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吉玲

　　91岁“丝路画家”耿玉琨，人生最不缺的就是故事和友谊。
　　在乌鲁木齐的夏夜，耿玉琨和丈夫赵以雄夜叩西部歌王王洛宾房门，一见如故，成为亲密朋友，王洛宾亲自作词作曲，为他们远赴丝路送行；在日本考察写生时，一位热爱中国文化的日本老妇人驻足三小时欣赏他们作画，此后一直保持书信与电话往来……丝绸之路于耿玉琨夫妇而言，不仅是一条交通线，还是一种文化、一种精神、一种性格。
　　自1975年始，耿玉琨和赵以雄20多次赴丝绸之路写生考察，东到日本东京、奈良，西达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他们走过8个国家、238个城市，行程50万公里，创作近万幅作品。
　　手提背负着不比玄奘轻松的包袱、跨过沙梁戈壁，在晨曦微明、在黄昏落日，随时拉开画布，不顾沙漠的暴晒、戈壁之寒冷……他们是最早环行塔克拉玛干沙漠考察写生的画家。
　　“傻子，两个傻子，只有你们才肯下这样的功夫，干这种事。”画家叶浅予曾翻看他们用了整整两年时间临摹的1700张壁画，边看边呢喃。
　　一辈子无儿无女，耿玉琨和赵以雄将出生入死、从时间手里“抢”来的画作视为自己的“孩子”。晚年，他们为这些“孩子”能找一个好归宿而费尽周折。“我们深知这些‘孩子’并不属于我们，他们是社会的，是人类的，我们最大的心愿就是建一座丝绸之路艺术馆，把这些‘孩子’免费给大家看。”耿玉琨说。
　　一年多前，耿玉琨投身自媒体，她在抖音上分享自己和老伴的丝路故事与画作，很多年轻人被圈粉。“这不就是我们的初衷吗？”新媒体，给老人带来很多挑战、探索和思考。
　　如今，她是无数粉丝眼中的“老小姑娘”，可亲、可敬、可爱。视频里，她可以娓娓道来丝绸之路上的相关故事，博闻强识，思维清晰；她也可以摘掉满口假牙，时而戴个墨镜，时而在耳上别一枝粉色桃花摆摊卖画：“赔本赚吆喝咧！一万不要，一千甭给，二九九你拿走！”演完，耿玉琨乐得开怀大笑。


　　采访耿玉琨是在北京宋庄杨树峰的工作室。作为艺术领域的晚辈，杨树峰敬仰耿玉琨夫妇的事迹和作品，与他们交情颇深。一年半前，他把独自生活不便的老人从门头沟接来生活，一起运营新媒体账号。
　　见面当天，耿玉琨一头银白短发，穿着一件白底波点的素净棉布褂，系一条亮黄色小丝巾点缀。接触多了，会发现耿玉琨特别风趣、可爱。当镜头对着她的脸拍特写时，她自嘲，“大特写有什么好的！满脸皱纹，这不就是丝绸之路的烙印吗？”她指着眼底的细纹，“这小纹不就是搓板路吗？”然后搓着额头上的大皱纹，“这也不知道哪是一碗泉，哪是马连井。”又拿起纸巾拭起嘴角两条法令纹，“时不时擦一擦这两河流域，哈哈哈……”
　　丝绸之路的烙印是如何刻进耿玉琨和赵以雄的人生里的？
　　1955年，他们的人生河流交汇了。那年，他们考入中央美术学院，成为同班同学。耿玉琨是班上唯一的女生，赵以雄是班长，也是耿玉琨走进校园认识的第一个男生。爱情对于那时的耿玉琨来说，就是“和他一起画素描、写生，很自然”。渐渐地，同学成为恋人。五年后，他们领到毕业证，也领了结婚证，在教室里举办了简单的婚礼。
　　他们在专业上不断精进，却受时代所限，未能纵情画笔。两人一度很消沉，身心俱惫。
　　赵以雄从故纸堆中翻出《资治通鉴》《史记》等书，在燕山深处的工厂附近租了一间农房，白天当钳工，晚上躲入小屋读史。他读到古老的东方文化，通过张骞、班超开通的西域之路，与西方的古罗马文明沟通交流。这条被誉为沟通东西方文明的丝绸之路，曾引起国外专家学者的考察热，但在当时的中国几乎受关注度不高。
　　何不以画笔捕捉古老丝路的余晖？梦想的种子在赵以雄的心底生根发芽。
　　1975年，中国历史博物馆约请赵以雄绘制一幅《天山》油画，他趁机做了第一次丝路考察。大漠风光、雪山草原、古老烽燧、佛寺古塞令他激动不已，回家后就和耿玉琨商量，想再去丝路走一趟。
　　两人一拍即合，开始为丝路之行做准备：到中国历史博物馆，向沈从文、史树青请教；到中央美术学院，向常任侠请教；查阅中外文献，收集东西方文化交流和贸易往来的资料，研究佛教艺术的发源地和传播途径。
　　1975年9月，两人从北京出发，坐了四天四夜火车到达乌鲁木齐，再去天山南北、伊犁昭苏、吐鲁番、喀什等地写生。在那里，他们饱览丝路沿途风光，吮吸大自然的养分。
　　耿玉琨记得，跟随考古队进入高昌古城时，他们立即被壮观的遗迹所吸引。考古队长边走边指着遗迹娓娓道来：这是城墙，那是店铺；这里是羊圈，那里是军队的操练场；还有衙署、监狱、作坊、庙宇……随处可见椽子、栅栏的残余，还可以看到席子、陶器、铁器，以及残破的家具。
　　两人恍若穿越时空，回到千年前的丝绸古道。“历史太博大深邃了，而这一条古道，正是时空交错的触点。它包含着令人神往的大量信息，等待着一个有缘人的破译和传承，而我好像就是那个有缘的幸运儿。”赵以雄曾如此讲述。


　　“孩子们，你们有没有去过火焰山呀？我跟你们说呀，我们当年在这里碰上一个变了形的孙悟空……”
　　耿玉琨随便抛出一个故事，都让粉丝们惊叹不已。当年她和老伴数次从早到晚蹲守在火焰山写生，一只苍蝇飞到她的帽檐下躲烈日，“赶都赶不走”，被她戏称为来借芭蕉扇的孙悟空。而领略到连当地人都难得一见的，雨中、雪花飞扬中的火焰山——这样的经历，在他们丝绸之路考察写生的过程中，不过是稀松平常的事。
　　初踏丝绸之路时，耿玉琨夫妇充满了欢欣与喜悦。1978年第二次同行，他们由库尔勒出发，环行塔克拉玛干沙漠考察。耿玉琨回忆，到民丰县后，他们决定到沙漠腹地100公里的大麻扎去写生。乘坐的拖拉机时行时坏，他们索性跳了下来，转而步行。“太阳逐渐升起，我们也越走越暖和，兴致也高了起来，我还不时唱上几句王洛宾的歌，有一种征服大漠，与先人同路的豪情。”耿玉琨说。
　　但很快，他们就领略到沙漠的可怕。地平线上浮起一层深褐色土雾，打着旋升腾，“顶天立地”，从远方急速朝他们卷来。两人吓得发抖，赵以雄拉起耿玉琨向低矮处奔去。眼看着高大的沙丘一米一米削去，轰隆隆向他们疾扫过来，“像皮鞭抽在身上”，耿玉琨的口鼻被风沙呛住透不过气来，身体开始抽搐。“老赵脱下衣服一把蒙在我的头上，随后他也把头伸了进来。”耿玉琨回忆，一个小时后，风势弱了下去，两人钻出衣服，发现身边沙丘统统不见了，“一具被岁月和风沙残蚀的骨架，显露了出来……”
　　这样的惊险时刻，他们遇到过几十次。“当然害怕。没有什么比生命更珍贵，我们是考察，不是冒险。”耿玉琨夫妇在一次采访中坦言，“但那种向往是抑制不住的，只要还有没走过的丝路地点，我们就渴望前去，在做决定时，我们往往想的是可能而不是危险。碰到了，想办法，但不会后悔。因为我们做的是自己最愿意、最向往的事。”
　　“环塔”归来，已是1978年的除夕。耿玉琨夫妇到达敦煌，敲开了常书鸿的家门。常书鸿的夫人说常先生刚喝了中药，在里屋休息。耿玉琨急切地说：“我们用了两个月时间，围着塔克拉玛干沙漠考察写生，画了很多画。”“你们的画呢？拿来我看看。”“哗”地一声，常书鸿撩开门帘，迫不及待地问道。常书鸿不知道那些画离他家还有二里地远，耿玉琨夫妇返回去抬着画来到常先生家。常书鸿高兴地一张张看、一张张点评。“我们感动得不得了啊！”讲起这一段，耿玉琨双手合十，对前辈的知遇之恩满怀感激。
　　常书鸿告诉耿玉琨夫妇，自己此前一直想环塔克拉玛干沙漠旅行，因为身体不允许，最终没有成行。“真羡慕你们，你们是环行塔克拉玛干沙漠的第一批画家，美术史应该给你们记上一笔。以后你们就走丝绸之路，就做丝路画家。”
　　“丝路画家”，这给了耿玉琨夫妇极大的信心。他们下定决心，把丝绸之路的研究与绘画作为终生的事业。老师黄永玉也曾鼓励两人，“一条路走到底，抛弃身边的干扰，勇往直前。”


　　十几次出行，短则数月，长则两年多。每次回来，川资耗尽、画具用光，换回的是大批画作。赵以雄曾说：“在史书上看丝路，只能看到隐约的光辉，真正踏上丝路，你才会对它肃然起敬，它有神奇的魅力，使你离去复来。”
　　丝绸之路上的很多遗迹受到风沙侵蚀、现代开发的破坏在迅速消失。“踏遍丝路，画绝丝路”的使命感，让耿玉琨夫妇成为马不停蹄的旅人。
　　1989年秋，为全面考察丝路，耿玉琨夫妇自筹经费，买了一辆吉普车。从此，他们再也不用一趟趟地搭顺风车，骑毛驴，甚至抬着画箱步行了。
　　那是一辆银灰色的吉普车，虽然跑不快，又费油，爱出故障，没有空调，灌风漏雨，但还算皮实——这成了他们临时的家，还有了一个昵称“银驹”。夫妇俩开车赶路，停车作画，大半时间吃住在车上。
　　路上，赵以雄像一个老司机，耿玉琨则像一个地道农妇。赵以雄负责开车，耿玉琨负责记路、问路。有时候她跳下车时不小心摔个跟头，赵以雄担心她受伤，“生气得不得了”。
　　“银驹”见证了他们的万千惊险。1990年，从安多去当雄的路上，车坏了。赵以雄停下修车，耿玉琨找角度准备画速写，突然看到百米外有个东西猛地向她冲来。“这不是豹子吗？”耿玉琨转身狂奔。“赵以雄——快上车！”她边跑边喊，速写本飞了，鞋子也掉了一只，两人同时钻进车。刚关上门，听到外面“砰”一声，扭头一看，一只雪豹扑到车门前。雪豹围着车不停打转、扑门，“银驹”左摇右晃。绝望中，一辆大军卡停在他们面前，豹子吓跑了。下来三名军人，问过事情缘由后，帮他们修好了车子。
　　去拉萨途中，耿玉琨晚上睡得沉，老伴害怕她在睡梦中缺氧“睡过去”，不时叫喊：“耿玉琨！耿玉琨，你还活着吗？”“活着呢。”耿玉琨应声。
　　路上老伴的一句话，让耿玉琨“终生难忘”：“你要是在这条路上死了，我就把你的骨灰放在副驾座上，继续把丝绸之路走完，再带你回家！”
　　吴冠中在20世纪80年代曾撰文评价赵以雄和他的作品：“当我每次见到赵以雄风尘仆仆地从原地背回大捆大捆的油画时，心里是感动的。是同情他的‘苦’吧？是的，不过吃苦是意中事，是自愿。我感动的方面主要是他对艺术的真挚与虔诚；从他的画面上，我看到了实践者的感受、追求、探索、体会与想法……赵以雄的画朴实、坚实、厚实，表现的都是硬汉性格的顽石，没有被漫长的岁月剥蚀掉的顽石。他是在浩浩流沙中始终昂首不屈的硬汉！”


　　有人说，耿玉琨和赵以雄其实超越了画家的界限，他们做的是历史学家、考古学家的事。
　　耿玉琨夫妇曾在和田发现了许多洞窟遗址，却鲜见壁画，反倒有许多被盗掠的墙壁遗迹。为了考察新疆壁画，耿玉琨夫妇专门在1985年进行了一次壁画之旅，但看到的壁画却不多，也不够精美。
　　为什么同一条丝绸之路，在敦煌有那样举世无双的壁画，在新疆却少见踪迹？带着问题回到北京，他们翻查历史资料，请教美术史专家，又去考古所拜访相关专家，了解到经过历史上数次劫掠，新疆境内的壁画已所剩无几。
　　耿玉琨夫妇请考古所的同志帮助收集流散海外的丝绸之路壁画资料。拿到资料时，二人被那些精美、壮观的壁画深深震撼，反复翻阅，“无可救药深陷其中”。得知他们决定把这些流散海外的壁画临摹下来，考古所的专家瞪大了眼睛：“你们知道这项工作量有多大吗？”
　　冬去春来，四季交替，两人用了整整两年时间，临摹了1700张壁画。有时一幅壁画中有上百个人物；有时临一张大画，光画佛像衣服上繁复的线条与装饰就要用十天时间。“我们每天沉浸在古老的壁画世界中，庆幸自己获得这么丰厚的艺术滋养。几乎不知道窗外正在发生什么。”耿玉琨说。
　　他们带着作品去画家叶浅予家中拜访。叶先生不顾年事已高，一张一张仔细翻看，边看边呢喃，“傻子，两个傻子，只有你们才肯下这样的功夫，干这种事。”
　　常任侠也赞许他们的工作“功德无量”：“这是一套工具书，为研究西域壁画提供了最完美的资料。这种事外国人不肯干，因为需要功力又耗时间；中国现在也没有人干，因为没有什么经济效益。”
　　改革开放后，很多画家“卖画致富”，耿玉琨夫妇却沉迷于与戈壁瀚海、大漠流沙、冰峰雪岭相伴，与莽莽苍穹、千年史迹对话。他们拿着北京画院五六十元的工资，另外借助在沿途各地“讲学”“勤工俭画”，支持丝路之旅的开销。
　　而对于这些“过命画”，他们从未想过要出售，包括去日本办画展时，也拒绝了所有画廊老板。“很多人说我们挺傻的。但这么多年了，我们情系丝路，生活都是最普通最平常的，好像没有那么多需求，不需要那么多钱。我们也不是古板到绝不出售的地步，只是觉得这里一张、那里一张，就像分割了我们的血肉与生命一样，很不舒服啊。”


　　在耿玉琨的住所，墙上挂着一幅赵以雄画的王洛宾肖像画，不远处是王洛宾为耿玉琨夫妇手写创作的歌词，引出他们之间一段深厚友谊。
　　1978年，耿玉琨夫妇来到乌鲁木齐。一天晚上，他们正趴在窗前欣赏院中月色，稠密的无花果树将月光筛下一地碎银，钢琴的声音从树的那边传来，优美动人。两人相视一望，不约而同走下楼，循琴声而去。琴声从筒子楼里一间单身宿舍飘出来，楼道里弥漫着煤油炉等杂味，他们在黑暗中摸索到房门，冒昧地敲门。门开了，一位精神矍铄的老汉出现在灯光里。“你是王洛宾？！”他们惊问。王洛宾笑了，点点头。耿玉琨激动地吟唱出“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位好姑娘……”
　　“我们从北京来，是北京的画家。”夫妇俩告诉王洛宾。
　　“我也是北京人。”王洛宾回答。
　　赵以雄说他在北师大附中上的学，王洛宾说：“我是北师大音乐系的毕业生。”他们越聊越亲密，谈老北京的前门楼、陶然亭、四牌楼、灌肠和豆汁，直到夜深。此后，他们成为好朋友。王洛宾来北京，每次都要与老朋友相聚，他常骑着自行车到耿玉琨二人家中，一聊就到大半夜。1989年11月底，得知二人即将自驾考察国外丝绸之路后，王洛宾在家中为二人举办欢送会，亲自弹琴，召集一群人共同唱响自己为耿玉琨夫妇作的歌——《一对天鹅展翅飞翔》：“一对天鹅飞向远方，飞向丝绸之路，捕捉友谊的芳香……”
　　丝绸之路上，耿玉琨夫妇一路领略大山大河大漠的风光，也收获了比风景更动人的来自陌生人的善意和温暖。
　　在伊犁果子沟写生时的一个早上，两人在招待所路边打太极拳，路过的维吾尔族老乡打起手鼓为他们伴奏，手鼓的鼓点越打越欢快，太极拳也就走形了。欢乐在空气中发酵，到处扩散、蔓延。
　　友谊在真心实意的灌溉下开出惊喜的花。在玉门镇邮局等待前往公婆泉的汽车时，耿玉琨与当地邮差成为“忘年交”。那个小伙与耿玉琨一样，有练毛笔字的爱好，耿玉琨回京后便四处为他搜罗书法字帖寄去。小伙则将天鹅的羽毛装进信封里，不远万里寄到耿玉琨手中。
　　赴日本开《丝绸古道行》展览、同时沿遣唐使路线考察时，耿玉琨夫妇结识了和田文子夫人，一位热爱中国文化的日本老人。她做得一手地道中国菜，还能自如书写汉字。为报答她的热情招待，耿玉琨二人为她寄去丝路写生画作，和田夫人的回信提及，她将画作挂在家中，很是珍视。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耿玉琨与他们都还保持着书信往来，成为多年的朋友。
　　是什么支撑两个人“志坚行苦”？“因为我们的画笔上承载着那么多人的关照。”耿玉琨说。


　　丝绸之路太长，但人生太短，当耿玉琨夫妇告别丝路回到家，已经是古稀之年。老伴赵以雄晚年遗憾，“回来得太晚”——没来得及将带回来的丰富资料进行再创作转换成思想，他就病了。
　　赵以雄2019年11月去世后，耿玉琨在门头沟山上的画室独自生活了三年。
　　“那几年应该是您最难熬最孤独的时候吧？”记者问。
　　“不不不，在我的人生当中，我没体验过孤独。我会找事做，没有人说话时，我会对花瓶说：‘哎呀，你这个花瓶，插上这些花还怪好看的。’我会对手机说话：‘哎呀，我找你半天，你怎么就不见了呢，你怎么在那儿藏着呢？’我在山上一个人的时候就画猫，猫就是我的伴儿。”耿玉琨述说这些时，云淡风轻，像一块温润通透但韧度极大的玉。
　　“耿老师的生活适应性极强，她对身外之物从来没有挑剔和要求。比如你做什么她都能吃，就是你不做，她自己也能去厨房找点东西把自己填饱。这也造就了她艺术生命这么健康、快乐。”杨树峰补充道。
　　苦难磨炼了耿玉琨的坚韧。耿玉琨1935年出生于河北宁晋县，为躲避侵华日军，她两岁时就被家人用胳膊肘夹着去逃难。作为家里的独生女，耿玉琨从小懂事，知道家里没有粮，她发奋读书，中学时就获得助学金，帮助家里减轻负担，“这样过来的人吃什么都香的，没有挑剔”。
　　丝路归来后，放下画笔的耿玉琨夫妇一心投身于建设丝绸之路艺术馆的执念中，“我们一直努力追寻不同的人，跑了很多地方，但始终没有结果”。
　　为什么不将作品捐献给博物馆等机构？在去年的一次抖音直播中，耿玉琨说：“很久以前我就接触过中国美术馆、国博、首博等，之所以没成，是因为这些大馆都有它们收藏的重点，像丝绸之路题材的作品，他们只挑适合他们需要的做展览，这样就把我们的丝绸之路作品分散了，我不愿意。所以我和老伴才萌生自己建丝绸之路艺术馆的想法，免费给大家看。”


　　在杨树峰工作室的庭院里，十几只捡来的流浪猫懒散地在树下踱着步子，打瞌睡，一只年老的藏獒安静地趴在地上。耿玉琨没事的时候，会扶着护栏下台阶来到院里晒晒太阳。台阶边的护栏是杨树峰专门给她安上的。“他们都挺关心我、照顾我，我想睡就睡，想躺就躺。”和年轻人在一起，耿玉琨觉得“状态慢慢好一些，能放松起来了”。年轻人在院子里烧烤、跳舞，尽管腿脚不便，耿玉琨也加入随意地扭扭身子。“过去是不会的，过去我必须得保持我是一个老人的样子。”她说。
　　90岁投入新媒体这样完全陌生的领域，耿玉琨刚开始很不适应。“这帮孩子们给我戴个墨镜，换个怪衣裳。我说这还是我吗？有时候我不戴，给扔了，我就跟他们‘吵架’。那不是我的面貌，我的真实面貌是正经八百讲我的故事。”
　　不是真实的面貌，但可以吸引更多人看到她的作品和故事，却是耿玉琨乐意看到的。抖音号里动辄几千万的观看量，让耿玉琨惊叹“网络媒体效果真的太快了”。“比我们在很大艺术馆里风风光光搞大展览，看的人还要多。”耿玉琨说。
　　前不久，江苏的一个女粉丝带着新鲜时蔬等礼物来看望耿玉琨，着实令她“非常惊讶”。这名粉丝50来岁，对二老的经历和作品非常了解。见面时，耿玉琨和这名粉丝紧握着手，亲密地互相拥抱。
　　“我们这样两个已经过时的小小画家，何德何能受到这么多人的关注？我觉得我老伴一定也会感谢新科技，让更多的人知道丝绸之路。这不挺好的？”耿玉琨说。
　　“新事物对我来说太多太多了，所以我就得猛追啊。我看他们年轻人会，怎么我不会呢？我就要学啊。比如说我现在学电脑学了两年，一指禅就在那啪啪敲，敲了好几十万字。”耿玉琨亮出两根食指，得意地比画着。
　　每天散步锻炼，画画，讨论当天视频文案，配合拍视频，整理丝绸之路画作，耿玉琨很忙。
　　跟老伴在丝绸之路上奔波了半辈子，身边很多人曾担心耿玉琨会因老伴去世过度伤心影响健康。“他们不知道，老伴离开时，握着我的手，含着泪却说不出……”耿玉琨豁达开朗，唯有谈到此事时黯然落泪，“我知道他是心有不甘，他看不到‘孩子们’展现出去的那一天。所以我要坚强地活着，完成我们最大的心愿，给我们的丝路梦想画上句号。”
　　“网络这些东西我不适应，但我要适应现在的潮流。至于它是什么样的前途，我不可知。”耿玉琨说。
　　采访结束时已近傍晚7点，夏日的北京，天还透着白日的生机。耿玉琨坚持起身要送我们，走到门口，又蹒跚着迈步下台阶，想再送到院门，众人劝说，她才打住，身体侧倚着台阶旁的扶手，向我们挥手道别。鹤发童颜的她，笑得像个孩子，天真赤诚，让人心疼。
（参与采写：骆昱如 李泽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