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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新应变谋未来 从世界VR产业大会透视江西经济新动能
以新应变谋未来
从世界VR产业大会透视江西经济新动能

( 2020-10-19 ) 稿件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要 闻
 
  本报记者余贤红、郭杰文
 

 
  “VR让世界更精彩,江西让VR更出彩。”10月19日至20日在江西南昌召开的2020世界VR(虚拟现实)产业大会云峰会再度引人关注。今年以来,尽管受疫情、汛情等因素叠加影响,经济不可避免受到一定影响,但令人惊喜的是,VR产业却迎来了一波新发展。从“云助力”复工复产,到“云服务”百花齐放;从产业规模逐年递增,到产业生态日趋完善,VR产业的变化,是江西经济创新发展的生动写照。
 
  以城市级应用孕育“现象级”产品


 
  进入微信小程序“麦舫找房”,小区360度无死角一览无余,指尖一滑,就可以随心所欲漫游小区……
 
  疫情期间,房地产商线下销售业务受到影响,苏州美房云客软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开发的一套VR看房系统将楼盘样板房数字化,既满足用户近距离全方位体验房间需求,又能避免人员聚集,受到市场欢迎。“公司业务量呈现‘井喷式’增长,前三季度营业额同比增长30%。”美房云客副总裁王岳川说。
 
  作为一家直接面向应用端的VR企业,美房云客为何落户中部省份江西?“关键在于江西在VR应用场景推广上走在了前列。从企业到学校,从医院到政府,都希望能利用VR来提升工作,不断催生应用需求。”王岳川说,对科技公司来讲,应用越多,技术升级越快。目前美房云客已在南昌设立公司第三大研发中心,与北京、美国硅谷的研发中心遥相呼应。
 
  南昌市市长黄喜忠介绍,按照“以应用带动产业发展”的思路,当地先后出台了《南昌市VR技术试点示范应用项目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和《南昌市VR试点示范应用项目揭榜工作方案》,面向全球优秀VR企业全面开放应用场景,并组织大批量用户试用。
 
  得益于此,在教育、医疗、培训、旅游等多个方面,一个个“现象级”VR应用正在孕育:HTC全球教育事业部设在南昌,短短一年多时间,其发布的“VR+教育”系列产品被全球600余所学校采纳使用;设在南昌经开区的江西情景科技有限公司,专注VR互动影片等内容开发及多媒体互动项目制作,4年时间公司年营业额增加了近10倍……
 
  据统计,截至目前,江西省已集聚VR相关企业300多家,相关产值已由2018年的42亿元快速发展到2019年的120亿元,预计今年可突破200亿元。
 
  不只是VR产业,以应用牵引为突破口,促进企业、人才、项目加速集聚,正成为江西各地发展新经济、培育新动能的关键一招——
 
  在鹰潭,当地以打造智慧新城为载体,出台20多项政策,持续推动智慧水表、智慧净水器等物联网新产品全域一体化应用,试点一批、成熟一批、推广一批,目前已有多个“百万量级”物联网应用走向全国市场;
 
  在赣州,当地成立了全国首个区块链金融产业沙盒园、全国首个区块链服务大厅。从“脐橙链”到“稀金链”,从“长征链”到“版权链”,看似神秘的区块链,通过率先使用在这里已经看得见、摸得着、用得上……
 
  江西省工信厅厅长杨贵平表示,强化应用牵引,全面开放应用市场,支持入赣企业打造标杆项目和爆款产品,不断培育市场,壮大市场主体。
 
以前沿技术撬动传统产业“上云”升级


 
  走进位于南昌绿地国际博览中心的2020VR/AR(增强现实)产品和应用展览会,琳琅满目的VR体验让人应接不暇。大会大展为观众奉上“视听盛宴”的同时,也让人们看到了VR、AR等新技术服务实体经济的潜力。
 
  在江联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新研发的人工智能焊接机械手臂已经投入使用。这个项目用AR技术来精确定位焊接点,生产效率提高了十多倍,成本却只有原来的八分之一。  
 
  在江西铜业集团有限公司城门山铜矿调度室,轻点鼠标,打开虚拟矿山VR展示平台,一座立体化矿山虚拟场景立刻在大屏显示,足不出户就能“身临现场”。通过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改造,铰卡台效提高3.84%,入选铜品位合格率提高11.34%,入选硫品位合格率提高4.43%。
 
  “无论是VR、AR,还是5G、人工智能,其重要功能就在于为实体经济赋能。”联想新视界(江西)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赵旭举例说,公司开发的一套VR远程维保解决方案,就是立足于解决实体企业人力成本和技术难题。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孕育兴起,新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为此,江西着力引导占工业比重约七成的传统产业积极拥抱VR、物联网、区块链、大数据等新技术实施技改,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转型。
 
  今年前8个月,江西省工业技改投资增长17.8%,占全部工业投资的34.4%,占比同比提高3.5个百分点;高新技术产业投资增长14.3%,占工业投资的33.9%,占比提高2.5个百分点,动能转换持续加快。
 
  在已有1.6万家企业上云基础上,今年4月出台的《江西省数字经济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20-2022年)》进一步提出,到2022年,江西将打造30家智能制造标杆企业,培育100家服务型制造示范企业(平台),累计推动5万家中小企业上云,企业数字化转型率超过60%。
 
以完善的产业生态聚合发展动能


 
  只要戴上一副特殊眼镜,就能实时远程互动,不仅提高工作效率,还免除了奔波劳累之苦。今年云峰会期间,阿里巴巴、影创科技、高通等企业联合推出的一款XR(混合现实)眼镜新品“鸿鹄”引人注意。
 
  江西影创信息产业有限公司总经理陆志佳介绍,“鸿鹄”系列眼镜,以及未来更多、更新的XR硬件将在江西量产。“生产一副XR眼镜,往往需要数十家厂商协作配套,这将加速相关制造企业在江西聚集发展。”
 
  无独有偶,在小蓝经开区VR产业基地,小派科技VR头显设备研发生产中心、大朋VR产品制造中心等多个硬件制造项目在加速落地;在南昌高新区,华为VR眼镜制造项目落户……
 
  从研发、内容设计为主,到逐步向硬件生产制造延伸,短短几年,江西VR产业链已逐步形成产业闭环。为进一步铸链延链补链强链,今年以来,江西还专门成立VR产业链链长制,由省领导牵头担任“链长”,推动大中小企业、内外贸各环节协同发展,打通堵点、畅通循环。
 
  为加快创新步伐、突破人才瓶颈,江西一手抓人才培养,鼓励省内高校开设虚拟现实及相关专业,一手抓人才引进,吸引高端VR人才来赣。目前,江西已有超过30所院校设置了VR周边学科,10所院校设置了VR专业方向。
 
  产业生态越完善,发展动能越强劲。自2018年世界VR产业大会永久落户南昌以来,两届大会共签约项目261个,签约总金额1284亿元,华为、阿里、HTC、高通、科大讯飞等龙头企业纷纷进驻。截至目前,前两届大会的项目注册率、进资项目数、开工率约90%,投产率近80%。
 
  无论是发展VR,还是布局物联网、区块链、大数据,以生态思维发展新兴产业,正让江西新经济跑出发展“加速度”。在鹰潭,当地已有物联网企业近260家,物联网核心及关联产业产值今年有望突破700亿元;在上饶,当地紧盯数字游戏、数字文学、数字金融等细分领域,已累计集聚上千家数字经济企业……
 
  创新以进,拥抱未来,从世界VR产业大会看去,一幅江西新经济的版图正在加速绘制。
 
让光亮照进基层农民心中 国务院大督查第七督查组记者见闻
让光亮照进基层农民心中
国务院大督查第七督查组记者见闻

( 2020-10-19 ) 稿件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要 闻
 
  “中央对我们百姓小事的重视,让我们看到了希望。”听到处理结果,福建省福州市闽侯县白沙镇白沙村居民郑文胜对记者说。

  对于郑文胜而言,2020年10月14日是他这一年来最“惊喜”的一天:他长时间以来的诉求终于得到了妥善回应与解决。

  郑文胜说,2019年9月,他的土地确权证一直被压在村里,相关补偿也拿不到。郑文胜曾通过多种渠道进行申诉,然而除了得到千篇一律的公文式回复,就是不得不面对石沉大海般的等待。该怎么办?郑文胜一时间没了主意。

  无奈之下,郑文胜抱着试试看的态度,通过国务院大督查平台反映了问题。10月11日,他等到了督查组核实线索的电话。

  “有点不敢相信,这么快就有了回应。”郑文胜说,14日中午督查组工作人员张新梅、侯立波赶到闽侯县,来到郑文胜家中了解实际情况。“一口水没喝、一口饭没吃地听我们‘诉苦’。”郑文胜的家中聊完了,督查组又马不停蹄地赶往下一个地点,继续开展现场核查工作。

  下午两点半左右,督查组到达镇政府,先暗访了解情况,随后组织县、镇、村相关负责人到场开了两个多小时的现场协调会,听取了相关部门意见,提出了解决方案。最终,当地政府相关负责人表示,对郑文胜不能纳入第三轮确权登记田证内的被侵占地块采取适当经济补偿,其他地块面积予以重新测量后发放田证,并要求在1个月内予以办结。

  迅速行动,求真务实——记者发现,本次大督查全程都贯彻着这种理念。

  实地核查天价摊位费问题,暗访部分市县行政服务中心“放管服”改革落实进展,一对一访谈了解清理拖欠民营企业账款情况……在督查组到达的地方,一个个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难题得到妥善解决,督查抓落实促发展的“利器”作用正在充分显现。

  带着线索去,跟着问题走。督查组坚持把“四不两直”暗访督查作为查找企业群众生产生活痛点难点的有效手段,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从稳就业保民生到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从扩大内需稳外贸稳外资到长江流域禁捕、秋冬季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本次大督查聚焦2020年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促进一件件重大政策落地见效。

  “感谢国务院惦念着、关心着我们。”10月15日,郑文胜给国务院第七次大督查第七督查组发了一封感谢信。在信中他写道,督查工作是基层农民心里的一道光,“这道光可以照亮九州、点亮千家万户,照进我们每一位农民心中。”

(记者顾小立) 新华社福州10月18日电

 
第四届中国绿化博览会开幕
第四届中国绿化博览会开幕

( 2020-10-19 ) 稿件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要 闻
 
 
 
  10月18日,第四届中国绿化博览会在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都匀市开幕,将持续至11月18日。    新华社记者陶亮摄
 
怀来官厅水库国家湿地公园开园
怀来官厅水库国家湿地公园开园

( 2020-10-19 ) 稿件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要 闻
 
 
 
  10月18日,位于河北张家口怀来县的官厅水库国家湿地公园正式开园。该湿地公园也是首都周边具有特殊价值的湿地资源。新华社发(武殿森摄)
 
长淮新“斗水”记 写在新中国治淮70年之时
长淮新“斗水”记
写在新中国治淮70年之时

( 2020-10-19 ) 稿件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要 闻
 
 
 
  (左上)10月16日拍摄的安徽省颍上县五里湖湿地公园。  新华社记者刘军喜摄

  (右上)10月8日,在颍上县八里河镇,农民驾驶收割机收割水稻。 新华社记者周牧摄

  (中)2019年12月15日在安庆市菜子湖湿地拍摄的候鸟。  新华社记者张端摄

  (左下)位于安徽霍山县的白莲崖水库(6月17日摄)。    新华社记者周牧摄

  (右下)8月15日在安徽阜南县拍摄的淮河王家坝闸。    新华社记者张端摄



新华社记者刘菁、杨玉华、刘美子、姜刚、水金辰


  它曾是“最难治理的河流”,历史上平均每百年发生水灾94次。

  它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条全面系统治理的大河,70年间投入9000多亿元,从水患深重逐渐变为安心幸福河。

  它见证着新时代“斗水”,尊重自然还道于洪,顺应规律让道于水,从人水相争迈向人水和谐。

  它,就是千里淮河。

  善治国者,必善治水。习近平总书记今年8月在安徽考察时强调,70年来,淮河治理取得显著成效,防洪体系越来越完善,防汛抗洪、防灾减灾能力不断提高。要把治理淮河的经验总结好,认真谋划“十四五”时期淮河治理方案。

  70年治淮“斗水”,书写着党领导人民抵御洪灾、化害为利的恢宏治水史,标记下中华民族逐梦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态文明建设史。

70年初心不改追梦安澜


  深秋的淮河北岸,依然满目葱绿。阜南县蒙洼蓄洪区内,两个多月前曾汪洋一片的土地已退水秋种,播下新一季希望。

  今年7月,淮河发生流域性较大洪水,“千里淮河第一闸”王家坝闸时隔13年再次开闸泄洪。今年汛期,淮河无一人因洪伤亡,主要堤防未出现重大险情。

  86岁的阜南县刘郢庄台村民刘克义打小就生活在蒙洼,历经多次洪水。“今年水来心里不慌,因为安全有保障!”老人说。

  1950年那场淮河水灾,刘克义不堪回首:“平地水深丈余,村民攀树登屋呼喊救命,死伤惨重。”

  水患水难,困扰沿淮儿女上千年。祈盼安澜,自古就是淮河百姓的梦想。

  新中国初期以前的450年间,淮河平均每百年发生水灾94次。从大禹治水开始,历朝历代做过努力,但都难以有效治理淮河水患。

  1950年夏,看完一份报告淮河灾情民生的电报,毛泽东流泪了。他发出号召:一定要把淮河修好!

  1950年10月,中央人民政府作出《关于治理淮河的决定》。那一年,300万人走上治淮工地。1950年至今,国务院先后12次召开治淮工作会议,集中开展五轮淮河治理,一批重大水利工程建成使用。

  党的十八大以来,淮河治理更加注重人水和谐、生态保护和流域高质量发展,治淮迈入绿色新征程。立足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国家先后编制淮河流域综合规划、淮河生态经济带发展规划等,全面推进新时期进一步治淮38项工程,开工建设引江济淮工程,流域建立河长制、湖长制……

  沐浴在秋日的暖阳下,位于淮河干流的花园湖行洪区进洪闸格外引人注目。这座今年刚刚建成的水利工程投入使用后,将使花园湖行洪区从过去破堤行洪变为有闸控制行洪。

  水患水难顶在淮河百姓头上,党中央把它放在心头;水忧水盼写在淮河百姓脸上,党中央攻坚克难不断推进治水行动。除害兴利、造福于民,70年治淮初心不改。

  70年间,我国治淮总投入9000多亿元,建成各类水库6300余座,堤防6.3万公里,各类水闸2.2万座,行蓄洪区27处,直接经济效益4.7万亿元。

  水利部淮河水利委员会主任肖幼说,淮河流域现已基本建成完善的防洪除涝减灾体系,防洪减灾能力显著增强。

  昔日遇水灾就哀鸿遍野的淮河,如今滋养着全国九分之一的人口、十分之一的耕地,贡献着全国六分之一的粮食产量和四分之一的商品粮。

  “现在旱涝不怕,正常亩产比其他地区高出50公斤以上。”正在秋种的沿淮寿县种粮大户顾广银说。

“斗水”变迁彰显生态文明


  阜南县王家坝镇和谐村村民张洪海这个月搬进了位于淮上社区的120平方米新房,社区内13栋楼房错落分布,中心花园小桥流水。

  这是安徽省今年第一批庄台疏解降容工程的迁建行动,1204户4830位村民将陆续从行蓄洪区庄台迁出,告别提心吊胆、惧怕洪水的日子。

  淮河流域人口密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4倍多,人水争地矛盾突出,人占水道加剧淮河水灾。越垒越高的不仅有堤坝,还有淮河特有的居住形态庄台。

  违背自然规律,终要受到自然惩罚。尊重自然还道于水,才能构建人水共生的和谐生态。

  近年来,沿淮河南、安徽、江苏等地开展了行蓄洪区及淮干滩区居民迁建,逐步将“水口袋”里的87万余人搬至安全地区,还行蓄洪区该有的生态功能。

  “过去千军万马严防死守抗御洪水,现在该启用工程时果断开闸、精准调度。”淮委治淮工程建设管理局副局长闪黎介绍,随着花园湖进洪闸建成,行洪区内7个村约1.9万人未来将全部迁走,完全恢复花园湖的“水袋子”功能。

  通过退建堤防、疏浚深挖河道,花园湖所在的这一段淮河行洪能力从7000立方米/秒扩大到13000立方米/秒。在花园湖的上下游,方邱湖等3个行洪区将随之变成防洪保护区。

  “用治淮工程能力的提升保障沿淮人民的发展权。”闪黎说,方邱湖区域正规划建设一座集高端装备制造、现代物流服务和绿色生态产业于一体的临港新城。

  从控制洪水到管理洪水,从人水相争到人水共生,从抗御自然到尊重规律,治淮“斗水”理念之变彰显着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的进步。

  “尊重自然,让道于水;给水出路,人有生路;兼顾发展,人水和谐。”阜南县县委书记崔黎说,沿淮百姓如今都懂这个道理。

  走在蒙洼蓄洪区,除了“绿油油”的庄稼,更多是“白茫茫”的适水产业。通过发展芡实、杞柳等适水农作物,这里的百姓找到脱贫致富的“金钥匙”。

长淮新生奔向幸福河


  碧波荡漾,花海斑斓。今年国庆中秋长假期间,淮河边的八里河景区日游客量最高近2万人。谁能想到,这里原先是“十年九淹”的水灾窝。

  在淮河边颍上县八里河镇生活了20多年的居民汤纪前说,过去八里河一下雨就涨水,全县数这里最穷。

  通过低洼河湖综合治理,颍上县逐步将这片水洼地变成国家级水生态旅游区。八里河镇也走上旅游富民之路,汤纪前开办了一家旅游纪念品店,每年营业收入10多万元。而沿淮水利生态景区已是星罗棋布,仅颍上县就有7个,每年吸引游客850万人次。

  “泥巴凳,泥巴墙,除了泥巴没家当。”昔日沿淮百姓水患深重的场景早已改变。治淮降洪魔,更为淮河儿女带来“水红利”。沿淮贫困县相继摘掉“贫困帽”,其中安徽沿淮13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已全部脱贫摘帽。

  沿淮百姓有着新的幸福河梦想,既看得见清水,又望得见鱼鸟。

  淮河畔曾有一段守着淮河讨水喝的日子。由于沿岸化工厂、造纸厂等污染严重,淮河一度成为“坏河”。1995年《淮河流域水污染防治暂行条例》出台,中国第一次为流域水体污染治理制定法规。

  党的十八大以来,治淮更加注重水生态保障体系建设,试点推进了生态流量调度、全面建立淮河流域河长制湖长制,9.6万名河湖长直接对河湖水质负责,流域生态显著改善。

  治污治岸治渔陆续进行。在蚌埠市居住的刘春玲祖祖辈辈以淮河打鱼为生,如今她收网上岸,打小“水上漂”的她住上了廉租房。她说,身为淮河人,要用行动守护好一江清水。

  生态环境部淮河流域局监测与科学研究中心副主任杨刚说,淮河很多断面水质监测曾经找不到活鱼,现在银鱼、白鱼等对水质要求高的鱼种都游回来了。

  再现的还有飞鸟。每到冬季,一批批南迁的白头鹤等候鸟飞抵安徽菜子湖觅食过冬。2016年国家重点工程引江济淮开工,菜子湖承担引江任务。为保护候鸟栖息生境,工程增加3.5亿元投资,为鸟改道,保证候鸟栖息滩涂面积。

  水滋养人,人守护水,这就是幸福河。

  淮河干流水质目前常年维持在Ⅲ类水标准,这是治淮民生福祉。淮河流域已有14个城市获得全国水生态文明城市称号。从空中俯瞰,水清岸绿的生态淮河正在逐步实现;无人机巡查、一键智控的智慧淮河正在建成;通江达海、产业兴旺的富庶淮河清晰可见……

  作为国家战略的《淮河生态经济带发展规划》已经落地,探索大河流域生态文明建设新模式。安徽省不久前发布目标,到2035年全面建成美丽宜居、充满活力、和谐有序、绿色发展的淮河生态经济带。淮委表示,“十四五”治淮将瞄准短板,全面提升淮河流域抗灾现代化水平。

  70年治淮斗水,记录了沿淮人民追梦安澜的艰苦历程,书写着新中国水利发展的辉煌成就,更践行着大河流域人水和谐的生态文明思想,铸就起一座中国共产党为了人民、造福人民的巍巍丰碑!  新华社合肥10月18日电

 
既是政策“大礼包”,也是改革“任务书” 权威人士解读深圳综合改革试点新举措
既是政策“大礼包”,也是改革“任务书”
权威人士解读深圳综合改革试点新举措

( 2020-10-19 ) 稿件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要 闻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2020-2025年)》,成为新时代推动深圳改革开放再出发又一重大举措。

  未来将在哪些领域赋予深圳改革上更多自主权?如何支持深圳在更高起点、更高层次、更高目标上推进改革开放?相关部门和地方怎样落实好若干举措?在18日举行的国新办发布会上,一系列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得到回应。

  赋予更多自主权,首批六类40条授权事项清单发布


  当天,《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综合改革试点首批授权事项清单》正式发布。

  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宁吉喆介绍,党中央以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为契机,支持深圳实施综合改革试点,以清单批量授权方式,赋予深圳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更多自主权,为深圳经济特区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进改革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也为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综合改革试点提供了根本遵循。

  授权清单共40条授权事项,涵盖要素市场化配置、营商环境、科技创新体制、对外开放、公共服务体制、生态和城市空间治理等六个方面。

  “实施方案和授权清单是有机统一的整体。实施方案重在明确重点领域、改革方向和构建机制,授权清单重在具体落实。二者前后呼应,互为支撑。”宁吉喆说。

  他指出,综合授权有别于此前改革试点通常实行的“一事一议、层层审批、逐项审核”授权方式,是在中央改革顶层设计和战略部署下,以清单式批量报批方式推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列入清单的事项实施备案管理,除明确要报批的事项,其他不再逐项报批。

  “授权清单体现改革的担当。”宁吉喆说,据统计,授权清单中有20多项需要突破现有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涉及近百项具体法律法规和政策条款调整,具有很强的创新性、突破性,体现了中央授权改革的力度和深度,将为推动高质量发展释放巨大改革红利。

多领域将推动创造型、引领性改革


  发布会上,多部门相关负责人详细介绍了各领域下一步将如何实现改革突破,推动深圳综合改革试点落地见效。

  2019年深圳全社会研发投入经费达1328亿元,占GDP比重达4.9%;深圳国际专利申请量已16年位居全国各大城市首位;拥有国家高新技术企业1.7万家,科技型中小企业超过5万家……深圳的科技创新工作走在全国前列。

  未来,深圳将如何进一步发挥科技创新优势?科技部副部长徐南平介绍,科技部将在深圳重点推动国家创新型城市建设,支持深圳加快建设一批重大创新平台。同时,深入推进深圳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提供强大科技支撑。

  证监会副主席阎庆民透露,资本市场将确定5个着力点,助力深圳综合改革试点落地见效。一是优化已实施注册制的创业板的服务功能,更好发挥创业板对成长型创新创业企业的服务。二是支持深交所深化板块改革,建设优质创新资本中心和世界一流交易所。三是支持新三板精选层挂牌企业转板上市。四是稳步扩大股票期权试点,为实现创新创业创意产业的长期激励做好制度安排。五是提高私募基金管理人和产品登记备案的透明度和效率,支持科技与金融深度融合。

  “放权实际上放的是改革的权,不是扩张的权,是为改革提供更大的空间,而不是城市建设的规模。”在回应各方普遍关注的土地审批自主权问题时,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庄少勤说。

  庄少勤表示,通过更好发挥国土空间规划统筹作用,深圳不仅可以用好自己的资源,也可以充分协同区域资源,使未来的发展空间得到更有力支撑。此外,还将更好发挥空间资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作用,提升空间资源配置的针对性和灵活性;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增强空间流量配置的充裕性和便利性。

  既是政策“大礼包”,也是改革“任务书”


  综合改革试点既是政策“大礼包”,也是改革“任务书”。未来,深圳将承担更重大的改革责任,不仅要先行先试,更要先行示范、系统集成。

  目前,深圳已明确54项具体任务,数字人民币内部封闭试点测试、区域性国资国企综合改革、土地管理制度改革等事项正有力有序推进。

  深圳市市长陈如桂介绍,深圳还将强化体制机制创新,在要素市场化配置、创新链产业链融合发展、构建高水平开放型经济体制、创新生态环境和城市空间治理等方面大胆探索创新,努力推出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改革经验,推出更多有影响力的制度成果。

  当前,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正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也对深圳落实综合改革试点方案提出了更高要求。

  陈如桂表示,深圳将充分发挥联通国内和国际市场重要交汇点的优势,积极拓展国内国际大市场,发挥深圳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重要引擎作用,抢抓全球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不断畅通产业循环、市场循环、经济社会循环。

  广东省常务副省长林克庆介绍,广东在累计下放1480项省级经济社会管理权限基础上,按照应放尽放、能放全放的原则,年底前再下放一批省级权限,并探索实施省级行政管理权限负面清单模式,赋予深圳更大的改革发展自主权。

(记者陈芳、王雨萧、刘慧、陈宇轩、胡喆)

 新华社北京10月18日电

 
落实改革任务书书写特区新传奇
落实改革任务书 书写特区新传奇

( 2020-10-19 ) 稿件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要 闻
 
  18日,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综合改革试点首批授权事项清单发布。这既是政策“大礼包”,也是改革“任务书”,更是经济特区必须担起的历史重任。
 
  在深圳经济特区设立40周年之际,支持深圳实施综合改革试点,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意在为解决高质量发展中遇到的实际问题探索经验。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要以深化改革为动力推进高质量发展,任务十分繁重。按照“任务书”,深圳要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取得标志性成果,基本完成试点任务,为全国制度建设作出重要示范。时不我待,唯有全力以赴真抓实干,才能不负重托。
 
  改革越是进入深水区,越能体现改革的成色,也越能检验改革者的勇气和情怀。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重要窗口,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综合改革试点中,深圳先行先试责无旁贷。扎实推进改革,不折不扣地完成各项改革任务,既是党中央和全国人民的重托,也是时代赋予深圳人的荣光。
 
  扎实推动综合改革试点落地见效,就要赋权到位。有关各方要按照方案要求和事项清单加大行政审批、科技创新、规划管理、综合监管、涉外机构和组织管理等方面放权力度,为综合改革试点创造良好环境。
 
  扎实推动综合改革试点落地见效,就要敢闯敢试。特区广大干部群众要大力弘扬敢闯敢试、敢为人先的精神,拿出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的作风,一步一个脚印向前走,积小胜为大胜、积跬步至千里,书写经济特区新传奇。
 
(记者陈宇轩) 新华社深圳10月18日电
 
两岸团体共同纪念台湾光复75周年
两岸团体共同纪念台湾光复75周年

( 2020-10-19 ) 稿件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要 闻
 
  台湾光复75周年前夕,海峡两岸历史学者、相关研究专家、亲历者及其家属18日在台北和南京两地举办网络视频连线座谈会,回顾两岸人民抵抗日本侵略的历史,纪念台湾脱离日本殖民统治回到祖国怀抱,呼吁两岸人民铭记这共同的血泪记忆,共护和平谋未来。

  台湾大学心理学系名誉教授黄光国在座谈会上表示,在目前两岸关系紧张的背景下纪念台湾光复75周年,最大的目的是希望大家能够通过回顾历史,更好地觉察帝国主义殖民者如何运用多种手段在海峡两岸进行殖民侵略。希望两岸人民对帝国主义的手段保持警惕,维护和平。

  国际法学者邵子平曾经参与发现南京大屠杀文字记录《拉贝日记》和美国牧师马吉在南京大屠杀期间拍摄的影片。他在会上表示,南京大屠杀和日本对台湾的殖民统治都是中国历史上的悲剧,两岸人民应该痛定思痛,检讨过去,从历史中汲取教训。

  邵子平说,纪念台湾光复,就是要提醒台湾社会,台湾的历史不能割裂,1945年台湾摆脱了日本殖民统治,回归祖国,重新成为中国的一部分。

  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张连红在视频座谈会上表示,近代以来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是中华民族一段苦难的历史。台湾人民一直在抵抗日本殖民统治,也有很多台湾人到海峡对岸参加抗日,台湾的光复是两岸人民共同努力的结果。现在,两岸学者应该加强对抗战史的共同研究。

  南京大屠杀史与国际和平研究院执行院长张建军在视频会议上表示,希望更多台湾学者与大陆学者共享史料,共写史书,把抗战这段珍贵的民族记忆研究好传播好,成为中国人共同的记忆。

  交流会由南京大屠杀史与国际和平研究院、南京抗日航空烈士纪念馆等共同主办。

(记者傅双琪、吴济海)

新华社台北10月18日电

 
“一条大河”流淌出的故事
“一条大河”流淌出的故事

( 2020-10-19 ) 稿件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要 闻
 
  “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我家就在岸上住,听惯了艄公的号子,看惯了船上的白帆……”在长春电影制片厂第十二放映室,《我的祖国》作曲刘炽之子刘欣欣一边唱起父亲的作品,一边讲述着“一条大河”流淌出的故事……

  歌曲《我的祖国》,是长影拍摄的抗美援朝故事片《上甘岭》中的一首插曲,穿越时空,已经传唱60余年。

  刘欣欣介绍,当时,《上甘岭》导演沙蒙要为影片创作一首插曲,要求极高——我要人们因唱了这首歌,记住这部电影。他找到了老朋友刘炽,并特别强调要以民歌曲调为主调,以此表现无数最普通的志愿军的英雄气概。刘炽答应了沙蒙的邀请,却又额外开出个条件,如果不请乔羽作词,那么作曲这件事就“不开工”。

  当时乔羽正在外地,沙蒙每天一个电报,最多时一天三个,督促乔羽赶快启程来长春。乔羽终于来了,从构思到成稿,用了整整10天。

  沙蒙看到歌词,觉得甚好。只是觉得“一条大河波浪宽”有点小气,问乔羽为什么不写“万里长江波浪宽”,岂不更有气势?乔羽说,长江气势虽大,毕竟只有长江边生活的人才有体会,可能会让没见过长江的人在心理上产生距离感。而从对祖国的体会看,不管你是哪里人,家门口总会有一条河,只要你一想起家,就会想起这条河……沙蒙听后立即拍板,“就是它了!”

  歌词完成了,刘炽却“失踪”了。他躲在长影小白楼招待所的一个房间内,几乎断绝和外界一切来往,专心搞起创作。招待所的服务员告诉来访者,饭他不下楼吃,送上去;信和报纸他不看,攒起来;谁来他也不见,挡在楼下。为了免于叨扰,刘炽干脆在门上贴个“刘炽死了!”

  专注于创作的刘炽知道,这首歌要唱给上甘岭的志愿军战士们听,他必须要找到最亲近普通人民的、最接近民歌体的音乐旋律,继而进行改编和创作。他从100多首广为人民喜爱的歌曲中选出20首,又从20首中选出10首,最终挑出一首,反复体会旋律,寻找创作灵感。

  刘炽曾在一次采访中说,有八个字可以概括坑道里志愿军的内心,“纯洁、深情、火热、优美”。“我的曲调就是写这八个字。写到副歌时,我好像置身于坑道中,和战士们一起唱着,一起被鼓舞着,一起流着泪。”

  作词、作曲都堪称完美,谁来唱呢?在当时,很多知名歌唱家被请来试唱,但都无法令刘炽完全认可。最后,乔羽想到了刚调来中央歌剧院不久的郭兰英,于是郭兰英便被推荐来试唱。她一开口,那种甜美、亲切、朴实无华的嗓音,便使刘炽和在场的听众们深深折服。刘炽情不自禁地说:“就是她!”在现场的导演沙蒙早已泪湿了双眼……

  录音后仅两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便播放了这首歌曲,而当时电影《上甘岭》还没有上映,全国听众都沉浸在“一条大河”的歌声中,无数人都在哼唱着“一条大河波浪宽……”

  刘欣欣感慨地告诉记者,在他看来,“一条大河”记录着70年前抗美援朝志愿军舍身为国的英雄壮举,更记录着70年来祖国的日益强大,“在这片温暖的土地上,到处都有和平的阳光。”   (记者赵丹丹)

新华社长春10月17日电

 
战争时期拿枪杆 和平年代守英灵 记守护杨靖宇烈士陵园的老兵徐振明
战争时期拿枪杆 和平年代守英灵
记守护杨靖宇烈士陵园的老兵徐振明

( 2020-10-19 ) 稿件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要 闻
 
  新华社长春10月18日电(记者宗巍、高楠)战争时期,他拿起枪杆,在枪林弹雨中穿梭,英勇作战;

  和平年代,他放下功名,在烈士陵园里坚守,守护英灵。

  在长白山脚下的吉林省通化市,60多年来,军功赫赫的老兵徐振明,毅然放弃过舒坦日子,主动为杨靖宇将军守陵,退休后又把岗位交给儿子,父子两代守护英雄,也守护着中华民族铭记英雄、崇尚英雄的精神高地。徐振明经常说:“将军是民族英雄,为将军守陵,此生不改!”

  初心:为人民保家乡 浴血奋战不退缩


  深秋时节,杨靖宇烈士陵园内层林尽染,一片片红叶迎风作响,仿佛在诉说那段血与火的岁月。95岁高龄的徐振明虽然行动不便,但还是喜欢坐着轮椅到陵园看看。

  徐振明还记得1942年在山东老家参加八路军的日子,那时他不到17周岁。新兵培训时,两年前牺牲在林海雪原的抗联第一路军总司令兼政委杨靖宇将军,成为他心中的英雄。“我们听后特别感动,发誓要向杨将军学习,保家卫国、抗战到底。”徐振明说。

  在抗日战争的艰难时期,深受杨靖宇精神鼓舞的徐振明勇敢作战,日照、诸城、高密、莒县等地都留下了他与日寇战斗的足迹。在莒县阻击日寇突围的一次战斗中,他被炮弹击中背部,苏醒后坚持参加战斗,荣立一等战功。

  日本投降后,徐振明参加了解放战争。1950年10月,徐振明又随部队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先后参加了松骨峰阻击战、“394.8”高地战等战斗。战斗结束后,徐振明再立一等功。

使命:深藏功与名 为英雄守陵


  1958年2月23日,杨靖宇将军牺牲18年整,通化浑江东岸的山冈白雪皑皑,各界人士隆重举行公祭安葬大会,抗日英雄长眠在他生前浴血奋战的地方。这一年,徐振明随部队返回通化,随即以营职干部转业。

  对于胸前挂着一块块勋章的徐振明来说,本可以选择过舒坦日子,但他却做了一个令所有人吃惊的决定:为杨靖宇将军守陵。于是,听着将军事迹成长、从“娃娃八路”到“战斗英雄”的徐振明义无反顾来到陵园,成为杨靖宇烈士陵园管理所首任所长。面对众人的不解,徐振明说:“全国那么多人崇敬杨靖宇将军,只有我有机会为他守陵。我既是自己在守陵,也是代表牺牲的战友为杨将军守陵。我守在陵园,感觉还跟战友们在一起……”

  初到陵园,工作人员不过三四人,面对艰苦的条件,徐振明事事带头干。当年的同事韩加本还记着,修缮陵园时,徐振明带大家到陡峭山坡上移植崩松,一点点抠土、一棵棵拖下山,辛苦又危险。当时大家不理解:栽什么树不行,非得要崩松?几年后,当一棵棵笔挺向上、锥形树冠的崩松整齐成林时,人们才明白徐振明的良苦用心。

  韩加本说,徐振明的较真,除了看护陵园外,更体现在他想让更多人了解抗联历史和英雄精神。那些年,他带领工作人员深入长白山原始森林,追寻抗联战斗足迹,丰富馆藏内容。懂他的人心里都明白,这份较真的背后是对英雄的崇敬。

传承:子承父业 精神永续


  说起父亲劝自己接班时发生的争吵,徐永军还记忆犹新。1980年徐振明离休,但对陵园放不下心,就劝说即将参加工作的儿子。尽管从小跟随父亲在陵园长大,但徐永军从没打算接父亲的班。经过三次长谈,徐振明终于说服了儿子。“我妈也说,为英雄守陵,接革命的班比挣钱光荣。”徐永军说。

  到陵园工作后,徐永军对杨靖宇的事迹了解越多,就越感到肩上沉甸甸的责任。这些年,也有工作调动机会,但徐永军没答应。他说,为英雄守陵,虽然清苦、寂寞,但安心、踏实。

  60多年来,父子接力守护陵园,也见证了陵园变化。2004年政府出资建立东北抗联纪念馆,还建了官方网站。如今,作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杨靖宇烈士陵园年接待10余万人次。前些年,徐振明经常为学生和部队官兵上革命传统教育课,他以亲身经历,为孩子们和官兵们讲述那些感动过自己的故事和经历。

  从风华正茂到白发苍苍,从一个人到两代人,徐振明矢志不渝守护着中华民族铭记英雄、崇尚英雄的精神高地。

 
4800多名进博会志愿者宣誓上岗
4800多名进博会志愿者宣誓上岗

( 2020-10-19 ) 稿件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要 闻
 
 
  10月18日,第三届进博会志愿者在仪式现场宣誓上岗。 新华社记者刘颖摄
 
 
  据新华社上海10月18日电(许晓青、王婧媛)4800多名第三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志愿者18日在沪宣誓上岗,其中在进博会举办地——国家会展中心(上海)现场有近500名青年志愿者代表参加宣誓仪式,4300余名进博会志愿者通过互联网参加了“在线宣誓”。
 
  共青团上海市委副书记邬斌介绍,截至目前,第三届进博会已招募4844名志愿者,志愿者将完成基础培训、重点培训和岗位实训等。在这4800多人中,曾经参与往届进博会志愿服务的共671人,曾有过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志愿服务经历的志愿者有871人。全体志愿者中,2000年及以后出生的志愿者占一半以上。
 
  据介绍,将有3700多名志愿者服务于现场引导咨询、联络接待、新闻宣传、展会注册、迎送保障、数据统计、行政保障、医疗应急救援、防疫健康宣传等岗位。其中防疫健康宣传岗是今年为妥善做好疫情防控新设的志愿者岗位。
 
  自2018年起,进博会于每年11月在上海举办,进博会志愿者已成为上海青年服务国家和社会的一支重要力量。因进博会举办地——国家会展中心(上海)外观如同“四叶草”,进博会志愿者也被昵称为“小叶子”。如果在进博会期间,希望找到具有丰富经验的“小叶子”,与会者可以从志愿者佩戴的徽章辨识。连续服务三届进博会的志愿者,将佩戴标有汉字“三年级生”的金属徽章。另有“一年级生”“二年级生”的徽章标识。
一个码、数百证照、千万人口 上海“随申码”走向“一码通城”
一个码、数百证照、千万人口
上海“随申码”走向“一码通城”

( 2020-10-19 ) 稿件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综合新闻
 
  新华社上海电(记者何欣荣、胡洁菲)累计使用次数超12亿次、累计使用人数超3400万人……今年2月份正式上线以来,上海市大数据中心开发的本地版健康码“随申码”逐步融入市民生活。“随申码”所依托的上海“一网通办”系统,也即将迎来总门户上线两周年,其提供的“网购式”政务服务已成为超大型城市精细化治理的闪亮名片。

诞生:高新园区里的“高辛”团队


  9月30日,今年国庆假期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晚上10点,位于上海市北高新园区的一家软件公司程序员小张趴在窗台上一眼望去,“不出所料,大数据中心7楼依然灯火通明,跟我们互联网公司的工作节奏不相上下,大家都是‘高辛’团队。”

  其实,从今年2月中旬开始,这样的工作已成为常态。上海市大数据中心数据资源部部长储昭武介绍,在接到“随申码”开发任务后,全体员工迅速投入抗疫第一线,“与时间赛跑”,在很短时间内完成架构设计、近亿条原始数据清洗比对,以及2000多万个“随申码”的颜色“计算”工作。这样的开发速度,不输一些互联网“大厂”。

  2月17日,“随申码”在“随申办”客户端、微信及支付宝小程序同步推出。截至9月中旬,累计用码12亿多次,累计用码人数3400万多人。

  “随申码”的推出,还与长三角的一体化防控形成了有力呼应。早上在江苏、下午在浙江、晚上回上海继续召开专题攻坚会,这是上海市大数据中心应用开发部工程师贝文馨的行动轨迹。“长三角健康码互认涉及多个部门,协调起来难度很大,但我们都觉得十分必要。”

  目前,长三角区域的健康码已累计交换数据量4075万条,日均交换21万条,为三省一市的健康码共享互认奠定了数据基础。

  进化:看病乘车都能刷,不只是一个“健康码”


  诞生于非常时期的“随申码”,从未停止自己的进化步伐。

  适用群体不断扩大:3月1日,可以支持港澳台人士、外籍人士获取“随申码”,目前已有相关用户逾23万人;3月15日,上线“随申码”企业版,目前已有3700多家机构和企业申请;4月3日,“亲属随申码”推出,给学校复课带来极大便利……

  使用范围不断扩展:近日,在上海市徐汇区中心医院,38岁的上海市民芦女士用“随申码”实现了挂号就医。“这是我第三次在医院使用‘随申码’,用起来很顺手,再也不用担心忘带或丢失医保卡。如果带孩子看病,凭借‘亲属随申码’也能就医。”

  看病时当医保卡、乘公交时当公交卡、去游泳时当“健康证”……如今,依托“一网通办”和大数据赋能,“随申码”已经渗透到居民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在多个领域创新公共服务方式。

  上海市大数据中心主任朱宗尧说,目前“随申码”每秒最高可支持8000人同时访问。“留了很高的访问余量,之后可以支持更多新的便民应用。”

  根据规划,未来“随申码”还有更多应用空间:在社会治理领域,上海探索将“随申码”应用到小区管理、治安管理、人口普查等;在交通城建领域,对有条件的停车场试点“随申码”停车付费……上海万达信息副总裁王兆进说,随着大量的生活场景能用上“随申码”,“一码通城”加速走进现实。

  攻坚:从“能办”到“好办”,从“好办”到“愿办”


  “让企业和群众到政府办事像‘网购’一样方便”,2018年,诞生不久的上海政务服务“一网通办”提出了这样的目标。两年下来,从“能办”到“好办”,从“好办”到“愿办”,“一网通办”正在持续攻坚提升。

  扫一扫码,就能调用各种信息,这背后是“随申码”与电子证照库的融合贯通。上海市大数据中心应用开发部副部长陈祺介绍,截至今年9月底,上海市大数据中心已新增777类电子证照的归集工作,归集总量超过1亿张,调用总量超过2亿次。调用量排在前列的电子证照包括“机动车驾驶证”“居民身份证”和“机动车行驶证”等。

  线上的便捷操作,往往需要持续的迭代更新。“几个月前,家人因为一个小小的技术漏洞,不能通过‘随申办’亮出电子证照,就讲‘一网通办’不行,这对我触动非常大。”上海市大数据中心工作人员刘辰昀说,很多项目组成员,像呵护孩子一样呵护“一网通办”的金字招牌。

  上海市委市政府表示,政务服务“一网通办”、城市运行“一网统管”,“两张网”的最终落脚点是“用”。上海要坚持法治引领,加强制度供给,让“两张网”在安全轨道上更有力地牵引城市治理现代化、支撑城市数字化转型。

 
上海徐汇: “两网融合”察民意 网红大厅再升级
上海徐汇:
“两网融合”察民意 网红大厅再升级

( 2020-10-19 ) 稿件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综合新闻
 
  新华社上海10月18日电(记者周琳)趁着午休,在上海市徐汇区工作的程序员赵正荣,来到徐汇区行政服务中心查询自己的社保和公积金余额。取号、刷脸查询,一共只用了10分钟。2018年上海启动政务服务“一网通办”改革以后,这里就成了名副其实的网红大厅,被点赞为“环境最好、智能最强、人气最旺”。

  就在这个网红大厅楼上,一个超级“算法工厂”初见端倪。徐汇城运中心的大屏上,可以清晰地看到“一网统管”的“一梁四柱”架构:“一梁”,指的是区级层面统一的城运平台,旨在打造集专业研判、高效协同、综合决策于一体的城市运维“决策舱”。“四柱”,指的是大平安、大建管、大市场、大民生四大城市治理领域的深化应用,以数字化方式呈现城区全景。

  节假日也不打烊的这“两张网”,作为上海城市治理的“牛鼻子”,24小时守护城市安全、助力群众办事,真正实现“算力帮助人力转,政府围着群众转,资源围着问题转”。

  在这个服务大厅,82个事项实现零材料提交,政务服务体系上,打造“指尖上、家门口、一体化”的金牌标准。如今,徐汇还在试点“无人干预自动办理”,机器智能审核后当场可获办理结果,真正使办事像“网购”一样方便。

  在上海打造城市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如果说“两张网”建设是“必答题”,那么“两网融合”就是“加分项”。徐汇的“两网融合”正在探索打通服务和治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双向赋能。

  “我们在研究‘一网统管’实战场景时发现,部分场景兼具‘两网’特征,其交集点既能服务于‘一网通办’,亦能赋能于‘一网统管’。”在推进工作中,徐汇区城运中心主任宋开成发现一些有趣的现象,一个想法在他脑海中慢慢浮现,“两张网的建设是不是可以跨前一步?”

  徐汇区拥有占地面积庞大的历史风貌保护区,这些承载着海派文化的老建筑每一座都有自己的故事。管理却存在两难:违规装修,破坏建筑结构导致的事故时有发生,一些优秀历史建筑因此一去不复返;如果按照规定,超过一定金额需要区级审批,又有不少业主选择“钻空子”。

  “通常的做法是拆分合同,比如说如果装修金额超出备案标准,需要区级审批时,业主就把合同拆成两份,这样只需到街道备案。”天平街道管理办透露,风貌区布局特殊、体量较大,容易出现漏网之鱼。

  如今,通过区市场监管局法人库每日比对,如果一处地址进行住房合同变更或经营范围变更等申报情况,系统就会自动将警示信息发送至街道管理办,提醒该处可能会进行装修,街道收到警示信息后,组织队伍上门查看,避免“钻空子备案”情况发生。

  “这就好比是‘一网通办’的办件信息,成为‘一网统管’的‘情报员’,在服务中实施管理。虽然‘一网通办’和‘一网统管’对象各有侧重,但精细化的城市治理必然涉及多方面数据,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徐汇区委副书记钟晓咏说,把行政服务中心和城运中心等机构整合在一起,“两网融合”可以在服务中实施管理、在管理中体现服务。

  让技术围着业务转,让人力围着算力转,有了数据当“向导”,政府就能围着民意转。在这里,通过市民热线话题挖掘,总结出噪音扰民、群租现象等重难点问题,分析和跟踪市民的情感情况,实现处置闭环,从“解决一个人的需求”升级到“解决一类人的需求”。

  上海市徐汇区区长方世忠说,下一步徐汇将打造释放算力算法、支撑智慧网格的“超级工厂”城运中台,推动条块管理队伍向网格单元集中,打造“一专多能、全岗都通”的“网格全能战队”,做到“小事不出网格、大事不出街镇、难事不出徐汇”,从“一网通办”“一网统管”真正走向“一网通治”,让城市服务更加有温度,让城市治理更加有智慧。

 
世界青年科学家峰会在温州召开 百名青年科技工作者获中国青年科技奖
世界青年科学家峰会在温州召开
百名青年科技工作者获中国青年科技奖

( 2020-10-19 ) 稿件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综合新闻
 
 
 
  ▲10月18日,青年科学家用多语种朗诵世界青年科学家峰会温州宣言。新华社记者殷晓圣摄

  新华社杭州10月18日电(记者王俊禄、朱涵)2020世界青年科学家峰会18日在浙江温州召开。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科协主席万钢向峰会发来视频致辞。

  万钢在致辞中表示,当前,以科技创新推动可持续发展,成为破解各国共同关心的全球性问题、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必由之路。希望青年科学家矢志创新、凝聚共识,构建全球创新网络。

  本届峰会是继去年首届以来的第二届,以“汇聚天下英才 共创美好未来”为主题,由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与浙江省人民政府共同举办,来自百余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科技组织的科学家、企业家、创投家、艺术家代表参会,其中约70%为45周岁以下的青年科学家。

  新华社杭州10月18日电(记者朱涵、王俊禄)第十六届中国青年科技奖颁奖仪式18日在浙江温州召开的2020世界青年科学家峰会上举行,100名青年科技工作者获中国青年科技奖,其中10名获得中国青年科技奖特别奖。

  这百名获奖青年科技工作者在基础研究、工程科技、科学普及、成果转化方面取得了突出成绩。

  “作为青年科技工作者,我由衷感谢国家对青年人才的支持、鼓励和信任,我们也必将在科技强国的征程中砥砺前行、奋力拼搏,为早日实现我们的中国梦贡献我们的力量。”第十六届中国青年科技奖特别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研究员陈玲玲在发言中表示。

  据统计,在中国青年科技奖近1600名获奖者中,有171人当选两院院士,一大批获奖者走上了高校、科研院所、大型企业、党政部门、国际组织等重要领导岗位,在政治、经济、科技、教育、文化、社会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国青年科技奖由中共中央组织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国科协、共青团中央联合发起,旨在表彰在国家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科技创新中做出突出贡献的青年科技人才,激发广大青年科技工作者的创新创造创业热情。

 
青岛战“疫”120小时
青岛战“疫”120小时

( 2020-10-19 ) 稿件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新闻纵深
 
  新华社青岛10月18日电(记者张旭东、闫祥岭、杨文)时间的指针拨回10月12日零时,不少青岛市民无法入眠,因为前一日当地突然出现3例新冠肺炎无症状感染者,感染源不明……

  接近10月17日零时,青岛市宣布,全员核酸检测基本完成,10899145个核酸样本检测均出结果,除此前公布的确诊病例外,无新增阳性样本。

  120小时!在国家、山东省指导和支援下,青岛市抓住此次疫情处置“黄金窗口期”,果断启动全员核酸检测,并全力救治确诊患者。与此同时,山东省溯源工作专班72小时连续作战,迅速“破案”,“未发生社区传播”的权威结论一锤定音。

全城检测查疫情


  突发疫情,谜团重重。青岛市果断启动全员核酸检测,大小广场上,一个个核酸检测点,一列列排队候检市民,成为这座城市全民抗疫的大写照。

  千万人口城市的全员核酸检测,组织难度可想而知。刚开始,一些检测点出现人员密集现象。“为此,青岛不断充实检测力量,科学布局检测点,加强现场秩序维护。”青岛市政府办公厅副主任陈万胜说。

  山东还从3个省属医疗卫生机构及济南、烟台等城市抽调1200多人,支援青岛核酸样本采集和检测。外地支援人员加上本地抽调医务人员,在青岛开展全员核酸采样检测的医务人员一度达万余名,固定检测点达4000多个。

  龙口市人民医院医护人员栾春蕾,13日中午赶到青岛后,立马投入工作直到21时。“这么多人在排队,我们只想争分夺秒。”她说。

  防患于未然的重要性,在本次核酸检测中充分彰显。青岛市副市长薛庆国说,2月份,青岛每天核酸检测能力只有约2000份。按照山东省要求,青岛不断提升检测能力,如今每天达26万多份,为此次全员核酸检测提供了重要保障。

  此外,烟台、威海等5市与青岛5个城区开展对口协作,直接派车到对口支援城区,将样本运回本地检测。

  16日,全员核酸检测基本完成后,部分采集点继续保留2天,确保让因各种原因未能参加检测的市民“应检尽检”。截至17日14时,青岛市共采集核酸检测样本10920411份,已出结果10920294份,除此前公布的确诊病例外,无新增阳性样本。

72小时揭开“谜案”


  在开展全员核酸检测同时,查清本次疫情的感染源和感染路径,是防止疫情扩散的关键。

  “新增病例均与青岛市胸科医院高度关联”“该院部分独立区域承担着收治境外输入新冠病毒感染者的任务”……看到卫健部门通报,公众疑惑重重:院感?境外输入病例在独立区域怎么会引发感染?

  山东省立即组建由省卫健委、省公安厅组成的流调溯源工作专班,在国家专家组指导下,调集30余名流行病学专业人员和近800名警力,开展流行病学调查、重点人群分类检测和病毒基因测序。

  “溯源专班从社区传播风险、社区疫情传播进入到医疗机构和医疗机构内部播散三个主要环节开展全面排查。”山东省卫健委党组副书记马立新说。

  72小时连续作战,调集分析不同场景1万多个小时的视频资料,利用通信大数据分析了各类人员时空轨迹信息数亿条……

  随着调查深入,本起疫情的传播链和证据链越来越完整,“案情”终于水落石出:青岛港2名新冠肺炎病毒感染者在青岛市胸科医院隔离观察期间,离开封闭病区做CT检查,因防护、消毒不规范致使CT室被病毒污染,进而传染了次日到同一CT室检查的住院患者和陪护者,并将病毒带入结核病区,导致该起疫情在院内传播。

  定点医院成了疫情中心,管控不严问题凸显。同一天,青岛市胸科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邓凯被免职,青岛市卫生健康委党组书记、主任隋振华被停职,两人将接受进一步调查。“我们要总结此次疫情的惨痛教训,敲响警钟,补足短板。”薛庆国说。

全力救治确诊患者


  此次疫情是在青岛市胸科医院内传播,而这家医院是治疗肺结核等传染病的定点医院。本次疫情中,青岛市共有13人被确诊为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其中7人原为肺结核患者,给救治工作带来很大挑战。

  国家卫健委和山东省先后派出9位专家赶赴青岛指导临床救治,国家卫健委还紧急为青岛调拨新冠肺炎康复者恢复期血浆9000毫升。

  “我们建立了国家、省、市三级专家联合巡诊会诊机制,按照‘一人一策’‘一人一案’原则精准救治;坚持中西医并重,分别采取抗结核、抗病毒等对症治疗措施。”青岛市新冠肺炎医疗救治专家组组长孙运波说。

  10月13日,1名患者由普通型转为危重型病例。当日,医护人员给患者输注新冠肺炎康复者恢复期血浆,并结合使用抗结核、中医药、加强营养支持等治疗措施,患者整体情况逐渐好转。

  另外,1名重症患者和1名普通型患者病情好转,1名普通型患者受高血压等基础性疾病影响,病情有所加重,但生命体征平稳。目前,其他患者病情平稳。

 
整改搞忽悠,顶风再收费 湖南一高中收取补课费问题督查追踪
整改搞忽悠,顶风再收费
湖南一高中收取补课费问题督查追踪

( 2020-10-19 ) 稿件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新闻纵深
 
  新华社长沙10月17日电(记者王自宸)问题整改必须求真务实、令行禁止。国务院第七次大督查第十督查组日前接到群众反映,湖南省华容县第一中学今年上半年因向学生收取补课费被要求整改,学校未全面清退费用,近期借由家长委员会名义再次向学生收取补课费,给学生家庭带来额外负担。这一情况引起第十督查组的注意。

  “老是收费怎么交得起!”


  “走读生也要收取住宿费,实在不合理。”日前,湖南的周女士通过国务院“互联网+督查”平台反映,湖南省华容县第一中学频频向学生收取校园App使用费、补课费等费用,数额从百余元到数百元不等,大家不想交,但又不得不交。

  暗访中,督查组向周女士了解到,学校收取的各项费用中,补课费数额较大、次数较多、学生家长反映最强烈。以现高三年级为例,2019年下学期、2020年上学期,分别收取了每位学生950元、980元的补课费,2020年暑假因疫情延迟放假20天又收取了670元的补课费。

  督查组进一步核查发现,就在今年5月,湖南的宋先生曾通过国务院“互联网+督查”平台反映华容县第一中学向学生收取补课费问题。当时,湖南省政府在接到国办督查室转送的问题线索后,通过岳阳市政府责成华容县政府对群众反映问题进行调查核实,后确认群众反映问题属实。

  此后,当地对外称,“针对督查发现的问题,华容县第一中学立即停止违规收费行为,已布置的早晚自习补课费停止收取,并立即组织清退到位。”

  “说是要退钱,但学校一分钱没退。”督查组日前与宋先生联系得知,此前收取的补课费至今未退还,“我在外地打工,老是收费怎么交得起!”

“收来的补课费并非全部发给老师”


  群众反映的情况是否属实,华容县第一中学督查整改落实到位了吗?带着问题线索,督查组来到华容县第一中学进行暗访。

  经查,该校实施全员住校封闭式管理,部分高三年级和学校周边居住学生可走读,学校早上6时许上课,22时许下课,除早晚自习外,周末及节假日安排有收费补课。按当地发改部门确定的收费标准,每生每学期学费为1000元,该校一位教师透露,学生每学期需交3000元至4000元的各项费用。

  随后,督查组来到华容县第一中学进行明察。该校校长刘奉良表示,有关方面反映情况属实,2019年下学期以来,学校对现已就读高二学生累计收取每人1900元的补课费,对现已就读高三学生每人收取2600元补课费。

  刘奉良说,教育部门并未要求高中必须进行晚间和周末补课,但迫于升学压力,补课已成常态。教师因补课工作量倍增,但财政绩效工资并未增加,为给教师发放补课报酬,学校想到了以“课后服务费”名义收取补课费这一门路。

  督查组了解到,中小学服务性收费是指学校在完成正常的教学任务外,为在校学生提供由学生或学生家长自愿选择的服务而收取的费用。中小学按照国家和本地区课程改革要求安排的教育教学活动、教学管理范围内的事项,不得列入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事项。

  刘奉良向督查组介绍,为规避责任,学校将补课费收费标准和数额告知各年级家长委员会,按照每生每课时2元左右的价格,由家长委员会进行代收。2019年下学期以来,对现就读高二、高三年级学生总计收取补课费390余万元。这些补课费未纳入单位财务集中管理,由各年级组自行收支使用。

  “收来的补课费并非全部发给老师。”根据学校有关人员向督查组提供的一份补课费开支明细显示,2020年上学期,该年级收取补课费85.7万元,支出中,除向教师发放加班补助外,还向学校上交10万元管理费。此外,还列有教职工婚丧嫁娶礼金、活动比赛以及年级办公用品开支等公共及生活开支2万余元。

“以为上面不会太追究”


  “为什么钱没退、事没改?”在详细调查核实学校收取补课费相关问题线索后,督查组成员向华容县第一中学领导班子成员提出质询。

  “用‘课后服务费’的名义收费,以为上面不会太追究。”刘奉良说,补课费已下发,教师确实付出辛勤劳动,要求退还补课费存在实际困难,加之今年疫情过后再遇汛情、高考,事务繁杂便逐渐把督查整改工作淡忘了。

  “作为县委书记,跟踪督办还是存在缺位。”华容县委书记陶伟军说,针对华容县第一中学收取补课费问题,县委县政府态度明确,即要求学校必须立即将补课费清退到位,对于相关责任人必须依法依规处理。

  记者了解到,督查组进行明察暗访后,岳阳市委市政府责成华容县第一中学立即组织专人对2019年以来收取的补课费用造册清退。所有在校生已于10月15日上午全部清退到位,其他离校学生采取适当方式逐一清退。同时,由岳阳市纪委监委成立专案组,对收费及整改过程中的相关责任人进行立案调查。

  此外,当地还将组织专人对全市各学校特别是高中阶段学校收取补课费情况进行全面排查整改,杜绝类似问题再次发生。

  就在记者发稿前,湖南的周女士向督查组成员发来信息,“学校收取的补课费已经全部打卡充值到学生的个人消费卡上,大家都非常高兴。”

 
香港“推普”先锋:“中国人学普通话天经地义”
香港“推普”先锋:“中国人学普通话天经地义”

( 2020-10-19 ) 稿件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新闻纵深
 
 
 
  ▲10月7日,许耀赐参观香港普通话研习社科技创意小学一年级的学生上课。 新华社记者吕小炜摄
 
  新华社香港10月18日电(记者陆敏)从19岁开始学习普通话,69岁的香港人许耀赐已经与普通话结缘半个世纪。
 
  这半个世纪中,他学普通话、教普通话、成立香港第一个致力于推广普通话的民间社团、倡议创办香港第一家普通话小学……
 
  从青涩学子到花甲老人,推广普通话成了许耀赐毕生的事业。投入最早,坚持最久,迄今仍奔走在“推普”之路上。
 
  曾经有人问他,为什么要学普通话?
 
  “身为中国人,学习普通话,天经地义!”他不假思索地回答。
 
  走在今天的香港街头,人们发现,会说普通话的人越来越多了。作为推动者,许耀赐难掩欣慰:“语言是植根于民族灵魂和血脉间的文化符号,对于培育家国认同、弘扬中华文化,意义重大。今天的香港人,更应学好普通话。”
 
创办全港第一个“推普”社团


 
  “上世纪70年代香港不少年轻人都心系祖国。”许耀赐回忆说,“当时我们的口号是——认识国家,关心社会。”
 
  怀揣一份认识祖国的向往与迫切,1970年,19岁的许耀赐刚考完大学,趁着暑假在夜校开始学习普通话。次年,香港大学学生会在校内办起了第一个普通话班,因为会说一点普通话,此时在香港大学理学院大二就读的他就被找去帮忙担任普通话老师,由此成为在校园推广普通话的积极分子。
 
  大学毕业那年,香港英华书院想招聘一位能教数学物理、最好还能教普通话的老师。“这个职位像是为我量身定做的”,他一投即中。从此,在他长达35年的教育生涯中,无论当教师还是当校长,他都身体力行地推广普通话。课余时间,他还应教育主管部门之邀,义务培训普通话教师长达10年。
 
  在不遗余力的“推普”过程中,许耀赐结识了一群志同道合的伙伴。1976年,他与几位同道中人联手,创办民间团体——香港普通话研习社,一办就是40多年,创造了香港民间力量推广普通话的历史。
 
  推广普通话,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开班授课。“1975年10月,我们在筹备阶段开了第一个培训班。”许耀赐记忆犹新。迄今,香港普通话研习社已推出了2万多个培训班,培训超过40万人(次)。
 
  研习社目前在九龙一幢写字楼的五层办公,不大的地方还专门辟出两间用作教室。记者看到,墙上悬挂着“天下华人是一家,人人都说普通话”的字幅,分外醒目。“这是我们的办社宗旨。”许耀赐说,在研习社每一位成员心中,都有一种深深的中华情结,大家为着同一个目标走到了一起,矢志不渝地将“推普”视为自己的使命和担当。
 
演话剧学普通话 最爱唱《我的祖国》


 
  普通话要“学”,更要“用”。为了学好普通话,他们经常在一起举办普通话聚会,聚会时演戏、唱歌、听讲座等,颇为热闹。
 
  许耀赐认为,演话剧是学普通话的一个好方式,因为需要把剧本内容背熟,还要声情并茂地把它演绎出来,“这是一种很好的语言训练”。许耀赐记得当时他们演了一个谍战话剧《野玫瑰》,他担任男主角,让他至今难忘。
 
  “唱普通话歌曲也很有效啊。”许耀赐兴致勃勃地给记者找出一本微微泛黄、已快散页的普通话歌本。“我们最爱唱的歌曲是这首。”他翻到《我的祖国》,情不自禁地哼唱起“一条大河波浪宽……”。
 
  研习社专门成立了“普通话活动中心”,以兴趣为先导,成立合唱团、朗诵组、乐韵组等多个小组,课余定期举行朗诵、演讲、唱歌等丰富多彩的活动。而在课堂上,学员间彼此交流必须说普通话,一旦违规还要乖乖交上象征性的“罚款”。
 
  从1978年成功主办第一届香港普通话朗诵比赛开始,香港普通话研习社先后出版香港唯一的一份“推普”报纸《香港汉语拼音报》和“推普”杂志《普通话季刊》;1989年主办全港大型推普活动“推普节”;2001年举办香港第一届“普通话日”;2003年联合举办“普通话嘉年华”;2006年起,连续14年举办全港幼儿园及小学普通话比赛……
 
  数十年如一日的坚持,收获硕果累累。
 
倡议创办普通话小学 “推普”延至基础教育


 
  1994年起,许耀赐就任景岭书院校长,尝试着把普通话推广延伸到教学中,进行了一场在当时颇具创见性的教育实验。
 
  他和任课老师一起备课,用普通话来教中国语文,同时带头在校园中讲普通话。“当时,我用普通话主持每天的教职员会议,学校每逢运动会和大型活动也都用普通话发言。”许耀赐说,景岭书院的校园广播有固定时段用普通话播放歌曲、演广播剧等,创造语言环境,让学生多听多讲。
 
  许耀赐由此感受到,教育在“推普”中作用重大。2001年,在许耀赐等理事的共同倡议下,香港普通话研习社科技创意小学正式创办,这是全港第一家采用普通话作为教学语言的政府津贴学校,许耀赐和研习社的几位老伙伴成了校董,把他们多年的经验应用于正规的义务启蒙教育中,将“推普”工作成功延伸至基础教育。
 
  和许耀赐走在“普小”校园里,记者看到师生们不时用流利的普通话交流,听到校园电台播放普通话通知,恍如置身内地校园。刚开始学习普通话的一年级小同学黄梓墨,在记者面前嫩声稚气地背起了《静夜思》,这样的古诗词,他已经会用普通话背20多首了。
 
  “这是我们研习社同仁们最骄傲的成果。”许耀赐说,“儿童阶段是学习语言的最佳时段之一,在这个时期推广普通话,事半功倍。”
 
  “普小”的第一届毕业生如今已经走上工作岗位,在校庆的留言簿上,满满的都是他们对母校的感恩,小学6年打下的普通话基础让他们在职场多了一项技能,回到内地更加亲切。毕业生李泽江现在在一家律师行工作,他在升中学后没再学过普通话,但有了这6年的“老本”,律师行特地委派了不少内地客户给他,事业上得到了更多的机会。
 
  许耀赐多次到内地交流和旅行,目睹国家的发展一日千里,深深地为祖国自豪。他说,香港的未来必须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中,学好普通话大有作为。
 
  问他,干了50年,还要“推普”多久?
 
  “革命尚未成功,我辈仍要努力!”许耀赐哈哈一笑。
 
量子科技为何让科技大国竞相“纠缠”
量子科技为何让科技大国竞相“纠缠”

( 2020-10-19 ) 稿件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新闻纵深
 
  新华社北京10月18日电(记者彭茜)从顶层设计、战略投资再到人才培养等,全球多国近年来在量子科技领域持续投入。那么什么是量子科技?在现实生活中有何应用前景?各国及科技企业在相关领域的发展态势如何?

  解读量子科技还要从量子力学说起。量子力学发源于20世纪初,是研究物质世界微观粒子运动规律的物理学分支,如果一个物理量存在最小的不可分割的基本单位,则这个物理量是量子化的。量子力学中有一些“违背常理”的特点,如著名的难知死活的“薛定谔的猫”等。但相关理论不断获得实验支持,在一百多年里催生了许多重大发明——原子弹、激光、晶体管、核磁共振、全球卫星定位系统等,改变了世界面貌。

  量子信息技术则是量子力学的最新发展,代表了正兴起的“第二次量子革命”。早在2016年,欧盟就宣布将量子技术作为新的旗舰科研项目,迎接“第二次量子革命”。美国也一直支持量子科技发展,最新动向是在10月7日,白宫科学和技术政策办公室启用了国家量子协调办公室的官方网站,同时发布了《量子前沿报告》。

  在量子信息技术中,具有代表性的是量子通信和量子计算。这也是各主要科技大国重点抢占的战略技术高地。

量子通信:信息安全传输的“保护盾”


  量子通信是利用量子力学相关原理解决信息安全问题的通信技术。其中一个著名原理就是量子纠缠,两个处于纠缠状态的粒子就像有“心灵感应”,无论相隔多远,一个粒子状态变化,另一个也会随之改变,爱因斯坦称之为“鬼魅般的超距作用”。传统的通信方式有被窃听的风险,而在量子通信中,窃听者必然被察觉并被通信双方规避。量子通信因此常被称作信息安全传输的“保护盾”,在保密领域有很大应用前景。

  近年来,中国量子通信技术取得多项突破性进展。比如2016年8月,中国发射了自主研制的世界上首颗空间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墨子号”;此后,中国科研人员利用量子卫星在国际上率先成功实现了千公里级的星地双向量子纠缠分发等成果。2017年,全球首条量子保密通信骨干网“京沪干线”项目通过总技术验收。

  今年以来,在量子通信领域中国学者“捷报频传”。有关方面3月宣布,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潘建伟团队等研究人员实现了500公里级真实环境光纤的双场量子密钥分发和相位匹配量子密钥分发,传输距离达到509公里,创造了新的世界纪录。有关方面9月宣布,郭光灿院士团队与奧地利同行合作,首次实现了高保真度的32维量子纠缠态,显著提高了量子通信的信道容量。

量子计算:未来计算技术的“心脏”


  量子计算是各国优先发展的另一重点科技领域。百度研究院量子计算研究所所长段润尧告诉新华社记者:“量子计算是这一场新量子革命最具有代表性的技术,是未来计算技术的心脏。”

  与传统计算机相比,量子计算机有独特优势。传统计算机中1个比特在某个时间只能是0或1中的一个状态,而在量子计算机里,由于量子叠加态的存在,1个量子比特可同时记录0和1两个状态。因此,量子计算机拥有计算能力远超传统计算机的潜力。但目前人类能同时操纵的量子比特还不多,量子计算机尚未走向大规模实用。

  在量子计算赛道,谷歌、微软、英特尔等西方科技企业拥有先发优势,通过不同技术路径不断实现对更多量子比特的操纵。去年10月,谷歌研究人员在英国《自然》杂志发表论文称,基于一个包含54个量子比特的量子芯片开发了量子计算系统,它花费约200秒完成的任务,传统超级计算机要1万年才能完成。这在当时被称作实现了“量子霸权”,即让量子计算机在某个特定问题上的计算能力超过传统计算机,但也有一些业界人士对相关细节提出疑问。

  中国研究人员也在量子计算方面奋起直追。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清华大学等高校近年来都在量子计算领域取得一些阶段性成果。百度、阿里巴巴、腾讯、华为等科技企业也相继出台了量子计算研究计划。今年9月,百度、本源量子等企业先后发布了自己的最新量子计算云平台,使普通用户也能通过云技术使用量子计算。

  虽然量子计算机距离大规模普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相关前景广阔。段润尧说:“量子计算将极大促进当前人工智能及其应用的发展,深刻地改变包括基础教育在内的众多领域。特别是,借助于量子计算技术,人类对于微观世界的认识以及宏观世界的探索将得到极大扩展,从而引发人类思维能力的根本性提升。”

 
千年国宝扭曲变形倾斜,修缮方案却“难产”近30年 别让“病歪歪”的应县木塔在议而不决中倒掉
千年国宝扭曲变形倾斜,修缮方案却“难产”近30年
别让“病歪歪”的应县木塔在议而不决中倒掉

( 2020-10-19 ) 稿件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调查观察
 
 
 
  ▲从外观看,应县木塔二层西面屋檐明显下沉,柱子向内倾斜。  本报记者徐伟摄
 
  本报记者赵东辉、王学涛
 

 
  “这塔真是个独一无二的伟大作品。不见此塔,不知木构的可能性到了什么程度。”让建筑大师梁思成叫绝的国宝,就是应县木塔。
 
  它巍然耸立在晋北广袤的大地上,有20多层楼高,平面八角形,明五暗四共九层,外观五层六檐,底层重檐出挑深远。全塔有50余种斗拱装点,宛如一朵朵盛开的莲花,每一明层中心供奉佛像。登塔观览,桑干似带,恒岳如屏。
 
  近千年来,历经风雨、地震、战争、不当维修,这座世界现存最高大的木结构楼阁式佛塔,已扭曲变形。20世纪90年代初,木塔修缮就正式立项,修缮方案却“难产”近30年。
 
  业内专家认为,木塔修缮必须持科学慎重态度,不能任其“自生自灭”,相关部门应勇于担当,形成集中破题的强大合力。
 
世界最高木塔“病”得很厉害


 
  “玲珑峻碧倚苍穹,海内浮图第一工”“如峰拔地耸霄雄,万木桓桓镇梵宫”……这些赞美应县木塔的诗句,讴歌了我国古代匠人们的伟大创造。
 
  应县木塔,又称佛宫寺释迦塔,建于1056年,塔高67.31米,被列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它与法国埃菲尔铁塔、意大利比萨斜塔并称“世界三大奇塔”。
 
  近代日本建筑学科的创始者伊东忠太,曾在其著作《中国建筑史》中,这样对比应县木塔与日本的木塔:斗拱之制变化之多源自意匠之丰富,这与日本那种千篇一律、每一层都使用相同斗拱的手法相比,孰优孰劣自不待论。
 
  木塔还有佛像、壁画彩绘、匾额楹联、碑刻等众多附属文物。20世纪后半叶,塔内还发现了佛经、《采药图》等许多珍贵的辽代文物。
 
  然而,这座建于辽代的千年奇塔却“生病”了。
 
  历经风雨侵蚀、地震损伤、战火破坏,木塔塔体已扭曲变形。尤其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木塔二到五层的夹泥墙被人为拆除,对木塔结构产生了严重影响。
 
  记者在《梁思成全集》里看到,1933年,中国营造学社的梁思成、莫宗江等人,第一次调查测绘应县木塔时,认为“这塔的现状尚不坏,虽略有朽裂处”。当时,应县有关人士想修塔,梁思成还热心地准备加入。
 
  然而,木塔很快在没有梁思成等人参与的情况下被“修”了。
 
  本来,塔身上部四个明层,除了东南西北四个正方向的当中一间安装格扇门外,其余都是内含斜撑子的夹泥墙。这次维修后,夹泥墙统统被拆改为格扇门。
 
  原来,当地主张修塔的人士认为,玲珑宝塔不玲珑,破坏了风水。因此,将夹泥墙改成了轻巧透风的格扇门。
 
  梁思成痛惜再三,称其为“木塔八百余年以来最大的厄运”。他认为“这种灰泥墙壁,可避风雨,斜戗对于构架尤能增强其坚固。最近应县士绅,擅将墙壁拆除,代以格子门,不惟毁坏了可贵的古壁画,改变了古建筑的原形,而且对于塔的保固方面,尤有莫大的影响。在最近的将来,必须恢复原状,否则适足以促短塔的寿命而已”。
 
  十余年后,木塔表现出的“病态”,证实了梁思成当年的忧虑。1950年,时任清华大学营建系副教授的莫宗江,参加雁北文物勘查团再次探访木塔时,发现它已扭转、倾斜,部分构件脱榫、劈裂。
 
  记者查阅《雁北文物勘查团报告》,莫宗江在书中痛惜:“自夹泥墙被拆除改成格扇门以来,仅仅经过十四五年,塔身已可以看出歪向东北。在第二层内的各柱向东北倾斜最甚,上部的重心已经离开了正中,各柱头的榫口大多已经松脱,或已因倾斜扭转而劈裂,如果听任这种情况继续恶化下去,将更难修理,甚至可能突然坍毁。”
 
  “拆掉夹泥墙后,木塔的侧移刚度和扭转刚度都变小,因此在风荷载和震动荷载等作用下,比以前的变形量增大了。”太原理工大学土木工程学院教授李铁英说。
 
  2004年,山西省文物局在《关于应县木塔修缮保护工程情况的报告》中,提到木塔“病情”:塔体已扭曲变形,荷载失衡,出现严重的倾斜压缩,塔身整体向东北倾斜65厘米,塔身累计压缩88厘米,二层外槽西面北角柱相对下沉值达20厘米,西南面南平柱柱身向东北方向倾斜达50厘米等,塔身下部承重部位多处出现构件劈裂、梁枋折断、结构走闪错位等险情。
 
  1999年6月至2000年5月,受原应县木塔修缮保护工程管理委员会委托,原山西省古建筑保护研究所对木塔进行了残损状况专项勘测,仅测绘就持续了6个月。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文物工作者告诉记者,当时他们下了苦功夫,对危险、隐蔽之处的残损构件也进行了测绘,发现劈裂、折断、缺损等残损点300余处。
 
  “木塔确实‘生病’了,病得还很厉害。”这位文物工作者说。
 
木塔仍在倾斜


 
  2007年,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成为木塔保护工程的技术牵头单位。经过十余年监测,该研究院发现,近年来二层明层自西南向东北方向,倾斜持续稳定增加,但倾斜变形过程未出现突变。
 
  在应县木塔保护研究所,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研究馆员永昕群,就监测结果向记者做了详细说明。他说,木塔变形还在持续稳定发展,目前变形最大的位置在二层西南侧,其中编号23号柱的现有倾斜量最大,2015年测量的柱子倾斜量(柱头中心相对于柱脚中心)超过56厘米。近5年,它的倾斜水平偏移量发展也最大,平均每年2毫米多。
 
  永昕群介绍,其他柱子倾斜变形,大体上自西南向东北逐渐减小,北侧和东北侧有个别柱子外倾,所以整个二层八边形外槽的变形,是从西南向东北推的状态,八边形内槽同样有这样的变形趋势。二层倾斜变形,反映在柱头高度上的变化是,有的柱头因内倾而沉降,有的柱头则因外倾而上顶,也连带上面几层柱子标高有相应的变化。
 
  “倾斜持续增加说明木塔未处于稳定状态,如果对严重倾斜的柱子不采取针对性的加固、防护措施,可能会局部失稳。不排除在强烈地震情况下木塔出现局部或整体垮塌的灾变。”永昕群说。
 
  记者站在正西方向眺望木塔,发现二层屋檐明显下沉,柱子向内倾斜。部分柱子倾斜严重,不少木构件出现开裂、劈裂、脱榫、被压碎等情形。因为多年来禁止游客攀登,木塔已成为鸽子的家。
 
  永昕群认为,通过这几年的监测,已经基本摸清木塔的变形形态、变形特点和速率。在这种情况下,可以实施有针对性的、较小干预度的局部加固与防护工作,而且宜早不宜晚。
 
  “一方面可以起到防灾作用,另一方面能为深入研究及编制全面、充分的修缮方案争取时间。”永昕群说。
 
开不出“药方”


 
  木塔“扭曲变形”已至少70年。记者梳理发现,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国家文物局曾组织专家进行抢险加固,但没能阻挡住木塔继续变形。
 
  这一修缮工程包括加固木塔台基,更换损坏的楼板,补强有空洞的主梁,加固劈裂的柱子,补修斗拱,重新制作平座栏杆,整修木塔的门、窗、栅栏,全面维修瓦顶等,此外还整修了佛宫寺内的其他建筑。
 
  “小时候木塔还破破烂烂的,有人从上一层掉到下一层。那次修缮后,栏杆、楼板、楼梯等都变结实了。”原应县佛宫寺文物保管所所长杜福说。
 
  然而,此次修缮中却出现了失误。记者在孟繁兴、张畅耕写的《应县木塔维修加固的历史经验》中了解到,“临时支顶”的两个三角撑子,位置弄错了,作用适得其反,弊大于利。
 
  10月9日晚,记者在山西省大同市见到了85岁的老文物工作者张畅耕,他对木塔的那次抢险加固工程比较了解。老人坦言:“维修时确实有失误,后来采取了很多补救措施。”
 
  20世纪90年代初,木塔的修缮保护工作再次提上日程。但因为存在争议,始终没有落地。
 
  记者查阅应县文化和旅游局档案资料获悉,近30年来,木塔的研究保护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1991年应县木塔维修工程正式立项,到2006年“抬升修缮”方案暂缓进行。第二个阶段从2007年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成为木塔保护工程的技术牵头单位至今。
 
  无论是第一阶段的整体修缮方案,还是第二阶段的局部加固方案,都因存在争议而没有实施。
 
  从1999年应县木塔修缮保护工程管理委员会成立至2004年,相关文物部门先后邀请50余位专家现场考察木塔,并委托23家高等院校、科研部门、勘察设计单位,完成了40多项前期勘察项目,在此基础上,他们产生了“落架大修”、“现状加固”、“抬升修缮”、“钢支架支撑”等方案。对于不同方案的利弊,各路专家争论不休。
 
  原应县木塔修缮保护工程管理委员会副主任、总工程师柴泽俊,生前曾为记者分析过这四种修缮方法:“落架大修”实施技术上较成熟,可彻底加固残损构件,纠正扭曲变形,但构件更换率较大,拆卸下来构件的存放、消防任务也很大;
 
  “现状加固”保存历史信息多,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木塔残损、变形等病状,加固不好还有可能引发更大的麻烦;
 
  “抬升修缮”是将木塔上部险情较轻的部分抬起,用传统修缮办法解体修缮塔体下部,能从根本上整治木塔下部的病状,保留较多历史信息,但抬升装置科技含量高、技术复杂、难度大、风险大、投资较大;
 
  “支撑修缮”则是用钢架子在木塔内外槽柱间,把木塔支撑起来,由钢架荷重。塔身、台基加上在塔内设置的钢架重量,对木塔地基的危害较大。用钢架在塔内支持,对木塔主体承重构件损坏较多,使木塔内部承重体系发生变化,改变木塔原貌。
 
  为慎重选定修缮方案,2002年,经国家文物局和山西省政府同意,应县木塔修缮保护工程管理委员会在太原召开方案评审论证会,7位院士和34位专家参加。会议以记名表决的方式,确定了木塔修缮方案的总体思路是“抬升修缮”。2003年,国家文物局批准了这一思路和相关立项。
 
  然而,2006年,国家文物局在山西省朔州市召开了“应县木塔抬升修缮方案专家评审会”,认为《应县木塔抗震加固方案》和《应县木塔保护工程抬升修缮方案》作为工程实施方案还不够成熟,不具备实施条件。加上现有工作成果对木塔现状、特别是安全状况的分析、研究尚不到位,缺少特别有说服力的科学论断,采取何种修缮方式,尚有待进一步研究。因此,两个方案暂缓进行。
 
  2007年,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接手了前期成果,成为木塔保护工程的技术牵头单位。针对木塔持续发展的病情,2014年底,应县木塔严重倾斜部位及严重残损构件加固工程启动,后因效果不明确被国家文物局叫停。
 
  1992年至2001年,时任应县佛宫寺文物保管所所长杜福,为迎木塔大修,专门到大兴安岭购买木材。因为对方要求先汇款再运送,上级领导怕不保险,没有买成。后来买回的木材,就存放在佛宫寺院内。
 
  为保证木塔消防安全,随着木塔修缮迟迟未落地,这些木材被他的继任者秦亮泰移到了当地木材厂。当所长的7年里,秦亮泰正好赶上木塔维修保护最受关注的时候。
 
  “我觉得主要是形不成统一意见。没有哪一个绝对权威或专家拍板说,咱就按这个方案修。”秦亮泰说,应该行动起来了,木塔的扭曲变形能矫正最好,不能矫正起码应该把它保护起来,不要再让它扭了。
 
  “如果一直这样不动工的话,它会不会变形加剧?加剧的后果是什么?”秦亮泰很担心。
 
“难以承受之重”的修缮体制


 
  这座历经千年风雨的高层木塔,属于稀世珍宝、全国孤例。然而,目前它的保护研究力量却比较薄弱。
 
  根据文物保护法相关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文物保护工作。然而,木塔所在的应县是农业县,2019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不到1.8亿元,在木塔周边环境整治、违章建筑拆除等工作上压力较大。
 
  地方财力也制约着木塔研究“第二战场”的开辟及其附属文物的保护。应县一位负责人介绍,一方面,由于木塔修缮方案迟迟拍不了板,有专家提议在木塔附近8公里处的龙首山开辟“第二战场”,成立中国木结构建筑保护研究中心,建一个1:1比例的实验性木塔,为将来木塔维修积累经验、培养人才;另一方面,应县还计划在龙首山建中国木结构古建筑博物馆,将来既可存放展示木塔替换下来的残损构件,又能为木塔的百余件珍贵辽代文物提供一个安全的收藏环境。但这两个想法都受到资金制约。
 
  木塔的专门保护管理机构“应县木塔保护研究所”,是应县文化和旅游局下属的股级事业单位,正式编制人员28个。这个机构原来的主要职责是“防火防盗防破坏”,如今想把研究抓起来,培养一支带不走的人才队伍。
 
  “研究才刚刚起步,受地域、编制、级别等影响,人才不好招。”一位知情人士说。
 
  自从成为木塔保护工程的技术牵头单位,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承担了木塔保护修缮的大部分工作,但受人力、条件、能力等因素制约,单兵作战难以形成合力。
 
  近十余年来,他们主要开展了结构变形监测、屋面勾抿养护、木塔保护规划编制等工作,但难从根本上缓解木塔病情。近期,他们还将实施木塔精细化测绘及信息留存、变形监测、木塔匾额楹联保护、木塔建造历史研究、木塔加固方案调整优化等9个项目。
 
  目前,该研究院投入木塔保护研究的力量也较薄弱。院长柴晓明说,给木塔“治病”需先做试验,但现在院里文物科技装备落后,非常需要加强大型试验设备、装备建设。
 
  “现在院里专职负责木塔的只有两三人,没有明确指定总负责人,普通科研人员有时很难做协调工作。”永昕群说。
 
  针对木塔“扭曲变形”这一主要矛盾,有专家表示,“议而不决”归根结底,还是木塔基础研究工作做得不够、对木塔认识不清。
 
  有专家指出,文物数字化是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手段,也是实现文物信息永久保护的重要途径,但目前木塔的数字化工作还未全面开展;在巨大压力作用下,传统的修旧如旧、缝缝补补的修缮方式难以发挥作用,木塔底下三层梁类和斗类木构件需要替换,这必然会遭到不少人反对,也需要拿出令人信服的每个木构件的调查材料。
 
  李铁英说,木塔究竟倾斜多大会倒塌,目前没有定量的判断依据。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做实验,由于花钱太多,人们一般不愿意去做。
 
  此外,“人们对木结构古建筑结构性能的认识相对较弱,修缮过程中容易出现错误”,李铁英介绍,例如,旧柱子被压了近千年,新柱子受到重压后,能否与旧柱子一般高?新旧构件的配合使用同样需要深入做试验。
 
为了不留遗憾的期盼


 
  多位受访人士表示,应县木塔是旷世绝代的古建筑艺术瑰宝。现在应抓紧时间,召集最好的“大夫”研究“病情”,防止木塔在单兵作战、隔靴搔痒的“切块”保护工作中,“病情”被耽搁。
 
  有专家表示,应进一步加强保护和研究力量,相关部门要对木塔已有的研究成果进行系统梳理,制定木塔修缮保护需攻克的几大课题,列入国家文物局和山西省的重点工作,以开放姿态召集全国最顶尖的专业力量,倡导跨领域多学科合作,形成合力,集中破题。
 
  李铁英认为,针对修缮的前期基础调查工作非常重要。从塔顶到塔底,每个木构件要做修缮前的“诊断”,判断它是保留、修复还是替换。根据对各类、各层木构件的判断,最终形成对木塔总体结构的评价,并提供一种修缮方式。
 
  “调查不能找新手。必须要找既在木结构古建筑结构性能上有经验、又熟悉古建筑修缮方式的人去做,才能做出科学合理的判断。”李铁英说。
 
  在具体实施上,李铁英建议国家文物局采取项目委派制,把对木塔修缮有用的项目明确具体,委派给专人负责。例如,有专家负责搞模型试验,得出应县木塔再变形多少会有倒塌风险;有专家负责做木塔所有木构件的调查;还有人负责组织评审审查,力求工作有效合理。“找的专家非常重要,必须客观评价谁能做好这事,资金安排也得有个合理方式,不能让真正干活的人吃亏。”他说。
 
  柴晓明建议开辟木塔研究“第二战场”,以建“实验塔”为契机,集中全国相关专业最好的团队进行集体攻关。在研究基础上,尽早科学开展修缮工作,阻挡木塔持续倾斜。
 
  多位受访专家持类似想法。李铁英说:“这个工作非常有用,在建设的过程中很多东西就明白了。直接修木塔,有人还是怕担风险。等有了经验,可以反过来再修木塔。”
 
  一位常年在山西做文物抢救性记录、调查的学者强调,每次修缮都是对木塔历史信息的一次干扰,建议在修缮还未开展前,尽快扎实做好木塔的数字化保护工作,为木塔留存数字化档案,同时也要为木塔内众多佛教遗存做详细的考古调查。
 
  针对木塔周围给排水、违章建筑拆除、木塔博物馆建设等相关工作,应县希望能得到上级政府更多资金支持,消除周边环境带来的安全隐患。当地还希望,国家、省市在地震监测预警、防灾指导等方面给予支持。
 
  “当有相关领域最顶尖的学者、工程师,围绕木塔长期研究攻关,把关键问题搞得清清楚楚时,才会有修缮方案出来。”这是一位文物保护领域学者的期盼。  编辑刘梦妮
 
木塔修缮为何“议而不决”?
木塔修缮为何“议而不决”?

( 2020-10-19 ) 稿件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调查观察
 
  本报记者刘翔霄
 

 
  从有关方面决定启动应县木塔修缮大计算起,已经过去29年。然而时至今日,修缮方案始终没有落地,更别说启动一个实实在在的维修大计。木塔修缮“议而不决”,催人反思之处颇多。
 
  一是重视不够。应县木塔属于世界级建筑瑰宝,本应作为文物保护的重中之重。但它的“直接落地保护人”,仅是县文旅局下设的一个股级单位——应县木塔保护研究所,其本身协调能力不足、专业经验有限,对木塔的保护仅维持在“防火防盗防破坏”。而纵览同处一省的其他“重量级”国保单位,以元代壁画著称的永乐宫归所在市管理,唐代建筑佛光寺和南禅寺归省级保护研究院管理,境遇大不相同。文物价值得不到应有的重视,专业文保力量和能力的短板,势必影响到木塔的保护修缮。
 
  二是基础研究不够导致修缮能力不足。木塔的修缮方案和保护工作,具有很强的专业性。然而,由于基础研究不充分、决策权威性不够,“各路派别”多年来争议不休。近年来,木塔的保护修缮研究终于盼来一家“国字头”机构,然而专职负责木塔的也不过两三人。重中之重的基础研究做得不够,对木塔认识不清,核心问题久而未决,修缮大计的落地自然无从谈起。
 
  三是修缮体制长期处于“割裂化”状态,难以形成合力。一个巨大的文物修缮工程,不是一个地方更不是一个部门能凭一己之力完成的。它涉及古建、土木、文物保护等各个方面和专业领域,需要多部门、多环节合力而为。在应县木塔的修缮问题上,仅靠一个地区、一个县、一个文物部门去协调推进,显然力不从心。方案落地由谁来“挂帅”统筹,用什么样的机制方法保证大家“不掉链子”,政府、主管部门和研究机构如何各负其责,在这些问题上下的功夫不足,修缮只能是事倍功半。
 
  四是苦战攻关不够。啃下木塔修缮这块“硬骨头”,没有攻坚克难的决心和毅力不行,离开科学求真的精神更是走不动、立不住。就好比给木塔“开方子”,不能不知道这剂“药”下去会产生什么效果。事实上,木塔修缮中的一些难点和关键点,长时间停留在讨论和争议阶段,一些具有试验性和实质性的推动,却明显进展不足,造成方案实施中途又被叫停。“苦战不过关”,修缮必迟迟无果。
 
  在木塔修缮的问题上,既要讲科学态度,更要有务实精神。对待这样一个全世界“独一份”的民族珍宝,小心翼翼没有错,但绝不能束手无策、观望等待。与其空谈方案,不如俯下身子,真真正正去做研究和实验,把功夫下在“刀刃上”,力求尽快祛除木塔之“疾”。
 
老屋“不宜居”只“宜看”,没有老屋谁来看? 西江千户苗寨文旅脱贫成样本,可持续发展须摆脱“深层纠结”
老屋“不宜居”只“宜看”,没有老屋谁来看?
西江千户苗寨文旅脱贫成样本,可持续发展须摆脱“深层纠结”

( 2020-10-19 ) 稿件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调查观察
 
 
 
  ▲西江千户苗寨银饰街夜景。 本报记者罗羽摄

  本报记者完颜文豪、罗羽


  黔东南大山里的雷山县西江村,是全国最大的苗族聚居村落——这里居住着1920户人家,被称为“西江千户苗寨”。

  在这片群山环绕的美丽村寨,有宏伟壮观的吊脚楼群,传承上千年的苗族风俗。当地民居和民俗构成了独特的苗族文化,村民们却世代过着贫困的日子。

  从2008年开始,当地打造旅游景区带动经济发展,新兴的西江苗寨逐渐有了名气,可与黄果树瀑布等贵州老牌景区相媲美,并在发展中实现多赢——产业兴、百姓富、民族文化得以传承,逐渐摆脱了“富饶的贫困”。

  在政府有为、市场有效、社会有序的合力驱动下,这个依靠文旅脱贫的发展经验,被学者总结为“西江模式”。

  同时,西江经济发展与文化保护的矛盾,如何在前进中得以化解与平衡,实现民居、民俗与民生“三条腿走路”,也值得思考。

“看西江而知天下苗寨”


  清晨的西江千户苗寨(以下简称西江苗寨),薄雾笼罩着山谷,古朴的村寨依山而建,白水河蜿蜒流过。游客们簇拥在观景台上,欣赏这秀美的景色。

  山脚下一栋3层木楼内,“侯家庄农家乐”食客爆满。老板侯艳江是地道的苗寨村民,12年前靠着3万元贷款,白手起家闯进餐饮业。如今,农家乐年营收500多万元。

  “干过建筑工,当过地摊汉,做过推销员,什么苦都吃过,但都没攒下钱。”回忆起外出打工经历,39岁的侯艳江感慨道。

  西江村村主任李松介绍,上世纪末,有九成村民外出打工,由于缺少文化,大多以干力气活为主。

  历史上,地处雷公山深处的西江苗寨,人多地少、交通闭塞,2005年人均年收入只有1431元,不到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

  贫穷的村寨却蕴藏着富饶的文化。村民多属于苗族内部的“长裙苗”,传说是蚩尤的后裔,历经多次大迁徙后定居于此。

  西江村由8个自然村寨组成,留存着上千栋木质吊脚楼。“老大”羊排与其他寨子之间,是父子或兄弟关系,历史上曾长期不通婚。

  绚烂多彩的苗族服饰,热闹纷繁的“苗年节”,欢乐多姿的芦笙舞……苗族厚重的文化汇聚于此,“活化石”般传承至今。文化学者余秋雨曾到访这里,并发出“看西江而知天下苗寨”的感叹。

  在发展旅游业前,秀美的山水和丰富的民族文化,难以转化为财富,村民守着薄田过穷日子,长期陷入“富饶的贫困”的尴尬境地。

  当地官员介绍,从2000年开始,雷山县加大投入发展西江旅游业。但囿于交通落后、基础设施差,“只赚吆喝不赚钱”,未形成有效的盈利模式。

  直到2008年,第三届贵州旅游产业发展大会在当地举办。借助这个契机,雷山县改造升级西江苗寨的基础设施,解决制约旅游业发展的瓶颈问题。

  次年,贵州省西江千户苗寨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景区公司)成立,通过市场化运作,塑造苗族文化的旅游品牌,将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发展优势。

  瞅准商机的侯艳江返乡创业,把自家老屋改造成农家乐。“很多在外打工的村民,回来出租房屋或创业经营,迅速积累了财富。”侯艳江说。

  西江苗寨有九成以上村民,搭上了旅游业这趟快车,直接或间接参与餐饮、民宿等产业。

山下人忙赚钱,山上人想“破坏”


  踏着青石板路,从山上的观景台走向山下的景区中心,临街店铺、民宿鳞次栉比。白水河两岸,吊脚楼群与青山绿水融为一体。

  一家5口住在白水河北岸山上老屋的侯伟,在当地小学当保安,每月2000元工资,日子过得紧紧巴巴。

  “这片山上的位置不利于搞民宿和餐饮,所以发展相对滞后,每年从景区分到3万元,就是很大一笔钱。”侯伟说。

  景区发展之初,由西江村委、景区公司与县政府等多方协商,设立了民族文化保护发展的利益共享机制,每年按门票总收入的一定比例发放给村民,从最初的15%增加到现在的18%。

  据当地提供的数据显示,随着旅游业的发展,西江村民的“分红”由2012年的800多万元,上升至2019年的3200余万元,已累计获得超过1亿元。

  “经费的40%按人头分,60%按各家房屋年限和保护程度分,房屋年限越长、保护得越好,分得也就越多。”67岁的唐守和见证了这一机制的设立运行。

  根据贵州民族大学教授李天翼等人的调研,对于景区位置较偏的片区村民、旅游参与较弱的家庭,这笔钱成了他们的主要收入来源。

  在苗族群众脱贫致富中,追求发展的内生动力更为重要。8月初,侯伟的妻子吴连梅终于等来了创业机会——“抽签”获得景区工艺品摊位为期一年的经营权。

  西江苗寨景区共安置了270多个摊位,分为小吃摊、工艺品摊、照相点等。每年8月,所有村民均可根据经营喜好报名,抽签决定摊位经营权归属。

  年初疫情暴发后,景区一度经营困难,仍按约定从有限的收入中,拿出近40万元,作为上半年的民族文化保护经费。

  随着景区逐渐恢复生机,吴连梅看到了赚钱的希望。据官方统计,2007年,西江苗寨居民人均年收入为1700元,10年后增长到22100元,增长了13倍。

  然而,共享机制还无法带来同步富裕,由于区位优势各异,村寨存在发展不均衡的现象。刚开始山下村民日子红火起来,山上村民受旅游业带动有限,眼见山下人挣钱,一些人心理不平衡,曾想破坏山上的夜景灯。

  随着景区旅游逐渐兴旺,山上家庭能分到部分经费。尝到甜头的村民,心生更大的致富渴望,想要改造老房或重建新房。

  33岁的唐文锋住在白水河北岸山上,家里的老屋已有百年历史,是西江最古老的房子之一。除了现在每年分到两三万元经费,全家人靠卖饰品赚些微薄收入。

  “很少有游客爬上来参观,何况进屋一看破破烂烂的,也待不下来。”唐文锋说,保护较好的老屋,位置偏路难走,缺少发展机会。

村民跟游客一样,都想住新房子


  蒋宏的满心希望化成了泡影。

  这位西江苗族博物馆的保安,去年拆掉了30多年的旧屋,拿出积蓄加上借款,又凑够40多万元建了4层框架房。他原本打算出租,每年能赚30多万元。但受疫情影响,至今没人来租房投资。

  “旅游兴旺抬高了整体工钱水平,如果自己创业,装修和配套还得再花100万元,拿不出这么多钱,风险也承受不起。”蒋宏无奈地说。

  10多年来,有资本有经验的外地人,涌入西江“掘金”旅游市场。本地村民亦有“分一杯羹”的冲动,想要拆旧屋建新房。

  “截至2018年,西江有房屋和门面出租的家庭,占整个村寨的30%左右,年租金在5万至50万元之间。”李天翼告诉记者这样一组数字。

  改造老屋时,侯艳江要拆除谷仓等功能性设施。父母却执拗地认为:“那是对苗族建筑的破坏,更是对苗族文化传统的大不敬。”

  “发展就是要重塑传统,有创新也有破坏。”侯艳江心里并不服气。这个小家庭的观念冲突,更是西江苗寨发展与保护之间矛盾的缩影。

  相连成片、错落有致的吊脚楼群,作为苗族文化的物质载体,是吸引游客的重要资源,但破旧脏乱的老屋,难以满足游客的现实需求。

  一些村民谋求发展的内生动力在利益面前,演变成跟风逐利的“拆旧建新”。尽管当地出台了细致的限制规定,但仍挡不住部分村民“拆旧建新”的冲动,甚至有人甘冒被罚款的风险。

  本为鼓励保护传统建筑的利益共享机制,却陷入尴尬境地。

  “过去12年,因村民住房困难、老屋破旧无法修复等原因,批准‘拆旧建新’的房屋有192栋,严格落实了管理保护规定和程序。”雷山文化旅游产业园区(西江镇)综合执法局副局长刘安荣表示。

  作为管理者,他也坦言面临的保护压力,“就拿保老寨建新村来说,新村建设没有指标,也没有启动资金。不让住房困难户改造房屋,他们意见也很大。”

  对于山上家庭来说,“拆旧建新”尽管难以带来可观的收入,却反映他们对生活品质的追求。

  “小时候家里穷,一大家人挤在老屋二楼,既拥挤又不便。总想哪天有钱了,建个大房子过得舒服些。”唐文锋说,没人愿意永远住老屋里,为了保护原生态,让人身居“陋室”不太公平。

  侯伟也深有感触:“如果没人住,日晒雨淋三五年就坏了。但住在里面连个干净的卫生间都没有,老鼠、蜘蛛还经常光顾。”

  “游客难得来探访,上个旱厕都害怕,他们嘴上说喜欢老屋,实际跟村民一样,都想住新房。”侯伟坦言。

  2年多前,他家邻居重建了新房,经营起民宿。“虽然这样做3年内分不到民族文化保护经费,民宿每年只挣一两万元,但他们觉得比老屋住着舒服,还有创业的希望。”侯伟说。

  “以前的老屋虽然简朴,但整体错落有致、高低有序,有内在的韵律和美感。现在建得高大、装修堂皇,有些地方却高得突兀或如同凹陷,整体失去了韵律。”唐守和遗憾地说。

  同时,他并不完全反对“拆旧建新”,但要在保护老屋的基础上,循序渐进自然更替,按照传统工艺和风貌建新房,根据现代生活需要适度改造。

  “完全保留老屋也行,把山上村民搬出去,游客就能看到原生态的房子,但这未必是游客想要的。”侯伟苦笑道。

  游客希望看到原生态的老屋,又不愿意住进去,但如果老屋拆没了,牺牲了原生态,景区如何吸引到游客?这种“深层纠结”是当地文旅产业可持续发展必将迈过的一道坎。

“苗族文化的灵魂不能丢”


  与儿子蒋宏“押宝”流行的民宿业相比,蒋正平谋生则依靠苗族传统文化。

  每天一早,这位70岁的老人便穿戴好苗族服饰,走到附近的“古歌堂”,向游客展示、传承苗族古歌,蒋正平一天能拿到45元工资。

  这是他的第二次“转型”。苗族有杀猪过节的习俗,他曾是村里出了名的屠夫。2008年,这项营生不利于景区环境,他转型当起木匠。

  过去,苗寨年轻人大多外出打工,不少村子沦为“空心村”,民族文化遭遇保护与传承危机。

  随着旅游业兴起,西江苗寨制定了《雷山县西江千户苗寨民族文化保护评级奖励(暂行)办法》,探索“景区集中管理,家庭分散保护”的机制,不仅让村民在旅游业中受益,更引导他们参与民族文化保护。

  除了西江苗族博物馆,西江村打造出古歌堂、鼓藏堂、银饰坊等20多个苗族文化点。村民自办了40多所家庭博物馆,构建起多元的民族文化活态展示点。

  唐守和从教师岗位退休后,在鼓藏堂做讲解,“守护和传播苗族文化,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在村寨的变化中,他总觉得“有些不变的东西需要坚守,苗族文化的灵魂不能丢。”

  从当地走出的学者李天翼,跟踪研究西江苗寨多年,主编了《西江千户苗寨景区十年发展报告》。

  在他看来,西江苗寨景区以苗族特色文化资源为载体,以旅游开发为发展导向,在经济、社会、文化、经营、脱贫等方面产生规模化效应,形成了一系列成功经验和可操作的运行体系。他把这些经验总结为“西江模式”,这正是当地摆脱“富饶的贫困”的发展“密码”。

  走进西江苗寨,总能看到一身盛装的苗族女性,旅游给她们带来了更多机会。

  31岁的李孙丽,自幼喜欢苗族歌舞,曾到外地打工。回到村寨后,在苗族情景歌舞剧中当舞蹈演员,每天参加两场演出,过得忙碌充实。

  像云南丽江等地一样,西江苗寨的商业化也遭到过质疑,甚至有人直言:“看到的全是表演,商业味较重。”

  一位当地走出的高材生曾向侯艳江抱怨,商业化让西江失去了原生态。“你努力读书改变命运,最终落户城市,为何不愿回到原生态的农村?”侯艳江反问道。

  在侯艳江看来,西江苗寨作为人文景观,有人生活就会有发展,也不可避免会有发展中的矛盾。

  “商业和文化保护是互相成就,景区虽然有些商业化,但苗族歌舞剧很受游客喜欢,他们能感受到厚重的苗族文化。”李孙丽说。

  “苗寨保护和传承的对象,既有物质的,比如吊脚楼,要处理好保护现存旧屋和改善民生的关系;也有非物质的,苗族的民俗、技艺,以及吊脚楼的工艺和美学价值。”李天翼说。

  发展中的苗寨既不是“世外桃源”,也不是空荡荡的博物馆,民族文化不能关起门来搞保护,市场力量带来商业机会,不仅为文化保护提供资金支持,更让其传承有了持久生命力。

  “西江的未来需要创造性保护。”一些村民和专家早已有这种共识,但当理念遇到具体的现实问题时,如何平衡发展与保护的关系,把握创新和原生态的尺度,解决过度商业化的难题,值得人们思考。     编辑刘荒

 
共享“美景”产权,“普惠民生”的古民居才能长长久久
共享“美景”产权,“普惠民生”的古民居才能长长久久

( 2020-10-19 ) 稿件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调查观察
 
  本报记者完颜文豪、罗羽


  记者在西江苗寨景区采访时,看到壮观的吊脚楼群,听着村民们的不同声音,不禁思考“西江模式”中民居、民俗与民生的关系。

  吊脚楼群既是苗族文化的重要物质载体,又是景区宝贵的旅游资源,理应得到完整地保护。但它们又是苗寨村民生活的地方,有着浓厚的烟火气。一味追求保留原生态的民居,无法满足村民对改善生活环境和靠产业致富的期望。

  这种复杂关系的矛盾焦点,在于人文景观中的产权问题。在全国多地人文旅游景观开发中,类似保护与破坏的矛盾并不罕见。

  从风景如画的平原稻田、高山梯田,到壮观秀美的传统民居,过去被认为毫无价值的乡野景观,随着文旅开发凸显出景观价值,而景区的设立为其变现提供了可能。

  然而,这类以其正外部性作为文旅资源的“美景”,由于产权不清晰,市场难以定价,收益分配如何公平合理,就成了一个见仁见智的难题。贵州大山深处的西江千户苗寨,为此进行了非常有意义的探索与实践。

  虽然“美景”不易界定产权,但其中的一块块稻田和一栋栋古建,却有着清晰的承包权、经营权或所有权归属。游客眼中原生态的迷人景色,却蕴含着当地村民的辛勤劳作,或贫困落后的乡村生活。

  过去村民们守着“美景”过穷日子,纷纷走出深山村寨,融入打工潮中,撂荒的田野和破落的老宅,破坏了这种人文景观的完整性。

  随着乡村旅游的兴起,景区开发中稻田和古建变成景观,当地旅游收入增加的同时,看到商机的打工村民返乡创业。

  这类景观的价值在于它的完整性,如果利益分配合理,村民不仅获得旅游收益,还有动力积极耕种、保护民居,维护人文景观的完整性,景区与村民实现多赢共生。

  反之,如果村民无法获得合理收益,不管是因心理失衡,还是发展产业的冲动,撂荒土地或“拆旧建新”,破坏景观完整性,导致旅游体验变差、收入减少,景区和村民将一损俱损。

  本报曾刊发《最后一个“钉子户”的悔与悟》,报道了江西婺源篁岭景区的发展模式。白墙黛瓦的徽派古建筑,是当地独特的民居景观,一些景区在开发中,由于古建筑产权不清晰,旅游公司缺乏长远规划,畏手畏脚不敢追加投入升级品位。个别古村一夜之间百姓拆掉大片古民居;一些景区因村民不满分成收益而被迫暂时关闭……增长与转型、企业与村民、收入与分成等矛盾纠缠在一起。

  很多地方都在探索保护式开发的模式,核心都绕不开产权,比如把一整片稻田的经营权流转过来,将“美景”围成景区收门票,权利清晰后,多方都能受益。

  比如,篁岭景区就探索出“新村换古村、新房换古宅”的房屋产权置换模式,既能保住徽派风格的完整性,又考虑到当地居民的利益,创新性地化解了这一矛盾。

  然而,在漫山遍野的梯田景观中,让村民搬出景区的模式,未免成本过高。运用到西江苗寨景区,会遇到同样的难题,一如当地官员所说“新村建设缺乏指标和资金”。

  更何况“活化石”般的苗族民俗,也会随着村民一同搬离,为了保留原生态民居,破坏了文化的完整性,景区岂不是变成了冰冷的博物馆!

  “西江模式”让景区和村民共享“美景”产权,共享旅游发展红利,从而引导他们保护景观的完整性,推动“普惠民生”的古民居得到长久保护。       编辑刘荒

 
让“吐槽”成为城市治理的力量 青岛“三我”民声倾听主题活动的“半年答卷”
让“吐槽”成为城市治理的力量
青岛“三我”民声倾听主题活动的“半年答卷”

( 2020-10-19 ) 稿件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调查观察
 
 
 
  ▲青岛当地举行吐槽会。  受访者供图
 
  本报记者张旭东、徐冰
 

 
  虽然依稀能听到节奏感很强的广场舞音乐声,但家住青岛海云庵广场旁的王翠花已经很满足了,至少窗外的噪音不影响看电视,并且能在晚上九点半前休息。而在约两个月前,她和邻居们还在饱受广场舞噪音之苦。
 
  持续十多年的海云庵广场舞扰民问题终于化解,得益于青岛市发起的一场全民“吐槽”。
 
  自今年3月以来,青岛市开展“我爱青岛·我有不满·我要说话”民声倾听主题活动(“三我”活动),通过政务服务热线等渠道,在半年间已收到163万条意见建议。
 
  政府部门引入“网购式”闭环管理机制,并由纪委监委协同督办,民生诉求按期办结率达97%,不仅化解了一批民生“痼疾”,“吐槽”也成为推动城市发展一股力量。
 
政府发起全民“吐槽”


 
  在青岛市12345政务服务热线受理中心,记者看到20多名工作人员头戴耳机,快速敲击键盘,记录下来电群众诉求。
 
  “市民仇云涛家住市南区伏龙路54号楼顶,政府刚给楼顶加了保温层,但下雨时保温层和楼顶间积水,大雨时渗漏严重,家里已经成‘水帘洞’了!”99479号接线员孙承良,快速在系统中记下来电诉求。
 
  孙承良说,由于投诉事件是在市南区,这条诉求将被转给市南区政府,再由其转交市南区城市管理局办理,要求五个工作日办结并给来话人答复。
 
  记者了解到,一名接线员一小时最多会接到10多个投诉电话,包括宅基地纠纷、交通拥堵、停水停电和政策咨询等。400多名接线员分为5个班,24小时接听市民来电。
 
  青岛市政府办公厅政务服务热线督办处处长门杰介绍,在“三我活动”中,除了来电,群众还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政府信箱、媒体舆论监督栏目等多种渠道反映诉求和意见,日均达1万多条。所有渠道反映的诉求,都汇入政务服务热线智能化平台,系统即时转交相关区市或部门办理。
 
  有市民通过政务服务热线反映,青岛市市北区同安路一家饭店油烟扰民,当日辖区综合执法部门现场调查,并对饭店下达《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要求其退到店内炸油条;青岛市李沧区越秀星汇小区居民反映,电梯故障已有半年之久,物业一直推脱不予维修,沧口街道办事处督促物业利用公共收益支付电梯维修所需的4万元……
 
  截至目前,“三我”活动已收到的群众诉求和意见主要集中在四大领域:一是住建领域42.4万件,物业管理不到位反映最为强烈;二是城市管理领域22.3万件,宠物扰民伤民抱怨多;三是市场监管领域21.3万件,预付费消费纠纷成新热点;四是公安领域有14.8万件,主要反映信号灯故障等。
 
投诉有了“网购式”体验


 
  家住青岛市城阳区的栾先生,日前通过“青岛12345”微信公众号,反映驾校场地较差,要求退费被拒,他每天在微信公众号实时关注投诉进展:7月30日,系统录入工单,转交城阳区政府办理;8月4日,城阳区交通运输局答复,驾校非城阳区许可,无监管权限,建议转有监管权限的胶州市办理;8月5日,工单转交胶州市政府;8月7日,经胶州市交通运输局协调,费用已退还;8月10日,投诉人在回访中评价为满意……
 
  “每天都能看到投诉处理到什么程度了,非常方便,心里也有了底。”栾先生说,“投诉就像网购一般,能看到卖家是否发货,以及快递到哪个城市、哪个环节了。”
 
  青岛市委政法委副书记郝伟介绍,“三我”活动中,群众投诉实行“一诉一码”,办理过程可追溯、可查询、可评价。诉求正由哪个部门哪个科室办理,具体到什么进程都可线上查询。事件办结,群众给予评价,形成了“受理-办理-反馈-监督”的闭环机制。
 
  在“三我”活动开展首月,《青岛日报》刊登了200多条民意诉求,但政府部门认领率不到20%,办结率不到16%。为此,青岛市赋予“三我”活动一部分行政考核权重,并由纪委监委协同监督,对活动中暴露出来的不担当、不作为、慢作为等开展专项整治。
 
  山东省委常委、青岛市委书记王清宪表示,“三我”活动不以问责干部为目的,但要通过闭环机制倒逼干部转变作风,让其真正把“群众满意不满意”作为工作最高标准。
 
  青岛市政协常委、青岛市音协主席王静怡说,以往12345等民生诉求表达渠道都有,但往往是办事员草草答复了事。“三我”活动中,一个电话真正解决问题,是一项让老百姓真正“心气顺”的民心工程。
 
群众有不满可以大声说


 
  在“三我”活动中,青岛市并不就事论事,而是利用智能化平台和大数据分析,通过解决一个问题来推动解决一类问题,提升城市治理能力和水平。
 
  青岛市政府办公厅政务服务热线协调处处长李倩介绍,青岛市政务服务热线智能化平台在升级改造后,能汇集所有渠道民生诉求,并将每条诉求按性质和内容分类,其中内容包括城市管理、医卫、教育等十大领域,各领域又细分不同层级、900多个指标。
 
  “利用这个智能化平台,民生诉求分析实现了从主观经验判断到科学趋势预判,有利于政府部门挖掘内在规律,通过解决一个问题带动解决一类问题,而不是以往‘头疼医头,脚疼医脚’。”李倩说。
 
  例如,没有人员数量限制的群租房存在治安、扰民、疫情防控难等隐患,涉及公安、城管、住建、卫健委等多部门,但不出问题平时谁都不管。根据群众反映,青岛市指定住建部门牵头出台规定,要求人均租住建筑面积不得低于6平方米,从根本上解决隐患。
 
  对“跨部门跨行业”或“新官不理旧账”的民生领域问题,青岛市按照“谁主办谁牵头”原则,明确牵头单位和配合单位,定期由牵头单位召开协调调度会,推动问题限期解决。
 
  青岛市委编办对“三我”活动中群众反映集中的网络订餐纠纷、无人机监管、生活垃圾分类、既有住宅加装电梯等新出现的民生热点问题,近期确定了市级部门职责边界清单事项150项,涉及应急管理、市场监管等61个部门,明确部门监管主体责任及协调配合责任,解决多头分散、推诿扯皮、衔接不畅等问题。青岛市计划根据“三我”活动意见诉求,每年微调政府部门职能和边界。
 
  山东科技大学文法学院院长孙法柏认为,在“三我”活动中,只要群众有不满就可以大声说,很多城市发展新问题、小康后民生新诉求显现了出来。政府以解决问题为目的和导向,将这些社会问题和民生痛点化解在萌芽状态,有利于治理城市发展中的“未病”。
 
  物业管理是住建领域的投诉热点,青岛市人大常委会于今年7月通过《青岛市物业管理条例(修订草案)》,运用地方立法手段,为业主与物业之间的矛盾化解提供法治兜底。
 
  《条例》规定,在停车位、停车库使用管理上,有必要增加业主的知情权;可用电子投票破解业主大会难题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成立难”“换届难”等业主自治失灵问题。
 
社区有矛盾大家好商量


 
  持续十多年的海云庵广场舞扰民问题得到化解,并不是政府出手强制干预,而是得益于一次又一次坐下来商量。
 
  “以前,城管、公安、环保和街道办都管过,能好一阵,但过段时间又反弹。”青岛市市北区兴隆路街道办副主任王云杰说。
 
  青岛市广播电视台为“三我”活动专门开设的《有话大声说》栏目组联合兴隆路街道邀请各支广场舞队伍负责人、居民代表,公安、城管、环保等部门和街道、社区工作人员坐下来商量。
 
  从脸红脖子粗、不欢而散,到换位思考,半个多月后,双方达成共识:每天晚上六点半到九点可以跳广场舞,但每个队伍只能用一个音响,而且音响设备半米内声音不高于85分贝,各支队伍负责人还签订了自治公约,选举了自治委员会。
 
  “刚开始很不理解为什么要限制老年人健身,但有了自治委员会,音乐互相干扰、抢地方等矛盾都没了。”广场舞爱好者高建民说。
 
  郝伟说,对于养狗、广场舞等民生领域热点问题,政府的行政命令往往是矛盾双方都不满意。在“三我”活动中,政府将矛盾双方叫在一起商量,形成的自治解决方案让双方打心底里都能接受,而且愿意执行。
 
  “‘三我’活动正在成为新时代青岛社会治理的‘新名片’、尊重民意的‘新招牌’、汇集民智的‘新路子’,为‘爱青岛,让青岛更美好’凝聚更加强大的合力、动力。”青岛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宋永祥说。
 
  目前,“三我”活动中来电、来信从抱怨多变成了建议多,群众真正有了“主人翁”意识,积极参与城市治理。青岛市明确将“三我”活动平台作为市委、市政府重大决策听取民意的主渠道,常态化的“三我”活动已成为青岛市域社会治理中民主协商新平台。  编辑黄海波
 
病例如何发现?校方是否瞒报?怎样科学防治? 江苏师范大学科文学院肺结核事件调查
病例如何发现?校方是否瞒报?怎样科学防治?
江苏师范大学科文学院肺结核事件调查

( 2020-10-19 ) 稿件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调查观察
 
 
 
  ▲10月15日,在江苏师范大学科文学院,学生们在上课。本报记者郑生竹摄

  本报记者郑生竹


  近日,位于江苏徐州的江苏师范大学科文学院(独立学院),被曝有22名学生诊断为肺结核,引发舆论关注。

  22名病例发现时间为何跨度一年多?校方是否瞒报导致防治不力?疫情通报如何兼顾个人隐私和公众知情权利……带着这些舆论关切,新华每日电讯记者走访事发学校和属地疾控、卫健等部门,还原事件发生始末。

  记者调查发现,这起事件折射出部分高校和基层疾控部门,应对突发疫情的能力不足。此外,这起事件还暴露出肺结核防治筛查诊断周期长、预防性服药依从性低等共性难题。

病例发现时间跨度一年多


  最近一年多,江苏师范大学科文学院陆续有22名学生诊断为肺结核,另有43名学生胸部CT影像异常——10月14日,江苏师范大学对外发布了一则300多字的情况说明。

  但这份说明并未打消外界的质疑。记者梳理发现,网民关注较多的问题是:病例发现时间为何跨度一年多?第一起病例又是怎样发现的?

  “第一起病例由生源地疾控部门上报”,徐州市贾汪区疾控中心副主任吴云侠接受采访时称,去年9月6日,他们接到徐州市疾控中心通知,当地高校科文学院学生何某某,暑假期间在淮安市第一人民医院被诊断为肺结核。

  区疾控中心立即通知了校方,并对何某某所在的软件学院两个班级91名密切接触者,组织开展第一轮筛查,但未筛选出新增病例。

  在后续三轮大规模筛查中,陆续发现新病例。最后一轮筛查在今年9月复学后,发现另有43名学生CT影像异常。

  吴云侠说,2019年年底,学校了开展第二轮和第三轮筛查,人数分别为1296人、3450人,共发现7例新增病例。

  今年1月至8月,虽因新冠肺炎疫情未开学,但陆续接到生源地报告11例病例。9月1日秋季开学复课后,接到生源地报告3例病例,校方随即开展了第四轮筛查。

  此次筛查范围,覆盖当时所有在校学生、教职工,共计4868人,未发现新增病例。

  为减少漏诊率,第四轮筛查后,区疾控中心还对160名前期检查中结核菌素试验强阳性及重点班级的师生开展CT筛查,共发现43名学生胸部CT影像异常,需进一步诊断。

  随后,这43名学生被单独隔离观察。根据疾控专家建议,除4名学生由家长接回家庭所在地定点医院诊疗外,其余已在徐州市传染病医院住院,等待进一步诊断。

  截至记者发稿,确诊的22人中有7人已治愈复学,剩余15人休学在家治疗,情况良好。

  15日傍晚,记者来到科文学院所在的潘安湖校区,走访了教学楼、宿舍、食堂等公共场所,看到学生都戴着口罩,上课、就餐等活动未见明显异常。据科文学院院长费春介绍,目前学校教学秩序基本正常,没有停课计划。

  学校虽正常上课,但有不少学生心存担忧。多名受访学生表示,虽然病毒消杀、科普宣讲比以前更为频繁,但难免还会担心被感染。

疫情如何通报是个老问题


  记者调查了解到,今年秋季入学以来,有学生在校内论坛匿名发帖,质疑学校筛查不彻底、检测不准确、疫情不通报。

  “周围同学看到这些信息开始恐慌,有的还向相关部门举报、联系媒体。”一位不愿具名的在校生称,学校曾要求出现确诊病例的班级保密,在媒体关注之前,一直没有通报确切病例数。

  费春表示,学校虽然陆续收到了当地疾控部门的病例告知书,掌握确切病例数和病患情况,但按照相关规定,学校无权发布通报。当有学生质问,为何要接受结核菌素试验筛查和胸片检查时,只会告知他们学校出现了肺结核病例。

  吴云侠介绍,大部分传染病没有要求一定要向社会公布,甲类或乙类传染病甲类管理由政府部门发布,例如新冠肺炎。其他的如乙肝、水痘、麻疹、肺结核等传染病,未规定必须要发布,但要求及时报告登记、开展防控。

  “疫情如何通报是个老问题”,江苏省疾控中心副主任陆伟说,基层和疫情发生单位能不能公布,什么时候公布,什么情况下公布,有时找不到依据。

  陆伟介绍,按照传染病防治法等法律规定,目前各省卫健部门每月会按期公布各类传染病病例数字,其中也包含了肺结核的病例数。

  疫情通报程序难以拿捏的背后,是个人隐私、集体恐慌、知情权利等多种影响因素难以兼顾的现实。

  “大多数患者都有很强的病耻感,不愿让别人知道自己得了传染病。”中华预防医学会社会医学分会主任委员、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教授卢祖洵表示,肺结核等传染病患者和家属,会担心遭到歧视和社交孤立。

  “由于肺结核治疗时间长,对在校学生来说,患病意味着要休学隔离一两个学期,重返校园后,日常生活和社会交往也会面临压力。”卢祖洵说。

  陆伟认为,肺结核虽然是可防可治的常见疾病,但毕竟是传染病,公布病例时会考虑是否合法合规,是否会引起心理恐慌,更担心出现造谣传谣。“如果学校为了疫情防控,将所有具体病例信息告诉学生,不排除其他同学会产生心理负担,甚至出现造谣传谣现象,如何把控确实两难。”他说。

  作为科文学院疫情防控第一责任人,费春坦言:“作为院长怕引起恐慌,不能随便发布病例信息,但学生有知情权,我们也很为难。”

校园肺结核发病率有上扬趋势


  作为全球30个结核病高负担国家之一,当前我国结核病防控形势仍然严峻,每年新报告肺结核患者约80万例,位居甲乙类传染病第2位。

  近年来,校园肺结核发病率有上扬趋势。陆伟表示,与全国情况一样,2015年至2019年,江苏省结核病发病率总体呈下降趋势,但学生发病率有所上升。

  此次科文学院发生聚集性肺结核疫情,其发病率不仅明显高于总人群发病率,还高于同一人群发病率。对比国家卫健委2018年公布的肺结核发病率指标,该校13个月发病率为22/4868,高出7倍有余,若与2019年江苏肺结核登记发病率相比较,则高出2.8倍。

  “每年校园肺结核疫情,有超过80%发生在高中和大学,除人群密集度高和学习压力大,其他原因还未确定”。陆伟介绍,虽然医学界还没有定论,但这部分学生肺结核多发原因可能有以下三个。

  首先,可能由学生自身免疫特点所致。目前结核病发病有2个高峰年龄段:第一个年龄段为15岁至22岁,15、16岁发病率上升,17、18岁后开始下降,到了22岁后趋于稳定;第二个年龄段为55岁以后,年龄越大,发病率越高。

  其次,可能与暴露机会增加有关。“小学生和初中生的生活接触面小,主要在学校和家庭”,陆伟说,而高中生尤其是大学生,接触面更广,暴露机会增加,“到了大学能接触来自五湖四海的同学,易发生交叉感染。”

  再者,可能是疫苗保护失效期所致。新生儿出生24小时内接种卡介疫苗,能有效预防儿童结核病。最新研究发现,疫苗保护时效可以达到15年。这意味着到了16岁以后,疫苗失去保护作用,而16岁正是上高中的年龄。

  此次江苏师范大学科文学院的高发病率,也反映出结核病防治筛查诊断周期长、预防性服药率依从性低等共性难题。

  徐州市贾汪区卫健委工作人员李荣兰介绍,结核病隐匿性强,不易发现,现有检测手段有限,不具备快速诊断技术。例如,检测准确率较高的痰培养方法需要耗时4至8周,而常用的筛查方式结核菌素试验检测为强阳性,也不意味着一定发病,阴性也不能排除不发病。

  “一些学生及其监护人担忧预防性药物有副作用,导致预防性服药依从性不高,这也增加了患病、感染风险”,吴云侠说,若不服用预防性药物,结核菌素试验检测为强阳性的人群中,大概10%的人有发病风险。

  “不少学生抱着侥幸心理,加之担心有副作用,往往不服用预防性药物,这也是校园肺结核防治的一大难点。”吴云侠告诉记者。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需要定期复查的学生没及时复查,是此次诊断病例较多的一大原因。陆伟说,今年2月份,当地疾控部门曾通知学校,3月份要组织此前筛查检测中,结核菌素试验为强阳性的学生复查,但学校上半年一直未复课,一直到秋季开学才得以开展这项工作。

  这次事件也暴露出聚集性疫情出现后,基层疾控部门和高校应对能力短板。

  吴云侠、李荣兰等认为,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仍需依照要求开展肺结核疫情防控,加强强阳性学生预防性服药监测和劝服工作,建立晨检制度,对因病请假的学生进行病因跟踪。发布疫情通告时,应尽可能详细清晰准确,减少在校学生质疑。只有澄清事实真相,才能对冲谣言误导舆论的负面影响。

  陆伟表示,需要进一步明确疫情通报的法律依据和操作办法。建议国家在下次修订传染病防治法和出台实施办法前,组织相关领域专家对疫情通报的时间节点、内容范围进行充分研讨。在平衡个人隐私、社会恐慌、知情权利的基础上,出台操作性强的细则和指引。 编辑刘梦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