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作平


　　呱呱落地那一刻，手指扣动扳机。子弹呼啸着夺路而逃，不可阻挡地飞奔。不过，纵使有着所向披靡的刺破风的速度，前方，仍是它可以预计的终点。它将在终点同样不可阻挡地落下。呱呱坠地的生命亦如是。由生到死，同样是一条不可回溯的、从A点到B点的直线。两点之间，是你的一生。
　　黄庭坚不知道枪，也不认识子弹。冷兵器时代，他熟悉的是弓箭。自离弦那一瞬起，修长的箭如同细小的子弹，也不可阻挡地飞奔。同样，前方也是它可以预计的终点。这似乎是一个隐喻，箭的射程短、速度慢。箭走完它的一生，要比一颗子弹走完它的一生更漫长。尽管那漫长，是缓慢产生的错觉。一如我们认识的包括黄庭坚在内的古人，他们经历了太多风吹雨打，我们以为他们应该很老了，其实，直到死去，他们也才是如今中年人的年龄。
　　这是2020年初秋。阳光散漫，树摇影动。我站在村头。这座因黄庭坚而成为旅游景点，已有上千年历史的古老村庄，看不到几个游人。或者说，不多的几个游人，走失在偌大的村庄——村庄的街巷、院落、客栈、饭馆，以及村外原野上纵横的阡陌。如同一把盐粒撒进一方池塘，消散得无影无踪。
　　我背对着村子里最近三五年新修的建筑——那是一些白墙青瓦的民居，有些像徽派，但作了些改动。与我去过的许多号称古镇古村的景区一样，优点是有历史，缺点是太新。我面向村外的原野，远处是青黛色的山，连绵成线，不高。像江南地区的许多山一样，山间滚动着白色的烟岚，这些并不高的山也一下子有了灵气。山与村庄之间，修水呈月牙形流过，冲积出一方小小的平原——在四川，这种小平原称为坝子——满眼都是已经发黄的，即将收割的水稻。
　　我的左边，那排新修的房舍，据说就是黄庭坚的出生地——那么，也就是那颗子弹，哦，不，应该是那枚箭矢脱弦而出的地方。这枚箭到底射了多远呢？我的右边，两三百米开外，村子东侧，有一方围墙包围的小园子，园门上有三个字：山谷园。墙侧，一块砌进去的黑色小碑，四个小字：黄庭坚墓。
　　是的，这就是黄庭坚最后的葬身地，也就是那枚曾经呼啸向前、势不可挡的箭矢最终落下的地方。从出生的故居到埋骨的墓园，两三百米路程，黄庭坚走了61年。那是一枚箭的射程。那是他的一生。
　　我在这两三百米间来回走动了两三次。如同故居一样，墓园也没人。园门正对着一尊黄庭坚塑像，刻画的是他的晚年，峨冠博带，胡须在空中轻轻上扬，手里捏着一卷书，苍老的眼神，透出一股不服气的倔强。向后，半圆形的坟茔爬满一尺多高的杂草，两边是碗口粗的树，一片青翠。“黄庭坚”守护在自己的墓前，像一个母亲守护着婴儿的摇篮。婴儿已经沉睡，永远不会醒来。这守护，便是地老天荒。
　　那一刻，我想起早些年我写过的几句诗——不是写黄庭坚，是写西北的一座不知名的村庄：
　　从村里的草房子，到村尾的老坟地
　　一个人步行去天国的时间，整整要耗费
　　六十年，七十年，或者一个世纪
　　……
　　我在双井村盘桓了大半个下午。我是溯了修水来到双井的。在多山的赣西北，幕阜山和九岭山相对隆起，它们以合抱之势，围成了一个向东北开口的盆地。黄庭坚的双井，就位于盆地中部。发源于山区的修水曲似长蛇，自双井西北而来，从村口流淌而过，下游是修水县城，再下游，是武宁、是永修，是波澜壮阔的鄱阳湖——现代交通方式阙如的时代，碧水清清的修水，它将双井，将黄庭坚和外面的世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下午4点过，初秋的太阳依旧炙热，天空慢慢飘来一些云朵，山间的白色烟岚更深了，一些略微泛黄的树木在风中摇曳。我从山谷园出来后，信步走上了通往田间的一条几尺宽的小路。
　　修水河边，我看到几只水牛，它们悠闲地低头啃草，对我这个不速之客，它们冷漠地瞟了一眼。看到牛，但没看到牧童。我想，如果有牧童的话，那么，庶几我还可以说，千年后的双井，还能找到黄庭坚童年时代的景象。
　　“骑牛远远过前村，吹笛风斜隔陇闻。多少长安名利客，机关用尽不如君。”这首七绝的题目就叫《牧童诗》，作者黄庭坚。据说，写这首诗时，黄庭坚只有7岁。7岁的孩子，能写出“骑牛远远过前村，吹笛风斜隔陇闻”，不意外。毕竟，骆宾王7岁就写下了“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的名句。但是，“多少长安名利客，机关用尽不如君”，这种看惯了世事的感慨，总也不像一个天真的孩子能够体悟得到的。
　　与此相映成趣的是另一首诗——据说写于黄庭坚8岁那年，诗题叫《送人赴举》：“青衫乌帽芦花鞭，送君直至明君前。若问旧时黄庭坚，谪在人间今八年。”和上一首一样，这一首也同样远离童趣和天真。幼小的年纪里，就发出了与阅历完全不相称的对世事机心的反省，以及对隐逸生活的向往。
　　如果它们真出自童年黄庭坚之手，我只能说，古人和我们，确实不像同一个物种。或者说，在平均寿命远低于当下的古代，古人必须过早成熟，过早干完一辈子要干的事，然后，过早进入坟墓。
　　多年后，人在天涯的黄庭坚怅然地回忆故乡，双井是一副宁静柔美的样子：春山鸟啼，新雨天霁，汀草怒长，竹筱交阴……同样也是在他的回忆中，少年时代的诸多往事，最令他难忘的是一个漆黑的夜晚，他跟着邻人到南山看猎人射虎，不小心失足坠入山崖，却麻利地攀扯着荆条爬了上来。他与惊魂未定的同伴一起，骑着马赶回山下的家：“往在江南最少年，万事过眼如鸟翼。夜行南山看射虎，失脚坠入崖底黑。却攀荆棘上平田，何曾悔念身可惜。辞家上马不反顾，谈笑据鞍似无敌。”
　　那时，在这个略显老成而又颇有几分顽劣的山村少年眼里，世界辽阔，人生辽远，而他，这枚离弦之箭，将射向未知的远方。
　　离开双井，我沿着车辆稀少的修平高速穿过了山岭逶迤的幕阜山。天已经黑了，那场在双井便感觉即将到来的大雨终于降临。汽车的光柱像两柄细长的剑，刺进黑冷的雨夜，灰白的公路蜿蜒曲折，幕阜山不知名的山峦一座接一座地被甩在了身后。我由江西进入了湖南。斜穿湖南，进入广西。在距双井900多公里的广西中部，我来到一个叫宜州的地方。
　　事实上，宜州，那才是黄庭坚这枚从双井射出的箭最后落地的地方。双井的山谷园，沉睡的是他渐渐化为萤火和腐殖质的肉身；而他的肉身，是在宜州渐渐失去体温的。
　　修水的初秋，却是宜州的盛夏，虽然日历相同，可相距两千里的两个地方，无论山川还是气候，都有着霄壤之别。金风吹拂的双井，变成了热浪袭人的宜州。幽静温婉的田园，变成了阳光下高低错杂的街市。
　　尤其重要的是，我无法像在双井那样，时刻都能感觉得到，黄庭坚就在我的身旁。或者，一不小心，我的脚印就会重合黄庭坚昔年的脚印。
　　在宜州，尽管有山谷祠，以及用山谷命名的中学、小学、社区、街道，甚至杂货店和电脑维修店，但是，真正与黄庭坚有关的遗址遗迹几乎都已荡然无存。
　　夜里，我坐在宜州街头的小吃摊上吃饭。几碟凉菜，一瓶啤酒。白天的热浪渐渐消失了，但还是有一点闷。如果下一场雨就好了——巧合的是，这样想了不到10分钟，一场急雨真的如愿而至。大雨收敛了热气，送来了凉意。吹着夜风喝啤酒，我又一次想起了黄庭坚。那一年，宜州同样炎热——宋朝时，首都及中原人士把南方称为炎方，可见炎热给他们留下了多么深刻而恐惧的印象。那一年，年迈的黄庭坚无法忍受宜州的炎热，在那个像今夜一样暴雨骤临的夜晚，他坐在南门城楼上，快活地把脚伸到飞檐外，让雨水带给他难得的清凉。
　　他没想到，他将因这短暂的清凉而走完61载人生路。
　　他将回到他梦中的双井，他儿时放牛、伐竹、看人射虎的双井。
　　人生无非就是如此，终点又回到起点。
　　只是，此时的起点已不是从前的起点，此时的终点也未必是从前想象过的终点。


　　后来，他有了一个别称：山谷。
　　就像人们把与他亦师亦友的苏轼称作苏东坡一样，人们也喜欢亲切地称他黄山谷。
　　元丰三年（1080年），36岁的黄庭坚从首都汴梁前往吉州太和（今江西泰和）。以今天的交通方式，1000公里路途，驾车仅需十多个小时。黄庭坚走了好几个月。不仅舟行需要绕道，更因他沿途拜师访友及游山玩水。在长江之滨的舒州（今安徽潜山），他与任淮南西路提点刑狱的舅父李常（字公择）相聚。诗酒之余，登山览胜，他“找到了”自己的另一个名字：山谷。
　　大别山东南的潜山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地方。春秋时代，这里是皖国封地，山称皖山，水名皖水——今天安徽简称皖，就来自这个长江北岸的弹丸小城。潜山多山，或者说，潜山本就是一座山——它的另一个名字是皖山，还有一个名字是天柱山。山形高耸，插入云霄，故以天柱名之。天柱山下，距县城十来公里的山脚，林壑幽深，藏着一座古老的寺庙：山谷寺。
　　遥遥望见山谷寺的牌坊时，我有些意外——那牌坊和双井黄庭坚故居的牌坊，竟然如此相似。当然，考虑到它们都是近年来的旅游产品，也就释然。
　　山谷寺左近的一处山崖上，有一块突出的平台。地方志和父老都说，那是黄庭坚读书台。台上，建有纪念黄庭坚的亭子：涪翁亭——涪翁，那是黄庭坚的另一个号。山崖上，密布着自唐代以降直至民国年间的诸多题刻，黄庭坚自然不可少；与他同时代，并对他和苏东坡等人的命运产生过巨大影响的王安石的也有——年轻时的王安石，曾在舒州任通判，以后，又封舒国公，死后追封舒王。
　　纵使晴明无雨色，入云深处亦沾衣。湿润的林表下，溪流、泉水应运而生。山谷寺的佛殿背后，据县志记载，曾有一方洞穴，穴壁常年湿渗，汇而为泉，周围用石头围护，名为摩围泉。寺僧以竹枧接水入桶，用来煮茶，甘洌无比。黄庭坚“最爱饮之”，亲书“摩围泉”三个大字刻于壁上。只是，岁月浮沉变化，不仅壁上的字不见了，就连沁人心脾的泉水也早已干涸。
　　幽静的天柱山乃绝佳的清修去处，它既是佛教禅宗祖庭，又是道教洞天福地。当黄庭坚舍舟登岸，一步步走向天柱山时，山风传送过来的，左耳是终日不歇的流泉飞瀑，右耳是间或响起的晨钟暮鼓。那一刻，这个36岁的中年人忽然有一些感动。我猜，当他穿过山谷寺的大殿，走到那眼如今不复存在的摩围泉前，打来一桶水，用它烹煮来自他家乡双井的清茶时，他也许会在心里对自己说：从此，我就叫山谷道人吧。
　　这似乎是一种悖论——这种悖论，不仅存在于黄庭坚身上，许多知名的古代文人身上同样存在，那就是这些原本受儒家教育成长的文人，按理，他们应当积极入世，力求践行修齐治平的理想人生。但是，他们却往往以儒者的身份，而对方外的佛、道有着极其浓厚的兴趣。这些原本应该入世的人，却无比艳羡出世。
　　在黄庭坚身上，这种出世体现得更早——早在他7岁写下“多少长安名利客，机关用尽不如君”时就有了。当然，一个7岁的孩子，无论如何夙慧早熟，在缺少真正人生历练的前提下，他的这种令人惊讶的感慨，其实，多半仍属“为赋新词强说愁”。如是，将近30个年头过去了，人到中年的黄庭坚，他的出世之念和隐逸之想，则不是空穴来风。
　　大半生光阴里，黄庭坚都在寻找一条真正清幽的、与世无争的、能够在宁静中与内心相守的山谷。
　　因为，正如发源于天柱诸山的泉水，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没有出山的泉水，迫不及待地奔流出山；出了山的泉水，却无论如何无法再次回到层林叠翠的青山。对每一眼泉水来说，真正属于它们的青山只有一座，其余的，都如梦如幻，如露如电。
　　离开叶县已是晚上。早春二月的中原，严寒笼罩。8点过，公路两侧，远近的村落房舍，大多已黑灯瞎火。好不容易在一片昏黑中，看到公路旁有两三家店铺还亮着灯。灯光最亮的，是一家饭店。饭店门前的空地上，停着几辆运煤的货车。店里，面目黝黑的司机正在埋头苦干。我们要了简单的两个菜慢慢吃。奇怪的是，羊肉却老是不上来。问老板才得知，他们的羊肉竟然是从冰箱里现切出来现炖的。一会儿，邻桌的司机们打着嗝出了店门，一阵发动机歇斯底里的轰鸣后，外面恢复了宁静——甚至，静得能听到屋后小树林里夜鸟的清啼。
　　等待羊肉上桌的无聊时间里，我信手打开手机图片库，翻看几个小时前拍摄的片子——我又一次看到了熟悉的黄庭坚书法：结体欹侧，不受羁束的汉字，大体长横长竖，大撇大捺。评论家用“奇倔遒劲，风骨潇洒”作了概括。他书写的是唐人的一篇赋。到了清朝同治年间，后人把它刻到十二通石碑上。赋的题目，叫“幽兰赋”。中国传统文化语境里，身处幽僻的兰花，不以无人而不芳，向来是君子洁身自好的象征。
　　书写《幽兰赋》时，黄庭坚二十五六岁。那时，这个年轻人是叶县政坛第四号人物——在他之上，分别是主簿、县丞和知县。黄庭坚的职务，乃叶县尉。用今天的话来说，相当于管政法的副县长。
　　在皇权不下县的封建时代，县就是最基层组织，而一个县的人口甚至还不如今天一个大的小区。身处官僚金字塔底端，县尉品级极低，还需直接与老百姓打交道：催科逼粮，勒捐征税。彼时士人将其视为畏途——有意思的是，唐宋年间，不少诗人都与县尉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比如高适、白居易、李商隐等著名诗人都做过县尉。高适把这份工作的重点归结为“拜迎长官”“鞭挞黎庶”，对此，他“心欲碎”“令人悲”；李商隐更是为“黄昏封印点刑徒”的繁剧无聊而愤愤不平，甚至羡慕被砍了双脚的卞和——没了双脚，就不用像他那样，以县尉的卑微而终日趋走。
　　叶县县衙是一个不大不小的景点。当然，黄庭坚作叶县尉的地方并不在这里。我看到的县衙原形，已是明朝产物，距黄庭坚过去300多年了。不过，史料可证，宋明以来的县衙，其结构大体依稀仿佛。
　　一座占地数十亩到数百亩不等的县衙，既是一县的最高行政中心，以知县为首的一班县级官员，也在此起居生活。4年里，青年才俊黄庭坚便出没于这座讲究礼制与秩序的园子。
　　这是黄庭坚乏善可陈的仕途生涯的第一个职位。这个职位一开始就不愉快——不是县尉的低微和工作的琐碎，而是另有原因。
　　13岁，黄庭坚的父亲去世，次年，他不得不离开故乡双井，随舅父李常游学淮南。以后，他两度乡试名列第一，又两度进京会试，终于在1067年，也就是他22岁那年金榜题名，登第三甲进士第。
　　宋朝与读书人共天下，与唐朝相比，对读书人更友好，待遇更优渥，一旦考中进士，马上授以官职，而唐朝则还须参加吏部考选。
　　22岁的新科进士黄庭坚，被任命为叶县尉。没想到的是，黄庭坚在朝廷规定的报到期限一个月后，才姗姗抵达任所。迟到惹来了麻烦：叶县属汝州，汝州知州乃是曾做过宰相的重臣富弼（宋制，以二品及以上高阶出任知州的，称为判某州军府事；以资历较浅而充任者，则称权知某州军州事。富弼以朝廷大员身份出任地方官，乃是高配，系前者）；富弼为官清廉，对下属约束甚紧，黄庭坚初出茅庐，居然迟到一月有余，便将他拘押幕府，查问根由。
　　迟到的黄庭坚有他的苦衷。尽管他内心深处把县尉视作芝麻大的趋走下僚，但他也知道，万丈高楼从地起，除了极少数状元榜眼这样的幸运儿，很少有新科进士不从县尉之类的小官起步。
　　古代民间向来有“二十四孝”之说——其中一部分孝道，在现代人看来，纯属愚昧残忍，比如埋儿奉母。不过，“二十四孝”中的涤亲溺器却不过时。而涤亲溺器的主角，便是黄庭坚。黄庭坚自少年时起，“每夕，亲自为母洗涤溺器，未尝一刻不供子职”。黄父早逝，黄庭坚事母至孝。他从京师中试归来，在双井陪侍病中的老母，直到当年秋天，才得以离家赴任，是以九月才到汝州。
　　调查后，富弼没有处分黄庭坚。但这相当于下马威般的数日拘押，却使刚踏上仕途的黄庭坚对官场险恶多了一分感性认知。
　　在叶县，黄庭坚常常想起一个古人。他对这个古人的行为充满艳羡。那便是陶渊明。黄庭坚羡慕的不是陶渊明的诗歌，而是他敢于不为五斗米折腰，可以挂印辞官，去过“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理想生活。——有学者统计，黄庭坚诗中，一共有14首出现了“折腰”一词，其中有9首，写于叶县。
　　长夜不眠，风露中宵，对前辈的追怀和对折腰的耿耿于怀，反证了黄庭坚的不快乐和身不由己。怀有一颗超凡脱俗的自由之心，却不得不为五斗米而陷于劳神奔波，黄庭坚把它总结为“平生白眼人，今日折腰诺”。内心深处，他本是一个像陶渊明那样适性得意的耿直之人，然而沉沦下僚，“可怜五斗米，夺我一溪乐”。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是他不缺这五斗米。黄庭坚却不行，他和兄长黄大临（字元明）一起，肩负着整个家族生存的职责。正如他在给友人的书信中说的那样：“庭坚少孤，窘于衣食，又有弟妹婚嫁之责。”他需要这五斗米，他的腰再直，也不得不弯下去。
　　一个小小的县尉，他需要直接参与若干具体事务，直接与农民打交道。这也让黄庭坚更为苦闷——他看到了农民的痛苦、艰难和绝望。
　　就在黄庭坚赴叶县那年秋天，河南河北地震，“涌沙出水，破城池庐舍”。大地震后，又是连续不断的暴雨，黄河等大小河流决堤。一系列天灾，使得“仓廪腐朽，军食且乏，何暇及民”，缺粮之际，连军粮都不能保证，何况普通老百姓。于是，在河南、在叶县，遍地都是挣扎于死亡线上的流民。
　　天灾不可避免，人祸更让黄庭坚郁闷。是时，王安石主持的熙宁变法正在紧锣密鼓地推行。新法不少内容，确有振衰起弊之功。但是，地方官为了政绩，为了彰显对新法的拥护而不顾实情的一刀切做法，则成为新的扰民和害民之端。叶县尉任上，黄庭坚深入到辖区推行农田水利法。兴修水利自然是利民之事，地方长官却不顾叶县一带是传统小麦种植区，下令必须改种水稻。对此，农民不甘折腾。黄庭坚写诗嘲讽说：“掉头笑应侬，吾麦自不恶。麦苗不为稻，诚恐非民瘼。不知肉食者，何必苦改作。”
　　这首嘲讽农田水利法的诗是一个暗示，它暗示了在长达数十年的北宋新党与旧党，变法与守旧之争中，黄庭坚站在了旧党和守旧一边。这对他后来的官场沉浮以及最终惨遭除名流放，埋下了关键性伏笔。
　　下午4时过，空荡的叶县县衙里，除了我们一行外，再无其他游人。仿古平房光线黯淡，空气中似乎弥漫着一种陈旧的霉味。县衙大堂前竖着一块碑，正面是三个大字：公生明。背面，是那几句由宋太祖钦定的官箴：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它的书写者，正是黄庭坚。
　　黄庭坚在叶县待了4年。4年后，他终于不再做这个令他苦闷的俗吏。有意思的是，尽管他一直对主持变法的王安石颇为不满，并在诗中加以讥笑，但改变他的命运的，却是王安石。
　　那年冬天，黄庭坚又一次下乡公干，离城太远，夜宿一个叫新寨的村子。夜里，他独立室外，但见星河低垂，群山上拱，北斗星像被大山吞没了。雪后，明月淡扫，微风扑面，甚是寒冷。清冷的山乡景色触动了黄庭坚，他写下一首七律：
　　县北县南何日了，又来新寨解征鞍。
　　山衔斗柄三星没，雪共月明千里寒。
　　小吏有时须束带，故人颇问不休官。
　　江南长尽捎云竹，归及春风斩钓竿。
　　诗中表露的，仍是对折腰的厌倦和对归隐的向往。此诗传到京城，王安石读后击节赞叹：黄某清才，非奔走俗吏。旋即，黄庭坚从叶县调往北京，转任国子监教授。


　　和中国历史上的许多王朝一样，北宋也有陪都，且多达三个。首都汴梁为东京，河南（今洛阳）为西京，商丘为南京，大名为北京。
　　今天的大名，只是河北邯郸下辖的一个普通县份，历史上，却先后作过郡治、州治、府州和路州。在北宋，其地位更是空前重要——大名地处北宋与辽国对峙前线，北宋有三位皇帝御驾亲征，都把统帅部设在大名。故此，庆历二年（1042年），宋仁宗采纳吕夷简建议，“建大名府为北京”。
　　黄庭坚履新的北京，便是大名。
　　大名县城里有一座古城。方正的城墙，巍峨的城楼，以及环绕城墙的护城河，都流露出一种历尽沧桑的古意。不过，很遗憾，这并非黄庭坚时代的北京，而是明清时代的大名府。黄庭坚时代的北京，其位置在明清大名府东北——如今，这里是大面积的农田，以及点缀在农田上不多的村落。始建于北周时期的大名城，到了明朝初年，漳河的一场特大洪水，将其彻底毁灭。
　　城池的命运如同人的命运，也有它起承转合的不可避免的前定。不过，黄庭坚时代的大名，正处于它的繁华年头。根据考古发掘报告可知，这座彼时的北方一线城市，城区面积达26平方公里。
　　毁弃数百年后，大名城外的原野上还能看到一些旧时建筑的基址，当地劳作的村民，常常从地里挖出一些年代久远的器物。
　　陪都的国子监教授，是一个典型的闲曹冷职——黄庭坚如愿以偿地不再因审讯囚犯或催科纳粮而奔走，按理，他应该满足。但是，他又产生了新的牢骚：这个没有实权的闲职，薪水微薄，只能勉强糊口。更重要的是，黄庭坚向以才学自负，自认有匡时济世之才，现在却充当可有可无的学官，自然难以施展政治抱负——从屈原以降的古代文人，大抵都对自己的政治才能过于高估，并因之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他们几乎都自认有管乐之才，足以上辅明主，下济苍生。事实上，这也仅仅只是幻想而已。屈原如此，李白如此，杜甫如此，黄庭坚亦如此。
　　黄庭坚在大名生活了8年，这是除双井外，他生活时间最长的地方。8年里，他画押点卯，按部就班。这个困居北部边陲的小官，对时局满腹牢骚——其时，在神宗大力支持下，熙宁变法正如火如荼。为推行新法，王安石大量起用拥护新法的官员。不少人看出了其中玄机——只要拥护新法，就可能青云直上，官运亨通。在诗里，黄庭坚把政坛上游走的无数投机分子，讥讽为游侠子、轻薄儿。
　　众声喧哗的年代，幽居大名的黄庭坚是一名旁观者、冷语者和思索者。当然，归根结底，他是一个不合时宜者。
　　这似乎也是他一生的真实写照。一辈子都在旁观，都在冷语，都在思索，最终，注定愤世嫉俗。
　　1080年，任了两届学官后，朝廷终于想起了黄庭坚这个芝麻官。他受命赴京，改知吉州太和县（今吉安泰和）。
　　从1080年进京到1082年抵太和履新，时间长达一年多。一年多里，除了在京师耽搁外，前往太和途中，黄庭坚一路拜亲访友，寻幽探胜——前文说到的天柱山，便是他停留时间较长的一个地方。当然，再长可能也不会超过一个月，因此当地所谓黄庭坚读书台之类的遗迹，多半系后人附会。想想也是，一个宦游的官员，即便再爱某地山水，也不大可能长留此处，甚至结庐读书。
　　唯一可以证明的是，有了天柱山之游，世上才有了黄山谷。
　　天柱的山水烟岚，洗去了黄庭坚宦游的疲惫，却又加重了他的归隐之心。刚到太和县任所，他就作诗称：“满船明月从此去，本是江湖寂寞人”“敛手还他能者作，从来刀笔不如人”。
　　像绝大多数儒家化育的传统知识分子一样，黄庭坚也抱着修齐治平的人生理想，希望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但与大多数人不同的是，哪怕仕途处于上升期，甚至刚刚被提拔，他仍然会生出不如隐去的念头。这倒不是他矫情，而是基于两大原因。其一，他的性格不适合官场；其二，他对新法诸多不满。前者或许还可以有意加以掩饰，藏其锋，纳其刃，后者却无法不面对——在全天下普遍推行新法的大背景下，作为地方官，黄庭坚也有推行新法的职责。是违心推行还是强硬抵制？恐怕都不是最佳选项。在太和，黄庭坚便不得不面临这种痛苦选择。
　　知县是一县首长，地位在县尉之上，但作为牧民之官，知县同样需要直接与民众打交道。履新头一年，黄庭坚多次下乡。
　　1082年暮春三月，黄庭坚一行在薄雾中行走在长满青苔的，几乎看不到人迹的山路上。沿途，苦竹成林，怪石矗立，山风呼啸，如同山鬼夜哭，藤萝疯长，缠绕在危立的岩石上。他们走了大半天，终于在群山中发现一个世外桃源般的村落，“清风源里有人家，牛羊在山亦桑麻”。
　　黄庭坚下乡的目的有两个，一是配售官盐，二是搜捕那些不肯购买官盐的农民。
　　漫长的封建社会，盐税是国家主要收入之一。先秦时起，就实行国家盐业专营。一个突出问题是，官盐价格高，质量低，为赚取足够利润，甚至往盐里掺泥沙。因此，老百姓不愿食用质次价高的官盐，而是纷纷购买私盐——那时，抓到盐贩就是死罪。买私盐的农民，虽不会一体定罪，但同样将受到法律追究。
　　盐税既然是国家财政的重要来源，朝廷便对地方下达了指标。指标完成与否，是朝廷对地方官进行考核、升降的重要依据——一言以蔽之，官盐指标完成得好，便是地方官的政绩，便是他们能干的说明。
　　黄庭坚出任太和县令的元丰年间，朝廷改革盐法——江西南部的虔州与南安军销售广盐，原销此地的淮盐则分到其他州县。于是，包括太和在内的江西诸多州县，在完成朝廷下达的旧有指标外，还要完成加额任务，若不能按期完成，即当受罚。
　　不得已，黄庭坚只得带着一干公务人员深入大山。然而，为官盐所苦，这些贫苦人家，“穷乡有米无食盐，今日有田无米食”——过去是有米无盐，如今盐吃不上，米也没了。当老百姓不得不淡食时，公家仓库里的盐却堆积如山。老百姓不愿买官盐，地方官就下令鞭打。黄庭坚在诗里沉痛地总结说：“此邦淡食怆，俭陋深次骨。公囷积丘山，贾竖但圭撮。县官恩乳哺，下吏用鞭挞。”
　　长期在基层任职，黄庭坚对民间疾苦极为清楚；农家少年的出身，则使他对这样的疾苦感同身受。他将疾苦的根源归之于新法，故而终其一生，他在政治上趋于保守。在他看来，最好的办法就是黄老之术的无为而治。一切变法，一切新政，都是异想天开的扰民害民。黄庭坚的认识固然有其局限性，但也不乏一个与民众打交道的基层官员对时局艰危的清醒认知。只是，他的一生，都在为这种认知不断付出代价。
　　泰和坐落在赣江冲积成的一方小平原上。像这些年的大多数县城一样，城区急速扩张，到处是喧嚣的工地，江边耸立着已竣工或还在修建的高层建筑。如果只看一个角落，还以为是一座三四线城市。
　　令我相当吃惊的是，泰和居然有喝早酒的习俗。我老家富顺，也有喝早酒的，但只是一些老人，并不流行，更未成为习俗。泰和的早酒却相当普及。菜市场附近有不少餐馆，名为早酒店。当地人一大早从菜市场买来各种食材——最多的是本地产的乌鸡、鲤鱼、田螺以及一种称为沙鳖子的甲鱼，拿到早酒店，由店主加工。喝早酒不是一个人独酌，而是一大帮亲友聚饮。他们团团围坐，把一种叫冬酒的米酒，按一比三的比例兑上啤酒。据说，有些人能从早晨一直喝到下午，甚至晚上。
　　黄庭坚也是好酒的。十多岁时，他随舅父游学淮南，那时候，他曾是酒楼常客。不过，中年时他曾经戒酒，直到流贬戎州，才开了戒。
　　在当地朋友安排下，我也坐在西门菜市场外的一家早酒店里，一连喝下了十几杯冬酒加啤酒——当地人称为冬啤。然后，昏头昏脑，去泰和中学寻访一座因黄庭坚而闻名的楼台。
　　楼台名为快阁。建于晚唐的快阁，像中国许多著名楼台一样，屡建屡毁，屡毁屡建。如今我看到的快阁，只有30多年历史，建于20世纪80年代。
　　阁内四壁，彩绘了与快阁相关的历代名人及其故事：陆游、杨万里、文天祥、杨士奇……自然，黄庭坚必不可少。
　　太和三年，黄庭坚多次登临快阁。对仕途的抱怨，对新政的牢骚，对归隐的向往，对家庭的责任，诸种复杂的情绪中，登临快阁，远眺如同白练般的赣江和金色的落日，黄庭坚感到一丝慰藉。江山如酒，也能涤荡心中尘埃。他为快阁写下了一首传诵至今的七律——远远地，在距快阁还有上百米时，我就看到这首诗刻在快阁台基上：
　　痴儿了却公家事，快阁东西倚晚晴。
　　落木千山天远大，澄江一道月分明。
　　朱弦已为佳人绝，青眼聊因美酒横。
　　万里归船弄长笛，此心吾与白鸥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