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舒畅

　　“诗书万象亨，你是万字辈？”
　　不久前，在吉隆坡拉曼大学一间演讲厅的讲台上，厦门作家龚万莹在手机上敲出这行字，递给马来西亚作家龚万辉。后来龚万辉在脸书上回忆这个瞬间，形容像是“上课一半传纸条那样”。
　　纸条上所写的，来自龚万莹家谱里一句诗：“志大承丕显，诗书万象亨。”龚万辉也有这一本。当年，祖父从福建下南洋。出生于马来半岛的父亲，一生对遥远的宗亲念兹在兹。祖父去世后，父亲第一次去了晋江，领回一本家谱。上面已添了龚万辉的名字。
　　于是，48岁的龚万辉多了一个堂妹。作为移民第三代，他自认不能完全理解父亲的执着，却“又好像可以因为如此稀薄的血缘”，而和龚万莹瞬间亲密起来。坐在他们中间的马来西亚作家黎紫书说，你们要不要滴血认亲一下？台下20多位参加这场作家对谈的读者鼓掌。
　　这次意外认亲，发生在一趟从中国到新加坡、再到马来西亚的旅途中。2024年12月中旬，由海峡文艺出版社社长林滨带队，来自福建和海南的作家龚万莹、蔡崇达、林森，以及分别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的文学学者杨庆祥、翟文铖下南洋，以“新南方与新南洋”为主题，在书店、报社、学校里，和同行、读者进行一周的交流。
　　跨海认亲，如同一种隐喻：是这些中国南方与南洋作者若即若离的相似，也是彼此关于离散、海洋、岛屿的经验和书写。但这并非全部。摆在三国的书写者面前一个或许更重要的问题是：血缘之外、联结之外，我们还需要看见什么？


　　烈日、骤雨、海南鸡饭……很多时刻，是食物、气候、声音，触动了这群中国南方的书写者和研究者。
　　肉骨茶，Bak Kut Teh，英文名直接拿闽南语发音来用。抵达那晚，蔡崇达被同在新加坡的中学同学拉去吃这道国民料理。汤入口荡出药材味，让他想到母亲。“只要身体一累，她就炖一碗骨头汤，里面加点药材，一吃就觉得身心都得到极大安慰。”
　　新加坡人熬肉骨茶，撒白胡椒很慷慨。肉汤看似浅白，入喉如同在烧。蔡崇达对此不陌生，他的家乡泉州的牛排也加好多胡椒，胡椒在1000多年前就是泉州港重要的食物。“其实来新加坡，我会感觉是一个亲人的所在。”
　　隔天中午，龚万莹走在街头，一位陌生阿嬷靠近她，问她从哪里来。她用闽南语答，厦门（E Mng）啦。阿嬷说，啊你要吃榴莲啦吼。龚万莹回说，好好好，到时候吃。她忽然觉得奇怪：“明明是在异国，怎么好像因为有一些相近，当然也有不同的文化，就这样子聊起来了？”
　　出版第一本书《岛屿的厝》前的36年里，龚万莹在鼓浪屿长大，到英国念工商管理硕士，在上海做品牌经理六七年。单听口音，你几乎很难分辨她来自哪里。但那天在新加坡中国文化中心，她向读者分享和阿嬷的对话时，切换到几句厦门腔调。
　　也是在这场对谈中，龚万莹形容南洋是“一个离去的、远处的亲人”。小时候，岛上大部分家庭经济条件一般，却都“见过好东西”——每年，南洋的亲戚都会寄来曲奇饼和巧克力。有一小块一小块的Kisses牌巧克力；也有一整条的三角牌朱古力，人们煮成热巧克力喝。
　　“去了南洋的亲人，我们在原地，经常遥望他们、想他们。”但这思念并不刻骨，只是浅浅。龚万莹把这样的心理写进书中：岛上的少女鹭禾，和表哥设计偷吃南洋来的曲奇饼，那本是阿嬷用来帮下岗的妈妈走门路找工作的人情——
　　“我说是南洋的亲戚寄过来的。他（表哥）说那种苦得要命的巧克力有什么好吃。我说不是，是一整铁盒的曲奇饼……如果把阿嬷的饼盒打开，平均一格吃掉一块的话，就没有人会发现吧。”
　　而对来自海南的林森而言，面容模糊的先辈，是作品里缺失的另一半。
　　海南曾有多少人下南洋？林森听过一种说法：现在海外的海南籍人，已和留在本地的相近。如果仔细考察，一些气派的祖屋，可能就是下南洋发财的人返乡所修。也有腾达后，又把全村人带出去的轶闻。在朋友家，林森读到朋友曾祖父用铅笔写下的日记：百年前，青年男子从澄迈出发，步行约50公里至海口登船，乘风破浪抵达新加坡；找到海南会馆，加入橡胶种植大军，重病，差点客死，幸被送医。最后，男人回来了。
　　但更多男人没有回来，留下妻子守望余生。海南人把这些女人叫作“守望妇”。小说《唯水年轻》里，林森写了一位曾祖母的葬礼。曾祖父下南洋后，起先和家中有联系，最终杳无音信。曾祖母等到94岁，生前总把头发收拾得服帖，衣裳不新却干净。“如果不是以这种秩序感来让一切严丝合缝各安其位，她早失控于那些起风的暗夜，哪里能熬得住那漫长辰光？”
　　而曾祖父的唯一印迹，是曾祖母遗物中两张发黄的信件，信中述说着身在异域的一场病。小说里的“我”，甚至不知那究竟是不是曾祖父亲笔。
　　写《唯水年轻》时，林森没有实地考察过南洋，缺乏相关资料，觉得“没有能力正面描写”。但他不满足于让故事的另一半只停在几封家书里。
　　这一回，是林森第一次到新马。湿热的空气和马路边疯长的植物让他想到海南的夏。除了棕榈树，他记不得确切的名字，但“一眼扫过去，全是一样的”。他想，也许因为这种熟悉感，下南洋的先辈能生存得更容易。在新马，他惊讶于一些与读者的对话还能以海南话展开。“我是澄迈人，你是文昌人？”
　　“他们的故事，不就是我缺少的曾祖父的故事？”那几天，新加坡的海南会馆正庆祝170周年。他想，寻找缺失的曾祖父，可以从梳理海南会馆历史开始。在一场对谈里，他呼吁新加坡移民第三、第四代一起来做这件事；这些亲历者，或许更能清晰地看见家族里“传统、隐秘的东西”。
　　“历史上有很多重要的东西，其实是没有被书写的。当年下南洋的那些人，他们自己心里是怎么想的？他们想发出什么样的声音？……他们被埋没在历史里的心思，需要有一个机会去重新启发出来。”


　　南方作家的书写，引起了学术界2018年起关于“新南方”写作的讨论。杨庆祥认为，“新南方”在地理上指中国南方海岸线开始向外延展的广袤区域，也辐射到新马等“南洋”区域。在2021年一篇论文里，杨庆祥提到，最早正是阅读马来西亚作家黄锦树的作品，让他意识到“现代汉语写作的内部，存在着多元的可能性和多样的版图”。
　　这一概念与市场的变化不谋而合。这些年，黄锦树、黎紫书等一批马来西亚作家走红。这些作品中对马来自然、社会的描绘，以及同样是华文，遣词造句却有些陌生的文风，对很多中国读者来说，显得新异。林森认为，黄锦树对雨的描写，在故事里不经意流露出来。“这种不经意让我感觉到，至少我们海南的作家，还没有足够地把我们海南的自然特性给描摹出来。”
　　南方作家的尝试之一，是融入方言。
　　闽南语里，“厝”是房子、家，也指把棺材浅埋土中。这个承载了生与死的字，也暗合《岛屿的厝》主题——既有生活与亲情，也有如何面对死亡。但龚万莹一度很担心，是不是越往中国北方去，“厝”字越生僻？好几位学者告诉她，看到书名，要去查字典。
　　但向南看，又不同。打开新加坡地图，就有“蔡厝港”“杨厝港”“林厝港”。新加坡作协主席刘瑞金告诉龚万莹，“厝”在此地不是一个生僻字。龚万莹感到一种亲近。
　　某种程度上来说，南方、南洋文学进入视野，“新南方”的出现，解决了龚万莹一个长久的困惑：“文学必须要这么北方吗？”从小到大，她阅读许多内地作家的作品，欣赏其文字，却又觉得“我身边的人好像不会这样说话”。当她开始写作，又纠结使用什么样的语汇。“如果我模仿一种北方的声腔，我是不是在矫揉造作？我是不是没有把我内心的东西掏出来？”
　　这也与“新南方”试图回应的问题有关。杨庆祥认为，在中国文学传统中，海洋书写是缺席的；从《平凡的世界》到《白鹿原》，现代汉语写作的一大重心是人与土地的关系，即使是近年流行的“城市文学”，也不过是从农村土地转移到城市土地。但中国还有漫长的海岸线，“后者的书写，在中国当代文学谱系里，相对比较薄弱”。
　　直到有一天，龚万莹读到了黄锦树，读到了台湾作家袁哲生、黄国峻。“真的很近，就是很亲，这没有办法解释。我跟黄锦树并不是同一个国家，但是却有一种很亲近的感觉。可能是这种超越国度的、闽南的亲近把我们连在一起。”
　　而与新加坡短暂的相处让龚万莹感受到，语言还可以更灵活。
　　这几天，她学到can的新用法——一个为新加坡人津津乐道的语言活用现象。这个字面意思是“可以、能够”的英语单词，语法上并不能独立使用来表肯定。但在新加坡街头走一圈，任何人都能立刻上手can的灵活万用。Can I pay in cash？（我能用现金支付吗？）Can， can， can.（可以，可以，可以。）很多服务业者喜欢连说三次，仿佛为了打消顾客剩余的一丁点疑虑。Can几乎可以被用在所有表达肯定的场合。
　　新加坡人对此态度不一。龚万莹的选择是，拥抱它。新加坡有英文、华文、福建话、广东话、马来文、泰米尔文……一句话可能是好几种语言的重组。“新加坡的感觉叫fusion，融合。”她联想到在上海吃的融合菜。
　　“从一个悲观的角度说，怎么要受到这么多语言的冲击？但是不是也可以说，语言越是丰富，越有更多资源可供我们采集到创作当中？”
　　在《岛屿的厝》里，龚万莹有意采集了很多靠字面就好理解的闽南语汇，比如“免惊”，意谓不要怕——
　　“免惊啦，伊没事情的。玉兔回过头，看着在沙滩那边，吸着菊花茶，跟其他人聊天的妈妈。她说，我爸跑路后，我半夜睡得轻。一日暗暝，听到有声。透过门缝，我看到我妈妆得很美，穿上阿姑从香港买给她的西装套裙，还甩香水。她轻摸到楼下，圆滚滚的门把手，轻轻转开。”
　　这些关于语言的讨论，激起了新加坡作家原非的思考。
　　原非是新移民。1998年，15岁的她从沈阳来新加坡。公开资料里，原非显得高产。她关注建筑工人、女佣等亚洲跨境劳工，关注跨国伴侣等；用英文写非虚构作品；办跨境劳工诗歌赛，最多时收到十几种不同语言的稿件。
　　但在采访里，原非讲述了故事的另一面：她已经很多年没有再写诗歌、小说，因为她找不到一种可以“原生态”创作的语言。
　　20多年里，她用英文写报告、写邮件；在家里，原非的先生不是华人，他们说英文。唯一用中文的地方，是和孩子说话。母语的本能当然不会消失，她仍然“不用脑子”就能读中国文学。但有一天她发现，自己稍不注意就写出翻译腔。她也会用“躺平”，但她自觉和这些近年诞生于中国大陆的流行词有距离。那英文呢？她自认表达能力还不足以支撑她写文学。她觉得失去了“原生态”。“那我要怎么写？”
　　引发原非新思考的，恰恰也是对谈上三位作家的“原生态”。从龚万莹、林森、蔡崇达对闽南语、海南话与本土文化关系的阐述里，原非看到的是他们对各自“原生态”的探问。但这种语言与文化的强关联，突然让她想：语言和文化一定是绑在一起的吗？
　　她想到新加坡。在一个语言和文化都融合的地方，“原生态”不好找。这里多的是像原非一样“觉得自己一定程度上仍然飘着的人”，他们是那个在这里生活了十多年、依然被咖啡店店员问“来旅游多久啦”的荷兰朋友，是印度上班族同事，是任何一个“飘着来这里上学、工作，然后成家立业的外国人”。比起讲福建话、广东话的老派华人，这些“飘着的”异乡人，是原非更能共鸣的圈层。
　　本质上，“原生态”与你从何处来、讲什么话无关，而与你过什么样的生活有关。原非想，这种“不原始、但现实”的生活，也许就是她的“原生态”。对谈结束回家的路上，原非问ChatGPT，语言和文化有没有可能解绑？她和人工智能聊了一路，想法也迸了一路：可不可以用西班牙文写东北？我写的东北永远不会是萧红的东北，是吧？语言一定是从土地里原生的吗？为什么不可以嫁接？
　　这可能并非三位南方作家的本意，但改变的确就此发生。原非很难说是哪句话、哪一段讨论起了关键作用，也许是“大家都在问不一样、但是又很相关的这些问题”。那天回到家，她想“OK，我可以开始写了”，于是她没有用母语写作的6年结束了。


　　这样意外的碰撞，正是带队的林滨希望看到的。回忆南洋一周，他感到“大家对时代、历史的理解可能有巨大的差异，但还有一个巨大的相似，是对人基本的情感的理解、对人性的思考”。
　　今年1月初，林滨已经开始和中国作协外联部副主任蒋好书思考下一站活动。这一次新马之行，是他们共同发起的“中国文学新浪潮”海外系列活动第一站。
　　这几年，中国作协外联部一直在探索推广中国中青年作家，也一直在寻找合适的合作伙伴。蒋好书认为林滨有热情、有想法，而且林滨兼任《中篇小说选刊》社长。林滨曾和她说起，很多作家的中篇小说很好，可以先推中篇，让海外读者先有感性的认知。去年8月底，林滨恰好在北京，蒋好书邀他详谈。两人认为，莫言、刘慈欣、余华等在海外已有名气，但从国际文学发展图景来看，中青年作家知名度有待提升。20世纪70年代以后出生的写作者，既写乡村、历史，也写城市、未来、世界，“那才真正构成当下的中国”。
　　2024年12月，黎紫书刚结束54天的中国行。她从北京出发，途经丽江、宜宾、青岛、泉州、呼和浩特等地，做签售、对谈，晒太阳、看雪山、喝云南小粒咖啡，最后从北京飞回家。她应允出席，又找到龚万辉：“里面有个作家跟你的名字很像，你们到底有没有关系？”龚万辉说，我也不晓得啊。黎紫书就拉他一起参加拉曼大学的活动。
　　再往前两个月，2024年10月26日，龚万莹《岛屿的厝》中《出山》获郁达夫中篇小说奖。有朋友跑来祝贺龚万辉，龚万辉回：“你要不要再看清楚一点？”但也因此，他注意到这个名字和他差一个字的人，虽然“对对方长怎么样或者是在干嘛，也不了解”。黎紫书也凭《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获奖。当天她住在一间看得见玉龙雪山的民宿，外卖加了两个菜，和老板、店员，以及猫猫狗狗一块庆祝。
　　如果一切顺利，龚万辉的长篇小说《人工少女》简体版很快会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在大陆出版。这段机缘，又与黄锦树有关。
　　2020年，黄锦树在一篇访谈里提到，年轻一代的马来西亚华人作者中，龚万辉是“值得关注的名字之一”。两年后，浙江文艺出版社编辑丁辉读到这篇文章，第一次知道了龚万辉。丁辉一直关注马来西亚华文文学（马华文学），尤其注意国内还未引进的作者。在《人工少女》里，他读到一种“跟刻板印象里的马华文学很不一样的质地”，觉得对国内的读者会是很新的阅读体验。但直到2024年，丁辉才“下定决心来引进”。
　　所谓“引进的决心”，也许是一种巧合。2023年，龚万辉在《江南》杂志上发表过一篇旧作。《江南》和浙江文艺出版社都在杭州，离得不远，丁辉认识那里的同行。
　　如果把时间拉得更长，中国与新马的文学对话可以追溯到更早。在去年12月新加坡的听众里，作家林高是一位见证者。
　　1995年起，福建鹭江出版社陆续出版《东南亚华文文学大系》，共5辑，分别精选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作家代表作。丛书总序里，中国作家萧乾写道：“我们如饥似渴地想了解东南亚各国，我们尤其想了解居住在东南亚各国的华人：他们日常是怎样生活的，喜什么憎什么，心目中憧憬什么和为什么而苦恼着……国界是政治上的分水岭，十分森严，然而岭下涓涓流着的江水可不那么受约束。”
　　林高是新加坡卷选中的10位作家之一。此卷出版后，林高赴武汉参加由中南财经大学（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与新加坡作协主办的新加坡作家作品研讨会。
　　“新加坡不是所有的作者都去。我可以数给你听。去的人，我现在好像还记得，黄孟文带队，有王润华，有陈华淑，陈华淑是黄孟文的太太。南子，是一个诗人。还有我。还有杜红。陈华淑、杜红不在了。这些作家都年纪老大了。”
　　林高只留下一些模糊的印象：研讨会至少两三天，作家们还朗读了作品。会后，他们去爬武当山。林高和青岛大学学者鲁原、汕头大学学者刘俊峰同行。“鲁原年纪比我大，走得比我轻松，这个倒是记得。”回到新加坡，林高与鲁、刘二人有过一段书信来往，但“我们都（是）懒得写信的人，通通的也就断了”。
　　研讨会留下一本论文集，其中刘俊峰撰有《禅意与诗意》论林高：“小说是林高对人生与人性的诗性描述，而且诗中见禅；散文是他对人生与人性的禅性阐释，而且是禅中见诗。”
　　30年过去，林高认为：“我们（互相）有知道的，还有更多未知的。社会在发展，时代在进步，一切东西都在变迁。那些未知的，才是我们彼此都要知道的东西。”


　　林高75岁了，仍然写作，也在新加坡国立大学教写作。不久前，他发表了一首诗《虚实之间》，开头是“我用我的汗水把自己栽进土地”。
　　在1月初的采访里，林高用这句有关土地的诗，试着延展去年12月对谈中两位学者的观察。翟文铖和杨庆祥提到，他们初步翻阅一些老一辈新加坡作家作品时，感受到强烈的古典意味；许多诗歌所用的意象与语感，让人想到徐志摩、闻一多。当时，林高发言说，比起风格本身，可能更应该关注的是，古典的意象，是否表达了作者有现代、现实意义的情感？
　　例如，土地。林高认为，关于土地的忧思，事实上指向中文承载力变弱而流失的人文传统。在那场对谈上，他说，对很多年长的新加坡作者而言，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所以他们跳不开。他们希望跳得开，去写更广阔的地方。这个‘跳不开’的问题，有他们情感、身份因素的思考。”1月初，林高说自己的诗作把“我用我的汗水把自己栽进土地”一句重复了两遍，“现代人讲迁徙、流动、多元、超越，如果你太在乎土地，就待在那一个地方，是不是显得很局限、很封闭？”
　　林高的答案，再次回到了意象之中，作品的精神本质。他谈到屈原流放江南：“他挂念的是楚地，牵挂的是楚王。我们现在看好像是很愚蠢的一件事，但是有时候‘忠诚’两个字并不是用狭隘可以简单判断的。恰恰我们现代人缺少的，就是‘忠诚’两个字。对事业的忠诚，对土地的忠诚，对你所写的文学的忠诚，对人的忠诚。”
　　“有没有真诚地认识你所在的土地？”这成为林高判断作品、作家的标准。这些年，林高教过很多年轻人，其中许多是新移民，或客居新加坡，独立创作，语言呈现丰富的新样貌。自称为“老派作家”的林高欣然接受这些交上来的作业。“（他们）很明显地，把家乡带来了。”
　　同一个问题，之于林森而言，是海洋。早期的林森，“更像内陆的作家”。林森在海南岛北部一个被陆地环抱、以农耕为主的小镇长大，河流把小镇切成两半，去一趟海边不容易，祖辈也不常出海打鱼——于是他写河流、土地，写镇上的赌场、毒品。
　　北方改变了他，或者说，让他重新发现海洋。2007年，林森得到一个去鲁迅文学院学习的机会。他搭几十个小时慢车晃到北京。他第一次发现，树叶如此分明地因时序变换，冬天，“树叶该掉光的时候，真的是每一片叶子都掉光光了”。在海南，每个季节，每棵椰子树的每片叶子都是绿色的。“那种时间感的不同，给一个作家的冲击是不一样的。”
　　“原来我们忽略的那些地方，成为写作最重要的资源跟基因，你甩不掉。”于是林森开始思考，怎么写海南？怎么写南海？翟文铖认为：“林森写三代人，哪怕葬身海里，但还是要去。也许是因为不得已，但这里面蕴含的冒险精神、生死观念，和大陆上‘长命百岁就是最好’的观念，恐怕有差距。随着写作的深入展开和作家的自觉，这种精神，也许会越来越强。”
　　但林森并不为写海洋而写海洋。在《唯水年轻》之后的《心海图》里，他把航线扩展到了全世界：一个文昌青年，二战前赴香港谋生，跟着货船漂到南非，在巴西的海上命悬一线，又因缘际会去了英国、美国，终于返乡时，“他要在父亲母亲的坟前，洒下三杯水酒、两行热泪、一串哭声和半个世纪的悲欣交集”。林森说他真正想传递的，是“中国人怎么面对世界”。为什么以海洋为背景？他的回答与林高如出一辙：“避不开。”
　　这三个字，在马来西亚也得到回响。《人工少女》里，龚万辉虚构了一个被瘟疫毁灭的世界，一名父亲带着人造女儿逃往过去，走进12个不同房间，回转到不同时间，辨识不同人物的记忆与创伤。这种幻想的外壳下，现实的“人与人之间交流阻塞、互相伤害”，“时而痛苦扭结，时而又无比温柔”的书写，打动了编辑丁辉。
　　丁辉谈到，李永平、张贵兴、黄锦树等大陆最早引进的马华作家，代表作多写“蕉风椰雨”，极具南洋风情；但近年来，黎紫书、贺淑芳等关注城市平民生活等马来社会不同面向的作家，渐渐使读者看到马华文学的丰富性。《人工少女》又是难得的幻想类作品。哈佛大学学者王德威认为，《人工少女》“甚至没有明显可以识别的马华元素”。
　　怎么看外界对马华文学的标签？黎紫书回答过，龚万辉也回答过，不知道多少次。那些答案，终究与生命经验相关。1月初，龚万辉带一种略显无奈的笑意告诉我：“我们不是在雨林里长大，胶林也被砍光了，对吧？城市一直发展，乡村一直消失。”11年前，他写道：“我比较少写到热带雨林、南洋移民乃至于血泪历史的题材，其实并不是有意地和马华文学传统风格切割，而是我个人的成长经历和背景（移民第三代，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在城镇长大、面对现实主义的式微、电脑网络时代……），以及经验之匮乏。……虽然我不可能背弃土地的基因，但我也不想趋附之上，成为自我的框限。”
　　18岁，龚万辉离开马来西亚峇株老家，到吉隆坡、台北学美术。在千禧年的台北，他接触蓬勃的网络写作园地，逛比马来西亚丰富得多的华文书店，开始读张大春、骆以军、袁哲生，又从袁哲生顺藤摸到汪曾祺。后来他定居吉隆坡，但老是“在迁徙、在搬家”，而家乡也发展得陌生。他觉得自己始终保留了“异乡人”的思考方式，于是边画插画，边开始写与城市的格格不入。到《人工少女》，又融入了他在新冠疫情期间的心绪。
　　“小说是虚构的，而孤独必须是真实的。”龚万辉在《人工少女》后记里写道。
　　作家写孤独的书，但孤独可以因共鸣而生发新的联结。在拉曼大学，龚万辉用《人工少女》交换了龚万莹《岛屿的厝》。“像是父亲曾经以名字交换了一本族谱那样，其实，都是一种祝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