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拉克北部的基尔库克被誉为“浮在油海上的城市”。过去，这座城市周边偶尔能看到在地表零星跳动的火焰，燃料就来自地底源源不断渗出的石油和天然气。
　　这些“永恒之火”据说已燃烧数千年。古希腊历史学家普鲁塔克曾记述，当地居民点燃地下渗出的油气，照亮整条街道，隆重欢迎亚历山大大帝的到来。
　　侯赛因·阿里·赛义德从小就生活在这里。在这位81岁退休石油工人的记忆中，故乡以采油区喷向天空的熊熊烈焰为背景，银色的输油管从远方延伸而来，又通往更远的地方。
　　“因为石油，全世界都把目光投向伊拉克。”侯赛因轻叹，“我的一生都与石油紧密相连，我祖国的命运也是如此。”


　　美索不达米亚一词在古希腊语中意为“两河之间的土地”，指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经地区，那里是人类文明最早发祥地之一。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伊拉克作为现代国家的出现只是一个世纪前的事，其诞生过程充斥着西方殖民帝国的阴谋算计与互相倾轧。
　　1918年8月，一战结束前夕，时任英国外交大臣亚瑟·贝尔福向英国战时内阁报告，称摩苏尔地下或许蕴藏着“世界上最丰富的、尚未发掘的石油资源”。
　　摩苏尔位于美索不达米亚北部，是当时风雨飘摇的奥斯曼帝国的一个行省。彼时，英国、法国等欧洲列强控制的殖民地已占到世界陆地总面积的约三分之一，但仍不满足的殖民者将目光投向奥斯曼帝国掌控的“最好的土地”，包括叙利亚、黎巴嫩、巴勒斯坦和美索不达米亚等地。
　　随着一战中与德国结盟的奥斯曼帝国在战场上节节败退，英法迫不及待地开始商讨如何分割奥斯曼帝国的遗产。1916年，法国外交官弗朗索瓦·乔治－皮科与英国代表马克·赛克斯会晤。两位“欧洲绅士”在地图上画出一条从地中海延伸至波斯（即今天的伊朗）边境的斜线，以秘密协议的方式瓜分了斜线两侧的广阔土地，这就是《赛克斯－皮科协定》。英国如愿获得巴格达和巴士拉等地，而法国则将控制叙利亚、黎巴嫩以及摩苏尔的大部分地区。
　　当时，技术进步使得石油逐步取代煤炭成为英国舰队的主要燃料，皇家海军凭借新能源带来的优势牢牢掌握着制海权，进而维系着大英帝国的世界霸权。英国内阁大臣乔治·寇松曾高调宣称：“协约国的伟业在石油的海洋中乘风破浪，无往而不胜。”温斯顿·丘吉尔在担任海军大臣期间也曾表示：“如果我们得不到石油，我们就得不到粮食、棉花，以及保持大不列颠经济活力所必需的无数商品。”
　　因此，贝尔福的报告意味着，此前“让给”法国的摩苏尔，突然间成为有可能关系到大英帝国前途命运的一个关键地区。
　　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中，列宁深刻分析了帝国主义国家抢夺殖民地的原因：“不仅已经发现的原料产地，而且可能有原料的地方，都是有意义的……今天无用的土地，要是明天找到新的方法，要是投入大量资本，就会变成有用的土地。”
　　为了“可能存在”的石油，英国步步紧逼：与奥斯曼帝国的停战协议刚刚签署，英军就占据了摩苏尔，并与法国展开一系列谈判。1921年，时任英国殖民事务大臣的丘吉尔召集了被他戏称为“四十大盗”的40名近东问题专家前往埃及开罗，讨论美索不达米亚的最终分割。在这次会议上，英国把从奥斯曼帝国手中夺取的巴格达、巴士拉、摩苏尔三省合并为一个新的国家——伊拉克，并将其置于自己的“委任统治”之下。1921年8月，英国人挑选的国王费萨尔一世在巴格达匆忙登基，由于当时伊拉克没有国歌，加冕仪式上奏响的是英国国歌。
　　英国历史学家罗伯特·扬在《后殖民主义与世界格局》一书中记录了一名前伊拉克官员对这段历史的回忆：“战败的奥斯曼帝国被瓜分，新成立的国家，比如巴勒斯坦、约旦、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都是从剩下土地的边边角角中创建出来的，以便于两个殖民帝国的统治……他们创造的不是国家，他们只是根据自己的利益在地图上绘制一些线条而已。”
　　法国学者马修·奥扎诺在其著作《黑金：石油帝国的兴衰与世界秩序的改变》中进一步指出，英国围绕伊拉克所做的一切，“都只是为了让英国人可以顺利地支配这个国家边界线以内的地下领土”。


　　“一开始仿佛是来自地狱的絮语，紧接着变成震耳欲聋的咆哮，石油混杂着碎石从地底喷发，油柱的高度甚至超过了井架……人们奋战八天才控制住巨大的井喷。”
　　1927年，一支由英国、荷兰等西方国家石油公司组建的联合勘探队来到基尔库克，开始钻探巴巴古尔古尔油井。英国作家迈克尔·莫顿根据史料和档案描述了油井首次喷油时的情景。
　　“英国人来的时候，基尔库克是一座名副其实的‘黑金之城’，仿佛划亮一根火柴就能点燃空气中的灰尘。”退休石油工人侯赛因说。
　　在巨大的财富面前，殖民者的贪婪暴露无遗。英法只向伊拉克支付每吨石油4个金先令的特许权使用费，相当于当时每吨原油价格的12.5%。
　　西方修建了从基尔库克通往地中海的输油管道。那是当时世界上最长的管道项目，每年可以将超过400万吨石油送往欧洲。西方没有在伊拉克国内建立商业炼油厂，也没有在当地发展以石油为基础的产业，更拒绝与伊拉克分享任何技术。由于没有加工能力，伊拉克坐拥大量石油资源，却仍要进口石油产品。
　　这样的生产布局反映出以西方为中心的国际经济体系，其目的是掠夺殖民地的资源，以满足西方需求、维持西方优势。比利时马克思主义学者厄内斯特·曼德尔指出，为了避免同宗主国的工业生产发生竞争，“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生产基本只是原料的生产，其经济不过是对宗主国经济的支持和补充，其发展也被限制在这种使命所允许的狭小范围内”。
　　不久后，伊拉克南部的祖拜尔、鲁迈拉等地陆续发现巨型油田。西方人欣喜若狂，而当地劳工却被赶入了“黑金”的牢笼。两位英国作家德斯蒙德·斯图尔特和约翰·海洛克在游记《新巴比伦：伊拉克的肖像》中描述了这样的场景：沙漠深处，数千人沿油井而居，他们被划为三个等级——西方人是一等，办事员是二等，石油工人是三等。“三等人要向一等人行礼，二等人只有获得邀请才能进入一等人的俱乐部。”绝大多数石油工人收入很低，“几乎长期处于半饥饿状态”。
　　“伊拉克就像一头驮着金子却在啃食荆棘的骆驼，一切都在为西方殖民掠夺服务。财富都流向他们，英国人有一份，法国人有一份，荷兰人有一份，美国人也有一份，唯独伊拉克人，什么也没得到。”侯赛因说，“有时我在想，没有石油对我们来说或许反而更好。”
　　但西方仍不满足，它们要制定新的游戏规则。1928年8月，美国、英国和荷兰的三家石油巨头举行秘密会议，而后签署了《阿奇纳卡里协定》，同意结成垄断性同盟，以掌控世界石油市场。在英国学者安东尼·桑普森看来，“这是把分配石油贸易和规定石油价格的大权交给了一小撮石油商”。
　　至20世纪30年代，又有4家西方石油公司陆续加入这一协定。这7家公司后来被称为“石油七姐妹”。世界石油产业从此迈入寡头垄断时代，巨头们不仅掌握石油资源本身，还控制着石油的生产、运输、定价、销售等各环节。这就是列宁笔下的“最大企业家的垄断同盟”，当这种垄断组织霸占了原料产地的时候，“它们就巩固无比了”。
　　1913年至1947年，西方石油公司从包括伊拉克在内的中东产油国获取了超过37亿美元收入，而通过特许权使用费等形式支付给产油国政府的只有5.1亿美元。
　　“黑色黄金”造就了西方发展的“黄金时代”，却成为伊拉克的“黑色梦魇”。正如伊拉克思想家、政治家阿卜杜·法塔赫·易卜拉欣在1935年出版的《通往印度之路》中所写：“我们国家的自然资源已成为它的诅咒，殖民者通过它获得力量，人民的苦难却与日俱增。”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亚非国家迎来轰轰烈烈的反殖民斗争浪潮，越来越多国家走向独立。英国掌控的傀儡政权费萨尔王朝的统治也摇摇欲坠。
　　“这几乎是一个一贫如洗的国家，没有工业，没有项目，什么都没有。人人都在哀叹囊中羞涩、食不果腹。在这样的背景下，革命爆发了。”侯赛因说。
　　1958年7月14日，巴格达街头响起枪声，以阿卜杜勒·卡里姆·卡塞姆为首的“自由军官组织”发动政变，费萨尔二世被处决，伊拉克从此步入共和国时代。伴随着费萨尔王朝的终结，英国对伊拉克的实际控制也成为历史。
　　“夺回被盗的财富”是新生共和国的第一声疾呼，消灭“石油殖民主义”成为伊拉克人的首要目标。1959年，伊拉克成立石油部，统筹管理国家石油事务。两年后，政府颁布法令，强制收回西方石油公司名下99.5%的石油租让区。
　　但是，“七姐妹”掌握着世界上超过80%的石油储量，石油价格并非市场决定，而是被这个垄断集团操控。这意味着产油国的石油收入被掐住了命门。
　　为摆脱困境，伊拉克决定与第三世界的伙伴合作。1960年9月，在伊拉克邀请下，来自委内瑞拉、沙特阿拉伯、科威特、伊朗的代表在巴格达会晤。与会国家一致同意成立一个以“维护成员国利益”和“确保国际石油市场价格稳定”为宗旨的永久性组织，这就是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
　　委内瑞拉前总统罗慕洛·贝坦科尔特曾评价，欧佩克的成立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事件”，因为这是“一批没有大型舰队、空军中队或其他类型的武器，甚至没有雄厚财力的国家，第一次组成了一个反对西方大国和石油巨头的联盟”。
　　当时，除了伊朗部分实现石油资源国有化，欧佩克其余创始成员国的石油资源仍被西方所掌控。欧佩克成立后，这些成员国一边争取稳定油价，增加政府收入，一边探索石油资源国有化的道路。
　　1972年6月1日，伊拉克国家石油公司宣布将西方控制的伊拉克石油公司收归国有，开创了将外国石油公司国有化的先河。随后，这股国有化浪潮陆续席卷科威特、委内瑞拉、沙特等国。
　　欧佩克逐渐发展壮大后，开始对西方掌控的国际石油体系发动反击，石油成为其手中最有力的武器。1973年10月，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为反制以色列及其背后的美国等西方国家，中东产油国宣布对它们实施石油禁运。欧佩克借此机会进一步收回石油定价权，在当年12月宣布将石油价格从每桶5.12美元升至11.65美元。据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回忆，仅这一次提价就使美国、加拿大、西欧和日本每年的石油开支增加了400亿美元。
　　对西方来说，这次石油危机宣告了“石油比水还便宜”的“黄金时代”结束。西方陷入严重的通货膨胀，经济受到冲击，美国和一些欧洲国家甚至开始实施汽油配给制。此后十余年间，欧佩克多次以石油为武器与西方博弈，维护产油国的共同利益。
　　随着油价大涨，以石油经济为基础的伊拉克迎来飞速发展时期。1979年，伊拉克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石油产业国有化之初的392美元飙升至2858美元。在侯赛因的记忆中，那时的伊拉克各领域都蓬勃发展，百姓生活大幅改善。“经济、社会、科学、文学一片欣欣向荣，医疗教育得到保障。我们的工资变高了，大家都有积蓄，很多家庭开上了私家车，甚至还能出国旅游和留学。”
　　然而，正如美国学者迈克尔·克莱尔在《资源战争：全球冲突的新场景》中所说，“石油——与水资源、矿产和木材不同——在全球经济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并且总是与战争相关联”。此后，拥有丰富石油资源的伊拉克先后陷入两伊战争、海湾战争、伊拉克战争等一系列战事，石油经济带来的发展戛然而止，伊拉克人民再陷深重苦难。


　　2003年3月20日，随着巴格达上空响起防空警报，黑暗彻底笼罩了这个国家。
　　“这是美国自越南以来最雄心勃勃的军事冒险之一。”时任美国总统小布什信誓旦旦地宣称，伊拉克战争是美国全球反恐行动的一部分，美国没有在中东建立“帝国”的企图。“我们对伊拉克并无野心，只是为了消灭威胁，把国家的控制权归还给伊拉克人民。”美国《纽约时报》当天的头版文章《布什下令对伊拉克发动战争》这样写道。
　　侯赛因得知美军入侵，与同事们一起焚毁了与石油生产有关的所有材料。“如果我们不烧毁它们，美国人一定会来找我们麻烦。”
　　侯赛因的直觉源自这片土地曾经遭受的苦难。美联储前主席艾伦·格林斯潘在回忆录中坦言：“尽管政治上不方便承认，但所有人都知道的事实是，伊拉克战争主要是关于石油。”
　　美军占领巴格达后，在伊拉克一些重要油田附近设立了军事基地。在五角大楼要求美军重点“保护”的地点中，石油部是其中唯一一个政府机构。30年前已实现国有化的伊拉克石油产业遭到美国干涉，西方石油公司又回来了。
　　“历史就像一个轮回，美国的入侵仿佛又把我们扔回了一百年前。”侯赛因苦涩地说。
　　旧殖民体系瓦解后，西方对南方国家的榨取披上了更加隐蔽的“自由贸易”外衣，但武力干涉仍是其随时准备动用的选项。英国学者瓦西利斯·福斯卡斯和比伦特·格卡伊指出：“人们曾经可以通过历数殖民地来跟踪帝国主义扩张的轨迹。从新帝国的角度来看，殖民地就是军事基地。”在美国历史学家托比·琼斯看来，伊拉克战争是美国长期以来关于石油的战略谋划与政策制定的产物。在美军进入伊拉克前，美国早就把石油这一重要战略资源编织进了一个更大的权力网络。
　　20世纪70年代，随着美国失去在经济领域一家独大的地位，二战后建立起来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美元与黄金脱钩。为维系美元霸权，美国把美元的锚定物从黄金转向石油，开始建立“石油美元”体系。1974年，时任美国财政部长威廉·西蒙与主要产油国沙特阿拉伯就金融问题达成协议，沙特同意用石油收入购买美国国债，“石油美元”的循环体系逐步确立起来：沙特等中东产油国出售石油换取美元，然后用美元购买美国的债券、股票、期货等金融产品，从而让美元回流美国，仍是美国所掌握的资本。这一体系的建立，不仅为美国金融市场提供了重要的长期资金来源，部分填补了其贸易与财政赤字，还帮助确立了美国在全球能源和货币体系中的主导地位，成为美国霸权的重要支柱。
　　2000年，伊拉克政府宣布将石油出口从美元结算改为欧元结算，这对“石油美元”体系构成了威胁，触动了美国资本的利益。2003年推翻萨达姆政府后不久，美国就宣布伊拉克的石油出口只能用美元结算。“在控制伊拉克的过程中，石油作为力量之源的分量超过了它作为燃料的分量。”美国学者迈克尔·克莱尔这样评价。
　　美国人的到来几乎摧毁了伊拉克的一切：工业设施被炸毁，珍贵文物被劫掠，城市之间的交通变得困难，到处都是美国人设立的检查站，伊拉克人随时会遭美军逮捕和拷打。“基本生活难以为继，退休金很低，老人失去了生病的资格，有时甚至食品供应都无法保证。”侯赛因说。
　　2011年，美军撤离伊拉克，留下一个经济生产停滞、政治秩序破碎、恐怖袭击不断的国家。在美军占领的8年里，有超过20万伊拉克平民丧生，数百万人流离失所。
　　用侯赛因的话说，伊拉克就像“经历了一场噩梦”。


　　在距离侯赛因家大约45公里的地方，象征伊拉克石油工业起点的巴巴古尔古尔油井早已废弃，但它所代表的苦难历史不会被遗忘。
　　“石油应当成为伊拉克人幸福的源泉。然而，在过去100多年里，它却成了这个国家的诅咒。”这是侯赛因的心声，也是很多伊拉克人共同的想法。“要让‘黑色黄金’真正造福伊拉克人民，我们的国家要把石油工业握在自己手中。”
　　据世界银行2022年统计，此前10年间，石油收入约占伊拉克出口总额的99%、政府预算的85%以及国内生产总值的42%。石油仍是伊拉克经济的生命线。
　　尽管已探明石油储量高居世界第五位，但伊拉克仍在为实现石油产品自给自足的目标奋斗。近年来，米桑炼化厂、卡尔巴拉炼油厂等大型工厂陆续投产，大幅提升了原油加工能力，延长了石油产业链。今年，伊拉克最大的北方炼油厂在关闭10年后重新运转，每天能处理约15万桶原油，这将为该国每年节约数十亿美元的石油制品进口开支。
　　然而，伊拉克要真正实现繁荣发展和独立自主，更重要的是推动经济多元化转型。
　　2023年，伊拉克政府宣布将投资170亿美元，修建一条连接海湾地区与土耳其的客货两用铁路以及一条与之平行的公路，沿线将建立物流中心和工业园，从而打造一条连接亚欧的新走廊。这个名为“发展之路”的重大项目展现了伊拉克摆脱石油依赖的决心。伊拉克总理苏达尼表示，“发展之路”将成为推动伊拉克经济发展的大动脉。
　　这一项目也承载着伊拉克加强与邻国合作的希望。2023年9月，连接伊拉克南部城市巴士拉和伊朗边境城镇沙拉姆切赫的铁路项目正式动工，建成后有望增进伊拉克与伊朗的交通和贸易联系。今年2月，伊拉克和土耳其宣布各自在对方首都设立特别办事处，负责“发展之路”项目对接，共同打造“中东贸易新走廊”。伊拉克还与卡塔尔、阿联酋等国签署了合作开发“发展之路”的谅解备忘录。
　　亲历伊拉克几十年来的沉浮起落，侯赛因对未来发展心怀期许：“基尔库克铺设了新的道路，交通更方便了，学校也陆续建成，这是我们重建的开始。”
　　古老的美索不达米亚地底深处，仍埋藏着数不尽的财富。而这个年轻的国家正在从“黑色梦魇”中醒来，奋力打破“资源诅咒”，携手南方伙伴，向着未来前进。


　　当世界提到伊拉克时，“石油”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西方国家对美索不达米亚的石油勘探始于19世纪。随着奥斯曼帝国的衰落，德国、英国等殖民国家先后来到这里，以北部的基尔库克为起点，逐步抢占两河流域地下的第三条“黑金之河”。
　　随着世界主要能源从煤炭转向石油，殖民帝国毫不掩饰它们的贪婪，伊拉克的自然资源被掠夺，经济发展的中枢神经被控制。那时的石油生产不是为国家发展，而是为殖民者服务。伊拉克人民并未真正从中获益，这是我们不能忘记的历史。
　　经历长期抗争后，伊拉克在1958年结束了君主制，进入共和国阶段。历届共和国政府都为实现石油国有化不懈努力，最终于1972年实现这一目标。
　　石油输出国组织的成立是一个标志性事件。一些丧失对本国资源掌控的发展中国家因为相似的历史遭遇走到一起。这些国家统一目标、团结协作，不仅夺回了对自己石油财富的自主权，还以石油为武器向西方国家发起反击。欧佩克让我们看到了发展中国家共同携手后所迸发出的巨大力量。
　　2003年，美国为了石油来到伊拉克，更是为了利用石油服务其在中东乃至全世界的战略。他们没有真正带来其在世界上到处兜售的“民主”和“自由”，只给伊拉克人留下饥饿、贫穷与痛苦。伊拉克的文物、机构、档案被破坏和劫掠，经济和文化遭受毁灭性打击。
　　如今，伊拉克再度来到发展的十字路口。伊拉克的经济结构存在单一化问题，只有当我们能实现农业、工业、商业、交通等发展的多样化时，经济压力才能得到缓解。现在，政府提出“发展之路”计划，我们希望以此为伊拉克打通一条真正的发展道路，推动经贸发展，改善人民教育和就业状况。
　　曾经，南方国家与北方国家在发展程度上存在巨大差距。现在，这种差距正在缩小。欧佩克的经验告诉世界，我们能够创造一个大有可为的“先进南方”，这是一个有能力通过国家建设、社会福利以及政治经济发展去抵御西方压迫的世界。伊拉克愿意拥抱这样的南方，并为实现这样的“南方世界”贡献力量。
　　（记者阚静文　段敏夫　宋盈 参与记者：李军）
　　新华社巴格达7月29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