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恋爱，人们往往会想到年轻人，很少有人会联想到老年人。然而，对老人而言，能拥有一份简单、纯粹的爱情，或许是夕阳中最靓的一抹颜色。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在江苏省南通市采访发现，单身老人“搭伙养老”的现象日益普遍，老年人在追求感情过程中，依然面临传统观念审判、子女的亲情羁绊、预期的财产纠纷等多重阻碍。随着老龄化进程加快，“黄昏恋”的“苦涩”及其可能引起的家庭伦理危机，均需引起关注。


　　2023年12月14日，海安市恒源康复护理中心88岁的丁锦秀与73岁的张发美“喜结连理”。护理中心100多位老人参加了他们的仪式，分享了他们的幸福。
　　此事本非一帆风顺，仪式之后又起波澜。
　　康复护理中心行政院长陈洁说，这里的老人多数是单身，平时在一起活动，打牌、聊天、吃饭、发呆，相安无事。丁锦秀与张发美此前并不相识，在康复护理中心，他们先后入住同一楼层。一段时间后，丁锦秀特别喜欢跟张发美“腻”在一起，每天好像有聊不完的话。两人走路手牵手，相互喂饭。其他老人看在眼里，开始窃窃私语、议论纷纷。
　　看到二人如此甜蜜，不如让他们名正言顺在一起。陈洁把这种想法告诉了投资人谢进平，却被一口回绝。“没有先例，不能让他们乱来。我宁可拒收其中一位老人，谁调皮，就让谁回家或转院。”谢进平让陈洁分别征求双方老人子女的意见，表明态度。
　　没想到，双方子女很开明，都表示尊重老人的想法。他们还愿意另外出钱，委托中心为老人操办仪式。双方子女表示，“老人辛苦了一辈子，以后的生活就随他们心意吧。只要老人高兴就好。”
　　子女的态度让谢进平犹豫了，他同意了陈洁的设想。
　　“这些老人大多单身一二十年，有异性关心，当然很开心。如果老人能放得开，我们为什么不能放开点呢？”陈洁开始为老人的“婚礼仪式”做准备——一人一身红衣服、一对胸花、一对绣球，还买了喜糖、水果之类的，让更多老人分享。
　　“那一天，能够自理的老人都来参加他们的仪式。现场很热闹、很喜庆。”陈洁说，他们拍摄的“婚礼仪式”短视频，浏览量好几千，很多人留言为他们祝福。
　　“婚礼仪式”后，康复护理中心为两人安排了“夫妻房”。两人的护理费、医保卡还是各自结算，只是住到一起而已。
　　对于两位老人的结合，其他老人形成了截然不同的观点。一些老人认为，中心做了一件大好事，一些老人觉得无所谓。
　　92岁的汤明仁与86岁的老伴张信功一起入住康复护理中心。汤明仁认为，老人的“黄昏恋”应该得到尊重和支持，只要他们真心相爱，且彼此忠诚，但事先要征求子女意见。张信功的观念似乎更超前：“即使子女不同意，老人也有追求爱情的自由。”
　　也有老人私下里会议论。有段时间，张发美都不好意思出门，怕被别人笑话。丁锦秀依然坚持帮她打饭、喂饭。
　　“老丁的变化很大。以前他脾气很暴躁，还不讲个人卫生。有了张发美的陪伴，他脾气明显变好了，开始注意个人卫生。”陈洁说，张发美的变化也很明显，入院前患有阿尔兹海默症，现在精神状态好多了，说话与反应能力也明显提升。
　　对于这“破天荒第一例”，康复护理中心尽量考虑周全，以防患于未然。
　　丁锦秀与张发美没有领取结婚证，是人们常说的“搭伙过日子”。“子女不知道他们能否长期在一起生活，也没考虑为老人领结婚证。我们事先跟老人及双方子女沟通过，并和他们签订了《风险提示告知书》。”陈洁说。
　　《风险提示告知书》首先祝贺两位老人步入幸福的殿堂，但老人的结合面临一些特殊的风险，包括健康问题、经济问题、家庭关系问题以及老人的心理适应等问题，均在《风险提示告知书》中一一表述清楚。
　　“我们手里就像握了颗定时炸弹。”陈洁说，尽管签订了《风险提示告知书》，但她内心依然不踏实。


　　据媒体报道，201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项研究表明，当年中国的丧偶老人总数近4800万，估计到2050年，这一数据将增加到1.184亿。《人民日报》曾引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调查显示，80%的丧偶老人有再婚愿望。
　　南通市崇川区经济开发区有一家社会组织叫“金牌红爷”，其党支部书记夏锦芳为单身老人牵线多年，成功撮合了好几对。
　　79岁的L先生，有两个女儿，老伴2016年去世。L先生跟夏锦芳曾经是同事，他找到老夏，表达了想找个老伴的想法。
　　“正好有个离异多年的老太太在我这边登记，也想找老伴。”夏锦芳就约两人一起吃饭，见面聊一聊。
　　“她比我小4岁，不骄不躁。老夏点了3碗馄饨，一人一碗。她觉得自己吃不完，就夹给老夏两只，又夹给我两只，很懂事……我心里，就留下了这两只馄饨……”L先生说。
　　然而，L先生的恋爱，被大女儿和大女婿粗暴干涉。他们认为，老太太是“骗婚”，贪图父亲的钱。不管怎么解释，女儿女婿就是不同意，还对他大打出手。
　　“前前后后，打了我们23次。家里的很多东西，都被他们砸碎了，打得我无家可归……”L先生潸然泪下。都说家丑不可外扬，但他已经顾及不了那么多了，不仅和盘托出，还将多年前对女儿签的承诺（主要表达其遗产归女儿所有）、搭伙过日子的协议，颤颤巍巍地掏出来，“大女儿和大女婿很过分，说我们非法同居，多次到派出所报案”。
　　邻居劝L先生，“你们既然真心相爱，就该去领结婚证，这样才会受到法律保护。”
　　L先生领结婚证后第三天，大女儿、大女婿还是打上门去。他报警后，两人被拘留。
　　“我后来把他们保释出来了。”L先生叹了口气，“孙子跪在面前求我，我能怎么办？”
　　“但是，他们越打，越坚定我们在一起的决心。我们就是两块铁，他们越打，两块铁结合得就越紧密。”L先生的眼中，满是坚定。“疫情期间，我躺在床上半个月，老伴为我端屎端尿。如果没有她，我估计已经不在了。你说，她图我什么？”老人再度泪流满面。
　　在众人的劝说下，L先生才收住悲伤。“是的，不去想了，反正我现在挺幸福的。”他一直跟记者解释：“老伴晕车，否则她也来了。”


　　80岁的蔡荣春和76岁的孙萍的结合，也经历一些波折。
　　蔡荣春与夏锦芳也是同事。丧偶之后，他就委托夏锦芳帮他找老伴，谈了10多个都不中意。孙萍是夏锦芳的邻居，是观音山老年合唱团团长，三人彼此都熟悉。
　　“我丈夫2003年去世，去世之前，我跟他说，这辈子我不会再嫁人。老夏找我好多次，说老蔡怎么怎么好。后来实在拗不过他，我就说，先处处吧。结果发现老夏的确不错。”孙萍笑着说，刚开始女儿不同意，说“要嫁早嫁了，这么老再嫁，谁照顾谁啊？”
　　“我只是要找个伴，说说话而已。”孙萍找到夏锦芳，让他帮着做女儿的思想工作。
　　“她女儿都被我说哭了，就是不同意。”磨破了嘴皮的老夏对此无可奈何。
　　孙萍还是耐得住心的，没有为难女儿，而是有意识地带蔡荣春与家人接触。“相互多了解了解，彼此取得好感，就水到渠成了。”
　　如今，两人在一起生活5年了，既没领结婚证，也没有签协议。因为蔡荣春的丈母娘还健在，已经96岁高龄，孙萍没有强求住到蔡荣春家里去。
　　“老太太很喜欢我，每次去，她都拉着我的手说话，我也把她当自己的母亲看待。但如果我真的住过去了，势必会触动老太太的内心，想起她女儿。”孙萍说。
　　他们比L先生幸运的是，双方儿女后来都支持他们的来往，也是默认了。“比如双方家庭的祭祖仪式，我们都要参加。”孙萍说，“我们目前是不住在一起的夫妻，也是彼此的精神寄托。这样很好。”
　　夏锦芳做“红爷”以来，委托他找老伴的近二十人，成功的有五六对。“社会的文明程度在提高，人的思想觉悟也在提高。以前老人找老伴，会被别人说闲话，子女脸上也无光。现在好多了，‘黄昏恋’最关键的一点，双方财产必须要明确，互不干涉，这样，成功的几率就会高些。”


　　记者采访发现，“搭伙过日子”的老人不在少数，但他们迫于社会舆论压力，只能悄无声息——健康的时候一起生活，一旦有人生重病或去世，另一方就回到原来的家，就像什么事也没发生。
　　“老人对金钱的需求并不高，他们更需要精神慰藉，尤其是独居老人。白天他们可以出去散散步串串门，到了晚上，真的就是孤身一人了。”南通市通州区十总镇爱民村党总支书记张晓燕说。
　　据张晓燕了解，全村有10多位老人在老伴去世后，重新组建了家庭。“他们都得到子女的理解和认可，邻居也默认了。但是，一旦与邻居发生纠纷，邻居就可能借重组家庭的话题说不好听的话。”
　　张晓燕认为，“搭伙过日子”的老人，要过很多道坎：其一，面子问题；其二，子女思想问题；其三，资产问题。“如果双方经济条件差不多还好说，将来不会有太大纠纷。如果一方比较富裕，现实中的资金支配问题，将来财产继承问题，子女都会计较。另外，百年之后如何安葬？是与原配合葬还是他俩合葬？这不仅是他们的问题，更是双方子女必须考虑的问题。”
　　张晓燕发现，单独生活与重组家庭的老人的生活状态，是完全不一样的。村里有位70多岁的退休教师，爱人去世后，老人生活一直很低调沉闷，整天失魂落魄的样子。有一段时间，张晓燕发现老人的生活状态与以往大不一样，跟他聊天时，他竟然说：“不聊了，我要回家吃饭了。”后来才知道，这位退休教师开始与另一位老人一起生活了。不过，这位退休教师不愿对此向外人多说什么。
　　“五保老人”无儿无女、无依无靠，由各地政府托底供养。他们“搭伙过日子”的现象，同样普遍。江苏省如皋市下原镇农业农村和社会事业局副局长丛海燕说，全镇283位散居的“五保老人”，有近30人与社会老人“搭伙过日子”。
　　“他们都没领结婚证，通常是‘五保老人’到另一方家去。对方子女一般不会反对，因为‘五保老人’每月有1000多元收入，家里还多了一位劳动力。如果一方去世，‘五保老人’就回到自己家里，回归原来的生活。大家都这样，有这种默契，也不会产生什么纠纷。”丛海燕说。
　　“孤独，是老人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如皋市民政局养老科科长季航莉说，城里老人的交际活动比较丰富，广场舞与老年活动中心不仅是老人追求精神生活的好载体，也是他们谈恋爱的好场所。而在农村，老人没有这些载体，会更加孤独。
　　季航莉有个邻居叫李莉，她的婶婶因车祸去世，两个月后，李莉问67岁的叔叔“要不要找个伴？”叔叔坚决反对：“找什么伴，你婶婶去世才多长时间？肯定不找……”但一年之后，李莉的叔叔就找了老伴。
　　李莉理解叔叔。叔叔是农民，单身一人。“以前他白天可以种种地、串串门，现在地里没什么农活了，很多老人都进城帮子女带孩子了，他能找谁聊天去？搭伙过日子，也算抱团取暖。”
　　季航莉认为，尽管有些子女会反对“黄昏恋”，但老人的合法权益应该得到保障。只是她这位邻居的叔叔，同样不愿谈论这个话题。
　　基层工作人员认为，“搭伙养老”之所以得到社会的默认，首先因为单身老人的感情诉求是一种客观需求，他们相互陪伴、相互慰藉；其次，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子女的养老压力。基于上述两种考虑，一些子女甚至会主动帮老人找老伴。


　　作为“黄昏恋”中的儿女一方，又作何感想？“金牌红爷”所在的三桥社区党委书记李菊红，主动谈及她母亲的“黄昏恋”。
　　“父亲57岁时去世，此后一段时间，母亲一度抑郁，整天自怨自艾。”李菊红想安慰母亲，也不知从何劝起，想给母亲关爱，也不知从何做起。“我们爱的人不在了，父亲走得那么突然，对家人的打击，外人无法体会。”李菊红慢慢意识到，要给母亲创造一个幸福的晚年，不是靠女儿的努力就能做到的。“母亲需要一个伴侣。”
　　在李菊红的支持鼓励下，她的母亲有了一个新老伴。“他们没有领证，只有口头协议，算是搭伙过日子。如果有一方先走了，另外一人还是回原来的家，互不牵扯。”
　　有了老伴之后，李菊红母亲的精神状态大为改观。“我父亲是个很粗放的人，回到家从来不干活，更不会对母亲嘘寒问暖。而现在的叔叔不仅勤劳，还很细心，对母亲很体贴。”李菊红笑着说，母亲遇到了比父亲更贴心的男人，她内心很为母亲高兴。
　　风言风语不是没有，尤其是李菊红的公公婆婆，依然是传统观念，容易受外人影响。这些风言风语，经由公婆的口，传到李菊红耳朵里。
　　李菊红急了，她跟丈夫说，“我母亲的事，别人没资格说三道四。而且，母亲找老伴，缘起在我。要说闲话，来找我。”
　　李菊红与丈夫都是独生子女，养老压力可想而知。母亲有了陪伴，她与丈夫的压力相对也减轻了。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至于村里的红白喜事，因为受传统观念影响，多不愿意请‘再婚’的母亲出席，我想，这点小事母亲应该不会放在心上。”作为社区书记，张家长李家短的群众工作，李菊红不知道做了多少次。关于母亲的爱情，她也在努力做多方工作。她明确表示，“我是母亲爱情保卫战的坚定守护者。”
　　对于“黄昏恋”，很多老人还面临着百年之后的归宿问题，尤其是一方离世，另一方只能重回原籍的“协议”，总让人觉得寒意凛人。有没有更温暖的归宿？
　　“有的。”崇川区幸福街道管园村老主任陈志娟说，他们村有对搭伙的老夫妻，结局让人感动。
　　1937年出生的陈长荣一直单身，50多岁才娶了比他小一岁的秦桂英（丧偶，有两个儿子）。两人一起生活二三十年，相濡以沫。2014年，秦桂英去世；2020年，陈长荣去世。陈长荣去世时，是女方的两个儿子为他办的丧事。
　　每个人都会老去，正视老年人的情感需求，打破种种歧视和偏见，让外界看待老人寻伴这件事，变成与年轻人拍拖约会那样普通，对个人和社会都是好事。
　　受访基层工作人员认为，针对老年人“黄昏难恋”的问题，不仅需要社会舆论的引导、子女观念的改变以及法律武器的保护，也需要政府部门整合各方资源予以维护，通过营造合适的交际场所和良好的社区氛围，解决老年人“黄昏难恋”问题。　　　　（本报记者朱旭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