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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潭海峡公铁两用大桥即将静态验收
平潭海峡公铁两用大桥即将静态验收

( 2020-08-31 ) 稿件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要 闻
 
 
 
  平潭海峡公铁大桥是福州至平潭铁路控制性工程,按计划,大桥静载试验于8月27日完成,9月初将完成静态验收。  新华社记者宋为伟摄
 
京沪京广线普速铁路正式拨入丰台站
京沪京广线普速铁路正式拨入丰台站

( 2020-08-31 ) 稿件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要 闻
 
 
 
  8月30日,丰台站站前过渡工程京沪线、京广线拨接施工顺利进行,京沪线、京广线普速铁路正式拨入新建北京丰台站内。 新华社记者张晨霖摄
 
新定位 新目标 新起点 写在首都功能核心区控规发布之际
新定位 新目标 新起点
写在首都功能核心区控规发布之际

( 2020-08-31 ) 稿件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要 闻
 
新华社记者李斌、郭宇靖、吉宁


  六海映日月,八水绕京华。登上景山俯瞰北京,恢宏的故宫城楼巍峨耸立、清亮的北海碧波荡漾、苍翠西山延绵不断……

  8月30日,《首都功能核心区控制性详细规划(街区层面)(2018年—2035年)》正式公布,建设政务环境优良、文化魅力彰显和人居环境一流首善之区的美好蓝图,正徐徐打开。至此,首都功能核心区迎来历史性新起点,首都北京站在新的发展起点上。

大国首都开启历史性定位


  巍峨紫禁屹东方,十里长街映京华。

  展开京畿地图,1.6万平方公里的燕京大地,“一核一主一副、两轴多点一区”的城市空间结构正在成型,构建着千年古都城市发展新格局。

  京津冀协同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专家李晓江说,首都功能核心区控规编制是关系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关系北京城市发展和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大事。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考察北京,提出“建设一个什么样的首都,怎样建设首都”这个重大问题。

  建设首都,规划需先行。

  2017年9月,党中央、国务院正式批复《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5年)》,北京城市发展新的蓝图正式确立。

  2018年12月,党中央、国务院正式批复《北京城市副中心控制性详细规划(街区层面)(2016年—2035年)》,标志着北京城市副中心规划建设迈出了新的重要一步,其将与河北雄安新区共同建成北京新的“两翼”。

  2020年8月,《首都功能核心区控制性详细规划(街区层面)(2018年—2035年)》得到党中央、国务院正式批复,成为未来首都功能核心区的总纲领、总指南。

  “首都功能核心区控规的发布,在首都建设和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开启了核心区建设、发展与治理的历史新纪元。”北京市西城区委书记卢映川说。

  这是新的战略定位——首都功能核心区是北京城市空间结构中的“一核”,未来要将这“一核”建设成为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和国际交往中心的核心承载区,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重点地区,展示国家首都形象的重要窗口地区。

  首都功能核心区总面积约92.5平方公里,包括东城区和西城区两个行政区。编制核心区控规,不仅让北京更好地保障中央政务功能,也从根子上保护北京老城。

  “控规深刻把握‘都’与‘城’、保护与利用、减量与提质的关系,统筹考虑了政务功能保障、疏解减量提质、老城整体保护、街区保护更新、民生改善和城市安全等六大方面。”首规委办主任、北京市规划自然资源委主任张维说。

  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全程参与规划编制的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石晓冬说,规划部门对核心区约200万常住人口,3.6万宗各类权属的土地,甚至1万多棵古树,都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研究。针对核心区人口、用地、建筑之间复杂的逻辑关系以及空间资源非常有限的特点,建立“以时间换空间”的规划思路,不断优化提升首都功能。

  翻开核心区控规文本:  

  ——创建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的首善之区。

  ——营造优良的中央政务环境。

  ——建设弘扬中华文明的典范地区。

  ——建设人居环境一流的首善之区。

  ——保障规划有序有效实施。

  以“两轴(长安街和中轴线)、一城(北京老城)、一环(沿二环路的文化景观环线)”作为核心区骨架,突出老城历史格局,推动老城内外和谐发展,融汇历史人文景观和现代化首都风貌,塑造平缓开阔、壮美有序、古今交融、庄重大气的总体城市形象……美好蓝图,徐徐打开。

首善之区迎来发展新目标


  从2017年开始,历经近3年奋战、十九轮精打细磨,万众瞩目中,首都功能核心区控规终于出炉。

  这是新的发展目标——建设政务环境优良、文化魅力彰显和人居环境一流的首善之区,成为纲维有序、运行高效的国家中枢,古今辉映、礼乐交融的千年古都,舒朗庄重、蓝绿环抱的文化名城,功能融合、内外联动的宜居城区,和谐宁静、雅韵东方的人居画卷。

  ——纲维有序、运行高效的国家中枢。

  首都功能核心区是政治中心的核心空间载体,未来将以长安街为依托,优化中央政务功能布局,高水平服务保障中央党政军领导机关工作和重大国事外交活动举办。强化长安街沿线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的核心功能。

  张维说,中央政务功能布局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历经70多年发展,逐步形成了以中南海-天安门地区为核心,沿长安街等主要干道布局的方式。中央政务功能向长安街沿线相对集中布局既是历史的延续,也是对中央政务功能的优化。

  ——古今辉映、礼乐交融的千年古都。

  两轴统领、四重城廓、六海八水、九坛八庙、棋盘路网……控规将加强格局保护作为老城整体保护最重要的任务,提出综合运用多种手段,进一步强化老城空间的整体性。

  “北京老城和世界很多城市不同,是从一开始就按规划建造起来的,因此保护要特别注重整体性。首都功能核心区控规强调整体保护,并给出准确鲜明的判断价值,是一个重要的突破。”中国文物学会会长单霁翔说。

  ——舒朗庄重、蓝绿环抱的文化名城。

  林白水故居成了椿树书苑,临汾会馆辟为展现会馆发展史的专题博物馆……在北京,越来越多的文物正得到活化利用。

  10条文化探访路、15片文化精华区、36条景观视廊……在尽显古都文化、现代文化、京味文化和红色文化的同时,棋盘式的林荫街巷与小微绿地相互交错,一个与自然山水相融、和历史文化交相辉映的公共空间体系正在形成。

  石晓冬说,控规共明确了11类保护对象,历史文化街区从占核心区总面积的22%提高到26%。接下来,将逐批公布历史建筑名录,通过历史文化资源的展示和利用,生动讲述好老北京的故事。

  ——功能融合、内外联动的宜居城区。

  控规一方面在居住环境中,强调更新改善的可持续性,以申请式改善、共生院模式让胡同里的老街坊过上现代生活。另一方面,提出以存量挖潜、时空共享的方式,探索有限空间内高品质公共服务供给。

  “51个百姓服务中心每平方公里至少一个,蔬菜网点达到512个,养老驿站49个,阅读空间30余个,62处口袋公园……”卢映川说,近年西城区在疏解整治的同时,居民生活便利性也充分得到保障。

  李晓江认为,“有活力”是未来核心区的关键词之一。首都功能核心区未来不仅有优质的人文环境,便利的交通区位和品质的文化氛围,还会成为重要的文化旅游目的地和文化创意地区。

  ——和谐宁静、雅韵东方的人居画卷。

  “双控四降”,核心区逐步“静”下来。

  到2035年,首都功能核心区常住人口规模控制在170万人左右,地上建筑规模控制在1.19亿平方米左右。到2050年,常住人口规模控制在155万左右,地上建筑规模稳定在1.1亿平方米左右。

  政府组织,专家领衔,部门合作,公众参与,科学决策……首都功能核心区控规的编制工作由首规委专家、京津冀协同发展专咨委专家、名城委专家领衔,清华大学等21家设计单位共同参与,北京市、区各部门也从规划实施角度参与到规划编制中,协助开展多规合一、多维校核。

  在编制过程中,吴良镛、徐匡迪等49位不同领域专家学者提出近300条意见建议,2019年底公示1个月后,社会各界共提出1269条意见。

千年古都迈向新起点


  2020年伊始,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向城市公共卫生管理发起了一场大考。在首都功能核心区控规的批复版中,特别增加了公共卫生体系建设的相关内容。

  “疫情让我们认识到在首都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过程中,还有许多要改善的地方。”石晓冬说,因此专门补充了重大疫情防控的机制内容,把健康理念贯穿到核心区。

  首都功能核心区的美好蓝图已清晰展现。张维说,近日首都功能核心区控规得到党中央、国务院正式批复,意味着首都规划体系的“四梁八柱”已初步形成,首都规划建设从此进入新的历史阶段。

  规划新理念,构建更加高效的首都治理体系。

  公共事务用地、时空多元共享、健步悦骑、韧性城市……为进一步提升治理能力,控规中采用了不少反复打磨、精心设计的创新之处。

  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核心区规划所所长廖正昕说,以往土地规划用途的变更需要严格的程序,控规中首次提出“公共事务用地”概念,可以灵活地转化幼儿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居民所需所盼的公共需求。

  规划新发展,始终贯穿“人民至上”的理念。

  到2035年,基础教育设施千人用地面积不低于2218平方米,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全民健身设施15分钟内步行可达全覆盖,社区养老服务驿站10分钟步行可达基本全覆盖,人均公共绿色空间面积提升至8平方米……

  “要践行好‘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控规对人民关切的就业、教育、医疗、养老、住房、交通、环境等问题,一一提出方案。

  规划新起点,打造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的历史性一刻。

  为了配合首都功能核心区控规的出台,北京市正在研究制定《首都功能核心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三年行动计划(2020年-2022年)》,保障核心区控规落地实施。

  北京市东城区委书记夏林茂表示,下一步东城区将严格落实控规要求,优先保障中央政务功能,进一步开展背街小巷精细化提升,最大限度保护老城风貌,使控规真正地推动下去、落到实处。

  深入实施新版北京城市总体规划和首都功能核心区控规,加强“四个中心”功能建设,提高“四个服务”水平,对统筹好疫情防控和首都规划建设工作,对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意义重大。

  控规不仅是首都发展的新起点,也将对京津冀协同发展中“以首都为核心的世界级城市群”的功能定位全面带动提升。

  李晓江说,6年多来,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有序推动,实现了交通互联互通、大气共治、产业结构调整等重要突破。北京城市副中心、河北雄安新区和首都功能核心区相关规划的落地,将推动人口和经济重新优化布局,进一步完善未来空间体系。

  百炼成钢,千年立城。

  北京市委书记蔡奇说,要紧紧围绕首都功能核心区定位,坚定树牢“红墙意识”,高标准实施好核心区控规,全力服务保障首都功能。

  首都功能核心区的发展潜力和澎湃活力正蓄势待发。大国首都踌躇满志,奏响最华美的时代乐章。  新华社北京8月30日电

 
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重要讲话
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重要讲话

( 2020-08-31 ) 稿件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要 闻
 
  
新华社评论员


  在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从党和国家事业全局出发,系统谋划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深刻阐明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进一步明确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西藏工作的目标任务、方针政策,为进一步做好西藏工作、建设团结富裕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注入强大思想和行动力量。

  党的十八大以来特别是中央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全国人民大力支持下,西藏各族干部群众团结一心、艰苦奋斗,各项事业取得全方位进步、历史性成就。在深化对西藏工作的规律性认识、总结党领导人民治藏稳藏兴藏的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形成了“十个必须”的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为做好新时代西藏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必须长期坚持、全面落实。

  民族团结是各族人民的生命线,也是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的前提条件。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必须坚持以维护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为着眼点和着力点。治国必治边,治边先稳藏。要加强对群众的教育引导,广泛发动群众参与反分裂斗争,形成维护稳定的铜墙铁壁。要深入开展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教育,深入开展西藏地方和祖国关系史教育,引导各族群众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宗教观。要把爱国主义精神贯穿各级各类学校教育全过程,把爱我中华的种子埋入每个青少年的心灵深处,多措并举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当前,西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日益增长,富民兴藏的要求更加迫切。要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聚焦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以优化发展格局为切入点,以要素和设施建设为支撑,以制度机制为保障,统筹谋划、分类施策、精准发力,加快推进高质量发展。要巩固西藏脱贫攻坚成果,有效衔接乡村振兴战略,以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实际成效惠及于民,不断提升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生态资源是西藏最宝贵的资源,保护好青藏高原生态就是对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最大贡献。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必须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要促进生态保护同民生改善相结合,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形成共建良好生态、共享美好生活的良性循环长效机制,为保护雪域高原生态环境注入源源动力。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关键在党,关键在人。要全面加强西藏党的建设特别是政治建设,推动从严管党治党走深走实,确保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成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坚强政治力量。缺氧不缺精神,艰苦不怕吃苦,海拔高境界更高。要发扬“老西藏精神”,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关心爱护西藏干部职工,营造勇于担当、真抓实干的良好氛围,奋力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的新局面。  新华社北京8月30日电

 
团结奋进共创美好明天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团结奋进共创美好明天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 2020-08-31 ) 稿件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要 闻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升发展质量”“确保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努力建设团结富裕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干部群众中引发强烈反响,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指导新时代西藏工作的纲领性文献,为今后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要认真贯彻落实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新形势新任务,团结奋进共创美好明天。

  走进西藏昌都市实验小学,教学楼一侧的校史陈列馆前,三五成群的孩子不时进出往来、参观展览。约300平方米的陈列馆里,一面锦旗被摆在了格外醒目的位置,孩子们驻足观看,情不自禁地读出锦旗上的话语——“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团结起来”。

  昌都市实验小学始建于1951年,是中国共产党在西藏创办的第一所现代学校。校长李东锐说,今年是昌都解放70周年,明年又将迎来建校70周年,学校要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通过红色展览、班队会、故事会等一系列活动,把爱国主义精神贯穿学校教育全过程,把爱我中华的种子埋入每个青少年的心灵深处。

  治国必治边、治边先稳藏。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心系西藏稳定和民族团结,对我们的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和更具体的任务。”西藏阿里地委统战部常务副部长加央次仁表示,阿里地处祖国西南边陲,面临复杂的反分裂斗争形势,要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以维护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为着眼点和着力点,推动阿里地区长治久安。

  做好西藏各项工作,关键在党,关键在人,关键在党员干部。

  初秋的北方,暑气未消,但在平均海拔5000多米的西藏那曲市双湖县,却已是寒风凛冽。在这个空气含氧量仅有内地的40%、被称为“人类生理极限试验场”的地方,干部职工坚守于此,贡献着自己的青春和力量。

  双湖县委书记杨文升说,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十分关心西藏干部职工,我们要不负嘱托,在工作中缺氧不缺精神、艰苦不怕吃苦、海拔高境界更高,让“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忍耐、特别能团结、特别能奉献”的“老西藏精神”彰显出新的时代内涵。

  建设团结富裕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离不开涉藏工作重点省的携手并进、协调配合。

  云南是涉藏工作重点省之一,位于迪庆藏族自治州的德钦县,是云南通往西藏的北大门。德钦县县长格桑朗杰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我们的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要进一步加强与西藏接壤州县的共建联建,不断保障和改善民生,全力营造平安和谐的社会环境。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民族都不能少。巩固脱贫成果,让群众过上美好生活,关乎涉藏工作的质量和成效。

  为牲畜暖棚选点、开展人居环境整治、制定乡村旅游发展计划……在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色达县上若撒村,“90后”驻村第一书记扎西郎珠每天骑着摩托车穿行在村里,忙得不亦乐乎。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在巩固脱贫成果方面下更大功夫、想更多办法、给予更多后续帮扶支持,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这正是村子下一步的努力方向。”扎西郎珠说,上若撒村有热情的锅庄舞,有牦牛肉、奶渣等美食,附近还有美丽的泥拉坝湿地,我们要发挥好特色优势,打造旅游新村,让村民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守护好生灵草木、万水千山,建设更加美丽的青藏高原。

  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河南蒙古族自治县地处三江源保护区腹地,行走在当地,雪山在远处伫立绵延,河水在脚下潺潺流淌,广袤的河曲草原犹如一张绿绒毯,铺展在黄河两岸。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好青藏高原生态就是对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最大贡献。这个县草原综合专业队副队长卡着才让对此感触颇深:“地处高原腹地的三江源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作为守护江源的一线工作人员,保护好脚下的一草一木,意义不仅在于加快生态恢复的步伐,更能够唤起牧民的家园意识,更好凝聚起百姓团结奋进的力量。”(记者王子铭、曹典、白少波、陈尚才、李键、康锦谦、李占轶、杨静)   新华社北京8月30日电

 
“洪线”逆险守家国 抗洪一线的凡人星光
“洪线”逆险守家国
抗洪一线的凡人星光

( 2020-08-31 ) 稿件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要 闻
 
  星光微芒,却能聚成璀璨的银河。

  今年以来,我国多地发生严重洪灾。在一线抗洪大军中,抢险“父子兵”、守堤大学生、深夜“食堂”主、义务救援队、电器抢修队……在封堵决口的鏖战里,在深夜值守的堤坝上,在受灾群众的安置点,在排查险情的阵地中……一个个平凡身影,共同筑起抵御“洪魔”的生命之堤。

上前线:洪水不退,我们不退


  “慢慢走,看仔细!”7月13日凌晨3时,湖北省黄冈市蕲春县八里湖外江龙凤寺泵站堤段,江军反复叮嘱儿子江林涛。天气闷热,蚊虫密密麻麻,江林涛紧跟着父亲的脚步,裤腿上裹着泥巴,眼睛熬得红肿,腿上青一块紫一块。他说:“只要堤坝安全,苦点累点不算什么!”

  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在蕲春县公路管理局工作的江军主动请缨加入党员志愿者服务队;放假回家的儿子、大学生江林涛也不甘落后,加入高速公路卡口值勤队伍,连续60多天投身防疫工作。

  上阵父子兵,抗疫又抗洪。7月初,洪水肆虐黄冈,面对800米的责任堤坝,父子俩并肩作战,每天仔细巡堤:白天扒开草堆仔细查险,晚上赤脚探入水中测水温,一刻不敢放松。

  在湖南、四川等地的抗洪战场上,也有逆险而行的“父子兵”——

  湖南省沅江市茶盘洲镇地处洞庭湖的“水窝子”。今年一入汛,68岁的村民黄宗如和儿子黄勇就报名参加了抢险突击队。突击队50名成员来自全镇各行各业,大多经历了前些年的洪水灾害。黄宗如说,队员们都是主动报名,“经历过家园被洪水淹没的痛苦,我们不希望再发生那种情况。”

  7月初开始,茶盘洲镇接连出现险情,黄宗如、黄勇和突击队“战友”们一起,平均每天都要参加一次抢险。

  7月26日,在一处管涌现场,黄勇跳进管涌中心,在翻滚的泥浆中搬运和投放砂石、造围堰,从下午奋战到子夜,险情终于被控制。还没来得及喘口气,黄勇和父亲又赶到另一处管涌现场参加抢险……次日凌晨2时,黄勇胸闷头晕不已,回到岸上准备休息片刻,刚坐下就倒下了,人事不省。

  “醒来时我已躺在市医院的ICU病房。”在洞庭湖的大堤上,记者见到出院后重返抗洪一线的黄勇时,他全身都被汗水和泥水浸透。

  近日,受历史罕见特大洪水影响,四川省乐山市的乐山大佛被洪水漫过脚趾。

  8月17日晚,洪水来得迅猛,大渡河上的凤洲岛交通中断,瞬间成为孤岛,岛上1020名群众被困。经过研判,乐山市救灾指挥部决定采用岛内用小船搜救后统一集中安置到岛上高处,再使用大船转移到市区的方法进行救援。

  62岁的罗应付和儿子罗强在岷江下游犍为段开货船,驾船经验丰富。获悉海事部门希望社会船只协助乐山转运装备和群众,父子俩二话不说,8月18日一早就开船出发。

  “我第一次见这么大的水,河水翻滚,河面上漂着很多树枝,就怕船出问题。”罗强回忆说。

  父子俩没有退缩,把船开得比以往更加小心,从岛上群众转移点到河对岸的安全地带平时只需要开5分钟,这次用了两倍时间。第一趟下来,罗强手心里全是汗。

  一趟下来,最少转移80多人,最多200人。随着对水况逐渐熟悉,父子俩的船越开越稳,“转移轮渡”一直开到晚上8点多。

  在各地党委政府的组织动员下,许多社会志愿者冲上防汛抗洪一线。重庆市8月18日启动防汛I级应急响应后,全市调集专群结合的应急救援队伍2.8万人、大型救援设备3400余台(套);在甘肃省陇南市抗洪救灾一线,当地成立青年志愿者突击队150多支,召集志愿者4000多人;在“八百里洞庭”的“洪线”上,各地“村村响”农村广播发出动员令后,成千上万群众走上防汛一线,与解放军战士、武警官兵一道,与党员干部、应急救援力量并肩,分段把守责任区,24小时“三班倒”巡堤、抢险。

  “‘洪’字怎么写?是三点水加一个‘共’。这代表什么意思?就是要大家共同行动,跟洪水打仗的意思。”夜色深沉,在湖南省安乡县大鲸港镇一个防汛险段,义务巡堤员孙银清说:“洪水不退,我们不退!”

守纵深:同舟共济,咱能吃苦


  洞庭湖畔,潮湿闷热。22岁的大学生蔡锞拿着铁锹,在堤坝开挖导浸沟的村民队伍中格外显眼。从未拿过铁锹挖沟的她,速度虽慢,却干得有模有样。

  1998年出生的蔡锞今年本科毕业,考上了北华大学的硕士研究生。7月11日在返回家乡湖南华容县团洲乡的路上,她看到大堤上有一些爷爷奶奶也在巡堤。当地大堤已超警戒水位多日,土质日渐松软,大小险情增多,防汛人手紧张。

  她放下行李,找到村支书报名。“你是大学生,干这些苦力活怕吃不消啊!”村支书有些犹豫。

  “大堤在,家才在,洪水来了,可不认识谁是大学生。您放心,我吃得了这个苦。”蔡锞态度坚决。就这样,她加入了巡堤查险队伍。

  堤在家在,同舟共济。这是蔡锞的回答,也是无数人的心声。

  22岁的大三女学生周平平暑假回到安徽省肥东县长临河镇时,家乡正被洪水围困。听说镇上的长临河中学是灾民临时安置点,她马上联系镇政府,和妈妈牛和云报名当了安置点的志愿者。

  在安置点,母女俩和其他志愿者一起,每天从上午8时工作到下午6时,参与搬运救灾物资、公共区域消毒、发放盒饭、检测体温等。

  周平平说:“我有责任为家乡出一份力,而且能和妈妈一起搭档,感觉很踏实。”她和妈妈还陪同安置点里的孩子一起玩耍,辅导他们写作业。母女俩齐上阵,成了安置点里一道特别的风景。

  特别的风景,还有洞庭湖大堤上的“一抹蓝”——

  7月初,赵新华的婚庆公司生意正红火,听说洪水来了,大堤上缺人,他马上把生意丢下,组织人员穿上蓝色队服上了大堤。“我虽然是生意人,但我也是湖南沅江市红十字会新华义务救援队队长,更是洞庭湖区的老百姓,守护家园,我也有责任。”赵新华说。

  7月3日上堤,8月8日洪水退去,他带着救援队下堤。在大堤上值守一个月,他一天都没缺席,白天巡堤,深夜查险,还自掏腰包负责整个救援队的各项开支。一旁的队员汤世权说:“不算耽误的生意,赵队长这个月投入差不多有4万元。”

  赵新华连忙摆手道:“抗洪抢险不算经济账,算账就不来了。”

保后勤:凡人善举,络绎于途


  7月9日,坚守在江西省鄱阳县昌江圩堤上的武警战士坐下来,开始吃午餐。大家突然发现,今天的午餐不一样:有一大杯外表可爱、口味甘甜的奶茶。年轻的战士们瞬间“轰动”了:“这是我喝过最甜的奶茶”“没有比这个更解乏了”“这是哪位有心人送来的”……

  不远处,用拖车拖着保温泡沫箱的贺金亮笑了起来。他告诉记者,自己也曾报名参军,但因为脚部受伤未能应征入伍。每次出现险情,军人、医生这些“最可爱的人”总是冲锋在一线,自己内心澎湃,希望也能贡献一份力量。

  抗洪期间,他在鄱阳县开的5家奶茶店都停止了对外销售,全力保障抗洪一线的战士们能喝到新鲜奶茶,最多的一天送了800杯。“奶茶每天都送,一直坚持到抗洪胜利那天。”贺金亮说。

  “我们的战士都很感动,干劲更足了。”武警江西总队机动支队机动一大队大队长刘发根说,“老百姓给予了我们很大的支持,军民齐心共战洪水,让战士们备受鼓舞。”

  在西洞庭湖畔的湖南省津市市,担忧值守人员吃不上热饭菜,“90后”年轻人肖峰联络当地有名的“刘聋子米粉店”,在大堤上开起了“深夜食堂”,从7月8日起每晚给值守在澧水北岸、涔水、澹水等地的防汛人员免费送米粉。

  每天晚上9时30分,“深夜食堂”开始“营业”——在靠近防汛值守点的地方,找个空地支个棚,架好锅、炉,摆上牛肉和配菜,六七名师傅就开始一晚的忙碌。

  出锅白白嫩嫩的米粉,浇上油亮的肉汤,盖上煨制的肉码,配上风味剁椒、酸菜……一碗碗浓香的米粉被送到防汛前线,递到防汛人员手里。这个“深夜食堂”,平均每晚“出品”500多碗牛肉米粉。

  在大堤上值守的防汛人员余荣一口气吃完米粉,喝光鲜汤,满面红光,一扫疲倦。“吃了这碗粉,精神好了,力气更足了。”

渡难关:守望相助,众志成城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甘肃省陇南市文县碧口镇8月17日开始出现严重内涝,道路交通中断,外面的物资一时运不进来,碧口镇成为一座“孤岛”,居民基本生活需求供给面临严峻挑战。

  家住碧口镇杨家坝村的董明堂是位厨师,看到乡亲们吃不上热饭,他找到同村的张国鹏和郭树全,商量开一个免费就餐点。

  “我家院子大,就开在我家,来吃饭的人能多些。”张国鹏说。

  “我还存着些米面肉菜,我都拿过来。”开餐馆的郭树全说。

  三人一拍即合,免费就餐点就开起来了。

  村民们闻讯赶了过来,有的人扛着面,有的人提着油;有的人进来二话不说,挽起袖子就开始洗菜切菜;有的人不会做饭,就帮着收拾打扫,打打下手……30多人在大院里有条不紊地忙碌着,没过多久,巷道里就飘来缕缕饭香。

  董明堂说:“我们发挥特长,帮忙让大家吃上热饭,有了力气,大家一起共渡难关,重建家园!”

  秀水镇是四川省绵阳市安州区受灾最严重的乡镇之一,全镇共有870户民房进水,居民家中大部分家具和家电被水浸泡。得知这一情况后,一支由6名家电维修师傅组成的“青年志愿突击队”,8月18日开始挨家挨户无偿检修家用电器。

  维修队员李旭东平常一天最多修5台电器,而这几天的工作量一下子增加了五六倍。他和队员们加班加点,从清早忙到深夜,他说:“累点没关系,这些电器恢复使用,人们生活就又回到正轨了。大家一起搭把手,加快重建美好家园。”

  在重庆市潼南区的清淤现场,气温高达35摄氏度,34岁的潼南区旅游开发集团副总经理兰焰穿着厚厚的胶鞋在清淤。她的手臂上,一块鹅蛋大小的红肿烫伤格外显眼。

  几天前,潼南区第一次洪峰退去时,兰焰主动参与清淤,她站在铲车上跟司机沟通如何清淤,突然铲车倾斜,她的手臂被铲车尾气排放筒烫伤,顿时起了个大水泡。

  被烫伤时,正是清淤最忙的时候,她顾不得疼,没把烫伤放心上,直到伤口开始出现溃烂,才去诊所看医生。医生让定期换药,她忙得顾不上去。“淤泥需要尽快清理,否则太阳晒干了,清理起来更加困难。我们都在抢时间,哪里顾得上自己。”兰焰对记者说。

  从长江、淮河沿岸,到甘肃陇南;从洞庭湖、鄱阳湖,到巢湖、太湖……记者辗转万里“洪线”采访期间,耳闻目睹为抗洪抢险、扶危济困、重建家园“站出来、搭把手”的凡人善举比比皆是:人们自发向大堤上送盒饭,往防汛棚里送西瓜,去抗洪指挥部捐款,跑到灾民临时安置点送食品和生活用品……即便在深夜,也有增援者的车灯、手电筒闪烁出的点点微光,向抗洪一线亮着电子马灯的防汛棚汇聚。(记者苏晓洲、周楠、侯文坤、韩振、张紫赟、袁汝婷、陈斌、张海磊、郭杰文、李松、康锦谦、郎兵兵、杜哲宇、王自宸、伍鲲鹏、柯高阳)  新华社长沙8月30日电

 
小兴安岭“山”变
小兴安岭“山”变

( 2020-08-31 ) 稿件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要 闻
 
  溪流中,人们乘皮筏漂流而下;“彩虹滑道”里,游客坐着橡胶圈从高处呼喊着滑下;“森林花海”中,游客们组好队形拍照……在黑龙江省伊春市九峰山养心谷,游人如织。

  九峰山地处黑龙江省小兴安岭地区,占地面积5280公顷,森林覆盖率达96%以上。多年前,这里是一个培育、营运苗木的林区经营所,在很多伊春人眼中与当地其他山峰没有什么不同。

  “以前哪能想象还有今天这一景!”看着九峰山如今的火热景象,今年52岁的九峰山养心谷工作人员李作华说。

  “冬天5点多就起床,骑一个小时自行车到林场,再步行一个小时上山,拿着油锯伐木,一直到下午四五点钟天黑了才下山。”李作华说,当时只知道上山砍树换钱,没想到守着大山、保护好树木也能挣钱。

  从减伐到停伐,“林都”伊春开始探索新的发展路径。九峰山旅游业就是其中之一。

  九峰山养心谷总经理王长伟当年是林区职工,从1991年“下海”经商开始,一直从事木材加工生意。2012年,王长伟回到家乡,开始经营九峰山这片山林,规划发展旅游业。

  “人们生活越来越富裕,对良好生态的追求越来越强烈,我们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才下定决心发展旅游。”王长伟说。

  为了满足人们对旅游产品的多样化需求,王长伟设计多种多样的游玩项目,从漂流、水上乐园到“森林花海”、滑雪,再到药膳,满足了不同年龄段、不同地域游客的需求。

  2019年,九峰山养心谷接待游客21万人次,营业收入1100万元,利润330万元。今年4月5日至今,已接待游客超过9万人次。

  伊春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工作人员介绍,当地自端午节开始启动旅游业复工复产以来,按照先市内、后省内、再省外三个阶段,分步推动旅游市场开放,在一定时期内推行门票减免政策,旅游市场逐渐火热。

  伊春这座林城“因林而生”,有过“因林而兴”的辉煌,经历了“因林而衰”的困境,实现了“因林而转”的生动实践。当前,伊春正把旅游业作为绿色转型发展的主业,奏响“因林而起”的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记者李凤双、管建涛、杨喆)

       新华社哈尔滨8月30日电

 
山水田园里蹚出“幸福路” 天津美丽乡村新图景
山水田园里蹚出“幸福路”
天津美丽乡村新图景

( 2020-08-31 ) 稿件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要 闻
 
  新华社天津8月30日电(记者邵香云、刘惟真、黄江林)曾经过度开采、污染严重,如今绿水青山、游客不断;曾经“土里刨食”、种植单一,如今果蔬飘香、日子红火;曾经脏乱不堪、穷困落后,如今稻海渔歌、乡风和美……渤海湾畔津门故里,一批特色乡村正以振兴为笔,绘就一幅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新图景。
 
山中别有“桃花源”


 
  追随山景云雾穿过写有“洞天福地”字样的木质牌坊,一条蜿蜒美丽的乡村路绵延铺展,带领记者“闯”入蓟北山区的“小天地”。
 
  远山叠翠、石巷幽长,一栋栋石屋错落有致,游客结伴在村里的景点拍照“打卡”。这里便是天津市蓟州区渔阳镇西井峪村,历史上多数村民以石垒屋,使其有了“石头村”的美誉。
 
  “来,快请进。”西井峪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周维东把记者迎进了家。家中两层民宿已住满游客,小猫惬意地窝在窗边打盹儿,妻子正忙着准备午餐。“从前可没想到,我们村的旅游会这么红火。”周维东感慨道。    
 
  然而,一边是因美丽生态蓬勃发展的乡村旅游让人流连忘返;一边是不远处山体上,过度开采留下的“矿疤”仍触目惊心。过去,由于缺粮缺地,村民“靠山吃山”,以开石采矿为生。“开始用马车运,后来用拖拉机拉,日子长了,山上满是‘伤痕’。”周维东对此记忆犹新。
 
  想要金山银山,必须补上生态欠账。2015年,镇里提出发展生态文化旅游的思路。栽树植草、修复山体、路面加宽、改造村居……绿水青山逐渐“回归本色”,乡村旅游借机升级转型。
 
  高端民宿逐座落成,配套产业陆续入驻,一年四季游客不断……昔日大山里的贫困村,如今“变身”为白云生处的“桃花源”。2019年,西井峪村旅游收入超过800万元。“曾经不值钱的石头,现在像玉一样金贵。”周维东望着远山说。
 
  念好“山字经”,吃上“生态饭”。截至目前,蓟州区共有2500多户农家院,带动约6万名农民就业,西井峪村、郭家沟村、小穿芳峪村等7个村入选首批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
 
葡萄新熟“百里香”


 
  一场新雨后,武清区南蔡村镇丁家瞿阝村的葡萄种植户杨振刚卷起自家大棚的防雨帘,棚里葡萄散发出阵阵果香。“今年能产1万斤葡萄,每亩地能挣一万四五千元。”种植葡萄六年,杨振刚已是村里经验丰富的“老果农”。“以前种‘大田’,一年每亩地才挣1000元左右。”杨振刚回忆说。
 
  要想过上好日子,必须开辟新思路。2013年,村镇反复考察,决定引入适合土地种养、容易产生经济效益的棚栽葡萄。区镇政府投资1000余万元,帮村民盖棚买苗;天津市农科院派出专家,“手把手”传授技术,一片占地200多亩的葡萄种植园很快现身田间。听说“葡萄来了”,杨振刚承包下三亩多地,成了第一批“钻进大棚”的农户。“技术熟练后,产量突飞猛进,种一亩葡萄的收益赶上之前种十亩‘大田’。”
 
  久而久之,“葡萄”成了丁家瞿阝的“名片”,甘甜的葡萄“香传百里”,吸引了京津冀地区不少市民前来采购。杨振刚干脆在自家大棚里开起了葡萄采摘园,“有时一天能接待六七批顾客。”
 
  “从搭起葡萄暖棚到成立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开办面粉厂,村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7万元,过上了粮食、果蔬‘双丰收’的好日子。”丁家瞿阝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张宝军说。
 
  路子宽了,产业兴了!截至目前,天津规范提升22个市级休闲农业示范园区和258个市级示范村点,带动农民增收。
 
“千年古渡”乡风美


 
  沿潮白新河河岸行驶,一路上清水绿岸、稻田如画。没多久,一排青砖灰瓦的农家院豁然出现在眼前,干净雅致的大门口挂着红灯笼。这里是有着“千年古渡”之称的天津市宝坻区黄庄镇小辛码头村,也是当地有名的乡村旅游特色村。“明朝万历年间,时任宝坻知县袁黄,号了凡,在我们这里南稻北种、劝农插秧,宣扬善良、谦德的品质。来到我们村,可以吃农家饭、住农家屋,也可以去了凡广场逛逛,了解我们当地的文化。”作为最早开农家院的村民之一,今年38岁的宋祥梅当起了“文化导游”。
 
  院内民风淳朴、院外历史流传,随着水稻文化园、了凡广场、漕运遗址公园等一批景点的落成,乡风文化成了小辛码头村发展旅游的“金字招牌”。“我们还将爱党爱国、爱护环境等写进村规民约,开展‘小手拉大手’活动,让孩子们当志愿者保护环境,村子变得更美、更文明,人气也更旺了。”小辛码头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徐江说。
 
  乡风文化也是生产力。2019年,小辛码头村共接待游客25万人次,直接旅游收入1500万元。“有了精神文化的底子,乡村才能走上振兴的长久路。”天津市宝坻区黄庄镇镇长李宝战说。
 
  伴随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天津建成蓟州、宝坻、武清、西青4个全国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示范区,2019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4804元,增长7.5%。“现在,我们的腰包鼓了,日子越过越有奔头了。”宋祥梅爽朗地笑了。
 
在国务院第三次廉政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李克强(2020年7月23日)
在国务院第三次廉政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李克强
(2020年7月23日)

( 2020-08-31 ) 稿件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要 闻
 
  因为疫情防控,今年国务院廉政工作会议推迟召开,但政府系统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始终没有放松。这次会议的主要任务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按照十九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和《政府工作报告》有关部署要求,总结去年以来政府系统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部署今年下一阶段重点任务。刚才,有关部门和地方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发了言。下面,我讲几点意见。
 
  一、加强政府系统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有力促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过去一年多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政府系统深入贯彻全面从严治党要求,扎实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紧紧围绕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狠抓落实,提高效能,严格监督,推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取得明显成效。一是以严实深细的作风为保证,加大减税降费等普惠政策实施力度,减少寻租空间,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去年减税降费超过原定的近2万亿元规模、达到2.36万亿元。减税降费是既公平又有效率的政策,政策实施不限于特定区域或企业、不需要政府部门审批,确保所有企业直接享受。同时开展涉企收费专项治理,有效防止了减税降费政策执行中搞变通、打折扣。二是着眼减少政府对微观事务的干预,从源头上消除腐败滋生土壤。深化“放管服”改革,规范权力运行,维护市场公平竞争,优化营商环境。完成政府机构改革任务,促进职能转变。又取消和下放36项行政许可事项,全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事项从151项压减至131项,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事项压减三分之一,出台《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经过多年持续努力,我国营商环境明显改善,国际排名大幅提升。三是持续纠治“四风”,促进作风转变。认真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开展“基层减负年”工作,持续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突出问题。去年国务院部门文件和会议均减少30%以上,对国务院部门申报的督查检查考核事项压减91%,地方各级政府也大力精文减会。四是严格监管,促进公共资金资产使用安全高效。加强国资国企、公共资源交易、公共工程建设等重点领域监管。强化预算约束和绩效管理,发挥审计监督作用,促进增收节支,盘活使用存量资金。五是加强激励问责,调动干事创业积极性。开展国务院第六次大督查和有关专项督查,创新“互联网+督查”方式,对真抓实干、成效明显的地方给予激励,对不作为、乱作为的严肃问责。六是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加强统一协调和调度,严格地方责任,督促落实防控措施,维护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不失时机推进复工复产,为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保障。
 
  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也要清醒看到,政府系统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还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少数地方和部门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不到位,在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推动改革发展举措落地见效上还有差距。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仍较突出,重发文开会轻落实现象依然存在,有的领域存在多头频繁要求填表报数、重复督导检查等问题。少数干部为民服务意识不强,不担当、不作为、乱作为,推诿扯皮、消极应付。政府职能转变还不到位,企业和群众对审批多、证明多、办事不方便等还有不少意见。一些领域腐败现象多发,侵害企业和群众利益的问题时有发生。政府系统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依然任重道远,必须持之以恒推向深入。
 
  当前我国发展面临的形势极为严峻复杂。全球疫情仍在扩散蔓延,世界经济陷入深度衰退,外部环境不稳定不确定性还在上升。国内保持经济平稳运行和社会大局稳定面临诸多难题,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生产经营困难突出,就业压力明显加大,基层财政收支矛盾加剧。应对前所未有的风险挑战,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必须进一步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推动各级政府更好履职尽责、更加求真务实、真正过紧日子,推动各地区各部门严肃纲纪、严明纪律、做到令行禁止,推动各级干部主动作为、攻坚克难、深入细致做好各项工作。
 
  二、大力加强正风肃纪,为经济社会发展重点任务落实提供坚强保障
 
  做好政府系统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坚决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深入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强化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围绕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大力加强廉洁政府建设,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提高效能,改进工作作风,强化责任担当,优先稳就业保民生,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经全国人大批准后,国务院已对报告提出的45个方面重点任务明确了责任分工。二季度以来我国经济逐月好转,积极因素明显增多,总体运行符合预期,回升势头好于预期,说明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是正确的,已经实施的宏观政策及时有力合理、效果显现。下半年形势仍然严峻,不确定因素增加,各项工作时间紧、任务重,要继续打硬仗,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切实提高纾困政策落实的精准性、时效性。这既是对政府执行力和工作作风的考验,也是确保政令畅通的纪律要求。
 
  一要落实新增财政资金特殊转移支付机制,确保直达资金安全高效使用。今年增加财政赤字、发行抗疫特别国债筹集2万亿元,这是特殊时期的特殊举措。这笔钱全部转给地方,主要用于保就业保民生保市场主体。我们建立了特殊转移支付机制,使新增财政资金“一竿子插到底”、迅速落地见效。这是一场改革,既对利益格局进行重大调整,也可以防止跑冒滴漏、减少腐败风险。各地区和有关部门一定要严格执行相关制度规定,按照“中央切块、省级细化、备案同意、快速直达”的原则,把中央下达的资金第一时间拨付给市县基层。省级政府要当好“过路财神”,不当“甩手掌柜”,想方设法调剂资金、下沉财力,帮助基层弥补收支缺口。我们已明确资金使用方向,并给予地方适当自主权,市县要在规定范围内高效使用、惠企利民,决不允许挤占挪用。要加强资金监督,财政部门已建立全覆盖、全链条的监控系统,各级国库要点对点直接拨付资金,保证每笔资金流向明确、账目可查、账实相符。审计部门要开展专项审计,对虚报冒领、截留挪用等违法违规行为,发现一起、彻查一起、问责一起。
 
  二要狠抓减税降费让利等助企纾困政策落实,严肃查处乱收税费和信贷套利等行为。我国有上亿市场主体,保住市场主体,就能实现今年城镇新增就业900万人以上的预期目标。我们出台了减税降费一揽子政策,预计全年可为企业新增减税降费超过2.5万亿元,各级政府要把该减的税坚决减到位,该降的费坚决降到位。对一些需要申请才能享受的政策,比如困难企业缓缴社保费等,要简化手续、提供便利,决不允许趁机设租寻租。减税降费加大了地方财政收支平衡压力,但财力再紧张,也不能动市场主体的“蛋糕”、打“小算盘”、收“过头税”和违规收费。帮助企业纾困不能仅靠财税政策,金融支持和银行让利也要到位。新增信贷资金要重点支持困难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金融系统要兑现全年向企业让利1.5万亿元的承诺。要加强监管和绩效考核,防止信贷“垒大户”或资金空转套利。对金融机构人员内外勾结套取骗取财政贴息和优惠信贷资金的行为,坚决予以严惩。在处置风险机构时,也要查处背后的腐败问题。还要推动一些自然垄断行业减收费、降价格,帮助企业降低生产经营成本。进一步规范行业协会商会、中介服务机构等收费,坚决整治涉企乱收费。限期清偿政府机构、国有企业拖欠民营和中小企业款项,政府部门一定要带头。
 
  三要加快落实稳就业保民生支持政策,兜牢困难群众民生底线。就业是最大的民生。今年高校毕业生达874万人,受疫情影响,还有大量农民工外出后又返乡,下半年就业形势十分严峻。必须狠抓稳就业各项举措落实,拓宽就业渠道,各地要担负起稳就业的属地责任。一些对就业的不合理限制背后可能隐藏着寻租行为,要坚决清理和纠正;涉及灵活就业的行政事业性收费,要抓紧取消。
 
  脱贫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完成的硬任务。今年中央财政扶贫资金增加500亿元,地方财政专项扶贫资金、东西部扶贫协作资金、定点扶贫帮扶资金、金融扶贫资金等,也都只增不减,关键是要管好用好。要加强资金使用监管、提高使用效率,对吃拿卡要、侵占挪用的要从严查处,对搞数字脱贫、虚假脱贫的要严肃问责,确保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
 
  越是困难,越要保障好基本民生。保证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是地方政府的责任,首先要自己想办法,确有较大困难的,中央给予适当支持。要完善医保支付机制,依法加强使用监管,严厉打击欺诈骗保行为。要扩大失业保险和低保保障范围,严格把握政策标准,推进经办服务阳光便民,对困难群众做到应保尽保。
 
  四要精打细算、严控开支,坚决做到政府过紧日子。在经济下行压力大和财政困难的情况下,各级政府更要过紧日子,把每一笔钱都用在刀刃上、紧要处,全力支持保就业保民生保市场主体。今年中央政府带头,把非急需非刚性支出压减50%以上,地方政府同样要做到应压尽压,决不允许违反规定乱开口子、随意追加预算,更不能以其他方式腾挪资金用于一般性支出。现在有些部门和单位账上仍趴着不少钱,有些因为项目实施需要时间是可以理解的,但不能形成“小金库”。要进一步加强资金使用绩效管理,各种低效、沉淀资金该收回的一律收回。勤俭办事是我们的传统,任何时候都不能丢。要打好行政开支的“铁算盘”,力求少花钱、多办事,不该花的钱一分也不能花。严控“三公”和会议、差旅等经费,严禁新建扩建政府性楼堂馆所和搞豪华装修。节用裕民、俭以养德,让勤俭节约成为每名政府工作人员的行为习惯。
 
  五要大力转职能提效能,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活力。顶住经济下行压力、应对当前困难挑战,仅靠财政金融等政策是不够的,还要通过深化改革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增强内生动力。我国营商环境改善还有很大潜力,也存在一些薄弱环节。必须继续深化“放管服”改革,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这也是预防腐败的釜底抽薪之策。要着力破除对市场主体投资兴业的障碍,进一步减权限权,坚决压减一切不必要的审批,打掉一切不合理的门槛,简化一切来回跑的手续,确需保留的许可事项和管理措施都要纳入清单管理,并向社会公布。对疫情防控中符合简政放权方向的做法,要认真总结完善,使之常态化、制度化。要实施公平公正监管,完善“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和信用监管等制度,严格规范执法,减少人为干预、缩小自由裁量空间,决不允许重复检查、任性处罚。近几年新业态新模式加速成长,在疫情防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展现了发展潜力,要完善包容审慎监管,探索符合其发展规律的监管方式。要提高政务服务质量和效能,不断创新行政管理和服务方式,推行“不见面”办事、“一件事一次办”等做法,减少企业办事成本。
 
  三、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强化求真务实,做到施政为民
 
  面对艰巨繁重任务,各级政府要强化责任担当,创新工作机制,狠抓任务落实,提高治理能力,推动政府系统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不断取得新的成效。
 
  一要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各地区各部门要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把准政治方向,强化政治担当。自觉在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下想问题、做工作,服从和服务大局,做到党的政治建设与各项业务工作特别是中心工作紧密结合、相互促进。坚持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彻好新发展理念。紧紧围绕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的要求,切实抓好政策落实,勇于攻坚克难,以实际行动确保经济稳定运行,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推动经济社会发展。
 
  二要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政府系统党组(党委)要切实担负起全面从严治党、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主体责任。抓党风廉政建设与抓经济社会发展是一致的,必须统筹抓好、同步推进、一起落实。要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锲而不舍纠治“四风”,营造风清气正的干事创业环境。政府系统各级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带头廉洁自律,严格要求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决不允许搞特殊、有例外。
 
  三要坚决惩治重点领域腐败和侵害群众利益等问题。今年新增的财政资金、政府专项债、信贷资金都不少,新上的投资项目也比较多,管不好就很容易出现腐败问题。要坚持政务公开,做到政务信息应公开尽公开,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加强审计监督,全过程强化资金使用监管。盯紧土地利用、项目招投标、工程建设等重点领域,将公共资源交易全部纳入统一的交易平台,严格项目管理,做到廉洁安全。加强国资国企监管,看紧重大项目建设、并购重组、国有产权转让、境外投资等关键环节,决不允许搞利益输送。今年保基本民生的投入有较大幅度增加,必须把这些宝贵资金精准兑现到需要帮助的困难群众身上,决不允许侵占克扣、套取骗取。谁敢在这些保命钱、救急款上做手脚、搞腐败,一经发现要严惩不贷、绝不姑息。
 
  四要坚持实事求是、强化责任担当。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都是实打实干出来的,来不得半点虚假。面对困难挑战,必须求真务实、苦干实干,决不允许搞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决不允许搞不正之风。各级政府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真实客观反映情况,及时采取有效措施。要持续为基层松绑减负,巩固精文减会成果,进一步改进督查考核方式方法,防止多头检查、重复验收、大量填表报数。基层人少事多任务重,特别是今年以来广大基层干部连续奋战在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第一线,工作非常辛苦,应当给予更多关心关爱体谅,完善担当作为的激励机制,努力保障履职所需的工作条件,让他们减少后顾之忧、心无旁骛抓工作。
 
  五要提高清廉从政、为民服务的本领。作为人民公仆,干事是履职之要,干净是为政之德。各级政府及其工作人员要始终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把为民造福作为最重要的政绩,增强为民服务意识,提高为民服务本领。要不断提高在复杂形势下谋发展、抓落实的能力,善于用改革的办法破解难题、化解风险,创造性地开展工作。要依法秉公用权,以民法典和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颁布实施为契机,加强法治教育培训,提高法治思维和依法行政能力。各级政府工作人员要习惯在监督和约束下履职,廉洁奉公,勤勉尽责为人民做事。
 
  要毫不放松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巩固来之不易的防控成果,努力克服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推动加快恢复社会生产生活正常秩序。要层层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加强重点行业安全隐患排查,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整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目前南北方正处于防汛关键时期,降水量较常年同期明显偏多,防汛形势严峻。要坚持生命至上,压实各方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全力做好防汛救灾工作,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抓好政府系统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责任重大、任务艰巨。我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迎难而上,扎实工作,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新华社北京8月30日电
 
图表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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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08-31 ) 稿件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要 闻
 
 
 
 
黄坤明在内蒙古调研时强调聚焦决胜全面小康、决战脱贫攻坚 为经济社会发展营造良好思想舆论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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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经济社会发展营造良好思想舆论氛围

( 2020-08-31 ) 稿件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要 闻
 
  新华社呼和浩特8月30日电8月28日至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黄坤明在内蒙古调研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决胜全面小康、决战脱贫攻坚的一系列重要指示精神,聚焦全党全国工作大局,精心组织经济宣传和形势政策教育,着力强信心、暖人心、聚民心,为经济社会发展营造良好思想舆论氛围。

  调研期间,黄坤明深入兴安盟、赤峰市等地的企业、农村和宣传文化单位,了解扶贫脱贫、精神文明建设、文物修缮保护、生态环境治理情况,听取干部群众意见建议。

  黄坤明指出,今年是脱贫攻坚收官之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即将实现。要把经济宣传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聚焦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大力宣传党中央关于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决策部署,为做好“六稳”“六保”工作提供坚实舆论支撑。精心组织“十三五”成就宣传,开展好“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主题采访报道,多用事实和数字说话、用群众切身感受说话,生动体现人们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收集好干部群众对“十四五”规划的宝贵意见,反映好大家的新期待新向往,凝聚起创造新生活、奋进新时代的信心力量。

  黄坤明来到中宣部定点帮扶的科右中旗,看望脱贫后的农牧民群众,强调要坚持脱贫不脱钩、帮扶不松劲,结合当地实际和群众需求,完善帮扶机制和思路举措,久久为功抓好生态治理、产业发展,夯实巩固脱贫成果。要建好用好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县级融媒体中心,树立高质量、实效化理念,因地制宜探索符合自身实际的建设路径,将党的声音和温暖传递给群众。

  黄坤明实地察看了武安州白塔修缮保护情况。他强调,要坚持保护第一、强化管理,加强文物资源普查,及时补齐短板弱项,严格落实管理责任,切实保护好老祖宗留下的宝贵财富。要深入挖掘文化遗产中蕴含的精神基因、价值理念、道德追求,让历史文物不断绽放新的光彩。要大力弘扬中华传统美德,深入开展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宣传教育,让文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在全社会蔚然成风。

 
难民船傍晚沉没,中国货船出手救援 中国散货船在爱琴海冒险救出四十一名落海者
难民船傍晚沉没,中国货船出手救援
中国散货船在爱琴海冒险救出四十一名落海者

( 2020-08-31 ) 稿件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要 闻
 
  爱琴海上,当地时间8月25日傍晚,三副李克飞带着船员驾驶救生艇,来回搜索。

  不远处海面上有人影浮现,李克飞驾艇快速驶去,发现6名成年人在水中托举着两个孩子,他们只有两个救生圈,有几个人的头部已经快到水下了,但所有人都在拼命托着孩子。

  事后李克飞告诉新华社记者,当时海面上不少遇险者,“在海上看到了他们的无助和恐惧。”

  根据希腊海岸警卫队26日发布的新闻公告,25日晚间,在接到一艘难民船突然发出的紧急呼救信息后,希腊海岸警卫队联合5艘附近的货船,在希腊东南部哈尔基岛附近爱琴海海域展开大规模搜救行动,共救出96名难民和非法移民。

  李克飞所在的中国华洋海事中心有限公司OCEAN ANG号散货船是最靠近沉船的船只,他后来回忆说,“当时(难民船)距离我们船头大概两海里左右”。

  事发时李克飞尚不轮值还在休息,突然船长张辉打来电话,告知有船舶沉没需要实施救援,李克飞拿起对讲机赶紧回到驾驶台。船长命令立即准备释放救生艇、救助艇搭救落水人员。

  全船广播,人员集合。大副和机舱二管轮及水手负责操作救助艇,李克飞和机舱三管轮带着水手负责操作救生艇,两艇同时降到水面,开往正在沉没的船只附近。

  由于担心救生艇螺旋桨伤及遇险人员,李克飞不敢将救生艇驶近落水者,而是停靠在一段距离以外,命令随行水手用力将救生圈抛出去。

  他回忆说,当时海面上很多人没有救生衣和救生圈,一些人被洋流推远,其他救援船只主要在远处救援,中国货船则在沉船附近实施搜救。

  救起水面上漂流的十几人后,李克飞驶向缓缓下沉的事故船只,发现船舱顶部还有20多人等待救援,但救生艇容量有限,很快满载。

  “稍等一下,不要担心,我们马上回来。”李克飞对他们喊道。

  不一会儿,船舱顶部的遇险者全部救回。有水手在主甲板协助救生艇、救助艇停靠,接收被救人员上船。

  一个小时里,OCEAN ANG号散货船共救下41人。

  第一批获救的遇险者在救生艇上对船员开心地说,“我们还活着!”“非常感谢!”

  在船长张辉的安排下,船员为获救人员检测体温,按防疫要求分发口罩和毛毯,船上的医疗人员为他们进行基本的伤口处理。正值晚餐时段,船员们还将自己的餐食让给了获救人员。

  李克飞分享给记者的手机视频资料显示,一名落水女子被救上来后,坐在救生艇内,双手扶住右脚,不时四处张望,脸上满是疲惫。之后李克飞再在船舱休息室内见到这名女子时,她受伤的右脚脚腕已经经过医学处理包扎起来。面对船员手机镜头,她露出了笑容,向船员们双手竖起了大拇指。

  晚上10点多,41名获救人员被转移到希腊海岸警卫队的船只上。OCEAN ANG号恢复正常航行。

  救援过程中,一名船员不幸受伤,由希腊救援飞机送至附近罗得岛(Rhodes)医院救治。华洋海事中心有限公司希腊办事处负责人张凤羽后来与新华社记者确认说,这名船员伤势并无大碍,已安排当地人员提供协助。

  “灾难无情人有情,生命面前不分国籍和种族,我们当时就是想着赶紧救人,”李克飞事后对记者说。

  回想起来,船员也有些后怕。“天已经黑了,说实话我们当时也很危险,没有导航没有指引,就是来回在海面上搜救……但当时只想着赶紧救人,天黑了他们就更不好救了,看都看不到了。”李克飞说。

  张凤羽也表示,因为在海上救援也存在涌浪落水等较大危险,因此船长也做了一些紧急安排和准备,同时出于防疫目的,船员也要做好自身防护。

  希腊海岸警卫队发言人尼科斯·拉加迪亚诺斯26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说,这起涉及难民和非法移民的行动是爱琴海海域最大规模和最为成功的救援行动之一,沉船事故涉及难民和非法移民人数较多,大多数人没有救生设备,而且夜间救援难度大。他补充说,希腊当局已确认其中三人涉嫌贩运并对其实施拘捕。

  爱琴海海域是中东和非洲难民及非法移民入境欧洲的主要海路之一,近年来发生过多起难民船事故。

  张凤羽告诉新华社记者,公司船只航行中极少遇到此类事故。27日,他将此事发布在微信朋友圈,很快获得上百人点赞,其中一条评论说:“大爱无疆”。

   (本报记者于帅帅、韩冲、李晓鹏)

 
共搜救出57名被埋人员,其中29人遇难 山西襄汾“8·29”重大坍塌事故追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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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襄汾“8·29”重大坍塌事故追踪

( 2020-08-31 ) 稿件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要 闻
 
 
这是8月30日拍摄的事故现场——坍塌房板清理后的“宴会厅”。 新华社记者杨晨光摄
 
 
  
  新华社太原8月30日电(记者孙亮全、王菲菲、梁晓飞)8月29日9时40分左右,山西省临汾市襄汾县陶寺乡陈庄村聚仙饭店发生坍塌事故。经过18个小时的紧张救援,共搜救出57名被埋人员,其中29人遇难,7人重伤,21人轻伤。30日召开的新闻通气会上,事故现场抢险救援组宣布了抢险救援结束消息。
 
  事故为何造成如此重大伤亡惨剧?“新华视点”记者对此进行了调查。
 
乡村饭店酿坍塌惨剧


 
  30日3时52分,事故抢险救援工作结束。事故现场已被清理,但四周房屋的残垣断壁,仍显示着事发时的惨烈。
 
  聚仙饭店是位于路边的一家乡村饭店。当地村民说,这家饭店已经开了十多年,陈庄村及邻近的安李村等村农户举办婚丧过寿等宴席,大多选择这家饭店。
 
  记者从现场了解到,聚仙饭店前后为二层小楼,中间院子部分比较低洼,院子中间搭设了预制板房顶,房顶下面部分成了“宴会厅”,院子最上部分还有一层简易彩钢板顶棚,比前后屋房顶略高。
 
  安李村村民李加福告诉记者,当天他的父亲李培厚在聚仙饭店举办“八十大寿”,参加的人多为亲朋好友和邻居。按照当地习俗,过寿需要请人吃两顿饭,早晨吃一顿臊子面,中午吃席。李加福提前向饭店预订了十来桌午餐。
 
  “事发时,大家早已吃完早饭,不少人已经回家,有部分人在饭店‘宴会厅’聊天,还有一部分人在‘宴会厅’后面的院子里看表演。我父亲喜欢拉二胡,有一帮他的老哥们来表演节目。”李加福说。
 
  61岁的安李村村民王国平当时正在后面的院子里看节目。“听见‘哗啦’一声,饭店‘宴会厅’顶部就塌了。”王国平说,当时一些人嫌热,就在“宴会厅”里面聊天、等吃中午饭,他的老伴和5岁的孙女也被埋在了里面。
 
  得到消息的安李村村民张国辉在29日上午10点多赶到现场。“有个人跑出来后说,柱子崩了之后,顶部一下就塌下来了,最多不超过5秒,他先跑出来了,后面那个人没跑出来。”张国辉说。
 
坍塌100平方米,为何救援18个小时?


 
  事故发生后,山西省要求不惜一切代价,全力进行救援。从事故发生到现场抢险救援结束的18个小时里,山西共派出840名救援人员,出动大型救援装备车辆20余辆,救护车15辆,医护人员100余人。
 
  记者从有关方面获悉,饭店“宴会厅”顶部坍塌面积约为100平方米。现场救援人员告诉记者,事故坍塌面积虽然不大,但现场地形具有特殊局限性,而且要随时避免发生二次坍塌,因此即便专业救援力量充分,救援持续时间也比较长。
 
  据事故现场抢险救援组介绍,聚仙饭店房屋建筑面积为两层400平方米,坍塌的院子部分约100平方米,为砖混结构。“宴会厅”以前为一层,后来马路抬高,成了地下室。
 
  记者在现场看到,聚仙饭店院子坍塌之后形成了一个坑,封闭的院子并不利于救援设备开展作业。坍塌较为厉害的地方,旁边还有二层,难以扩大作业范围。
 
  参与现场救援的消防人员告诉记者,由于被困人员较多,最初搜救采取分点作业方式,采用小型破拆工具、徒手挖等方式进行救援。之后才能采用大型吊车将坍塌的房板吊起来搜救。
 
  武警山西省总队临汾支队政委李明说,坍塌的老建筑顶部是预制板结构。“零碎坍塌下来以后,人工将小的东西搬开,大的东西人抬不动,必须用设备。但是大设备并不像人一样好控制,容易造成二次坍塌。在用大设备之前必须先尽最大的可能,把人救出来。为了生命,我们都是先用人、用小设备把被困者先救出来,这是最主要的。大设备不敢上,因此需要的救援时间要多一些。”
 
  山西天龙救援队侯马分队队员李旭剑在29日12时左右到达现场后,带着小型、手提式破拆工具下去,最开始只能进行狭小空间营救。“结构不稳定,随时可能发生二次坍塌,救援人员要爬到里面把被困人员拖出来。我们进去还做了一些支撑工作,把可能出现二次坍塌的地方支撑住。此外还有安全员从不同角度观察建筑物,一旦有风险,人员要马上撤出。”他说。
 
  农村自建房变身人员聚集的经营场所,安全谁来保障?


 
  抢险救援结束后,现场立即成立事故调查组,开展事故调查工作。事故现场抢险救援组表示,目前基本可以确定涉事的聚仙饭店房子为1982年左右村民自建房,并分几次建设。
 
  有邻居说,聚仙饭店院子前后的两座小楼盖起的时间比较早,但是院子中间加盖预制板房顶形成“宴会厅”是近几年的事,随后又在院子最上部架设了一层简易彩钢板顶棚。29日9时40分左右,“宴会厅”上面的预制板房顶突然坍塌。
 
  有关专家表示,此次襄汾饭店坍塌事故,再次将农村自建房安全问题,特别是从自建房发展到人员聚集的经营场所的安全监管和保障问题,暴露无遗。
 
  山西华炬律师事务所律师李阳说,目前对于农村自建房的规范管理方面存在法律、制度缺失和监管缺位。“出台过相关管理办法,但是实际中很少使用。”
 
  按照农村宅基地有关管理办法,虽然农民可以在宅基地上自建房屋,但实践过程中并没有验收标准,处于监管缺失状态。“个人建房时有审批,但只针对宅基地面积的审批,至于在宅基地上怎么盖房子,审批和监管都没有,只有一些村规民约规定,如不能盖太高挡住邻居阳光等。”李阳说。
 
  山西住建系统一位工作人员表示,农村房屋建设存在一些政策空白。此外,目前多数乡镇没有专职负责建设的工作人员,甚至连兼职人员都不多。
 
  近年来,各地也鼓励村集体和农民盘活利用闲置宅基地和闲置住宅,通过自主经营、合作经营、委托经营等方式,依法依规发展农家乐、民宿、乡村旅游等。
 
  山西隆诚律师事务所律师王俊认为,目前国家并没有明确禁止农民将自建房用于经营用途,但实际用途变更后,就必须办理安全、消防等许可,符合相关质量要求和标准,乡村和有关部门应加强监管。
 
  国务院安委会日前决定对山西襄汾县饭店坍塌事故查处进行挂牌督办,并要求举一反三,推动全面排查违建房屋风险。山西省决定,从8月30日起在全省范围内立即开展房屋建筑和人员聚集场所安全专项检查。
 
  太原理工大学建筑学院教授王崇恩等专家认为,除了弥补制度缺失和监管缺位之外,当务之急是出台措施,对乡村自建房等公共性建设场所进行结构问题检测和安全评估。
 
解决贫困残疾人就业,推动家庭无障碍改造,支持集中托养中心建设 河南基层助残扶贫走出“造血式”新路
解决贫困残疾人就业,推动家庭无障碍改造,支持集中托养中心建设
河南基层助残扶贫走出“造血式”新路

( 2020-08-31 ) 稿件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决胜全面小康·决战脱贫攻坚
 
  新华社郑州电(记者袁亨瑞)8月的河南,天气依旧炎热。在位于河南省驻马店市汝南县的一个工艺品生产车间里,35岁的残疾人王纪田正聚精会神地制作着麦草画。靠着这门手艺,曾经深陷贫困的王纪田一家摘掉了“穷帽子”。

  解决贫困残疾人就业问题、推动贫困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大力支持贫困重度残疾人集中托养中心建设……近年来,河南省在助残扶贫领域打出一系列“组合拳”,蹚出了一条“造血式”扶贫的新路子。

就业扶贫:“自力更生最踏实”


  以麦秆为材料,经过蒸、熨、烫、粘等十几道手工工序,就可以制作出一幅精美的麦草画。残疾人经过简单培训就可以上岗工作,熟练后1个月能挣到大约3000元。

  记者采访时看到,王纪田所在的生产车间,墙上挂满了制作完成的麦草画,数十名工人正心无旁骛地工作着。

  “对于行动不便的残疾人,我们有专人上门为他们配送原材料、收取成品,残疾人足不出户就可以实现就业。”据企业负责人介绍,近年来,该企业已直接吸收80多名残疾人就业,还对200多名残疾人进行了就业培训。

  “自力更生最踏实。”王纪田告诉记者,通过努力,自己不仅脱了贫,还成为公司的高级技术师,一个月能挣四五千元,生活水平提升了不少。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近年来,河南省以就业为抓手,帮助残疾人自力更生、自食其力。据统计,截至2019年年底,河南省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人数达43.2万人。

  无障碍改造:打通脱贫的“最初一公里”


  从卧室走到卫生间,这件对于普通人来说再简单不过的事情,对于残疾人刘德山来说,却往往要花上一番大力气。

  今年58岁的刘德山家住河南省驻马店市胡庙村,小时候因患小儿麻痹症致残,四肢几乎无法活动,爱人也身患残疾。两个女儿出嫁后,刘德山夫妇的日常生活陷入了困境。

  2019年3月,了解到刘德山一家的情况后,当地有关部门为他家“量身定做”了无障碍改造方案。如今,在刘德山的家里,从坡道、扶手到复健用的护栏一应俱全,夫妻二人的生活质量大为改观。

  “生活好了,脱贫奔小康也有劲儿了。”刘德山告诉记者,通过坚持复健,他的身体状况已有所改善,现在还在乡里当上了护林员,每月能多挣500元,加上各项补助收入,基本生活再也不发愁了。

  记者了解到,近年来,河南省残联积极推动贫困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工作,根据残疾人的实际需求,实行“一户一设计”个性化服务。近三年来,全省共为14.5万多户建档立卡重度残疾人家庭实施无障碍改造。

集中托养:一人托养,全家脱贫


  “在这里有吃有穿,有病也能及时治,真是享福了!”在位于河南省南阳市内乡县的重度残疾人托养中心里,残疾人刘喜明的脸上挂满了笑容。

  今年65岁的刘喜明因患偏瘫而生活不能自理,无依无靠的他平时只能靠街坊邻居接济度日。2018年5月,在当地有关部门帮助下,刘喜明入住托养中心,不仅一日三餐有了保障,身体条件也有所改善。

  同样是入住重度残疾人托养中心,73岁的雷大超拥有“额外的幸福”。

  作为河南省驻马店市上蔡县南大吴社区的建档立卡贫困户,不仅雷大超可以入住托养中心,他的女儿雷献春也被优先聘为护理员,负责照顾雷大超和另一位重度残疾人,每月能有2000元的收入。

  “生活更有奔头了。”雷大超笑着说。

  重度残疾人照护问题一直都是一块难啃的“硬骨头”。近年来,河南省聚焦重度残疾人家庭“照看一个人,拖累一群人,致贫一家人”问题,大力推动重度残疾人托养中心建设,以“一对二”的护理模式在解决重度残疾人照护问题的同时提高其家庭收入。

  中国残联有关负责人表示,进入脱贫攻坚关键阶段,以河南省为代表的各地残联正加大对残疾人的帮扶力度,兜住底线的同时进行精准帮扶,实现以“输血式”扶贫向“造血式”扶贫的转变。

 
科技扶贫怎样扶到点上? 南京农大定点帮扶贵州省麻江县的三点启示
科技扶贫怎样扶到点上?
南京农大定点帮扶贵州省麻江县的三点启示

( 2020-08-31 ) 稿件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决胜全面小康·决战脱贫攻坚
 
  新华社贵阳8月30日电(记者董峻)5年前,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麻江县有近3成农村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下。去年,麻江已退出贫困县行列,踏上乡村振兴新征途。这个深度贫困县脱贫经验有很多,大力推动科技兴农、走上产业振兴之路是其中一个重要“法宝”。

  记者日前在当地调研时了解到,对口支持麻江县的南京农业大学把科技扶贫各项举措夯实做深,这既是“扶贫先扶智”的生动体现,也推动着农业科研人员“把论文写在大地上”。

  启示一:找准潜力——精准扶贫的关键之举


  贵州是全国贫困人口最多的省份,贫困程度深、攻坚难度大,麻江就是一个缩影。这里山多田少、工业薄弱,搞什么产业能尽快带动群众脱贫致富?在南京农大专家团队建议下,麻江发展起菊花产业。

  这里不仅气候、土壤和温湿度等条件适合菊花生长,而且山地错落有致、菊花花期又长,秋天满山菊花绽放,视觉效果特别好。再加上麻江地处黔东南州“西大门”,从贵阳开车过来的游客一下高速就进了县城,区位优势有利于发展观赏性好、参与度高的农业旅游。

  南京农大有全球最大的菊花资源库,菊花研究水平很强。近4年来科研人员把400多个菊花品种引入麻江,1750亩菊花田成了“网红打卡地”和药食同源生产基地,预计今年鲜花产量将达650多吨、产值650多万元,带动农户325户。

  像这样既发挥高校科研优势又挖掘当地资源潜力的精准扶贫之举还有很多。据南京农大党委书记陈利根介绍,学校遴选60位专家组建了10个产业技术专班,解决了长期制约当地产业发展的35项关键技术难题。如今,全县建起家禽、草莓、蔬菜、农村电商等产业联盟,规划了蔬菜、花卉等11个产业技术示范基地。

  启示二:授人以渔——大搞科技培训增强“造血能力”


  河山村离县城只有8.6公里。这里空气清新、溪水清澈,可连一块像样的平坝都没有,村民过去靠水稻等作物维持生计,近几年则主要靠种杨梅脱贫增收。南京农大教师裴海岩是这个村的第一书记。他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给村里引入科技资源。上个月他忙前忙后张罗学校的杨梅专家来村里搞培训。“乡亲们学习劲头可高呢!”他说。

  还有不少专家虽没有常驻麻江,但也经常能见到他们的身影。麻江是“中国红蒜之乡”,过去由于管理粗放,不少蒜田“只见草不见蒜”。园艺学院教授吴震带领团队“泡”在地里调研后提出选优分级播种、提纯脱毒复壮等措施,手把手地对蒜农进行栽培技术培训。去年全县红蒜种植面积从低谷时的不到3000亩恢复到近6000亩。

  锌硒米也是当地一个特产,由于稻农长期靠肥料“一炮轰”、淹水灌溉等落后的方法,稻米口感不佳,加工企业少有问津。南京农大水稻栽培组的丁艳锋教授通过线上线下等方式搞培训,示范应用水稻精确定量设计栽培技术等最新科研成果,当地锌硒米的单产和品质有了明显提升。

  农业高校在指导贫困地区发展农业上有天然优势。近两年,南京农大组织了70多批、300多人次赴麻江指导生产、开展培训,累计培训技能人才2237人次、基层干部近1300人次,成为当地科技扶贫主力军。

启示三:创新机制——科技助力乡村振兴做实做深


  上个月,南京农大园艺学院硕士研究生刘淑敏刚结束这里的生活。“熟悉了大山的气息和酸汤鱼的味道。”她说,“在麻江一个半月的日子将终生难忘。”

  南京农大在全国有202个研究生工作站,唯独这个与众不同——有别于其他科技类型的工作站,这个工作站的名称叫乡村振兴研究生工作站,把研究平台直接建在了扶贫一线。

  “平台就是舞台。”挂职担任麻江县委常委、副县长的南京农大干部李玉清说,“这个工作站整合了动植物生产、食品加工、人文社科领域多个学科,还聘请当地11位专家作为校外导师,科研工作更接地气。”

  如何打造一个长效帮扶机制是扶贫新课题。去年南京农大推行“10+10”模式,以农学院等10个学院对接10个帮扶村。这10个学院联合其他学院的专家一起,与帮扶村及周围村的村两委共同开展党建活动,为村民提供技术指导。

  今年,麻江刚建成一个高科技蔬菜示范园,从育苗、基地种植、冷链储运、生产加工到电子商务、市场销售、休闲农旅的蓝莓全产业链也已形成,中药材、食用菌、林下养殖等产业势头正劲。

 
驻村第一书记和她镜头下的笑脸
驻村第一书记和她镜头下的笑脸

( 2020-08-31 ) 稿件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决胜全面小康·决战脱贫攻坚
 
 
冷菊贞给村民康进香和她制作的鞋垫等手工艺品拍摄短视频(8月18日摄)。新华社记者王建威摄
 
 
 
冷菊贞在村里记录向阳葵生长情况(8月17日摄)。新华社记者王建威摄
 
 
 
拼版照片:
上图为8月18日,小南河村脱贫户宋文明(右)、杨俊华夫妇抱着家里养殖的雁鹅,特色养殖帮助他们增收脱贫。新华社记者王建威摄
   下图为小南河村脱贫户宋文明(左)、杨俊华夫妇在地里劳作。新华社发(冷菊贞摄)
 
 
  今年是冷菊贞到黑龙江省饶河县西林子乡小南河村担任驻村第一书记的第五个年头。在冷菊贞和驻村工作队带领下,小南河村2016年底脱贫出列,2018年所有贫困户全部脱贫。从贫困村变身旅游村,她的镜头里也装满了村民们一张张灿烂的笑脸。
 
  小南河村坐落在大顶子山脚下,乌苏里江在不远处蜿蜒流淌。冷菊贞说,美丽的小南河像是睡着了,我来这儿就是要唤醒它。打造民俗旅游基地,发展辣椒酱等特色产业,冷菊贞带领全村增收致富。几年下来,民俗乡村旅游搅热了小南河:农家乐从无到有,客源不断;辣椒酱、土鸡、笨鸡蛋等特色农产品有了销路,卖上了好价钱……越来越多村民脸上露出笑容。冷菊贞把镜头对准村民,“我要通过定格他们的表情,来记录村子的发展变化。”
 
  2019年,小南河村入选首批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名单。从2016年开展乡村旅游到2019年末,小南河村旅游及辣椒酱等农产品营业收入累计达400余万元。冷菊贞说,村民们的笑容还可以更灿烂。
 
绿孔雀VS水电站:一场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博弈 全国首例濒危野生动物保护预防性公益诉讼的背后
绿孔雀VS水电站:一场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博弈
全国首例濒危野生动物保护预防性公益诉讼的背后

( 2020-08-31 ) 稿件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调查观察
 
 
 
  ▲8月7日,新平县水塘镇附近的戛洒江一级水电站导流洞,目前工程已停建3年。  本报记者完颜文豪摄
 
  本报记者刘荒、完颜文豪、庞明广
 

 
  身形清瘦、皮肤黝黑的李兴贵,怀抱着半米长的水烟筒,嘴巴不时对准竹筒口上端,吧嗒吧嗒猛吸几口。
 
  提起退还水电站征地补偿款,他言语间仍流露出一丝遗憾:为了多年没见的绿孔雀,眼瞅着全村400多万元补偿款,像“到嘴的鸭子一样飞走了”。
 
  这个仅有17户人家的村民小组,隶属于云南省新平县者竜乡向阳村,因靠近绿孔雀栖息地才为外界所知。
 
  村民们声称支持绿孔雀保护行动,但水电站建设的现实利益更诱人,他们心里还有比退款更纠结的弯子绕不过去。
 
  “按照国家政策,肯定要保绿孔雀;按照我们的想法,肯定想拿补偿款。不过,这事最后还得听法院的!”李兴贵的老婆在旁边补充道。
 
  8月19日,这起全国首例濒危野生动物保护预防性公益诉讼——云南绿孔雀栖息地保护案,二审在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
 
  这场历时3年多的拉锯战,即将迎来终审判决结果。
 
  今年3月20日,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一审判决:被告中国水电顾问集团新平开发有限公司(简称“新平公司”)立即停止基于现有环境影响评价下的水电站建设项目。
 
  原告、被告均不服从判决,相继提起上诉。
 
  原告北京市朝阳区自然之友环境研究所(简称“自然之友”)上诉要求,判令戛洒江一级水电站永久停止建设,彻底消除对绿孔雀等珍稀物种生存的重大风险。
 
  从水电站淹没区到绿孔雀栖息地,折射出地方经济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之间的冲突,而如何在博弈中寻找平衡点,确实值得人们深思。
 
舍不得退还的“巨额”补偿款


 
  8月7日上午,记者来到新平县水塘镇附近的水电站坝址,可见对岸山脚下已建成的导流洞口,几台机械设备散落在工地上。沿着杂草没膝的江岸,包裹着石块的石笼网一字码开。
 
  按照水电站最初规划,首台机组今年8月运行发电,蓄水后将淹没新平县和双柏县部分河谷地带。
 
  3年前,一桩以保护绿孔雀为由的环境公益诉讼,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迫使水电站建设戛然而止。
 
  “淹没区涉及者竜乡3个村委会,2400多万元土地补偿款,在村里户头上放了3个月,去年5月就退回去了。”者竜乡党委书记祁芸告诉记者。
 
  按当时补偿标准,李兴贵家可以分到20万元,相比种烤烟和核桃2万多元的年收入,无疑是一笔“巨款”。他10年前盖房欠下10万元惠农贷款,如今每到3年还款期,还要找亲朋凑钱先还后贷,一直这样挪腾循环。
 
  “年纪大了,又没技术,出去打工没人要”,老婆在一旁插话道,村里经济条件都差不多,“一家也不富”。
 
  新平县发改局局长王定周介绍,戛洒江一级水电站核准动态总投资38.87亿元,“新平公司”通过发改部门监控的账户,已累计完成投资12.25亿元。其中,征地移民补偿费为1.92亿元。
 
  截至2017年7月末,全县累计完成淹没区与枢纽工程区土地征收征用协议签订,分别为8279.21亩与2000余亩,移民搬迁安置2户9人。
 
  “当时,老百姓已经同意了。由于资金没补到位,只能边签约边征地,一步步推进。”发改局水库移民办主任徐春文说。
 
  据“新平公司”副总经理赵兴有透露,2017年8月水电站停建后,涉及玉溪和楚雄两市州的征地补偿款,已分别冻结9000万元和8000万元。
 
  另有1900万元补偿款,已经发到当地老乡手里,“从保护国有资产角度,这笔钱肯定要追讨。当然,对实际占用或破坏的土地,该补偿还要补偿。”赵兴有说。
 
  因交通条件落后,李兴贵出村一趟动辄数小时车程,家家摩托车成了标配。村民家女儿多往外嫁,媳妇却很难娶进来。
 
  这两年,由于市场不景气,种核桃有时连工钱都收不回来,乡里考虑引进深加工企业。“这里太偏远了,物流成本特别高。”祁芸说。
 
  “外地人说起云南,就是山清水秀好风光,可我们这里缺水,一年比一年干燥。既要保护好生态,也得考虑人的生活。”在向阳村村委会办公室,村支书谢兴贵向记者感慨道。
 
  当地几位干部围坐一起,七嘴八舌地聊着天。有趣的是,话题中的主角绿孔雀,他们竟没有一个人见过。
 
  已经10多年没见过绿孔雀的李兴贵回忆说,“这家伙特别精,稍有动静就飞得远远的,不来人住的地方。”
 
  与这些不知踪影的绿孔雀相比,守着大山过惯穷日子的村民,似乎更看重眼前的“巨额”补偿款。
 
  “钱退回去的时候,确实舍不得。村民有钱日子好过了,我也好过了。”谢兴贵坦言。
 
扑朔迷离的绿孔雀种群数量


 
  从向阳村到绿孔雀栖息地河滩,不过才18公里路途,越野车却跑了将近两个小时。蜿蜒曲折的盘山公路,几十米就一个大拐弯,车窗外山高谷深,向下望去令人胆战心惊。
 
  浑浊发红的红河水,一路冠以礼社江、石羊江之名,经楚雄州双柏县流入玉溪市新平县,与支流绿汁江交汇后称戛洒江。
 
  在半山腰的林业管护站,一位身穿迷彩服的护林员,从路边岗亭走出来,示意来人做登记,路旁竖立着保护绿孔雀和国家Ⅰ级重点保护植物陈氏苏铁的警示牌。
 
  记者终于到达一处开阔的河滩,砂石缝隙间长满杂草,周边林草没有被破坏的痕迹。
 
  往上游走数十米,可见清澈的小江河,流入红色的石羊江,交汇处泾渭分明。
 
  “这片区域安放了30多个红外相机,覆盖约1000亩林地,一般在傍晚能拍到绿孔雀。”者竜乡林业管理员王开明,指着小江河右岸的一片山林说,绿孔雀喜欢在大树上睡觉,下到河滩主要是玩耍、找水喝。
 
  据新平县林草局资源管理与防护股股长李永明介绍,从2017年开始,省里批下来数十万元专项资金,安装106台红外线相机,由中科院昆明动物研究所(简称“昆明动物所”)提供支持,开展绿孔雀栖息地科研调查。
 
  “通过两年半红外监测影像分析,专家称发现有小孔雀出没,说明种群在繁衍,但现在还不清楚,这一带有多少只绿孔雀。”李永明告诉记者。
 
  小江河对岸双柏县的大幅告示牌上,写着“您已进入恐龙河保护区……禁止违法捕猎野生动物、破坏野生动物栖息地”,表明这里属于玉溪与楚雄两市州的交界地带。
 
  该案一审判决书载明,绿孔雀主要活动在恐龙河自然保护区低海拔区域,数量50-70只。
 
  戛洒江一级水电站总装机容量27万千瓦,蓄水水位675米。“恐龙河保护区界限调整为680米以上,高出电站水位5米,但建好后仍会淹没一部分绿孔雀栖息地。”玉溪市生态环境局新平分局局长张诚民说。
 
  随着该水电站被叫停,双柏县因调整保护区界限,部分人员受到问责处理,原股级保护区却由此升格为正科级。
 
  绿孔雀是我国本土的原生孔雀,曾遍布西南多省,汉乐府诗“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所写即为绿孔雀。从唐朝铜镜、宋代瓷器到明清官服,均有绿孔雀的元素。
 
  李永明告诉记者,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绿孔雀在全县都有分布,主要生活在半山上。
 
  徐春文认为,“以前农民在高海拔种地填不饱肚子,就改到低海拔的地方种,并到山下四处放牧,把绿孔雀栖息地压缩了”。
 
  历史上,人类农业活动一直威胁绿孔雀的栖息地。随着农民改种甘蔗、柑橘等作物,绿孔雀食物逐渐减少,加上捕猎与用农药包衣种子,绿孔雀惨遭猎杀毒杀,栖息地生境不断消失。
 
  根据“昆明动物所”1991年至1993年的调查结果,绿孔雀仅现于云南西部、中部和南部,野生种群数量约为800-1100只。北京动物园滑荣等人在2015年至2017年的调查中提及,我国现存野生绿孔雀种群数量约为235-280只。
 
  而公开资料多引述的“不足500只”说法,则来自“昆明动物所”等单位2014年至2017年的调查。由于数量濒危,野生绿孔雀被列为我国Ⅰ级国家重点保护动物。
 
  传言比大熊猫还稀有的野生绿孔雀种群,到底数量多少,显得有些扑朔迷离。就连曾拍摄到绿孔雀和发现其踪迹的环保人士,也对其种群数量说法不一。
 
 
生态保护能预防就不去追惩


 
  2013年底,一次绿汁江河谷季雨林调查,让顾伯健成了绿孔雀生存危机的“吹哨人”。
 
  这位中科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研究生,留心到当地老乡频繁提及的绿孔雀和计划建设的水电站。
 
  “由于半山适宜盖房耕作,绿孔雀栖息地被压缩到河谷地带。水电站一旦建起来,就把栖息地淹没了。”顾伯健曾为此多方反映,但收效甚微。
 
  直到2017年3月,此事引起云南野生动物摄影师奚志农的注意。“云南人印象中孔雀很普遍,连我这个野生动物摄影师都是这种感觉。”虽说早在2000年,他也曾拍到过绿孔雀,却没引起过多关注。
 
  “忽视绿孔雀这么多年了,感觉自己非常失职,只能努力弥补。”他开始四下呼吁,保护绿孔雀“最后一片完整栖息地”,并联合“自然之友”等环保组织,给当时的环境保护部发出停建水电站的紧急建议函。
 
  期间,由新华社记者采写的两篇报道,引起了中央高层的重视。
 
  同年7月,“自然之友”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以水电站建设将淹没绿孔雀栖息地为由,把“新平公司”、总承包方及受托编制环评单位中国电建集团昆明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告上法庭。
 
  此外,由于在水电站环评审批时,淹没区内的陈氏苏铁,尚未被列入世界苏铁名录。环评既未对其进行评价,也未采取保护性措施,因此成为案件争议焦点之一。
 
  在“自然之友”总干事张伯驹看来,“环评手续该盖的章都盖了,但珍稀物种竟没引起重视,属于重大疏漏。”
 
  “绿孔雀案的标志性意义在于,突破了有损害才有救济的传统理念,过去这类诉讼几乎都是事后,这次提升至事中甚至事前,可以减少或避免生态环境遭受损害。”在北京北三环外的华龙大厦办公室里,张伯驹告诉记者。
 
  “生态系统一旦遭到破坏,往往是不可逆的,重要生物可能区域性灭绝。赔偿几亿甚至几十亿,也无法恢复以前的样子。要治病于未病,能预防就不去追惩。”张伯驹说。
 
  1984年出生的张伯驹,回忆自己刚工作时,眼见一片森林被砍伐,在现场哭一场,却解决不了现实问题,无力感很强。
 
  有段时间,他曾辞职去读书,希望从公共政策角度看待环境问题。
 
  “解决问题不只是用对抗的方式,环境问题本质是公共物品的管理,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如何通过多方有效博弈,尽量把外部负面问题最小化。”张伯驹说。
 
  从有争议的环评报告,到沉默的专家群体,从慷慨激昂的环保人士,到措辞谨慎的地方官员,人们围绕“云南绿孔雀案”的不同态度,呈现出多元的利益诉求。
 
  聊起吃水问题,李兴贵指着平房上的水塔对记者说,水是从26公里外的哀牢山引过来的,“这10年天气太干燥了”。
 
  “村民只能种烤烟等抗旱作物,如果水电站建起来,取水更方便,土地利用率会提高,气候也会湿润些,能给群众带来好处。”祁芸说。
 
  对于人口不足30万,以采矿、冶炼为主要产业的新平县,这样的大型项目对县域经济发展同样重要。“新平没什么出口产业,消费人口基数小,经济不发达,主要靠投资拉动。”一位当地干部坦言。
 
  王定周初步估计,受益于水电站的老百姓,光新平就不少于5万人。
 
  “个人角度看,水电站利大于弊,能解决下游防洪、农灌、饮水问题,周边村民可以发展种植、养殖。”据王定周介绍,戛洒江水电站已在新平上缴耕地占用税、植被恢复费共3.8亿元。
 
即使工程下马善后也很棘手


 
  日前,记者来到新平县水塘镇,在临街一栋外墙无标识的楼房,找到“新平公司”的办公场所。附近的超市老板说,平时楼里还有人进出。
 
  不远处的嘉诚酒店3层外墙上,还挂着“中国水利水电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的横幅。资料显示,这家公司曾签约戛洒江一级水电站建设项目。
 
  “他们退租2个月了。公司人多的时候,租了六七间房办公,现在里面都空着。”嘉诚酒店女老板说。
 
  2018年,云南省发布生态保护红线,覆盖水电站淹没区大部分区域。“生态红线是不可调的,这个项目往下建设的可能性,几乎没有了。”赵兴有说。
 
  戛洒江一级水电站早在2006年就已立项,此后经国家与省级相关部门层层审批,直到2016年导流洞工程开工。
 
  据王定周透露,早在上世纪90年代,新平县就在戛洒江规划了3个梯级水电站,其中两座因种种原因取消。
 
  过去,为保障电力供应和西电东送,云南加快小水电开发。新平县有1江32条河的水能资源,陆续建起20多座小水电站。
 
  “云南生物多样性太丰富了,随便砍一片树林都是好地方,开发时很容易造成生态破坏。”张伯驹说。
 
  一审中,“新平公司”辩称:“水电站极有可能无法继续建设,因此原告起诉的前提不复存在。”
 
  张伯驹向记者透露,对方在二审中仍坚持这个意见,“但拿不出事实证据,也没有提供划入生态红线的相关行政文件,声称无法建设是大概率事件。”
 
  对此,张诚民向记者解释说:“生态保护红线由原来环保部门主导,现在移交给自然资源部,当时生态红线的评估调整,要出台具体的管理办法,包括正面准入清单和负面清单。目前,红线内哪些能干,哪些不能干?很多管理内容还需要进一步明确。”
 
  张伯驹认为,“如果真的证明没法建了,败诉我们也认。不能口头说,没有任何事实支撑,就让我们撤诉或判败诉。”
 
  在他看来,如果水电站能永久停工,对绿孔雀栖息地的影响没那么大,“毕竟还没做大江截留,也没做清库蓄水。”这正是预防性公益诉讼对生态环境事前救济的价值所在。
 
  如今,这座“等待二审判决”的水电站,已陷入进退两难的窘境。“即使不干了,还有一堆善后的事务要处理,后续工作很棘手。”徐春文感慨道,项目停建后,占用的672亩土地要复垦给农户。
 
  “租的临时用地,租金已经付了,还要复垦。但山坡不可能恢复原样,比如租了50亩,复垦可能变成40亩了,现在都成了遗留问题。”王定周说。
 
  还有项目停建后,水库下游的防洪安全等级骤降,部分拟规划的开发项目无法按规划实施,下游的种植养殖业发展将受到制约。
 
  赵兴有介绍,当初公司向建行贷款7.6亿元,停工3年,光利息还了1.9亿元,现在建行要求公司连本带息一次还清,“公司亏损巨大!”
 
  “水电站项目立项在前,划生态红线在后,企业也很难,希望当地政府支持税费返还。”赵兴有说。
 
  “现在,云南省已经下发文件,工程项目要先做生物多样性评价,再来做环评。”张诚民告诉记者。
 
  如今,水电站坝址尴尬地矗立于山谷间,无论最终判决结果如何,损失都已无法避免。要么栖息地被淹没,绿孔雀失去家园;要么水电站永久停建,数亿元的前期工程投入打了水漂。
 
  然而,此案引发的环评质量与手续审批、重大项目投资的风险控制、不同发展阶段的利益博弈等多方面问题,值得人们反思。      编辑:李坤晟
 
 
北京:老年代步车乱象频发,成为交通治理“盲区”
北京:老年代步车乱象频发,成为交通治理“盲区”

( 2020-08-31 ) 稿件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调查观察
 
  本报记者鲁畅、阳娜、吴文诩、彭子洋

  

  不要驾照、不用上牌、不需年检,不摇号、不限购、不限行,只管踩油门就能到处走……这就是城市中迅速增加的四轮低速电动车——老年代步车的现实情况。

  2018年11月1日,《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正式实施,北京市数以百万辆的电动自行车进入规范化管理进程之中,相关部门设置超标车辆过渡期、开展路面集中整顿、查处销售环节违法违规行为,取得一定成效。

  然而记者日前走访发现,因供需两旺且尚缺乏明确的管控措施,老年代步车却越造越大、越跑越快,问题突出、乱象频发,给城市道路交通安全带来严峻挑战的同时影响社会公平。

  前后排共用安全带,“大大方方”闯红灯


  外观酷似小型两厢汽车,悬挂的车牌却往往只写了“老年代步车”或“新能源代步车”几个字和一行电话号码……记者发现,不论在大街小巷,还是居民小区,都有老年代步车的身影。“一些老年代步车与机动车混行,感觉很危险。”不少机动车驾驶员表达过相同的担忧。

  在一位市民提供的行车记录仪拍摄画面中,一辆老年代步车在北京故宫北侧的景山前街上快速行驶,期间还不断变道,穿梭在机动车和公交车间。

  这位市民表示,工作日早晚高峰期,他多次在城区主干道上见到老年代步车无视交通法规,有的明显超载,有的“大大方方”闯红灯。

  个别老年代步车驾驶者因过激行为受到法律制裁。今年5月,一名40岁男子驾驶老年代步车,在京藏高速辅路逆行并发视频炫耀,引发关注。随后,海淀公安分局对驾驶员冯某进行传唤,后冯某因涉嫌以危险方式危害公共安全罪,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老年代步车引发的交通事故不在少数。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在2013年至2019年审理的道路交通案件中,随机选取300件统计后发现,涉及老年代步车的案件有40件,且老年代步车负同等以上责任的案件比例较高,主要因为占用机动车道行驶、闯红灯、逆行等交通违法行为较为突出。

  朝阳法院亚运村法庭法官郝卓表示,由于超标违规电动车动力性能明显高于其他非机动车,在司法实践中会被判定为机动车,从而使驾驶人在事故责任认定以及后续赔偿等方面承担更多的责任。

  无论是对其他交通参与者还是驾驶和乘坐者,老年代步车的风险隐患都不容小觑。

  日前,记者来到位于南四环外旧宫地区的一家电动车专卖店,店门前刚好停放着一辆四轮老年代步车。销售人员坦言,老年代步车不合规,所以没有摆放在店内展厅中。记者看到,这款老年代步车为四门两厢车,大小和内饰与机动车几乎无异,但前排没有安全带,竟需要和后排共用。

  据介绍,这家专卖店的老年代步车在浙江生产,蓄电池电压72伏,最高时速能达到60公里,价格区间在2万元到4万元之间。相比电动自行车的“国标”(48V、25公里每小时)要求,老年代步车的电池电压和最高时速分别高出不少。不到半小时内,就有三位车主来店里咨询车辆维修等事宜。一位车主告诉记者,他买车后3个多月跑了4000多公里,期间从来没有人管。

  早在2016年,中国消费者协会就曾发布消费警示,提醒消费者不要盲目购买和乘坐老年代步车,并对三款老年代步车进行安全性碰撞试验。

  结果显示,一辆代步车内模拟驾乘人员的假人头部受伤严重,前座发生位移,导致胸部受伤;一辆代步车前置电池盒电动机结构入侵乘员舱,假人头部撞击方向盘;一辆代步车不仅没有配备安全带,碰撞过程中座椅也与车身脱离,假人直接撞击方向盘和风挡,而且前排内饰破裂产生大量碎片,可能导致实际人员大量失血。

  不少居民对老年代步车的用电风险也有所担忧。家住丰台区南三环一处小区的居民刘女士反映,小区内的老年代步车车主,从十几层家中接出很长的电线给车充电。代步车有时停在一楼窗户旁,有时停在机动车车位中。“一旦发生电气线路故障就容易引发火灾。”刘女士有些担忧地说。

  “出事就以机动车认定,不出事则以电动车认定”


  为配合2018年11月1日开始实施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2018年10月,北京市交管部门发布《北京市电动自行车过渡期登记和通行管理办法》,规定不符合国家标准的电动自行车须申领临时标识,并设置3年过渡期。过渡期满后,不得上道路行驶。记者了解到,截至目前,北京市已累计申领临时标识约230万副。

  在规范化管理电动自行车过程中,交管部门针对道路违法行为持续开展路面整顿。统计显示,2019年5月至7月,北京全市处罚逆行、闯红灯、走机动车道等各类电动自行车违法共计23.9万起,平均每天违法超过2900起,其中快递外卖行业电动自行车占有较大比例,形成一定震慑作用。今年5月,北京市启动“一盔一带”安全守护行动,号召摩托车和电动自行车骑乘人员佩戴安全头盔,并发起安全出行倡议。

  在查处销售环节违法违规行为方面,2019年,北京市各级市场监管部门累计检查相关主体4300余户次,查扣非法电动三四轮车及老年代步车108辆。

  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宋煜认为,北京针对电动自行车的规范化管理取得了一定效果,这种多元化、多路径的“一揽子”治理举措,应尽快应用到老年代步车的管理中。“老年代步车乱象的成因是多方面的,涉及生产、质检、销售、末端执法等多个环节,不是某一个政府部门能够解决的问题。”

  北京朝阳区律师协会权益保障委员会副秘书长杜昆志认为,因目前未明确老年代步车的违法行为和法律纠纷的责任认定,驾驶者的违法成本很低。

  记者调查发现,目前,“出事就以机动车认定,不出事则以电动车认定”的“执法标准”普遍存在,一些受访群众认为,末端执法存在难点,也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超标违规电动车辆在路面上的肆意违法行为。

  销售环节的“躲猫猫”,也对市场管理部门执法带来难度。北京市丰台区市场监管局协作科科长孙冰告诉记者,一些销售经营主体会把老年代步车,摆放在离店面较远或较隐蔽位置,甚至放在远处的非机动车道上,这些停放的车辆经常处于“无人认领”的状态,给执法工作造成较大的困难。

  记者了解到,2019年,工信部公开征集9项强制性国家标准计划项目的意见,其中汽车行业一项标准为《四轮低速电动汽车技术条件》,完成年限为2021年。业内人士认为,国标的出台或可对老年代步车行业的合规性发展提供指导参考意见。

  合法化的必要性还需论证,子女勿买来送老人


  受访者指出,老年代步车乱象及因其形成的“半地下市场”,亟待引起城市管理者的重视。

  在源头生产端,要尽快明确低速电动车产品的安全技术性能,建立健全低速电动车市场准入和监管制度,以及相应的使用管理措施,解决低速电动车无序生产、使用问题。对于不合规的产品,严格禁止再上路,并责令违法生产企业采取召回或更换举措,引导消费者通过法律途径维权进行退货、更换。

  同时,开展集中整治工作,依法依规坚决取缔和淘汰不符合要求的低速电动车生产企业和产品,净化市场环境。

  宋煜认为,老年代步车虽然有存在的合理性,但其无序发展的状态与群众对城市实现精细化管理的需求背道而驰,需要研究论证老年代步车合法化的必要性和可行性,通过立法的方式予以明确,并且明确各个环节的标准和管理方式,给相应的管理工作提供法律制度的支撑,从而让老年代步车的管理真正实现有法可依。

  中国消费者协会专家委员会专家邱宝昌认为,在管理方式上,要从生产、销售、使用等方面全面管理,从源头把控生产问题,通过市场检查、群众举报等多种渠道抓销售流通问题,从使用端抓上路问题,对违规上路的采取暂扣、罚没等处罚手段。“需要相关执法部门联动合作,系统性管理。”邱宝昌说,同时,也可以考虑能否生产一些安全的专门供老年人使用的代步工具,提升其标准、降低速度、加大车辆安全性等。“既要考虑老年人的‘最后一公里’出行需求,也要考虑到城市交通运输状况和社会安全,找到一个平衡点至关重要。”

  中消协提醒,希望消费者提高安全意识,自觉遵守交通法规,选择合法交通工具出行,做到不购买、不驾驶、不改装、不乘坐代步车。同时,子女不要把老年代步车当作礼物送给老人。老年人身体情况不如年轻人,反应较慢,更易受伤,看似孝顺的举动实则把父母置于危险境地。

       编辑刘婧宇

 
1500家刀企,叫得响的刀只有一把 广东阳江拥有中国最大的刀剪产业集群,但绝大多数靠贴牌代工为生
1500家刀企,叫得响的刀只有一把
广东阳江拥有中国最大的刀剪产业集群,但绝大多数靠贴牌代工为生

( 2020-08-31 ) 稿件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调查观察
 
 
 
  ▲阳江十八子的车间里,工人正在打磨刀面。  受访者供图

  本报记者李坤晟、刘宏宇


  鲁川粤扬闽浙徽湘,不论哪个菜系的大厨,都离不了一把得心应手的好刀。

  说起菜刀,不能不提广东阳江。这座粤西地级市,拥有中国最大的五金刀剪产业集群。据统计,中国每生产10把刀具,7把产自阳江。

  与重庆大足、福建柘荣等地不同,阳江刀剪是典型的外向型产业集群——国内出口刀具80%来自阳江,当地1500家刀剪企业,至少1200家靠外贸订单生存。连大名鼎鼎的德国“双立人”,也在阳江设有代工厂。

  但远超同侪的阳江刀剪,不乏自己的遗憾:除了十八子集团的“十八子作”,没有在国内叫得响的本地“名刀”。

  过去,绝大多数阳江刀企靠贴牌代工,并不特别在意自己的名头。许多刀企认为,长年深耕国内市场的“十八子”虽然名气大,但和自己并不在同一条赛道上。

  如今,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互相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正在加快形成。越来越多的外向型刀企将目光投向国内市场。

385轮竞价,为这一天准备了很多年


  金辉刀剪收购北京“王麻子”,成了近几个月阳江刀剪行业的头号话题。

  5月22日,北京栎昌王麻子工贸有限公司100%股权转让项目,经过385轮激烈竞价,最终由广东金辉刀剪股份有限公司成功竞得。

  “这是金辉进军国内市场最重要举措。”在公司二楼会议室,阳江市五金刀剪行业协会会长、金辉刀剪董事长钟敏对记者道。

  这位身材清瘦的企业家,1991年以每台300元的价格,购得3台报废冲床,办起刀剪厂。创业之初,为了争取攸关企业生死的订单,他在深圳的外贸公司苦等3天,每天以馒头充饥。

  现在,他成为具有300多年历史的老字号“王麻子”的新主人。“为这一天我准备了很多年。”钟敏道。

  2005年,欧盟向中国发出预警通报:中国出口至欧盟的刀具被检测出重金属迁移量超标,面临被封杀的危机。

  关键时刻,钟敏挺身而出,出钱、出人、出力,花了近两年时间,摸索出符合欧盟刀剪技术标准的生产工艺,顺利通过欧盟考核组的检查。

  在金辉刀剪的展厅,钟敏从展柜上拿起一把做工精美的西式餐刀,对记者说:“这个展柜是我们给‘双立人’做的贴牌。论制刀工艺,我们不比日本、德国差。”

  钟敏给记者讲了一个故事:一位老同学在美国逛超市,看上一套美国品牌的匕首。同学电话他,热情地表示要买回来给金辉当样板。

  钟敏一听品牌名字,感觉像自己代工的产品,劝对方先别买。同学不信。回国后拿出匕首和金辉的产品比较,果然一模一样。

  “他很失望。即使事实摆在眼前,他也不愿相信质量这么好的刀是我做的。”钟敏说。

  具备了精良的生产工艺,必然催生实现品牌价值的冲动。2008年,金辉刀剪成为中国刀剪行业中首家,且唯一取得出口免验资格的企业。雄心勃勃的钟敏决心挟“外战”之威,出征国内市场。他在上海陆家嘴租下偌大的办公室,推出自有品牌,不料很快折戟沉沙。

  接下来的几年,金辉回头专注国外业务,国内市场更多是给苏泊尔等品牌做配套贴牌。

  直到2019年,钟敏担心中美贸易摩擦愈演愈烈,决定未雨绸缪,加大国内市场开拓力度。“做自己的品牌”再次被提上议程。

  “一开始计划做金辉品牌,碰到疫情就暂停了,这时候出现了‘王麻子’的机会。”钟敏说。

  本地同行“十八子”做到今天的名气,摸爬滚打了30多年。在钟敏看来,花近2亿元收购“王麻子”代价很大,但未尝不是一笔划算的买卖。

  “我们聘请了专业咨询机构,得出的结论是,现今从零开始,打造出一个全民皆知的品牌,可能要花50亿元。”金辉刀剪副总经理,钟敏之子钟嘉良说。

  收购刚刚完成,金辉就成了“香饽饽”。北京提出,王麻子的研发中心还是要留在北京。重庆大足、福建柘荣等国内其他刀剪五金产区,明码开价,扫榻相迎。某地官员直言,“只要过来挂个牌子就行”。

  相较过去自创品牌的惨淡,“王麻子”自带流量。但有行业人士指出,比起重塑一个老字号,另起炉灶性价比更高。

  “买名字花2亿元,重塑品牌要投入更多的钱。‘王麻子’名气大,但同时意味着它在消费者心目中已定型,要做出高附加值不容易。”这名行业人士道。

  钟敏坦言,“王麻子”停产多年,空剩一个名头。近年市场上的“王麻子”几乎全是李鬼。拿下“王麻子”,金辉刀剪马上就得面对“打不打假,如何打假”的难题。

  不过,他依然对重塑“王麻子”品牌充满信心。  “十年前的消费者迷信进口产品。近几年,中国人的民族自信心得到很大提升,新一代消费者成为主力,对国货的接受度更高了。现在做老字号恰逢其时。”钟敏道。

  临近采访结束时,他对记者说:“提到瑞士,人们就会想到瑞士军刀。我希望‘王麻子’未来能成为国礼。人们一提起菜刀,能马上想到中国阳江。”

8年时间,企业随品牌改名重塑价值


  同样是外向型企业,谢兆星和张氏兄弟共同创办的广东美珑美利集团,选择了另一条品牌之路。

  1997年,从暨南大学商学院毕业的谢兆星和小学同学张振荣,合伙创办荣星实业,从事厨具出口贸易。沿着“贸工技”的发展路线,1999年,张振荣的兄长张振亮加入,三人共同创办三兄刀具有限公司。

  “当年高端刀具完全被台资工厂垄断。为了突围而出,我们成立三兄刀具,和台资工厂直接竞争。”美珑美利集团总经理谢兆星回忆说。

  2017年,企业创办20周年之际,三兄刀具的三位联合创始人商议决定,“阳江市三兄刀具有限公司”正式更名为“阳江市美珑美利刀具有限公司”,“阳江市荣星实业有限公司”正式更名为“阳江市美珑美利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珑为美玉,利即锋利。新名字不仅具有中文字面的好寓意,英文读音更与Millionaire(百万富翁)相近,宜中宜西,比起略显朴实“三兄”,带洋味儿的“美珑美利”更加新锐时尚。

  改名并非一时之举。2007年,三位创业伙伴在广州成立面向国内市场的独立贸易公司。两年后,“美珑美利”品牌完成注册,国内贸易公司随即改名美珑美利。2011年,集团重组改名广东美珑美利集团。2017年则是将生产企业和外贸企业的名称统一。

  8年时间,统一集团、各子公司和主打品牌的名称,显示美珑美利对自身品牌价值的日益重视。

  “每个代工企业都有一个品牌梦。我们的战略目标无疑就是尽快让‘美珑美利’这个品牌成长起来。虽万分不舍,我们还是坚决地把品牌冠为企业名称。品牌的认知以及成长是由内向外扩展的,因此我们必须先从内部改起。这是一个保证战略定位得以顺利实施的战略部署。做企业必须有长远的打算。”谢兆星向记者解释道。

  据记者了解,2020年,美珑美利计划在国内新铺设130多个销售网点。届时,全国网点将接近500个。“一座城市有100个超市,能进去50个,意味着一半人口能看到你的品牌。”谢兆星说。

  相较线下渠道,美珑美利对电商平台投入不多。谢兆星认为,目前整个刀剪行业,品牌要被消费者认知,获得美誉度,还得靠线下市场。没有线下的曝光率和口碑,很难做好线上业务。而且,美珑美利担心,一旦陷入国内电商平台的价格战,反而影响自身品牌价值。

  因为线下快速扩张,美珑美利在国内市场暂时处于亏损状态,谢兆星将之称为“战略性亏损”。但随着90后、00后逐渐成为消费主力,他对未来抱有很大期望。

  “中国是一个很大的市场,必须提前布局。事到临头才关注国内市场,很难做好。”谢兆星说。

  90%订单来自美国,借道电商海外创品牌


  在金辉刀剪收购“王麻子”之前,另一个中华老字号“张小泉”的刀剪智能制造中心已于2019年落户阳江。如今,阳江齐聚了“十八子”“张小泉”“王麻子”三大本土品牌。

  施圣惠是一家200多人刀具企业的总经理,公司一年350万把(套)刀具的规模,在阳江不算大。从2004年起,这家叫厨乐的企业一直给张小泉做贴牌。

  在那之前,厨乐一直经营自己的同名品牌,但“做得比较辛苦”。

  “给张小泉做代工,让企业上了一个台阶。很快,别的品牌订单跟着多了起来。”施圣惠说。

  目前,厨乐自有品牌只占营收10%。施圣惠指着展厅里一组淡蓝色刀柄的套刀说:“这套刀卖400元,如果贴上‘张小泉’,就不一样了。”

  话虽这样说,施圣惠称,公司目前没有在品牌方面加大投入的计划。“长期做贴牌,想一下子把自己品牌做起来,不是那么容易,现在团队未必能匹配。我们自己的牌子,争取做到每年递增,一步一步来。”他说。

  现在,张小泉的智能制造中心进入阳江。厨乐的生产也会进行相应调整。

  在阳江,像十八子、金辉、美珑美利这样实力雄厚的企业是少数。更多依靠代工订单生存的中小企业,想短时间在国内市场做出品牌,困难重重。

  不过,企业家总是想着危中寻机。阳江市富通工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庞己愿就决心要将自己的品牌做到美国市场。

  “我们企业90%的订单来自美国市场,如果不接美国订单,真的做不下去。”庞己愿看来,企业经营者必须从自身实际情况出发。

  富通工业也曾试水国内市场。2012年,庞己愿和朋友在上海开办公司,涉足礼品刀,但不久即遭遇“八项规定”,礼品市场大不如前。近几年,富通工业一直专攻美国市场业务,国内市场营收占比不到5%。

  瞄准美国市场,并不意味着富通工业甘于只做代工不做品牌。“当然不愿意一直给国外中间商打工。一把刀2美元给中间商,他在美国超市卖20美元。”庞己愿的大儿子,公司总经理庞伟健说。

  富通工业的品牌战略是面向美国市场,推出自己的品牌产品。

  近距离的国内市场品牌做不起来,远隔重洋的美国市场反而有戏?

  庞伟健向记者解释道,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美国原有的门店经销渠道遭受严重冲击。现在富通的美国代工订单主要来自经营亚马孙电商业务的经销商。

  “疫情改变了美国消费者购物习惯,简化原有的中间环节,降低了我们的产品进入美国市场的难度。”庞伟健说。据他介绍,富通成立了一家新的电商公司,还聘请美国雇员负责销售。

  为何不同时在国内电商推广?庞伟健表示,国内电商竞争呈现白热化,很容易陷入价格战,且平台各种费用偏高。新公司暂时专注亚马孙业务。

      编辑刘荒

 
如何告别一把单刀打天下
如何告别一把单刀打天下

( 2020-08-31 ) 稿件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调查观察
 
  本报记者李坤晟、刘宏宇


  广东阳江有全世界最完整的刀剪产业链。当地人称,在阳江,只要手握订单,随时能开起一家刀厂。从开模具到制造设备,从物流包装到环保处理,各环节的专业企业,阳江一应俱全。

  或许是办刀厂太方便,行业门槛又着实不高,阳江刀企“星星多、月亮少”。名气最大的阳江十八子集团在当地产业集群所占份额也不到10%。

  目前,阳江五金刀剪集群年产值550亿元,与当地政府期待的千亿元规模尚有不小差距。

  作为一个发展相对成熟的传统行业,未来的发展空间在哪里?在“双循环”的背景下,阳江刀企正努力转型升级。

从菜刀到文旅


  “今年,我们享受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减免66万元,阶段性减免企业社保费121万元。面对疫情带来的冲击,企业坚定信心、迎难而上,积极作为,在危中寻机,定能取得更好的发展。”十八子集团总经理李积回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道。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初,阳江市五金刀剪企业普遍面临订单不足、资金紧缺、货品积压等困难。

  十八子集团在税费优惠的支持助力下,迅速调整生产策略,针对疫情导致人们居家时间延长的特点,将减免税费投入产品研发中,研发生产了能够给厨房刀具消毒的消毒刀座、合金筷及不锈钢勺等系列适合居家用的产品。

  3月底,十八子集团复工率达到100%,销售也迅速追平去年同期水平。

  不过,据记者走访了解,在当地几家“头部企业”中,十八子集团所受冲击相对较大。

  “我们的优势在厨师专用菜刀市场,但上半年国内酒店餐饮行业基本停滞,对公司的业务造成了影响。”家族第三代,负责电商业务的集团副总经理李梦诗说。

  “十八子”是阳江刀具的金名片。这家1983年从茅棚厂房发展起来的企业,今时今日在很多地区的名气不亚于有数百年历史的“张小泉”“王麻子”。

  86岁的阳江十八子集团创始人李良辉,12岁跟随师父打铁,学习传统的刀具锻打技艺。他一生的追求就是做一把好刀。

  李积回的哥哥,负责生产的集团副总经理李有维说:“专心致志做刀是‘十八子’成功的秘诀。直到今天,父亲还老批评我们做得还不够好。他常说‘一只手不能拿两把刀’。”

  作为当地规模最大的刀剪五金企业,“十八子”在阳江制刀史的地位举足轻重:结束阳江只造碳钢菜刀的历史,首创不锈钢连体菜刀;首创家用防油不粘刀;首创马氏体七铬十七钼特种钢高档多功能刀;首创“三合一”复合钢刀……以“五次制刀革命”推动阳江刀剪产业发展。

  尚在掌舵的李良辉为十八子集团发展确定了方向——专注做好一把菜刀。公司还提出了“有中餐馆的地方就有十八子”的目标。但逐渐接班的后代也在思考,企业如何面对时代日新月异的市场。

  记者调研期间,十八子集团正在启动以“刀文化”为主题的体验式旅游。李有维透露,集团从日本请来专家,给员工培训古法制刀工艺。“以后到我们这里的游客,可以自己抡锤子,体验古法制刀。他们可以买量产的现代不锈钢刀,也可以买刻下自己名字的古法刀。”

  十八子集团坚持不离开菜刀主业,围绕其做产业链上下游延伸。公司布置产品展厅,搞工业旅游,以及与旅游配套的酒店业,最终都是服务于菜刀的生产、销售和品牌推广。

从锅具到智能化电器


  “按我们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一把刀用得越久越好,恨不得用一辈子,但今天年轻人消费习惯起了变化。他们可能因为喜欢某种款式就会买新刀。未来可能整个行业都会发生变化。”李梦诗说。

  顺应当代年轻人消费习惯,刀具的国内市场还有很大的潜力,差不多是阳江刀企的共识。  正如金辉刀剪“少东家”钟嘉良表示:“不能停留在存量市场做竞争。中国消费者倾向一把单刀打天下,国外消费者更青睐各司其职的套刀。于企业而言,一把刀和一套刀相比,利润差距巨大。目前国内市场规模只有100亿元。中国4亿家庭,100块钱的套刀,就是400亿的潜在市场。”

  未来的消费主力的确可能花更多的钱在刀具尚。可每一家阳江刀企,展柜中款式都成百上千。无论怎么变,刀始终是刀。不能指望家家企业都做出“双立人”的品牌价值。未来的增长点在哪里?一些刀企将目光从案板上的菜刀投向了整间厨房。

  过去,阳江刀企给苏泊尔、炊大皇等厨具企业做配套刀具。现在,越来越多的企业让别的生产厂家给自己配套。

  2017年,美珑美利提出了“厨房升级,选择美珑美利”的品牌发展新战略。

  集团总经理谢兆星认为,厨房作为家庭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空间,人们在更新厨房内整体橱柜的同时,也对刀具、锅具、配件工具等厨房用品的功能、外观提出更高的要求。

  “买刀和买锅的往往是同一批客户。锅具及周边产品只占企业营收20%,但企业增量都来自这块业务。我们发现,在家庭厨房消费中,锅具的开销往往大于刀具,锅具的前景更为广阔。”谢兆星说。

  美珑美利投资2亿元的厨具生产基地正在建设之中。谢兆星表示,为了保持美珑美利的品牌调性,锅的工艺和质量必须由自己掌控。“做实业还是得下笨功夫。”他说。

  专注美国市场的富通工业步子迈得更大。总经理庞伟健告诉记者,去年注册的新品牌即将在亚马孙上线,产品不只刀具,还有烤箱、测温计,空气炸锅等多种厨房用品。

  “我们和其他厂商合作,产品贴上我的品牌卖到美国市场。如何选品,主要参考美国市场的数据,看哪些东西在美国需求多,供应少。”庞伟健说。

  庞伟健的判断是,现代主力消费者更愿意为智能化产品付费。目前,刀具离智能化还有一段距离。同样的投入,烤箱、测温计等产品的回报率要高得多。

从手工作业到机器人


  阳江刀企集中度不高,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刀具生产是典型的劳动密集型行业,多数环节还得靠手工操作。大企业不仅难以享受规模效益,反而可能增加管理和税务成本。

  一位行业人士对记者表示,但凡清楚一家企业有多少工人,就能将其产值推算得七七八八。“我们行业就这个生产效率,没有什么秘密。”这位行业人士称。

  黄计高并不赞同这样的观点。30多年来,他创办的企业威特动力,一直致力于刀面研磨设备开发。

  “上世纪90年代,我们纯手工打磨刀面,国外同行就用上了数控设备。现在我们的设备已经达到世界领先水平,前几天我刚卖了3台给日本客户。”黄计高称。

  黄计高口中的数控研磨机,是专门抛光打磨刀面的设备。传统研磨设备平均一天消耗3个砂轮,数控研磨机只消耗1个。黄计高称,算上数控设备的加工精度和节约下来的更换砂轮的时间,相比传统设备,数控研磨机至少能提高20%的生产效率。

  不过,新设备刚被研制出来时,在阳江的推广并不顺利。老设备3万一台,新设备要6万,翻一倍的价格,让阳江刀企的老板们捂住了钱包。直到威特动力到江浙的园林工具企业中跑开市场,阳江的刀企们才跟风升级。

  现在,黄计高和张小泉合作,在其杭州的工厂建了一条机器人生产线。过去,一个工人磨一把刀,要开两台机器。新生产线,一个机器人开两台机器,一个工人能管理5个机器人。

  近日,张小泉正筹划上市创业板,拟募资4.55亿元中,有77.85%计划投向“阳江刀剪智能制造中心项目”。

  有行业人士认为,刀具有成千上万个款式,特点是多品种小批量生产,机器换人更适合单品海量的行业。如果外来者张小泉能成功,未尝不是重构行业的契机。

  张小泉来自“互联网之都”杭州,背靠杭实集团、均瑶集团、复星国际等“大鳄”。它将给阳江刀剪行业带来哪些改变,业内人士拭目以待。

  “未来三年,阳江刀剪机械化程度会有很大的提升,大量依靠熟练工人的现状,会得到改变。”阳江市五金刀剪行业协会秘书长何计友说。

      编辑刘荒

 
2019年全国书店净增约3500家 实体书店为何“弯弯扁担不断”
2019年全国书店净增约3500家
实体书店为何“弯弯扁担不断”

( 2020-08-31 ) 稿件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调查观察
 
 
 
  ▲8月25日,一个女士带着两个孩子在全民畅读(郎园park店)看书。  本报记者尹平平摄

  本报记者尹平平


  “我拍了那么多张,就没一张你满意的吗!”小伙子忍不住冲拉长脸皱着眉在手机上划来划去的姑娘嚷了一句。

  这是一个普通工作日的下午,在北京西单商圈的一家“网红”书店内,拍照的人不少,翻书的人很少。

  在硕大的环形书架前,在供读者小憩的座椅上,在嵌刻名人名言的装饰墙边,姑娘们时而把身体扭成S型,时而用纤纤玉指轻抵下巴,露出楚楚可怜的神情,时而用手轻抚超短裙下那节雪白的大腿……

  店员似乎对这些“读者”视而不见,卖力地搬书理货,或搭梯子把书摆上五六米高的书架上。有时他们也不得不穿梭于妆容精致的女士中间,客气地提醒一句:“请戴好口罩,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

  受疫情影响,商圈内不少商铺关门转租,但这家书店却逆势而行,在北京疫情防控仍未降级的4月开张试营业,并以其精美别致的室内设计迅速成为“网红”,吸引人们戴着口罩前来“打卡”。

  记者调查发现,与之类似的“网红”书店,无论在北京,还是在全国其他城市,还有不少。

  在人们印象中,近些年关于实体书店的消息,似乎更多是业绩寡淡,甚至关张歇业。听闻有些老牌书店难以为继,甚至爱书人紧急赶去买书“救场”,但基本回天乏力。

  疫情期间,以单向空间为代表的一众独立书店,发出求助信,希望众筹续命。更多的实体书店,则依靠打折卖卡、福利盲袋、线上读书会等活动,加上直播、外卖等新的销售方式,以期度过寒冬,努力存活下去。

  相比之下,这些进驻大型商场和热门商圈的实体书店,即使在疫情期间,仍有新店扩张,且占地面积大、室内装潢美、时尚到炫目,迅速蹿升为“网红”打卡之地。这种反差,不免令人困惑。

  公开数据则显示,书店的日子似乎没有那么“糟糕”。据《2019-2020中国实体书店产业报告》显示,2019年我国新开书店数量超过4千家,关闭的书店则为500多家。

  相较于《中国餐饮报告2019》披露的,“2019年我国每天有8219家餐厅倒闭,已关闭餐厅平均寿命仅420天”,实体书店行业的数据并不难看。

  记者梳理政策了解到,目前全国已有28个省区市,出台了支持实体书店发展的举措。以北京市为例,在《北京市实体书店扶持资金管理办法》《北京市实体书店扶持资金项目管理实施细则》《北京市各区实体书店房租补贴标准》等政策利好下,2019年,北京市143家书店得到房租补贴,共计5300余万元,同比增加30%,极大缓解了经营者的生存压力。

  在去年底举办的北京市2019年最具影响力书店、最美书店、特色书店颁奖活动上,北京市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表示,2020年北京将继续加大对实体书店的扶持力度,落实“实现一区一书城”“建设200家特色书店”和“打造15分钟阅读圈”等发展目标。

  2月26日,北京市委宣传部下发《关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做好北京市实体书店扶持工作的紧急通知》,将加大扶持资金力度,加强对实体书店在房租补贴、贷款、担保、税收等各方面进行支持,并推动各区结合本区实体书店存在的具体困难,有针对性地给予书店扶持。

  在这一政策支持下,截至目前,西城区有34个实体书店项目获得资金奖励,扶持资金近千万;朝阳区设立1000万元专项资金,用于支持实体书店恢复经营;海淀区,启动实体书店扶持评审工作,宣布本次补贴资金总额高达2000万元,在区内已有153家书店的基础上,年内计划新开116家实体书店……

  国外同行也觊觎中国的实体书店市场。

  8月12日,2020上海书展暨“书香中国”上海周首日,日本茑屋书店即举办发布会,宣布其位于杭州的中国首店将在9月开业,上海店将于12月开业,西安店暂定明年3月开业。早在今年4月,茑屋投资(上海)有限公司项目拓展部负责人何军曾透露:茑屋书店计划未来在中国开出1100家书店,单店选址面积在1500-3000平方米。

  在今年1月召开的2019中国书店大会上,中宣部印刷发行局副局长董伊薇表示,我国实体书店已迎来发展新机遇和做大做强的“窗口期”。

      编辑黄海波

 
核心商圈开书店,靠什么赚钱?
核心商圈开书店,靠什么赚钱?

( 2020-08-31 ) 稿件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调查观察
 
  本报记者尹平平


  如何重新认识实体书店“网红化”等现象?除了政策支持,还有哪些力量在吸引实体书店复兴?实体书店的“造血”能力仅靠卖书吗?……

  带着这些问题,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对话百道新出版研究院院长程三国。

  程三国是中国期刊协会常务理事,《中国图书商报》的创始人和原总编辑,长期从事有关图书出版业的商业模式、价值链、经营及管理的观察与研究,主导编撰历年来的《中国实体书店产业报告》。

只拍照不买书,也有积极意义


  记者:实体书店复兴,扶持政策是最主要原因吗?

  程三国:政策引导是一个原因,商业吸引本身才是根本原因。政策性的补贴都是事后补,等书店开出来再补贴,因此不是前提。频繁有人进入实体书店行业或者重装扩大实体书店的规模,说到底,还是商业方面的吸引力。尤其是在热闹商圈开书店,无论租金还是装修成本,投入都不小,没人掏钱买单,肯定办不起来。

  记者:开在核心商圈的书店,怎么才能消化前期投入成本?

  程三国:这些书店不少是商业地产主动招徕入驻的,在一段时间内,场租不要钱,装修设计的钱也由他来出。书店方面只需要负担书和员工的费用,以及后续的运营成本。如果有能力的书店经营者,能够将装修成本控制住,甚至在装修过程中就可以挣钱。商业地产商看好实体书店的到来,能为他挣到更多钱。

  记者:实体书店如何打造商业吸引力?是把书店装修成“网红”风格吗?

  程三国:在网络时代之前,买书只能到书店去,因为只有那里卖书。现在购书的途径太多了,尤其网购不光方便,价格也有优势。书店的吸引力变了,成为一个文化媒介,具有传播属性。

  移动社交媒体时代,如果书店做得足够漂亮,成为“网红”打卡地,让每个来的人都想拍照发朋友圈晒图。通过这种途径,能够将书店的形象传播出去,重塑书店的吸引力。

  对于任何实体商业体来说,吸引客流都是前提基础。如果开在商圈和综合商业体当中,前来“网红”书店打卡带来的客流量,就不仅能惠及书店,还能分享给其他商家。所以商业地产才看好实体书店,愿意投入支持实体书店。

  实体书店“网红化”,也不一定是从业者主动就想让书店变成这样,而是在目前中国整个大的商业背景、消费背景,以及文化潮流的影响下,必须要呈现出的一个形态。因为在一个更大的商业循环当中,需要“网红化”的实体书店,那它就以这种“网红脸”的形象和定位站出来,满足这种新的需求。

  记者:可是被“颜值”吸引来书店打卡的多数人,似乎只拍照不买书,这是书店所期待的氛围吗?书店仍能从中受惠吗?

  程三国:在这个手机占用了人们主要注意力的时代,爱读书的人在变少,这是个不争的事实。

  有些人虽然自己没买书,但是愿意到书店拍照、发朋友圈,至少表达出对读书的一种向往,说明他们内心中还是尊重书香文化的。

  即使只是为了拍照,他们的到来,让书店这种文化场所有了人气,本身也是在塑造一种崇尚阅读的文化氛围。

  通过人们到书店来拍照打卡发朋友圈,把书店的形象传播出去,把人吸引来,来的人当中总有人会看书,总有人会买书。只卖书的书店,现在也没法生存。书店也卖文创产品、咖啡和其他服务。这些都能为书店带来收入,而且毛利率都比卖书要高。

  记者:在有的书店里,咖啡座和文创产品的占地面积远超书架。实体书店只有这样才能经营得好吗?

  程三国:经常会有人抱怨:现在的书店不像书店,更像咖啡馆、文创店,怎么能这样呢?书店从业者也很纠结:我们也想纯粹,但是一算账,为了活命,必须要做点文创,卖点咖啡轻食,搞些活动。

  我总是为书店抱屈:那些谴责书店不够纯粹的人,想必是爱书的人,但也未必会在实体书店买书,更别提只在实体书店买书。多数人还是会去网上买书。既然自诩为爱书人的你,都不一定去实体书店买书,你让实体书店怎么能只靠卖书生存呢?

  政策资本双双“输血”,实体书店仍难“造血”


  记者:政策对实体书店的支持,想必是看重书店的文化属性。但具备文化属性的场所很多,为什么偏对实体书店如此倾斜?

  程三国:书店作为一个文化场所,受到各级各地政府的格外重视和支持,主要是因为它惠民。

  和博物馆、美术馆、音乐厅、图书馆等其他公共文化场所相比,实体书店的建设成本更低、运营效率更高、市民覆盖面更广。像美术馆、音乐厅这样的地方,有一定的进入门槛。但是书店谁都可以进。人们逛书店不会有心理负担,担心自己看不看得懂。书店也没人会阻止你翻书,而且书比图书馆的新,很多书店都有座位,环境比多数图书馆好。

  记者:通过政策支持实体书店,是否有违市场规律?在阅读人口下降和人均阅读数量下降的背景下,我们是否需要那么多书店?

  程三国:我觉得需要。以目前国内实体书店的数量来看,新建的计划还远达不到锦上添花的程度,而更多是在“补课”。我们还是太缺少像样的实体书店了,各地都需要这样的文化场所。

  有人会问:与其投入这么多钱支持实体书店,为什么不建更多图书馆?但是如果要运营一家图书馆,哪怕只是社区街道这个级别的,从建筑选址到人员招聘,都要经历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不仅投入高,效率也是个问题。

  实体书店就不一样,非常灵活,只要政策稍加引导,很容易活跃起来。政府的引导主要起到奖补作用,更主要的成本由市场承担,负担也不重。实体书店作为一个文化场所,不仅是商业主体,还能分担很多政府的公共文化职能,所以受到政策青睐。

  记者:纵观现在的实体书店行业,有理想的商业模式和“造血”能力吗?

  程三国:应该说还没有。实体书店也不能概而论之,要分不同的类别。占比最大的新华书店,由于其体量和国资背景,转型动力没有民营书店那么强烈,当然也有很多变化。

  第二个是像西西弗、言几又、钟书阁等品牌连锁书店。他们在全国开店,店面选址主要在热门商圈中。他们用新的装潢形态和混合经营的业态,代表了实体书店行业这些年崛起的新势力。但是他们大多也仍处于探索商业模式的过程当中。

  即使个别如西西弗书店,具备一定的盈利能力,也很难说在整个行业当中,这种模式就能行得通。

  其他还有依托于集团公司的书店,诸如中信书店、建投书店;依托于高校或出版社的书店,诸如外研书店、涵芬楼书店等,承担的职能和多数实体书店不太一样,经营模式也难以复制。

  还有很多更小型更独立的民营书店,每家店都有不同的特色,绝大多数在寻找新的可能性。

  疫情不会给实体书店带来灭顶之灾,网购才会


  记者:疫情期间,很多实体书店都在积极自救,通过直播搞线上读书会,用微信公众号推销会员卡充值,叫外卖上门送书等各种营销活动,救助效果明显吗?

  程三国:肯定有效果,但不太大。

  网络营销需要一个服务体系,从选品到陈列,从供应链到客服,都有很高的要求。在此之前,很少有实体书店有这个基础,疫情期间很难临时搭建起来。

  有些实体书店搞了店员盲选、卖会员卡等活动,虽然带来一些收入,使现金流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但实际上是在透支未来的营收额,相当于寅吃卯粮。

  至于直播带来的收入,就更有限了。你只能看到书店告诉你,有多少人参加他们搞的直播活动,而很少提到销售额有多少,因为太少了,不好意思说出来。

  直播不适合实体书店行业。现在直播销售都是要有价格优势才能吸引来流量,但书店是产业链的末端,定价的回旋空间很少。即使真的出现哪本书因为直播卖爆了,实体书店甚至不具备供货能力。

  记者:疫情会拖慢实体书店复兴吗?

  程三国:会有影响。例如原本想要进入这个领域的店家,可能会因此犹豫。不过疫情终究不是常态,也不会为这个行业带来灭顶之灾。真正持续威胁实体书店行业的,还是电商平台的折扣冲击。

  我们国家一直没有针对图书定价体系的法律约束。网店打折售书的力度,是实体书店永远无法做到的,也是实体书店永远的痛。哪怕很多爱书人,专门逛书店,看到了喜欢的书,也会因为价格差异,习惯性地上网购买。要想解决这个问题,恐怕只有从法律层面制定图书定价保护机制,使图书销售价格得到专门的法律保障。

  自20世纪初开始到今天,以德国、法国为代表,国外图书出版业发达的国家多先后制定了图书价格的管理机制——无论在哪里买书,价格上都不会有太大区别。也正因此,徜徉在这些国家的大街小巷上,你才会动不动就偶遇历史悠久的特色书店。如果我们国家也能有相关的制度保障,或许才能从根本上扭转实体书店目前面临的种种被动局面。   编辑黄海波

 
“挑战”成“夺命”,户外极限运动缘何守不住安全底线
“挑战”成“夺命”,户外极限运动缘何守不住安全底线

( 2020-08-31 ) 稿件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调查观察
 
 
 
  ▲8月25日,李明松(左二)和其他救援人员在关岭县滴水滩瀑布救援。 受访者供图

  本报记者郑明鸿、朱青


  8月25日,经过现场搜救人员确认,两天前在贵州省关岭县滴水滩瀑布进行瀑降遇困的两名探险人员,已无生命体征。悲剧的发生,让原本“小众”的户外极限运动,再次成为公众热议话题。

  公开资料显示,户外极限运动自20世纪90年代传入我国后,经过近30年的发展,已经成为有一定影响力的运动类别。与传统体育项目相比,它不仅追求“更高、更快、更强”,更强调人们在跨越身心障碍后获得的愉悦感和成就感。

  但时有发生的伤亡事故,让这类危险系数颇高的极限运动充满争议。

  专业人士认为,近年来户外极限运动之所以事故频发,是由于越来越多不具备相关技能的人参与其中。

  此外,随着这类运动热度增加,部分专业培训机构降低标准,开办各类速成班,也是导致户外极限运动事故多发的原因之一。

“小众”的快乐


  今年51岁的李明松,还在部队当兵时,他就喜欢节假日背着背包去探险。1991年退伍后,有了更多时间去了解和学习户外极限运动。

  “很多项目都玩过,比如探洞、攀岩、潜水等。”李明松说,最近这几年玩得最多的是滑翔伞飞行。

  “没有精良的户外装备,就不可能完成高难度的户外极限运动。”在李明松看来,这类运动能充分体现一个国家的体育装备能力,甚至是经济实力。正是受经济因素制约,户外极限运动很长时间内都比较“小众”,但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爱好者参与其中。

  天眼查数据显示,从2010年到2019年,我国极限运动相关企业注册总量,由8000家增长至近3万家,仅2019年新注册的相关企业就有4200家。

  拥有近30年户外探险和救援经验的樊黔,是滴水滩瀑降路线的开辟者之一。“在城市的喧嚣和快节奏的生活下,人们向往自然,寻找机会亲近自然、享受自然,这是非常正常的需求。”他说。

  “我最开始参与户外极限运动,就是想挑战大自然,希望发现更多的地球奥秘。”樊黔说,随着年龄增长和知识积累,他更享受运动过程中那种融入自然、享受自然、敬畏自然的感觉,“让我懂得生命的真正意义”。

  李明松则认为,户外极限运动可以让参与者换一个角度看世界。“这类运动带给了我乐趣、健康,让我能和自然界中很多神奇的景观零距离接触。”

“挑战”成“夺命”


  2017年11月8日,自称“中国高空极限运动第一人”的吴永宁,在一次极限挑战中失手坠楼,26岁的生命戛然而止;2020年5月12日,一名女翼装飞行员在张家界天门山进行翼装飞行时,因偏离计划路线失联,最终不幸遇难……

  “极限运动之所以称之为极限,就是因为它是对参与者潜能的挑战。”李明松说,参与者在开始运动之前,应进行谨慎评估。如果评估结果不理想,就应该果断放弃,“一次成功的挑战,绝对是有计划、有步骤的”。

  贵州省六盘水市户外运动协会副会长余天亮说,户外极限运动事故,每年都会发生。参与者人越来越多,但欠缺专业技能和知识,是事故多发的主要原因。

  “以登山为例,专业培训资源大多集中在各级登山协会,普通人较难接触到专业培训。”余天亮说,部分户外极限运动参与者,往往自我感觉良好,但遇到突发情况时,就没有体力和专业知识完成脱困,“户外极限运动真的需要系统训练”。

  余天亮用数据对比了专业玩家和业余爱好者的差距。

  前段时间他参加了四川四姑娘山大峰(海拔5025米)速攀比赛。从景区售票处出发,他用时3小时登顶,下山则用了1小时37分钟,全部用时不到5小时。

  “这段距离对于普通人来说,往往需要两天时间,而且还不是很轻松。”他说。

  记者调查发现,社交媒体普及后,户外极限运动有了更多渠道和展现方式进入大众视野。但部分网友往往看见别人轻松完成某项极限运动,忽视了其背后的努力,认为自己经过简单训练也能挑战。

  在某些视频中,有些极限运动员为了吸引眼球,故意做出夸张动作,也会误导网友。

  “喜欢户外极限运动没有问题,但是应该有一些知识和体能储备。达到了什么级别,再去参与该级别对应的活动,做和自己能力相应的事。”贵州蓝天救援队队长王毅说。

  事实上,8月23日,樊黔也带领另一支探险队去了滴水滩瀑布。到达后,樊黔发现当天滴水滩瀑布水量过大,便放弃了瀑降活动,“我必须对参与者的生命负责”。

  在李明松看来,樊黔是明智的。“当时的水量比我去救援时至少要大一倍。在那种情况下,就算遇难者选择的路线没有问题,也不应该进行瀑降,最正确的选择就是取消活动。”

  李明松也是滴水滩瀑降线路的开发者之一。出于安全考虑,他没有向外推广。“这条线路很漂亮、很壮观,但穿越这条线对参与者的能力要求很高,还需要很好的领队。”

技能求“速成”


  记者采访发现,在户外极限运动培训逐渐市场化后,出现了培训机构盲目开办“速成班”等乱象,威胁该类运动的健康发展。

  “这容易误导参与者,让他们觉得户外极限运动很简单。”李明松说,户外极限运动的水平依赖长期训练,速成班仅仅是告之方法。

  樊黔建议,在参与户外极限运动培训或相关活动时,一定要选择有专业资质的机构或俱乐部。

  据他观察,目前市场上部分户外极限运动俱乐部,存在无相关资质、无专业领队、无完备应急预案的“三无”乱象。有些对线路、时间和地点的选择都不规范,甚至出现不购买保险或者购买无效保险等情况。

  公开数据显示,近年来,我国超过两成的极限运动培训企业存在过经营异常,近3%的相关企业受到过行政处罚。

  安徽省黄山市山越应急救援中心主任于三忠坦言,比起速成班,所谓的“传帮带”同样值得警惕。

  “一些‘大咖’或者‘大师’带了很多徒弟。这些徒弟往往不愿意花时间系统学习,认为跟着‘师父’玩两天就能掌握技巧,实际上对器械、技术和理论的掌握都是欠缺的。”于三忠不无担忧地说。

共系“安全绳”


  2019年6月16日,59名驴友被困浙江省永嘉县十二峰,经过多方救援力量搜救,才最终全部获救;

  2019年8月,深圳蓝天救援队队员许挺秀、尹起贺在广东省惠东县白马山救援野外溯溪的驴友时,遭遇山洪失联,最终不幸遇难……

  李明松认为,不止一起事故表明,盲目参与户外极限运动,不仅容易造成社会资源浪费,甚至危及救援人员的生命安全。

  作为户外极限运动从业者,应通过亲身体验,告诉参与者如何正确参与户外极限运动,让他们在参与这类运动中学会尊重自然、敬畏生命。

  樊黔等业内人士建议,户外极限运动作为一项新兴产业,未来发展空间巨大,但不应成为节约社会公共资源的“绊脚石”,亟须相关部门出台法律法规,以规范发展。

  “国内户外极限运动已经上了快车道,不会因个别意外事故而停止脚步,所以加快规范户外极限运动显得尤为重要。”樊黔说。

       编辑黄海波

 
行贿人黑名单制度,“萌芽”18年仍未“成年”
行贿人黑名单制度,“萌芽”18年仍未“成年”

( 2020-08-31 ) 稿件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调查观察
 
 
 
  本报记者王井怀、谭畅、黄江林


  不久前,13家企业、36名个人因行贿等问题,被湖南省相关部门列入失信行为“黑名单”并通报,行贿人黑名单制度再次引起热议。

  记者采访发现,这一制度在我国探索18年后仍然没有“成年”:一方面是国家级行贿人黑名单目前暂停使用,各地仍在不停摸索;另一方面是与行贿人黑名单制度相关的惩戒体系尚未健全。

  十九大报告提出,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行贿人黑名单制度未来走向如何?记者进行了调查。

暂停的“黑名单”,不暂停的探索


  不久前,湖南省铁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等13家企业、36名个人因行贿等问题,被列入工程建设项目招投标突出问题专项整治第一批失信行为“黑名单”。自名单发布之日起一年内,他们将受到限制从事招投标活动、取消享受财政补贴资格、强化税收监控管理等联合惩戒。这被外界解读为地方版的“行贿人黑名单”。

  “我们正开展专项行动对招投标领域乱象进行系统性整治,对违法违规的市场主体进行联合惩戒就是措施之一。”湖南省纪委监委政策法规室主任钱胜说,“这个联合惩戒不是直接针对行贿的,但对行贿人肯定有一定的警示作用。”

  钱胜表示,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出于案件突破的需要,对行贿人采取从宽的政策,一些行贿人在交代问题后全身而退、安然无恙,有的转身又故技重施、毫不收敛。“很有必要多措并举,加大对行贿行为的查处力度。”他说。

  长期在一线办案的执法人员和专家估计,“查处10起贿赂案件,只有2起是行贿案”。为此,我国近年来一直探索对行贿人的惩罚机制,其中就包括行贿人黑名单制度。

  行贿人黑名单自2002年由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检察院率先推出以来,至今已有18年时间。

  2012年,国家级行贿人黑名单,即全国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系统实现全国联网。不过,记者日前查询发现,这一查询系统已经暂停服务。

  海南等多地检方,在2018年发布通告称,接高检院案管办通知,自2018年8月1日起,全国检察机关停止行贿犯罪档案查询工作。

  通知详细解释道:(在我国监察体制改革中)反贪部门从检察院转隶到纪委部门后,行贿犯罪档案查询工作已与检察职能不符,检察机关掌握的行贿犯罪档案记录和行贿信息已不完整,客观上无法提供全面准确权威的行贿犯罪档案和行贿信息查询,基于以上原因,行贿档案查询工作不宜继续开展。

  对此,记者分别联系东部某市和中部某省的检察院和纪委部门,检察院表示不清楚目前该系统的运行情况;纪委部门解释说,该系统并未随机构改革转到本部门。

  不过,各地对行贿人黑名单的探索并没有停止。

  近年来,海南省对医疗领域商业行贿不良记录实行动态管理和公示;福建厦门集美区建立“行贿人黑名单库”,并与村两委班子成员选举挂钩;国家医保局也拟建信用评级,药企商业贿赂等行为将被纳入黑名单。

  “行贿人黑名单制度对净化腐败土壤起到很大作用,各地不停推出新措施,说明对这个制度还是有需求的。”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说。

孤独的“黑名单”,撑不起的惩罚


  记者调查发现,无论是已经暂停的全国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系统,还是各地正在探索的黑名单制度,与之相配套的惩戒制度显得更加滞后。

  曾在检察、纪检机关工作过一段时间的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反腐败教育与研究中心主任彭新林介绍说,此前的全国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系统,对行贿人的惩戒作用有限。

  一方面,全国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系统录入的大多是已经判决的案例,一些行贿人已受到处罚,大多离开相关行业领域,“相关部门期望这一系统对行业内的企业或个人进行甄别,意义有限”。另一方面,在现实执行中,一些主管部门要求企业“自证清白”,必须出具“无行贿记录证明”才能参与相关工程,无形中反而增加了企业负担。

  庄德水介绍说,即便对违法企业和个人进行惩罚,企业也容易“金蝉脱壳”。几年前,东部某市检方对“行贿犯罪档案”中3家犯有单位行贿罪的企业进行跟踪发现,其中有两家重新成立了新公司,并以新公司的名义开展经营活动,原先“犯事”的公司实际上成了一个空壳。

  同时,一些专家指出,在政务数据资源领域,一些部门、行业对行贿人、行贿企业相关情况等信息专享的权属观念较重,客观存在数据壁垒、信息孤岛等现象。这些都导致了行贿人黑名单没有翔实的权威数据作为基础。

  钱胜认为,如果不能对行贿市场主体进行有效惩戒,他们很可能“华丽转身”,继续行贿,再次对政治生态形成污染。

行贿人的日子比老赖还轻松?


  十九大报告提出,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江苏省人民检察院职务犯罪检察部主任雷勇等专家公开表示,与受贿犯罪相比,过去一段时期行贿犯罪查得相对少一些,影响了对贿赂犯罪的整体打击效果,“行贿犯罪是贿赂犯罪源头之一,对政治生态和社会公平正义危害巨大”。

  庄德水等专家也认为,老赖上黑名单后,生活受到各种限制,但行贿人上黑名单后,金蝉脱壳后还能照常过日子,需要加大对行贿人的处罚。

  多位专家表示,需要尽快启动全国统一的行贿人黑名单平台。目前各地自建黑名单制度,由于信息互不联通,容易让行贿人钻空子,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资源浪费。

  “新平台应该利用大数据技术,与公安、检察院、纪委、工商等系统对接,对目前的全国性统一行贿黑名单进行扩容、升级。”庄德水认为,新的黑名单不应该只有查询功能,更重要的是要利用大数据对行贿的重点行业、环节等特点进行全面分析,为预防腐败提供决策支持,使之成为反腐利器。

  同时,加强对公司股东身份的审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二庭副庭长管友军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完善公司、企业登记管理制度,加强对公司股东真实身份和资信的审查,建立统一并联网的诚信档案,将诚信档案记载的诚信度作为市场准入的必要门槛。通过这种方式,可以防止行贿人一再借壳开设公司而“复活”,最终让行贿人在各方面得不偿失。

  更重要的是,建立起与行贿人黑名单制度相配套的支撑体系。彭新林认为,在大力推行黑名单制度与市场准入、贷款、信用评级等制度衔接的同时,还要引导企业建立合规制度,引导企业把行贿等违法犯罪行为纳入企业合规管理之中,为企业行贿上黑名单设立一道防火墙。

      编辑黄海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