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5日，是埃及苏伊士运河破土动工165周年的日子。
　　“你问我这条运河意味着什么，我想告诉你的是，那是我的家人和朋友埋葬的地方。”
　　开罗郊外，暖阳下，八旬老人瓦埃勒·卡杜尔坐在窗前，思绪飘向那条自己曾守护近半个世纪的河流。“可能在别人眼里，苏伊士运河只是一条贸易通道，但对埃及人来说，那里流淌着血和泪，那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
　　苏伊士运河的历史，就是一部埃及人民反帝反殖民斗争的历史，充斥着西方国家地缘博弈、债务陷阱等阴谋算计，也见证了埃及寻求独立自主、加强南南合作的奋斗历程。


　　英国历史学家乔治·柯克曾这样评价中东在世界地缘政治中的重要性：这里是“世界上两个主要人口和权力集中地区”之间交往的必经之路。谁主宰中东，谁就拥有使东西方之间“直接交往的通道畅通无阻、予以封闭或迫使重新开放的权力”。
　　埃及就地处欧、亚、非三洲交界的关键位置，也因此成为地缘政治博弈焦点。
　　18世纪末，先后迈入资本主义社会的英国和法国争相在全球范围内扩大殖民地。通过在物产丰饶的印度、东南亚等地劫掠资源和倾销商品，英国在这场“权力的游戏”中占据上风。攫取自东方的大量资源被源源不断运回国，成为延续帝国霸权的命脉。
　　由于苏伊士地峡的阻隔，英国与东方殖民地间无法直接通过海路开展运输，满载东方货物的帆船只能沿非洲大陆，绕行好望角。漫长的海上航行充满艰险，有统计称，当时每年在海上失事的英国船只达600艘之多。
　　法国人看准了英国的“七寸”。时任法国驻埃及总领事的查尔斯·马加利翁致信法国外交部长塔列朗指出：“（打通苏伊士水路航线）将掐断英国的印度输血管……（对英国的）影响堪比好望角航路开通后对热那亚、威尼斯的毁灭性打击。”
　　彼时，埃及仍在奥斯曼帝国控制之下。马加利翁在信中提出一个大胆计划：占领埃及。“法国如果能在开罗拥有主权，其结果堪比一个欧洲国家当下占据了好望角。”
　　马加利翁的建议被采纳。1798年，由3万余名法国士兵、300多艘舰船组成的军团，在时年29岁的拿破仑带领下远征埃及。
　　1798年7月21日，装备新式枪炮的法军在开罗以南6公里处遭遇埃及军队。埃及骑兵抽出弯刀发起冲锋。拿破仑指着不远处的金字塔对士兵们说：“你们来到这个国家是为了把居民从野蛮中拯救出来，把文明带到东方……”随即，他命令部队开炮。
　　大炮轰鸣，滑膛枪喷出火焰，冲锋中的埃及骑兵纷纷落马。亲眼目睹战事的埃及历史学家阿卜杜勒·拉赫曼·贾巴尔提这样描述当时的场景：“火药产生的烟雾变得漆黑，世界笼罩在尘埃与硝烟之中，人们似乎感觉到地在震动，天在崩塌。”此役，法军大获全胜。埃军约6000人死亡，而法军仅伤亡约300人。
　　拿破仑随即占领开罗。他给哥哥约瑟夫去信说：“埃及的土地丰饶富庶，举世罕见……但说起埃及人，他们都是未开化的野蛮人。”
　　马克思曾对被称为“野蛮人”的被殖民者与自诩为“文明人”的殖民者做过这样的对比：“半野蛮人坚持道德原则，而文明人却以自私自利的原则与之对抗。”西方打着“文明教化”旗号进行殖民扩张的结果，就是“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
　　最终，由于工程师的测量误差以及英国和奥斯曼帝国的军事干预，拿破仑在苏伊士地峡开凿运河的愿望未能实现，但殖民者已经萌生的贪念又岂会轻易作罢？
　　至此，埃及人围绕这条运河的百年屈辱史才刚刚拉开序幕。


　　在曾为苏伊士运河管理局工作了大半辈子的卡杜尔看来，真正促使埃及人在一个半世纪前走向沙漠开掘运河的，是心底那份对现代化发展的渴望。
　　19世纪中期，屡遭列强欺凌的埃及决意通过西式改革实现国家富强。此前通过武力强占埃及不成的法国人，看到了新的机会。
　　曾担任法国驻埃及亚历山大港副总领事的费迪南·德·莱塞普以顾问身份多次向埃及总督穆罕默德·赛义德力陈开挖苏伊士运河对于埃及发展的重大意义。
　　1854年11月15日，莱塞普与赛义德一道骑马走在地中海岸边，看到“一道从东到西横跨于海陆之上的彩虹”。莱塞普手指彩虹告诉赛义德，如果支持修建运河的计划，那他的功绩将如彩虹一般“在历史上永恒地发出如此耀眼的光芒”。
　　莱塞普后来在自传中回忆道，赛义德听后“脸上展现出友善的微笑，他紧紧握住我的双手，郑重作出同意的允诺”。
　　不久，赛义德与莱塞普签订开凿苏伊士运河的协议，埃及将运河开凿权以及管理权出让给莱塞普成立的国际苏伊士运河公司，并无偿提供工程所需土地以及五分之四的劳动力。
　　为筹集运河开凿所需的2亿法郎资金，国际苏伊士运河公司对外发售40万股股票，但在法国仅售出一半多。除了埃及购买的不到10万股，给英国、美国、奥地利和俄国预留的其余股票均无人问津，因为很多人都不相信这个项目能够成功。法国人于是想方设法迫使埃及人买下剩余所有股票。
　　为支付这笔巨款，赛义德不得不以极高利率向英国和法国大额举债。由此，埃及一步步迈入一个西方设置的债务陷阱。
　　1859年4月25日，莱塞普在塞得港挥动铁锹，苏伊士运河挖掘工程正式开工。此后10年间，埃及付出约12万劳工生命的惨痛代价，开挖土方7400万立方米，建成一条长164公里，宽52米的水道，将红海与地中海连通。
　　运河建成后，从英国伦敦到印度孟买的航程由10700公里缩短至6250公里，英法与东方殖民地间的往来成本大幅降低。
　　但对埃及而言，噩梦才刚刚开始。
　　由于运河建设过程中成本不断飙升，埃及只能一次次向英法借贷。埃及的铁路、土地甚至未来的运河收益，都被悉数抵押给欧洲人。运河建成之日，埃及财政已濒临破产。
　　回顾这段历史，德国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罗莎·卢森堡指出：“欧洲资本几乎吞噬了埃及的农业经济，大片的土地、劳动力以及劳动成果，最终都被一点一点累积，并转化成为欧洲的资产。”
　　从运河开建到19世纪70年代中期的10余年里，埃及的外债增加23倍，而国家收入仅增加5倍，债务偿还占国家总收入的三分之二。1876年，埃及再也无力偿还像滚雪球般不断叠加的债务，宣布破产。英国人趁机以低价收购了埃及拥有的苏伊士运河40%多的股份。
　　借助金融手段，“文明人”轻而易举地将“野蛮人”在自己的土地上以十年血汗、十多万白骨建成的运河收入囊中。“那是埃及历史上不堪回首的一页。”卡杜尔面露悲戚。
　　但殖民者的胃口并未满足。1882年，为彻底控制苏伊士运河，英国人出兵占领埃及全境。
　　法国学者雅克·贝尔克如此评价埃及的这段历史：“埃及不过是充当公债的抵押品，底层是埃及古老而贫困的人民……最上层是由英法两国金融界和外交领事分掌的中央银行权利和运河管理机构，系统地将这个国家的财富、出产与盈余通过频繁的转账、债券和苏伊士运河源源不断地转移到伦敦、巴黎、维也纳、柏林……一座牢不可破的（殖民）大厦在短短几十年间，就建立起来了。”


　　坐落于苏伊士运河中段伊斯梅利亚市的一处精致法式庭院，曾是运河开凿时期莱塞普为国际苏伊士运河公司精心挑选的总部所在地。如今，这里已成为一座以苏伊士运河为主题的博物馆。
　　馆内收藏着运河开凿时期的许多历史遗存，其中部分藏品是由运河挖掘工程参与者保存下来的施工现场图像资料。
　　一张张图片中，能看到当时先进的蒸汽挖沙船、林立的大型起重设备、闲聊的白人监工，但很少出现普通劳工的身影。挖掘运河的工人都去哪儿了？
　　美国新泽西理工学院学者穆罕默德·贾迈勒丁在研究苏伊士运河史料后发现，埃及劳工被运河历史的记录者刻意排除在档案之外。
　　运河开凿过程中使用的劳工，几乎全都是埃及农民。从开工到通航的10年间，埃及累计征调150万人参与建设，这是古埃及法老建造最大的胡夫金字塔时所征用劳工的15倍。为满足法国人对工期的要求，埃及总督赛义德甚至下令将军队规模从6万人裁减到1万人，让复员的5万军人都去修运河。
　　投入如此巨大人力，是因为机械设备的匮乏。与博物馆图片显示的工地现场大型机械设备随处可见的情景不同，事实上，运河的大部分挖掘工作都是靠工人用铁锹等原始工具完成。
　　曾在埃及生活的哥伦比亚作家路易斯·卡洛斯·巴拉甘认为，欧洲殖民者试图将埃及人从运河历史的记忆中抹除。“那些没有埃及人的图片，不仅生动展现了殖民主义是如何解释、篡改并控制埃及形象的，也证实了欧洲将欠发达国家边缘化的（欧洲）中心主义。”
　　由于运河地处沙漠腹地，饮水匮乏是工人面临的主要问题。按照国际苏伊士运河公司与埃及政府的协议，工程方应当首先修建淡水渠，将水引到施工现场，然后再开始运河挖掘。但莱塞普为了尽早完工，在淡水渠尚未建成时就动工。工人们只能依靠骆驼运水或在沙漠中打井，但这远不能满足数万人的饮水需要，工地上几乎每天都有人渴死。
　　恶劣的生活条件加上高强度的体力劳动，导致瘟疫流行成为常态。天花、霍乱、肝炎、肺结核等传染病时常暴发。在1865年一次霍乱流行中，大批工人倒毙，尸体遍布工地，一时竟找不到人收殓。
　　如此恶劣的工作条件仅属于埃及人。法国学者娜塔莉·蒙特尔曾在《苏伊士运河施工现场1859-1869》一书中这样描述运河工地周边两种截然不同的场景：一边是外国人享受着专属的银行、面包店和酒吧，另一边是烈日下忍饥挨饿的工人们在痛苦劳作。
　　运河落成前夕，法国雕塑家弗雷德里克·奥古斯特·巴托尔迪访问了埃及。他提议，在运河北端的塞得港竖立一尊以埃及农民为原型的雕像。巴托尔迪还为雕像画出了草图：一位身着长袍的阿拉伯女性，手擎火炬，高高扬起，寓意“埃及为亚洲带来光明”。
　　然而，浪漫的雕塑家并未读懂政客的心思。他的方案遭到拒绝，理由是“资金不足”。运河建成后，在塞得港立起的是法国人莱塞普的雕像。


　　尽管有多位亲友在那场因收回运河而引发的战争中丧生，但卡杜尔仍为68年前埃及总统纳赛尔那个“改变埃及命运”的决定而感到骄傲。
　　二战后，随着英法等老牌殖民帝国实力一落千丈，独立斗争风潮在长期遭受剥削压迫的亚非各殖民地兴起。
　　1952年，以纳赛尔为首的埃及军官组织发动革命，推翻亲西方的法鲁克王朝。次年，埃及共和国成立。
　　1956年7月26日，10万埃及民众聚集在亚历山大市解放广场，参加革命四周年庆祝活动。纳赛尔面对众人慷慨陈词：“100年前，莱塞普告诉埃及人‘我是你们的朋友，我来造福于你们，并为了你们的利益而在两海之间开凿运河’……但这份‘友谊’和‘承诺’的结果，是1882年英国对埃及的全面占领。”
　　“苏伊士运河是埃及人的运河……我们决不再让帝国主义和剥削者主宰我们，我们决不再让历史重演！”在热烈的欢呼和掌声中，纳赛尔宣布，他已签署法令，正式将苏伊士运河收归埃及所有。
　　从起初试图通过效仿西方模式的改革摆脱贫穷落后面貌，在殖民者精心编制的幻景中不惜代价开凿运河，到破除对西方的幻想，赶走殖民者，收回运河，谋求独立自主，埃及人走过了近一个世纪。
　　纳赛尔将苏伊士运河国有化的决定，在英国和法国看来影响到其核心利益。在威逼利诱失败后，英法决定联合当时与埃及交恶的以色列，通过发动战争推翻纳赛尔政府，夺回运河控制权。
　　10月29日，以色列不宣而战，对埃及西奈半岛发起进攻。随后，英法以“维护运河航运安全”为由介入，出动大量舰船和战机，对埃及狂轰滥炸。这就是第二次中东战争。包括卡杜尔多名亲友在内的数千名埃及人，在这场战争中丧生。“这是永远都抹除不了的记忆。”卡杜尔声音哽咽。
　　开罗市中心的纳赛尔博物馆记录着这段历史。绿树掩映中，这栋看起来毫不起眼的灰色小楼就是纳赛尔从发动革命到去世前一直居住的地方。
　　工作人员埃哈卜·卡里尔带记者来到纳赛尔生前使用的会议室。房间里摆放着数十张领导人肖像，有印度前总理尼赫鲁、越南领导人胡志明等，正中位置是一张周恩来总理的照片。“这些都是我们的朋友，他们都曾对埃及独立事业提供过重要支持。”卡里尔说。
　　埃及人民的反殖民反侵略斗争，在同样曾遭受西方压迫的其他国家引发强烈共鸣。万里之外的新中国也加入声援行列：北京市民举行游行，表达对埃及的支持；中国政府以2000万瑞士法郎现汇援助埃及政府；中国红十字会捐赠价值10万元人民币的医药物资……
　　为表达感谢，纳赛尔致信周恩来：“你们对于我们维护自由和独立而进行的斗争所给予的支持，加强了我们对自己正义事业的信心。我们有决心去粉碎……侵犯埃及主权的帝国主义企图。”
　　为防止苏伊士运河再度落入帝国主义国家之手，埃及在苏伊士运河自沉船只数十艘，使其彻底断航。在埃及人民破釜沉舟的决心面前，在国际社会强烈声讨的压力之下，侵略者最终撤出了埃及。
　　1967年，在美英怂恿下，以色列发动第三次中东战争，入侵埃及并占领西奈半岛，迫使埃及再次封锁苏伊士运河长达八年之久。
　　1970年9月28日，为埃及以及阿拉伯世界独立事业奋斗一生的纳赛尔因心脏病发作逝世，年仅52岁。在他的葬礼上，几乎所有阿拉伯国家领导人到场。超过500万埃及民众走上街头，送别这位带领埃及摆脱殖民统治的领袖。
　　“纳赛尔是我们所有埃及人的父亲。有了他，才有了今天的埃及。”卡里尔说。
　　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学者盖伊·拉伦在《苏伊士运河危机起源》一书中曾这样总结这段历史：苏伊士运河的国有化，让埃及人以及其他阿拉伯国家和被殖民国家的人们欢欣鼓舞，因为纳赛尔此举将他自己、埃及乃至整个“非白人世界”，从历史进程的客体，转变为历史进程的主体——曾经的被殖民者开始主宰自己的命运。


　　如今，苏伊士运河已成为全球贸易的咽喉要道。高峰时期，全球平均每天约30%的集装箱和超过100万桶原油经过这里被送往世界各地。行走在运河岸边，常遇到不同肤色的游客，三两成群拍照打卡，满载货物的巨轮缓缓驶过。清风暖阳、碧海蓝天，历史的硝烟似乎已随风消散。
　　然而，在平静的表象下，埃及摆脱西方控制的斗争并未结束。
　　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美欧主导的国际金融机构通过大额援助和贷款，诱导埃及进行新自由主义改革，对西方资本彻底打开大门。一个多世纪前，英法正是通过这类金融游戏，将苏伊士运河据为己有。美国学者莱夫滕·斯塔夫罗斯·斯塔夫里亚诺斯在1981年出版的《全球分裂：第三世界的历史进程》中指出，西方“不能容忍埃及政治上和财政上的独立”。
　　在发展道路上一次次被西方坑害的埃及人正在思考，如何才能摆脱延续百年的发展魔咒？
　　在卡杜尔看来，历史已经给出答案。“想想过去吧，谁曾压迫过我们？谁曾帮助过我们？谁对我们所经历的苦难感同身受？我们的朋友在东方！”
　　2013年中国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后，埃及成为最早加入的国家之一。2024年1月1日，埃及正式加入金砖合作机制。如今，在苏伊士运河两岸，平等互惠的合作之树已结出硕果。
　　在运河伊斯梅利亚段，一座由中国企业承建的双翼平旋铁路桥已完成各项应用测试，进入项目移交最后阶段。随着巨大的机械转动装置启动，重1.5万吨、总长640米的大桥两翼缓缓旋转，宛如两条巨臂，在运河中间稳稳相握，将亚非两洲相连。大桥正式启用后，将成为埃及对西奈半岛进行开发建设的核心通道。
　　在运河以南不到50公里的沙漠中，一座现代化工业新城初具规模，这就是由中国企业和中非基金共同出资建设的中埃·泰达苏伊士经贸合作区。作为中埃共建“一带一路”示范项目，合作区已吸引超过140家企业入驻，涉及新型建材、石油装备、高低压设备、机械制造等行业，带动当地就业超5万人。一些中国企业带来的生产链，直接填补了埃及相关产业的技术空白。埃及总理穆斯塔法·马德布利称赞合作区“是埃及工业园区发展的理想典范”。
　　在运河对岸的西奈半岛南部，一座由埃及和沙特合作建设的沙漠新城正拔地而起。根据规划，这座新城将在2039年完成初步建设，成为中东地区重要的旅游、商业、科技中心。在埃及新行政首都、红海海岸旅游景区等地，埃及与金砖国家的经贸合作项目也越来越多。
　　截至2023年，埃及与金砖国家的贸易往来总额已占该国对外贸易总额的三分之一以上。目前，埃及还在积极推进与金砖国家建立本币贸易结算体系，以减少对美元的依赖。
　　“（埃及）期待着与金砖成员国的合作……以共同提高全球南方国家的声音，促进发展中国家的权益。”在获邀加入金砖机制后，埃及总统塞西第一时间表达谢意。
　　历经百年沧桑的苏伊士运河，正见证古老文明开启新的历史篇章。
　　现在居住在开罗的卡杜尔仍会不时回到运河，去曾经工作的地方看看。“那是我们独立梦想实现的地方。我相信，那里也会成为我们发展梦想实现的地方。”


　　开掘苏伊士运河是埃及人延续千年的梦想。为了开掘运河，埃及几乎承担了所有费用，并因此背上巨额债务，上百万埃及儿女为之付出巨大牺牲。
　　英法殖民者利用埃及人的梦想，在运河开掘完成后长期霸占运河，并对埃及实行殖民统治，攫取埃及资源，使得苏伊士运河和埃及都附属于殖民国家。
　　纳赛尔总统带领埃及人民收回运河，在埃及现代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为阻挠埃及人拿回本属于自己的运河，英法等国不惜对埃及开战，但通过无数埃及儿女不惜生命的无畏斗争，我们最终成功，这是埃及人的荣光。
　　今天，苏伊士运河已成为助推埃及乃至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贸易通道。我们不会让过往成为发展的负担；走在自主发展的道路上，我们也不会忘记那段被殖民、被欺压、被掠夺的历史。作为教育工作者，我们会把这段历史告诉下一代，让他们铭记历史。
　　埃及是发展中国家的一员。我们与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同样曾经遭受殖民者侵略的中国，有着深厚的友谊和相近的文明。我们正通过与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加强合作，来推动埃及发展进入新阶段。正是基于这样的期待，我们加入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并在今年成为金砖国家正式成员。
　　如今，在苏伊士运河沿岸的中埃·泰达苏伊士经贸合作区，在埃及的新行政首都，到处都能看到埃及与发展中国家合作结出的硕果。
　　一个地理位置优越、基础设施完备的埃及，正向所有全球南方国家敞开怀抱。发展中国家应该更紧密地携起手来，利用彼此的优势和巨大市场，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共同实现发展愿景。　　 （记者陈梦阳 赵文才 姚兵；
参与记者：刘品然 杨依然 王东震 赵曼君）　　　　 新华社开罗4月24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