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刘荒、汪奥娜

　　去年以来，被网友戏封为“赌城”的安徽合肥，以“最牛风投城市”标签刷爆朋友圈——当地政府凭借缓建地铁“押宝”京东方、千亿资金“投注”长鑫存储、联手战略投资者“接盘”蔚来汽车等一系列“神操作”，不仅赚得盆满钵满，还培育出三个国家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

　　从民间追捧“霸都”“豪赌”之类的流行语，到官方推崇“芯屏器合”“集终生智”等谐音梗，这个多年不温不火的中部省会城市，终于迎来宏大叙事的高光时刻，被外界誉为政府培育产业的“合肥模式”。

　　出手精准的招商“捡漏”神话，何以屡赌屡胜？异军突起的产业集群，果真无中生有？跻身“万亿俱乐部”城市背后，谁在反弹琵琶？

　　近期，记者带着这些疑问走进合肥，梳理产业故事脉络，还原政府投资逻辑，与耀眼的光环保持距离，从高亢的语境中果断抽身……

　　逆光看合肥，或许更能读懂“合肥模式”的要义。

　　合肥置县逾2200年，虽素有“江淮首郡、吴楚要冲”之誉，但直到新中国成立，不过“五平方公里五万人，五条马路五盏灯”的格局。

　　1952年，安徽省人民政府在合肥成立。史料记载，这个新晋省会城市仅有36户工业企业，多是一些皮革厂、铁匠铺之类的小作坊。

　　两年后，有56家上海私营及公私合营企业陆续内迁于此，通过合建、并入等方式组建24家工厂，播下了合肥现代工业发展的种子。

　　上世纪80年代，由内迁企业模型车间发展起来的合肥无线电二厂，因定点生产国家银奖产品——黄山牌电视机而名噪一时。

　　1987年，这个靠组装进口散件起家的电视机厂，全年营收3.4亿元、纯利润4000多万元，在全国企业500强中排名260多位。

　　“当时普通人才百把块钱工资，他们组装的日本18吋彩电，凭票买还得2500元呢！”今年46岁的合肥海尔洗衣机有限公司运营平台长刘光璞，仍记得小时候家里刚换上彩电的情形。

　　同时，美菱、荣事达等本土品牌迅速崛起，合肥家电产业盛况空前，与青岛、顺德渐成鼎立之势。

　　谁知好景不长。全国电视机厂遍地开花；长虹彩电发起价格战，一举击败洋品牌，国内市场硝烟四起。失去计划经济庇护的黄山牌彩电，与北京牡丹、上海凯歌等品牌一样严重滞销，体制积弊凸显，效益急转直下。

　　1994年，该厂累计亏损近3亿元，沦为全市亏损最大的企业。时任市委书记亲自挂帅帮扶工作组，还推出以委托经营为主的“精英救厂”和“金蝉脱壳”为名的破产重组。虽几经波折，终难掩颓势。

　　1997年底，已破产重整为黄山电子有限公司的原无线电二厂，被合肥市无偿转让给海尔集团，仅要求接收2500多名在岗职工。之前3个月，海尔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宣布进军“黑色家电”领域。

　　根据海尔张瑞敏激活“休克鱼”的企业兼并理论，它恰好符合其“休克鱼”的定义：硬件条件较好，因管理不善而深陷困境的企业。

　　一经注入海尔文化，这条“休克鱼”迅速复活了：重组第一年，彩电产量从5万台猛增至40万台，海尔在黑色家电市场初露锋芒。

　　同年，海尔激活“休克鱼”系列实践，首次入选哈佛大学商学院案例库，张瑞敏成为首位登上哈佛讲台的中国企业家。

　　“但有些需要时间来消化的遗留问题，我们直到5年前才处理完。”亲历海尔“吃鱼吐刺”过程后，刘光璞更加深知国企改革之艰难。

　　继海尔之后，长虹、美的、格力、三洋、惠而浦等国内外家电巨头纷纷抢滩合肥，行业洗牌加速——短短十几年，本土知名品牌悉数易主，连号称“合肥家电双雄”的荣事达、美菱亦不例外。

　　值得玩味的是，合肥“家电之都”的地位竟得以巩固。

　　2011年，合肥家电产业率先突破千亿产值，成为国内最大的家电生产基地。家电“四大件”总产量，连续多年位居全国第一。

　　“这里区位优势突出、产业配套强、物流成本低，辐射的华东区域在国内市场消费能力最强……”刘光璞的分析条理很清晰。

　　20年前，这位合肥一轻技校教师带领学生参加海尔校招，因看好企业未来，竟被一起招走了。“回头看，这一步走对了。”他说。

　　京东方全称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前身为始建于1953年的北京电子管厂，系苏联援建的156项重点工程之一。

　　时至今日，合肥“砸锅卖铁”引进京东方的故事，一直为人们所津津乐道。双方皆大欢喜的结局，又赋予外界更大的演绎空间。

　　2008年9月，地方财政收入仅160亿元的合肥，承诺提供90亿元资金，并给予土地价格、能源供应、贷款贴息等政策优惠，与京东方共同投资175亿元，建设国内首条液晶面板6代线。

　　彼时连财力雄厚的深圳都举棋不定，合肥为筹措资金被迫停建地铁——如此“豪赌”这个“吸金兽”项目，招致众多质疑与非议。

　　坊间传闻，时任合肥市委书记力排众议，悄然撤回或遭搁浅的项目报告，主持召开市委常委扩大会议，由四套班子领导共同决策，最终敲定项目落户新站试验区（后升格为高新区，以下简称新站）。

　　“现金出资的30亿元市里拿不出来，我们和新站各出了一半。”合肥市建设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肥建投）董事长李宏卓说，幸好京东方定向增发顺利，兜底的60亿元也不用掏了。

　　自此，濒临退市的京东方大获全胜，又相继建成8.5代线、10.5代线，由饱受争议的“烧钱机器”变成全球液晶面板巨头。

　　据京东方合肥区域总经理李宾介绍，目前京东方在合肥的产业布局最完整，投资超过1000亿元，拥有2万多名员工、年产值400多亿元……

　　早在2005年，合肥市确立“工业立市”战略，决定将资源、政策、精力向工业集中，寄希望引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

　　这段时期，一场平板显示器取代彩色显像管（CRT）的技术替代风暴，彻底摧毁称霸全球的国内CRT行业——占电视机总价值70%的平面显示屏高度依赖进口，彩电厂商再次被技术卡住了“脖子”。

　　“那时候，厂商每年都组团去韩国买屏幕，赶上货源紧张只得出高价。”新站高新区经贸局副局长范宏回忆。

　　2008年，国内平板彩电销售量首次超过CRT彩电；全球金融危机重创国际液晶面板巨头，催生了国内“四万亿”投资计划。

　　这些喜忧参半的变化，却为京东方从合肥破题铺平道路。

　　“时机对了，什么都赶上了！”曾任京东方独立董事的清华大学教授张百哲认为，合肥抓住了中国发展新型显示产业的最好时机。

　　人们更多关注京东方的成功，却忽视了等离子项目的失败。

　　当年作为平板显示两大主流技术之一，中国大陆仅四川长虹拥有一条等离子面板生产线，根本无法满足市场需求。

　　“当时整个行业都在争论，液晶好还是等离子好。我们两个都上了。”范宏2007年考取新站招商局编制，入职后就赶上这两个项目。

　　2009年9月，新站斥资20亿元引进日立等离子面板项目——安徽鑫昊等离子显示器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昊）厂区破土动工。

　　作为大陆第二条等离子面板生产线，鑫昊背后频现长虹隐秘的身影：从派驻技术经营团队，到控股连年亏损的鑫昊，或可印证“由新站投资建厂，长虹负责运营管理并择机回购”的双方协议传闻。

　　2014年3月，“等离子之父”日本松下终结一切等离子业务；11月，长虹转让首条等离子生产线全部股权，鑫昊自此再无公开消息。

　　日前，记者在合肥市产权交易中心官网，检索到几则鑫昊处理闲置工艺设备、仪器仪表的公告，最新成交日期为去年10月15日。公开数据显示，新站仍持有鑫昊31.25%的股份，资产亏空早成定局。

　　失败的鑫昊项目更像一个“备胎”，使孤注一掷“押宝”京东方的神话不攻自破。从产业前瞻角度分析，当年布局“两条线”虽有闪失，仍不失为尊重市场逻辑的策略选项。

　　2020年12月29日，当3000多台笔记本电脑载满最后一辆物流车，联宝（合肥）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宝）全年营收突破1000亿元——合肥首家“千亿企业”宣告诞生。

　　追溯联宝的缘起，亦与合肥海尔有关。2009年，远在深圳的海尔供应商航嘉集团（以下简称航嘉），准备关闭业绩不佳的合肥分公司。

　　合肥经开区领导竭力挽留，航嘉高层实地考察后一改初衷，竟追加投资10亿元打造航嘉产业园，就近为海尔等家电厂商配套。

　　翌年，兼具国内最大PC电源制造商的航嘉，又引荐同为联想重要配套商的合作伙伴——深圳一家电脑板卡巨头落户合肥。

　　囿于板卡市场饱和，后者决定投资20亿元，建设年产千万级笔记本电脑、系列板卡和液晶模组的合肥基地，向笔记本电脑代工厂转型。

　　同年10月，它首次为联想代工的安徽第一台笔记本电脑问世。事后证明，除了当地“硬核”招商政策外，航嘉之前“变卦”或另有所图——3年后，它与台湾冠捷集团合资兴建PC显示器基地，为联想、冠捷等品牌商代工，还推出了自有品牌PC显示器。

　　早在10年前，京东方曾斥巨资控股这家全球PC显示器巨头。

　　有了显示屏、板卡、机箱、电源……合肥依托供应链关系“顺藤摸瓜”，向发力“自有生产+OEM”制造战略的联想集团伸出橄榄枝。

　　2011年9月，联想携手国际代工巨头台湾仁宝集团（以下简称仁宝）创建联宝，首开PC品牌商与代工厂合资的先例。此举与全球行业品牌、制造垂直分工的大趋势相悖，当时并不被外界所看好。

　　15个月后，这个联想全球最大的PC研发和制造基地投产。

　　联宝带来远不止一家工厂，而是串起一条电子信息产业链，还引入全球化的研发团队和成熟的创新体系。

　　如今，全球每销售8台笔记本电脑，就有一台来自联宝。

　　联宝政府事务部总监钱莉称，尽管合肥市承诺给予专项激励政策，但营收突破千亿的关键，仍是高效的人机协同和柔性生产。

　　政府支持并不限于政策补贴和产业配套。合肥市产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肥产投）董事长雍凤山透露，“2018年，仁宝出让其49%的全部股份，后来也由我们接盘了。”

　　在合肥高新区投资促进局副局长朱恩龙、半导体投资促进中心综合处处长陶源等受访官员看来，这些产业并非无中生有，而是有一定的资源禀赋，并且环环相扣。

　　“企业家关注投资机会，政府考虑扶持壮大产业，双方想法也不尽相同。”朱恩龙补充说。

　　“无中生有”的故事固然激动人心，但“节外生枝”的突破更符合产业规律。合肥产业层次提升的过程，恰恰也说明了这个道理。

　　合肥新型显示产业异军突起，加剧了“有屏无芯”的矛盾；联宝等电子信息企业快速集聚，更激起地方政府打造“IC之都”的雄心。

　　“合肥很早行动起来，2013年出台集成电路产业规划，制订招商路线图，比《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发展推进纲要》还早一年。”陶源说。

　　2017年10月，历时两年、投资128亿元的合肥晶合集成电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晶合）12吋晶圆制造基地建成投产。

　　这座由合肥建投与台湾力晶集团合资的晶圆代工厂，专注面板驱动芯片（以下简称驱动IC）研制。几年前，力晶遭遇产能过剩危机重创，从动态存储芯片（DRAM）大厂，成功转型为全球十大芯片代工企业。

　　央视报道称，2020年占全球出货量20%的手机、14%的电视机和7%的笔记本电脑，采用的都是晶合驱动IC产品。

　　业内数据统计，我国驱动IC仍以进口为主。2019年，京东方驱动IC采购额为60亿元，国产化率还不到5%，可见配套差距之大。

　　李宾认为，这主要受限于国内厂商的产能规模、品类和工艺等原因。

　　晶合却并未受累于此，而是因应市场需求和本地产业优势，锁定“显、像、微、电”四大特色工艺，将实现盈利、公司上市、产品多元化与二期开工达产，确立为今年全力主攻的“四大目标”。

　　在合肥，如此偏离预期的配套“缺憾”并不鲜见，却诠释了市场配置资源的要义：再完美的纸上谈兵，也替代不了市场竞争。

　　刘光璞回忆说，海尔电视主要采用台湾友达的屏幕，“当时京东方刚量产，还不是特别过关”。随后，友达也在合肥投资建厂。

　　更有意思的是，打破国外大屏幕垄断的京东方6代线，恰逢移动互联网兴起，刚量产就转产需求更旺的车载和智能手机屏幕了。

　　去年联宝曾求助合肥市政府协调京东方总部，希望优先供应500万片以上笔记本电脑屏幕——由于京东方笔电产品线布局重庆，合肥工厂可供配套的高端屏幕，仅占其为联宝供屏总量的5%左右。

　　联宝投产后，内存条价格持续攀升，不断挤压产品利润，成了合肥一块“芯病”：韩国三星、海力士和美国美光三大厂商寡头垄断，占据全球DRAM市场95%的份额，“失火”“停电”都会造成供应紧张。

　　早日为联宝“补芯”，便有了与晶合相同的逻辑可循。

　　雍凤山回忆说，无论联想引荐的日本团队，还是主动来访的韩国团队，他们都只想要投资，不肯放弃技术控制，结果都没有谈成。

　　其间，合肥建投亦曾跨国并购安世半导体，斥资10亿美元成为第一大股东。后来由于产业落不了地，只好变成财务投资来运作。

　　2016年，合肥产投与北京兆易创新公司合作，启动安徽单体投资最大的产业项目——总投资1500亿元的长鑫集成电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鑫）动态存储芯片基地，填补国内DRAM制造空白。

　　2019年9月，长鑫12吋晶圆厂投产，10纳米级8GB DDR4亮相；去年6月，采用其内存颗粒的大陆首款自主生产内存条上市。

　　“我们已投了500亿元，填满一期工厂需要885亿元。”雍凤山透露，目前产品良率接近90%，仍处于提高产能和良率的爬坡阶段。

　　以晶合、长鑫为代表的集成电路产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已发展到近280家。这个投资强度大、回报周期长、技术专利化、竞争国际化的产业，能否逆风翻盘实现国产化替代，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集成电路行业就像下围棋，需要多年技术积淀布局。直接做最顶端，下面就有一个补短板过程。”雍凤山清醒地说。

　　竞争更意味着变化。近日全球存储巨头美光宣布，携手联想及联宝成立联合实验室，加快DRAM创新技术在联想产品设计中的应用。

　　与当年“豪赌”京东方的传奇不同，合肥这次出手相救蔚来汽车（以下简称蔚来），看起来更像一个挺身而出的“英雄”。

　　2019年蔚来亏损112亿元，资金链几近断裂。连订购的冲压线设备，都贱卖给竞争对手了。公司创始人李斌四处融资，但肯援手者寥寥；上海、北京、湖州等地虽有意合作，却也一波三折，有花无果。

　　直到去年4月，合肥建投联手三级国资平台70亿元“接盘”，下注期待已久的新能源产业链，赢得蔚来中国总部落户合肥。

　　来自地方政府背书的曙光，穿透了李斌的至暗时刻：继美股市场融资15亿美元，蔚来再获国内6家银行104亿元综合授信。

　　蔚来美股股价从1.19美元飙至66.99美元，市值几度超过奔驰、宝马等传统汽车巨头，招致合肥政府乃“最牛风投机构”的热议不断。

　　其实，合肥并非从天而降的“英雄”。当地汽车产业龙头、国内车型最全的江淮汽车（以下简称江淮），是蔚来唯一量产的代工厂。

　　因为相信李斌的PPT造车梦想，5年前江淮不惜投资23亿元，为尚未获得生产资质的蔚来，打造高端纯电动乘用车智能工厂。

　　“如果蔚来倒了，合肥就失去了一个引进造车新势力的机会，江淮的钱也白投了。”李宏卓说出合肥的远虑与近忧。

　　李斌也曾直言，不管蔚来跟哪个地方合作，投资建厂产业才能落地，合肥产能还没有完全释放，这样两边都吃不饱，效率也不高。

　　话虽如此，若非蔚来命悬一线，双方各有增长及布局等考量。江淮作为安徽省属老牌国企，2009年将纯电动作为主攻方向，代工、合资和自有品牌杂糅，是当地新能源汽车行业的“扛把子”。

　　蔚来落户仅一个月，德国大众汽车宣布斥资21亿欧元，收购江淮母公司——江汽控股50%股份，增持江淮大众股份至75%；重金入股合肥国轩高科，成为这家国内动力电池头部企业第一大股东。

　　江淮大众更名为大众汽车（安徽）有限公司，计划投资200亿元以上，导入4到5款纯电动车型，加速大众全球电动出行战略布局。

　　继去年10亿元产投基金跟投威马汽车，合肥在新能源汽车领域今年再押一注，计划再拿出20亿元入股零跑汽车。

　　由于产投基金禁止投资外埠企业，合肥兴泰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泰资本）按照重大招引的落地项目，“一事一议”集体决策，终于赶在威马汽车登陆科创板前完成股权投资。

　　“如果按部就班，一点责任不承担，科创板关门也赶不上！”兴泰资本总经理张虹深有感触。

　　今年3月27日，江淮与蔚来按照51：49的股比，签约成立江来先进制造技术（安徽）有限公司。这种由代工变合资的深度绑定，可以缓解双方品牌“短兵相接”、竞争与合作边界模糊的尴尬难题。

　　就在签约前一天，因汽车芯片短缺蔚来宣布停产5天，股价一度跌超8%。这场殃及全球各大车企的“缺芯潮”，再次凸显集成电路产业的战略地位，以及产业层次提升带来的产业融合与共同进化。

　　与家电、电脑、汽车等最终产品有别，面板、芯片、智能语音等中间产品或技术，虽始于产品升级配套需求，因高新技术嵌入全球产业链中，一旦成功有望变成支柱产业。

　　与资本招商的产业龙头不同，科大讯飞、国盾量子、本源量子等科技独角兽公司，多源于中国科技大学等在合肥高校院所的知本赋能。

　　从被誉为“人造太阳”的大科学装置，到问鼎量子计算的“九章”原型机，再到领跑智能语音产业的“中国声谷”，这座高含金量的“国家科学中心城市”，呈现出独特的科技能级和产业视野。

　　安徽创新馆服务管理中心主任陈林认为，作为创新源头的基础研究不仅引擎作用巨大，还给这座城市带来冷静思考的能力与氛围。

　　2020年，合肥GDP一举突破万亿大关，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比重达51.6%，成为创新引领发展的“当家产业”。

　　当年投资京东方6代线，合肥国资平台一共净赚10亿元，打通了放大国有资本、激活政府信用的产业投资通道：对项目公司股权投资，再装入上市公司，择机从二级市场退出，再重新筛选新项目。

　　“最经典的投资案例，是运用股权、债权、定增等方式，参与合肥、北京等地京东方8.5代线项目。我们一共投资210亿元，也赚了210亿元，其中40亿元为浮盈。”李宏卓说起来不无自豪。

　　截至去年9月底，合肥建投资产总额达4662亿元，净资产1812亿元，位居全国城投公司百强榜第四名。李宏卓说，累计产业投资840亿元，退出项目净收益接近300亿元。

　　如果只看到逆向投资、趋势策略等一系列“神操作”，忽略国有资本投资劣后的“真问题”，很容易得出“裸奔”“豪赌”之类的结论，好像合肥一直都在玩勇敢者的游戏。

　　事实并非如此。当年引进京东方，合肥也做过最坏的打算：万一项目失败，由合肥市工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肥工投）破产背锅，“破工投保建投”控制风险。

　　作为当时全市唯一优质的国资平台，“合肥建投根本破不起”。

　　“直到2014年底京东方股票赚钱了，这才把放在我们账上的35亿元债务划走。”时任合肥工投党委书记、总经理的雍凤山回忆道。

　　由合肥工投为主组建的合肥产投，如今净资产已达258亿元，对于千亿级规模的长鑫项目来说，其挑战远非背水一战所能形容。

　　尽管合肥风投传奇一再刷爆朋友圈，但与鑫昊同样“烂尾”的龙头项目并非孤例。毕竟，再硬核的故事也不止一个面向。

　　2007年8月，既不靠江也不靠海的合肥，引进江苏船企熔盛重工集团投资46亿元，打造全国最大的低速船舶柴油机生产基地。

　　为了解决重达上千吨的产品外运出路，合肥市耗资12亿元“改天换地”，改造由市内派河到长江132公里的航道，“变不可能为可能”。

　　2012年前后，全球航运市场萎缩，熔盛系企业连环债务暴雷。这个曾风光无两的省市重点项目，几年后被合肥媒体以《熔安动力欠债数亿成“老赖”巨头》为题，报道其资不抵债、官司缠身的结局。

　　2013年秋，江西赛维投资25亿元的太阳能电池及组件项目——合肥赛维1600兆瓦光伏产业基地，经过218轮举牌竞拍，被通威集团8.7亿元收入囊中。几经辗转，终于躲过了破产倒闭之劫。

　　从最初公告拟2500万元出售，到半年之内两度拍卖转手，这个时称全球单体投资最大的太阳能电池项目，幸好被收购方起死回生，但政府垫资代建等巨额经济损失，则很难挽回了。

　　同年，北大未名生物工程集团（以下简称未名集团）宣称投资200亿元，按照“委托建设、整体回购、分期付款”的模式，与合肥巢湖经济开发区（以下简称巢湖）共建半汤生物经济实验区。

　　2019年，巢湖将未名集团安徽子公司告上法庭，诉称对方未按期投产，更未履行每年至少上缴7960万元税金的承诺，甚至连一分钱税都未缴纳，要求偿付6.7亿元基础工程代建成本及利息等资产价款。

　　至于双方“蜜月期”高调宣称，2020年产值达到千亿、利税两百亿的目标，早已是一地鸡毛了。

　　合肥产业逆袭的致胜之道，剔除诸多难以复制的机遇外，还在于顺应全球产业和技术变革的站位、“拿得起，放得下”的国有资本招商格局，以及“用心培土，静待花开”的创新发展定力。　　

　　近年来，随着金融资管、证券减持新规相继出台，投资融资成本升高，资本退出周期延长，一些既有项目运作方式失去可复制性。

　　如今在合肥，动辄投资几十、上百亿元的战新产业项目，不乏一些高估值的热门概念，市值波动风险大，投资难度显著增加。

　　以合肥建投、合肥产投和兴泰控股为主的三大国资“推手”，借助产业基金、PE基金等形式，促进区域产业融合和社会资本集聚，加快自身专业化、市场化转型发展步伐。

　　对于外界迷人且不乏附会的“造神”叙事，李宏卓越听越不安：“外面炒得很热时，我们自己更需要理性，千万不能跟着浮躁起哄。”

　　他不赞成个别自媒体为了吸引眼球过度简化过程、放大细节，对于“最牛风投城市”的网红标签不以为然。

　　“有的官员喜欢这样说，无非想证明看得更准、更有水平！”李宏卓颇为忧虑地说，“一旦误导公众形成共识，可就麻烦了。”

　　早在十多年前，合肥决策者就深刻认识到，合肥产业发展主要依靠市场化、社会化推动，龙头企业带动和上下游产业联动。

　　刚刚调任黄山市委书记的原合肥市市长凌云，在阐释“芯屏器合” “集终生智”的产业布局时，曾将“合肥模式”解读为找准产业方向，尊重产业规律，更好地发挥政府与市场两只手的作用。

　　“在产业培育阶段政府会雪中送炭，企业最终还要靠市场自主发展。”对于政府主导产业发展经济，如何与市场有效分工的疑虑，雍凤山向记者解释说。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

　　逆光看合肥，政府的作为不是取代市场，而是保证市场更加有效。如何尊重市场规律和产业逻辑，合肥的生动实践值得深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