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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版：调查观察 |
国产大型水陆两栖飞机AG600海上首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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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0-07-27 ） 稿件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要 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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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6日，水陆两栖飞机AG600在海面滑行。 新华社记者李紫恒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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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道追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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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父亲的愧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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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0-07-27 ） 稿件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要 闻 |
本报此前报道过的这对“赶考”父女兵，3天前遭受到了打击：一边是阳光灿烂的花季少女，对未来有着美好憧憬，高考发挥却严重失利，与正常水平差距较大，没有达到本科录取线；一边是驻村扶贫3年多的父亲，看着女儿在经历成绩波动后奋起直追，越来越有希望接近目标时却突然摔倒，自己再次陷入陪伴和关怀太少的自责中。
“本以为这次高考可以弥补当年中考的遗憾。”2017年3月，正是女儿向欣仪备战中考的关键阶段，湖南省岳阳市平江县农业农村局科教股的向彩旺接到任务，到平江县大洲乡上洲村驻村扶贫。后来女儿以1.75分的差距跟平江县最好的高中失之交臂，向彩旺内心愧疚，“如果当时在身边，多陪伴，多监督，这个差距应该是可以赶上去的。”
升入高中后，女儿成绩有过较大起伏，父女俩因此一度产生距离。不过，在进村入户目睹父亲扶贫工作的实际后，女儿理解了父亲，理解了扶贫，决心要努力学习。
政治课上，老师讲到了精准扶贫。下课后，女儿自豪地扬起嘴角，跟前后座“宣布”：我爸爸就住在村里，做精准扶贫。
2019年年初，向彩旺在自己的“考场”上迎来了光辉时刻：上洲村宣布脱贫出列。为了巩固脱贫成效，因为熟悉村里情况，他和同事留在村里，继续带着村民发展。女儿的成绩也回到正常水平，老师私底下告诉向彩旺，如果正常发挥，孩子考取本科二批院校大有希望。
高考前夕，这个懂事的女孩告诉记者：“我的梦想是考上师范学校，当一名老师，像爸爸一样去帮助很多人。”
高考两天，向彩旺3年多来第一次申请休年假，特意来陪考。考试结束，女儿情绪不高，告诉父亲第一场语文发挥不错，第二场发挥不好，心情紧张，还影响到了第三场和第四场。
7月23日，湖南公布今年高考成绩，女儿的预感变成了现实，一盆凉水兜头浇下，父女俩都沉默了很久。向彩旺非常自责，“还是自己陪伴不够，这个年龄段的孩子需要陪伴和监督，孩子的学习基础打得不牢，临场发挥一旦不好，结果就很受影响。”
经过了3天的思考，听了很多亲朋好友的建议，向彩旺的糟糕心情慢慢改变，开始谋划帮孩子尽量填报好志愿，“高考失利不代表失败，孩子还很年轻，未来还有许多机遇，只要自己努力，乐观积极，以后还有许多成功的机会。”
（本报记者周楠、陈泽国）
【相关报道见本报7月9日4版
《两场“大考”中的“父女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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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花掬得满庭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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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吴忠古稀志愿者王兰花的温情故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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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0-07-27 ） 稿件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要 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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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何晨阳、靳赫
“吴忠有个王兰花，身后跟着一群‘傻’大妈。”
在宁夏吴忠市，不少群众都知道这句顺口溜，其“主角”是家住吴忠市利通区的王兰花和她的志愿者伙伴们。说她们“傻”，是因为她们年复一年地进行志愿服务，却不求任何回报，特别是以“爱管闲事”而出名、今年已70岁的王兰花。
退休前，王兰花在利通区裕西社区居委会工作了近20年，居民们家长里短的事也操心了近20年。2004年从居委会主任的岗位上退下后，本应享受退休生活的她却被巨大的失落感包围。“离开了熟悉的工作岗位，感觉精神一下没了寄托。”王兰花说。
让王兰花没想到的是，居民们并没有忘记她，家里老人需要照顾、两口子闹矛盾、下水道不通、暖气不热……遇到大事小情，大伙儿仍会找她反映，在居委会找不到她，就登门拜访。
很快，王兰花找回了退休前的状态。不少居民并不知道，由于种种原因，王兰花刚退休那几年并没有退休金，和老伴儿靠领一点低保金度日，有时亲戚还会背一些粮食来接济她。但她对此毫不在意，在义务服务中得到居民肯定，让她精神上感到富足。
为帮助更多人，退休第二年，王兰花联系7名离退休干部和爱心人士，成立了吴忠市首个社区志愿者服务小组——王兰花热心小组，活动场地就设在她那仅有70余平方米的家中，有时前来寻求帮助的人太多，屋里都站不下。
2008年，利通区金银滩镇团庄村一名不到6岁的孩子被诊断出患有白血病，生命垂危。孩子的父母几乎将家中值钱的东西都卖了，却凑不够医疗费用，本已打算放弃治疗，听说有王兰花热心小组，他们燃起了心中最后一点希望。“见到那孩子时，他已经很多天没吃东西，喂水都会吐。那孩子长得比我孙子还可爱，看着他，我心里像被刀割一样。”王兰花说。
王兰花热心小组随即带头捐款，还联系当地电视台、报社等，发动社会力量进行捐助。在热心小组精神感召下，医院医护人员也纷纷慷慨解囊，终于将孩子抢救过来。为凑齐之后的医疗费用，王兰花和志愿者们继续四处奔走筹集捐款。
“那段时间我们见门就进，见人就说，每筹到一两千元就赶紧打到医院，前后筹到了爱心捐款13万多元。”王兰花说。最终，孩子的病情稳定下来，直至今日，孩子还经常给王兰花打电话表达感恩之情。
在亲戚朋友们看来，王兰花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用在了帮助别人上，对自己的家人却有太多亏欠。2013年，王兰花的丈夫得了癌症，身体状况迅速恶化，可王兰花却因时常在外“管闲事”，没有太多时间照顾丈夫，有时她匆匆做好饭，就把丈夫一个人留在屋里。
“他性格内向，一辈子不太愿意出门。有天他突然提起，听说这几年吴忠发展很快，想出去看看。那天我正给一名孤儿争取补贴，心想过两天再陪他，结果第二天，他身体和精神状况就不行了。”王兰花眼里噙着泪水说，这是她这辈子最遗憾的事。
一件件好事办在了群众心坎上，王兰花热心小组的名气和规模越来越大，逐渐发展成为王兰花热心小组慈善协会志愿服务队，并受到当地党委、政府的大力支持。如今，以王兰花名字命名的“兰花芬芳”，已成为吴忠市乃至宁夏一个响当当的志愿服务品牌。
据利通区委宣传部介绍，目前，当地以“利通区兰花芬芳志愿服务”为统一活动名称，成立了多级志愿服务队，注册登记志愿者已达8.9万人，志愿服务组织发展呈现出燎原之势。
“以前我一直希望做志愿服务，但迟迟没有实践，直到今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我看到很多小区门口活跃着志愿者的身影，很感动，就加入志愿服务队。”25岁的王兰花热心小组慈善协会志愿服务队队员马晶说。
身边的志愿者越来越多，群众的困难就可能越来越少。“我们个人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火的同时，社会也因有了这些互助的温情而变得越来越和谐。”78岁的裕西社区居民成志说。
新华社银川7月26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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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新发地长途客运站复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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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0-07-27 ） 稿件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要 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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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跨省旅游专列发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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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0-07-27 ） 稿件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要 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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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为政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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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住农业基本盘增添发展底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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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0-07-27 ） 稿件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要 闻 |
仓廪殷实，是国家之福，是百姓之盼。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粮食生产和安全。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吉林考察时强调，“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让农民用最好的技术种出最好的粮食”。
“洪范八政，食为政首。”新华社记者近日在多地粮食主产区看到，稻菽飘香丰收在望，农业生产有序推进。特殊之年，经历疫情考验，面临多重挑战，我国依然牢牢地稳住农业基本盘，以科技为引领的农业现代化建设，正扛起强农兴农重任，为高质量发展增添底气。
农业生产有序推进
在河南周口市淮阳区四通镇时庄村的农田里，一排排玉米站得笔直，长到了齐胸高。80岁的村民时文俊吃过午饭，习惯地坐在田埂旁，看着玉米铆着劲地往上蹿，喜滋滋地说：“长得真不赖，又是个大丰收。”
小暑过、金蝉鸣，从春到夏、从南到北，记者在粮食产区看到一派繁忙景象，开始描摹着金秋丰收的希望。
走进四川眉山市东坡区岷江现代农业示范园区，成片绿油油的水稻长出了高高的个头。这里是好味稻水稻专业合作社的种植基地。合作社理事长李相德说，今年水稻种植面积超过4万亩，现在长势良好，估计又是一个丰收年。在安徽天长市，禾禾生态农业专业合作社的2600亩水稻，还没成熟就已经被订购。合作社理事长平东林说，预计亩产在1300斤左右，顺利完成预期目标。
一望无际的稻田里，无人机在空中作业，和田间劳作的人们相互映衬，俨然一幅优美的“现代农桑图”。在北方的水稻种植大县河北滦南，21.9万亩水稻长势良好。滦南县柏各庄镇百祥谷物种植合作社工作人员周浩田说：“现在正处在水稻生长的关键期，每天公司都要出动十几架无人机进行助农作业，确保夺取大丰收。”
黑土地上铺开着绿色的希望。在黑龙江绥滨县绥滨镇敖来村，村民赵静正在地里忙着“拌肥”。入夏以来雨水增多，水稻进入生长旺盛时期，也是管护的关键时期。赵静说：“今年水稻长得相当不错，我们精心伺候，收成肯定差不了。”
田间生长的是希望，粮仓充盈的是喜悦。
近日，国家统计局网站公布今年全国夏粮生产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夏粮总产量达2856亿斤，比2019年增加了24.2亿斤，增长0.9%，全国夏粮生产再获丰收，产量创历史新高。
河南农业大学教授郭天财说：“夏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第一季，打了一场漂亮仗，格外振奋人心，我们对全年粮食丰收更有信心。”
稳住农业基本盘
仓廪殷实不仅关系着国人的口粮、饭碗，也是国家应对风险挑战的底气。
在河南柘城县袁庄村高标准农田，阡陌纵横、路通渠连，坐在路边轿车里，看着农田，种粮大户张百深感叹着自己的“小幸运”：小麦亩产超过1000斤，西瓜和辣椒长得也不赖，到年底一亩地平均能赚到六七千元，这个数年初的时候想都不敢想。
对于农业生产来说，今年经历了不同一般的风险和挑战。河南省农业农村厅总农艺师王俊忠说，今年春耕春管期间，遭遇新冠肺炎疫情，刚刚迈过倒春寒、病虫害几个坎，一些地区又出现了旱情。然而，即便面对如此不利的环境，今年河南夏粮生产再次迎来丰收：夏粮总产量750.75亿斤，比历史同期最高水平增产1.67亿斤。
克服不利影响，农业稳产、农民增收，离不开农业的现代化建设和抗风险能力的全面提升。
疫情期间，河南将化肥、农药和种子等257家涉农企业纳入重点保供目录，确保春耕农资“不断链”。江苏兴起“云春耕”，往年坐在田间地头和农民聊农事的扬州大学农学院教授朱新开，开了“网络直播”，实时在线为农民群众答疑解惑，指导生产。应对灾害天气，山西建立直通式气象服务，全省4000家粮食生产经营主体能第一时间接收预报、预警和预防信息……
稳定粮食生产，秋粮是大头。全国各地保障秋粮生产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中。
在四川青神县，一场“虫口夺粮保卫战”正在打响。草地贪夜蛾刚一冒头，植保人员就指导农民通过信诱、食诱等方法进行捕捉。在河南西平县，河南农业大学副教授张学林来到农田，给村民讲解玉米“大喇叭口期”如何追氮肥，怎么保证穗大、粒多、粒重。
在黑龙江绥滨县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区内，10架无人机同时升空，开始水稻稻瘟病防控作业演练。绥滨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高级农艺师安百智说，目前已经进入预防水稻穗颈瘟的关键时期，园区内全部采用植保无人机和直升机作业，药剂采用生物农药，5万亩水稻3天内就能完成应急防控。
中国工程院院士、河南省农业科学院院长张新友说，越是面对风险挑战，越要稳住农业这个基本盘，秋粮生产到了关键期，更要做好各种风险应对准备，更好保障农业生产。
新生产方式添底气
生菜、空心菜养分不足需要施肥，西红柿光照太强需要遮阳，草莓区空气湿度不够需要补水……坐在办公室、喝着咖啡，南京科沃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苗珍轻点了几下手机，20多公里外的大棚被“唤醒”，遮阳帘缓缓下降，泵房里面的营养液搅动起来，草莓四周弥漫起水雾……
放眼全国，农业生产在悄然改变，“镐锄镰犁”逐渐退场，智能化的“金戈铁马”走进农田，农业生产越来越有“科技范儿”。
在河南临颍县，5G技术走进了农田。7000亩的5G智慧数字农业种植区里，植入了5G智能土壤传感器和气象检测仪等设备，全天候物联网土地墒情检测、智能水肥药一体化灌溉，可节省化肥农药30%、节水50%、节省人工50%以上，亩均效益提升超过15%。
“提起农业机械，要是还说收割机、拖拉机可就‘过时’了，对于我们来说，卫星才是新农机。”山东齐力新农业服务有限公司经理李朝刚说。李朝刚拿出手机，登录“山东粮丰田间智慧管理平台”，500亩农田的养分数据、长势、产量预估一览无余。公司搭载北斗卫星的无人植保车，作业误差可缩小至厘米级。气象卫星提供的精准数据，还能准确预报局地“小气候”，为农业生产趋利避害提供指导。
机械化、智能化水平不断提高，农业生产劳动强度降低，生产效率、效益却大幅提升。
在河南滑县的“农管家”服务平台上，农民可以手机“下单”，足不出户就能请农业社会化服务企业完成除草、打药、浇水等田间管理。“现代农民脚不沾泥、手不碰水，坐在家里就能迎丰收，这就是农业科技的魅力。”滑县白道口镇种粮大户黄国兴说。
浓浓的“科技范儿”改变着农业，也注入了发展的活力。“三农”越向好，发展布局越主动。越挑越稳的农业现代化“金扁担”，不仅挑来幸福生活，也挑起了高质量发展的底气和希望。（参与记者：孟含琪、陈健、赵久龙、叶婧、王君宝、李继伟、王飞航、姜刚、吴慧珺）新华社北京7月26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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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安天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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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总书记重要讲话指明方向鼓舞信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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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0-07-27 ） 稿件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要 闻 |
“农业现代化，关键是农业科技现代化”“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要突出抓好家庭农场和农民合作社两类农业经营主体发展”……日前，习近平总书记在吉林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在各地干部群众中产生强烈反响，并为下一步工作指明方向，鼓舞基层干部群众信心。
当前，全国防汛进入“七下八上”阶段。各地在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同时，不忘农时，及时帮助农户抢收抢种补种，全力做好农业生产，将灾情影响降到最低。
“农业部门及时为我们送来了种子，还指导我们翻耕补种，心里踏实了。”连日来，湖北省黄冈市黄梅县孔垄镇邢圩村种粮大户陈红军忙着对绝收田块翻耕补种。
陈红军今年承包了100亩农田种水稻，洪灾导致约50亩绝收。头几天，当地农业技术专家给他送去了免费的种子，并现场进行技术指导，帮助他恢复生产，让他看到了希望。
“粮食生产和安全是习近平总书记关心的事，也是我们当前工作的头等大事。在做好防汛救灾的同时，我们要千方百计稳住农业‘基本盘’，守好农村‘战略后院’。”湖北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肖长惜说。
他说，水退人进，为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湖北多地积极开展灾后农业生产自救，及时上足人力、机械，调配农资，启动了救灾种子调运程序，落实“早翻秋”种源350万斤，可补种88万亩左右，还派出专家组，现场指导一些农业新型经营主体开展改种复种。
在江西，各洪涝灾害重灾县正在抓住无雨时段迅速进行早稻抢收，对没有机收条件的倒伏田组织人力进行人工抢收抢割，尽可能减少产量损失。
江西省农业农村厅种植业管理处副处长李明说，本次汛情早稻受灾最为严重，且汛情期间正值早稻收割的关键期，做好早稻抢收抢烘工作是当前防汛救灾、恢复生产生活的重中之重。我们要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抓好晚稻种植，做到水退到哪里，抢种补种就到哪里。
藏粮于地、藏粮于技。
“采取有效措施切实把黑土地这个‘耕地中的大熊猫’保护好、利用好，使之永远造福人民。”习近平总书记在吉林考察时对黑土地保护提出新要求，也让广大农民和农村工作者备受鼓舞。
“总书记的话让我们这些长期扎根在基层、共同为黑土地保护默默工作的科研工作者感到非常振奋。我们要遵循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用养结合、保护为先、科技为主、逐步恢复的策略，不断夯实国家粮食安全基础，推进农业绿色发展。”吉林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院长高强说。
进入7月下旬，吉林省梨树县梨树镇泉眼沟村地里玉米长势良好。当地种粮大户张文迪承包了420公顷玉米地，每公顷产量约2.4万斤，每年向社会供应优质商用玉米1000多万斤。
（下转4版）
（上接1版）他告诉记者，主要通过免耕技术等保护黑土地，秋天将全部玉米秸秆覆盖还田，春天免耕播种或条带耕作后用免耕播种机直接播种，减少土壤风蚀、水蚀，增加土壤有机质含量，玉米长势更好。
“粮食生产的根本在耕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加快高标准农田建设，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也正是我们努力实践的。手中有粮，才能心中不慌。”张文迪说。
食为政首，粮安天下。
广大农民和农村工作者表示，要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吉林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始终把粮食生产放在最重要的战略位置，不断加强粮食生产基础保障能力建设，稳政策、稳面积、稳产量，为端稳中国人自己的饭碗贡献力量。
“庄稼都起来了，挺好！”这些日子，眼见着地里的庄稼长势越来越好，黑龙江省大庆市林甸县玉新玉米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麻玉江终于放下了悬着的一颗心。就在一个月前，合作社还有约20%的地块受涝，部分秧苗枯黄。
麻玉江说，事在人为，村里组织好几台水泵排水，加上最近天气晴朗，算是打了个“翻身仗”，现在玉米长势比去年还好！
“种地有奔头，致富有信心。总书记的嘱托，让大家干劲更足。现在看，只要后期没有大的灾害，肯定还是一个丰收年。我有信心，一定不辜负总书记希望，再接再厉种好粮，把合作社办得更加红火。”他说。（记者齐中熙、孟含琪、杨喆、侯文坤、姜刚、张紫赟、吴慧珺、姚子云、阳建） 新华社北京7月26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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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般的展会，“双循环”的窗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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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第三届进口博览会倒计时100天之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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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0-07-27 ） 稿件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要 闻 |
“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疫情之下，进博会将成为构建“双循环”格局的一扇窗口。通过一系列创新举措，中国将不断放大进博会的溢出和带动效应，给世界带来更多互利共赢的机会。
受疫情冲击，世界经济面临严峻挑战，贸易保护主义持续升温。第三届进博会的如期举办，本身就是一个重大的政策宣示，意义非凡。
很多一流企业对此感受强烈。“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的平均展览面积将比第二届增加14%。更大的展示面积，体现了参展企业对进博会和中国市场的充分认可。”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副局长孙成海表示。
展览规模更大——
第三届进博会企业展规划面积36万平方米，比第二届增加6万平方米。全球企业参展热情不减，签约企业参展面积已达到规划目标，其中，消费品、医疗和服务贸易等三个展区的签约面积已超过规划面积，再现“一位难求”。
德国卡尔克鲁斯焊接技术责任有限公司是一家“百年老店”，公司亚洲地区技术与销售主管希勒说，中国是其在德国之外的第一大市场，企业去年参加第二届进博会收获满满，决定将第三届的参展面积从60平方米扩展到100平方米。
展区设置更优——
第三届进博会结合全球热点和行业发展趋势，新设公共卫生防疫、节能环保、智慧出行和体育用品及赛事等四个专区。
体外膜肺氧合机（ECMO）、呼吸机、防护装备、试剂盒、检测分析仪器、医学影像设备……首次设置的“公共卫生防疫专区”展览面积超过1万平方米，除了集中展示全球防疫新成果，还将举行配套活动，邀请各方共同探讨公共卫生防疫行业的发展趋势。
展商质量更高——
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积极参展，数量已达到往届规模，不少企业将携带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进行“全球首发、中国首展”。
第三届进博会上，美国瓦里安医疗系统公司将带来集成“光学体表影像智能监测系统”的高端直线加速器的亚太首发，以及被用于肝癌介入化疗栓塞、动静脉畸形和血管瘤等的载药微球的中国首发。
不一般的展会，对应的是超常规的筹备。
疫情之下，进博会筹备“步履不停”。从今年2月开始，第三届进博会引入了云报名、云签约、云路演等方式，“非接触方式筹备”让全球企业在云端也可以“屏对屏”交流。
即使是在举办场所国家会展中心（上海）封闭管理期间，这里的深夜依然是灯火通明，在视频会议等信息技术的帮助下，“进博人”以24小时无休的“世界时间”洽谈对接。
在过去的几个月里，全球上千家企业在屏幕前参加了云路演活动，全国各大交易团提前大半年收到了参展商名单，虹桥国际经济论坛高端对话专题活动在上海举行……第三届进博会各项配套活动及准备工作如期进行。
老朋友坚定续约，甚至“一口气签三年”；新朋友纷至沓来，一大批全球巨头宣布将首次参展——疫情挡不住热情，“进博磁力”不降反升。
优衣库母公司日本迅销集团一举拿下1500平方米的展位；历峰集团将携卡地亚、伯爵、江诗丹顿等一批奢侈品品牌集体亮相；法国米其林集团在连续两届观展进博会后，选择继续签约……一大批“新面孔”亮相，进博朋友圈不断拓展。
他们看中的是“进博平台”上的首秀效应。
欧莱雅中国总裁兼CEO费博瑞介绍：“今年，欧莱雅不仅将带去新产品，还将展示美妆科技转型的新技术，以及瞄准可持续发展的更多绿色应用。”
他们看中的是“进博窗口”里的消费潜力。
在国家会展中心（上海）一街之隔的进口博览会“6天+365天”常年展示交易服务平台——绿地全球商品贸易港里，进博展品“变身”成为进入千家万户的商品。
“从海外到上海，从上海走向全国各地，这就是进博会的溢出效应。”绿地全球商品贸易港集团总经理薛迎杰说，贸易港带着进博商品不断走向全国更多城市，目前已经在哈尔滨、西安、贵阳、成都、昆明、宁波等地布点，进博效应加速辐射全国。
他们看中的是“进博纽带”中的抗疫合作。
26日，第三届进博会参展商联盟首次成立公共卫生防疫专委会，一批“进博企业”开启携手抗疫模式。
第三届进博会公共卫生防疫专委会副会长单位雅培快速诊断业务大中华区总经理仇建平说，下一步，雅培会携手更多行业伙伴，探索新的解决方案和合作模式，助力中国以及全世界抗击新冠肺炎疫情。“雅培将在600平方米的展位上展示涵盖生命各阶段的创新产品和解决方案，并亮相首次设置的公共卫生防疫专区。”
参展企业热情十足，主办方回应诚意满满。一揽子保障工作已经启动，一系列创新措施正在推出，助力全球展商更好发掘中国机遇。
作为举办地，上海将持续在“好”字上做文章，在“精”字上下功夫，进一步推进服务保障的机制化、精细化、智慧化。根据疫情形势，上海正在研究制定境外参展参会人员入境“快捷通道”方案。同时，也将更加注重线上线下融合，积极探索“云展览”“云端论坛”等新模式。
海关总署口岸监管司副司长党晓红介绍，在延续往届进博会支持措施的基础上，第三届进博会将新增税款保证保险担保和展品转特殊监管区开展跨境电商的便利措施，加速实现“展品变商品”。
为全球经济注入新动能
面对疫情冲击，我国不断破题“国内国际双循环”格局，进博会就是最重要的窗口之一。在稳住中国经济基本盘的同时，也为全球经济注入新动能。
“在今年疫情背景下，举办第三届进博会，继续扩大进口，坚持对外开放，充分体现了中国负责任的大国担当，对全球经济恢复增长、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具有特殊重大意义。”上海市政府副秘书长、进博会城市服务保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尚玉英说。
贸易促投资加速落地。资生堂、达能、勃林格殷格翰等先后宣布在上海建设研发中心，松下在浙江和广东连续启动两个新工厂……疫情下，“进博承诺”依然不变，给外资企业吃下了“定心丸”。
“进博会是一颗‘定心丸’，给予我们继续扎根中国发展的强烈信心，现在，我们进口的不仅仅是产品，而是整条生产线。”瓦里安全球资深副总裁兼大中华区总裁张晓说，企业在疫情期间仍加码投资中国，第二届进博会上展出的高端直线加速器生产线今年3月正式落地，北京成为瓦里安在全球最全产品线的研发和生产基地。
贸易扩消费新招迭出。今年受疫情影响，不少参展商对进博会更为看重，也改变了参展策略。在绿地全球商品贸易港，南非进口馆把即将在第三届进博会上展示的新品——南非牛肉放在馆内展示，引来消费者驻足。
在前不久举行的上海“五五购物节”上，这款南非牛肉已售出1.2万份。南非进口馆负责人王军玲认为，这种方式能帮助南非商品以更低成本和更高效率打入中国市场。
更多的溢出效应还将加速落地。国家会展中心（上海）附近的虹桥商务区保税物流中心里，意大利的葡萄酒、比利时的冰激凌、希腊的橄榄油等一大批进博展品已经提前进关。上海虹桥国际进口商品展销有限公司总经理蔡军说，以前展商只能小批量空运商品参展，参展后还需要退运出境，如今能以大批量的贸易形式先行来到保税物流中心，在参展完成后变身商品。
“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常态化的新形势下，全球经贸发展的不确定性和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不稳定性明显提升，需要各国共同努力，推动更大的开放和更好的合作。”世界经济论坛大中华区首席代表艾德维说。
上海WTO事务咨询中心理事长王新奎认为，云集了全球企业的进博会，能够很好地扮演全球供应链“稳定器”的作用，助力世界经济恢复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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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穿美国“三无”政客的真面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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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0-07-27 ） 稿件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要 闻 |
形容一个人行为的恶劣，常用这样一句话：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他做不出来。这句话现在放在一些美国政客的头上，再合适不过了。一段时间以来，这些美国政客，无论是为人还是为政，一再在“秀下限”的路上狂奔，卖力地向世人展示他们的“三无”形象。
他们做人失德无底线。“做人要诚实”，是小学生都知道的原则，然而撒谎、欺骗却成为这些美国政客的家常便饭。为了甩脱美国国内对其抗疫不力等问题的指责，为了实现遏制中国发展的目的，他们不知疲倦地编造种种谎言转移视线，恶意丑化中国，误导国际舆论。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日前发表涉华讲话，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制度进行疯狂攻击，对中国内外政策进行无端指责，其言论罔顾事实、颠倒黑白，是美国政府高官近期密集炮制涉华政治谎言的“大杂烩”，是美政客撒谎成性的“新巅峰”。“言而有信”是一个人立身之本，也是国际关系中应当遵守的原则，然而蓬佩奥等美国政客却视信用为粪土——他们高调承诺要对其他国家抗疫进行援助，到头来却多是口惠而实不至，甚至就是一张张“空头支票”。为追求政治利益，这些美国政客不顾做人起码的道德，实施强硬的移民政策获取右翼选民支持。
他们为政荒谬无下限。他们把强权当作公理，视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准则为无物，以莫须有的理由要求他国限时关闭驻美领事馆，令国际社会愕然。他们无视本国民众的生命和健康，打压科学界人士，用谎言和反智言行误导民众，导致美国创下全球感染病例和死亡病例数量“双第一”。他们甩锅抗疫不力责任，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却大言不惭自称美国是“全球抗疫的领导者”。
他们搞乱世界无极限。截留欧洲国家的抗疫物资，企图独占他国新冠疫苗研究成果，霸道做法令国际社会瞠目结舌，被德国舆论斥为“海盗行为”。在全球治理业已存在巨大赤字的情况下，作为最大发达国家的美国，放弃承担应负的国际责任，一再退群毁约，令许多事关全球福祉的议题得不到有效应对，令国际社会忧心、寒心。蓬佩奥等政客还不遗余力煽动建立所谓“反华联盟”。他们的行径撕裂国际社会，加剧国际紧张局势，多国明确对美方做法表示反对。
无底线、无下限、无极限——“三无”美国政客已把自身钉在历史与人心的耻辱柱上。然而人心不可欺，人间正道不可违。美国许多网民留言表示，对这些美国政客的所作所为“感到羞耻”。他们任性透支美国外交信用，令许多主流舆论感到忧虑，《华盛顿邮报》批评美国一些政客“在外交政策上已毫无诚信可言”。国际舆论也普遍认识到，美国政客将疫情政治化的做法是为了自己的政治算计。越来越多的西方国家人士也认识到，美政客频繁拿中国说事和制造谣言，只是为了掩盖自己抗疫的过失，“将美国人的愤怒转嫁给中国”。
“三无”美国政客令美国蒙羞。与他们声称的“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口号相反，世界最大发达国家的信誉，在这些政客的操弄下一再透支，令人失望。 新华社北京7月26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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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检察机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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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半年起诉四千余件妨害疫情防控犯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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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0-07-27 ） 稿件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要 闻 |
最高检有关负责人介绍，在起诉的案件中，制售假冒伪劣防疫物资犯罪，虚假销售防疫物资的诈骗犯罪，哄抬防疫物资、生产物资、民生物资价格犯罪等较为突出。
据介绍，最高检联合最高法等发布指导意见，明确将制假售假等9类犯罪作为打击重点，维护疫情防控社会秩序；联合公安部发布了“依法严惩哄抬物价犯罪典型案例”，严正警示不法分子；针对一些地方连续发生扰医伤医事件，会同国家卫健委等发布通知，及时发布相关典型案例，严惩7类涉医犯罪。
记者了解到，为助力企业尽快恢复生产经营，检察机关优化办案方式，切实加快办案进度，注重提升退回补充侦查工作质量，有效缩减了诉讼环节和办案周期。上半年，全国检察机关共提前介入涉疫案件6289件，占受理涉疫审查起诉案件的92.8%；提起公诉的犯罪案件，适用简易程序审结177394件，适用速裁程序77649件；办理审查起诉案件的退查数同比下降21.3%，延长审限数同比下降28.4%；自行补充侦查5222件，与去年同期相比上升8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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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直招士官工作8月1日正式开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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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0-07-27 ） 稿件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要 闻 |
今年直招士官涵盖计算机、自动化、机械等64类270余个军地通用专业，重点加大无人机、航海、航空航天、电子信息、小语种等专业招收力度，招收规模相比去年增加近2000人。
今年直招士官工作与义务兵征集同步组织实施，8月1日开始，9月30日结束。应征青年可以通过全国征兵网（网址：http：//www.gfbzb.gov.cn）查询直招士官条件和各地招收专业分布情况，符合专业范围和招收条件的在线提交报名信息，并根据应征地兵役机关统一要求，参加体格检查、政治考核等后续招收工作。因招收专业和计划限制未能被招收为士官的合格青年，可以参加义务兵征集，服义务兵役期满选取为士官时，在普通高等学校按规定学制就读的年数视同服役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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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相关调查报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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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众对政府信任度达9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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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0-07-27 ） 稿件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要 闻 |
这份调查报告是对今年1月发布的《2020年信任度调查报告》的更新，涉及加拿大、中国、法国、德国、印度、日本、墨西哥、沙特阿拉伯、韩国、英国和美国等11国，每国采集1200名民众意见。按照爱德曼公司的计算方法，信任度1%至49%被认定为“不信任”，50%至59%为“中立”，60%至100%为“信任”。
这份调查同时显示，美国民众对本国政府信任度较1月时上升9个百分点，但仍只有48%，在受访国中列倒数第二。美国共和党选民比民主党选民更信任联邦政府；在联邦政府与地方政府中，两党选民都更信任地方政府。
从全球整体情况看，民众对政府信任度达65%，较1月时上升11个百分点。与非政府组织、企业和媒体相比，政府在疫情期间更受民众信任。67%民众认为，疫情之下政府应更注重保护民众生命安全。
爱德曼公司首席执行官理查德·爱德曼说，民众在面临空前的健康和经济危机时，期待政府彰显领导力并给予他们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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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呼吸医学中心成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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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0-07-27 ） 稿件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要 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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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日，国家呼吸医学中心在北京中日友好医院揭牌，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院校长王辰院士担任中心主任。
新华社记者张玉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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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连续第五天单日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破百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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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区政务司司长：形势严峻 全力抗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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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0-07-27 ） 稿件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要 闻 |
特区政府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介绍，在当天新增的本地感染病例中，有35例目前找不到感染源头，仍在调查中。有68例病例与此前相关感染群组有关，其中大部分为家庭或朋友聚会感染群组。新增的25例输入个案主要涉及海员和外佣。
特区政府此前将一名检测结果呈阴性的人士误报为确诊病例，随后修正了香港累计报告病例。因此，截至26日，香港累计报告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633例，18例死亡。
特区政府食物及卫生局副局长徐德义表示，近期疫情持续严峻，留意到部分确诊人士在不同时间去过不同地方，也邀请亲戚朋友到家中聚会，希望市民暂停相关活动，呼吁老人及长期病患人士避免外出。
据新华社香港7月26日电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张建宗26日表示，香港新冠肺炎疫情形势持续严峻，若疫情转坏，特区政府将果断采取更严厉管控措施，进一步限制经营场所营业和减少市民外出空间。但现阶段特区政府无意推出“居家令”或“禁足令”限制市民外出。
张建宗当日发表题为《形势严峻 全力抗疫》的网志。他表示，这一波疫情是半年以来最严峻的，未来两星期将会十分关键，要尽力防止病毒在社区进一步扩散。除了特区政府采取必要措施之外，市民自律和配合也非常重要。
他表示，中央一直十分关心香港疫情变化及支持特区政府防疫抗疫工作，并积极回应行政长官最新要求，在加大检测能力和改装亚洲国际博览馆为类似“方舱医院”的工作上提供协助。
张建宗表示，特区政府为特定高风险群组，即安老院舍、残疾院舍及护养院员工、餐厅员工、出租车司机和物业管理员工提供的免费病毒检测已全面展开，涉及人数多达40万。他十分关注出现在安老院舍的感染个案，特区政府已为安老院舍院友安排特定的临时检疫中心。
香港目前共有四个正在运作的隔离检疫中心，共提供约2600间隔离房。此外，特区政府于24日重新启用位于香港岛的鲤鱼门公园度假村作为社区隔离设施，用于收治50岁以下有独立自理能力的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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鲲龙“入海” 试飞护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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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鲲龙”AG600海上首飞背后的试飞故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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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0-07-27 ） 稿件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新闻纵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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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蔡馨逸、毛海峰
7月26日上午，国产大型水陆两栖飞机“鲲龙”AG600如蛟龙入海般划开海面，激起浪花翻涌。在海上完成机身回转、调整方向，旋即重新加速、机头上昂，又如鲲鹏上天一般腾空而起……AG600飞机在山东青岛团岛附近海域成功实现海上首飞。
作为国家应急体系的“空中利器”，水陆两栖大飞机“鲲龙”AG600，是为满足我国森林灭火和水上救援的迫切需要，首次研制的大型特种用途民用飞机。AG600飞机与C919、运-20并称国产大飞机“三剑客”，是我国航空工业坚持自主创新取得的又一重大科技成果。
2017年12月24日，AG600飞机在诞生地广东珠海顺利陆上首飞；2018年10月20日，在湖北荆门漳河机场成功水上首飞。“海上首飞是在水上首飞基础上取得的进步，推动了AG600飞机的适航取证工作，将加快填补我国森林灭火和海上救援体系空白。”AG600型号试飞总师王诚华说。
一款飞机从总装完毕到交付使用要经过数年的试飞工作，才能使飞机处于最稳定的飞行状态，保证飞机飞行结果的准确科学。在欧美航空工业发达国家，试飞周期和研制周期是1：1的关系。
试飞AG600是我国首次对水陆两栖大飞机进行全面、完整、系统地试飞，是完善我国试飞体系的里程碑。
水上飞机曾在20世纪20年代至50年代末独领风骚。那时飞机稳定性相对较差，陆上机场不多且跑道状况不佳，给不需要借助起落架及陆地就能完成起降的水上飞机提供了良好发展空间。1976年，新中国第一型自主研发水上反潜轰炸机水轰-5首飞成功，在没有专职水上飞机试飞员的情况下由海军组成团队完成试飞。
在经过40多年空档期后，我国再次研发水陆两栖大飞机，试飞任务落在航空工业试飞中心的肩上。
“没做过不代表做不成。”在“中国试飞国家队”航空工业试飞中心60余年的发展历程中，实现了诸多从0到1的突破，靠着“忠诚担当、求实创新、公正严细、坚韧勇毅”的试飞精神，从军机、民机再到特种用途民用飞机实现了中国航空试飞技术的跨越发展，为中国之翼翱翔天际保驾护航。
开车、滑出、起飞……在试飞机长赵生操作下，AG600飞机成功从海面踏浪而起。作为AG600飞机水上首飞的机长，赵生已经多次驾驶飞机与水面“亲密接触”，可为了这次海上首飞，他和试飞团队6月26日就到了山东日照按照海上首飞的要求进行熟悉空域气象、水文等准备。
“海上试飞环境复杂、不确定因素多，比水上试飞又上升了一个难度，需要克服海水密度大、洋流、浪涌等特殊自然条件对飞机操纵带来的影响。”赵生说，“如果说陆上起降是在普通平路上骑车，那在海上起降就像是在结冰的路面骑车一样，反应、决策和各种操纵都必须非常及时。”
从事试飞工作25年的陈明参与了AG600飞机陆上首飞和水上首飞。在他看来，试飞员要做的是通过自己的技术把飞机所有的能力展现出来，并对飞机是否能够完成它应该承担的各项任务进行评估。“这要求飞行员具备学习能力、评估能力和沟通能力。”
面对全新的水陆两栖大飞机，试飞员们首先要做的就是学习，可当时国内在技术和设备上都不具备水上试飞的培训条件。实际上，目前世界上研发水陆两栖大飞机的只有加拿大、俄罗斯、日本等国家。经过对教学条件、技术水平、机型匹配度等多方面权衡，试飞项目团队最终选择了加拿大的试飞学校。
2015年，在AG600飞机还没有总装下线时，试飞项目团队的部分队员就登上了前往加拿大的飞机。4个月的培训为试飞员和科研团队开启了水上试飞的大门。初次接触国外先进水上试飞理论、水上适航专用条件、水上驾驶技术的试飞团队队员如海绵一样，迅速吸收各种知识，将所学和收集到的资料编纂成500多页的《水上飞机试飞译文资料汇编》，对国内水上飞机试飞技术的研究有重要指导意义。
与此同时，为陆上首飞进行的各项试飞准备也紧锣密鼓地进行。作为全新设计的大飞机，在AG600飞行模拟器尚未研制成功期间，试飞员选用与AG600飞机一样有着四台涡轮螺旋桨发动机且大小、重量相近的运-8作为替代，实施模拟飞行训练。
经过一年多的准备、30多小时的模拟飞行训练，2017年12月24日上午，由机长赵生、副驾驶陈明、机械师魏鹏和监控观察员孙康宁组成的首飞机组，驾驶AG600飞机腾空而起，在珠海机场西南3000米高度规定的空域内平稳飞行64分钟，完成了飞机各系统和基本操纵特性初步检查、模拟着陆等预定试飞科目，圆满完成了陆上首飞任务。
“水上试飞比陆上试飞面临更大风险。”陈明说，水上起降不仅要考虑水面环境的影响，对飞机姿态和速度的掌控也要比陆上操作精细许多，要想获得完美的着水，飞机俯仰角控制只能在两三度的范围内调整。掌握不好飞机就会像打水漂一样在水面上跳跃，跳跃又很可能使飞机进入低高度失速。在前期试飞基础上，飞行机组在荆门漳河水库上进行10余架次的低、中、高速滑行，熟悉并掌握AG600飞机的水上滑行及起降特性。
陆上首飞一年后，2018年10月20日，AG600飞机在荆门漳河机场滑行入水，随即从水面腾空而起，完成既定一系列试飞科目后，成功经受了水上首飞的考验。
“海上试飞是一次挑战。但同时，无论是对于试飞员还是对于我国试飞体系来说，海上首飞更是一次提升海上试飞技术、积累水上飞机试飞经验的重要契机。”赵生说。
2020年7月26日10时49分许，AG600飞机在完成一系列既定试飞科目后顺利返回出发机场。伴随着《歌唱祖国》的旋律，飞机通过欢迎水门，机长赵生报告顺利完成首次海上起降科研试飞任务。
在1000多公里外的航空工业试飞中心里，参与AG600飞机试飞项目的飞机所、发动机所、航电所、测试所、改装部和机务部成员彼此拥抱庆贺。
试飞是一个系统工程。如果将它比作一出舞台剧，试飞机组就是台前的演员，而飞机平台、发动机、航电、测试改装、机务、飞行组织系统及型号办等团队相当于灯光、道具、舞美，台前幕后缺一不可。
作为“总导演”，王诚华曾经在歼10、歼11、L-15、ARJ21-700等多个机型的试飞取证工作中担任主管或副总师。王诚华说，航空工业试飞中心最初承担的是军机的试飞取证工作，随着我国民用航空事业的发展，从新舟60到新舟600再到ARJ21-700，逐步形成了民机适航取证的完整体系。“但以往的试飞和适航取证体系都是针对陆上试飞，在AG600飞机以前航空工业试飞中心水上试飞可以说是一片空白。”
“填补空白”的重任，在王诚华、吴春麟、朱海龙、董巍组成的试飞总师团队指挥下，由一支精兵强将组成的“拓荒部队”挑起：试飞员陈明，有着6000多小时的试飞经验；飞机所课题主管郗超，是技术扎实、头脑灵活的“80后”，发动机所课题主管马争胜，在发动机试飞领域耕耘20余年；航点所课题主管赵俊茹，拥有着丰富的军民机试飞经验；改装工程师张波，做得多、说得少，不断追求技术创新……
2014年，AG600飞机试飞项目正式启动，赴加拿大培训、编制试飞相关技术文件、实施水上性能/操稳特性和任务系统试飞技术研究的预研项目，各项工作紧锣密鼓地进行。其中，预研项目涉及水上起降试飞技术研究、抗浪指标研究、救援/灭火任务系统试飞技术研究、水面测试技术研究等多项水上试飞关键技术，取得的成果成为我国开展水上试飞的奠基石。
适航取证试飞首先需要确定飞机适用的条款规章，AG600飞机水上试飞工作填补了我国民机适航审定试飞体系中水上试飞的多项空白。
“我国此前没有诸如水面最小操作速度、离水速度等规章要求。”郗超说，为了这次AG600飞机试飞工作，项目团队在对水上飞机飞行特点以及中国民用航空规章深入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国外培训经验，推荐制定了包括水面最小操纵速度、水面起飞航迹等在内的多项专用条件，目前这些专用条件已经获得局方的批准，可以说这些研究为AG600飞机水上试飞提供了“法律”依据。
“在明确了飞机需遵循的适航标准后，如何验证飞机与条款规章之间的符合性是另一重要的工作。”郗超说，为此项目团队在搜集大量国内外资料的基础上，在仿真模拟和水洞试验结果总结的基础上，完成了水面试飞各个科目的试飞方法研究，为AG600飞机水上试飞提供了技术支撑。
在试飞过程中，团队还不断提出合理化改善意见，帮助AG600飞机更好地实现预期目标。
据马争胜介绍，AG600飞机采用的国产涡轮螺旋桨发动机，是目前我国经过民用飞机取证且稳定性较好的一款发动机，但该款发动机并不是专为水陆两栖大飞机设计的。“针对水上和海上环境，在试飞过程中，要不断完善飞机的防腐蚀、防盐雾功能。”
2018年，项目团队在珠海进行陆上试飞时，飞机的2号发动机意外发生空中停车。随后在王诚华总师的带领下，项目团队第一时间展开对数据的分析，课题主管郗超首先发现发动机运行参数“似乎”一切正常，然而对停车前后数据仔细研究后判定是发动机的顺桨信号引发的停车现象。在经过对故障树详细分析后，最终发现空中停车故障是由于扭矩传感器出现锈蚀而导致发动机意外发出顺桨信号而导致。
“珠海空气湿度大、盐度高，对发动机造成了一定影响。这就是使用环境发生变化带来的新问题，”马争胜说，“在试飞过程中，要不断发现新问题，排除各种使用条件下可能产生的安全隐患。”
国产水陆两栖大飞机AG600的成功完成陆上、水上、海上首飞，实现了水上和海上试飞体系从0到1的突破。这是AG600飞机迈向交付使用的一大步，也是成为我国试飞领域里程碑式的实践。“接下来，我们还将和研发团队共同完成投给水改装、任务系统验证等工作，让AG600早日承担起灭火和救援的任务。”王诚华说。
国产水陆两栖大飞机AG600试飞，是航空工业试飞中心接受的众多挑战之一。“作为’国家级飞行试验平台’，没做过不代表做不到，反而更要做好。”陈明说。
支撑陈明有如此底气的是我国试飞事业60多年的经验积累。
61年前，一群年龄不到30岁的年轻人，在一片荒芜中，开启了我国的试飞事业。1959年4月15日成立的飞行研究院（现改称航空工业试飞中心），使我国成为当时继美、苏、英、法之后，第五个拥有设计、制造、试飞这一完整航空工业链的国家。
当时，无论是飞行研究院的生活条件、飞行试验条件都是“一穷二白”。一口开掘于上世纪50年代初、深80多米的水井，直到2007年还是飞行研究院主要水源地。试飞时，几十个极其原始的测控设备自记器把原本就局促的驾驶舱塞得满满当当，试飞员在驾驶舱里行动十分不便，双腿常被自记器蹭破皮。
在这样的条件下，国家级的试飞体系一点一滴地建立起来。随着新机型试飞项目越来越多，对飞行试验的仪器、设备、设施和试飞员素质的要求越来越高。
1994年，旨在培养硕士试飞员的中国试飞员学院正式成立。ARJ21-700飞机的首席试飞员赵鹏就是中国试飞员学院首届硕士毕业生。2008年11月28日，赵鹏作为试飞机组机长驾驶着我国首架ARJ21-700在上海首飞成功。
2002年立项的ARJ21-700飞机，是21世纪我国立项的第一个民用飞机项目，被看作国产大飞机的影子工程。同时，ARJ21-700飞机也是我国首次与美国双边适航谈判的项目，完全参照美国飞机安全和技术标准进行试飞。
“美国人不信任中国人的试飞能力，ARJ21-700飞机能否试飞过关已关系着国际航空工业界对中国人飞机试飞能力的评价。”ARJ21-700飞机的试飞总师赵杰说。在这种情况下，赵杰和试飞团队已没有其他想法，只有豁出去干了。
在试飞最艰苦、最紧张的时候，赵杰在办公室睡了两个冬天，日夜指挥着试飞团队加快试飞进程。由于很多试飞课目都是第一次进行，不少试飞大纲都是第一次编写，加上中国民航局审查组要求100％试飞课目抽查，ARJ21-700飞机试飞的工作量约为波音、空客试飞工作量的两到三倍，是国内外所有民机试飞工作量最大的一个项目。2013年，民机试飞的所有关键技术终于取得突破。
“拿下ARJ21-700飞机的试飞，我们做民用大飞机的试飞就会水到渠成。”正如赵杰所说，ARJ21-700的试飞工作让我国民机的试飞技术上升到与波音、空客处于一个量级水平，并建立了一支高素质的民机试飞队伍。
AG600飞机试飞团队的大部分骨干人员都经历过ARJ21-700飞机项目的锻炼。成功完成ARJ21-700飞机的试飞，从无到有构建起民机试飞体系，让试飞团队在试飞技术、心理抗压能力和自信心方面都有了质的提升。同时，ARJ21-700飞机包括最小离地速度试飞、最大能量刹车试飞、最大抗侧风能力试飞以及溅水试验在内的多项风险科目基本上都会用到AG600飞机的试飞工作中。
试飞铺就通天路。60多年的试飞发展历程证明，健全的适航审定试飞体系可以有力促进民用航空工业发展，反之，则会成为民用航空工业发展的掣肘。目前，我国已经形成先建模型（预测性试飞评估）再飞行最后根据飞行数据验证模型的数字化、智慧化试飞模式，大幅提升试飞效率，紧追世界先进试飞水平。
与此同时，一批名校毕业的年轻试飞员正在专业培养体系中不断精进技术。1989年出生的蒋丹丹从西北工业大学硕士毕业后，经过5年多的培训，成为我国首位民机女试飞员，已经参与过C919大型客机的科研试飞任务。在AG600飞机下一阶段的试飞任务中，蒋丹丹也将成为团队中的一员。
“我赶上了一个好的时代，一参加工作就能参与到国产大飞机的试飞研制中。”蒋丹丹说，“这是所有中国航空人的一个美好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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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下海的飞机 能上天的航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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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鲲龙”海上首飞三大看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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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0-07-27 ） 稿件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新闻纵深 |
中国自主研制的大型水陆两栖飞机“鲲龙”AG600，26日在山东青岛团岛海域成功实现海上首飞。
作为中国“大飞机家族”的一员和国内首次研制的大型特种用途民用飞机，AG600飞机是构建国家应急救援体系的一块重要拼图。海上首飞的成功，为它尽快投身一线实用奠定坚实基础。
7月26日9时许，山东日照山字河机场上，“鲲龙”AG600静待起飞指令。
“按计划执行海上首飞。”随着清晰洪亮的放飞指令，飞机的4台国产发动机动力全开。蓝白色相间的机身徐徐滑行，速度越来越快。飞机随即腾空而起，向着试验海域飞去。
抵达青岛团岛海域的AG600飞机，逐渐降低飞行高度，V字造型的船型机腹离海面越来越近，10时14分许平稳降落在海面。约4分钟后，首飞机组操作飞机逐步回转机身、调整机头方向。AG600飞机又开始加速、机头上昂、再度腾空，飞向出发机场。随着AG600飞机平稳降落在日照山字河机场，海上首飞取得圆满成功。
2018年10月20日，AG600飞机在湖北荆门漳河机场实现水上首飞。645天后的海上首飞，让“鲲龙”迈过一个重大里程碑节点。
航空工业集团副总经理陈元先说，在海面起降过程中，AG600飞机表现得非常平稳，甚至超出了之前的预期。“我们国家幅员辽阔，森林覆盖率越来越高，海岸线漫长、岛屿众多，对大型水陆两栖飞机有着迫切需求。”
“成功完成海上首飞，标志着我们向项目研制成功又迈出关键一步。”航空工业集团总经理罗荣怀表示，作为一型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大型水陆两栖飞机，AG600飞机将填补我国民用航空器和应急救援、自然灾害防治重大航空装备空白。
AG600飞机此前既已取得水上首飞的成功，为何此次还要进行海上首飞？对公众关心的这一热点话题，业内人士进行了解答。
两次首飞的“水”不同。航空工业AG600副总设计师、航空工业通飞珠海基地试飞中心主任刘颖说，与内陆水面相比，海水盐度、密度和风浪都有很大不同。“譬如海水密度大、湖水密度小，在同等飞行条件下，飞机在水中受到的浮力和起飞时需要克服的阻力并不相同。”刘颖表示，海水对飞机的反作用力会更大，直观体现为飞行机组会感觉海水“偏硬”一些。
执行任务的首飞机组视觉感受和操纵要求不同。海面较湖面更为开阔，飞行员在降落时选择参考点不如湖面容易。“海上试飞要求机组全面考虑风向、风速、洋流和浪涌，以及高温、高湿、高盐环境的综合影响。”首飞机组机长赵生说，飞行员只能基于对飞机飞行特性充分了解后，通过丰富经验来决定海上降落路径。同时依靠飞行员的细心而又准确的操纵，保证飞机起降过程中保持运动状态稳定。
飞机的验证任务和使用环境不同。航空工业通飞珠海基地研发中心总体部副部长程志航说，水上首飞主要是验证飞机各系统在水面的工作情况，并初步检查飞机水面起降操稳特性及性能，为后续飞机用于森林灭火和自然灾害防治体系建设提供支持。
“海上首飞重点检验飞机喷溅特性、抗浪性、加速特性和水面操纵特性，检查飞机各系统在海洋环境中的工作情况，并收集海上飞行数据，为后续相关工作提供支撑。”程志航说，海面起降过程中，由于浪涌的波动起伏更大，更容易导致飞机发生上下颠簸和摇摆。相比来说，海上首飞需要克服更多技术难题。
2009年立项的AG600飞机，经历了2017年陆上首飞、2018年水上首飞、2020年海上首飞后，研制进程进入了新的阶段。这样的三试三捷，得来颇为不易。
今年本是AG600项目研制的攻坚年，也是实现项目总目标的关键年。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打乱了项目研制的节奏。受疫情影响，位于湖北荆门的漳河机场一度处于封闭状态，AG600飞机的维护工作一再延后，海上首飞前的试飞科目无法如期开展。
作为“大飞机家族”一员，AG600飞机凝聚着全国20个省市、150多家企事业单位、10余所高校数以万计科研人员的汗水与智慧。为把失去的时间抢回来，各项目研制相关方紧急调动起来。
在珠海市、荆门市、青岛市、日照市支持下，多支队伍采取“点对点”包车的形式，顺利奔赴科研试飞及海上首飞试验现场。经过56个昼夜奋斗攻坚，6月26日AG600飞机顺利转场日照山字河机场，全面进入海上试验、试飞阶段。
“今年确定了AG600要完成海上首飞等总目标。后续项目研制全线将全力以赴加快研制进度。”陈元先表示，AG600项目将开展灭火型试验，计划2023年完成灭火型研制，并尽早投入使用。 （记者萧海川、胡喆、张力元）
新华社青岛7月26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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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60条生命·166面党旗·77座庄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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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阜阳沿淮行蓄洪区启用背后的“三组数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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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0-07-27 ） 稿件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防汛抗洪 |
“洼”，意为“凹陷的地方”。
蒙洼，是“千里淮河第一闸”王家坝闸下的第一个行蓄洪区。这里的19.5万名百姓，绝大多数居住在距地面超过30米的庄台上，但有2017人在地面生产生活。
20日8时30分许，王家坝闸水位持续上涨，高达29.75米，距闸顶仅一指。面对淮北大堤、两淮煤炭基地、津浦铁路及淮河中下游大中城市、工矿企业、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启用行蓄洪区，到了不得不作出选择的时候。
大汛下的决策，需要科学、超前。
15日、18日、19日，阜阳市委主要负责同志多次到王家坝闸、淮河大堤、淮河分洪道等地，现场查勘雨情汛情灾情，根据对淮河水位的研判，提出“从最不利情况出发，做好最充分准备”。
19日晚，阜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当机立断，组织蓄洪区非安全区群众转移，在分洪前确保人民生命安全。
蓄洪前夜，一场仅有7个多小时转移时间、涉及2017条生命的大转移在蒙洼展开。
阜南县曹集镇东郢村村民郑明山担心养殖的100多头肉牛转移后没草料，村党支部书记梁俊生就帮他把牛赶到附近庄台上的晒场，组织搭设简易牛棚，就近从秸秆堆场转移草料，确保一个月储量。
梁俊生是一支由千余名县直机关、镇村干部组成的搬家队伍中的一员。
支援群众转移的县人民法院60多名干部，来时穿着制服，走时光着膀子……
凌晨3时，阜南县2017人完成转移。5时，颍上县843人完成转移。
3个半小时后，王家坝闸开闸分洪。4小时后，颍上县南润段行洪区、邱家湖行蓄洪区、姜唐湖行蓄洪区也相继启用。
洪水中，曹集镇西田坡庄台，阜南县行政执法局工会主席陈晓亮正帮着把一位患病的老人送上冲锋舟，前往镇上的医院治疗。
蓄洪后，阜南在蒙洼131个庄台、6个保庄圩设立临时党支部，133名县直机关科级党员干部、后备干部进驻，担任党支部书记，负责防汛救灾抢险、保障群众生活。陈晓亮是西田坡庄台的临时党支部书记。“我们要一直工作到洪水彻底退下去。”陈晓亮说。
临时党支部门外张贴着《防汛抢险知识明白纸》《蒙洼蓄洪期间群众安全“十注意”》。阜南县委书记崔黎说，驻村干部还打开大喇叭，用方言向全庄台一遍遍广播抗洪抢险安全知识。
“把支部建在离群众最近的地方，群众有啥事都可以跟支部讲。”崔黎说。
哪里容易出现险情，支部就建在哪里。王家坝保庄圩的出水口是整个圩最低洼的地方，也距离圩坝最近。“如果内涝或渗水，这里能第一时间发现，大伙一致决定把支部设在这里。”王家坝保庄圩临时党支部副书记王振喜说。
颍上，87名县直机关党员干部进驻3个行蓄洪区的22个庄台、7个保庄圩，成立临时党支部，在最前线开展防汛救灾。
有针对性地开展救灾，需要数据参考。为此，临时党支部还摸排居民信息、需求、损失情况，为救灾提供科学的依据。
沿淮蓄洪区特有的庄台，是20世纪50年代百姓为避免被洪水淹，就近取土筑起的高台。
早年的庄台建设简陋，空间狭小，抬头就是一线天。“人挤人、房挨房，上了一户人家楼顶，可以把整个庄台走遍。”村民回忆说。
为改变人口过于拥挤的状况，淮河2003年大水后，国家支持安徽淮河行蓄洪区居民迁建，推出购房补贴、帮助找工作等政策措施，鼓励庄台居民外迁，仅蒙洼就迁走了3万多人，腾出了空间。
为改善生存环境，阜阳从2018年开始，把庄台改造整治作为脱贫攻坚的一项重要工作，加高加固，拓宽、硬化道路，建设给排水和污水处理设施。
记者看到，干净整洁的庄台小广场上，老人们端着碗吃饭，孩童们在嬉戏。驻村干部忙着把政府配给、社会募捐的方便食品、蔬菜等生活物资发放到各户，驻村医生正准备进行防疫消杀……
“今天的安稳，就是庄台改造整治的结果。”阜南县委副书记陈建华说。
在蒙洼，77个庄台被洪水围绕。不过，老人患病求医，孩子进城考试，紧急事情外出，生活物资运送，只要打个电话，就有冲锋舟接送。
为让蓄洪区群众生活得到更完善的保障、生产救灾更稳步推进，阜阳市多措并举，全力确保人员安全、确保堤圩安全、确保生活必需、确保稳定脱贫、确保卫生防疫、确保和谐稳定。
“虽被洪水围困，但生活仍在继续。”刘郢庄台上，村民张应临说，“这里水电供应稳定，通信信号良好。”
80多岁的村民刘克义正通过儿子安装的摄像头，同远在杭州的孙子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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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2020年第3号洪水”形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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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0-07-27 ） 稿件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防汛抗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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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防死守战巢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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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0-07-27 ） 稿件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防汛抗洪 |
位于安徽省合肥市境内的巢湖是全国五大淡水湖之一，水域面积770平方公里。今年汛期，多轮强降雨导致巢湖全流域超保证水位。24日，安徽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发出紧急通知，部署巢湖防汛工作，要求及时分蓄巢湖洪水、确保巢湖大堤、入湖河道堤防、重要圩口以及裕溪河河堤安全。
截至24日，巢湖市当地已投入防汛力量4.05万人，对巢湖大堤城防段按照每公里35人，实行24小时巡查防守；镇街的圩防、堤防重点段由属地按照每公里25人巡堤查险；市直机关组建1369人的抢险突击队，并抽调41名水务专业技术人员，进驻乡镇、街道做好防汛技术跟踪指导服务。同时重点加强了砂石料、编织袋、雨布、木材等应急物资保障，并派出四个专家组进行防汛技术指导，全力确保巢湖度汛安全。
我国江河湖泊堤防建设和等级划分的重要标准之一即“保护对象”，用这一标准衡量，巢湖流域范围的保护对象无疑属于“重量级”。据统计，巢湖流域面积13486平方公里，随着2011年8月安徽省行政区划调整，巢湖成为省会合肥市的内湖，流域人口破千万，覆盖合肥等5个地级市和14个县市（区）。
此外，巢湖流域内还分布着一系列重要的交通动脉和基础设施。自7月22日起，巢湖防汛工作迅速从“全面保”进入“保重点”，即重点保护合肥段巢湖大堤、巢湖市城防大堤，以及有着重要基础设施穿境而过的中垾联圩地区。
“中垾联圩下辖匡圩、武都、武城、三圩、小联圩五大圩口，是巢湖市历年防汛重点圩口，堤防总长26.03公里，既包括巢湖大堤，也包括巢湖支流柘皋河圩堤。”巢湖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主任李庆旭介绍说。
面积为5万多亩的中垾联圩虽然“体量”不大、“名气”不高，但对于整个东部地区却很重要：在其境内有近3万亩耕地、2.5万人口；京福高铁3.5公里在圩内穿境而过，一同穿过的还有淮南铁路复线、合马路5公里，四道华东电网5公里；此外，这里还分布着工业企业74家，其中规模以上企业23家。
“守住了巢湖就是守住了我国东部重要交通大动脉、华东输电走廊、煤炭运输专线、国省干道，以及省会城市合肥、巢湖市和流域内中心镇的数百万人口。”安徽省巢湖管理局副局长蒋大彬说。
安徽省巢湖管理局水利处处长马道云说，内涨和外压的双重挑战将巢湖防汛难度推高，“一方面，巢湖上游有30多条大小河流从南、西、北三面汇入，导致巢湖本体的水位不断上涨，支流也全线超保证水位；另一方面，巢湖入江通道只有裕溪河这一个主要出口，长江水位居高不下，湖水外排不畅。”
据水利部门统计，巢湖流域95%的洪水要通过裕溪闸外排入江，而以目前的汛情测算，巢湖水位从超保证水位降至10.5米的警戒水位，需要继续排出40多亿立方米的洪水。马道云告诉记者，考虑到长江水位仍将在一个较长时间内高位波动，裕溪闸只能抓住外排“窗口期”排水，但由于“江”“湖”水位差小，排水量有限，洪水仍将长时间滞留。
最新气象预报显示，24日起三天内巢湖流域仍有降水过程，巢湖防汛形势更加严峻。“我们坚决守好巢湖！”李庆旭坚定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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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灾区：生产生活自救忙，重建家园信心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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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0-07-27 ） 稿件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防汛抗洪 |
“种田不插八月禾，现在有些田块的洪水已经退下去了，我得抓住最后这几天，尽快补种晚稻。”在江西省湖口县均桥镇均桥村，记者见到了满身泥土的种粮大户蔡初成，他正忙着打电话协调农资，在他身后的田里，一台拖拉机正在轰鸣作业，来回翻耕土地。
蔡初成告诉记者，他今年种了300亩早稻，有200多亩被洪水淹没，为了弥补损失，他一边做好受淹田块的清沟排水，抓住无雨时段抢收早稻，一边抓紧补种晚稻。
“水退到哪里，我就把禾苗补种到哪里。错过时节来不及补种的田块，就改种薯类、玉米等其他农作物，不能让土地荒着。”蔡初成说，灾情发生后，政府第一时间上门统计受灾情况，并且联系发放救灾种子，还派出技术人员来到现场，指导他们开展抢收补种。
记者从江西省农业农村厅获悉，为尽快恢复农业生产，江西已经紧急动用明年救灾备荒种子储备，目前已筹集237万公斤种子，并陆续分发各地，保障农户恢复生产用种需求。
记者在江西部分受灾地区走访时发现，尽管洪水尚未退去，但是受灾群众已经陆续开始生产自救，人们在忙碌中整理情绪、走出阴霾，重拾生活的信心。
走进江西省鄱阳县洪迈学校集中安置点，由学校食堂临时改建的加工车间里，吊扇吹散了夏天的炎热，村民们正围坐在一起，专心致志地赶制空气开关的配件。
“为了让受灾群众在安置点也有务工收入，我们联系园区企业，把‘扶贫车间’搬进了安置点。”安置点负责人操民告诉记者，由于村里的水位尚未完全退去，受灾群众还要在安置点过渡一段时间，部分脱贫户面临因灾返贫的风险。为此，政府便和园区企业沟通，将部分来料加工的车间设在临时安置点，为受灾群众提供就业岗位。
来自鄱阳县昌洲乡塘下村的余四妹告诉记者，她家的房屋和4亩多农田都被洪水淹没，刚到安置点时，心里还在担心接下来的生计问题。如今，有了这个“扶贫车间”，不仅可以计件赚工资，每天还有20元的务工补贴，效率高的话一天有80元左右的收入。
政府还在安置点搭建平台，帮助群众联系外出务工的就业岗位。这几天来，鄱阳县昌洲乡常务副乡长高建总是在安置点的各个房间来回穿梭，他手里拿着企业的招工广告，一边介绍企业待遇和用工政策，一边登记有就业意向的群众信息。“受灾群众的务工意愿很高，一张登记表很快就填满了。”高建说，第一批就业岗位已经落实，部分受灾群众下周就可以到园区务工。
田间地头再次响起农机轰鸣声，人们重新回到工作岗位开始忙碌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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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症结·出点子：长江干堤值守群众防汛智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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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0-07-27 ） 稿件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防汛抗洪 |
记者近日在长江干堤湖北黄冈段采访时发现，一些村民群众和基层干部，用脚步丈量大堤，在防汛一线敏锐地发现问题，并紧盯问题找症结、出点子、“开药方”，创造出一个又一个长江防汛的新智慧。
长江防汛期间，干堤上搭起了一个个哨棚。但有时不足10平方米的集装箱内，要待下十几个人。“就像个‘闷罐’，不通风不透气，也不符合防疫要求。”一些参加防汛的村民嘀咕着。
而在黄冈市武穴市田镇办事处钱炉村江堤上，集装箱哨棚外还用脚手架、彩条布搭出一个十余米长的帐篷。“敞亮透气，吃饭能保持距离，中午也可以眯一会儿。如果每个哨棚都这样就好了。”巡堤刚回的钱炉村村民赵辉说。
赵辉的建议得到黄冈市防汛抗旱指挥部驻武穴督导组的认可。武穴市推广“钱炉村模式”，支持沿江各村对哨棚“提档升级”，并配备专职医务人员。
7月8日晚，督导组来到长江大堤武黄湖泵站处，发现堤脚堆满建材，道路被堵。如果发生险情，车辆人员如何快速到达现场？
“1998年，车子、备料都在堤下，等出了险情再调挖机，根本来不及……”村民李建国说起自己的抗洪经验。其他几位老年村民也七嘴八舌地围了上来。
督导组将这一情况通报给武穴市。武穴市随即召开专题会议研究决定，每公里江堤备足10车黄土、1台铲车、1台挖机、5辆运输车，停在哨棚旁，随时待命。
夜晚的江堤漆黑一片，巡堤人员穿行在堤脚的防护林中，手里的电筒星星点点、忽明忽暗。
7月初的一个晚上，督导组成员王林浩在江堤上遇到武穴市龙坪镇干部黎晓琳。只见她只身一人打着手电筒，弓着腰，小心翼翼地巡查。
“要是有个灯就看得更清楚，还能防蛇防虫。”黎晓琳说，散浸等险情冒水不明显，晚上靠着手电筒微弱的光容易看漏。而且，江堤边蛇多，她每次巡堤都穿着高筒雨靴。
黎晓琳的一句话“点醒”了王林浩。他找到电力专业人员咨询后，立即向武穴市建议：“长江干堤要全线亮灯，险工险段要灯火通明。”一场“亮化”工程随即开始。第二天傍晚7点，一条“灯带”点亮长江武穴段。
“要高度警惕，严密注意港边、井边、塘边、田边、堤边……”7月13日，督导组巡查到长江干堤龙坪段时，遇见一辆面包车上正架着一个喇叭，反复播放《致龙坪父老乡亲的一封信》。原来，这是龙坪镇政府的“防汛宣传车”。
这一做法让督导组一行“开了眼界”。督导组成员段炎涛将拍下的视频发到黄冈市各个防汛微信群里。很快，黄冈各乡镇的流动宣传车开起来了，喇叭响起来了，群众也动起来了。
“听到喇叭里喊要注意港边井边，我就想起附近这口水井。”7月17日上午，武穴市花园社区居民吴有刚发现一处管涌，立即上报社区，险情及时得到了处理。
防汛初期，不少防汛干部在武穴市部分江堤巡查时都能看到，巡堤村民会认真查看江堤背水坡，而极易出现散浸险情的堤脚、平台只是“一脚带过”。“那么深的杂草和灌木，脚都伸不进去，怎么去看？”巡堤村民也很无奈。
随着江水不断上涨，巡堤查险越发重要，但堤脚上茂密的“青纱帐”却成为“盲区”。不少村民建议：必须清障除杂，否则巡堤就流于形式。
黄冈市纪委征求水利专家意见后，向全市发出通知，要求迅速开展江堤背水侧清障除杂工作，让长江干堤“轻装上阵”抗击洪水。 （记者徐海波）新华社武汉7月25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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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棉袜之乡”重塑全产业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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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0-07-27 ） 稿件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调查观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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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刘荒、黄海波
因煤而兴、因煤而衰，2005年，吉林省辽源市被列为“国家级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试点”。为寻找替代产业，吸纳就业人口，东北袜业纺织工业园（简称东北袜业园）应运而生。当时，整个辽源市只有37家袜企。
从“黑”到“白”，由“重”变“轻”，仅仅15年时间，辽源一跃成为全国最大的棉袜生产基地，日产棉袜700万双。在中国袜业市场中，辽源袜业异军突起，成为当之无愧的“中国棉袜之乡”。
与国内其他产区不同，辽源袜业快速崛起，不仅是当地政府放手让民营经济唱主角的结果，更得益于其独特的产业发展模式——建园区共享公共服务，搭平台聚合全产业链，抓服务夯实产业地位。
如今，这个由民营企业开发运营的工业园区，入驻袜业及配套企业达1200多家，小小袜子成了当地经济转型的“顶梁柱”。并不满足既有格局的辽源人，希望跻身产业链的更高端，迎接提升全产业链水平的新挑战。
要是没有这次疫情，浙江袜企老板许知平，已经把订单投到辽源了。
“我已经考察过几次了，准备在辽源找一家代工厂。”看中当地劳动力资源的许知平，还举例说明：“人家辽源的袜厂，腊月廿八放假，正月初九就能开工。我们南方很多袜企，经常四月份人还没到齐呢。”
相比之下，长三角许多中小企业，过年是个“劫”——春节前老板租下大巴车，把外省员工送回家，临行前，再递上红包笑脸相送。即便如此，年后仍有不少员工流失。
去年春节过后，义乌一家大型袜厂大幅提高工资，许知平厂里几个贵州的老员工，直接就去那里上班了。
“在我们老家想招一个合适的人，可能得等两三个月才行，这里几天就搞定了。”做了30多年中老年袜的马建明，是山西运城华邦袜业的总经理。前年年底，他决定来辽源设办事处，也是看好这里人工成本低、产业配套全的优势。
“原材料从南方拉过来，织成袜子再运回去卖，虽说‘两头在外’价格还有优势，但并不代表生产成本就低。”另一位袜企老板沈建灿说，“除了人工，辽源并无太多成本优势。”
2008年，来自浙江诸暨的沈建灿，到辽源经营纺织原材料。5年后，他创办了骏灿袜业，现有袜机168台，年产值超过2000万元。
“南有诸暨、北有辽源”的业内说法，形象地点出这两大袜业产区的分量。近年来，两地交流频繁，碰撞出不少发展启示。
经常往来两地的沈建灿，心里也少不了盘算：“单从员工工资看，辽源确实要低一些，员工多是本地人，也便于管理。如果把厂房租金和冬季供暖费加起来，每年每平方米要200元左右。诸暨那边不用供暖费，房租也没有这么贵……”
“我们的成本2元钱，南方很多厂子，成本还能便宜两毛。”沈建灿的妻子接过话头，边说边从生产线上拿起一双袜子递给记者。
但沈建灿笃信，辽源棉袜的加工质量更靠谱，主要得益于员工队伍稳定，品控更有保证，“长三角很多袜厂员工来自外地，而且老乡带老乡过来的。老板话有时说得重了一些，员工可能约着一起跳槽了”。
业内亦有传闻，同一款式和材质的棉袜，上手一摸质感好的就产自辽源。传闻之外，越来越多的国际采购商，开始将订单逐步转至辽源。
3年前，一位俄罗斯客户给沈建灿下了数十万美元的订单，其余订单则分散在其他产区。由于产品质量有保证，去年，对方索性把绝大部分订单都给他了。
沈建灿也有过返乡办厂的念头，考虑再三，还是决定留在辽源发展，“这里除了工人好招，很多配套服务也不用操心。一个电话打过去，园区都能安排”。
已在辽源找到代工厂的马建明认为，虽然生产成本跟山西老家基本持平，但有些品种回去做不了。“要做花色和款式创新，还得要在这边学，回老家配套跟不上。”他说。
劳动力优势还能持续多久？东北袜业园副总经理张胜杰有些担忧：近年来，南方产区“机器换人”速度加快，人工成本持续降低，势必冲击辽源的劳动力优势。
“当年袜业吸纳了大量下岗职工，现在我们也开始缺人了。”张胜杰向记者透露，从一位农民到一名熟练工人，需要3个月到半年的培训时间，花费近1.5万元。
为了巩固劳动力优势，从2018年开始，辽源先后建立了7个农村工厂，还有80多家缝头企业。仅东辽县，缝头这道劳动力密集的织袜工序，就解决了7000人就业，增加农民收入7500多万元。
从500万元、1000万元到2000万元，连续3年翻番的销售业绩，使致信袜业总经理张军涛感到，“自己遇到了天花板，再往上不知道咋做了”。
这位来自河南安阳的大学生，已经在辽源购房买车了。“媳妇是河南老家的，现在也有孩子了。我们也想过回去发展，但生意带不回去，离开这个园区做袜子，难度一下子就上去了。”他很庆幸自己大学毕业时的选择。
与外地袜企看好当地劳动力优势不同，东北袜业园则把目光投向大学生，着眼于培育园区中长期发展的人才队伍。
早在2009年，东北袜业园决定实施一项大学生“零成本”创业计划：为每名创业大学生提供担保贷款，配备12台大电脑袜机，20万至50万元流动资金；第一年房租全免，第二年减免50%，第三年减免30%；对创业大学生免费培训，并给予生活补贴……
8年前，从中原工学院毕业的张军涛，和另外10位同学一道来到东北袜业园，成为这项“拎着笤帚上炕”服务的受益者。
性格开朗，说起话来仍有些腼腆的张军涛，如今已在电商平台将单一品类袜子的零售额，做到了全国第一。“我是先卖袜子，然后只卖女袜，再后来只卖女袜里面的可爱系，到现在只卖可爱系里面的白色棉袜。”他笑称自己产品越做越小，销售额却越做越大。
“虽然只卖白色女袜，但放进全国这么庞大的消费群体中，就是巨大的市场需求。”这是他多年摸爬滚打总结的生意经，“我们主要靠品质和服务，如果说这里面有100个小细节，你做好了80个，排名应该比较靠前。每个小细节都做好了，业绩自然就上去了。”
张军涛坦言，在这个竞争激烈的行业，电商做到细分市场第一名，既有动力更有压力。虽说在店铺显示的12万多个评价中，仅有40多个差评，恶意竞争行为难以避免。
“比如有人买了我家一双袜子，故意剪破，再来一个差评。我们就是认赔，不置气，和气生财。每年光这项支出，加起来也不少钱！”张军涛语调平缓，似乎早就习以为常了。
他甚至和竞争对手坐到了一张桌子上喝酒。对方直言不讳：“你做的这个款式，我们也要做，就要搞你一下。”张军涛会痛快地应承下来，还不忘提醒对方最好别打价格战。就这样，他和一些竞争对手竟成了朋友。
为了保住淘宝网上的名次，一切新鲜的模式他都尝试。例如，花高价聘请专业摄影师，做好产品展示；多平台发展，除了淘宝，也在拼多多开店铺；与来自南方的网红主播签约，涉足直播带货……
“我们拒绝刷单，但新款出来后，会免费给老客户送。”张军涛说，现在线上推广费用能达到20%～30%，有时比线下实体店成本还高。张军涛自有袜机28台，外面委托加工的袜机则有200台左右，他认为这样轻资产的运营模式比较灵活。
东北袜业园的袜业集群，为大学生创业者提供了专注于电商的可能性。在张军涛看来，辽源袜业整体上的品质，为自己实现品控和细节管理提供了便利，这也是他在电商平台上的核心竞争力。
张胜杰告诉记者，截至2019年，东北袜业园吸引大学生创业就业逾3000人，大学生自主创业的企业135户，创业成功率达到75%。
在东北袜业园，六成左右的业务量依靠订单加工。受疫情影响，众多袜企或遭遇订单取消，或面临物流中断，外贸业务受阻。
重压之下，沈建灿努力维系着俄罗斯市场。与去年同期相比，俄罗斯客户的订单量，也只剩下三分之一。
内贸之路同样任重道远。在疫情防控期间，辽源市依托东北袜业园，大力实施“百千万网红直播”计划——计划在3年内，引进和培育100家传媒公司，打造1000个直播间。到目前为止，园区已经开辟出140多个网红直播间，引导企业开展线上直播带货。
不善言谈的沈建灿，没想过自己直播带货，不过也紧跟潮流，签了几个大学生，给自己主打内贸的“鑫利源”品牌带货。
“她们拿货把价格压得很低。我每双袜子只赚几分钱。”沈建灿坦言，还没尝到直播的甜头。去年此时，骏灿袜业已经做了一两千万元的业务，今年还不到500万元。
“只要机器开着，心里就不太慌，至少可以把员工稳住。”这位南方人还没有丢失信心，产业寒冬总会过去。
去年4月份，东北袜业园组织400户园区企业到义乌，现场学习如何做电商、补短板。没想到人家一排架子上，同时放了20多部手机，20多个不同平台同步直播。这样集中直播的大场面，一下子让大家开了眼，内心受到很大震动。
2个月后的一天，园区事业部的刘喜龙告诉记者，“近几年，陆续有企业退出，还有一部分转向了电商”。说话间，从他身后一幢房子里传来阵阵掌声。
这是园区正在组织的电商培训班：“来，大家跟我念，我的眼神具有杀伤力，我的眼神具有穿透力……”讲台上，一位西服笔挺的年轻人，正在传授直播经验，台下是一百五十多双充满好奇和憧憬的眼睛。
“这边直播起步比较晚，首先得让大家张开嘴。”据园区电商运营部部长胡平介绍，经多方引导，很多年轻的袜企老板，已经开始一边打理车间，一边直播带货。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园区企业在线上开设了3000多个店铺，200多人在快手、抖音等平台开展直播业务。
现有320台袜机的鴜鹭鸟袜业，年产值约4000万元，成立8年已经搬过4次家了。公司总经理孟雪梅告诉记者，企业每搬一次家都向前迈一大步，从厂子装修、样板间装修，投入不断增加，稳步朝正规化、品牌化方向走。
“不想再像家庭作坊那样，要提升企业的现代化水平，但得一步一步来。”孟雪梅坦言，虽然公司主要做内销，但这两年生意特别不好做。现在大城市流行的生活馆模式，给了她很大的启发，下一步将主推的亲子款棉袜，从价位和质量上，都要比现在提升一个档次。
在东北袜业园打拼多年的初治俭，成了第一个到诸暨办袜厂的辽源人。
初治俭的童袜厂，在辽源小有名气。不过在去年夏天，他一口气卖掉了400多台袜机，南下开辟新“战场”去了。他解释自己“变换赛道”的理由：品牌要进一步提升，辽源已经有些“供氧不足”。诸暨产区整体定位高于辽源，对打造新品牌非常重要。
吸引这位东北人南下的，还有诸暨更加完备的产业链。按他的话说，“这里小到一颗袜机的螺丝钉都能生产”。
目前，初治俭已经购置了数十台智能一体化袜机。尽管一台新袜机的价格，能抵原来20台旧袜机，但用工数量减少一半，每双袜子的价格能提高5毛钱，算起来并不亏。
“你知道我们辽源一双袜子能赚多少钱吗？像我们大一点的厂家可能好一点，能赚个两毛钱，小一点的连一毛多钱都没有。”孟雪梅曾给记者算过这样一笔账。
几年前，张胜杰到著名的箱包产地——河北白沟考察，花了600元买了一个旅行箱，一直用到现在。“我们辽源袜子也一样，质量没问题，但要么代工没品牌，要么自有品牌价值低，卖不上价。”
张胜杰认为，辽源不缺袜子产能，缺的是品牌附加值。政府准备做大做强100个本地品牌，但“品牌成长有天花板，对辽源袜企来说，打造品牌并非易事”。
他还抱怨，东北大环境早有改观，可外界仍有不少误解：“有些投资人，对我们的项目挺感兴趣。再一问工厂在东北，就开始犹豫。”
辽源市工信局副局长崔海伦直言，东北袜业园的品牌已经树立，至于园区企业如何打造品牌，政府部门要厘清职责，“过去产品质量由有关部门评定，现在由消费者来定义”。
值得一提的是，为了淘汰落后产能，提升品牌附加值，诸暨市曾通过规范出租房管理、取缔无证照经营等专项整治，“砍”掉了3000多家袜业相关企业。
来自其他袜业产区的招商队伍，闻讯赶来，第一时间“进驻”诸暨。这些外溢的产能，客观上扩大了中国袜业的产业布局。张胜杰证实：“我们也去招商了，虽然企业没有搬到辽源，但开始利用我们的产业链了。”
辽源很多袜企都采用多品牌营销产品，有的袜企竟有上百个品牌，导致品牌推广成本增大，难以形成品牌优势。
已经投入六七万元做户外广告的马建明，发现除了辽源袜业这个区域品牌外，当地企业似乎更热衷于宣传企业名称。
记者在路口的华邦袜业广告牌上，看到赫然醒目的广告语——“中国首家专业生产中老年袜子”。马建明对此似乎并不避讳：“这个首家属于自我吹嘘，我们初来乍到，你不吹的话客户进不来，好在谁是第一家也没法考证！”
但他坚称，华邦做中老年松口袜是最专业的，产品也是最全的，“穿这种松口袜腿上不会有勒痕，还能拉开，咋拉都没事儿，这个技术不光辽源做不了，浙江那边也做不了”。
在长三角和珠三角，许多世界级的制造业集群，就根植于街道或者乡镇。过往三四十年时间，这些巴掌大的地方，通过承接产业转移，发挥劳动力优势，不断细化分工，织密产业链条，最终成为一个个“没有围墙的世界工厂”。
早在上世纪30年代，一批闯关东的山东人，在当时还叫西安县的辽源，建立了袜子作坊。
“脚穿西安袜，天地都不怕。跨过鸭绿江，把老美打趴下。”这句顺口溜，形象地说明了辽源袜的地位。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辽源针织厂共捐献了数十万双土线袜。
1960年，辽源筹建国营第二针织厂，更新设备并吸纳上海技术支援。到上世纪80年代初，辽源拥有专业设备近300台，年产袜子800万双，被誉为“东北小上海”。
和众多国营纺织厂的命运类似，上世纪80年代末，国营第二针织厂开始走下坡路。1998年改制后，一批国企老员工成为民营袜厂的星星之火。
在东北袜业纺织工业园建立前，辽源市大大小小的袜厂，总产值也有近亿元。
由于小袜厂分散经营，印染致污日趋严重。“东辽河辽源段，经常一会儿红一会儿黑。建立这个袜业园，除了为资源枯竭转型寻找接续产业，也是集中治污的需要。”当地一位不愿具名的政府官员透露。
2005年，由民营企业投资兴建的东北袜业园一期，通过多项减免政策吸引企业入驻，打造“平台+服务”聚集产业的系统工业服务新模式。
与依靠市场力量自发形成产业链不同，东北袜业园作为一个实体平台，管理者将产业链进行拆分，按照分工把各类企业聚合：织造的专做织造，缝头的专做缝头，销售、物流也都成立专业部门。随着每一个环节的企业数量不断增多，袜业产业集群“水到渠成”。
与此同时，园区自建热电供应与污水处理，为企业降低成本，缩短生产周期，保障配套所需。随着环保要求提高，东北袜业园集中污水处理、集中环保审批等优势进一步显现，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产区竞争力。
东北袜业园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田中君称，正是依靠这套模式，“从南方人的盘子里，生生地夹过来袜业这块‘肥肉’”。
辽源袜业的成功背后，政府发挥了巨大作用。目前园区仍有部分管理骨干，是地方政府派驻企业帮扶的公务员，他们利用体制内的经验，为袜业发展出谋划策。
辽源袜业的异军突起，检验了“辽源模式”的现实生命力。去年以来，张胜杰已经接待多批前来“取经”或洽谈合作的政府、企业代表。
“湖北十堰、新疆库尔勒等地，都在建袜业产业园。尤其是库尔勒，我们叫东北纺织工业园，库尔勒叫西北纺织工业城。”张胜杰笑着说，新疆有政策资源，接近原料产地，出口也很便利，对辽源袜业产生了冲击。
截至目前，约有三万人在东北袜业园内，从事袜子织造。“围墙”之外，还有四万多人活跃在产业链上。
在采访中，部分企业负责人表示，围绕园区的这道有形之墙，服务了企业，培养了产业，同时也“构筑”了一道阻碍创新发展的无形之墙。
行走在园区内，明显能感觉到一丝紧张的气氛。不少企业甚至谢绝拍摄展厅陈列。记者亮明身份，表示自己并非竞争对手，也不能打消商家的疑虑。
展增袜业是园区内一家规模较大的企业，年销售额超过三千万元。负责人高娟心直口快：“从建厂起我们设计部门就没让人参观过。周围都是同行，一打眼就能看出门道。”
她继续解释说，公司管理团队和设计师都是花钱从南方请来的，“特别害怕被别人抢去”。
需要提防的不仅仅是园区内的同行，300公里之外的辽阳市小北河镇，也是眼下的竞争对手。公开资料显示，小北河目前有200多家袜厂，大型电脑袜机2万多台，棉袜产量仅次于辽源。
“我们出来什么款型，那边很快就有相同款型。”张胜杰说，“小北河很多袜企，房子是自己的，用的也是民电，成本上优势比较明显。”
不过，在业内人士眼中，除了独特的发展模式，东北袜业园获得的补贴力度，是其发展优势之一。
承载资源枯竭性城市转型功能的东北袜业园，是当地替代产业的主要载体。辽源市工信局副局长崔海伦证实，工信口每年半数补贴，都投到了工业园。“项目运转至今不容易，主要是财务成本太高，光利息就几个亿。”他对此颇为感慨。
“工业园年销售收入120亿元，但财政贡献并不大。”辽源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张猛证实，“税收和产值不成正比。”
“我们的补贴对象是园区，结果对冲了财务成本。我知道外地有些产区，直接补贴袜机，最高补到机器价格的一半。所以有些袜企老板，冲着补贴也要搬过去。”前述不愿具名的官员坦言。
正挂职绍兴市委常委、副市长的栾国栋，是辽源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在他看来，辽源袜企在成本控制和精细化管理上还有潜力可挖，“如果南方企业做袜子细算到分，辽源这边可能只算到角”。
张猛回顾去年4月的义乌之行，“老板回来后感叹，原来觉得做好淘宝天猫就行了，这次见识了网红的威力。”
辽源当地媒体，则把这次跨越2000公里的交流，称为辽源袜业的“破墙”行动。
今年6月30日，东北袜业纺织工业园全资子公司——东北袜业，又将研发中心开到了上海。辽源袜业成功跻身国际大都市，为参与全球市场竞争建立了“前沿哨所”。
除了“外出取经”，园区还提出“一厂一品”战略：围绕“建设100个品牌企业、100个研发企业、100个精细化企业”，定期举行“一厂一品”通气会，企业间分享经验，切磋学习……
编辑刘婧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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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外贸企业两次危机的脱困实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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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0-07-27 ） 稿件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调查观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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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王井怀、张宇琪
疫情之中，哪类企业受影响最大？外贸企业和劳动密集型企业必占其二。
作为一家劳动密集型的外贸企业，天津金轮自行车集团，打完国内防疫的上半场，又打国际防疫的下半场，一度步履维艰，甚至计划关停海外工厂。
不过，凭借30多年市场搏杀练就的灵敏嗅觉，以及主管部门一揽子帮扶政策，企业逆势翻盘。日前，金轮集团上半年数据出炉，外贸各项指标与去年同期持平；国内销售额达到3000多万元，几乎是去年全年销售额的2倍。
回顾历次外贸遇阻，集团总经理杨玉峰感慨：老天给的礼物，从来都是盛在危机的盒子里，就看打开方式对不对。
至少现在来看，天津金轮自行车集团，找到了正确的打开方式。
在天津市武清区，有一家颇受资深骑行爱好者青睐的“单车生活体验馆”——百客屋（bike work）。
1000多平方米的体验馆内，摆放着9个国内外品牌的100多辆自行车，图腾、爱轮德等品牌一一亮相。自行车旁，是一间密密麻麻排列着各类工具和零件的小车间，这里可以维修保养市面上出售的各类高档自行车。此外，体验馆还集纳了咖啡厅、浴室等配套设施。
这里不仅展示不同的自行车品牌，还提供自行车代管服务。其中有一辆代管的法国品牌“拉皮尔”自行车，记者单手拎起，还能轻松晃了几下。
“车架是碳纤维的，全车不到15斤，也就是一个西瓜的重量。”百客屋工作人员邱晗介绍说。
“对自行车来说，这是一家4S店；对骑手来说，这是一个俱乐部；对企业来说，这是一台小型车展；对同行来说，这是展示骑行文化的新方式。”邱晗环视一圈，语气颇为自豪。
在疫情严重影响外贸的背景下，“百客屋”承载了金轮集团转战内贸市场的决心。
创立于1987年的金轮集团，是我国自行车行业的龙头企业，现有职工5000人左右。年产8万辆电动自行车、200万辆自行车，出口全球12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欧美自行车市场占据一席之地。
从2000年开始，金轮集团深耕海外市场。经历过2003年“非典”、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和最近的中美贸易摩擦等事件后，“外贸依存度过高，把鸡蛋都放到一个篮子里，对企业的生存发展来说有一定风险。”杨玉峰说，转向国内并不是挤占市场，而是重在培育新市场，百客屋便是其中的一个尝试。
2018年3月百客屋成立以来，车友会、订货会、技术培训、新品发布等活动已经开展了几十场，由此带动年销售额突破300万元。
与此同时，金轮自行车全面进军线上销售。2019年11月，百客屋入驻面向朋友圈的微信商城“友赞”。
记者在微信朋友圈搜到百客屋，看到页面上既有整车，还有变速器、车架等零部件，更有骑手专用水壶、骑行服、文化衫等衍生产品。
“用朋友圈这种最便捷的方式，展示最有品质的产品。”天津金轮自行车集团总经理助理李秋菊说。
日前，金轮集团上半年数据出炉，国内销售额达到3000多万元，几乎是去年全年销售额的2倍。
“这个成绩在企业大盘子中不算什么，但对开拓国内市场来说，是很好的开始。”杨玉峰说，从长远来看，内外销售比例先达到3：7，最终实现5：5，这样可以最大限度降低国内外市场风险。
对一家成立30多年的外贸企业来说，感受全球经济冷暖已成习惯。一路走来，杨玉峰认为，2008年金融危机和这次疫情，都对公司造成了巨大影响，但两次危机又有所不同。
他回忆说，2008年金融危机，对全球经济的影响是不均衡的。当时集团产品已经覆盖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欧美市场受到冲击后，金轮集团很快调整重点市场方向。
“以前俄罗斯并不是我们的主要市场，一年只派人过去一两次。”杨玉峰说，金融危机后，“我自己带队，五六个人，一年就跑了十多趟。”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文化，由此带来独特的消费习惯。金轮根据不同国家的消费习惯，针对性地设计产品。
自行车车架按材质依次为碳纤维、铝合金、钢，一般来说，根据车架材质来配备不同档次的拨链器。不过莫斯科最受欢迎的一款运送货物的“城市自行车”却相反，“车架是钢制的，很重，而拨链器是顶配，好像一辆桑塔纳汽车配上了奔驰的发动机。”杨玉峰说，全世界只有在俄罗斯有这种搭配。
也就是在那次危机中，金轮集团还挤进南美市场。“金融危机对美国的自行车企业影响很大，它们在南美市场的份额开始萎缩，这正是我们出手的机会。”杨玉峰说，集团当机立断，得以进入美国同行的“后花园”。
金轮集团营销总监李珍昆，对12年前的这段经历记忆犹新。“南美市场是啥便宜啥受欢迎，只要价格便宜得超出想象，受欢迎程度也超出想象。”李珍昆感慨地说，这对力求走中高端路线的金轮来说，并不是好事。
不过，金轮集团很快找到合作伙伴Caio——巴西家喻户晓的速降自行车运动员。速降运动是骑速降自行车从山上冲下来的极限运动，在当地影响力很大。通过Caio的推广，金轮自行车很快在南美市场推出与美国高档自行车品质相当，但价格低30%到50%的速降自行车产品。金轮正式在南美市场站稳脚跟。
2008年至2010年，金轮集团迎来大增长时期，年平均增速30%左右。
转眼12年过去了，一场波及全球的危机，再次冲击这家遍布全球市场的自行车企业，几位老职工道出这次危机之苦。
——大环境更差。2008年金融危机，是从美国逐步蔓延到其他国家，企业有足够的时间去研究新市场。但今年的疫情，几乎瞬间波及全球，整个产业链接近停摆。
——小环境堪忧。2008年，中国自行车企业走出国门相对平稳，但随着中国自行车在国际市场所占份额越来越大，欧洲自2018年开始，对中国电动自行车采取反倾销措施，加税三四成甚至更多。中国企业受到的压力越来越大。
疫情传播速度之快，影响范围之广，让金轮集团有些措手不及。刚从国内疫情中喘口气，国外疫情开始爆发，各国客户陆续取消订单，让企业雪上加霜。整个第一季度企业生产混乱，产能低效，损失严重。
金轮集团遍及全球的市场背后，有一支200多人的海外销售团队，常年奔走于世界各地，穿梭于国际专业展会。这些销售人员被杨玉峰称为“叼肉的狼”，经常每到一个国家下飞机后，租一辆车直奔客户而去，一开就是一两千公里。
然而，疫情之下，这些海外奔走的业务员，春节后难以出国，与海外客户只能电话和网络联系，情况至今没有改观。
2016年开始生产的捷克工厂，也第一次在没有中方人员管理下自行运转……
“一度想关闭捷克的工厂，全力保障国内职工的工资发放。”杨玉峰坦言。
此时，雪中送炭来了。
——政府帮扶政策到位。天津市武清区政府出台政策，返还上年度企业和职工缴纳失业保险费的50%，对企业的职工保险、电费、水费、稳岗补贴等方面加大补贴力度，进一步缓解企业压力。天津金轮自行车集团有限公司财务总监蔡梅说；“在一季度单水电费一项就得到100多万元补贴。”
——银行融资支持到位。企业获得了银行的融资支持，办理延贷、倒贷和续贷5700万元，同时银行紧急提供购置设备低息贷款600万元，解企业的燃眉之急。
——海关便利举措到位。今年，北京、天津等10个海关，开展跨境电商B2B出口试点。武清海关仅用1个工作日，就为金轮集团办理了电商企业资质备案。“指导企业用足用好各类原产地优惠政策，助力企业压缩物流成本，提升国外客户的体验度，进一步助力企业抢占国际市场。”天津武清海关综合业务科科长李永利说。
海外工厂也逐步恢复正常。在国内待了半年的捷克工厂负责人侯云鹏，一直通过网络与海外客户对接。7月15日，侯云鹏通过视频会议，向法国和荷兰的两家客户介绍了最新的产品，“详细介绍了两个小时，基本达成订单意向”。
捷克的工厂慢慢恢复成长。今年上半年，捷克工厂生产了2.5万辆电动自行车，企业又与客户新签订了10万辆自行车的订单。“这说明市场在恢复信心。”侯云鹏说。
第二季度，天津金轮自行车集团外贸数据基本转正，到6月甚至出现大幅增长。1月至6月金轮集团出口额12亿元，自行车65万台，电动车6万台。“已经恢复到去年同期的水平。”杨玉峰说。
危机也孕育了市场新机。疫情让欧洲国家更加重视个人出行，多个国家出台自行车补贴政策，鼓励购买自行车。比如，法国每辆车补贴500欧元，占到自行车价格的1/3至1/2。
国内市场童车销量大增，一些销售企业多年的库存一扫而空。“我们估计是上半年儿童游乐场关闭，家长选择童车作为孩子锻炼和娱乐的工具。”李珍昆说。
更重要的机会是智能自行车的推广，“这是企业未来十年的底气。”已经在智能自行车市场占得先机的杨玉峰对此很有信心。
杨玉峰用手机向记者演示一款兼具运动和社交功能的App应用——骑手既可以结交附近车友，实时聊天，组建骑行团队，还可以在虚拟赛道上比赛。通过车载传感器，实时监测身体状态，对故障车辆远程维修提供技术支持。
今年8月，天津金轮自行车集团将推出一款智能调节助力的自行车。骑手佩戴的手环将实时监测心率，如果心率达到150次/分钟，手环将通过手机App自动命令自行车增加电力助力，节省骑手体力。“这可有效保障骑行人员的健康，避免猝死等现象。”杨玉峰说。
同时，跌倒警告自行车也将面世。这款自行车上装的一个陀螺感应装置，可以在车身倾倒时自动上报到App，并拨打预设的亲情号，报告骑行人员的跌到位置。“这款车专为老年人和儿童设置，减少家人对骑行安全的担心。”
疫情后，欧洲快递、外卖送餐等行业兴起，但与国内快递小哥不同，欧洲快递小哥并没有专用车辆。结合欧洲国家交通法规，天津金轮自行车集团在6月推出“快递专用货运智能自行车”，可负重120公斤至150公斤，续航100公里至200公里，可让欧洲快递小哥省时省力多送货，为欧洲市场添加新车型。
杨玉峰说，这一代智能自行车实现的是人车联通，下一代智能自行车将借助5G、云计算实现物物联通。比如，骑行到一个十字路口，智能自行车感应到拐弯处有车驶来，将会自动降低车速或停车，“颠覆想象，才能开创新的世界”。
“企业如果只是卖车，将永远是低水平的竞争，但通过持续不断的科技创新，推广一种自行车文化和新的生活方式，将比传统生产方式更有内涵、更有持久商业生命力。”杨玉峰说，我们不仅要赢得对手，还要赢得时代。
编辑黄海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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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突围，双循环中看韧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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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网上广交会看疫情下的贸易突围之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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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0-07-27 ） 稿件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调查观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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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沙眼”频酿大险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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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洞庭“心腹之患”须治“软脚堤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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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0-07-27 ） 稿件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调查观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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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苏晓洲、谭畅
洞庭湖蓄纳湘江、资江、沅江、澧水四条大河，通过松滋、藕池、太平、调弦四口吞吐长江，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同时也是全国治水的重点、难点。6月底至今，多场特大暴雨引发汛情，记者在洞庭湖区抗洪抢险一线采访了解到，洞庭湖防洪体系中，沙质“软脚堤坝”普遍存在堤身、堤基渗漏严重等问题，是防汛抗洪的突出“软肋”。多地水利专家建议，启动吹填压浸、高喷灌浆等治理工程，升级换代这类堤坝，努力消除洞庭防洪的“心腹之患”。
洞庭湖平原是著名“鱼米之乡”，上千万人口和重要基础设施靠堤防保护，堤坝失守、洪水肆虐的后果不堪设想。
今年汛期，洞庭湖水系很多干堤，经受住了洪水的考验，可谓劳苦功高。但仍有一些堤坝出现险情，靠抢险队伍全力以赴“堵”，才转危为安。
位于西洞庭湖区的沅江、澧水和洞庭湖的结合部，防汛任务十分艰巨。
14日上午，记者来到这一区域抗洪一线采访。看到沅江大堤边一处排水渠道内，有一处经过处置后正在监测中的翻沙鼓水险情。险情发生处渗入的水流，已经汇集成了一口小池塘。虽然出险点被重重木桩包围，用大量沙袋、鹅卵石压住，但仍有细细的水流和气泡汩汩升腾。
根据水利部门在出险地设立的告示牌和现场值守人员的介绍，记者了解到，9日19时30分，这个堤段防洪大堤沅江水位达到38.70米，超警戒水位1.2米。参加义务巡堤的一位当地群众发现，大堤边有个洞，夹带泥沙的浑水源源不断向外涌出，他立即向防汛部门报告。
一位从事水利工作30多年的专家告诉记者，险情发生后，当地紧急制定了沙袋、鹅卵石铺盖导渗的处险方案。随后，抢修了一条200多米长的抢险通道，先后组织了干部群众和抢险应急队员600余人，动用了大量工程机械投入抢险。在投入数千个沙袋、800多立方米鹅卵石，筑起一个巨大的砂石反滤导渗压盖后，险情才得到有效控制。
“如果不是及时发现、迅速处置，这处险情大概率会导致堤坝溃决。”这位专家心有余悸地说，这个出险点位于一个大型堤垸最上游，一旦堤坝溃决堤外高洪水位涌入，包括一个县城和9个乡镇街道、约26万人口、37万亩耕地将受灾。对最先发现险情的居民，当地政府给他颁发了3000元奖金。
水利专家告诉记者，发生险情的这段大堤，属于沙质大堤。
记者环洞庭湖采访，遇上很多发生险情的现场。沙质堤坝，经常扮演主角。
23日，南洞庭湖区一段堤坝，发生沙眼流土重大险情。森林消防、公安、防汛应急等千余人紧急驰援，在高温酷暑中打响大堤保卫战。沿堤巡查人员发现，一处曾出现沙眼险情的农田水温较低，部分位置水深齐腰，怀疑堤外沱江的水已经渗透到堤内。水利专家迅速赶到现场，发现多个沙眼已连成一片，对大堤安全造成严重威胁。当地迅速组织力量，开展抢险。
在烈日高温中，数百抢险人员在沙眼群上方铺设土工布，大量铺设砂卵石，修筑围堰。烈日下，抢险队员们开挖导渗沟，装袋、搬运、铺设砂卵石，不时齐喊口号相互鼓劲。休整间隙，大家往头顶浇水降温。经过一番苦战，险情才基本得到控制。
“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这是唐代诗人白居易笔下描绘的美景。
但在洞庭湖区，“沙堤”却是洞庭湖区防洪的“通病”“心病”。
记者在西洞庭湖区一处发生“沙堤”险情的地方了解到，险情所在堤段近年在汛期曾频频发生翻沙鼓水险情。如2017年7月的一个夜晚，这段大堤就连发三处鼓水险情，其中一处距离大堤有大约500米，当时也是费了很大力气才控制住。
一位水利专家说，这段堤坝长约8公里，属于典型的沙质堤坝。而洞庭湖区的沙质堤坝，源于20世纪中叶围垦洞庭湖期间，群众在河岸边取土，靠人力扁担挑箩筐“担”出来的。由于堤坝没有开挖基础，整体建在“软塌塌”的砂卵石地基甚至沙地上，堤身是人工“担”来的土壤，土质偏砂性，颗粒之间存在缝隙。
这样的堤坝，在高洪水位下，可能变成“沙滩上的沙堡”，在汛期很容易被拥有巨大渗透力的洪水“顶穿”基础或堤身造成涌水翻沙，引发管涌等险情；险情不断发展会淘空地基，引起地面和堤身塌陷、溃决。
记者环洞庭湖区采访，经常听到水利专家反映沙质堤坝险情易发、频发的问题。一位水利专家介绍，当洞庭湖或“四水”入湖江段达到或高于警戒水位时，沙质大堤“内脚”就容易出现翻沙鼓水，随着“沙眼”不断扩大，会发展成管涌。管涌区沙石浆像沸腾的稀粥，如不能及时控制就会导致溃堤。这个问题，是洞庭湖区的一个“通病”。
还有专家介绍，沙质大堤发生的穿堤管涌险情，风险范围很广。有的管涌点，可能出现在大堤外几里远的地方。一些地方根据发现险情距离大堤的远近，制定了距离越远、奖金越高的激励措施，发动社会力量参与查险。即便如此，汛期还是感到有些防不胜防。
相关水利部门统计数据显示，洞庭湖区共有堤防10000多公里，其中堤基渗漏堤段1500多公里、堤身渗漏堤段2000多公里。一些堤防设防标准、达标程度不够高，险工、隐患较多的堤坝，就属于沙质堤坝。
记者在洞庭湖区采访了解到，今年自洞庭湖南嘴站7月2日水位超警戒，拉开洞庭湖区水位超警的序幕后，洞庭湖已经维持20多天的高洪水位。湖区多处地方出现了散浸、渗漏、白蚁漏洞、翻沙鼓水、管涌等各种险情，虽然险情程度相对不算严重，但如果处置不及时、不到位，就会酿成大险情。
湖区多位水利干部介绍说，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洞庭湖经过了两期治理，堤防质量改善成效明显，但是每次高洪水位压境，还是很容易出现上述险情。究其原因，除了水位高，还跟洞庭湖区堤防本身的“体质”有关。
洞庭湖区一些地方水利部门负责人告诉记者，针对沙质堤坝“先天不足”问题，湖区各地汛期要派出“千军万马”24小时不间断巡检，还要采取挖沟导浸等工程措施，但险情依然防不胜防。
还有专家介绍，近年来，环湖各地采取大型挖泥船吹填、抛石护脚等方法加高、加固堤身。但由于沙质堤坝基础、堤身内部“材质”太差，很多堤段出险的频率依然很高。
此外，一些地方对沙质堤坝采取黄泥灌浆等技术处理，但是由于地下水位高，导致灌浆后存在难以凝结等问题，治理成效比较有限；一些地方还用控制翻水口水闸的方法来减轻沙质堤坝压力，但又容易造成相应地区内涝问题……
水利专家介绍，三峡工程运行后，遇较大洪峰时水库进行拦蓄，虽然可减轻短时的防洪压力，但水库在拦峰后，拦蓄的水量紧接着要下泄，下泄的流量比自然状况下洪峰过后的流量大、持续时间长，这样洞庭湖区高水位维持时间较长，大汛之年洞庭湖区防洪“持久阵地战”特征明显。
以南洞庭湖区一个县为例，2010年到2018年，全县9年中有5年入警戒水位，入警天数为83天，入警概率55.6%，平均入警天数为16.6天。在此情况下，洞庭湖区沙质堤坝“治标加治本”的升级改造，十分必要。
据《新华每日电讯》记者了解，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四省，一些沙质防洪堤坝也不同程度存在“软脚”问题。在洞庭湖区率先启动“升级换代”治理工程，逐步积累经验并加以推广，对提升长江中下游地区汛期防洪能力，具有深远意义。
水利专家建议，采取吹填压浸、高喷灌浆等工艺，对洞庭湖区沙质堤坝基础和堤身实施包括吹填防渗铺盖工程等在内的系统治理工程。治理工程设计，要比照洞庭湖二期治理标准。
在推进这一项目同时，还要对重点部位实施衬砌护坡、抛石固脚等工程，如果改造项目能够实施，这些堤坝防洪标准能达到50年一遇的水平。
由于实施这一项目，堤坝每公里整治资金需要上千万元至数千万元不等，湖区以农业为主、财力有限的各县市无力自行开展，以致每逢汛情深感迫切，汛情一过又只能一拖再拖……专家们建议，国家立项和投入资金支持项目实施，加强考核督办，争取在汛期结束后尽快启动，尽快实现全面沙堤“升级换代”。
此外，还有专家谈到，针对堤坝险情自动侦测，目前已有具有一定功能的“火眼金睛”，如水下堤坝管涌渗漏检测仪。这类设备依据特殊电流场的“流场法”原理设计制造，有能力探测江河、水库的堤坝管涌渗漏入水口、渗漏通道，能探测出高水头作用下堤坝产生的新的渗漏位置及渗漏严重程度，为抢险指明主攻方向和赢得宝贵时间。
但这类抗洪抢险很多“黑科技”，有的尚处于起步试验阶段，而有的技术成熟需要较大投入难以推广，基层建议国家加大支持力度，让更多新科技、新装备尽快成熟达到应用水平，让更多成熟的科技成果和装备配备到抗洪抢险一线参加“实战”，确保洞庭湖长期安澜。
编辑刘婧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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岛乡“守门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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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0-07-27 ） 稿件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调查观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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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高皓亮、姚子云
房屋浸在水里，所有门窗洞开。
赣北鄱阳，乘船进入此次受灾最严重的乡镇之一——昌洲乡。圩堤漫决，这个四面环水的岛乡15个行政村、23平方公里全部受淹。
半月前，雨夜，洪水把环绕岛乡的圩堤撕开一个口子，低沉的锣鼓声、急促的喇叭声骤然响起。伴随着紧促细碎的脚步声，全乡1.4万余名群众有序转移。
依水而生，村民早就摸清了这水的习性。修建房屋时，心里也大致有个谱，水再大，一般很少淹到二楼。听到转移通知，把家具、电器等值钱物件搬上二楼，养的鸡鸭带不走，索性一起上楼。
或投亲靠友，或到集中安置点，由于担心发生次生险情，全乡9000多户村民必须全部转移。
人离开，但门窗必须打开，这是洪水留下的印记。否则，洪水来临，屋内、外存在压差，更容易倒塌。
群众放心离开，离不开留下的“守门人”。
乡政府所在的永平村，一间未进水的民房挂着村临时党支部的牌子。
洪水围乡，断水断电，房间酷热难耐。留守的12名村组干部、党员和志愿者找来一台柴油发电机，但首要的是给手机充电。
村民在安置点吃住不愁，却总惦记家里情况。手机，成为连接两个“家”的桥梁。
“看，水没上二楼，你家的鸡鸭已经喂了……”划船到各家各户门前，拍照、拍视频，60岁的村文书洪启加原本不太会用智能手机，这半个月，每天在村民微信群中做水情“直播”，早已熟门熟路。
洪水来袭，村民走得急，老人住院要用的证件，小孩吃惯了的奶粉……安置点那端“遥控”，洪启加翻箱倒柜一件件找到，划船送到村口转交乡镇干部。
留守，为了让大伙安心，也为返回家园早做准备。
董坪村58岁的脱贫户董书旺也是留守一员，每天走村串户，看到谁家的化肥农资有被淹危险，就帮着再码高一些。
靠政府贷款支持，董书旺流转来200亩水田成了种粮大户，2017年一家顺利脱贫。这次主动申请留守，既想着帮大伙做点事，也谋划着尽早把晚稻抢种下去。
农时不等人，能早一天，就是早一天的收成。省里调拨的备荒救灾种子已到，县里跨乡镇调度，在受灾较轻的乡镇提前育秧，备好足够全乡1万亩水田的秧苗。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圩外，昌江水位一天天下降。每下降一公分，就是村民回家一大步。
圩内，洪启加、董书旺……全乡2000多名“守门人”备好100多台水泵，只等水位达到排涝点。
作为江西第一人口大县，此次洪涝灾害已致鄱阳15万余人紧急转移安置，成千上万的“守门人”留守村庄，替大伙看护家园。
夜晚静谧，船桨滑动水面，洪启加开始新的一轮巡守。取名“梦回昌洲”的微信群中，村民发来信息，“谢谢你洪叔，水退了我们就回家。”
新华社南昌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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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些风险藏在我们与真相之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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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视“名校贫困大学生偷外卖度日被抓”新闻反转背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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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0-07-27 ） 稿件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调查观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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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江苏南京一起“小区外卖失窃案”在被部分媒体以“名校贫困大学生偷外卖度日被抓”为核心内容进行传播后引发社会关注。由此引发的舆情涉及行政执法尺度、困难学生补贴甚至社会公平等多个方面。20日，警方公布该案调查真相，证实相关传播信息严重失实，舆论随即发生反转。
为何近年来新闻传播中“反转剧”不时出现？在我们与真相之间还藏着哪些风险？社会法治与媒体素质如何提升？新华社记者就此展开调查。
不久前，江苏南京一小区多次发生外卖被窃，警方调查发现系该小区居民所为。据警方介绍，由于该居民涉嫌多次盗窃，被刑事拘留。
普通的“小区外卖失窃”是如何变成“名校贫困大学生偷外卖度日被抓”的？记者对其间传播链条进行了梳理。
记者发现，有两家地方媒体分别于16日、17日报道了失窃案。16日的报道中介绍了当事人是“公司职员”“因外卖被偷过一次，此后便起了报复之心，下班后看到小区门口有什么就偷什么”等信息，未透露更多身份背景细节，该报道未引起关注。
而17日的报道中有关人员突然将当事人介绍为“考研大学生”，且出现“为供其深造，家中其他3个兄弟姐妹辍学”等说法，并以此警示人们莫因小失大、自毁前程。
据记者观察，正是17日报道中的信息突然被众多自媒体和传统媒体交叉转引传播，并在微博等网络社交平台上形成热点。“名校贫困大学生偷外卖度日被抓”舆情由此成型，各种针对执法部门、教育行政部门的无端批评开始涌现。
舆情持续发酵到20日，当天警方公布调查结果：当事人李某某2018年毕业于湖南省衡阳市某大学，当年来南京工作，目前在南京某公司，有固定收入，租住在雨花台区某小区。李某某父母和大姐在老家务农，二姐、三姐分别在北京、海南工作。据调查及李某某供述，今年5月31日，其购买的外卖餐食在小区门卫处被人拿走，遂产生报复和占便宜的心理，当日起在上述地点多次盗取他人外卖餐食。
此后，权威信息被社会接受，无端批评快速消退。
北京市一法律师事务所律师周兆成介绍，我国刑法对盗窃罪有明确规定。本案李某某多次盗取他人外卖餐食，其行为已涉嫌盗窃罪，警方依法予以处置合情合理。
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沈阳、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教授支振锋等认为，受当前传播“碎片化”“流量至上”等多重因素影响，近年来新闻传播中的“反转剧”时有发生，当前在公众与真相之间仍潜藏一些“传播风险”。
——权威信源信息不够准确。“不实信息是经机构媒体的报道和自媒体的‘脑补’而生，但其‘灵感’往往来自权威信源发布的部分新闻信息。”沈阳认为如权威信源信息不够详实，更容易引起传播失实。
记者发现，此次正是有办案人员释放出当事人为“知名大学本科生，目前正在准备考研”“为了他能读本科、读研究生，其他3个兄弟姐妹都辍学了”等不够准确、完整的信息后，其他媒体“脑补”跟进形成舆情风暴的源头。
——有部分媒体职业素养不高，有的甚至罔顾操守一味逐利。此次事件中，部分知名网络媒体未核对关键信息真伪就进行报道，导致失实信息在部分媒体间被交叉转引。
另外，据国家网信办有关负责人介绍，存在部分网络账号为获取流量和广告进行恶意营销，或无中生有造热点，引发社会恐慌；或冒用权威人士名义，发布谣言误导公众；或炮制耸人听闻标题，引发群体焦虑和不安……这些行为扰乱了正常网络传播秩序。正是此类自媒体账号为“引流”获利唯恐天下不乱，故意用失实信息煽风点火、制造舆情。
——公众的信息局限和法治意识短板增大传播风险。苏州大学融媒体发展研究院院长陈一认为，此次舆情引发对“困难大学生补助”措施的质疑，一个原因就在于普通公众获取此类措施信息的局限性较大，对此不够了解。事实上，记者从教育部了解到，我国学生资助实现了所有学段、所有学校、所有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三个全覆盖”，在制度上基本保障了“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
另外，支振锋指出，不少人对自身网络行为应承担法律责任认识不到位，也助长滋生了大量传播不实信息的行为。他提醒，应特别警惕这种在网络传播中，传播越快捷却离真相越远的风险。
“权威信息释放后，大众没有再受自媒体情绪化煽动；执法机关表现规范到位，兼顾法理情理。”支振锋认为，总体上看，这起事件体现了我国公众法治意识的进步与有关部门法治素养的提升。
但他也提醒，此类“反转剧”不时出现，有关各方应共同提升社会治理效能。
“尝到炒作的甜头后，不法分子可能变本加厉，严重损害网络空间治理。”中国传媒大学网络法与知识产权研究中心主任王四新建议，网信部门要善于区分具体传播行为的动机，依法惩治混淆视听者。
近期，全国“扫黄打非”办将针对自媒体从事虚假新闻等不法活动开展集中整治。
另外，广东省网信办相关工作负责人建议，应严格执行《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压实内容平台的主体责任，遏制“博眼球”“流量至上”等不良导向，清朗网络空间。
陈一建议，网警、网信、宣传、司法等部门应形成联动机制，对于热点问题及时发声，强化信息发布的针对性和有效性，缩小不实信息的传播时间和空间。
“舆论反转事件频频发生，除了反映出媒体须加强业务能力，也暴露出社会层面存在的媒介素养与法治意识不足问题。”重庆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刘海明说，“在当今这个‘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时代，只有在提升公民媒介素养的同时提升法治意识，才能真正缩短自己与真相之间的距离。” 新华社南京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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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反转给全社会上了一堂法治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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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0-07-27 ） 稿件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调查观察 |
从法治视角来看，从“大学生偷外卖”到“公司职员多次盗窃”，新闻的反转给全社会上了一堂法治课：执法部门如何准确、完整地披露案情，如何看待当事人的隐私等权利，媒体应如何履行职责，公众该如何保持冷静克制等。
本期议事厅邀请学者、律师和媒体人，聚焦热点事件为何习惯性反转这一话题。
黄河：大学生的身份和偷外卖事件的强烈反差，是点燃公众情绪的重要一环。在媒体最初的报道中，当事人更被贴上了标签——正在准备考研的“穷学生”。这个标签不仅引发社会同情，还在自媒体上引发贫富差距、社会公平等话题。这是该案件被广泛关注的原因。
李小波：在公众看来，大学生受过高等教育，是“天之骄子”，理应有体面的工作和可观的收入，不至于沦落到因贫穷饥饿而去偷外卖的地步。
“大学生偷外卖”的报道，恰恰与这种心理预期形成强烈反差，公众自然会对当事人产生同情，并追问背后的原因。
在了解的信息不完整、不准确情况下，人们很容易将这件事与诸多社会问题联系起来。
徐冯彬：正是这个事件击中社会的痛点，才引发了舆论强烈关注。一开始，大家关注的重点是贫困大学生、准备考研、兄弟姐妹为其辍学。
这样的信息塑造出一个承载家人希望，奋力考研的贫困大学生形象，符合公众对寒门子弟的想象，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凿壁偷光”。
近年来，类似“寒门难出贵子”的话题，曾多次引发社会舆论关注。公众天然地对当事人抱有同情心，希望他的上进能得到回报。
另外，外卖的金额不高，多是个人的一顿餐食，大家觉得偷外卖也没什么社会危害性，与一般认为的盗窃不同。
再加上有些自媒体在传播时过度煽情——因为饥饿偷取外卖，这让公众脑海中勾勒出的形象，更具悲剧色彩，使这件事也更有冲突性。
“法律是最低的道德”。通常情况下，盗窃都是不对的。具体到这个事件，如果当事人是因为饥饿活不下去了，偷了一两次外卖，这还可以理解。
但从目前公布的信息看，他有正常工作和固定收入，偷外卖并非为了活下去。如果只看事件本身，并不值得同情。
案情的焦点，并不在于当事人的贫富，而在于他的行为对错。毕竟，贫穷也不能成为盗窃的理由。贫穷不能同犯罪画等号。
李小波：根据“公安机关可以向社会公开辖区治安状况”的规定，针对辖区多次发生偷外卖案件，当地派出所侦办案件后，民警通过接受媒体采访，向社会公开案件基本情况，及时回应公众关切，以案开展预防教育，这种做法并无不妥。
引发舆论热议后，针对某些自媒体传播的不实信息，当地公安部门给予澄清，也有利于维护社会公序良俗。
徐冯彬：报道忽略了一个重要信息，就是行为人到底为何犯罪。公安机关应披露和案情有关联的内容，例如犯了何罪、羁押状态、侦办进度等。
我们不能期待一个快要饿死的人不去吃东西。如果本案当事人因为快要饿死了去偷外卖，法律不会简单地认定为犯罪。
但如后续通报所说，行为人盗窃外卖是为报复和占便宜。那么，至于行为人在哪里读书、家庭状况如何的信息，与他做错事没有直接关系，实在没有公布的必要。
尽管民警在接受电视台采访时，可能是出于善意提醒，希望大家“勿以恶小而为之”，并表达对行为人的惋惜之情。
然而，经新闻报道后，舆论走向与警方的初衷大相径庭。公众非但没有对盗窃行为予以谴责，甚至还有人“脑补”出行为人因家贫而偷外卖的形象。
除此之外，行为人私密的个人信息，一般不宜公之于众。或许有人会说，这些信息并不能让我们知道他的身份。但对熟悉他的人来说，却未必推断不出来，这显然会影响到行为人的生活。
这个问题其实和之前引起热议的北京石景山女子有些类似。官方通报提及一位确诊阳性的女子，把她流产的信息也披露出来了。
显然，这种信息和疫情的防护没有任何关系，明显超出了披露信息的尺度。
刑法惩治犯罪，不是让行为人自绝于社会，也不是要把他们从社会生活中隔离，而是希望行为人最终能回归社会，重新做人。毫无必要的信息披露，只会与这个目的南辕北辙。
卢义杰：公安部门披露案件有关信息的现象并不鲜见，有的是想宣传办案业绩，有的是希望预防犯罪、警示社会。对于热点案件，公安部门依法披露适当案情，有助于回应社会关切。
但是，公安部门披露未审结刑事案件的有关信息时，显然有需要特别注意的问题——
首先，应该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客观、真实地对媒体介绍，不能有选择性、倾向性地发布信息，特别是不能避重就轻，甚至歪曲事实。涉警新闻出现反转，不少是起初未如实披露所致；
其次，不宜带着过强的个人主观色彩。有的刑事案件复杂而充满矛盾，面对采访，承办民警应该克制个人对犯罪嫌疑人的好恶，将个人观点、推理同法律事实区分开，力求严谨；
再次，不宜把话说得太满，少使用绝对化的叙事。案件仅处于侦查阶段，还需要检察院审查起诉、法院审理，保持谦抑是有必要的；
最后，避免提及能够识别出犯罪嫌疑人真实身份的信息。
如前所述，公安侦查结果不一定代表客观真实。倘若被透露真实身份信息的犯罪嫌疑人最终被宣告无罪，或者法院查明的事实与公安侦查结果差距较大，犯罪嫌疑人及其亲属在名誉上受到的侵害难以挽回。
黄河：这则新闻出现反转后，社会上不乏对自媒体“带节奏”的批评。这说明对自媒体发布不实信息，还需进一步加强治理。自媒体发布信息时，要合法合规，遵循新闻和社会伦理。
李小波：当前有些媒体的新闻报道反转频发，反映出部分媒体尚未全面了解事实真相就发布新闻。特别是部分媒体为吸引流量，选择性发布信息，甚至为制造热点，发布不实信息，无中生有编造故事，极大扰乱了舆论场。长此下去，将造成部分媒体的信任危机。
这种现象不仅需要监管部门加强对机构媒体的管理，也需要自媒体平台加大对不实信息发布者的惩戒力度，还需要广大媒体从业人员自觉自律，坚守新闻报道的真实性原则。
黄河：同时，也要看到此次反转，先有部分地方媒体报道了“大学生偷外卖”的新闻，舆论才开始在微博、微信公号上发酵。自媒体的热议建立在部分机构媒体的报道上。
对机构媒体来说，报道这样的事件，应关注具体信息。着重对当事人家庭境况这些边缘性信息进行报道，本身是不太专业的表现，极有可能对受众产生误导。在部分机构媒体报道后，自媒体一拥而上，正是运用了像“贫困大学生正在准备考研”，这样容易激起受众情绪的信息吸引流量。
徐冯彬：如果民警在接受采访时，没有全面介绍案情，意味着警方最初披露的信息要素有缺失。这种情况下，媒体要继续追问，注重报道内容的全面性。
如果民警全面介绍了案情（凭经验判断，这种可能性较大），可能就是部分机构媒体最初的报道不当。这种情况下，建议负责报道的记者提升专业知识，以后才能敏锐地发现，报道是否缺少一些关键内容。
卢义杰：具体到本案的报道来说，警方只是一个信源，仅是构建新闻事实的一个证据。在这类可能对当事人形成舆论压力的报道，更有必要多方了解，比如可以跟公安部门协调，能否同犯罪嫌疑人面对面聊聊（这在新闻实践中多有先例），或者采访其辩护人，给其发声机会，做到事实和观点平衡；媒体还可以实地走访，获得一些能够印证的消息。如果都做不到，可能要考虑，这个选题到底有没有可操作性。
黄河：近些年，类似的新闻报道反转太多了，这里可能有多种原因：首先，最初信源是否具有专业性，出于什么目的向外发布消息；其次，媒体有没有发挥专业精神、秉持职业操守进行报道；再次，自媒体有没有通过制作耸人听闻的标题，断章取义发布信息来进行炒作；最后，公众的媒介素养够不够，批判能力强不强。
卢义杰：这提到了一个老问题：媒体怎么报道官方消息，是照单全收，还是进一步核实？除了呈现动态的报道或某些特殊情况外，无论面对多么权威的信源，媒体都应该克制谨慎，平衡采访，实现证据交叉印证，尽到核实义务。不能因为信息来自某些部门，就降低自我要求。
但是，不同媒体对新闻线索的证据标准是不一样的。严谨、专业，旨在深度挖掘而非简单有闻必录的媒体应该意识到，一些看似相对权威的信源，出于主客观原因，可能会说谎或说错。如果全部采信，对方说什么就写什么，就失去了媒体的核实功能，是以媒体公信力为另一机构背书。
如果充分平衡采访，去追问甚至理性质疑，能让公众关心的问题得到解答，使不实信息失去生长的空间。
当然，这是比较理想的状态。实践中，有的媒体跟一些部门合作比较紧密，把核实信息真实性的职责放在了第二位，与部门的关系维护放在第一位，最后导致部门出错、媒体背锅。这与媒体的职业操守有关，也跟一些职能部门与媒体打交道的方式有关。因此，健康的媒介生态很重要。
徐冯彬：这次事件就直接击中了社会贫富差距的大众焦点。情绪的宣泄虽然快意，但对事情的解决并无裨益。公众需要以更加务实理性的态度，去看待社会热点事件。
只能建议大家言慢三分，先看事实，不要着急发表观点。做出价值判断的前提，一定是对事实有基础的把握，不要被轻易带动情绪。
卢义杰：理想地说，公众要保持理性客观，培养证据意识、法律思维。但由于专业知识与生活经验不同，不可能每个人都像专业人士那样，精准地识别信息真伪。
只有经过一次次公共事件的“训练”，才能让公众更加成熟理性，知道某些消息可信程度是存疑的、是有可能发生变化的。尽管这需要一个缓慢的培养过程，但新闻反转无疑给全社会上了一堂法治课。
李小波：首先，看信源是否可靠。对来自权威媒体的信息和自媒体信息要进行区分。一般情况下，权威媒体信息多经过核实，真实性和可靠性更强，更值得信任。相对而言，自媒体信息真实性和可靠性较弱；
其次，要有理性精神。面对舆论场中的热点事件，要判断其是否符合常理和逻辑。对不符合常识理性的事件，要保留三分质疑；
再次，兼听则明。在热点事件中，不能只听信一方的叙事，要“让子弹飞一会儿”，等待多方信息的呈现，形成全面的判断；
最后，等待官方信息发布。对于重大热点事件，政府部门会及时发布信息，回应公众关切。公众也可利用政务微博、网站留言等多种沟通形式，与官方互动，获取信息。
卢义杰：从更长远来看，公众的媒介素养和法律思维培养，可以纳入常识教育中。系统教育能提高公众的信息鉴别能力。尽管难以完全避免被带节奏，但总会往良性的方向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