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94年开启职业化改革至今，中国职业足球联赛始终在面对“不够职业”的拷问。新华社记者近日围绕联赛热点问题进行了调研采访，探究中国职业足球联赛到底路在何方。

　　2020年底，中国足协一纸通知，“俱乐部名称非企业化”改革拉开帷幕。俱乐部名称易改，难以改掉的是“企业联赛”的实质。

　　多位足球界人士表示，很多企业投资俱乐部除了期望广告效应外，同时也是为了从当地政府获得“对价回报”（如商业和土地政策扶持、税收减免等）。一旦母公司无法获得预期回报或经营不善，连年亏损的俱乐部就将成为牺牲品。

　　过于依赖母公司注资，使得职业联赛出现了“股东借债”的现象——即母公司每年以借款形式将资金注入俱乐部，与俱乐部形成债务关系。据了解，有多家俱乐部都以此模式运营，一旦母公司无法继续注资，俱乐部多则背负数十亿债务。业内人士表示，这是极不健康的运营模式。

　　股东借债的形成有其特殊原因。多位俱乐部人士介绍，俱乐部是独立的有限责任公司，俱乐部资金来源大部分为母公司税后利润，俱乐部使用资金（如薪酬发放等）时还需纳税，实际上形成重复纳税，以借债形式注资可减少纳税。

　　中国足协权威人士认为，股东债务已成为未来推进俱乐部股权多元化改革的一大阻碍。“股东债务实际是俱乐部经营亏损，不可能让新股东进来承担。这涉及到资产如何评估的问题，如果一刀切下去企业肯定会有反应，但不切这一刀改革就难以推进。”

　　原河南建业俱乐部是少数未采取股东借债模式的俱乐部之一。俱乐部董事长代纪玲介绍，由于俱乐部遗留债务问题较少，同时建业集团愿意零作价转让股权并承诺承担历史债务，使得俱乐部能够在今年初顺利引入郑州和洛阳国企注资，率先实现股权多元化，保障俱乐部稳定健康发展。

　　欠薪问题，一直是困扰中国足球发展的痼疾，也是中国足球“不职业”的具体体现。

　　为打击欠薪行为，中国足协出台了严厉的“工资奖金确认表”制度。如果俱乐部不能如期提交所有球员、教练员、工作人员签字的“工资奖金确认表”，俱乐部将被取消联赛准入资格，但实施效果还是打了折扣。有些俱乐部先劝说球员签字确认“已领取全额工资”，等准入完成后再来解决球员欠薪问题。

　　为何会有球员在欠薪的情况下选择“领款”签字？究其根本，是因为球员讨薪的司法救济途径不畅，一旦俱乐部因无法完成准入而解散，球员们损失会更大。

　　体育法规定：“在竞技体育活动中发生纠纷，由体育仲裁机构负责调解、仲裁。”

　　代理过多起欠薪官司的京师律师事务所刘正航律师介绍，在实际操作中如果俱乐部解散，不具备法律强制执行效力的中国足协仲裁委员会无法做出有效处罚。球员只能通过劳动仲裁或法院起诉讨薪，但大部分情况下劳动仲裁机构和法院都以“体育法规定由体育仲裁机构调解”为由不予审理。在此情景下，球员欠薪案件往往会陷入“三不管”的境地。

　　刘正航建议借鉴国际体育仲裁法庭运行机制，尽快成立具有法律强制执行效力的中国体育仲裁法庭。

　　炜衡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周明则建议，可通过最高人民法院的典型案例或颁布司法解释，为劳动仲裁机构和人民法院依法处理球员、教练员等欠薪、培训案件提供相应指导依据。不过关于球员、教练员等注册、转会等身份问题属于体育行业自治范畴，司法机关不宜介入。

　　俱乐部过于依赖母公司输血、债台高筑的背后，折射了职业联赛收支的严重不平衡。据统计，2018赛季，中超俱乐部的平均支出超过11亿元人民币，但平均收入不足7亿元，年平均亏损超4亿元。

　　中国足协主席陈戌源曾表示，要用3到5年实现财务平衡。“只有做到财务平衡，或者将来有盈利了，才会吸引更多投资人参与进来。”

　　2020年底，中国足协颁布了新的限薪、限投政策，中超俱乐部每年支出不能超过6亿元，国内球员年薪不能超过税前500万元。节流是中国足协为推动俱乐部财务平衡迈出的第一步。多位俱乐部投资人对此表示欢迎。

　　专家建议，在限薪限投令外，更应出台帮助俱乐部降低支出的可持续性政策，而这离不开地方政府对足球事业的扶持。东部某省体育局局长表示，有很多地方政府认为投资俱乐部是市场行为，对政府投入、介入足球不理解。

　　今年初，关于职业足球的“公益属性”一度引发争论。多名足球界人士认为，职业足球和职业联赛有商业属性，但同时也是公共产品，具有公益属性。职业俱乐部更是城市名片，因此不能将职业足球简单理解为市场行为。“如果只是普通公司倒闭，为什么职业俱乐部解散会产生这么大的社会反响？”

　　即使在高度市场化的欧洲足球联赛，实现盈利的俱乐部也只是少数，政府给予俱乐部资源支持较为常见。西班牙、意大利等国曾为足球制定税收优惠政策。据统计，欧足联54个成员国或地区的673家顶级联赛俱乐部中，有57%的青训基地产权来源于政府，供俱乐部免费或优惠使用。2018年世界杯冠亚军法国和克罗地亚的顶级联赛俱乐部青训资金来源中，分别有10%到33%来自政府投入。

　　在中国的职业联赛中，多数俱乐部没有属于自己的训练基地。“我们没有基地，青训队伍甚至一线队都在到处流浪。俱乐部即使有钱也很难单凭自己的力量拿地建基地，这都需要政府的支持。”某老牌中超俱乐部董事长表示。

　　据介绍，地方政府可通过以下途径为俱乐部提供扶持，推动俱乐部可持续发展：制定针对性的减税政策和成绩奖励政策；免费或优惠提供场馆和训练基地；安保费由政府购买服务解决，减轻俱乐部负担；提供青训资源支持，解决球员入学学籍问题；出台有针对性的工会经费提缴政策等。

　　资深俱乐部管理人士郑明博士表示，职业俱乐部的收入来源主要为“三费两票”，即（电视和新媒体）版权费、广告费、转会费、门票和彩票。提升俱乐部商业开发能力需要时间，转会费受限薪令影响，门票收入在疫情下基本为零，能够在短时间内取得突破的就是版权费和彩票。

　　在版权费方面，欧洲职业俱乐部的版权收益约占俱乐部总收入的50%左右，而中超俱乐部2019年疫情前的版权收益不足收入的10%。由于受版权购买者资金困难的影响，中超联赛2021赛季版权收入在3亿元左右，处于近年来的最低点。如何提升联赛观赏性、增加版权收入，是中国职业俱乐部联合会（职业联盟）成立后的一大课题。

　　此外，“足改方案”中提出要“积极研究推进发行以中国足球职业联赛为竞猜对象的足球彩票”，同样受到足球界各方的关注。

　　上海申花俱乐部董事长吴晓晖说：“欧洲足球联赛版权为什么能卖出好价格，球场观众为什么那么多？我始终认为跟足彩分不开，足彩提高了联赛的版权价值、球场广告收入、门票收入等，是一个连锁反应。”他表示，如果足彩收入能拿出几个百分点分给足球行业，则俱乐部不仅会收支平衡，甚至会有盈利，这将降低俱乐部因资金困难解散或退出的概率。

　　彩票在日本J联赛的发展史上占据重要位置。2001年，日本开通专门竞猜国内联赛的足球彩票“TOTO”，彩票销售额约11%返还体育团体，为俱乐部发展奠定了财政基础。彩票发行也使得J联赛在2001年的上座率提升了51%，极大地推动了日本足球联赛的职业化进程。2013年，日本又推出带有乐透性质的足球彩票“BIG”，成为日本最畅销的公营彩票。

　　中国足球界权威人士表示，应保证一定额度的公益金返还给职业联赛，才能更好调动各方积极性。

　　中国足球曾深受“假赌黑”的荼毒，发行以中国足球职业联赛为竞猜对象的足球彩票关系重大，有关部门应做好风险研究，确保彩票发行工作健康、可控，同时惠及足球事业发展。

　　此外，母公司注入优质资产，也是不少受访者提到的改善俱乐部经营状况的有效手段。中甲联赛成都蓉城俱乐部母公司为成都市属国有企业兴城集团，据俱乐部常务副总经理姚夏介绍，在集团协调下，俱乐部入股了兴城集团旗下如砂石开采、二手车拆检等优质资产和项目，将每年获得的分红作为俱乐部收益。此外，兴城集团还积极推动蓉城俱乐部参与足球公园、运动康养中心建设等体育产业的开发项目，为俱乐部提升造血能力提供助力。

　　“这一方案在俱乐部成立之初就设计好了。俱乐部不能每年都全部依靠母公司注资，优质资产的收益能够保证俱乐部的基本运营经费，实现可持续发展。”中国足协执委、成都足协主席辜建明说。

　　何时能实现俱乐部财务平衡？职业联盟筹备组内部人士测算，随着各项成本控制政策的生效和职业联盟成立后市场开发能力提升，各俱乐部将在2027年左右实现财务收支平衡。如果足彩顺利发行并保证一定比例的公益金返还俱乐部，这一目标有望在2024年实现。

　　成立职业联盟被认为是推动联赛市场化进程的关键一步。“足改方案”中明确设立的职业联盟迟迟未能成立，一直受到舆论的质疑。建业集团董事长胡葆森表示，这一变数对很多投资人的信心造成了影响。

　　“职业联盟目前还是筹备组的形式，听命于足协，也没有存在感。这种情况下很难把市场的资源和价值发挥出来。职业联盟应该能真正地管理联赛，中国足协才能把精力放到国家队、青训和社会足球上去。”一位职业俱乐部投资人说。

　　“如果只是管联赛竞技方面的话，不需要职业联盟，只需要一个中国足协的执行局。联盟成立标志着国家给它市场化的一个地位，也是给所有的投资者和潜在投资者的一个定心丸。”

　　市场化运营的职业联盟能否顺利运转也有待实践检验。一名地方体育局、地方足协负责人表示，职业联盟与地方政府、地方足协的关系还需进一步厘清。

　　（参与记者：张悦姗、董意行、蔡拥军、张逸飞、刘金辉、陈地、岳冉冉、王浩明、汪涌、朱翃、张泽伟、王恒志、吴书光、姚友明、郭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