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张钦

　　同治十二年下半年（1873年秋至1874年初），是清代西北经略史上的关键半年。
　　这半年，61岁的陕甘总督左宗棠率兵纵穿千里河西走廊，奔波于兰州与酒泉之间。两宫皇太后和同治皇帝频颁上谕，连番垂询收复新疆之策。
　　这是左宗棠第一次到河西走廊“出差”。两年前，他就要“扶杖而行”，这次更是拖着“衰病之躯”，忍受丧子之痛，感叹“日暮途长”，念着“退隐田间”，一面部署平定陕甘的扫尾工作，一面谋划收复新疆的方略，忙得“眼目昏花，心神恍惚”。
　　到了年底，他忽然有“闲心”偏离“中心工作”，草拟《请分甘肃乡闱并分设学政折》（以下简称《分闱折》），恳请将陕甘两省长期合并举行的举人选拔考试——乡试分开举行。
　　受访史志专家评价，《分闱折》藏着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往事，不仅是解码西北文脉兴衰、治理兴替的一扇窗，也是对历代经略西北得失的一次反思，是继赵充国“屯田三策”之后筹划西陲长治久安的又一篇雄文。


　　初秋时节，兰州繁华街区西关一带，黄河奔腾，人流穿梭。大批外地游客慕名而来，在115岁的兰州“地标”黄河铁桥前打卡。距离铁桥四五百米处，近代西北“地标”——中轴线建筑群甘肃贡院遗址闹中取静，即将迎来150岁生日。
　　贡院遗址，坐落在兰州大学第二医院里。高楼掩映之下，两栋恢弘的殿堂式建筑十分醒目。前面一座大殿高15米，面阔七间，名叫至公堂，曾为监临、外帘官办公场所，是贡院的核心建筑；后为兰州大学教室、礼堂、阅览室；现为甘肃科举博物馆。后面一座高14米，面阔五间，名叫观成堂，也是当年甘肃贡院中轴线上的核心建筑。
　　与绝大多数中轴线建筑坐北朝南不同，至公堂、观成堂都是坐东朝西。甘肃科举博物馆工作人员周媛说，这种坐东朝西的布局在全国现存贡院遗址中独一无二，可能与兰州城沿河而建、地形东西狭长有关。
　　不知是巧合还是有意，坐东朝西，也就是面向西部，与贡院创始人左宗棠极力推动陕甘分闱、实现文化“定”西的初衷相通。甘肃贡院就是当时面向西部、以文化人的抓手。
　　时光倒流。151年前的1873年9月10日，左宗棠从陕甘总督驻地兰州出发，经武威、张掖，走23天长途，抵达毗邻新疆的酒泉。
　　出发7天前，长子左孝威在湖南老家夭折。但按当时的条件，他无从立刻得知。一路上，祁连雄浑，戈壁浩瀚，映入眼帘的，是“大漠孤烟”“孤城遥望”“春风不度”的苍凉风光。
　　左宗棠自小挚爱方舆地理，21岁时就曾写下“西域环兵不计年，当时立国重开边”的诗句，38岁时有机会得到“边疆问题专家”林则徐面授机宜，深刻认识到“西域屯政不修，地利未尽，以致沃饶之区，不能富强”。不过，这次用脚步“丈量”河西走廊之后，他对历代经略西北得失有了更加痛切的认知。
　　与今天便捷、高效的交通不同，当时的丝绸古道，让他形成了肌肉记忆。他在《分闱折》中写道：边塞路程悠远，又兼惊沙乱石，足碍驰驱，较中原行路之难，奚翅倍蓰。
　　令他震惊的是，由于清初行政区划“改革”不彻底、设计有缺陷，辽阔的边疆和艰险的道路，阻滞了各族士子向慕风化、跨阶层流动的上行通道，导致西北文脉壅塞，逐渐削弱了“大一统”的根基。
　　1873年下半年本是“乡试季”，甘肃各地生员理应远赴陕西参加秋试。然而，返程路上，从甘州（今张掖）到凉州（今武威），左宗棠看到大批生员路边恭迎。起初他以为这些人是参加“秋试”后匆匆赶回的考生，便询问考得怎么样。然而，答案令人唏嘘：由于“甘省距陕道阻且长”，清朝开国200多年来，许多士子无力赴陕。
　　左宗棠本是科举考场中的失意人，因功劳卓著获赐“同进士出身”，但“第一学历”只是举人。与他相比，甘肃读书人的遭际更惨。
　　他认为，甘肃读书人“经明行修能自淑其乡里者，尚不乏人”，但清朝开国200多年来却罕有名满天下的大官、大师。问题出在“指挥棒”上。
　　据《左宗棠全集》中收录的信札记载，因道路险远、代价高昂而自动放弃乡试机会的甘肃生员，当时竟占“十之七八”。少数下定决心赶考的人中，又有很多人遭遇意外：有路遇暴洪、滑坡、泥石流，因不可抗力错过考期的；有盘缠用尽不得已半途而废的；有走着走着得了抑郁症、客死他乡的。左宗棠感慨道：故诸生附府、厅、州、县学籍后，竟有毕生不能赴乡试者。穷经皓首，一试无缘，良可慨矣！
　　一路耳闻目睹，一路调查研究，左宗棠对经略西北的得失进行了深刻反思。
　　《分闱折》通过援引大量数据、细节，算了“三笔账”，痛陈西北治理体系长期无“根”、失“魂”、缺“钙”，周期性兴衰变乱在所难免。
　　第一笔是制度成本账。当时的甘肃，东邻陕西，西至新疆乌鲁木齐一带，辖境包括今天的甘肃、宁夏、青海，以及新疆、内蒙古的一部分。从东至西，最近的地方距西安五六百公里，兰州、西宁、银川距离上千公里，张掖、酒泉距离1500到2000多公里，乌鲁木齐等地距离三四千公里，往往单程就要走两个多月。至于花费，“少者数十金，多者百数十金”，和东南各省举人赴京参加会试的花费一样大。
　　第二笔是人才产出账。据《分闱折》数据，当时甘肃在册的生员远超万人，而1873年真正抵陕赶考的还不到3000人，实际参加考试的比例只有“十之二三”。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主考官评卷后向他报告，两省联考，“甘肃独优”。《分闱折》援引的数据表明，道光、咸丰年间，甘肃士子到考率低但上榜率高，几乎每届乡试都有30多人上榜。
　　第三笔是政治得失账。这是左宗棠不惜笔墨着力论证的核心观点。《分闱折》开门见山、一针见血地指出：置省以来，诸凡建设，或创或因，于武备尚详，而文治独略。其大意是：甘肃自清初单独建省以来，无论是原创性制度安排还是因袭前朝的旧制，都存在共通的积弊——重武备、轻文治。
　　《分闱折》先是回顾了清初陕甘分省的过程：甘肃最早归陕西统辖。到了康熙年间，“拓地日广”，中央政府设立甘肃巡抚，后来派驻陕甘总督，兼管甘肃巡抚事务。他进而论述道，甘肃“地当西陲冲要，南北界连藩服荒服”，是经略西域的战略“抓手”。这里各族杂居，迫切需要在“谣俗异宜，习尚各别”基础上，建好共有精神家园。
　　左宗棠曾坦言，“臣度陇之初，见陇事败坏至极，无从措手，心窃忧之”。戎马倥偬之余，他深感“甘、凉一带民风尚称朴厚”，同时痛感一些地方“四十余年，等于绝域，声教久不行”。他认为，西北治理必须眼前、长远一起抓，既要以发展促稳定，更需用改革求久安，具体是办好三件事：讲求政教、举行兵屯、振修武备。
　　其中，“讲求政教”排在首位。在他看来，西北只有“经正民兴”，才能“潜移默化、异志全消”，收到“边氓长治久安之效”。
　　左宗棠督甘后，每到一处都鼓励办学，曾为兰山书院四处延揽“山长”，寄望各地重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关学”传统。他先后创办兰州制造局、织呢局，在内陆边陲倡导洋务运动，早早拉开西北工业化的序幕。他着力改革完善西北治理体系，《分闱折》呈递前后，多次上书清廷充实完善西北行政区划设置，其中4次上书建言新疆建省，最终获批。


　　2018年，甘肃贡院经过3年大修，作为甘肃科举博物馆，首次向公众开放。走进博物馆，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展示甘肃贡院全貌的沙盘。据地方志记载，甘肃贡院占地14万余平方米，最多时可容纳4000余人同时考试。
　　历史记载，贡院建成后，人文荟萃，匾额、楹联盛极一时。曾有一副192字的长联，比久负盛名的滇池长联还要长，是中国贡院第一长联。如今，观成堂仍保留着左宗棠继任者、谭延闿父亲谭钟麟的54字长联。至公堂内还有3处左宗棠印迹。门头匾额上的“至公堂”三字，是贡院落成时左宗棠手书；门口有一副木质长联，如今移入堂内珍藏，也是左宗棠自撰自写：共赏万余卷奇文，远撷紫芝，近搴朱草；重寻五十年旧事，一攀丹桂，三趁黄槐。
　　周媛说，2015年翻修时，两座建筑整体抬高1.36米，施工人员在至公堂施工时，发现大梁上还保留一行总长10多米的楷书题款，上写左宗棠的官衔和姓名，明确记载“封顶”日期为光绪元年（1875年）七月初九。
　　就像至公堂处处可见左公印迹一样，陕甘分闱从动议到落地，凝聚着左宗棠不少心血与智慧。
　　《左宗棠在甘肃》作者、陇东学院教授马啸说，从《分闱折》看，左宗棠谋事善成，不仅善于大处着眼，直陈迫切性，也善于小处着墨，讲清讲透可行性。
　　其实，陕甘分省以来，陕甘分闱曾多次提上议事日程。清政府在决策中并未全盘否定，很早就决定武试分闱，由甘肃自主组织武举人选拔考试。
　　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武沐说，雍正、乾隆皇帝先后两次否决陕甘分闱的提议，原因如出一辙：甘肃士子不多，分闱作用不大。在清政府看来，自古“关西出将，关东出相”，甘肃只是武术之乡，“盛产”武将。
　　因此，虽然陕甘分闱客观有需要、民间有呼声，但先帝有定论，官方有变通，祖宗成法不敢轻动。到清中叶，政局不稳、财政吃紧，陕甘分闱更加趋于无解。
　　从历史资料看，《分闱折》呈奏前，地方上已有形式多样的分闱动议。许多士绅曾给陕甘学政呈递联名信，甘肃籍官员滕烜、曹炯等人已为甘肃贡院建设发起募捐，好像要将生米煮成熟饭。不过，最终说服清政府的，还是《分闱折》。
　　左宗棠长期被封疆大吏聘为智库、幕僚，撰写“智库报告”是他的看家本领，林则徐称之为“绝世奇才”。担任封疆大吏后，他多次建言加强船政、塞防，新疆、台湾设省。收复新疆时，当许多官员轻言“乘胜出关，速图扫荡”时，左宗棠“体察军情，详审局势”，认为大西北“筹饷难于筹兵，筹粮难于筹饷，筹转运又难于筹粮”，“用兵在精不在多”，先要挑选精兵、妥运粮草，才能毕其功于一役。这些建言献策之所以落地见效，主要是他重视调研，能察人所未察，故能言人所未言。
　　《分闱折》不仅直击西北治理的要害问题，更拿出一揽子说服力和操作性极强的改革设想，入情入理。
　　1873年，左宗棠与陕甘学政、广东硕儒许振祎频繁通信。两人就陕甘分闱的技术性细节交换意见。从《左宗棠全集》收录的书札看，他还问计于其他官绅，最终锁定三个关键性问题。
　　第一个是录取名额问题。从古至今，“上线率”都是牵动各方切身利益的要害。理论上，分闱的最简单办法是将陕甘乡试的42个录取名额一分为二。但左宗棠认为，存量调整不合实际，增量调剂皆大欢喜。
　　在《分闱折》中，他用事实和数据讲了三层理由：一是如果两省平分现有名额，对近水楼台先得月、历来到考率较高的陕西考生来说显失公平；二是由于山高路远、兵荒马乱，甘肃历年累积的未参加乡试考试生员为数甚多，考虑到往届甘肃考生上榜率高，简单一分为二也难解甘肃之渴；三是横向对比看，云南、贵州在分闱时，清廷分配贵州“取中额数”42名，这个数字是全国各省中最少的。左宗棠建议，甘肃“取中额数”只需比照贵州成例即可。
　　第二个是“开口子”问题。当时，还有安徽、江南两省没有分闱。为了打消“开口子”的顾虑，《分闱折》特意写道，安徽与江南“壤地相连、一水可通”，安徽士子到江南考试，“习以为常，并无不便”。考虑到清流对分闱还有不同意见，奏折主动设置议题并作出回答：“臣亦知圣贤之学，不在科名”，但“非科名无以劝学，非劝学则无读书明理之人”。
　　第三个是经费保障问题。左宗棠写道，尽管甘肃苦瘠“甲于天下”，但陕甘分闱是民心所向，民间已在兰州西关一带选定地基，买好砖瓦、木材，等着开工。此外，分闱后，每届乡试经费，也由甘肃筹划。
　　这几本细致入微的“小账”加起来，就形成一个强烈信号：陕甘分闱功在当代、利在千秋，清廷只要新批40多个举人名额，增设一员学政，就能四两拨千斤。


　　一场秋雨过后，又见天高云淡。萃英山下，莘莘学子涌入兰州大学天山堂、昆仑堂，开始新一天的学习。
　　“萃英”，取自萃英门，后者与至公堂一样，曾是甘肃贡院的标志性建筑。1913年，兰州大学的前身甘肃公立法政专门学校迁入甘肃贡院旧址。贡院许多地标，从此成为兰大的象征、学子的记忆。到20世纪40年代，国立兰州大学在至公堂附近，又建起四栋当时兰州的最高建筑：天山堂、昆仑堂、贺兰堂、祁连堂。校史记载，用四座西北名山命名，意在开阔学子心胸，提醒广大师生，面向西部、扎根西部。
　　至公堂、观成堂一带，已找不到一棵甘肃贡院初创时期栽植的古树。不过，堂前屋后，几十年前栽植的古槐也已枝繁叶茂。
　　与之相似，近150年间，以萃英门、至公堂为标志的甘肃贡院旧址几经兴衰更替。但从初创时的“坐东朝西”到精神上的“面向西部”，特有文化气质经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实现了一脉多传。
　　据甘肃科举博物馆介绍，甘肃贡院从1875年落成开考，到1905年清朝废除科举，共举行13次乡试，累计取中举人681名，其中116人进京赶考成为进士，这两个数字超过分闱前200余年甘肃（包括今宁夏、青海、新疆）的举人、进士人数之总和。
　　甘肃省文史研究馆馆员邓明对于陕甘分闱后的“人文鼎盛”如数家珍：甘肃贡院第一位解元安维峻，曾上书请诛李鸿章、斥责李莲英干政，被称为“陇上铁汉”“铁肩御史”，后出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武威籍举人李于锴，曾参与起草公车上书，1901年任山东大学堂监督，负责筹建山东大学堂事宜；哈锐则是晚清甘肃天水回族同胞中走出的翰林，后来成为甘肃知名实业家；最后一名解元邓隆，民国后创办火柴厂，也成为实业家、慈善家，被称为“光明使者”……
　　史料记载，1895年，有61名赴京考试的甘肃籍举人参与“公车上书”，签字人数居全国第五。后来，甘肃举人还联名起草《请废除马关条约呈文》，强烈反对对日割地赔款。
　　1905年，科举制度虽然废除，但甘肃贡院并没有荒废。面积14万余平方米的房院，好比一个“科教孵化园区”，成为众多新式教育和近代工业的开端之地。
　　《兰州大学校史》记载，清末，兰州道、甘肃洋务局总办彭英甲在原甘肃贡院院内设立矿业学堂、农林学堂。两校分别设立预科、本科，学制5年。其中，农林学堂为甘肃农业职业技术学院的前身。1913年，甘肃公立法政专门学校迁入贡院，此后先后更名改制为甘肃学院、国立兰大。
　　据甘肃科举博物馆介绍，1919年，甘肃省立工艺学校在甘肃贡院旧址上建立，这是兰州理工大学的前身。1935年，兰州中山医院与省立兰州医院合并，后成为兰州大学附设医院，见证西北医学教育和医疗事业的发源和发展。
　　据不完全统计，从晚清废除科举到“五四运动”前夕，甘肃贡院旧址内“孵化”出5所近代化大中专院校，以及甘肃农业试验场、甘肃劝工厂、甘肃制造局、甘肃农垦总局、甘肃工商矿务局、甘肃官书报局等6家单位。
　　1946年，另一位湖南人辛树帜出任重新组建后的国立兰州大学首任校长，对贡院内的这所大学有再造之功。
　　在他看来，兰州大学地处西部，必须扎根西北，造就一批“通语文”“娴风俗”，能够适应西北民族地区工作、研究的专业人才。
　　他说：“且西北边疆各民族，各有其悠久历史文化，今欲冶国内各族于一炉，使之团结一体，融和无间，则历史之研究与文化之沟通，亦属当前切要之图。”
　　辛树帜扎根西北，一生创办两所西北知名高等学府：兰州大学和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文献记载，毛主席曾称赞他“辛辛苦苦，独树一帜”。
　　今年9月，兰州大学迎来建校115周年。明年，是甘肃贡院创办150周年。薪火相传，如今，甘肃已有各类高校49所，是继西安之后西北地区最重要的高等教育基地。
　　192字长联，写尽当时甘肃人的自豪与期许：
　　二百年草昧破天荒，继滇黔而踵湘鄂，迢迢绝域，问谁把秋色平分，看雄门四扇，雉堞千寻，燕厦两行，龙门数仞，外勿弃九边桢干，内勿遗八郡螰楠，画栋与雕梁，齐焜耀于金戈铁马以后，抚今追昔，饮水思源，莫辜负我名相怜才，如许经营，几番结撰；
　　一万里文明培地脉，历井鬼而指斗牛，翼翼神州，知自古夏声必大，想积石南横，崆峒东矗，流沙北走，瀚海西来，淘不尽耳畔黄河，削不成眼前兰岭，群山兼众壑，都奔走于风檐寸晷之中，叠嶂层峦，惊涛骇浪，无非为尔诸生下笔，展开气象，推波助澜。
　　不过，谈起独特的西北文化气质，不少人会简洁明了地援引兰大八字校训：自强不息，独树一帜。
　　这八个字，暗含着一位教育家的名字，藏着一段文脉赓续的百年佳话，蕴含着文化“定”西的智慧、文教“戍边”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