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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对进一步做好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要求 压实责任 勇于担当 深入一线 靠前指挥尽最大努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习近平对进一步做好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要求
压实责任 勇于担当 深入一线 靠前指挥
尽最大努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 2020-07-13 ) 稿件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要 闻
 
  新华社北京7月12日电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进一步做好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
 
  习近平指出,近期,长江、淮河等流域,洞庭湖、鄱阳湖、太湖等湖泊处于超警戒水位,重庆、江西、安徽、湖北、湖南、江苏、浙江等地发生严重洪涝灾害,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防汛形势十分严峻。
 
  习近平强调,当前,已进入防汛的关键时期,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压实责任、勇于担当,各级领导干部要深入一线、靠前指挥,组织广大干部群众,采取更加有力有效的措施,切实做好监测预警、堤库排查、应急处置、受灾群众安置等各项工作,全力抢险救援,尽最大努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水利部等部门要加强统筹协调,科学调配救援力量和救灾物资。驻地解放军和武警部队要积极参与抢险救灾工作。
 
  习近平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在抓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的同时,精心谋划灾后重建,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要认真做好受灾困难群众帮扶救助,防止因灾致贫返贫。
 
那山,那人,那苗寨 十八洞村三代人的奋斗史
那山,那人,那苗寨
十八洞村三代人的奋斗史

( 2020-07-13 ) 稿件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要 闻
 
  新华社记者丁锡国、袁汝婷、张玉洁
 

 
  十八洞村的故事,离不开大山。
 
  山,是湘西大地的脊梁,也是人们奔向小康的屏障。
 
  武陵山脉腹地,一个苗族村寨因山中溶洞众多而得名,又因摆脱贫困、走上小康生活而广为人知。它是习近平总书记“精准扶贫”重要论述首倡地——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花垣县十八洞村。
 
  困于大山,走出大山,又回归大山……这是十八洞村人与大山的纠缠,是一个村寨与千年贫困的抗争,也是一段为着小康梦想接续奋斗的历史。
 
山里的抗争


 
  82岁的村民施成富,熟悉十八洞村每一个山洞。
 
  五六十年前,他就是从一个个黢黑幽深的洞里,刨出一担又一担岩灰,一半撒在田里,一半卖到集市,才换回一家人的口粮。
 
  施成富和妻子育有三子一女。家中4亩田,年产大米仅千余斤,压根儿不够吃。
 
  这曾是十八洞村人共同面临的困境——“地无三尺平,多是斗笠丘”。人均耕地只有0.83亩,又因地处深山峡谷,日照短暂,多是靠天吃饭的“雷公田”,亩产很低。
 
  “三沟两岔穷疙瘩,每天红薯苞谷粑,要想吃顿大米饭,除非生病有娃娃。”这是施成富自打记事起就会唱的苗歌。
 
  一方水土养不活一方人。要活命,就得找生计。
 
  于是,他扛起锄头,背上扁担、箩筐、筛子和干粮,蹬着草鞋,一头钻进山洞挖岩灰。洞里伸手不见五指,地势险峻,有时还会遇上湍急的暗河,他就用嘴叼着火把,手脚并用地探路。
 
  “越往下,岩灰就越好。”施成富说,优质的岩灰是天然肥料,却往往埋在洞的深处,挖出后,要用筛子仔细筛一遍,质地细密的才卖得出去。
 
  好几次,挖着挖着,头顶突然掉碎石,他和同伴撒开腿就往外跑。安全起见,挖岩灰总要十几个青壮年同行,“洞要是垮下来,就给埋了。要是一个人去,埋了也没人知道。”施成富回忆。
 
  挑着岩灰,沿着崎岖的山路走上3个小时,才能到邻乡集市。100斤岩灰能换10来斤米,却只够施成富一家人吃一天。那时,炒菜会拿根竹签包着布头,伸到油壶里蘸一蘸,再往锅边擦一擦,因为吃不到足够的油盐,壮年劳动力要吃饱,一顿恨不得吃上一斤米。
 
  连续几十年的艰难光景里,施成富常常凌晨4点就出门,天黑了,才挑回一担稻谷、岩灰,背回一捆干柴、木料,第二天挑到集市上,换回一些吃食。
 
  武陵山区是全国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之一。据湘西州志记载,1984年,湘西全州农业总人口中,尚有84%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下,花垣县被列为国家重点扶持的贫困县。
 
  苗家有句古话,叫“锄头落地养一家”。走不出大山的“施成富”们,凭一身力气,用一把锄头,开辟了一条活路。
 
山外的漂泊


 
  上世纪90年代,17岁的村民杨正邦揣着苞谷粑,挤上了北去的列车。
 
  市场经济的海洋里,人们追风逐浪。十八洞村的年轻人也翻山越岭,去寻找更多机会。
 
  有一年春节,老乡带回一台二手黑白电视机和一件旧棉衣,点燃了杨正邦心里的念头——要去山外的世界闯荡。
 
  那年3月,绿皮火车摇摇晃晃,把杨正邦带到大雪纷飞的沈阳。
 
  老乡帮他在建筑工地找到工作,开砂浆搅拌机,操控升降梯。工地开伙时,他会多抓两个馒头带回蜗居的地下室,藏到枕头边,半夜饿了再吃。
 
  山里人干活儿不怕苦,杨正邦很快得到工友们的认可。大伙儿看他年纪小,给他出主意:去找找电气队队长,跟他学电工,有了手艺就有饭碗。
 
  杨正邦敲开了队长家门。“进了门,一脱鞋,袜子前露脚趾、后露脚跟,脸一下就红了。”多年后,他依然记得当时的窘态。队长看他诚心,收他当了学徒。
 
  边做边学,8年后,杨正邦有了新打算:既然会看图纸了,能不能包点活儿自己干?
 
  就这样,他回到湘西吉首当起了工头。可南方的建筑设计却与东北不同,“看到图纸就懵了。跌跌撞撞干了两年,干不成了。”杨正邦回忆。
 
  进入新世纪,花垣县铅锌矿、锰矿开发如火如荼。杨正邦和村里许多青壮年劳力上了矿山。钱挣得不少,但风险也不小。成家后,他就不想再干“有今天没明天”的活儿了。
 
  2010年,他去了浙江,找到一份网络信号维护的工作,要背着五六十斤的工具爬45米高的信号塔。最多的一天,他爬了10多次。工作数年间,杨正邦的手机信号从2G变成了3G、4G,月工资从800元涨到1800元。
 
  走南闯北这些年,他觉得自己像一只飞出大山的鸟,哪里不受穷,就往哪里飞。四处漂泊,没有方向。
 
  2013年11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洞村首次提出“精准扶贫”重要论述。
 
  看到这则新闻时,“精准扶贫”四个字像一道闪亮的光芒,照在杨正邦心上。
 
大山的憧憬


 
  2013年,17岁的村民施林娇正在县城读高中。
 
 
    她揣着借来的学费,搭车到了长沙参加声乐集训,想通过艺考上大学。当时,施林娇的父亲罹患重病,家境拮据。可家里人却不惜一切代价供她念书。
 
  “爸妈都告诉我,有文化才能走得远。”施林娇的心底,藏着“读书改变命运”的渴望,承载着父辈告别深山的梦想。
 
  “山里的孩子,心里都憋着一股劲儿,想考得远一点。”中学时的施林娇,每天清晨5点就起床,跑步、背书、做题,考入了县城最好的高中,后来又实现了“远一点”的心愿,考上浙江音乐学院。
 
  也是那几年间,脱贫攻坚的号角吹响,全国各地奔小康的步伐越走越快。
 
  这一次,十八洞村走在了前列。宽阔的水泥路连通了山里和山外,水电网都通了,破旧房屋修葺一新,游客络绎不绝。
 
  象牙塔里的施林娇,不时听到村里的好消息——
 
  施成富爷爷家开起了农家乐,生意火得不得了,买了小轿车,说自己过上了“想都不敢想的好日子”;
 
  杨正邦叔叔从浙江回来了,先是当了义务讲解员和保洁员,又开饭店、建民宿,带头致富;
 
  村里新发展了1000多亩猕猴桃,建了山泉水厂,村集体有钱了,每家每户还能分红;
 
  ……
 
  2016年,十八洞村整村脱贫。全村人均年收入从2013年的1668元增长到2019年的14668元。
 
  外出打工的年轻人接连回乡,这让2019年毕业的施林娇动了心。毕业后,她先在城里工作,半年后,辞职回到山里。
 
  突如其来的疫情,偶然开启了施林娇与两名同村返乡大学生的创业历程——“宅”在村里的日子,3位“90后”组建团队,拍视频、开直播,讲述十八洞村的故事,展示苗乡风俗。
 
  镜头里的施林娇穿着苗服,在火塘边切腊肉,在小溪旁洗野菜,在青山脚下唱苗歌,半年收获了10万粉丝。她最近开始尝试“直播带货”,销售山里的腊肉、糍粑、蜂蜜。
 
  关于未来,这个24岁的姑娘有更多畅想。她想把网络直播的事业做大些,有了规模,就能让山货有更好的销路。
 
  面对创业可能遇上的瓶颈,她并不心慌。她知道,网络直播也许不能做一辈子。最近,她买了许多书,打算备考教师资格证,“如果能成为老师,帮更多山里孩子改变命运,不是也很好吗?”
 
  考出大山的施林娇,坚定地回到山里。她知道,自己面前有许多个机会,未来有无数种可能。时代给予她安全感,也给予她更多探索的勇气。
 
  衣食足,产业兴,乡村美。一代代十八洞村人接续奋斗的成果,让年轻的“施林娇”们,与巍巍大山有了更深的牵念——他们不惧远行,也不惧归来。新华社长沙7月12日电
 
应急响应提至Ⅱ级 防汛升级发出的动员 当前汛情形势观察
应急响应提至Ⅱ级 防汛升级发出的动员
当前汛情形势观察

( 2020-07-13 ) 稿件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要 闻
 
  新华社北京7月12日电12日,国家防总将防汛Ⅲ级应急响应提升至Ⅱ级,水利部也将水旱灾害防御Ⅲ级应急响应提升至Ⅱ级。就在当日零时,鄱阳湖标志性水文站星子站,湖水突破了有水文纪录以来的历史极值。江西省防汛抗旱指挥部11日将防汛应急响应紧急提升至最高级别Ⅰ级。
 
  习近平总书记12日对进一步做好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压实责任、勇于担当,各级领导干部要深入一线、靠前指挥,组织广大干部群众,采取更加有力有效的措施,切实做好监测预警、堤库排查、应急处置、受灾群众安置等各项工作,全力抢险救援,尽最大努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水灾无情,生命至上!当前,我国南方多地防汛形势严峻,防汛已进入关键时期。各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以赴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
 
  部分地区启动最高响应 防汛形势十分严峻


 
  “下雨像泼水,洪水很快漫过堤面。”江西省鄱阳县桂湖村村民黄桂荣说,从未见过家门口这条河能涨这么大的水。
 
  8日晚,鄱阳县万亩圩堤问桂道圩出现漫决险情。到了10日,汹涌的洪水已将圩堤冲出一道长达120米的口子,洪水裹挟着浑黄的泥沙滚滚而下,沿岸的房屋和农田浸泡在一片汪洋中。
 
  据水利部监测,7月4日以来,长江、太湖流域出现强降雨,长江中下游干流监利及以下江段、洞庭湖、鄱阳湖,江西修水、抚河等212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其中72条河流超保证水位,19条超历史水位。太湖持续超警状态。
 
  “启动Ⅰ级应急响应,意味着当前防汛形势异常严峻。”江西省应急管理厅防汛抗旱处处长李世勤说,按照灾害的严重程度和范围,江西省防汛抗旱应急预案设定了四级应急响应,Ⅰ级为最高级别。
 
  江西省防汛抗旱指挥部秘书长徐卫明说,目前江西境内2545公里的沿江滨湖圩堤线有2279公里超警,长江和鄱阳湖水位仍在上涨,鄱阳湖可能发生流域性大洪水。眼下,部分堤坝土质差,长时间被水浸泡,抗渗能力弱,防御压力大。且江西省水库蓄水明显增多,水位普遍偏高,调蓄能力减弱,给下一阶段防汛工作带来挑战。
 
  与此同时,今年入梅以来,湖北省黄石市阳新县出现多轮强降雨过程。11日早上,阳新县富河水位达到23.70米,超过1998年23.69米的历史最高洪水位。11日8时,阳新县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Ⅰ级。
 
  洞庭湖区防汛形势也进入紧急状态。12日3时,位于湖南岳阳的洞庭湖标志性水文站城陵矶站水位升至34.56米,超过保证水位0.01米,超警戒水位2.06米,且仍呈上涨趋势。随着水位不断上涨,洞庭湖区岳阳、益阳、常德三市先后启动防汛Ⅱ级应急响应。
 
生命至上,抢险救灾有力有序


 
  汛情是命令,防汛是责任。在一处处防汛大堤上,一场没有硝烟的战斗正在打响。
 
  “好了,涵洞堵上了!”50岁的湖北省石首市沙口村党总支副书记张葵阳最后爬上岸来,长长吁了口气,身上的水不停往下滴。
 
  入梅以来,长江边的石首市持续强降雨,水位快速上涨,眼看将危及附近江边的公路和公路一侧的农田村庄。为避免大水通过公路排水通道的涵洞持续涌入另一侧的农田和村子,当地迅速组织人员对公路的排水通道涵洞紧急抢险设堵。 
 
    关键时刻,张葵阳果断跳入湍急的排水通道,其他村民紧随其后。他们扔下雨衣,在水中用脚一步步试探着定位涵洞,再潜入水中用木板挡住涵洞,接着用土包固定、压胶布防水、垒墙……经过两个多小时连续奋战,终于堵住了隐患。
 
  “在困难面前,党员干部就要冲在前面,群众才会信服,才能快速形成凝聚力。”张葵阳说。
 
  记者在位于鄱阳县城附近的昌江圩堤上看到,江水正逐渐逼近堤坝坝顶。堤坝上,许多工程车辆来回穿梭运送土方和砂石,干部群众冒雨垒砌装满土方的编织袋,对堤坝进行加高加固处理。江西武警机动支队200余名武警战士,沿堤坝垒起高1.5米、长1500米的“土龙”,将洪水死死拦截在外。
 
  与此同时,受灾群众的转移安置工作也在有序进行。9日早上,桂湖村500多名村民被紧急转移到县城的一所小学集中安置。为了让村民能喝到热水,工作人员还临时搭建了一间开水房。
 
  鄱阳镇党委委员、组织委员兰穹飞负责安置点村民的衣食住行,她调动志愿者把盒饭送到村民手里。“我们不会让一个村民流离失所。”她说。
 
全力迎战,尽最大努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当前我国南北方已全面进入主汛期。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副司长王章立说,7、8月份是我国防汛关键期,江河洪水将呈现多发频发趋势。
 
  据气象水文部门预计,盛夏南北方均有多雨区,一些河流可能发生区域性较大洪水。台风也可能对东南地区和华南沿海产生影响。
 
  近几日,有一些河流站点出现超过1998年洪水的水位。水利部水文情报预报中心主任孙春鹏说,我们已建成了比较完备的水利防洪工程体系,即使发生1998年那样的洪水,也有能力应对,为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的水利安全保障。
 
  “面对严峻汛情考验,要坚决把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理念贯彻落实到防汛抗洪工作各个环节,进一步压实责任,细化措施,守好底线,把确保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落到实处。”应急管理部应急指挥专员张家团说。
 
  浙江新安江水库9孔全开泄洪后,近日水库水位逐渐缓慢下降,钱塘江流域各站回落至警戒水位以下,浙江省防指下调了应急响应级别。
 
  “雨势减小、响应降级并不意味着能放松警惕。”浙江省水利厅有关负责人说,新安江建德段沿江堤防还存在滑坡、塌方风险,要严防局地强降雨引发的次生灾害。
 
  这位负责人说,淳安县23个乡镇受灾严重,基层干部群众正在抓紧时间自救。水位每下降一厘米,恢复和消杀工作就跟进一厘米,并继续完善城市、村庄、农田、鱼塘的排涝措施,抓紧恢复灾后的农业生产。
 
  (记者胡璐、高敬、刘夏村、范帆、侯文坤、周楠、黄筱)
 
闻“汛”而动战鄱湖
闻“汛”而动战鄱湖

( 2020-07-13 ) 稿件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要 闻
 
  新华社记者郭强、吴锺昊、范帆、余贤红
 

 
  19.01米、20.73米、21.97米、22.53米……
 
  四级、三级、二级、一级!
 
  7月12日零时,鄱阳湖标志性水文站星子站的水位井内,湖水漫过一道红色标记——“1998年洪水位22.52m”,我国最大淡水湖水位突破有水文纪录以来的历史极值,防汛应急响应不断升级。
 
  洪水滚滚,浊浪滔天。
 
  面对同样甚至更加凶猛的洪水,不同的是更加坚固的堤防、更加先进的抗洪抢险设施设备、更加科学的调度应对;相同的是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使命担当,不畏艰险、迎洪而上的英勇姿态,众志成城、合力抗洪的磅礴伟力!
 
抢 险


 
  深夜,江西鄱阳县防汛抗旱指挥部,灯火通明。
 
  连日来,鄱阳县遭受持续强降雨袭击,境内河流水位快速上涨。
 
  59岁的县防指专家组成员程建议和同事围在一起,会商应对险情。指挥部内的气氛,让他想起1998年的大洪水。
 
  曾担任县防汛抗旱指挥部技术咨询组组长的他回忆说:“那时,县里86条圩堤到处是险情,指挥部的报险电话根本接不过来。”
 
  如今,面对同样的洪水,江西坚持科学抗洪抢险,有效控制了险情。
 
  8日20时35分,鄱阳县鄱阳镇问桂道圩堤发生漫决。险情就是命令,时间就是生命。
 
  险情发生后,中国安能第二工程局迅速从江西南昌、江苏常州、福建厦门调集400余名抢险人员、52台套装备星夜驰援,加上陆续赶来增援的火箭军、武警和预备役部队,一场防汛抢险阻击战全面打响。
 
  10日中午,第一车石料投入决口处,问桂道圩堤决口封堵战正式打响。
 
  封堵现场,挖掘机、推土机轰鸣,满载土石的翻斗卡车来回穿梭;利用GPS测量仪、雷达流速仪掌握水位、流速变化;采用“堤头裹头保护、石碴戗堤进占、水上分层碾压、黏土抛填闭气”战法,进行封堵作业……
 
  120米、110米、100米、70米……缺口不断缩小,预计13日将完成封堵。
 
  类似的场景在一个个抢险现场发生。截至7月11日,江西已累计投入抗洪抢险人力16.1万人次,投入机械设备3771台套,土石方20余万方,全省发生的131处险情已完成处置94处。
 
转 移


 
  “铛……铛……铛……快走喽,洪水就快来喽,大家快转移!”
 
  8日晚,一阵急促的铜锣声打破了鄱阳镇桂湖村的宁静。接到转移群众指令后,村党支部副书记黄国林一边敲锣,一边挨家挨户通知大家撤离。
 
  与此同时,圩内其他村庄也行动起来。一个小时内,受洪水威胁的9000余名群众全部被安全转移。
 
  一个半小时后,洪水涌进圩内……
 
  洪水来临前,提前转移群众是确保群众生命安全的关键所在。
 
  从7月3日开始,江西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启动并不断升级防汛应急响应,全省防汛工作进入战时状态。江西省委、省政府要求,关键时候,全省各地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以赴做好防大汛、抗大洪、抢大险、救大灾工作,科学有力防汛救灾,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九江市江新洲渡口,56岁的江洲村村民刘硕林正赶回老家。
 
  “我前几天就接到村干部通知,今天回村里,明天一早就把家里老人转移出来。”经历过1998年洪灾的刘硕林说,与过去相比,现在政府预警更加及时,转移更加有序。
 
  截至11日17时,江西已紧急转移43万余人。
 
  转移及时,还要妥善安置。
 
  从桂湖村转移出来的村民被集中安置在鄱阳县县城的五一中心小学。洪水来临前,这所已经放假的学校被当地政府设为应急安置点。安置点配备了方便面、矿泉水、防潮垫、凉席、洗漱用品和药品。工作人员还临时搭建了一间开水房,村民们每天能吃上荤素搭配的饭菜。
 
巡 守


 
  11日晚,九江市柴桑区江洲镇,洪水已与堤坝基本持平。 
 
    “相比1998年大洪水,这次汛情虽然来得急,但大家并不慌张,该转移的转移,该守堤的守堤。”江洲镇蔡洲村三组组长左自强说。
 
  井然有序,源自更加坚固的堤防。左自强说,当地政府在大坝内侧筑起一道宽约40米、高度与堤坝齐平的“衬台”,相当于多了一道坝。
 
  再坚固的堤,也不能放松值守。在鄱阳湖流域一座座堤坝上,各地干部群众纷纷投入防汛抢险,保卫自己的家园。
 
  雨夜,乐平市乐港镇中洲圩堤上漆黑一片,邵湾村村支书邵忠如和村民们拿着手电筒,走在长满杂草的斜坡上,查找险情。汛情发生后,他和村民们已经在这里值守了7天7夜。“圩堤那边就是我们的家,守堤就是守家。”他说。
 
  越来越多的人加入抗洪巡守的队伍,凝聚起万众一心抗击“洪魔”的力量。
 
  “江洲儿郎,汛情紧急,家乡盼你回家支援。”
 
  7月10日,江洲镇通过网络平台发出一封动员村民回乡支援抗洪抢险的“家书”后,数千名在外的江洲人纷纷响应,返乡抗洪。在九江经商的江洲镇团洲村村民方大贵说:“为家乡抗洪尽一份力,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降雨仍将持续,洪水仍在上涨,他们仍将继续坚守、战斗!
 
  新华社南昌7月12日电
 
曹妃甸口岸外贸忙   今年1至6月份唐山港曹妃甸港区外贸货物吞吐量9112.9万吨,同比增长19.6%(7月12日摄)。        新华社记者杨世尧摄
沙漠高速建设正酣   乌玛高速青铜峡至中卫段穿越腾格里沙漠腹地的18公里公路,是宁夏建设的首条沙漠高速公路(7月10日摄)。      新华社记者冯开华摄
让创新的成果更多惠及百姓 从“科教更加进步”品味我们的小康生活
让创新的成果更多惠及百姓
从“科教更加进步”品味我们的小康生活

( 2020-07-13 ) 稿件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要 闻
 
  新华社北京7月12日电(记者董瑞丰、胡浩、徐海涛)从网购“足不出户”,到高铁让“天涯若比邻”;从网课跨越“教育鸿沟”,到涌现出越来越多“中国智造”……创新的故事,每天都在当下的中国上演。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到建党一百年时建成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的小康社会。

  孕育自科技和教育的力量,正支撑起中国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并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源源不断注入动能。

民之所想,为科技跨越标定方向


  一个“云课堂”,同时容纳了500万名中小学生。今年初,突如其来的疫情为开学按下暂停键。停学不停课——在数以万计的服务器“保驾护航”下,公益直播课紧急上线。

  借助“云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给更多人讲授中华经典诗词:“今天我们品读古代英雄的诗文,不仅是从古代英雄身上汲取精神力量,更是要致敬抗击疫情的英雄。”

  巩固学习课、大师人文课、榜样青年说……猿辅导在学习强国等平台上推出公益直播课70余门约5万分钟,惠及超过2000万名学生,让线上课堂变成货真价实的知识“加油站”,也将科技创新的温度传递到千家万户。

  从线上直播到网购、远程办公,从随处可见的“扫一扫”到层出不穷的“无人”“共享”,从更安全的“北斗”到越来越快的高铁速度、5G速度,科技创新正深度沉浸到亿万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

  一键按下,座椅自动升降,起身角度可调节。由哈工大机器人集团研发的这款起身助手,可用于帮助行动受阻的老年人,当好“贴身拐杖”。研发人员介绍,这款智能装备承重200斤以上,目前已在黑龙江、安徽等地医院和养老机构应用。

  癌症,人类健康的主要“杀手”。进口抗癌药价格高昂,如何让老百姓不再“望药兴叹”,科研攻关快马加鞭。

  不久前,多款国产抗肿瘤新药获得国家药监局批准。在国家重大新药创制专项的支持下,信达生物历时8年自主开发了单克隆抗体药物达攸同,适应症为晚期非小细胞肺癌和转移性结直肠癌。

  作为国家新药研究基地,恒瑞医药最新研发的卡瑞利珠单抗,成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覆盖肺癌等4种适应症的国产PD-1抑制剂。

  据科技部公布,2019年中国的科技进步贡献率已达到59.5%。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19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显示,中国排名提升至第14位,居中等收入经济体首位。

  科技部部长王志刚说,面对高质量发展的要求,科技既要“顶天”也要“立地”,为国家全面发展、人民生活改善作出更多贡献。

  更宜居的生活环境,更好的医疗卫生服务,更放心的食品药品……人民的需要和呼唤,是科技进步和创新的时代声音。一个个利民惠民的生动案例,编织起全面小康的创新版图。

  民之期待,让教育现代化加快推进


  在湖北,科技扶贫把一所高校和一个贫困县紧紧“绑”在一起。

  华中农业大学和湖北省建始县的定点扶贫已持续多年,花开时节,师生们教果农给樱桃授粉;雨季来临,传授避雨栽培和穴贮肥水覆膜技术;平日里,修剪、套袋、病虫害防治……通过培植魔芋、玉米、猕猴桃等优质特色资源,2019年,这里的精准扶贫产业总产值达到数亿元。

  把先进的理念、人才、技术、经验等要素传播到贫困地区,让一项项技术变成老百姓手中的“真金白银”,一项项产业成为贫困地区致富的“造血干细胞”……2019年,75所教育部直属高校尽锐出战,全部投入扶贫工作,助力20个县实现脱贫摘帽。

  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中国梦的实现,归根结底靠人才、靠教育。

  “画圆有很多方法,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还有哪些办法呢?”地处武陵山区的重庆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中益乡小学,五年级的孩子们迎来一堂特殊的数学课——200公里之外的重庆市特级教师郭莉“连线”同步讲解。

  高清AI跟踪摄像头实时对师生动作进行智能捕捉,5G网络同步呈现教室全景、师生特写和板书。“山里娃”不仅有了崭新的塑胶跑道和多功能活动室,还能零距离听特级教师讲课,共享优质教育资源。

  近年来,各地义务教育办学条件大幅改善,师资配备水平明显提升,基本教育公共服务供给更加均衡。截至2019年底,全国已有95.32%的县(市、区)通过国家义务教育基本均衡发展督导评估认定。

  从学前教育、义务教育,到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我国进一步确立教育优先发展地位,各级各类教育投入大幅增长。自2012年以来,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的比重一直维持在4%以上的水平。其中,2019年全国教育经费总投入为50175亿元,比上年增长8.74%。

创新,为全面小康注入更强活力


  安徽,合肥。京东方10.5代线工厂,一块块先进的液晶面板从这里发往全球;一期设计月产能12万片晶圆,长鑫存储内存芯片自主制造项目投产,与国际主流产品同步……

  芯片产业、新型显示产业、装备制造和智能机器人产业、人工智能和制造业融合——以“芯屏器合”为代表的产业集群正在这个中部城市形成,展现出蓬勃的竞争力。

  安徽素来科教底蕴深厚。坐落在合肥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办学规模不大,但每1000名本科毕业生就产生1名院士、700多名硕士博士,比例居全国高校之首,量子通信、高温超导、智能语音等一批尖端科技成果跻身世界一流方阵。

  科教为基础,创新添动能。得益于强劲引擎拉动,今年5月,合肥的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9.9%。从1995年至今,合肥的经济总量在全国城市排名中跃升了76位,被誉为“发展最快城市”。

  如果说科技创新和教育进步是中国持续发展的巨大引擎,那么改革是点燃这个引擎必不可少的点火系。

  《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实施方案》提出143项改革措施,为科技体制改革画出“施工图”;《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着力破除唯分数、唯升学、唯文凭、唯论文、唯帽子的顽瘴痼疾……向多年来束缚创新的藩篱动真格,新一轮发展的澎湃浪潮已经临近。

  天津,第四届世界智能大会,尽显“科技赋能”的魅力。一间零能耗小屋,门前的光伏地砖白天发电、晚上发光,内外温湿度自动调节,可以智能完成洗衣烧水等预定家务。

  杭州,城市大脑运营指挥中心,透视城市治理现代化的未来。巨大屏幕上实时跳动着一串串数据,搭建出公共交通、城市管理、卫生健康、基层治理等11大系统48个应用场景,日均协同数据量达1.2亿条。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驱动发展的第一动力。科技和教育进步持续不断地为中国发展注入巨大动能,并切实影响着14亿人民的生活质量和幸福前景。

  伴随着建设科技强国、教育强国的声声鼓点,一个充满活力的中国,正在昂首走向全面小康。

  (参与记者:柯高阳、闫睿)

 
“难”字当头,中小微企业如何解困局育新机
“难”字当头,中小微企业如何解困局育新机

( 2020-07-13 ) 稿件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要 闻
 
  2020年上半年,不少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无疑“难”字当头。面对疫情带来的开工延迟、资金紧张、需求萎缩等重重压力,企业如何解困局、育新机?
 
  记者近日在多地采访看到,从中央到地方,一系列政策措施正为市场主体“雪中送炭”,企业自身也在奋力突围、寻找破题之路。
 
  “疫情给企业关上了‘一扇门’,又打开了‘几扇窗’”


 
  7月的泉州,持续高温。
 
  “市场总是万千变化,今年却始料未及。”回忆疫情带来的困境,在商海摸爬滚打了半辈子的洪建库,似乎仍能感觉到当时的寒意。
 
  他带领的七彩狐泳装集团,此前连续20多年实现出口增长,但今年上半年,却遭遇外贸订单急剧下滑。
 
  面对突如其来的危机,洪建库急切地寻求出路。他发现,疫情下瑜伽服等室内运动产品需求明显增加,于是走了延伸产品品类的路子。随之而来的,是订单大幅增长、销售额整体回升。
 
  “疫情给企业关上了‘一扇门’,又打开了‘几扇窗’。”洪建库说,“我们正在新建一个5万平方米的厂房,为下一步市场复苏、多元化发展做准备。”
 
  “人民需要什么,五菱就造什么”——在广西柳州上汽通用五菱宝骏基地挂着的这条横幅,不仅代表品牌理念,也是这家企业应对市场变化的“法宝”。
 
  从口罩到智能移动测温车、无人消毒车,再到火遍朋友圈的“地摊车”……上汽通用五菱迅速推出顺应市场需求的新产品,在全行业低迷的情况下,自4月以来连续三个月实现汽车销量同比快速增长。
 
  疫情发生以来,生物医药需求增加,远程办公、居家娱乐、在线教育、休闲零食等行业走红,一些企业敏锐捕捉新机遇,业绩甚至不降反升。
 
  盐津铺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紧跟疫情期间代餐食品爆发式增长的需求,重点推出面包、蛋糕、薯片等烘焙类产品,同时加大电商销售力度,一季度实现净利润5720多万元,同比增长超过100%。
 
  “不经历阵痛,永远不能在优胜劣汰中胜出”


 
  尽管疫情给企业普遍带来意想不到的困难,但在记者的采访中,不少企业家坦言,没有不好的行业,只有不好的企业。疫情只是更加剧了市场竞争和优胜劣汰。
 
  浙江余姚市兰山电机企业有限公司总经理鲁孝良深有感慨地说:“不加速创新,不经历转型阵痛,企业永远不能胜出。”
 
  年初订单明显萎缩让他感到了“压力山大”。但他很快发现,不是电机没有“出路”,而是产品没有“对路”。
 
  在中信银行低息资金支持下,兰山电机“咬牙”加大研发投入。及时推出的迭代产品,很快得到市场认可。
 
  鲁孝良告诉记者,前6个月公司销售产值同比增加20%。预计下半年随着市场需求逐渐复苏,营业收入还可稳步上升。
 
  不少企业表示,疫情加速了行业洗牌,使得产业更快向“头部”企业集中。中小微企业必须倒逼自身转型,才能转危为安。
 
  在外需不振、全行业销量大幅下滑的背景下,中通客车上半年海外出口客车2158台,同比增长高达一倍多。
 
  中通客车董事长孙庆民分析说:“疫情发生后,我们很快转变营销和服务方式。但企业‘稳’的根本,是长期以来坚持创新驱动,针对市场和客户需求开发过硬产品,站稳了细分市场。”
 
  “事实上,危机一直都在。无论是环境、技术、市场还是病毒,更多未知带来的挑战还会到来。”北京大学教授陈春花说,如果企业只能在顺境里、在可认知的条件下才能实现增长,这本身就是一种危机。
 
  “放水养鱼”,千方百计帮企业突围


 
  在努力寻求破题之道的,不只是企业,政府相关部门也在积极行动,一些地方创新招数“放水养鱼”,千方百计帮企业突围。
 
  几个月前,江苏一品御工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一度遭遇回款难题,资金压力巨大,银行又提出收回贷款。
 
  所幸在当地银保监局协调下,这一问题得以解决。加上缓缴社保、减免税费等一系列支持,企业转危为安。珠宝成品销售额同比竟有所提升,新开业的珠宝定制店也经营良好。
 
  黑龙江省润特科技有限公司在疫情最严重时一度停产,资金链陷入困难。一笔3000万元的低息贷款,让企业走出困境。
 
  一系列保障市场主体的政策“组合拳”,为缓解企业困难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人民银行数据显示,5月末,普惠小微贷款余额12.9万亿元,同比增长25.4%。
 
  二季度,中小企业发展指数比一季度回升3.5个点,企业资金、用工状况等均有所改善,信心逐步恢复。第三方支付机构拉卡拉的统计也表明,全国小微商户二季度交易笔数环比增长86.9%,回暖明显。
 
  不过,经济全面恢复需要时间,全球疫情仍在蔓延,当前中小微企业发展仍面临复杂严峻局面。
 
  中国中小企业协会6月下旬对2507家中小微企业开展的调查显示,由于抗风险能力差,资金支持仍是中小微企业最大诉求,市场需求不足则是疫后恢复的最大挑战。
 
  专家建议,下半年还需进一步推动政策落地,确保“真金白银”落到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身上,特别要增强金融对市场主体的支持。同时要通过稳投资、扩大消费等给市场“添把火”,让企业渡过难关,赢得未来。
 
   (记者姜琳、吴雨、秦宏、阳建、王建)新华社北京7月12日电
 
全国政法队伍教育整顿试点工作启动 “剑指”6类顽瘴痼疾
全国政法队伍教育整顿试点工作启动
“剑指”6类顽瘴痼疾

( 2020-07-13 ) 稿件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要 闻
 
  新华社北京7月12日电(记者刘奕湛)记者近日从中央政法委获悉,全国政法队伍教育整顿试点工作已启动,将对违反防止干预司法“三个规定”,违规经商办企业,违规参股借贷,配偶、子女及其配偶违规从事经营活动,违规违法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有案不立、压案不查、有罪不究等6类顽瘴痼疾进行集中整治。

  此外,试点工作将突出抓好清除害群之马、弘扬英模精神、提升能力素质等任务。其中,将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坚持重遏制、强高压、长震慑,清查对党不忠诚不老实的“两面人”,彻查黑恶势力“保护伞”,深查执法司法腐败,严查党的十八大以来不收敛不收手的腐败,以清除害群之马来维护好政法队伍肌体健康。

  据了解,试点确定5个市本级及4个县(市、区)的有关政法单位,2所监狱作为试点单位,于今年7月至10月开展全国政法队伍教育整顿试点工作。在取得试点经验基础上,2021年起将自下而上一级一级逐级在全国政法系统铺开;到2022年一季度前,完成全国政法队伍教育整顿任务。

 
北京连续6天无新增本地确诊病例 中风险地区数量继续下降
北京连续6天无新增本地确诊病例
中风险地区数量继续下降

( 2020-07-13 ) 稿件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要 闻
 
  新华社北京7月12日电(记者张骁、林苗苗)在12日举行的北京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北京市政府新闻办主任、北京市政府新闻发言人徐和建介绍,北京市已连续14天新增报告本地确诊病例数保持在个位数或者是0,已经连续6天无新增报告本地确诊病例,治愈出院人数不断增加。

  当前,北京疫情形势持续向好,继续保持可防可控可预期,中风险地区数量继续下降。北京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庞星火介绍,按照北京市向国家卫生健康委报备的《常态化防控下北京市新冠肺炎疫情风险分区分级标准》,经评估,北京市丰台区卢沟桥(地区)乡、大兴区魏善庄镇、大兴区高米店街道连续14天内无新增本地确诊病例,由中风险地区调整为低风险地区。

  庞星火说,截至目前,北京市共有高风险地区1个,为丰台区花乡地区;共有中风险地区9个,为丰台区丰台街道、卢沟桥街道、马家堡街道、新村街道,大兴区北臧村镇、黄村(地区)镇、青云店镇、兴丰街道、西红门(地区)镇。丰台区、大兴区其余街道仍为低风险地区。

 
二十卷本《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全部出版
二十卷本《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全部出版

( 2020-07-13 ) 稿件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要 闻
 
  新华社北京7月12日电(记者史竞男)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之际,由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共同编纂的20卷本《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近日由中华书局出版。

  全书共1200余万字,分为20个专题,包括《九一八事变》《华北事变》《细菌战与毒气战》《南京大屠杀》《日军对抗战后方的轰炸》等。通过对现存于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和其他有关部门的关于抗战时期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文件、协议、情报、电稿、信函,中日交涉函件及战犯供词和审判档案等资料,进行严格筛选、鉴别、整理,选取其中反映本质问题、具有典型意义、内容真实可靠的材料,分类整理编排而成。

  据介绍,该丛书自立项至最终完成出版历时37年,前后参与者多达五十余人。书中选用的档案资料绝大部分从未公开出版,所反映的事实,基本发生于1931年至1945年之间,包括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华北事变、扶植伪满和汪伪政权、华北大扫荡等对华的政治和军事侵略,以及在中国各地制造的屠杀惨案、细菌战、强征劳工等残暴罪行。

  专家认为,丛书资料来源珍贵,权威可信,多侧面、全方位、系统性展现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对中华民族造成的巨大损失和伤害。丛书出版,对于还原历史真相,推进抗日战争史和中日关系史研究,加强国民爱国主义教育等,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唐山古冶发生5.1级地震暂无人员伤亡
唐山古冶发生5.1级地震 暂无人员伤亡

( 2020-07-13 ) 稿件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要 闻
 
 
 
  7月12日,消防救援人员在河北省唐山市古冶区卑家店镇前巍峰山村村民家中排查。  
 
  7月12日6时38分,河北省唐山市古冶区发生5.1级地震。地震发生后,河北省唐山市消防救援支队抵达震中,逐村逐户排查。目前,震中暂无人员伤亡报告。
 
   新华社记者牟宇摄
 
贵州安顺通报公交车坠湖事件调查结果
贵州安顺通报公交车坠湖事件调查结果

( 2020-07-13 ) 稿件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要 闻
 
  新华社贵阳7月12日电(记者李黔渝、罗羽)贵州省安顺市公安局12日通报安顺市西秀区公交车坠湖事件调查结果。经查,犯罪嫌疑人系该公交车驾驶员张某钢,因生活不如意和对拆除其承租公房不满,为制造影响,针对不特定人群实施危害公共安全个人极端犯罪,造成21人死亡,15人受伤,公共财产遭受重大损失。

  2020年7月7日12时12分,一辆号牌为贵G02086D的安顺市2路公交汽车,在行驶至西秀区虹山水库大坝时,突然转向加速,横穿对向车道,撞毁护栏冲入水库。经全力搜救,共搜救出37人,其中20人当场死亡,1人经抢救无效死亡,15人受伤,1人未受伤。

  犯罪嫌疑人张某钢,男,52岁,安顺市西秀区人,离异。案发当日上午9时4分,张某钢在住处附近烟酒店买了白酒和饮料。10时55分,张某钢与对班驾驶员在安顺客运东站完成交接班。12时9分,张某钢趁乘客到站上下车时,饮用了饮料瓶中的白酒。12时12分,张某钢驾驶公交车行驶至西秀区虹山水库大坝时,先是降低车速,躲避来往车辆,后突然转向加速,横穿5个车道,撞毁护栏,冲入水库。

  据安顺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通报,对于网传张某钢“房屋被拆除”一事,贵州省和安顺市相关部门迅速组成调查组进行调查。经查,张某钢到西秀区柴油机厂(后更名为西秀区酿造机械厂)参加工作时,厂方提供一套自管公房供其居住,其产权属单位所有。2020年6月8日,张某钢与西秀区住建局签订了《自管公房搬迁补助协议》,协议补偿72542.94元,未领取。张某钢还申请了一套公租房,未获得。7月7日上午8时30分许,张某钢来到他所承租的公房处,看到该公房将被拆除。8时38分,张某钢拨打政务服务热线,对申请公租房未获得且所承租公房被拆除表示不满。

  调查组将进一步深入调查,房屋拆除和接访接诉过程中如有违法违纪行为,将依法依纪严肃处理。

 
鏖战南洞庭
鏖战南洞庭

( 2020-07-13 ) 稿件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要 闻
 
 
  7月11日,在沅江市琼湖街道莲花岛村,洪水淹没了部分房屋和土地。   新华社发
 
 
  新华社长沙7月12日电(记者明星、史卫燕)6月下旬以来,湖南多地连续强降雨。受长江高水位“顶托”和沅水、澧水两大河流洪水影响,洞庭湖水位逐日攀升,南洞庭湖的多个站点,近日接连超保证水位,防汛形势极为严峻。
 
  为了保卫家园,当地干部群众齐心协力、坚守大堤,鏖战南洞庭!
 
头顶“悬湖”护大堤


 
  7月11日,沅江市320公里一线防洪大堤全线超警戒水位,其中151公里堤段超保证水位。
 
  7月12日,南洞庭湖高洪水位仍在维持,沅江市超保证水位的堤段比11日又增加了16公里,达到167公里。
 
  沅江市永新垸四面环水,是洞庭湖的湖心岛。站在岛上的大堤举目四望,浊浪滚滚,水流浩荡。南洞庭芦苇场场部设在永新垸,为了保卫家园,全场干部职工冒着酷暑奋战在抗洪一线,巡查堤防,清障除险。场长杨志文介绍,八百里洞庭已成“悬湖”,永新垸这样的湖心岛,就是“悬湖”中的“澡盆”。
 
  南洞庭芦苇场防汛抗旱第一大队五花洲中队负责坚守永新垸一线防洪大堤近6000米。烈日下,中队长刘清山挥汗如雨,带领党员、群众用镰刀和锄头清除杂草等障碍物。他的儿子今年高考,他仍然坚守大堤,没有陪儿子高考。一周多来,刘清山虽然双手磨出水泡,两眼布满血丝,但仍然干劲十足。
 
  洞庭湖一线大堤还活跃着一群“抗洪老兵”。自7月4日上堤巡查以来,年逾花甲的老党员黄新田吃住都在大堤,只回家取过一次劳动工具。两鬓斑白的他,穿着防雨服,不时敲击着腰间的“梆筒子”。清脆的声音时刻警醒着岸边的人们。
 
  黄新田现在是沅江市琼湖街道参与抗洪的党员志愿者,过去是种田能手,但洪水曾让他颗粒无收。
 
  “我们上堤巡逻,也是保护自己的家园。1996年夏天,洞庭湖洪水滔天,漫过大堤,淹没了我的房子、稻田。很多人在那场洪灾中失去了自己的家园。洪水把我们害惨了!”黄新田说,“今年洪水大,我自愿来巡堤,为抗洪出一点力。”
 
  在洞庭湖中的“孤岛”澎湖潭垸大堤上,每天都有100多人拉网式巡查可能出现的险情。78岁的邹闲仙老人,在岛上生活了半个多世纪,抗洪经验十分丰富。他感慨地说,现在的抗洪条件比过去好多了,大堤上每隔50米安装了路灯,大家告别了用手电筒和马灯夜晚巡堤的历史。
 
  巡堤的干部群众,分堤段排成一排,用手里的锄头、铁锹、镰刀清理杂草,缓慢地挪动着,锐利的目光扫过草丛、堤坡、沟塘,不放过任何可疑隐患。
 
“孤岛”转移大作战


 
  南洞庭湖河汊纵横、洲岛密布,广阔的湖面上星罗棋布地散布着100多个湖洲和湖心岛。
 
  “感谢党和政府的关心,我们有救了!”7月11日,家住莲花岛村的村民夏介文看到救援的船只来了,心里松了一口气。
 
  莲花岛村是沅江市琼湖街道的一个孤岛渔村,管着撂刀口、莲花坳、明山、朗山等4个洲岛,洲岛上常住着1000多人。这次洪水来势凶猛,水位上涨很快,建在低洼处的房屋,大部分都泡在了水里。
 
  沅江市防指接到村民求救信息,第一时间要求当地党委政府和村支两委迅速安排人员和船只,将遭洪水围困的村民转移。岛上地形复杂,洪水深浅不一,帮助村民转移的船只常常搁浅,救援人员用竹竿撑、双手划,挨家挨户上门将村民接到小岛的高处。
 
  “一听说他们这里遭了灾,街道和村里第一时间就把人员和船只安排到了现场,帮助他们安全转移。”村支书刘克辉介绍。灾情发生后,沅江市民政局工作人员迅速安排帐篷、矿泉水、方便面、大米等救灾物资,和救援队伍一同前往灾区。
 
  目前,莲花岛村1000多人已全部安全转移,其生活物资都得到了相应保障。
 
做好打持久战准备


 
  7月3日,沅江市启动防汛三级应急响应;7月8日,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连日来的奋战,很多坚守抗洪一线的干部群众已经极度疲劳。
 
  南洞庭芦苇场干部汪京华今年58岁,人称“老汪”。由于多日上堤防汛救灾,老汪体力透支,风湿病又复发了。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腿抽筋疼得他直冒冷汗,走路也是一瘸一拐。领导安排他休息3天,但是汪京华一天都不想耽搁,赶紧让爱人送来了药,执意要继续留在抗洪一线值守。
 
  目前,沅江市各级干部奋战在南洞庭湖抗洪一线,累计投入防汛劳力7.5万人次。沅江市防指在向8大堤垸派出22名驻垸水利技术人员的同时,还专门成立了2个水利抢险技术专家组分赴各堤垸指导防汛工作。
 
  沅江市委书记黄育文介绍,目前洞庭湖区的汛情走势十分复杂,全市上下全面动员部署,做好打持久战、打硬仗的准备,全力以赴打赢防汛抗灾整体战。
 
不只会跳广场舞还能上堤保家园
不只会跳广场舞
还能上堤保家园

( 2020-07-13 ) 稿件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要 闻
 
 
 
  7月11日,“阿姨团”队长余风英(前)在圩堤施工现场挪动沙袋。
 
  在江西省鄱阳县鄱阳镇江家岭村,有一支防汛队伍——由中老年妇女组成的“阿姨团”。“阿姨团”的队长余风英自豪地说:“我们之前都是一起跳广场舞的‘舞友’,洪水来了,广场舞也没心思跳了,我们也想组织起来尽一份自己的力量。”于是,一支由平均年龄超过五十岁的阿姨们组成的抗洪“阿姨团”成立了。干不了扛沙袋的重活,她们就装沙袋;修不了圩堤,她们就协助巡护。
 
  担心大家在高强度的工作下中暑,在忙完上午的工作后,“阿姨团”马不停蹄地开始熬绿豆汤。“前两天一直下雨,阿姨们帮我们煮了红糖姜水;今天天气热了,阿姨们又送来了绿豆汤,我们干活都更有劲了!”一名武警战士说。
 
       新华社记者周密摄
 
跨江逆行 孤岛不孤
跨江逆行 孤岛不孤

( 2020-07-13 ) 稿件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要 闻
 
  赣北江心,九江市柴桑区江新洲,四面环水,如一叶扁舟孤悬长江。
 
  连日来,受强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江新洲水位持续上涨。12日中午12时,长江九江站水位22.77米,超警戒水位3.27米,逼近历史最高水位。汛情紧急,柴桑区江洲镇防汛抗旱指挥部当天发布通知,7月13日前全镇老幼病残必须全部转移完毕。
 
  记者在江洲渡口看到,从江新洲发往市区的轮渡上,一批批居民正在工作人员引导下有序转移。但与此同时,也有众多青壮年正源源不断跨江驰援,逆行江新洲。
 
  江新洲常住人口约7000人,很多人外出讨生活,但这里的油菜花、金沙滩、棉花地等一草一木仍让不少人魂牵梦绕。11日傍晚,38岁的江洲镇团洲村村民伍文明和同乡一道,驾车登上了返乡轮渡。“老母亲在家,听说北堤告急,我立即放下了手中的活赶回来。”望着滔滔江水,伍文明心里着急,12日一早就扛着铁锹出现在了大堤上。
 
  在江新洲北堤,记者看到岸边已经垒起60公分高的子坝,部分堤段江水已经高过坝面,浊浪不停拍打岸边沙袋。江洲镇柳州村村支书洪棉雪站在水中,接过村民递来的一袋袋沙石,仔细堵住渗漏。
 
  “大堤背后是万亩良田和我们的家园,堤毁了,家就悬了。”洪棉雪说。11日夜里,当地突降雷雨,为了在大坝外层铺上三色布防风浪侵蚀,他毅然挺身而出踏入江水,连续奋战6小时,腿脚被浸泡得发白。“脚破了,鞋穿上就不敢脱了。”
 
  尽管如此,洪棉雪并不泄气,因为越来越多人正赶来与他并肩作战。
 
  58岁的企业员工李海松回来了,他说“就算放弃500块钱一天的工钱,我也要回”;56岁的装修包工头周齐峰回来了,在他看来,大坝是村里人一担担挑土垒起来的,就像自己的孩子,守护大坝是他的责任;村民“95后”沈捷和“00后”王礼华也回来了,稚嫩的肩膀正扛起40公斤重的沙袋……
 
  老百姓上来了,子弟兵赶来了,志愿者也来了。40多公里长的大堤上,旌旗猎猎,人们昼夜值守,或巡堤查险,或装沙垒坝,或整装待命。饿了,就随便扒两口;困了,就躺在哨所眯一会,拼尽全力只为一个共同信念:把家守住。
 
  万众一心,孤岛不孤。
 
     (记者余贤红、黄浩然)
 
    新华社南昌7月12日电
 
心安之处就是家
心安之处就是家

( 2020-07-13 ) 稿件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要 闻
 
  “家在哪?”“就在那儿!”
 
  站在江堤上,即便隔着数百米,透过氤氲的水汽,55岁的村民董秀花还是一眼找到了家。
 
  不过她暂时回不去了。短短4天,上涨的江水淹没了回家的路。原本位于江心洲上地势最高的自家房子,如同正在沉没的孤岛,随着江水的上涨,一点点迫近江面。“离水还有2尺高。”董秀花说着咬紧了嘴唇。
 
  在她身后,高高的江堤下,安徽省东至县胜利镇阜康小学内,还安置了17名像她一样“找家”的人。
 
  7月7日,当地长江水位持续上涨,家在圩区的乡亲们被镇村干部紧急转移到这座二层小楼的教室里,桌椅已被腾空,取而代之的是折叠床和凉席,讲台上备有食物、水、蚊香、热水壶以及必备药品。
 
  对于这所学校的“临时居民”来说,因为这场超历史水位的大洪水,让“家”这个词有了新的含义。
 
  离家前还担心“吃不好、睡不香”的村民金龙德,很快体会到家的味道。入住第二天早晨便吃上了热腾腾的牛肉包子,这是村干部当天一早冒着大雨,去集镇上买的。
 
  “条件肯定不能和家比,但住一天就要给他们一天家的感觉。”胜利镇党委书记杨克飞告诉记者,针对这18位“临时居民”,镇村干部每天排班,从繁忙的防汛工作中抽出时间,做好送餐等服务。
 
  47岁的周慧云是村医,7日与大伙儿一起住进教室,成了安置点的“私人医生”。给老人量血压、为住宿卫生消毒,大伙儿有个头疼脑热的,她都能照顾到。“感觉这几天比平时还忙。”
 
  董秀花想家,主要是惦念家中的“生意”。20余亩的西瓜、黄豆以及玉米已经泡在了水里,如今她指望着80多只鸡鸭能“对冲”损失,“家回不去,它们喂不成,以为又要砸手里。”好在只要有家,便有“家人”守望。“镇里组织了23名干部和抢险人员在江心洲帮助他们看护房屋、养殖家禽。”东至县副县长郭宏盛在现场说。
 
  “有大家的地方,也是家。”村民马美云笑着说,她和自己的三个老姐妹卷着铺盖“挤”在一间教室里。少了农忙,却多了说话的人,每天做着针线活、唠唠家常,倒也不亦乐乎。“庄稼淹了再种呗,江边长大的人还能怕水不成?”
 
  唯独让马美云放心不下的,便是老伴。她告诉记者,当时催着转移,老伴却拎着铁锹上了江堤,每天挖土保圩护坝,已是4天不见人影了,只在晚上简单通了一个电话。“昨晚又是一夜没睡,嗓子都哑了,真把自己当大禹了。”语气里既有埋怨,更是心疼。
 
  入夜,二楼最西头的教室亮着灯,29岁的张翔坐在课桌旁,备战一个月后的公务员考试。去外地读大学后,这是他与父母最长一次朝夕相处,也是他第一次看到村里大妈们骨子里的乐观,大叔们在江堤上的勇毅。
 
  他填报的职位在长江对岸的城市,“期待我能成为一名基层工作者,站在江边,为家坚守。”
 
  这一夜,江水依旧在涨,家依旧在那……
 
     (记者陈诺、李亚彪、刘方强)
 
     据新华社合肥7月12日电
 
不负其名守安澜 洞庭“守堤人”名字里的洪水印迹
不负其名守安澜
洞庭“守堤人”名字里的洪水印迹

( 2020-07-13 ) 稿件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要 闻
 
  7月初以来,长江中下游地区持续超强降雨,导致我国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洪水猛涨。湖区很多地方的水位,连续突破“警戒”“超警戒”乃至“保证”水位。面对严重的汛情和险情,湖区有数以万计的干部群众,夜以继日守卫在洞庭湖千里长堤之上。
 
  连日来,记者在抗洪一线采访,发现到处都能遇上名字里带“水”的“守堤人”,比如“洪”“涛”“波”等。他们的名字,浸润着“湖畔人家”关于洪水的记忆,鼓舞着守卫河湖安澜的壮志豪情。
 
  哪里险就要到哪里去


 
  12日上午,记者赶赴洞庭湖畔的湖南省津市市,洪水导致一条省道中断,需走县道绕行。
 
  行至津市市白衣镇,记者发现抗洪抢险的防线近在眼前。马路边大片稻田被洪水淹没,县道也危在旦夕。
 
  43岁的白衣镇党委书记刘波,在抢险现场带领干部群众争分夺秒抢筑子堤。他们用编织袋灌装泥土,每袋足足有80多斤重。
 
  子堤筑成后,记者采访刘波,方知他生于洞庭湖畔。“童年最难忘的一件事,是家乡发大水,父亲用一根扁担挑起两个箩筐,一个箩筐里坐着我,另一个箩筐里坐着我弟弟。”刘波说,“爸爸挑着我们两兄弟,走了二十几公里上山躲水。”
 
  “爸爸给我取名刘波,给弟弟取名刘泳。湖区很多人取名字都喜欢带‘水’,我中学同班同学光是叫‘涛’的就有三个。这样取名字,是希望遇洪平安、逢灾无恙。”刘波笑言。
 
  这些天,刘波和白衣镇100多名干部日夜坚守在一线。“小时候,父亲每年冬天都会扛起铁锹、挑起箩筐去修堤,如今守护着万千百姓生命财产安全的大堤,基础就是父辈们一担担挑出来的。白衣镇有三个水库、两个地质灾害点,丝毫不能大意和马虎。最危险的地方在哪里,我和镇里党员干部们就要去哪里。”刘波说。
 
抗洪一线是最好的课堂


 
  南洞庭湖畔的沅江市南嘴镇,位于洞庭湖深处。7日晚至8日凌晨,记者在暴雨中登上南嘴镇目平湖大堤,看到堤内村庄二层楼房屋顶,与堤外风急浪涌的洞庭湖面高度几乎持平,“悬湖”之势令人触目惊心。
 
  在这段大堤上,南嘴镇镇长刘洪迄今已经坚守了10个昼夜,其间一度经历目平湖超保证水位的险情。
 
  “我从小在湖区堤垸长大,名字里这个‘洪’字,是因为出生那年正好涨大水。”刘洪说。
 
  十天来,担任责任区段抗洪指挥长的刘洪,和抢险队员们一起清基扫障,一起疏浚或开挖导浸沟,一起巡堤查险处险……
 
  “防汛基础工作,点点滴滴来自湖区人民多年积累的宝贵经验、教训。”刘洪说,他和镇里的干部这段时间与群众一起守护大堤,朝夕相处中更深切感受到了湖区人民群众不屈不挠、团结一心与洪水搏斗的可贵品质。
 
  “洪水是会造成损失的天灾,但抗洪一线是干部教育最好的课堂。”刘洪说。
 
“水利人”的理念永远不变


 
  洞庭湖深处有“水窝子”之称的湖南省安乡县,7月初以来遭遇长江高水位、澧水和沅江洪峰、暴雨等“三面夹击”。
 
  34岁的王洪波,是安乡县大鲸港镇的一名防汛中队长。他出生那年遇上发大水,爹妈就给他取名“洪波”。
 
  汛期以来,王洪波的作息是这样的——凌晨3点起床,开车赶到县城,花一个多小时为中队约140名队员买菜,再送回队里供伙房做饭;天亮后,带队上堤,巡查、排险、挖导浸沟,有时顶着烈日,有时冒着风雨;天黑了,走访周边老百姓家,安顿临时借住的防汛队员……
 
  每一天,他都要近午夜才能歇下。因为频繁出汗和淋雨,每天都得准备三套换洗衣服。
 
  “老是想睡觉,实在困了,就打自己几耳光。”他有些不好意思地说,“但我一定能坚持下去。湖区人都懂得‘保堤就是保命’,我是党员、是村干部,必须冲在前面。”王洪波说。
 
  47岁的刘洪流,是安乡县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连日来,他像钉子一样钉在类似“调度枢纽”的岗位上。“这是2003年以来最严峻的汛情,超警戒指令我们下了80多次。”
 
  刘洪流生于洞庭湖畔“水利世家”:父亲是乡镇水利站的站长,与水打了一辈子交道,因此给儿子取名“洪流”。刘洪流19岁参加工作,第一个岗位就在堤垸。
 
  1998年,湖南遭遇特大洪水。在那个艰难的盛夏,刘洪流一直守在安保大垸。他说,当年调度防汛人员“基本靠吼”——只能通过电台;监测水位“基本靠抄”——每半小时看水位标尺人工抄录一次;他曾亲眼见到洪水入侵堤垸后,群众拖家带口划着木船、门板甚至木盆逃离,在堤上搭帐篷避灾……
 
  “如今,抗洪从过去‘人海战术’,发展到机械化、信息化甚至智能化。”刘洪流说,如今人员指挥调度可通过实时视频,水位监测能实时遥感、自动记录,还有智能化大数据分析预测和预警……
 
  “很多东西都变了,可土地没变,河流没变。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理念,永远不会变。”刘洪流说。   (记者苏晓洲、袁汝婷、蔡潇潇)
 
    新华社长沙7月12日电
 
青海藏区:绿水青山筑起脱贫致富路   新华社西宁7月11日电(记者白玛央措、赵家淞)每到周五,藏族群众德吉昂毛家的民宿总是客满。在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尖扎县德吉村,过去或面朝黄土背朝天、或逐水草而居的村民们,搬出大山告别贫瘠,陆续在家门口吃上“旅游饭”。
  今年4月,青海省42个贫困县(市、区、行委)全部退出贫困县序列,实现了绝对贫困全面“清零”目标。行走在高原广袤的山川草地上,记者看到贫困群众的生活条件、生产方式实现跨越式发展。众多和德吉村一样的美丽村庄,脱贫摘帽,迎来新生活。
十年援建,藏区生产生活大变样
  雪山乡位于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玛沁县,平均海拔4200米。记者走进阿尼玛卿雪山脚下的雪山乡阴柯河村,一家雪糕厂正在改造扩建。去年试运营阶段,这里每天生产约5000根牦牛奶雪糕。“从技术、设备到包装设计,每个环节都离不开上海的援建。”雪山乡阴柯河村第一书记昂秀多杰说。
  据了解,上海援建果洛州十年间,以解决困难群众“基本生活、基本生产、基本教育、基本医疗”为重点,围绕“两不愁三保障”工作精准发力、集中攻坚,共落实803个对口支援项目,累计投资27.7亿元。
  “我们坚持在援建项目资金使用中,80%向基层、80%向民生倾斜,建成了一大批民生工程,当地社会事业发展和民生保障水平得到大幅提升。”果洛州副州长、上海援青干部联络组组长冯志勇说。
  果洛州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韩尚丽说,在上海援建项目的支持下,果洛州预计将在今年9月建成区域远程智慧医疗平台。今后远程疑难临床会诊、远程影像诊断、远程心电分析等业务,将有效解决牧区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看病远”等问题。
  扶贫更要扶智,“输血”更需“造血”。2010年以来,北京市先后派出四批共计176名援青干部人才,支持玉树藏族自治州各项建设,累计投入对口支援资金超过30亿元,实施各类项目300多个。从2015年开始,玉树州每年从北京对口支援资金中,拿出3780万元用于“异地办班”高中生食宿、往返交通、体检、保险等,人均年支出费用达两万元。从2017年起,连续三年为建档立卡贫困户高中生,每年每人补助5000元,累计补助资金1344万元。
多年守护,只为一江春水向东流
  下午两点,果洛州久治县索乎日麻乡索日村村民尼玛身着氆氇藏装,手拿约半身长的垃圾袋,手臂佩戴上印有“生态护林员”的大红袖章,开始草场巡护。
  尼玛负责的草场管护面积约1000亩,每天巡护约3小时。“我的工作就是保护好家乡的山水草木,巡护时顺便清理草场上的垃圾,看到有点火冒烟的、破坏树木的,就要上前制止并报告乡政府。”2016年,50岁的尼玛成为生态护林员。现在他每月有2000元的工资。
  据了解,索日村草场面积58万亩,全村现有生态护林员73名,他们通过“生态补偿脱贫一批”政策年均增收2万元,实现“一人管护全家脱贫”。
  统一的藏式新房、整洁的村容、四通八达的公路、齐全的水电等基础设施……易地扶贫搬迁让世代逐水草而居的藏族农牧民,过上了全新生活。
  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格尔木市唐古拉山镇长江源村是一个藏族移民新村。2004年11月,128户407名牧民群众积极响应国家三江源生态保护政策,从400多公里之外、海拔4700米的地方搬迁至格尔木市南郊。如今,三江源地区境内的长江、黄河、澜沧江干流流域水质优良,草地植被覆盖度达77%。
千年传承,助力贫困群众增收致富
  清洗、去毛、刮制羊皮……黄南州河南蒙古族自治县赛尔龙乡兰龙村的普华加,正在通过古老的羊皮纸制作手艺改变自己的生活。“开始时,我对制作羊皮纸一窍不通。经过免费培训学习,现在每个月可以制作30张左右。”普华加目前每月底薪为1500元,每张羊皮纸有60元提成。
  当前,青海各地依托特色文化资源优势,打造“文化+扶贫”产业。文化产业让远在深山的藏族传统艺术落地开花。传承千年的民族手工艺成为特色扶贫产业,助力贫困群众增收致富。
  34岁的桑杰加在黄南州同仁县经营着一家年产值100余万元的唐卡画院。他的梦想是让更多生活困苦的人,学习一门手艺,重拾对生活的热情。桑杰加说,目前公司下设的青绣扶贫车间里,共有60余名学员,其中50名是建档立卡贫困户。
  近年来,同仁县建成唐卡、泥塑、堆绣、雕塑等4个省级文化扶贫产业创作基地,下设20多个扶贫车间。2019年,同仁县政府投入100万元扶贫资金,主要用于贫困户文化产业技能培训,培训期为三年。
  在海北藏族自治州祁连县藏绣艺术传承人卓玛康珠的公司里,80%的员工是牧区的家庭妇女。她们自小熟悉刺绣,在家务农和照看孩子之余,常为自己和家人缝制服装配饰。“过去在家里刺绣,一个月只有300元至1000元左右的收入,现在随着个人技能提升、公司订单增多,绣娘们每月能挣到800元到2000元。”卓玛康珠说。
昔日“打一簸箕煮一锅”,如今康居乐业别“穷窝” 河北坝上“空心村”治理给百姓带来新生活   每天吃罢早饭,卢果花都抓紧走出大青沟镇恩泽苑小区的新家,赶到小区对面的服装加工扶贫工厂上班。“万万没想到,我们这偏僻旮旯里的庄户人,也能变成挣工资的上班族。”卢果花说。
  卢果花是河北省张家口市尚义县一名普通农妇,原来家住大青沟镇大井村凤龙店自然村,一家4口人种着15亩贫瘠土地。这里地处坝上,气候干旱,村民们过着“种一坡、收一车、打一簸箕煮一锅”的苦日子。
  村庄位置偏僻,孩子上学远,看病不方便,不少村民相继搬走。原来112户的村庄,只剩下41户人家。今昔对比,让卢果花感慨万分,“现在搬出来住上了新楼房,我每月挣3500元左右,我家那口子在周边菜地打工,每月也有5000元进账。”
  卢果花是尚义县“空心村”治理的受益者。像她一样搬离“穷窝窝”的人,全县已有9334户、24218人。
  尚义县毗邻内蒙古自治区,曾是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这里位置偏僻,土地贫瘠,多年平均降雨量不足400毫米,农村人口流失严重。全县172个行政村589个自然村中,93个行政村346个自然村空置率超过50%。耕地撂荒,宅基地闲置,村里残垣断壁多,村民上学、看病、出行都不方便。
  为此,尚义县把“空心村”治理作为脱贫攻坚、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通过建设集中安置点、小型分散安置点和就地整治改造提升等手段,推进“空心村”治理。其中,全县三个中心镇安置区可安置11993户、31481人。
  尚义县委书记王占理说,针对群众最关心的“搬出来靠什么生活”等问题,县里实施了“土地有序流转、村庄合理撤并、人口规模集聚、社区有效治理、产业创新发展”5大工程,确保群众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
  在紧挨县城工业园区的南壕堑镇天福苑安置区,60多栋安置房拔地而起,今年底将达到入住条件。南壕堑镇党委书记史志刚说,园区引进了辽宁大金风机塔筒制造、马铃薯加工等产业项目,村民可就近就业。
  “我家2口人,按照政策标准,只掏3000元就能住上50平方米的新楼房。”今年59岁的宋子兴是套里庄乡大卜村人,他选择搬到南壕堑镇天福苑安置区。以后,打工挣钱、看病就医都方便了,宋子兴对新家充满期待。
  按照住宅小区和产业园区“两区同建”原则,尚义县打造了16个产业园区,引进了服装加工、肉鸡和肉牛养殖、肉制品精深加工、冷榨胡麻油深加工以及草莓、西瓜、彩椒种植等产业项目,保障群众就近就业。
  对闲置的宅基地和腾退的土地,尚义县通过实施土地增减挂钩项目,提升土地效益。尚义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局长张治龙说,2年多来,土地增减挂钩项目已立项13个批次,涉及91个村,总规模6050亩。已完成跨省交易1000亩,复垦高标准农田500亩,复绿500亩。
 (记者齐雷杰、王昆)新华社石家庄7月11日电
好风景好产业好日子
好风景 好产业 好日子
青海生态扶贫新探索观察

( 2020-07-13 ) 稿件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决胜全面小康·决战脱贫攻坚
 
 


 
  新华社西宁7月12日电(记者李占轶)位于青藏高原、三江之源的青海,高寒缺氧,生态脆弱。这里不仅是生态建设的重点区域,也是生态扶贫的主要战场。近年来,青海省坚持生态保护与扶贫开发并重,发展生态旅游,保护生态环境,兴办特色产业,不断探索开拓生态扶贫的新路子。
 
“好风景”带来“好前景”


 
  夏日时节,位于黄河岸边的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贵德县河西镇团结村“美地花田农场”内,满眼万紫千红、处处鸟语花香。
 
  2017年,贵德县统筹团结村等8个邻近村的250户建档立卡贫困户扶贫资金,与企业合作发展乡村旅游,打造集花田观光、休闲度假、餐饮住宿等为一体的农场景区。
 
  昔日平淡无奇的小村庄,摇身变成了充满田园气息的“世外桃源”。各地游客纷至沓来,村民的腰包也鼓了起来。通过吸纳当地村民务工、收益分红等多种方式,农场带动一批贫困户顺利脱贫。
 
  村民兰措卓玛是团结村的一名建档立卡贫困户,也是农场的务工人员,负责除草、修剪花枝等工作,“在这儿干活离家近,一年下来工资能有2万元。”
 
  过去3年多来,“美地花田农场”向周边地区提供的各类就业用工量累计上万个,发放工资270多万元,与贫困户分红43.5万元,每年向村民支付土地租赁费32.5万元。
 
  关门是家、开门是店。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尖扎县德吉村从2018年开始探索乡村民宿经营模式。村民卓玛太经营一家民宿,一家七口的年收入,从过去不到1万元增加到了4万多元。
 
  除了德吉村,当地还因地制宜在当顺乡古什当村、康杨镇城上村等4个区域发展乡村旅游项目,直接带动贫困户300余人就业,贫困户年人均增收2500元,让不少贫困群众在家门口吃上了“旅游饭”。
 
“好政策”恢复“好生态”


 
  “以前家里照明只能点煤油灯、蜡烛,每到晚上,屋里黑黢黢。”60岁的藏族群众杨宗泰过去住在海南州兴海县子科滩镇青根河村,生活条件很简陋。
 
  兴海县多数地区山大沟深,各项基础设施薄弱,自然条件艰苦,脱贫攻坚难度非常大。
 
  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搬!
 
  兴海县整合各类资源,投资2.1亿元建设海南州最大的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安多民俗文化村。2017年以来,包括杨宗泰在内的全县853户农牧民群众搬进新家。利用产业发展资金,依托公益岗位保障,安多民俗文化村累计安排草管员、护林员300名,年人均增收2.16万元。
 
  “现在家里不仅通电,还用上了电磁炉、电热炕等家用电器,自来水都通到院子里了。”杨宗泰说,以前家里主要收入靠养四五头牛,现在不仅有草管员工资,还有禁牧补贴等收入,“每年收入有5万元,穷日子一去不返了。”
 
  兴海县扶贫开发局副局长梁宗孝说,实施易地扶贫搬迁工程后,通过推进“以草定畜、草畜平衡”机制,引导移居牧民发展多元产业,减少放牧对天然草场植被的破坏。“如今,全县草原植被逐步恢复,草场生态环境明显改善。”
 
  青海玉树藏族自治州曲麻莱县组建了65个以自然村为单元的藏羊养殖合作社,流转草场568万亩,投资2300万元建成配套的饲草料种植基地和芫根加工厂。
 
  生态建设与脱贫攻坚并进,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曲麻莱县曾经过度放牧的草场,得以休养生息。生态畜牧业成为牧区主导产业,实现了生态保护和精准脱贫双赢。
 
“好产业”孕育“好日子”


 
  “我们村有做黑陶的传统,现在村里成立了制陶企业,做黑陶成为不少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玉树州囊谦县吉曲乡山荣村古陶器传承工程中心员工才角仁增说。
 
  囊谦黑陶历史悠久,山荣村被称作“黑陶之乡”。黑陶原材料与制作工具都从当地取材,许多村民学手艺“靠山吃山”。然而山荣村地处偏远,黑陶销售、运输不便,生产难以形成规模,脱贫困难重重。
 
  “自从搬到县里的扶贫产业园后,借助政策扶持、平台推介宣传,黑陶产品的运输、销售问题迎刃而解。”才角仁增介绍。
 
  产业发展起来,脱贫才有根基。在澜沧江畔的囊谦县,政府引导支持12家特色企业入驻扶贫产业园。当地农牧民传承藏族传统手工技艺,生产藏式黑陶、泥塑面具、传统毡帽等特色产品,销往国内外,带领大批藏族群众踏上致富路。
 
  位于黄河源头的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玛多县,平均海拔超过4500米,自然条件较差。眼下,这片高原草甸上,玛多4.4兆瓦光伏扶贫联村电站十分显眼。
 
  绵延铺开的光伏板闪耀着幽蓝光泽,收获着高原阳光的“馈赠”:这座电站年发电收入540万元,惠及玛多县11个贫困村的621户1774名贫困人口,实现户均年增收5200元以上。
 
  玛多县副县长孙庆生说,光伏扶贫电站是带给贫困群众“好日子”的暖心工程,也是扶贫产业健康发展的“造血”工程。据介绍,截至6月底,青海39个县市区建成了总容量73.36万千瓦的光伏扶贫电站,惠及当地1622个贫困村。
 
失信行为“箩筐化”之忧 信用惩戒泛化乱象调查
失信行为“箩筐化”之忧
信用惩戒泛化乱象调查

( 2020-07-13 ) 稿件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调查观察
 
 
 
  ▲苏州市民卡工作人员展示可以通过手机查询到的“桂花分”(2018年7月5日摄)。 新华社资料照片
 
  本报记者王珏玢、潘晔
 
 
  继去年“献血加信用分”引起热议后,今年疫情防控期间,信用管理话题再刷一波存在感。
 
  记者梳理“信用中国”网站发现,多地出台规定,将隐瞒疫病史、接触史等列为失信行为,并将失信信息归集至全国信用信息平台。南京、厦门等地,还将拒不执行小区封闭式管理、公共场所故意不佩戴口罩等,认定为失信行为。
 
  近年来,社会信用管理的触角,已经延伸至居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在细化社会治理的同时,也引发人们对信用惩戒泛化的担忧。
 
  记者了解到,随着社会信用创新按下“快进键”,也不同程度地出现惩戒过头、信用滥用等乱象。一些地方的信用建设,仅靠文件驱动,用“文件落实文件”;还有些地方将上访、招商纳入信用评价,造成了较大负面影响。
 
  信用边界在哪里?信用如何被滥用?征信和信用为何分不清?当前信用体系建设短板是什么?记者就此进行了深入调查。
 
征信渐成“大箩筐”


 
  信用,这一最先出现在经济领域的概念,如今已与日常生活关系密切。
 
  据记者统计梳理,2019年以来,浙江、江苏、陕西、深圳、北京等多地发布信用新规。一些地方还推出了各具特色的“地方信用分”,比如宿迁的“西楚分”,杭州的“惠信分”,福州的“茉莉分”,厦门的“白鹭分”等。
 
  这些五花八门的信用分,更将各种社会表现纳入统计,直接与入学、就业、社会救助等挂钩。可以说,普通人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已经被笼罩在信用这张大网之下。
 
  不断扩张的信用边界,引发人们的担忧和质疑。去年11月,国家卫健委、央行、银保监会等接连下文,将无偿献血和ETC欠费,分别作为“加减分项”纳入征信。
 
  “无偿献血纳入征信系统”“无偿献血成为个人信用加分项”“ETC欠费超期将上报征信”等多个话题,轮番登上微博热搜,浏览量达数亿人次。
 
  由多家媒体发起的网络投票显示,超七成网民认为,信用概念有被泛化、甚至滥用之嫌。记者在上海、江苏、安徽等地采访发现,多数人不赞同失信惩戒泛化。有市民直言,社会信用管理不应变成啥都能装的“大箩筐”。
 
  信用问题和百姓生活关联度高,关注度也高。一些地方社会信用管理之所以饱受诟病,被吐槽为无所不包的“大箩筐”,主要来自两方面的质疑:
 
  首先,是否所有社会问题,都能以“文明”“道德”“诚信”三者之名,纳入社会信用管理?
 
  比如闯红灯、公交霸座、没有“常回家看看”、欠缴物业费,都已有专项法规管理,再上一把信用锁,虽然方便了管理者,却无异于是双重处罚。
 
  其次,失信惩戒过于随意,如何避免“土政策”任性加码?在一些地方,失信处罚包括限制报考公职、子女入学、申请信贷等,其尺度值得商榷。
 
  目前社会上对信用体系出现的质疑,已经引起主管部门高度关注。由于国家层面尚无统一的信用立法和概念释义,公众对信用的不解和质疑,可能还会持续下去。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王伟认为,要解决当前“泛信用化”问题,必须解决“什么往里装”以及“如何装”的问题。
 
  对失信行为认定的“泛化”,即哪些违法行为应当被认定为失信行为?法律根据是什么?现行立法还不够明确,边界不够清晰。
 
  “对于一些轻微的违法行为,采取较为严厉的惩戒措施,不符合过罚相当、不得连带惩罚等法治原则。”王伟说。
 
缺乏规制受诟病


 
  记者调查发现,随着信用体系建设不断加快,信用管理缺乏规制的弊病逐渐暴露。
 
  一方面,明显不适合信用管理的行为,也用信用机制调整,引发公众热议。南京市人大法制委主任委员姚正陆介绍,失信惩戒机制作为社会信用的“核心部件”之一,可以达到“立竿见影”的实施效果,这让地方政府看到了强有力的“抓手”。
 
  一些地方推动失信惩戒创新的积极性很高,实际上,不少地方的“政策创新”不够慎重,解读社会信用建设存在随意性。
 
  个别地方在信用评分体系里,甚至设置了“招商引资加分”“闹访、缠访扣分”的条款。信访人的行为,一旦被评定为严重失信,将处处受限,如限制评优、评先,缓评职称,限制参加政府招标等,严厉程度不下于惩治违法。
 
  另一方面,为创新而创新,信用管理成为“特大号工具箱”。记者注意到,一些地方、行业信用建设工作强力推进,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司法公信等各个体系如雨后春笋。特别是一些地方政府,争先恐后地要成为“试点”“示范”,有“独出心裁”做出点信用制度创新的冲动。
 
  针对“失信惩戒泛化”问题,北京信用协会专家委员会副主任林钧跃撰文指出,当前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已经推进到了一个新阶段,所施行的一些举措,现在看来有越界之嫌。
 
层层文件难落实


 
  跨部门、跨行业的交叉地带,本应是信用管理最该发力之处,但恰恰是这些领域,信用政策往往没有推进,多停留在纸面上。
 
  在信用单位内部,也流传着“最该管的三不管”“文件内部流转、落实不过三级”的说法。
 
  由于政府运行多按部委、条线划分,部门交叉领域成了“纸上建设”高发区。以科研诚信管理为例,从1980年至今,中央和各部委发布的科研诚信政策多达百余个。
 
  2019年9月,科技部牵头印发《科研诚信案件调查处理规则(试行)》,其中明确:科技部和社科院分别统筹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科研诚信案件调查处理工作。
 
  地方科技部门迅速出台相应的“省级文件”,设立专门的“科研诚信建设办公室”,作为对中央文件的“落实”。
 
  记者在南京多所高校和科研机构了解到,论文抄袭、学术不端的主体多为个人,而基层单位对这些科研失信人的处置,往往仅限于单位内部,甚至不知道需向上级部门通报信息。
 
  “这样的情况并非个案。信用建设如火如荼,但以文件传达文件、发文就算落实的情况也比较普遍。一些部门涉及信用主题的‘红头文件’,甚至只在内部流转,还有些政策以‘保密文件’为由,老百姓根本看不见,传达层级基本不过三级,政策效力最多不过三年。”姚正陆说。
 
  与经济信用不同,社会信用覆盖面广泛而复杂,在为管理者提供新“抓手”的同时,也存在巨大挑战。一旦社会信用被泛化滥用,不仅有懒政之弊,还会削弱信用制度的严肃性。
 
公众为何厘不清


 
  为何一些意在褒奖诚信、约束失信的探索,却难以得到公众认同?记者调查发现,解决信用认同难题,需破除三方面障碍:
 
  ——两套信用体系相互混淆。据了解,国内存在两套信用系统:一套是央行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即通俗的“征信”,与人们的信用卡逾期等经济行为相关;另一套是国家发改委主导的社会信用系统,与社会生活各方面关联,如将霸座、献血等纳入信用。
 
  事实上,很多人对“信用”存有疑惑,误把社会信用理解成银行征信。姚正陆介绍,社会信用与征信的界限、区别,对公众普及力度不够。实践中,两套体系确实存在掺杂不清的问题。
 
  比如,有工作人员在解释无偿献血纳入信用记录时,称献血者也能在金融活动中享受优惠待遇,被质疑有滥用征信之嫌,混淆了“征信”“诚信”“道德”等不同的信用体系,将惩戒和激励措施装错了“筐”。
 
  目前,各地区和部门对信用内涵的界定各不相同,公众无从知晓其中的区别,更难说接受和执行。
 
  ——概念错乱、表述不清。记者以“信用”“征信”为关键词检索发现,从1949年至今,中央和地方颁布的相关法律和规章多达4400份。多数与信用相关的条款,以零星表述的方式,存在于合同、消防、物业等各种管理规定之中。
 
  有的文件表述过于笼统,甚至针对同一行为规定不一。诸如,各地探索将出租房屋不登记信息记入征信,将无偿献血纳入社会征信体系等,是想表达相关失信行为与社会信用关联,实际却表述成了“纳入征信系统”。
 
  此外,也存在地区间的表达差异。比如,对于拒不履行垃圾分类规定的,常州、贵阳等地纳入社会信用平台,而深圳则纳入征信系统。
 
  ——信用边界模糊。原央行征信中心副主任汪路曾表示,“社会信用体系不健全”成了吸纳问题、推卸责任的一个“大筐”。往往一说起问题来,就是“信用缺失”“社会诚信出了问题”。把纠正一切不诚信、市场违规,甚至打击违法犯罪的希望,都寄托在建立“社会信用体系”上,期待“毕其功于一役”。
 
理解才能有共识


 
  我国信用体系建设和改革要取得实效,必须加强宣传引导,做到概念清晰、区分明确。公众只有了解、理解,才可能支持、遵循,尽快形成社会共识。
 
  姚正陆认为,加强信用普及宣传,需集中力量做好三个层面的准备工作:首先,理论准备,改变社会信用实践远快于理论的现状,形成统一的概念认知体系;其次,学科准备,打破行政法学、经济学等相关研究的壁垒,鼓励院校多学科融合研究,并将设定社会信用边界、确立基本原则等作为重要目标;还有宣传准备,向公众宣传中国社会信用体系的重要性,及时吸纳并反馈公众的意见。
 
  王伟认为,当前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集中体现为金融领域的经济信用体系,以及社会领域的公共信用体系。通过立法的严格界定,要让公众搞得清它们分别干什么、管什么。
 
  央行牵头的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沿用了发达国家传统经济社会中的“征信”概念,其内涵、概念相对成熟明确,已被广泛接受。
 
  同时,我国的社会信用体系,可以采用“公共信用”等有明显区分度的表述,发挥概念引领作用,避免与金融领域的信用体系混淆。对于需要记入信用记录的违法行为,可以表述为记入公共信用档案,并进行公示等。
 
  信用市场机构专家认为,各类地方和行业的信用法规、文件,是具体信用实践的最终依凭,其中表述错误、概念打架等问题必须尽快解决,对混乱不清的信用概念应明确统一。
 
  专家建议由国家主管部门负责,对涉及信用条款的文件用语,进行统一和规范,对已经发布的信用文件,由原发布部门尽快向公众解释说明。
 
亟待出台上位法


 
  今年5月1日,《河南省社会信用条例》开始施行。这是继上海之后,全国第二部省级社会信用方面的综合性法规。
 
  与其他省份现有条例相比,这个条例在全国首次建立了滥用职权认定黑名单的惩罚机制。
 
  受访专家还认为,目前社会信用普遍存在“乱、散、杂”弊病,重要原因是顶层法规缺位。
 
  虽然多地已“试水”信用立法,但在国家层面,除2013年颁布的《征信业管理条例》、2014年颁布的《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外,新法规一直未出台。
 
  具体来讲,国家层面的社会信用立法,应发挥两方面指引作用:
 
  一方面,以“负面清单”形式明确不该管什么,严格框定信用边界。
 
  王伟、姚正陆等表示,在加强社会信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社会、学界对社会信用治理边界的共识,应该以法律形式明确。
 
  另一方面,阐明信用奖惩措施的实施原则,让信用治理不出格、不失当。
 
  南京市人大常委会新闻发言人王利民说,信用联合激励和惩戒作为信用立法里的“执行条款”,与公众利益直接关联,其合理性和可操作性对各地信用法规具有示范效应。
 
  王利民建议针对信用奖惩明确“关联原则”“比例原则”和“责任自负原则”:即奖惩范围与直接行为须有明确联系,奖惩程度与行为轻重程度一致,信用奖惩责任人严格界定,不转移。
 
  此外,建议规定失信信息查询期限,引入失信主动修复权,鼓励失信人改过向善。
 
        编辑黄海波
 
“买”垃圾鼓励分类投放,这样的企业“钱景”如何 “互联网+垃圾分类”明星企业“小黄狗”,目标46个试点城市全覆盖
“买”垃圾鼓励分类投放,这样的企业“钱景”如何
“互联网+垃圾分类”明星企业“小黄狗”,目标46个试点城市全覆盖

( 2020-07-13 ) 稿件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调查观察
 
  本报记者李坤晟
 

 
  以智能垃圾分类回收机柜闻名的“小黄狗”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小黄狗”),估值曾高达151亿元,是“互联网+垃圾分类”领域的明星企业。
 
  2019年3月,受该公司原董事长唐军资金运作问题拖累,“小黄狗”一度陷入破产危机。
 
  “小黄狗”触礁,引发业界对“互联网+垃圾分类”模式的质疑,担忧这个风口行业,是否会步共享单车的后尘。
 
  2020年1月19日,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裁定批准“小黄狗”公司重整计划草案。
 
  今年5月底,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在北京对该公司总裁桂博文进行了专访。
 
  “小黄狗”能否涅槃重生,整装再出发的企业给行业带来哪些启示,值得观察。
 
“最艰难的时刻已经过去”


 
  桂博文将过去一年视为“人生难得的一课”。
 
  2018年12月,她创立的笨哥哥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笨哥哥”)被“小黄狗”收购,她旋即出任“小黄狗”总裁。没想到3个月后,公司亮起红灯。
 
  “最艰难的时刻已经过去。当时,每天要处理的事情特别多,保障资金、减员增效、维护合作关系……花了两个月,让公司重回正轨。现在静下来想想,能处理这样一场危机也很难得。”桂博文说。
 
  从卡内基梅隆大学硕士毕业,有华尔街就职经历,回国加盟电商企业……时尚靓丽的桂博文最终选择创业,一头扎进废品回收行业。
 
  传统废品回收链条长、效率低,但每个环节都有利润空间。桂博文坚信这是对社会很有意义的事业,也从中看到了行业巨大的市场潜力。
 
  2016年,桂博文和两位伙伴共同创立,以纸制品回收为主营业务的“笨哥哥”,一端连接B端(小区、超市、工厂、写字楼等)的废品资源,另一端连接造纸厂等企业,整合中间环节,并从打包站初加工中获利。
 
  “传统行业的人经验丰富,但往往缺少创新。不同背景的人,进入到这个行业,能提供一些新鲜的东西。”计算机专业毕业的桂博文嗅到商机。
 
  2017年,“小黄狗”公司在东莞成立。这家公司通过在各大城市投放智能垃圾分类回收机柜,迅速获取大量用户。
 
  2018年6月,“小黄狗”获得中植集团共10.5亿元的A轮融资。同年10月,再获得上市公司易事特1.5亿元战略融资。
 
  资本青睐给了“小黄狗”足够的底气。桂博文告诉记者:“公司触达用户2000万人,投递用户近500万人。在垃圾分类回收领域,只有我们做到了这个体量。”
 
  据悉,牵头“小黄狗”破产重整的中植国际,成为它的最大股东。
 
  中植国际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小黄狗”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泽铭表示:“生活垃圾的分类、回收、分拣及再利用产业这么大的蛋糕,不是一个短平快的项目,行业门槛不低,并非谁都能做。我们看好节能环保领域的良好前景,希望未来能打造出中国的固废行业千亿市值企业。”
 
“用户才是核心竞争力”


 
  黄蓝相间的机柜上,小黄狗的卡通图案憨态可掬,有金属、塑料、纺织物、纸类、玻璃等标识的回收箱依次排列。居民用手机扫一扫机柜显示屏的二维码,选择正确的垃圾品类进行投放,就能立刻获得返现奖励。
 
  在北京东五环外的万象新天小区,53岁的清运员张可刚,扫描二维码,打开874号机柜,将最大的一个回收箱取出来。箱体里装的是大大小小类似快递包裹的纸板箱。
 
  只见张可刚把纸板箱倒在地上,用脚踩扁,折到大小合适的宽度,熟练地塞进自己准备的编织袋里。
 
  像张可刚这样穿着统一黄色背心的清运员,被“小黄狗”叫作“骑手”。居民投递,“骑手”清运。危机之前,“骑手”是公司正式员工。如今,他们同“小黄狗”只是众包合作关系。相应的,“小黄狗”公司规模从4000人,缩减至300余人。
 
  张可刚目前负责附近几个小区的20台机柜。通过手机APP,他能即时了解每个机柜的各类回收物的装填情况,据此合理安排清运时间和路线,提高工作效率。
 
  张可刚称,去年年底,自己每月能挣7000多元。因为疫情,市场上各种可回收物价格普遍下跌,他的收入缩水至4000余元。
 
  据了解,“小黄狗”“骑手”收入因各自承包范围、机器数量、货量及个人工作时长,相互间差异不小。
 
  张可刚告诉记者,在“小黄狗”做“骑手”,虽不如此前在北京新发地批发蔬菜挣得多,但不用昼夜颠倒,适合自己现在的年龄。
 
  “这台机器,目前回收的纸类有9.39公斤。”张可刚指着手机上的一栏数据道,“我取出来,要付给公司5.25元开箱费。送到回收站,每公斤卖一块二三,差不多能赚6元钱。”
 
  记者计算了一下,投递眼前的这摞纸板箱,居民能从“小黄狗”得到4.69元的返现。用张可刚缴纳的开箱费减去这个数,“小黄狗”能得到0.56元的利润。
 
  显而易见,如果“小黄狗”只赚这点辛苦钱,资本不会对其如此青睐。
 
  桂博文告诉记者,目前“小黄狗”的收入,主要分为可回收物售卖利润,政府购买服务,以及广告、商城、游戏等增值业务。
 
  作为一家“互联网+垃圾分类”企业,什么是“小黄狗”核心竞争力?
 
  桂博文的答案是,积累的用户、沉淀下来的数据和业内首屈一指的品牌。
 
  两年前,“小黄狗”收购“笨哥哥”,她看中的正是“小黄狗”直接面向C端的快速扩张,未来有更多可能性。
 
  “‘小黄狗’的价值不光是设备,更重要的是,触达大量用户带来的衍生价值。”她说。
 
  据她介绍,目前,“公司正在努力探索商城和游戏的盈利模式。”
 
  万象新天小区的丁女士平时没有将废品收集起来卖钱的习惯,也不在意返现奖励。收了快递,纸箱从来直接扔掉。但小区里的“小黄狗”机柜却激发了孩子的兴趣。   (下接6版)
 

 
“在孩子眼中,完成分类投递像玩一个游戏。我也乐于他从小养成垃圾分类的习惯。”丁女士说。
 
  或许,“小黄狗”的未来正在其中。
 
聚焦46座试点城市精细化运营


 
  桂博文称,目前“小黄狗”已累计投入近20亿资金。
 
  投资人投入真金白银,为的是在资本市场赚取丰厚的回报,但“小黄狗”能否激发用户衍生价值尚待时间验证。
 
  值得注意的是,“小黄狗”公司的运营正悄然变化。这家在业内一向凭借丰厚财力高举高打的公司,似乎也开始精打细算过日子。
 
  除了剥离“骑手”精兵简政,“小黄狗”也开始调整全国的布局。在公司官方网站上,“城市”被放在显眼位置,从北京、上海到巴彦淖尔,“小黄狗”入驻全国39座城市。但记者注意到,在上半年的一篇新闻报道中,这个数字变为38。而桂博文接受本报采访时,给出的数字是37。
 
  2019年2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明确要求:到2020年底,46个重点城市要基本建成“垃圾分类”处理系统。据桂博文介绍,“小黄狗”的目标是2020年覆盖全国46个垃圾分类试点城市,但公司目前开展业务的城市中,只有23个是试点城市。这意味着“小黄狗”继续进军试点城市的同时,可能暂停非试点城市的业务。
 
  30多个城市,8000多个社区,桂博文坦承,“小黄狗”发展初期,的确存在布局分散的问题。但对高成本的机柜太“烧钱”的质疑,她表示:“过去付出了很多沉没成本。‘小黄狗’暂时不会大规模订制新的机柜,已经铺设的机柜将通过调度,逐步优化集中。当布局足够密集的时候,成本是能够被覆盖的。只是需要精细化运营。”
 
  精细化运营是她当初出任公司总裁的使命。“当时‘小黄狗’缺乏专业化运营团队。即使去年不出事情,公司也要进行优化。只是后来给我的时间更短了。”她说。
 
  不只在城市之间的考量,城市内部同样要反复斟酌。“小黄狗”曾在全国铺设了上万台机柜,但居民投递只是垃圾分类最前端的业务,后续还得靠“骑手”转运处理。如果转运成本太高,“骑手”无利可图,“小黄狗”的产业链条无法维系。这要求公司精心考量点位的设置,既考虑机柜服务的居民集中度,也不能忽视转运距离。
 
  “至少500户居民以上,铺设一台机柜,相对合理。”“小黄狗”北京负责人郭鑫道。他告诉记者,目前,“小黄狗”在朝阳区和海淀区铺设的机柜最多,大兴、通州、昌平也有不少数量,城市中心的东城区、西城区就相对少一些。整体而言,五环外的机柜多于五环内。这正是因为打包站和分拣中心通常都建在城郊。
 
  2019年,“小黄狗”还顺应全国四分类标准,调整了业务范围,打破了过去只能做可回收物收取和交易的局限,升级为全品类垃圾分类综合运营服务商,为城市和企业提供一揽子垃圾分类解决方案。2020年1月,“小黄狗”在江西省推出厨余垃圾处理一体机以及四分类环保屋。据了解,今年6月,四分类垃圾回收屋已进驻北京朝阳区崔各庄乡京旺花园小区试点运营。
 
  “过去,各地没有出台政策和标准,‘小黄狗’更多关注机柜铺设。现在不同的城市有了相应的政策。有的需要基础设备,有的只需要做收运,有些只做宣传科普。你有十个零部件,可能某个区域只需要五个,要考虑与之适配。我们的服务也将更加多元化、精细化。”桂博文说。
 
       编辑刘婧宇
 
“爱分类”上门,打通垃圾分类投放最后几十米 一对父子从废品回收转型垃圾分类,深耕垃圾减量却面临推广难题
“爱分类”上门,打通垃圾分类投放最后几十米
一对父子从废品回收转型垃圾分类,深耕垃圾减量却面临推广难题

( 2020-07-13 ) 稿件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调查观察
 
 
 
  ▲“爱分类”的工人在分拣垃圾。  受访者供图
 
  本报记者李坤晟
 

 
  为了养家糊口多挣钱,父亲徐铭骏32岁时,决定蹬着板车,走街串巷收废品,参与创建了北京最大的废品回收市场;为给传统回收行业“赋能”,儿子徐源鸿32岁时,与父亲一起创办爱分类环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爱分类”),运用互联网思维和信息技术做垃圾分类。
 
  “全链条建设,全品类回收,全主体参与”的“爱分类”,在北京昌平区深耕三年多,徐家父子前前后后投入达8000万元。
 
  风口之上,“互联网+垃圾分类”的公司如过江之鲫。“只靠互联网做不成垃圾分类,应该是垃圾分类+互联网。”计算机专业硕士毕业的徐源鸿,更看重源头分类的前端价值,打造回收与资源开发利用深度结合的完整效益链。
 
  “比农村老家还脏乱的环境,生意不可能做长久”


 
  “回收员骑三轮车上门,将居民装在定制垃圾袋中的可回收物打包、贴码,集中到小区服务站,再用封闭式货车运送到分拣中心。整个过程采用GPS定位系统,实现垃圾分类清运的全程监控。”
 
  在北京市昌平区北六环外的“爱分类”分拣中心,徐源鸿侃侃而谈。言语间,洋溢着他对这种运营模式的自信。
 
  今年35岁的徐源鸿,自嘲是个“废二代”。大学时代,父亲的营生是他的难言之隐。偶有同学问起来,他只应一句“家里是做买卖的”,然后赶紧转换话题。
 
  1991年,父亲徐铭骏从河南信阳老家到北京谋生。短短几年,他从小工做到包工头。当时,很多信阳老乡在北京从事废品回收。一开始,徐铭骏瞧不上这“穷人才干的事”。
 
  可讨生活往往顾不得面子。干建筑工程躲不开三角债,到头来利润还不如收废品丰厚。眼见那些说起来不够体面的老乡,一个个挣得比自己还多。“跑三轮收货,一天卖四五百块钱。”1997年,徐铭骏改行干起了废品回收。
 
  几年后,颇具经商头脑的徐铭骏和几个老乡凑钱,租下北京北五环外东小口地区的大片荒地,建起100多个简陋小院。
 
  “我爸成了二房东。把这些院租给收废品的老乡。这个院专门收铜铝,隔壁院专门收塑料,纸张、木材、轮胎橡胶等都分门别类。”徐源鸿说。
 
  渐渐地,东小口发展成北京最大的废品回收市场。据说,这里全盛时期有3万多人靠此谋生,废品分类回收量占北京的四分之一,年交易额高达数十亿元。
 
  徐铭骏也发家致富,成为市场里数一数二的“破烂王”。在他口中,这个“废品王国”还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再生资源集散地”。
 
  不过,传统的偏见深入人心。曾有外地领导来东小口调研,看见在废品堆中玩耍的孩子们,对陪同的徐家父子调侃道:“这些孩子长大了,不就是‘废二代’么?”
 
  每当回忆起这句话,徐源鸿总会提醒自己:“一定要抬起头,让这个行业被人看得起。”这份执念深刻影响了他后来的商业抉择。
 
  在北京上大学时,徐源鸿向父亲灌输产业升级的理念:废品回收长期“脏乱污”的落后业态,与一线城市的发展和定位不匹配。
 
  早在北京奥运会前,徐铭骏就时不时听到,政府要取缔东小口废品市场的风声。
 
  在“爱分类”分拣中心的车间门口,55岁的徐铭骏回忆道:“那时候都露天作业,小车在院里停一天,不洗根本就没法开。刮大风的时候,塑料泡沫满天飞。”
 
  当年,他也很认可儿子的判断——这比农村老家还脏乱差的环境,北京迟早得整治,现在的生意做不长久。
 
  2008年,大学还未毕业的徐源鸿,写了一份昌平区分拣中心可行性报告,递交给北京市商委和昌平区政府,提议建设一个国外封闭式的静脉产业园。
 
  静脉产业的概念,最早由日本学者提出,意为废弃物转换为再生资源的行业,如同将含有较多二氧化碳的血液送回心脏的静脉。
 
  领导称赞想法很好,但北京寸土寸金,批不了地,一切自然无从谈起。
 
  “不以‘三化’为主的垃圾分类,就是挂羊头卖狗肉”


 
  2015年,随着北京旧城改造,东小口废品回收市场成为历史。告别“二房东”的安逸日子,徐铭骏在儿子劝说下,决定转型做垃圾分类业务。
 
  父子俩首次实践在北京南城。“别的企业从政府接单后转包给我们。我们雇人带着袖章、拿着钩子,把垃圾桶里的厨余垃圾分出来。”在位于中关村科技园昌平园的办公室,徐源鸿回忆道。
 
  这个没有任何技术含量,“躺着挣钱的业务”,高峰时覆盖居民达20万户,但这并不是徐源鸿想要的——过于依赖和甲方的关系;居民没有真正参与进来;在垃圾桶扒垃圾,先混后分,根本没有从源头分类。
 
  更重要的是,这同自己一心想摆脱的“脏乱污”业态没什么两样。他曾向甲方提过一些信息化的改进方案,对方不置可否。
 
  “10块钱预算,甲方转给我5块钱。为了生存,我只能给他做3块钱的活。我接受不了。读了这么多年书,还是要讲底线。”徐源鸿说。
 
  在徐源鸿眼中,不以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为原则的垃圾分类,全是挂羊头卖狗肉。
 
  2017年,他和父亲徐铭骏回到昌平区,成立“爱分类”,开始践行自己的垃圾分类理念。
 
  如今,“爱分类”负责昌平区273个小区的垃圾分类宣传运营。城北街道城市管理办公室副主任李元君记得,徐源鸿第一次登门谈合作,自己很不屑。
 
  负责街道环卫工作十余年的他,心里犯嘀咕:“此前搞过若干次垃圾分类,没一次搞起来。这么多人都失败了,你就能成功?”
 
  但“爱分类”的运营模式,却让李元君感到一定可行性——公司派专人值守,定点定时引导居民交投垃圾,按各类垃圾的量,给予积分与环保金奖励。更重要的是,可回收物能做到全链条、全品类回收。
 
  全链条是指“爱分类”自购垃圾清运车,自建分拣中心,打通垃圾分类的全部流程——囊括分类投放、收集、运输、处理,直至再生品交易。
 
  “少一个环节,就做不好垃圾分类。只有打通产业链,向可回收物的资源化利用要效益,企业才能长久。”徐源鸿说。
 
  他接着对记者道:“这个行业水很深。就拿废纸来说,你知道可以细分成多少类吗?收回来的废纸什么时候该囤,什么时候该卖?……只有长期在行业里摸爬滚打才能明白。”
 
  全品类则是只要满足干净、无液体、无异味,“爱分类”对可回收物应收尽收。
 
  采访中,徐源鸿谈起自己对垃圾分类的理解:“重点在宣传发动,难点在厨余垃圾,亮点在可回收物。现有技术条件下,可回收物再利用是最切实的减量突破口。”
 
  近年,打着“互联网+垃圾分类”旗号的公司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社会上不乏质疑声:如果只处理可回收物,靠拾荒者不就够了?
 
  徐源鸿解释道,传统观念认为,只有将最脏最臭的厨余垃圾循环再利用,才算真正的垃圾分类,而忽略了相关技术尚不成熟的现实。事实上,可回收物的增量,就是生活垃圾的减量。
 
  在“爱分类”分拣中心,流水线上十多名工人正飞快地将各品类的垃圾,分拣进不同的铁筐或大塑料袋中。
 
  车间主任孙国珍的丈夫,是一名回收废品的个体户。她指着归置好的玻璃瓶和食品包装袋说:“这些东西只有‘爱分类’才收。我爱人不会要,收了赔钱!”
 
  “个体户只收纸板箱、塑料瓶、易拉罐、报纸等卖得上价的高价值可回收物。如果谁家有两张光盘、一张体检的X光片,还不够他跑一趟的成本。正常情况下,这些只能当其他垃圾扔掉,最终被填埋或者焚烧。但这些东西,我们都能回收利用,最大程度实现减量。”徐源鸿说。
 
  2017年底,“爱分类”获准进入城北街道东关南里小区试点。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5月27日,两年半时间,该小区累计收集可回收物21029单,重量288吨。
 
  “没有居民方便参与的配套机制,政策再好也没用”


 
  “爱分类”收低附加值可回收物,其逻辑是靠规模效益获取利润。如徐源鸿所说,一张光盘没有回收价值,一吨光盘则未必。但要产生规模效益,意味着在一定区域内,有足够多的用户参与,能回收足量的可回收物。
 
  进入东关南里小区试点之初,“爱分类”公司采取派专人值守,定点定时交投,按量给居民积分奖励的方法,但居民参与度远不如预期。
 
  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卢迪告诉记者,上班族早出晚归,常常赶不上投递时间。一些居民不但不参与,反而偷偷乱扔垃圾。
 
  2016年,徐源鸿在台北看跨年演唱会。活动结束后,主持人情绪激昂,号召观众不留任何垃圾:“去年我们就做得很好。今天一定也能做到!”
 
  “唱高调。”看着现场黑压压几千人,徐源鸿有点想看主持人的笑话。
 
  接下来的一幕,令徐源鸿感慨不已:一队年轻志愿者来到观众席前方,举起“请把垃圾给我”的牌子。现场观众,从后到前,将手中的荧光棒、塑料瓶……一个传一个。散场后,地上果真很干净。
 
  “我明白了一个道理:一定得有让居民方便参与的配套机制。不然,政策再好、宣传得再多也没用。”徐源鸿说。
 
  2018年5月18日,“爱分类”改变策略,采取上门回收模式。
 
  “爱分类”给每位注册用户免费发放“可回收物袋”,专门装可回收物。居民装满一袋后,可通过“爱分类”微信公众号、小程序、400电话等方式,提前一天预约上门回收。
 
  实名制回收员现场称重、贴溯源二维码,并发给居民新的回收袋。居民还能获得0.8元/公斤环保金作为奖励。环保金可以在小区超市、菜店以及“爱分类”网上商城使用。
 
  在这个模式下,居民只需搞清楚哪些东西能回收,哪些不能回收。家里自备一个厨余垃圾桶,一个其他垃圾桶。大多数时候,不能回收的垃圾,湿垃圾放厨余垃圾桶,干垃圾放其他垃圾桶,就可以了。
 
  “垃圾分类一定要化繁为简。老百姓不参与不行。如果要求太多,搞得大家不愿分也不行。分类太细,老百姓记不住,还会打退堂鼓,最后只能催生‘你是哪种垃圾’的网络段子。”徐源鸿说。
 
  居民简单了,但就企业而言,可回收物分得越精细,后端资源回收再利用的转化率就越高,可回收物就更能卖上价钱。对此,徐家父子的方案是,居民简单分,再由企业精细分。
 
  “没有专业知识也分不好,更重要的是,分错了容易造成二次污染。原本能回收,也不能要了。”徐源鸿说。
 
  分得简单,投放路径也必须简单——一键预约,就像通知快递员上门取快递。
 
  别小看从家门口到小区垃圾投放点,虽然只有短短几十米,自从回收员上门服务,居民参与度高了,收到的东西多了,不当投递少了。当然,这需要利用信息技术,对接用户和回收员,提高回收员工作效率,尽量降低公司运营成本。
 
  “这些工作都做好了,老百姓在家里就参与到垃圾分类中来了。我始终认为,不能把小区的垃圾桶当作垃圾分类的主战场。”徐源鸿说。
 
  卢迪告诉记者,自从启动上门回收业务,以东关南里小区为例,用户参与率从30%增长到90%。
 
  因为新冠肺炎疫情,今年春节假期,“爱分类”的回收员没法进小区。让徐源鸿意想不到的是,很多居民收到公司通知后,提着袋子到小区外排队交投垃圾。
 
  “有个回收员一天收了1.5吨。还有开着奔驰车出来投递的。这说明经过一两年的培养,老百姓养成了习惯。”徐源鸿道。
 
  他有些兴奋地说:“70周年国庆,快递小哥走过了天安门。说不定80周年的时候,我们的回收员也能亮亮相。”
 
  让“爱分类”公司员工振奋的是,2020年5月,北京市出台了《居民家庭生活垃圾分类(两桶一袋)指引》,其中倡导的分类方法与“爱分类”模式非常相像。
 
  “我们的模式可行要推广,还需要依靠资本的力量”


 
  2018年底,当上门回收模式做到第1000单时,“爱分类”公司全员去附近的川菜馆吃了一顿。“像到了一个节点,让我相信自己的模式得到了认可,能走下去。现在公司平均每天2000单,已累计百万单。”徐源鸿说。
 
  可创业不会一帆风顺。在记者和徐源鸿两次见面中,他多次提及,2020年5月1日起实施的新修订《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未提及企业第三方的作用。
 
  按条例规定,城市居民生活区由物业管理单位主责。专业公司地位作用不明确,让一些地方犹疑是否需要引入第三方。
 
  “垃圾分类作为一项有科技含量的系统工程,应该是政府主导、物业主责、企业专业化运营、全民参与,各司其职从而形成长效机制的。这就是‘爱分类’秉持的‘全主体参与’理念。”徐源鸿说。
 
  “很多人还有刻板印象,依靠社区工作人员发动群众,搞一两次大会战,坚持三五个月,垃圾分类就能成功。”城北街道一名工作人员说,“但真做过的就知道,想只通过行政命令改变老百姓的生活习惯,不现实。”  
 
  在采访中,徐铭骏提起儿子赞不绝口:“垃圾分类,还得年轻人做。他比我有想法,懂计算机,光靠我肯定做不了。”
 
  但去年秋天,他忍不住对儿子发了通脾气。为了辅佐徐源鸿,徐铭骏一年365天几乎都待在位置偏僻的分拣中心。
 
  “有时候,我也想,如果不像现在这么做垃圾分类,我早退休去全世界旅游了。人投进去了,钱投进去了,亏不亏?”徐铭骏说。
 
  他指着车间里一条能自动筛选可回收物的生产线说:“光是研发它,就花了上千万元。”企业更大的压力来自资金。因为贷款不易,徐铭骏抵押了一套房子。
 
  城北街道办事处主任明占学感慨,徐家父子把垃圾减量做到了实处。
 
  但目前国内绝大多数地方,并没有对垃圾分类提出具体的减量指标,也并未对低值可回收物提供补贴。
 
  徐源鸿对减量的极致要求,无疑让公司的运营背负较大压力。按人工成本、运输成本和0.8元/公斤的奖励金标准,“爱分类”每收一吨玻璃就赔600元。
 
  “现在平均每天收4吨玻璃,光这一项每天就要赔2400元。”徐铭骏说。按徐源鸿的想法,等居民分类习惯养成后,再逐步取消对玻璃品的奖励金。
 
  目前,“爱分类”公司的收入,一部分是可回收物资源利用带来的利润,一部分是政府补贴,还有一部分是面向机关企事业单位的B端业务。
 
  2019年,“爱分类”公司终于实现收支平衡。徐家父子认为,随着业务扩张,再生资源利用的利润越来越多,对政府补贴的依赖将逐步减少。没想到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对垃圾分类行业造成了不小冲击。
 
  5月29日,记者第二次采访徐源鸿时,他正考虑是否降低给居民的物质激励。降补贴会不会失去用户黏性?会不会降低政府对公司的信任?这绝非容易的决定。
 
  奖励标准是两年前他们团队测算的结果。这个标准在居民中已形成一定认知。
 
  “受疫情影响,资源后端的价格掉了一半。0.8元的标准,在当时可以承受,现在的压力就很大了。”徐源鸿说。
 
  目前“爱分类”在昌平之外,拓展了加盟合作模式。新开展业务的地区,不再对玻璃制品发补贴,“但回收员上门时,可以帮忙带走”。
 
  不过,靠B端业务实现收支平衡的现状,难免限制了公司扩张速度。
 
  当记者问起未来有没有可能考虑卖掉公司,父子两代人的答案大相径庭。
 
  在分拣中心的办公室,徐铭骏往沙发上靠了靠,摆了摆手道:“不会。投入了这么多,去年能做到持平。说明我们这条路走通了,已经看到希望了。”
 
  徐源鸿则不拒绝这个选项。他说:“从0到1,从1到10,验证了我们的模式是可行的,但想从10做到100,必须依靠资本的力量。”
 
       编辑刘荒
 
 
传统制造业是包袱?“南国陶都”不答应 “中国建陶第一镇”佛山南庄“双循环”之路调查
传统制造业是包袱?“南国陶都”不答应
“中国建陶第一镇”佛山南庄“双循环”之路调查

( 2020-07-13 ) 稿件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调查观察
 
 
 
  ▲图为蒙娜丽莎集团的全自动生产线。 受访者供图
 
  本报记者刘宏宇
 

 
  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南庄镇,地处粤港澳大湾区腹地,被誉为“中国建陶第一镇”。
 
  疫情背景下,各种不利因素叠加:国外反倾销力度加大、国内环保压力不减、房地产市场低迷……“外循环”不畅,“内循环”受阻,作为传统制造业的陶瓷产业,“双循环”之路该如何走?
 
  “总有种走到头的感觉。”面对日趋严峻的市场挑战,一些陶瓷企业比较悲观,但更多企业则危中寻机,展现出强劲的生命力。
 
  “只要熬过这个节骨眼,日子就会好起来”


 
  受今年疫情影响,很多外向型企业缺乏订单。
 
  今年前5个月,出口占五成的广东一鼎科技有限公司,整体销售额直线下滑50%。不仅年后订单寥寥无几,年前订单也纷纷停工,出口基本停滞。
 
  “今年企业日子不好过,幸好有一些国内的订单,还能勉强维持。”一鼎科技副总经理廖卫平,提起当前陶瓷出口形势,语气尤其沉重。
 
  佛山是全球最大的建筑陶瓷生产基地。据佛山官方公布的数据,今年一季度,当地陶瓷总产量为133.58亿元,同比下降22%。其中,瓷质砖产量下降20.6%,陶质砖产量下降45.5%,卫生陶瓷产量下滑46%。
 
  2019年,我国瓷砖产量连续第三年下滑,跌幅达到8.73%。业内人士分析,2020年仍会持续下滑。
 
  “尽管企业很困难,老板仍舍不得‘砍’人。”廖卫平说,董事长冯竞浩常用一句“口头禅”鼓励员工:“现在再怎么困难,也比不上创业时难吧?”
 
  老板娘是公司的财务总监,最近发工资时,总忍不住流眼泪。廖卫平知道,“不裁员,工资照付不打折,靠的是前几年的老本。公司上下有200多人,‘人吃马喂’背后的辛酸,只有她心里最清楚。”
 
  为了产品创新,这几年公司一直在不惜本钱搞研发。2019年,他们成功研制一条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抛光砖生产线,本想今年打一个翻身仗,没想到疫情来了。
 
  “创新既让我赚到了第一桶金,也让我吃了很多苦头。”冯竞浩说,前几年挣的钱全投到研发上了,就指望新产品能带来收获,“就怕新产品出来没有市场”。
 
  就像这一次,他对新发明的反置式抛光机信心满满,偏偏“生不逢时”,遇到了疫情。
 
  这样惨痛的经历并非首次。2008年,冯竞浩瞄准国际领先技术,投入2500万元进行创新,研发出一款陶瓷包装机,结果却“打了水漂”。
 
  “因为产品技术超前,缺少相应的产业配套,加上售后培训、维护和服务成本都太高,结果很多客户把机器退回来了。”冯竞浩回忆说。
 
  即使如此,他依然没有放弃创新,几乎平均每三年推出一个新产品。
 
  “从资金上看,眼下还能勉强熬得住。”生性乐观的冯竞浩,最近一直在全国各地跑市场。他向记者透露,“手头已经有了不少意向订单。只要熬过这个节骨眼,日子就会好起来”。
 
  “我有一个梦想,就是打造一条全世界最先进的陶瓷生产线,工厂里没有任何污染,员工们都穿着西装、打着领带上班……”对于未来,冯竞浩充满期待。
 
  一鼎科技是中国陶瓷业的缩影。面对当前内需疲弱、出口遇冷的大形势,建陶产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全国各大产区频频传来停产、停工、倒闭的消息。
 
  “陶瓷产业春天何时来临,还没有明确的信号。”南庄镇经济和科技促进局的相关负责人表示,但产业和企业不能等待,南庄也不能等待,要主动寻找热点、创新求变。
 
  如果仍只想开发房地产,那就只有一片红海


 
  传统的陶瓷抛光和磨边工艺,耗水量非常大,每天还产生数十吨的废渣,需要建设规模巨大的沉淀池。
 
  学机械出身的冯竞浩通过试验发现,如果把传统的抛光机颠倒过来,进行反置式抛光,不仅耗水量可以节约90%以上,还可以省去污水处理程序及沉淀池的占地,每天仅产生几百公斤废渣。
 
  “此外,传统的磨边加工产生大量粉尘,会对人体造成伤害。新工艺采用干式磨边生产线,全过程不用水,由负压吸尘装置即时回收粉尘,不会散落到空气中,还可变成原材料直接使用。”冯竞浩解释道。
 
  经过反复设计与调试,冯竞浩的“反置式抛光机”终于发明成功,在业界引起了不小的震动。经专家鉴定,产品达到国际先进技术水平,获得“广东省高新技术产品”称号。
 
  两年前,这项发明引起了南庄镇党委书记陈辅明的关注,提出能否在反置式抛光机的基础上,研制一条全世界最先进的陶瓷生产线:从设计到绿色生产集中在同一栋楼里,彻底改变陶瓷生产线的空间局限性。
 
  “生产线上楼的想法,是陈书记最早提出来的。”冯竞浩说,这是一个非常大胆的想法,但大家都觉得不可行。
 
  长期以来,陶瓷生产要处理大量的污水和废渣,将生产线搬到楼上,听起来无异于“天方夜谭”。世界上还没有在二楼安装陶瓷生产线的。污水和废渣如何处理?自动化如何整线实现?叉车如何操作等复杂的工艺组织和生产问题。
 
  可自打这个“神奇的想法”在脑子里生根,冯竞浩越琢磨越觉得可行。为鼓励企业创新,陈辅明郑重表态:“政府给政策、建厂房,携手企业推进陶瓷生产线上楼。”
 
  双方一拍即合。冯竞浩投入1000多万元,打造了一个6000多平方米的厂房,开展“抛光砖生产线上楼”试验。历经两年的打磨,一条智能绿色陶瓷生产线面世。
 
  目前,南庄镇内还有约30家抛光砖厂,产值不是很高,但占地面积大,大部分是破旧的一层平房,分散在南庄的各个村落,很难进行改造升级。
 
  虽然已解决废砖废渣的回收问题,但抛光砖厂每天还会产生大量的渣水混合物,要使用大量化学溶剂对其进行处理,不仅增加生产成本,还可能污染环境。
 
  “陶瓷生产线上楼,解决了产业发展和土地资源紧缺之间的矛盾。”陈辅明说,目前南庄可供开发的土地已不多,但追求陶瓷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就必须进行一次脱胎换骨的生产线变革。
 
  疫情背景下,如何搞好“六稳”“六保”工作?陈辅明认为,仅靠单纯的输血,只能是杯水车薪,政府部门最应该干的,是引导和鼓励企业寻找热点、创新求变。
 
  像陶瓷这样的传统产业,如果仍只想开发房地产,那就只有一片红海。陈辅明说,南庄陶瓷要实现高质量发展,不能抛开制造环节,只谈总部,销售设计,研发服务,“当前计算机还无法模拟陶瓷生产,替代窑炉进行生产验证,没有生产线就没有研发”。
 
  危中寻机,一大批企业向产业链上游攀爬


 
  陈辅明平时不擅应酬,偏爱研究陶瓷业的最新技术,经常一个人“偷偷”往彭虎的实验室跑。
 
  源创高科智能装备有限公司总经理彭虎,是一位典型的“技术达人”,喜欢闷在实验室搞钻研。他研制的微波干燥辊道线,将陶瓷坯体的干燥时间,从传统的五六天时间,缩短到三四个小时,大大提高了卫浴陶瓷的生产效率。
 
  最近几年,彭虎又专注石墨烯发热瓷砖研究,已有十多项相关发明创造。
 
  陶瓷产品正从装饰性向功能性方向转变,石墨烯发热砖、抗菌砖、薄板等成为市场新热点;为规避同质化竞争,陶瓷企业纷纷寻求新赛道。发热、抗菌、除甲醛等众多细分的功能性瓷砖,给企业提供了诸多差异化突围路径。
 
  为了搞懂石墨烯,陈辅明下了一年多的苦功,一有空就与彭虎长聊,还专程去彭虎在江西的试验基地现场考察。如今,陈辅明可算得上是这方面的“半个专家”了。
 
  “帮助企业进行引领性、方向性的探索,正是政府的主要职责之一。”陈辅明如此解释自己的研究“动机”,“必须从材料或者工艺方面来转型升级,否则传统产业路子会越来越艰难。”
 
  如今的南庄镇,新材料研发的潮流风起云涌。在广东道氏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一楼大厅,摆放着五颜六色的陶瓷色釉料及高分子材料。作为屈指可数的釉面材料上市公司,道氏技术已经处于国产陶瓷墨水的第一梯队。
 
  公司董事长荣继华最近接待了好几拨陶瓷产业的大佬,他感觉,产业正在加速洗牌,“强强合作”渐成趋势。
 
  “每度过一轮危机,我们都会上一个新台阶。”荣继华总结这样一个有意思的现象。2007年底成立的道氏技术,虽然遇到了2008年金融危机,仍然发展壮大,至2014年成长为上市公司。之后,利用资本的力量快速成长,成为细分行业龙头。
 
  “危和机的比例,我认为是10:1,关键看你能否抓住这个机遇。”荣继华说,2014年,处于上升阶段的企业居安思危,通过并购进军新材料领域,将一家新材料公司、一家锂电池公司收入囊中。
 
  新材料和锂电池让这家陶瓷企业如虎添翼,公司上市6年来,光净资产就增加了20多亿。
 
  自信是从脚底下冒出来的。荣继华认为,陶瓷产业未来新的增长点,必然会与上游的材料领域息息相关。“以意大利为例,上游材料企业,强过下游的陶瓷企业。我国陶瓷产业链上游还有巨大空间,未来必须走资源集约化之路,这也倒逼产业转型升级和产业链的强强联合。”
 
  “从禅城经济开发区的研发态势来看,南庄陶瓷产业的生产链,正在向上游攀爬。”南庄镇镇委委员彭长江说。
 
  目前,南庄镇内拥有60多家陶瓷机械企业及1200多家配套企业,前者在全国占比约30%,是佛山陶瓷机械及色釉料分布最密集的区域。
 
  其中,一鼎科技是陶瓷窑后智能生产的龙头企业,道氏科技、东承汇控股等分别占领了陶瓷墨水及色釉料、陶瓷压机布料设备等细分市场的绝对份额。
 
  “我们发现,疫情过后有几方面利好,一是装修开始进入千家万户,二次装修的冲动也挺大,部分二胎家庭也有换大房和装修的需求;二是消费需求的变化催生新的市场。”广东新明珠陶瓷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陈先辉说,“陶瓷业整体趋势在下降,规模取胜的时代已经过时,陶瓷企业的商业模式、组织模式都必须自我革新,守着原阵地更易死亡。”
 
  新明珠这家老牌陶瓷企业,正在重修“赛道”:改造生产线,推出大板、薄板示范线,研究用陶瓷代替桌板和墙纸……
 
  “支持传统制造业开展品质革命,通过技术改造、增资扩产、转型升级,打造一批制造业‘隐形冠军’。”禅城区委书记黄少文说,当前稳住经济基本盘,兜住民生底线,需要走出一条有效应对冲击、实现良性循环的路子。
 
  只要坚守住传统制造业这个根,就能守住希望和未来


 
  佛山有五千年的制陶历史,享有“南国陶都”之美誉。改革开放以来,当地陶瓷产业发展迅猛,尤其在建筑陶瓷领域,产业基础雄厚,产业体系完备,影响辐射面广,享誉国内外,成为文化底蕴深厚、极具地方特色的重要支柱产业。
 
  上个世纪末,佛山陶瓷企业改制释放出巨大的生产力,一举发展成为全国乃至全球最大的陶瓷产业集群区。
 
  自2008年开始,佛山经历了三次陶瓷产业大转型。
 
  第一次转型从2008年开始,主要因为环保的原因,陶瓷企业生产环节大规模外迁,从南庄走向全国。
 
  “在2008年之前,佛山陶瓷业处于野蛮生长期。”南庄镇政府的一位干部告诉记者,“当时的南庄镇,沙尘漫天,公路两旁的树木,不开花也不结果,树叶子全是白色的。在街上转一圈,整个衣领都是黑的。”
 
  “宁愿少几百亿元产值,也要还城市一片蓝天。”2006年底,佛山市以壮士断腕的勇气,颁布强制令,要求一批高污染企业限时搬迁。
 
  这种“一刀切”的方式,当时曾经引发不少争议。一批企业直接倒下,一批企业外迁至其他城市,剩下的则是大浪淘沙后的强者。
 
  陈辅明说,尽管一大部分陶瓷企业被逼外迁,甚至被无情淘汰,但也促使一些企业“长大成人”,变成世界级品牌企业。
 
  据统计,转型后的佛山建陶业,企业数量由原来的350多家,一下子减少到60多家,但陶瓷产业总产值却比原来还高,企业全部实现清洁生产和生产工艺再造。
 
  从生产基地变为总部、会展、物流和信息基地的佛山,开始向掌握建陶定价权的全球陶瓷中心迈进。
 
  “尽管当年的行政干预太猛,但幸运地保留下了一批总部基地,促成整个产业的转型升级。从结果看,还是让人欣慰的。”南庄镇陶瓷产业促进会党支部书记冼永恒说。
 
  第二次转型,发生在陶瓷反倾销和贸易战愈演愈烈的时代背景下,佛山陶瓷企业转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同时在东南亚等地设厂。
 
  经历30多年的发展,我国已成为全球建陶装备产业具有整线输出能力的国家。在国内市场萎缩、环保压顶、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今天,国内的产能转移基本上已无地可转,海外建厂成为中国建陶企业的重要选择之一。
 
  不少佛山陶瓷企业纷纷前往东南亚、中东、非洲等地,尝试开辟新的生产基地。新中源陶瓷在菲律宾、乌兹别克斯坦建厂;金意陶与马来西亚合成集团签订海外设厂协议;陶瓷装备龙头科达洁能则在非洲市场,以“合资建厂”的模式,以产业链整体输出的方式,在肯尼亚、加纳、坦桑尼亚等国建厂;旺康控股、时代陶瓷、瑞亚陶瓷、阳光易丰陶瓷等企业,在非洲也打开了局面……
 
  第三次转型,发生在当下,是适应疫情发生后市场的变化,拥抱互联网时代,给传统产业不断赋能的时期。
 
  陶瓷企业经历大规模更新换代的同时,产业集群也在发生深刻变化。这个时期,陶瓷产业也会碰到一系列困难,如传统产业高端化遇到瓶颈;新的业态领域,如岩板,还缺少统一标准,处于混乱状态。
 
  “每一次转型,都是有代价的。”陈辅明说,唯有内心的敬畏,才能对传统制造业产生无限的爱。过去很多人认为传统制造业是夕阳产业,一度想把传统产业当成包袱转移掉,但历史经验让佛山认识到:只要坚守住传统制造业这个根,就能守住希望和未来。
 
  “深刻认识推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对佛山的深远历史意义和重大现实意义,创新对实体经济的引领和支撑作用,促进新旧动能接续转换,推动产业迈向中高端。”佛山市委书记鲁毅说,通过“稳链”“控链”“补链”“建链”,推动制造业产业链向中高端迈进,强化产业链安全性和自主性,不断提升佛山制造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中的地位。  编辑黄海波
 
企业家精神是“夕阳”变“朝阳”之魂
企业家精神是“夕阳”变“朝阳”之魂

( 2020-07-13 ) 稿件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调查观察
 
  “陶瓷这样的传统产业做好了,照样可以挖出金矿。”在第127届广交会“云开幕式”上,总理如是对一家陶瓷企业说。
 
  “只有夕阳的企业,没有夕阳的产业。”在佛山,无数的企业家一边念叨着这句话,一边在传统制造业的赛道上奋力奔跑。
 
  每逢困境,东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何新明,总会想起26年前在一场天灾中的“濒死体验”。
 
  1994年的何新明,刚当上镇属企业——东平陶瓷总厂的厂长两个多月。尚未施展抱负,一场50年一遇的洪水突然而至,水深一米半,工厂遭遇灭顶之灾。
 
  “这场洪水来势凶猛,工厂所处地势又非常低,根本来不及抢救,只能眼睁睁看着厂子被滔滔洪水淹掉,那种景象到现在都还刻骨铭心。厂里到处都是水,重油漂浮在水上,工具也漂在水上面。”何新明回忆说,“工厂被水淹了之后,我们不忍离去,仍然守着这个厂,通过屋顶爬到办公室里面,继续留守了3天2夜。”
 
  洪水退去,东平厂变成一片废墟:整个油库都泡起来了,窑炉也泡到不能使用。重建生产线需要一大笔资金,但当时缺乏资金,政府也不愿再投资。这种“毁灭性打击”,让何新明痛不欲生。
 
  虽然何新明还希望恢复生产,但经过评估,地方政府认为工厂已经无法恢复生产,决定将工厂关停。工厂没了,很多人选择了离开。
 
  何新明也面临着人生抉择:是留下来继续奋斗?还是离开重新找工作?他选择了前者。“我选择了坚持,我觉得不能就这样散了,不能退缩,要重新站起来,寻找机会,是金子肯定会发光的。”何新明说。
 
  何新明说服了100多名愿意留下来的技术骨干和老员工,退回到一个没有被水冲垮的小车间,将报废设备都拆了,能卖的都卖掉,努力争取新的发展机会。
 
  此后,为寻找新厂房,何新明四处奔波、协商,前后差不多花费一年时间,终于租借到一个新场地。他上马两条窑,并对旧设备升级改造,这个小厂很快创造了效益,逐渐恢复了生机。
 
  这场天灾的“濒死体验”,让何新明接受了人生的最大一次考验,不仅为企业的性格铸下难以磨灭的印记,同时也彻底改变了他的思维模式。
 
  “其一,这场洪水让我变得更加坚强,也给了我人生最大的启发,就是凡事必须靠自己,不能靠天靠地靠人家的施舍。其二,依靠产业繁荣的运势而获得的快速增长,是不可持续的;一旦运势逆转,企业就会无可避免地以更快的速度衰退。企业需要建立一些当洪水退去仍然熠熠生辉的资产。我们重新调整了企业的目标排序,保持永续的竞争力代替了增长,成为企业的首要目标。这也是后来东鹏得以稳健发展的重要内在因素。”
 
  几十年来,何新明心无旁骛,只专注做好一件东西:陶瓷。东鹏陶瓷也逐渐成长为家喻户晓的中国驰名商标。“重点关注企业可持续发展,不搞机会主义。”何新明说。
 
  何新明是佛山企业家的代表。在“南国陶都”佛山,一大批企业家面对困境,始终坚守实业,不抛弃不放弃,以不断创新甚至“自我革命”,在一轮轮危机中觅得生机。
 
  “艰难孕育出强者,越是危险越是机会,产业洗牌、强强联合、跨界合作、制造业服务化、大国品牌崛起等,这些都是我们需要抢抓的新机遇。”新明珠陶瓷董事长叶德林说,“面对新的危机和机遇,我们只有主动积极参与到竞争中来,创新求变,把握新的机会,找到新的盈利能力,才能够找到新的生存和发展的路径,才能够实现真正意义上的高质量发展。”
 
  叶德林说,对于建陶产业来说,2020年是一个充满机遇与挑战的转折年。一方面,新冠疫情导致市场下行,建陶产业面临重新洗牌;另一方面,岩板、石墨烯发热砖、发泡陶瓷等新风口为企业增长带来了新的机遇,新的生态即将建立。
 
  “作为企业应该摆正心态,不能沉浸在恐慌情绪中,要勇于面对现状,积极拥抱变化,冷静下来制定系列应对措施和政策。”蒙娜丽莎集团董事张旗康说,2020年经济下行压力较大,但同时,对于有准备、有基础、有实力的企业来说,将会是一个很好的发展机会。
 
  “复杂的国内外经济形势中蕴藏着重塑制造业优势的机遇,传统产业完全可以实现高级化,传统企业可以成长为高科技企业。”佛山市委书记鲁毅说,一方面,政府部门要打好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攻坚战,健全推动发展先进制造业、振兴实体经济的体制机制,推动佛山由制造业大市向制造业强市转变,实现高质量发展。另一方面,弘扬佛山企业家精神,保持务实有为、开拓进取的实干本色,焕发敢为人先、锐意创新的胆识气魄,化危为机、危中求进。只要传统制造业保持定力、坚定信心,不断创新,就有望实现逆势突围。  编辑黄海波
 
 
让辅导员代签 托熟人盖章 找淘宝办理 一些高校就业数据竟如此造假
让辅导员代签 托熟人盖章 找淘宝办理
一些高校就业数据竟如此造假

( 2020-07-13 ) 稿件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调查观察
 
 
 
 
 

 
  ▲记者同受访者的聊天记录截图。
 
  本报记者郑生竹、赵鸿宇 实习生曹瀚尹
 

 
  6月底7月初,正是各地高校毕业生奔赴就业岗位的节点。受新冠肺炎疫情和部分毕业生“慢就业”心态等因素影响,今年仍有不少应届毕业生奔波在求职路上。
 
  部分高校师生反映,一些应届毕业生明明还没找到工作,所在学校为保证就业率,多次催促他们签订就业三方协议,有的毕业生不得已托关系、找门路,完成盖章签字任务。
 
  辅导员出手相助 淘宝和打印店也能办妥


 
  河北大学艺术学院应届毕业生张萌,最近正在为没找到工作而发愁——由于所学专业就业门路窄,很多同学工作都还没着落。
 
  为了帮助这些学生尽早“就业”,辅导员将张萌他们拉进一个微信群,与群里的几家校外艺术工作室对接,尽早签订三方协议或灵活就业表。
 
  “学校规定,每个工作室每个班最多只能签3人,辅导员叮嘱我们不能在一个工作室扎堆。”张萌私下向记者透露道。
 
  学生迟迟找不到工作,辅导员甚至校方解围的做法并不鲜见。“实在找不到工作,学校会帮我们签订三方协议。”江苏一家高校应届毕业生李锐说,自己投了多份简历,但还没找到适合的工作。学校要求参评优秀毕业生的需先签订三方协议。为了不影响参评,他把三方协议发给校方代为签订。
 
  更难以理解的是,有的学校还将签订三方协议作为获得毕业证、学位证的门槛。“辅导员将三方协议寄给我们,让大家自己找单位盖章签字,否则不给毕业。”安徽新华学院应届毕业生郑伟明说,虽然近期准备专升本考试,没时间去找企业签订三方协议,但实在经不住辅导员三番五次催促,不得不托熟人找关系,辗转多方才找到一家企业签字盖章。
 
  为了防止学校后期回访“露馅”,郑伟明还请人帮忙转告企业,拜托对方接到回访电话时,千万别说漏了嘴。
 
  有的高校则以户籍、档案托管为由,劝说毕业生签订就业协议。唐山师范学院应届毕业生王倩说,班级老师通知,如果没有签三方协议,个人档案等材料发回原籍后有可能会丢失。全班一共30多人,目前签好三方协议的不到10人。由于没有合适的工作,王倩打算参加公务员和研究生考试,因此只能和户籍地人才市场签三方协议,最后依靠她父亲的私人关系搞定了盖章签字。
 
  “班里有不少同学找了一些企业‘假就业’,每年还要向企业缴纳400多元费用。”王倩说。
 
  记者调查发现,一些学校周边打印店和淘宝卖家,也公然做起签字盖章生意。“实在找不到工作单位的,我给你们支个招,去打印店搞一下,十几元就能搞定。”为让学生尽快在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登记、更新就业信息,安徽农业大学经济技术学院某班主任在班级群里,发了一个可代签三方协议的联系人方式。
 
  淘宝网上有多家能代签三方协议的商家。在看到记者“能否代盖三方协议公章”的留言后,一家名为“carvenc education”的商家立即追问所在学校、专业。记者提供相关信息后,不到一分钟,商家就发来相匹配的公司名称和岗位,“只要99元,协议书真实有效,包回访。”
 
  就业率考核层层加码 为招揽生源不惜虚增


 
  本应由学生自愿签订的就业协议,为何会出现五花八门的代签、强迫、造假现象?在一些高校师生看来,层层加码的就业率考核、便于招生宣传的盲目攀比,是导致高校“数字就业”乱象的重要原因。
 
  “学校只看就业率高低,只要签订了三方协议就行。”常州某专科院校班主任说,学校将就业指标分配到每个辅导员和班主任,她手头上还有一沓没签订的三方协议,为了完成任务不得不催促学生尽早签订。“我们往年对外宣称就业率高达97%,实际没有那么高,注了很多水分。”
 
  就业率是当前衡量高等学校办学水平的重要指标。一位受访的地方教育部门工作人员说,这几年,教育部给当地下达的就业率指标只有70%,远远低于一些高校动辄接近百分百的就业率,大多数高校都能顺利完成。
 
  一些地方为防止高校盲目追求就业率,也要求慎重公布,但教育部门在内部通报文件中,仍有高校就业率排名。一些高校为让数字漂亮,层层加码考核就业率指标。
 
  对于一些本科院校和民办高校而言,过低的就业率,直接影响来年招生。此前,教育部也曾发文要求,对就业率连续两年低于60%的专业,调减招生计划直至停招。
 
  河北石家庄某专科院校辅导员说,就业率高低影响招生成效,一边紧张催促毕业生尽快就业,一边在审核就业材料时相对宽松,“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适度放水,帮助学生‘过关’。”
 
  河北某专科院校就业服务中心工作人员称,学校部分专业与校外教育培训机构合作办学,招生时会额外收取5000元至20000元不等的费用。如果就业率过低,会有损这些专业的“招牌”,影响后续招生,校方会想方设法帮助毕业生就业,哪怕是“被就业”“假就业”。
 
  今年我国高校毕业生达到874万人,比去年增加40万人。受访的高校就业工作管理人员普遍反映,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高校面临前所未有的保就业压力,这也是一些高校以多种方式强迫毕业生“假就业”的一大原因。
 
  河北沧州某高校工作人员称,当前一些企业在减员,当地的公务员考试、事业单位考试还没有启动,有些学生还在实习阶段,就业数字并不好看。学校催促学生签三方协议或灵活就业表,是为了给他们一种适度压力。
 
  高校就业率应回归保真、服务决策的本位


 
  就业统计是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重要内容,对及时掌握高校毕业生就业进展、服务政府宏观调控和科学决策具有关键意义。虚假、注水的就业数据,会掩盖高校办学存在的实际问题,影响决策部门对就业形势的分析和判断。
 
  近日,教育部已注意到高校应届毕业生“被就业”“假就业”等问题,并于6月和8月开展两轮专项核查,要求各地各高校严格落实“四不准”:不准以任何方式强迫毕业生签订就业协议和劳动合同;不准将毕业证书、学位证书发放与毕业生签约挂钩;不准以户档托管为由劝说毕业生签订虚假就业协议;不准将毕业生顶岗实习、见习证明材料作为就业证明材料。
 
  一位受访的省教育厅相关负责人介绍,已对前述某专科学校的就业问题开展调查,发现一些班主任在就业管理中,没有注意方式方法,未能正确解读、执行就业政策。他们通过逐一对某高校400多名毕业生回访,发现的确存在将签订就业协议与优秀毕业生评选挂钩的现象。
 
  同时,他们还摸底核查了该省会所有民办和公办学校就业情况。“将约谈存在问题的学校领导,该追责的就追责。”
 
  除了让就业率回归保真、服务决策的本位外,创新高校就业指导服务工作评价体系,也不失为破解之策。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建议,一方面,不再由高校自行统计、上报就业率数据,而由专业的第三方跟踪统计毕业生就业情况,作为评价高校毕业生就业情况的重要数据,引导高校将就业指导服务工作延续到学生毕业之后。另一方面,应由教育部门主导开展大规模的雇主调查,调查用人单位对大学毕业生的胜任能力评价情况,以此作为评价高校教育质量和教学改革的重要依据。
 
  此外,高校还应该改变之前重视初次就业率的就业工作思路和办法,发动校友力量,关注每一个毕业校友和事业发展,与之建立长期紧密的联系。  (文中应届毕业生均为化名)
 
       编辑刘荒
 
 
花季生命陨落悲剧如何不再重演
花季生命陨落悲剧如何不再重演

( 2020-07-13 ) 稿件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调查观察
 
 
 
  ▲缪可馨所在的常州市金坛区河滨小学大门。 本报记者沈汝发摄
 
  本报记者沈汝发
 

 
  7月8日,江苏省常州市金坛区教育局发布通报,对备受关注的小学生缪可馨坠楼事件公布调查结果:经查,教师袁灯美存在违规违纪行为,给予其党内严重警告处分,收受的款物予以收缴。同时,给予袁灯美降低岗位等级处分。
 
  此时,距离悲剧发生已经一个多月。6月4日,金坛区河滨小学五年级学生缪可馨冲出教室,翻越栏杆不幸坠楼身亡。
 
  6月12日,联合调查组发布第一次调查结果,排除他杀,也未发现坠楼当天课堂中存在辱骂、殴打学生的情况。随后,网上有声音质疑,缪可馨因为没有报名参加自己语文老师袁灯美的作文补习班,遭遇打击报复。针对网民质疑,金坛区在6月18日再次启动调查。
 
  6月21日,调查组成员接受记者采访表示:“经过初步调查发现,袁灯美在2019年举办过作文补习班。缪可馨没有参加,她参加的是社会上培训机构办的培训班。”这位调查组成员透露说,经初步调查,袁灯美体罚学生和收取家长微信红包的情况也确实存在。
 
  一位花季少女殒命校园的悲剧背后,有哪些深层次的原因值得关注,如何避免悲剧重演,这些问题和答案对相关各方和全社会都具有警示意义。
 
师德师风建设应贯穿于教育全过程


 
  缪可馨的父母对孩子的猝然离世非常悲痛,难以接受。他们说,孩子是家中独生女,活泼开朗,成绩也不错。疫情期间,他们还一起跳舞。在缪可馨的家中,各种荣誉证书、奖状非常多。
 
  对金坛区联合调查组发布的第一次调查结果,缪可馨父母并不认可。“我女儿才11岁,看她写的日记,是很开心的。当天早晨穿着新衣服去上学,说好了晚上要吃什么,没有任何异常。”缪可馨的父亲认为,“我女儿的个性机灵顽强,不会走极端,里面一定有很多问题。”
 
  记者从金坛区教育局对在场同学的谈话笔录上看到,一名同学说:“缪可馨的期中考试语文成绩很好。这次考了第一名。周四上午状态也正常,没有发现什么异常。”
 
  对于在课堂上批阅作文时,有没有辱骂、殴打缪可馨,袁灯美自称:“整节课我没有批评过缪可馨,更没有打过缪可馨。这节课班级任何孩子,我都没有批评打骂过,都是语气平和地说话。”
 
  据金坛区河滨小学校长李继锋介绍,袁灯美1974年出生,1993年参加工作,原来在农村小学教学,2003年调到河滨小学。
 
  事件发生后,袁灯美教过的学生在网上实名举报:袁灯美曾经有体罚学生的行为。
 
  网上有声音质疑:由于没有报名参加班主任老师袁灯美的作文补习班,缪可馨遭遇打击报复。针对网民的质疑,6月18日,金坛区决定由区纪委、监委牵头,联合教育局再次启动调查。
 
  “初步调查发现,袁灯美确实在2019年举办过作文补习班。缪可馨参加的是社会上培训机构办的培训班。”一位调查组成员透露说,袁灯美体罚学生和收取家长微信红包的情况也确实存在。
 
  袁灯美自己承认:“2019年10月份,有一次批改语文补充习题时,发现缪可馨有漏做的现象,而且错误较多,评讲以后错题没有纠正。一时心急,就打了她一个耳光。”
 
  记者看到,缪可馨的作文确实删改很多。“老师在孩子心目中地位是很高的。有针对性地批评甚至体罚,对孩子心理影响很大,此次事件也许只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一位心理学专家说,“11岁的孩子正是处于似懂非懂的年龄,很敏感,老师要呵护好他们的精神健康。”
 
  金坛区教育局在通报中表示,教育部门将深刻吸取教训,严格落实对教师的教育管理责任,将师德师风建设贯穿于教育全过程,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加强生命教育,让珍惜生命意识入脑入心


 
  花季少女生命陨落令人心痛,如何避免校园悲剧重演更值得关注。
 
  有关人士认为,在互联网时代,学生的信息量快速增加,教师要适应孩子的变化,提高与学生平等相处能力,增强“共情心”、找到共鸣点,赢得学生心理认同。现在的学生个性很强,追求平等,老师不能一味居高临下,要和学生形成亦师亦友的关系。
 
  金坛区一位小学校长说,教师要真正走进学生的内心世界。在他们高兴、困惑的时候,愿意与教师分享、倾诉,把自己的想法及时表达出来。
 
  任何突发事件,一定是源于某种积累和触发。有关专家表示,尤其是涉及青少年教育时,一句无心的话语,一次冲动的处理,一些细节的忽视,都可能对孩子成长造成不可预知的后果。因此,无论学校还是家庭,身负教育之责的人,都应有足够的敬畏之心。
 
  专家建议加强对教师的师德师风建设,坚持优化和净化教育者的队伍,进一步加强对师德师风的约束和规范,杜绝一切不应出现在校园中的违规行为,尊重天性、爱护个性,尽可能地避免悲剧发生。
 
  有关心理专家认为,学习环境或者成长环境被破坏,都会在学生成长过程中造成很大伤害,尤其是孩子处于幼儿和青春期阶段,容易出现情绪障碍,甚至引发心理疾病。因此学校和家庭在关心孩子学习成绩的同时,也应该多关注孩子心理健康,培养健康的人格。
 
  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朱力说,现在各个学校基本都建立了心理咨询室,但主要以思想政治工作为主,在老师批评时,客观上有些孩子不理解,就可能采取偏激行为,因此要加强对学生的心理疏导和心理抚慰,真正发挥心理咨询室的作用。
 
  孩子的抗挫力也应着力培养。金坛区委宣传部一位负责人说,现在的小学生见多识广,学习资源更加丰富,但他们的抗压能力、抗挫折能力等尚无法与之匹配。
 
  朱力认为,一些小学生等低龄儿童有一种鸡蛋壳心理,鸡蛋壳非常脆弱,一碰就破。因此学校和家庭都要加强提高学生的抗挫力教育和培养。
 
  “对孩子过度呵护,会让孩子遇到有些微小的挫折就承受不了。”朱力说,因此要加强孩子的意志力、忍耐力的培养,尤其是要多开展户外体育运动,在对抗性竞争性活动中,培养孩子的团队意识、勇敢精神和抗挫折能力。
 
  学校生命教育亟须加强。记者调研发现,学校开展生命教育的寥寥无几。金坛区一位小学校长说,她曾经发现学生有用头撞墙、用刀割腕等自残行为,经过教育得到缓解。目前学校对安全教育很重视,但着力于外部伤害,没有重视自我伤害的行为。“一些学生缺乏对生命的敬畏。”金坛区教育局一位负责人说,要通过生命教育,让珍惜生命意识入脑入心。
 
  专家建议,对小学生防自杀教育要多开展形象教育。“有些低龄儿童以为自杀就像电影里面一样,死了以后还可以活过来,没有意识到自杀的严重后果。”朱力说,如果把自杀的危险性制作成视频,让孩子清醒认识到自杀的后果,从而不会轻易选择自杀。
 
       编辑刘婧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