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基加利4月15日电（记者周楚昀　吉莉　董江辉）4月7日，在卢旺达首都基加利的基加利大屠杀纪念馆，卢旺达总统保罗·卡加梅与出席纪念活动的各国政要向大屠杀遇难者敬献花圈，随后共同点燃纪念火炬。
　　火炬将燃烧100天，以纪念30年前那场百日惨剧。
　　1994年4月7日起的100天里，约100万卢旺达人惨遭屠戮，其中大部分是图西人。这是一场惨烈的同室操戈，该国胡图武装分子殴打、折磨、强奸、杀害图西平民，其中包括大量妇女儿童。许多杀人者并非军人，而是平民百姓，凶器也不是枪支炸弹，而是平日劳作所用的砍刀棍棒。
　　这场种族灭绝事件发生在讲同一种语言、信奉同一种宗教的胡图人和图西人之间，但其祸根却是由西方殖民者所埋下，是“分而治之”的殖民统治策略所带来的恶果。时至今日，非洲一些地方的种族矛盾和冲突背后，仍然有西方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的影子。


　　卢旺达位于非洲中部，素有“千丘之国”之称。在丘陵起伏间，湖光山色交相辉映，河流滋养着盎然绿意。
　　16世纪，图西人在此建立封建王国，被称为“姆瓦米”的国王依靠众多图西和胡图酋长组成的行政架构管理着整个国家。
　　胡图和图西是该国的两个主要族群，前者以务农为生，占人口多数，后者放牧，人数相对较少。两个族群语言、宗教相同，世代混居和相互通婚。两个族群成员的身份存在一定流动性，比如，胡图人可以因为获得大量牲畜或其他财富而被视为图西人，而失去牲畜等财富的图西人则会被视为胡图人。
　　“在殖民者来到卢旺达之前，胡图、图西等部族和睦相处，在社会分工中扮演着不同角色。”卢旺达政治评论家让-巴蒂斯特·加索米纳里说。
　　19世纪末，在欧洲列强瓜分非洲的狂潮中，卢旺达沦为德国殖民地。西方“文明人”不仅带来了残暴统治，也带来了“种族科学”，彻底颠覆了胡图人和图西人数个世纪的和睦相处。
　　19世纪的英国探险者约翰·汉宁·斯佩克在其著作《尼罗河源头的发现之旅》中鼓吹“优等种族征服劣等种族”，这被当时急于为海外殖民扩张寻找依据的欧洲列强奉为圭臬。
　　按照这套理论，白人“优于”非洲黑人，而非洲人也要分出“优劣”。德国殖民者于是把长相更接近欧洲人的图西人视为“优等种族”，将他们作为“代理人”，利用他们来统治卢旺达。
　　一战结束后，在卢旺达人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比利时从战败的德国手里接管了卢旺达。随后，比利时科学家带着秤、卷尺以及卡尺来到这里，测量当地人的头颅、面部和体形，以“科学”区分图西人和胡图人。他们由此获得“重大发现”：图西人鼻子长度的中位数比胡图人多2.5毫米，宽度则少约5毫米。
　　以这些微小的差异为依据，比利时殖民当局自1933年起在卢旺达人的身份证上强制标记“胡图族”或“图西族”的种族身份。据记载，当时胡图人约占卢旺达总人口的85%，图西人约占14%。
　　事实上，殖民者强行划分种族的做法并不科学。“你分不清我们，我们自己都分不清。”曾担任卢旺达国民议会副主席的劳伦特·恩孔戈利告诉美国作家菲利普·古雷维奇，被登记为图西人的他就曾在胡图人聚集区被当地居民认作“自己人”。
　　西方殖民者之所以玩弄这套种族身份把戏，根本目的是想对殖民地人民分而治之。这给卢旺达埋下了一颗极端危险的定时炸弹。


　　乌干达政治学家马哈茂德·马姆达尼深刻揭示了殖民者的间接统治之术，指出这种策略不仅捏造了种族差异，而且进一步放大了这一差异。
　　起初，欧洲殖民者试图通过“直接统治”来改造海外殖民地，但很快发现难以用同化方式控制拥有悠久社会传统的一些殖民地，当地反抗活动此起彼伏，导致殖民统治成本很高。
　　为挽救英国在印度陷入危机的殖民统治，英国法学家亨利·梅因提出一套分而治之的殖民策略，根据当地人的种族、语言、文化和宗教等差异对其进行分化，拉拢、同化部分群体，扶植地方精英，实行间接统治，以此转移当地人对殖民者的仇恨。
　　19世纪末，梅因的著作成为印度殖民当局官员的“必读书籍”，其殖民策略在英国控制的马来半岛以及荷兰统治的印度尼西亚等地广泛推行，并逐渐推广到埃及、苏丹和非洲其他国家。
　　随着时间推移，“分而治之”已不再仅仅是简单地分化当地人，而是对非洲进行“再定义”。西方将非洲人划分为不同群体，编造他们的传统文化，篡改他们的历史。殖民者根据所谓“含米特假说”宣称，肤色浅、相貌好看的外来移民含米特人对非洲原住民进行了“文明开化”。在卢旺达，图西人被界定为“文明开化的含米特人”，而胡图人则被视为“原始野蛮的原住民”。
　　比利时殖民当局在卢旺达延续了德国的“亲图西政策”，图西人在军政系统中占据重要职位，胡图人则受到压制。胡图酋长被替换为图西人，胡图学生在学校中的比例受到严格限制，胡图毕业生也更难找到体面工作。
　　比利时殖民当局为修建公路、种植用于出口的咖啡等作物，在卢旺达实行强迫劳役。据记载，当时一个卢旺达男子一生中超过一半的时间都要被迫从事各种劳役，如果反抗就会遭到毒打和折磨。而征召的主要对象就是胡图人。
　　美国作家古雷维奇在《向您告知，明天我们一家就要被杀：卢旺达大屠杀纪事》一书中写道，比利时殖民者命令图西人：“要么你拿鞭子抽胡图人，要么我抽你。”在胡图人眼中，图西人变成另一群“殖民者”，仇恨的种子由此在心中生根发芽。
　　“在卢旺达，殖民者不是‘加剧’了分裂，他们‘创造’了分裂。”加索米纳里说，“殖民者很难掌控一个团结、统一和和平的国家。因此，他们分裂非洲国家，削弱我们的力量，夺走我们的矿产和黄金。”


　　二战过后，反殖民思潮席卷世界。在卢旺达，无论是胡图人还是图西人，都不愿再忍受殖民压迫，开始对殖民者发起挑战。
　　比利时殖民当局逐渐意识到形势不妙，转而支持力量逐渐壮大的胡图人，摆出“调解”卢旺达民族矛盾的姿态，将自己伪装成“和平的守护者”，试图以此挽救行将就木的殖民统治。
　　“被殖民者反对殖民者的最后斗争，往往就是被殖民者相互间的斗争。”法国作家、革命家弗朗茨·法农的论断，反映出殖民者为竭力维系自身统治而转移矛盾所带来的恶果。
　　1959年，卢旺达爆发“社会革命”，胡图人把愤怒的矛头指向图西人。冲突随之而来，数十万图西人被迫逃往邻国寻求庇护，其中包括年仅2岁的保罗·卡加梅。
　　对局势失去掌控的比利时人放弃“中立”，彻底倒向胡图人。在殖民当局暗中支持下，胡图人在1960年地方选举中取得压倒性胜利。1962年，卢旺达独立，胡图人格雷瓜尔·卡伊班达成为第一任总统。新政府在政治领域驱逐图西人，禁止图西人上高中和大学，并在就业上针对这个族群设置障碍。
　　“我以前没有意识到我是图西人，直到我开始在学校里受到歧视，所有政策都偏向胡图儿童。”51岁的图西人、大屠杀幸存者杰奎琳·穆卡马纳说。由于歧视政策，她在小学六年级时被迫辍学。
　　数十万分散在周边国家的难民仍怀揣重回祖国的希望。1990年10月，由流亡乌干达的图西人组成的卢旺达爱国阵线与卢旺达政府军发生冲突，他们要求返回故土并享有作为卢旺达人的权利。
　　西方的干预令局势变得更加复杂。法国为与“盎格鲁－撒克逊阵营”争夺在非洲大陆的影响力，向亲法的卢旺达胡图人政权提供武器和训练指导，支持其打击与乌干达等前英国殖民地有密切联系的图西武装。
　　1993年8月，胡图人朱韦纳尔·哈比亚利马纳担任总统的卢旺达政府与卢旺达爱国阵线签订《阿鲁沙和平协议》，旨在解决权力分享、难民回国等关键问题，以结束长达三年的内战。
　　正当人们为和平的到来而松一口气时，1994年4月6日，在基加利机场附近，一架飞机被击中坠落。机上的哈比亚利马纳、布隆迪总统西普里安·恩塔里亚米拉等高官全部遇难。
　　这一事件就像一颗落在火药库里的火星，彻底引爆了卢旺达国内矛盾。


　　基加利大屠杀纪念馆展出的一张殖民时期老照片上，一双白人的手正在用卡尺测量当地人的鼻子长度。这把尺子造成的割裂，最终演化为一把把滴血的砍刀。
　　空难发生后，胡图极端势力迅速组建卢旺达临时政府，军队和胡图民兵在基加利四处筑起路障，严密检查人们身份证上的种族信息。
　　密谋已久的大屠杀开始了。臭名昭著的“千山自由广播电台”宣称“图西蟑螂”杀害了总统，煽动所有胡图人去“砍掉高树木”。胡图民兵拿起棍棒砍刀，残杀无辜的图西人。
　　昔日的友邻也变为仇敌，胡图平民举起武器砍向图西邻居，抢掠、烧毁他们的房屋。短短一周内，基加利有2万人丧生。就连胡图人中的温和派、女总理阿加特·乌维林吉伊马纳也被胡图民兵杀害。
　　屠杀迅速蔓延到全国各地，多年的混居使得村民十分清楚邻居的种族身份，许多躲藏到田野、森林、沼泽和山丘中的图西人也无法幸免。妇女当着自己家人的面遭到殴打、强奸、虐待，最后被杀害。孩子们眼睁睁看着父母被虐杀，然后就轮到他们自己。
　　“我失去了65名家庭成员。最后，我们设法找到并埋葬了其中21人。”当时，图西人杰奎琳在附近挤牛奶逃过一劫，回到家后看到的是亲人横死的惨状。
　　她和一些幸存者逃到附近的尼亚玛塔教堂寻求庇护，那里挤满了恐惧、绝望的平民。“我们以为不会有人在教堂杀人，但很快民兵来了，他们用手榴弹和枪摧毁了教堂。”
　　尼亚玛塔教堂位于东方省布盖塞拉地区，红色砖墙上的弹孔和豁口如今仍然清晰可见。教堂旁的遇难者遗物展厅里还放着小学生的作业本和文具，但它们的主人再也回不到课堂。
　　教堂后面的“万人坑”旁，竖立着遇难者名单墙。据讲解员介绍，有6000余个名字记录在墙上，“更多的遇难者至今查不到身份，很可能他们的家人也不在了”。
　　在持续百日的大屠杀中，卢旺达全境血流成河，尸骸被随意丢弃在房屋中、田野里、马路上。桥梁、道路、医院、学校等公共设施也遭到破坏，暴力和绝望笼罩着整个国家。


 　“国际社会辜负了我们所有人，无论是出于蔑视还是懦弱。”2024年4月7日，卡加梅在大屠杀30周年纪念活动上回顾那个至暗时刻。
　　卢旺达地方政府当局协会秘书长拉迪斯拉斯·恩根达希马纳告诉新华社记者：“当我们谈起所谓的国际社会时，更多是指西方世界。”
　　二战后，联合国于1948年通过《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决心不再让种族屠杀的悲剧重演。然而，当卢旺达发生大屠杀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却选择了沉默，任由暴力蔓延。当时，美国政府高官拒绝使用“种族灭绝”一词来定义此事，目的就是逃避履行《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规定的救援义务。真正的原因，其实是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在卢旺达大屠杀期间一次讲话中所说的：“我们最终是否干涉世界上任何一个种族冲突，必须取决于美国利益的份量。”
　　大屠杀十周年时，在这场惨剧发生时担任联合国卢旺达援助团指挥官的加拿大人罗密欧·达莱尔回到卢旺达。他对当年西方的袖手旁观给出了这样的分析：“当时，它们关心的是南斯拉夫，是与欧洲安全保障紧密相关的复杂问题，而在卢旺达发生的只是部族纷争。而且南斯拉夫是白人社会，卢旺达是黑人国家，在战略上也不具有重要意义，甚至被认为是‘人口过剩国家’。”
　　1994年7月，时任卢旺达爱国阵线领导人卡加梅率军攻入基加利，很快便控制全国，终结了这场百日惨剧。此后，约200万胡图人因担心遭到报复而逃往邻国成为难民，难民营人满为患、脏乱不堪，数以万计的卢旺达人死于疾病和饥饿。
　　在基加利大屠杀纪念馆展厅墙上，刻着一位幸存者的控诉：“当人们在纳粹大屠杀之后说‘不会再让其发生’时，是否只是针对一些人，而不是针对所有人？”
　　30年过去了，虽然卢旺达已走出阴影，但在欧洲殖民者瓜分非洲的柏林会议过去140年、粉碎殖民主义的非洲独立运动过去60多年的今天，一些非洲国家仍饱受种族矛盾、宗教矛盾等殖民遗毒之苦，深陷冲突战乱之中。
　　政治学家马姆达尼认为，这些内部分裂的种子源自西方殖民者“分而治之”的策略，在殖民统治时代就已生根发芽。即便在这些国家独立之后，依然受到外部势力影响，导致国内矛盾难以化解。


　　大屠杀过后，卡加梅接手的是一个满目疮痍、四分五裂的国家，基础设施被毁，数百万人流离失所。如何重建家园，是摆在新政府面前的首要难题。
　　1994年7月，卢旺达爱国阵线宣布组建民族团结政府，高层官员既有胡图人，也有图西人。新政府修改宪法，取消身份证登记的种族类别。这里再也没有胡图人和图西人，他们只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卢旺达人。
　　大屠杀对卢旺达司法体系造成了严重破坏。据联合国统计，1995年11月，卢旺达仅有284名能够审判案件的法官——这个数字在大屠杀前是800名，而卢旺达有10多万人被控参与种族灭绝。如果完全依赖力量薄弱的司法系统，大量嫌疑人永远等不到接受审判的那天。
　　因此，卢旺达政府在推动联合国成立相关特别法庭“严惩首恶”之外，设立“加卡卡”民间法庭，将大屠杀的受害者和行凶者送到这种草地上的“社区法庭”，让卢旺达人了解大屠杀的真相，见证行凶者的认罪和忏悔，鼓励受害者宽恕和谅解，从而弥合族群之间的裂痕。
　　杰奎琳也参加了“加卡卡”法庭的审判。“肇事者告诉我真相，他们道歉、请求原谅，说他们被种族灭绝政权误导了，告知我倾倒我亲人遗体的地方。我设法找到了亲人们的遗体，并体面安葬了他们。”
　　自2002年起，卢旺达全国设立了超过1.2万个“加卡卡”法庭，审理了190多万起案件。通过还原真相，卢旺达人迈出推动民族和解的重要一步。
　　“和解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杰奎琳说，“我已经原谅他们了。”
　　如今，杰奎琳住在布格塞拉地区的姆比约团结和解村，这是卢旺达政府为贫困的幸存者、大屠杀肇事者以及其他民众安排的，在帮助他们恢复生活的同时，通过交流促进和解、重建信任。
　　在大屠杀中失去亲人和财产的杰奎琳选择来到这里，在社区帮助下开启了新生活，与丈夫育有4个孩子。“我现在生活在一个安全可靠的国家。我有家、有孩子、有饭吃，还有自己的房子和土地。”


　　凭借稳定的政局、良好的治安和高效廉洁的政府，卢旺达近年来经济社会发展成绩十分亮眼。据世界银行统计，2010至2019年的十年间，卢旺达经济年均增长7.2%，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4.5%。2008年，基加利成为首个获得“联合国人居奖”的非洲城市。
　　卢旺达政府深知，贫困是导致族群冲突、社会分裂的重要原因之一。只有消除贫困、实现公平发展，才能实现社会稳定，促成真正的民族和解。卡加梅曾说：“我们不能忘记我们来自哪里，但必须更加关注我们的未来。我们希望看到一个团结、繁荣的国家，让每个公民都能过上正常生活。”
　　卢旺达从当地的互助传统中寻找灵感，推出一整套加快经济社会发展的“本土解决方案”。以“祝福你有头牛”项目为例，政府向贫困户发放奶牛，每头奶牛产下的第一头小牛犊会被送给下一户人家。这不仅帮助了贫困户，也增进了邻里之间的感情。
　　除了奶牛，杰奎琳如今还养了2只小猪，种植玉米、红薯等作物。她还与村里十几位妇女一起创建了名为“激进前行”的合作社，编织贩卖一些精美的小装饰品以补贴家用。
　　“‘激进前行’的意思是让我们向前迈进。”杰奎琳坐在简单整洁的客厅里，对现在的平静生活表示满意。“我们的村庄从大屠杀的灰烬中重生了。”
　　“大屠杀之后，国家被彻底摧毁，卢旺达政府和人民必须做出选择。”加索米纳里说，“他们选择了和解，努力重建国家并恢复卢旺达的形象，建设并发展全新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机构，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结果：一个虽然面临许多挑战却富有活力的国家，它的进步有目共睹。”
　　作为全球南方的一员，卢旺达以加强南南合作作为对外交往重要方向。由政府资助的机构“卢旺达合作倡议”2018年成立，旨在向全球合作伙伴展示卢旺达转型历程的创新举措，加强发展中国家间探索发展之道的交流合作。
　　卡加梅曾多次到访中国，表示希望借鉴中国经验，探索符合卢旺达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2018年，卢旺达加入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据统计，中国企业修建的公路占卢旺达国家公路总里程70%以上，这些公路成为支撑卢旺达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动脉，让卢旺达从“陆锁国”变为“陆联国”，给卢旺达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
　　2023年9月，纪念联合国南南合作日活动在基加利举行。卢旺达外交与国际合作部负责东非共同体事务的国务部长梅纳西·恩舒蒂呼吁：“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思考南南合作所蕴含的巨大潜力。它不仅限于交流思想或签署协议，而是要建立持久的团结纽带，从而提升我们的国家，改变我们的未来。”
　　【专家观点】卢旺达地方政府机构协会秘书长恩根达希马纳：
　　在殖民者到来前，卢旺达是一个有着自身严密的行政管理结构、统一的军队以及讲同一种语言的民族国家。
　　胡图人和图西人原本只是不同的社会身份，但殖民者将其用作一种政治工具。殖民当局将长期共同生活的胡图人和图西人定义为不同种族，图西人被刻意定义为“外来移民”和“统治阶级”，这为后来的部族冲突埋下了祸根。
　　“分而治之”策略是殖民者在卢旺达统治的基石，意味着对非洲国家传统体制的摧毁。西方殖民者以拥有牛的数量、体貌特征差异等为标准对卢旺达人民进行分化，在卢旺达等殖民地强制推行西方制度和信仰，把殖民地人民从其自身传统制度和思想文化中剥离。
　　殖民统治带来的分裂主义给非洲国家带来恶劣影响。我们被迫摒弃自己的价值观、语言和身份，接受一种外来的身份认同。这种殖民遗毒在尼日利亚、喀麦隆、索马里、苏丹等非洲国家引发了冲突和战争。
　　作为非洲人，我们有责任重新审视我们的身份认同，重建非洲的治理体系，用我们自己的治理方式建设一个团结、繁荣、发展的非洲，实现真正的独立。
　　卢旺达通过汲取传统价值观的力量，帮助人民成功重建了国家。例如，在每月最后一个星期六的义工日，鼓励卢旺达人共同参与社区工作，目的是将大家聚在一起，加强交流、相互支持。卢旺达今天的成功正是建立在这种团结愿景之上。
　　一些西方大国在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的同时，也会干预这些国家的政治，支持其国内的反对派，试图以此维持西方在非洲等地的影响力。我们也总是被要求在西方国家关注的一些问题上“选边站队”。
　　非洲人应该管好自己的事情。在非洲，南南合作将让我们共同面对挑战，寻找自己的解决方案，分享共同的机遇。在此背景下，卢旺达成立了“卢旺达合作倡议”，不仅讲述我们成功的故事，也是分享我们的历史和面临的挑战，并通过与其他国家交流找到解决发展问题的方法。
　　中国与非洲和卢旺达的合作方式值得称颂。中非合作论坛并非新的殖民工具，而是一种平等合作的平台。中国的发展模式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借鉴，它旨在帮助国家摆脱贫穷落后，迈向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是预防冲突的关键，而基础设施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