年，才由宜宾转隶自贡。黄庭坚生活了三年的宜宾，距我家只有几十里。故此，少年时起，我便知道黄庭坚，知道与他有关的吊黄楼、流杯池、锁江亭。
　　黄庭坚家族向来信奉佛道，而他本人，也对佛道兴味盎然。一生中，他多次入住寺庙，固然有寺庙房租较低的考虑，同时，很可能还有他本人对梵音僧语的痴迷。京师入住酺池寺，黔州入住开元寺，而到戎州，他入住的仍是寺庙：无等院。
　　初到戎州的黄庭坚心情恶劣，这从他给自己的居处命名为槁木庵、死灰寮可见一斑——心中潜流着愤怒与悲哀，形似槁木，心如死灰，他好像已经万念俱灰。后来，僦居城南，他又将居所命名为任运堂。这名字表明，他力图说服自己随遇而安。从万念俱灰到随遇而安，隐然是豁达心灵对苦难的化解。
　　无等院在宜宾城南，又名南寺。80多年后，陆游宦蜀时曾来寻访，但他看到的是一片废墟。其时，放翁犹自替先贤愤愤不平：“文章何罪触雷霆，风雨南溪自醉醒。八十年间遗老尽，坏堂无壁草青青。”
　　假设黄庭坚寓居无等院时，他的邻居中有一个几岁的小孩，等到陆游来寻访，这小孩也该有90岁了。漫长的一个世纪过去了，虽然天下还是赵家天下，但与黄庭坚时代被诟病的积贫积弱相比，陆游时代更是只余半壁江山，残山剩水偏安东南——然而，通过文字构陷并制造文字狱的传统却如蛆附骨，如影随形。
　　宜宾城区地跨岷江和长江两岸，但黄庭坚时代的州治县治不过弹丸之地，蜷缩于岷江北岸的催科山下，人称旧州坝。黄庭坚的寓所，当在旧州坝临近岷江的地方。“居室差胜开元旧居，但无复摩围江山之胜”，与黔州开元寺青山围合，举目便是翠黛的风景不同，戎州城南居所陷于大片低矮的民居中。每逢风日晴好，黄庭坚必策杖徐行，“雍容林丘之下，清江白石之间。”站在岷江岸边的一座亭子里，黄庭坚顺口吟下了“西来雪浪如炰烹，两涯一苇乃可横”的诗句。这座亭子，因江心横着的锁江石而得名锁江亭。如今，锁江亭不复存在，但江中的石头和黄庭坚书写的擘窠大字“锁江”依然完好。
　　从锁江石北行，城区隆起一列山峰，山上，深藏着流杯池——宜宾乃至西南与黄庭坚有关的遗迹中，当推流杯池为第一。
　　那是山中的一条小小峡谷，两旁巉岩危立对峙，谷底，坚硬的石头上，凿出了一个曲曲弯弯的池子，泉水注入池中，如同微缩的大江穿行峡谷。流杯池的用意，乃是仿王羲之《兰亭集序》所说的曲水流觞——雅聚时，众人围坐池旁，盛了酒的杯子从池子上游缓缓漂流而下，停在谁的面前，谁就取杯而饮。
　　今天，以流杯池为依托，建成了流杯池公园。像所有城市公园一样，流杯池公园也是老年人的世界——跳广场舞的，打太极拳的，最夸张的是一个十数人的乐队，各种西洋的、中式的乐器或吹或弹或拉或敲，轰隆隆一起响起来，原本应该幽静的流杯池一派喧嚣。
　　地方史乘上都说“黄鲁直垒石为九曲，号流杯池”，即流杯池的建设者乃黄庭坚。对此，我表示怀疑。首先是费用，在坚硬的岩石上开凿这么一个池子，耗力颇多，用度不少。以黄庭坚的财力，相当困难。其二，黄庭坚乃流贬犯官，焉有如此心情？所以，我以为，多半是后人附会——或者，另有主其事者，然黄庭坚名气大，功绩便算到他头上。
　　刚从黔州到戎州不久，一天，一个素昧平生的人从几百里外的眉州丹棱前来拜访。用黄庭坚后来的话说，此人“拏扁舟，蹴犍为，略陵云，下郁邬”。
　　两人相谈甚欢，并一拍即合地决定做一件前无古人的大事。这大事，也是黄庭坚在黔州时就想做的，只是，一直没找到襄助之人。直到丹棱人杨素找上门来。
　　黄庭坚诗学杜甫，他开创的江西诗派，有一祖三宗之说——一祖即杜甫，三宗即黄庭坚、陈师道和陈与义。成都杜甫草堂里，配享“诗圣”的两个人，一个是陆游，另一个便是黄庭坚。
　　薪火相传的中国文化史上，有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古人总是崇拜更古的人。在黄庭坚心中，杜甫就是他的偶像。多年来，他一直有一个心愿，“尽刻杜子美东西川及夔州诗，使大雅之音久湮没而复盈三巴之耳”。杜甫晚年，先是客居成都，后又流寓夔州，如同“庾信文章老更成”一样，杜甫晚年诗歌炉火纯青，其在蜀中和夔州的诗篇，乃是他本人也是中国古典诗歌的巅峰。这些诗篇，黄庭坚过目成诵，反复揣摩。现在，他想将它们一一书写，再刻于石头上，使之永垂不朽。
　　这是一项需要大量人力物力的浩大工程，一介流贬犯官，显然不具备这种条件。而杨素，乃是蜀中著名收藏家，家境富有，他听闻此事后，立即赶往戎州。
　　斯时的黄庭坚，书法已趋化境，正如他在离开戎州那年自陈的那样：“观十年前书，似非我笔墨耳。年衰病侵，百事不进，唯觉书字，倍倍增胜。”
　　以后半年，黄庭坚沉浸在挥毫疾行的愉悦中。心仪的杜诗，心醉的点画，催生了心灵的创造。半年后，杨素再一次舟下戎州，他将黄庭坚所书的800多首杜诗带回家乡，并雇了数十名石匠。终日叮叮当当的凿刻声中，震铄千古的文字慢慢跃上了一块块坚硬的石碑。为了保护石碑，杨素又专门修建了一座高大敞亮的屋子，为了方便各方人士观瞻，还用青石板铺筑了一条通往县城的大路。
　　元符三年（1100年），就在黄庭坚接到朝廷诏令，行将离开蜀中之际，诗碑工程竣工。杨素三下戎州，请黄庭坚题名作记，黄庭坚亲书：大雅堂，并作《大雅堂记》。
　　以后数百年间，大雅堂成为眉州乃至蜀中文化的一座地标，直到明朝末年，蜀中大乱，大雅堂及所藏诗碑悉数毁于兵火——纵观中国历史，有一个不无感慨的发现，举凡泽被千秋的经典，既要抵挡岁月遗忘的天灾，还要抵挡治乱交替的人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