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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任何分裂中国企图都是痴心妄想 |
同尼泊尔总理奥利会谈,赞赏尼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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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10-14 ) 稿件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要 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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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3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加德满都同尼泊尔总理奥利会谈。新华社记者鞠鹏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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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满结束印度和尼泊尔之行 |
习近平回到北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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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10-14 ) 稿件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要 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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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10月13日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离开加德满都启程回国。尼泊尔总统班达里在机场为习近平举行隆重欢送仪式。尼泊尔副总统普恩、总理奥利、联邦议会联邦院主席蒂米尔西纳、所有内阁成员、军方高级将领参加。
新华社记者高洁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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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出席尼泊尔总统
班达里举行的欢迎宴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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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10-14 ) 稿件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要 闻 |
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国少年先锋队建队70周年强调 |
从小学先锋、长大做先锋 |
努力成长为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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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10-14 ) 稿件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要 闻 |
习近平会见尼共联合主席普拉昌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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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10-14 ) 稿件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要 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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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3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加德满都下榻饭店会见尼泊尔共产党联合主席普拉昌达。新华社记者谢环驰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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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待中印友好关系不断加强 |
印度各界积极评价中印领导人第二次非正式会晤成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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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10-14 ) 稿件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要 闻 |
印度报业托拉斯12日报道说,习近平主席与莫迪总理第二次非正式会晤取得丰硕成果。双方积极评价双边关系发展,并讨论如何深化两国互动,体现印中在全球舞台上日益重要的作用。
印度孟买观察家基金会前任主席库尔卡尼表示,习近平主席和莫迪总理就广泛的议题进行了坦诚而深入的会谈并取得积极成果,将为未来两国关系持续向好发展带来长远影响。此次会晤增加了两国高层的相互理解,印中合作对世界和平和经济增长至关重要。
尼赫鲁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斯瓦兰·辛格表示,习近平主席和莫迪总理会晤体现了印中两国正紧密合作。印中在全球性和地区性多边议题中展现出相似立场,双方能够找到采取实际行动的共同点,一起为人类未来而努力。
印度前议员、印度工业联合会主席塔伦·维杰说,印中有能力利用各自影响力打击恐怖主义,共同释放出和平共存与共同繁荣的信号。
尼赫鲁大学中国与东南亚研究中心主任、汉学家狄伯杰表示,双方重申武汉会晤共识,表达了共同促进多边主义的立场,在气候变化、反恐、多边机制等多个全球性议题上寻求一致。印中应该互相学习对方的历史和文化,同时加强经贸往来。
印度出口组织联合会主席沙拉德·库马尔·萨拉夫认为,此次会晤在很多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双方强调了两国之间悠久的交往历史,并表示将采取措施推动两国经贸合作平衡发展,有助于推动完成“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谈判。
在谈到未来合作愿景时,印度本地治里印中友协秘书长比卡什·卡利·达斯表示,非常期待印度南部地区和中国东南地区建立联系,推动贸易和旅游业蓬勃发展。中国技术产品优势明显,印度在有机农产品方面具有竞争力。他相信未来两国关系将继续向前发展。
(参与记者:王晨曦、姜磊)
和中国合作带来实在益处 |
一位尼泊尔商人的三代中国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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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10-14 ) 稿件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要 闻 |
“这些年我们生意越做越大,也见证了中国日益发展壮大。”日前,萨卡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面向未来,我很确定,我们和中国的合作越来越重要”。
萨卡的父亲已经92岁了,第一次去中国还是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
“那时在尼泊尔,和中国做生意的人很少,我父亲希望能够尝试一些别人没做过的事,他到中国进口了织物染料回来销售。”萨卡说。
随着生意越做越好,萨卡父亲进口商品的种类也在增加:雨伞、纺织品、化学产品以及电子产品。“1977年前后,他开办了一家方便面工厂,设备都是从中国进口的,”萨卡说,这意味着不再纯粹做进口贸易。此后萨卡父亲还开办了钢铁厂等其他一些工厂,原材料也都来自中国。
父亲渐渐忙不过来了,萨卡加入进来,并在上世纪80年代创建了一家服装厂,一些配件比如拉链和纽扣等都是从中国进口。
他们去中国的次数多到数不清,萨卡也结交了不少中国朋友。“中国人办事认真,效率高。”他说。
随着在中国的“朋友圈”不断扩大,萨卡的事业有了新的拓展。去年,萨卡与成都一家律师事务所建立了联系,今年9月,双方合作在尼泊尔成立的律师事务所完成注册。“现在来尼泊尔的中国公司越来越多,需要我们这样的律所提供法律咨询。”萨卡的太太、学法律出身的库苏姆告诉记者。
受家人影响,萨卡的儿子10年前也开始从事与中国有关的外贸生意。从吉利汽车到北京吉普、无人机,所经营的产品越来越多。“中国的吉普车非常好开,适合尼泊尔这样的山地国家。”萨卡说。
多年来,中尼各领域交流合作密切,萨卡一家三代的经历,正是中尼合作发展的一个缩影。
尼泊尔知名学者尤巴拉杰·桑鲁拉告诉新华社记者,“中国制造”在尼泊尔随处可见、广受欢迎,中国企业在尼泊尔投资创造了就业机会,现代农业、电信、基础设施建设等满足了尼泊尔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包括他自己在内,越来越多的人在学习中文。
“尼泊尔可以从中国的发展中得到实实在在的益处。”尤巴拉杰说,他希望“一带一路”和跨喜马拉雅立体互联互通网络建设能够带给尼泊尔更多发展机遇。
“如果你到街上随便问问,你就会了解人们对中国的好感。我希望我们和中国的友谊与合作能够一直继续下去。”萨卡说。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
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谈习近平主席赴印度出席
中印领导人第二次非正式会晤并对尼泊尔进行国事访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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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10-14 ) 稿件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要 闻 |
培养印度和尼泊尔语言人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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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10-14 ) 稿件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要 闻 |
位于陕西咸阳的西藏民族大学积极发挥民族类高校独具特色的人才培养优势,于2018年设立印地语和尼泊尔语本科专业,招收培养多语种高端人才。新华社记者晋美多吉摄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系列研讨会在长春举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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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10-14 ) 稿件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要 闻 |
与会专家学者认为,我们党作为百年大党,要永远得到人民拥护和支持,实现长期执政,必须始终牢记初心使命,以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精神解决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实现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前进征程上,要始终保持昂扬的革命精神和斗志,以艰巨的社会革命促进自我革命,以彻底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使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使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焕发出更加蓬勃的生机活力。
中央有关单位和企业负责同志、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院)负责同志、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负责同志、全国重点马克思主义学院负责同志和部分专家学者参加了研讨会。
两岸专家探讨台湾海峡通道工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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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10-14 ) 稿件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要 闻 |
研讨会由福建省文化经济交流中心、福建省交通运输学会、闽台交流协会、福建省工程咨询协会主办。与会专家学者围绕台湾海峡地质及水文情况,新的桥梁创新技术和设计理念在台海通道工程建设中的应用,台海通道工程建设模式和经济效益以及福州至马祖(榕马)、厦门至金门(厦金)通桥方案等议题展开讨论。
在前期调研的基础上,榕马大桥、厦金大桥相关设计单位结合地形地质、海洋水文条件、通航要求、主要构造物技术合理性、路网衔接等,介绍项目相关情况。专家、代表还针对会议专题报告和台湾海峡通道相关研究议题发表意见和建议。
港珠澳大桥总设计师、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孟凡超认为,台湾海峡通道既要考虑公路运输需求,也要考虑铁路运输需求,公铁通道可以采用不同的方式分建。台湾海峡大通道应该沿着港珠澳大桥大型化、工厂化、标准化、装配化的理念来建设。“港珠澳大桥建成后,我们对建设台海大通道很有信心,我们有能力解决这一超级跨海通道的工程技术问题。”
金门县政府工务处副处长黄儒新认为,厦金生活圈已然成型,今年厦金海上直航客流预计可达200万人次。金门县政府方面期望能为厦金生活圈提供更稳定的交通运输系统,目前正委托相关单位对厦金大桥进行基础性调研,并就通道建设所涉及的两岸政策模式、通关检疫对接等进行研讨,“后续我们会与大陆方面充分对接,积极推动金厦通桥”。
大陆方面今年初明确提出,两岸要应通尽通,提升经贸合作畅通、基础设施联通、能源资源互通、行业标准共通,可以率先实现金门、马祖同福建沿海地区通水、通电、通气、通桥。福州至马祖、厦门至金门两桥是“台海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榕马大桥与厦金大桥正处于前期研究论证阶段。
相向而行才能解决好中美经贸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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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10-14 ) 稿件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要 闻 |
日前,新一轮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在华盛顿结束。双方在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指导下,经过坦诚、高效、建设性的讨论,在农业、知识产权保护、汇率、金融服务、扩大贸易合作、技术转让、争端解决等领域取得实质性进展。双方讨论了后续磋商安排,同意共同朝最终达成协议的方向努力。
这个结果符合各方期待,朝着解决中美经贸问题的方向迈出一步,符合中美两国人民利益,也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欢迎。
这一结果来之不易。在磋商过程中,中方从容冷静、保持定力和耐心,始终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争议的基本立场,始终坚守原则底线,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努力推动磋商朝着解决问题的方向推进。中美经贸磋商团队保持沟通,在磋商中展现了理性务实态度、求同存异做法,相互释放了善意,在部分协议磋商上取得进展。这充分说明,磋商与合作是解决问题的正确途径,在平等和相互尊重基础上妥善解决彼此的关切,以建设性行动寻求共同利益的最大公约数,才能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
一年多来,中美经贸摩擦持续,磋商进程波折不断,双方都遭受了不应有的损失。事实反复告诉人们,经贸摩擦升级不利于中美两国,也不利于全世界人民的利益。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中美双方利益深度融合,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深度连接,已经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建交40年来,中美双边货物贸易额增长了252倍;2009年至2018年间,仅美国对华出口就支撑了超过110万个美国就业岗位;97%的受访美国企业表示与中国做生意是盈利的;中美贸易平均每年为每个美国家庭节省850美元成本。
实践充分证明,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合作是唯一正确选择。处理好中美经贸关系有利于中国,有利于美国,也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繁荣。
从这样的大局大势来看,本轮磋商结果顺应时代潮流、符合民意期待,为开展后续磋商提供了一个有利基础。同时,也应看到,解决两国经贸关系多年来的结构性问题非一日之功,仍需付出不懈努力。正所谓“为者常成,行者常至”,只要双方坚持协调、合作、稳定的基调,拿出合作诚意和务实行动来,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相向而行,由易到难、循序渐进地破解问题,就能为最终达成协议铺平道路。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也是中美建交40周年。走过风雨历程,一个基本的事实始终未变,那就是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合作比摩擦好,对话比对抗好。面向未来,在相互尊重基础上管控分歧,在互惠互利基础上拓展合作,必将推动两国关系沿着正确轨道向前发展,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提供正能量。
新华社北京10月13日电
香港各界:教育界歪理当道,改革势在必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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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10-14 ) 稿件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要 闻 |
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批评这种乱象:“歪理当道,瓦釜雷鸣,一个接着一个的校长、院长向压力屈服,一间又一间学校沦陷。”他表示,政治势力向学校施压,逼迫校长表态的原因就是想通过校长表态,在法理情上反黑为白,鼓励全校学生加入“逆权抗争”的黑暴运动。校长应顶住政治压力,坚持从理不从众,才是知识分子应有的风骨和担当。
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表示,学生威吓教师有违尊师重道精神。暴力冲击课堂绝非大学生应有的行为,不但损害言论自由,更侵害教师人身安全,令人失望,强烈谴责学生的暴力行为,呼吁学生和平理性表达诉求。
香港高等教育评议会批评香港理工大学专上学院院方多次阻挠警方进入校园保护陈伟强讲师的人身安全,令高等教育界同仁哗然。该会指出,院方除了需要保护所有师生的安全外,也应该动用一切力量阻止冲击的发生,更不应该阻挠执法。
香港中文大学工商管理硕士校友会会长李汉祥认为,学生不应强迫大学校方或者任何人去表态,更不能采取暴力手段攻击和侮辱别人。他呼吁所有学生放弃暴力,慎思明辨,深入了解社会问题。现在网上充斥很多假信息,学生更要冷静分析,避免冲动行事。
香港《文汇报》发表社评表示,如今香港陷入纷乱不堪的局面,这些教育界中的害群之马仍然不问是非,不见专业、只见偏见;不求恢复平静,而是助纣为虐。学校是传道授业之所,绝对要为今天的社会乱象负责任。
《大公报》发表评论文章表示,这些所谓大学生还有半点尊师重道和遵守校规的自觉吗?堂堂学府变成暴力街头,这样的大学生享受纳税人每年高额补贴,干的却是损害大学、侮辱校长和违法暴乱之事,他们还配称为大学生,还配得到社会的认可和爱护吗?
有网友在社交媒体专页发起联署,谴责学生欺凌老师,反对理大院方暂停陈伟强教职。网名为“Man Cheung”的网友留言表示,言论自由并不代表学生可以不尊师重道,院方的举动不但未能纠正学生的错误意识,也助长他们继续欺凌。另一网友“Stella Chu”则鼓励陈伟强:“你没有错,学校处事不公,包庇学生,令这歪风不断在校园里蔓延,这是香港的悲哀!”
有香港市民以“一个香港纳税人”的名义去信理大专上学院院长指出:谩骂禁锢老师校长仿佛已是常态,事例多到市民都开始觉得麻木。然而,这次让人震惊的,是院长作为教育机构的负责人,竟然选择纵容学生的罪行、惩罚老师的坚持,你们到底是在教年轻人?还是在害下一代?
一位中学校监撰写文章点名批评“教协”,逢有政治事件,就呼吁学生罢课,“热衷于搞政治和员工福利多过办教育”。
12日,香港多位教育界人士、学者在一场讨论会上表示,要解决当前的问题,应对香港的现行教育进行改革,推行并加强国民教育。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黄楚标中学校长许振隆认为,香港回归已有22年,包括特区政府、教育界和社会都应重新思考国民教育应如何定位、如何推动。
许振隆建议,在特区政府层面,要有力度地推动国民教育,提出明确要求;在学校、办学团体层面,要对教育工作者进行严格的培训管理;在社会层面,应更多培养香港市民具有对社会的责任感及对国家的认同感。
香港某中学中文及中史教师王先生表示,国民教育在香港一定要推行,要让学生意识到他们的“根”不仅在香港,更在全中国,培养学生家国情怀。
歼-20列阵人民空军“王牌部队” |
空军实战化训练推出“擎电”新品牌提升电子战能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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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10-14 ) 稿件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要 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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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惠珠:立“反蒙面法”有充分法律依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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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10-14 ) 稿件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要 闻 |
针对所谓订立“反蒙面法”涉嫌违法的说辞,谭惠珠表示,《禁止蒙面规例》是根据《紧急情况规例条例》(第241章)因应有公共危害所订立的。回归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就通过决议决定吸收《紧急情况规例条例》为特区法律。回归后,该部法律的约束力也经过特区立法机关确认。根据该条例,在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认为出现属紧急情况或危害公安的情况时,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可订立任何其认为合乎公众利益的规例。
《禁止蒙面规例》性质属先订立后审议的附属法例,立法会10月中旬复会后,将提交立法会审议。“相信有理智、负责任的议员都会支持这个法例,相信法例一定能获得通过。”她说。
谭惠珠表示,订立此法例将有助于警方执法,这是止暴制乱的一把利器。
对于有媒体报道“末代港督”彭定康妄称特区政府制订《禁止蒙面规例》是“疯狂之举”,谭惠珠表示,这番话只能证明他在英国已是一位过气政客,需要靠香港话题来刷存在感。英国早就出台了“反蒙面法”应对抗议示威和骚乱,这是典型的双重标准。
对于“反蒙面法”的实施效果,谭惠珠表示,在行政长官宣布订立“反蒙面法”后,暴力分子出现了预期中的反弹,走上街头打砸破坏,上演“最后的疯狂”。这样的反弹正好说明这次立法是对症下药、踩到了暴徒的痛脚。
《禁止蒙面规例》10月5日生效以来,截至9日,香港警方共拘捕90名涉嫌违反规例的人士。谭惠珠表示,这个法例的成效不是短短几天的事。她呼吁司法机关严正司法。如果有人真的因为非法蒙面进了监狱,这个法例的阻吓性才能完全显示出来。
“持续四个多月的暴乱,警方拘捕了很多人,法庭积压了大量案件,需要排号审理。香港可以借鉴国外的一些做法,比如成立暴乱特别法庭,专门审理这段时间的暴乱案件。”她建议说。
谭惠珠还表示,止暴制乱不可能靠一条法例就能做到,也不只是警察和政府的事情,立法及司法部门也要积极配合恢复社会秩序,全香港的市民更要团结起来向暴力说“不”。
对于行政长官即将发布的新一份施政报告,谭惠珠表示,期待特区政府拿出好的措施,着力解决房屋土地、贫富差距、教育医疗、老人福利等香港社会深层次民生问题,进一步加强与市民的沟通,做好相关政策的文宣工作。
云南李心草事件,真相不应“溺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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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10-14 ) 稿件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要 闻 |
坚决如期攻克深度贫困堡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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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10-14 ) 稿件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脱贫攻坚 |
西藏是集中连片深度贫困地区和边疆民族地区,基础条件差、脱贫攻坚难度大。胡春华先后来到那曲市比如县、色尼区,拉萨市达孜区、城关区,山南市贡嘎县,深入贫困乡村看望贫困群众,详细了解“三保障”和饮水安全情况,实地查看产业扶贫、易地扶贫搬迁等工作进展。
胡春华指出,脱贫攻坚进入决战决胜、全面收官的关键阶段,必须坚持不懈完成好深度贫困地区剩余贫困人口的脱贫任务,确保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要着力补齐贫困人口“三保障”和饮水安全短板,逐项对账销号。要及时回头对脱贫攻坚工作进行系统排查梳理,举一反三地扎实抓好问题整改,为如期全面收官打下坚实基础。要着力巩固拓展脱贫成果,促进贫困地区扶贫产业和县域经济发展壮大,扎实做好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工作,持续增强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众脱贫致富内生动力,切实有效防止返贫。
在青山绿水间跨越千年 |
青海探索生态脱贫之路报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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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10-14 ) 稿件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脱贫攻坚 |
新华社西宁电(记者薛颖、陈凯、骆晓飞、邹乐)平均海拔4058米,高寒缺氧,发展滞后,脱贫攻坚“拔穷根”,在这里注定是“硬仗中的硬仗”;三江之源,生态脆弱,守护“中华水塔”任重道远,因地制宜“换穷业”,在这里更是巨大挑战。
青海坚持生态保护与扶贫开发并重,集中力量向深度贫困堡垒发起冲锋,截至2018年底,青海藏区19个县实现了脱贫摘帽,6.8万户23.9万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发生率下降到了4.2%。
经历前所未有的脱贫攻坚洗礼,三江源头贫困群众的生活条件、生产方式一步跨越了千年,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生态脱贫之路越走越宽。
聚焦民生,千家万户换新颜
金黄色的黑青稞田和绿茵茵的草场,在澜沧江源扎阿曲两岸交错分布;一条条通村公路像银色丝带,从主干县道一直延伸到河谷农田和山间牧场……
走进青海玉树藏族自治州囊谦县觉拉乡尕少村,仿佛置身色彩艳丽的油画之中。但以前,村里的群众虽看得见迷人的风景,却总摆脱不了穷困的生活。
穷在出行难、发展产业难,困在吃水难、用电难。2015年精准识别时,全村251户中,有123户被确认为建档立卡贫困户。
“以前最怕儿子癫痫病发作。道路坑洼不平,每次带儿子出山看病,要吃不少苦。”村民索措说,现在硬化路通到每家每户门口,不仅出去看病方便,打谷收草也不用人背了;家家户户打机井,再也不用到远处的河里去挑水,一插电就能喝到甘甜的地下水。
尕少村扶贫第一书记麻成学告诉记者,脱贫攻坚以来,各级政府部门聚合力量帮扶,基础设施的“补短板”项目接连不断。近两年,村里水、电、路等困难一一得到解决。
“日哇达”“日哇达”,记者走访中,村民拉才多连连复述着这句话。通过翻译,得知意为“有希望”。
希望在,美好生活就不会远!
海南藏族自治州职业技术学校民间传统工艺类专业实训室,投影仪上正在播放唐卡绘制教学片。来自共和县恰卜恰镇东巴乡乙浪堂村18岁的万德扎西,一边观看,一边仔细地为唐卡染色。
“完成这幅作品大概要40天,市场价能卖到5000元左右。”万德扎西告诉记者,他的学长、学姐毕业后,有的进了企业,有的自主创业开办了唐卡公司,每月收入在4000元到7000元不等。“等我毕业了,也得凭自己的手艺让家里生活好起来。”他说。
“现在农牧民群众的观念变了,他们选择把孩子送到学校,而不是早早就去种地、放牛羊。”海南藏族自治州职业技术学校党委专职副书记薛大利介绍,学校90%的学生来自农牧区,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子女379人。
谋长远之策,行固本之举。
近年,立足教育、医疗、文化等基本公共服务,织密“保障网”,青海藏区有12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享受了低保兜底,贫困地区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参保率达到98%,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到94.2%。祖祖辈辈靠农牧业生活的村民,享受到现代化发展红利。
“小病扛、大病拖”,这是过去牧区贫困群众的健康卫生状况。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倒淌河镇哈乙亥村的日多和拉毛吉老两口就是这样的典型贫困户。
日多患有肠梗阻,拉毛吉患有甲亢、类风湿性关节炎等疾病,常年卧床不起。家里仅有15只羊的收入,不够买药吃。不久前,日多在海南藏族自治州人民医院做了肠梗阻手术,拉毛吉的慢性病也得到治疗。
“花了近2万块钱,自己掏了不到1000元。”日多说,健康扶贫让老两口感觉很有保障。
青海省扶贫开发局局长马丰胜介绍,通过大力实施基础设施、教育扶贫、医疗保障等十个行业扶贫专项行动,补齐基础设施和民生领域短板。近年来,青海藏区农牧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11%,贫困群众收入增幅高于全省农牧民平均水平,“两不愁”目标总体实现。
精准攻坚破解高原“美丽贫困”
54岁的代存忠,脸上写满沧桑,但说起话来嗓门洪亮:“原来穷,为啥呢?因为除了打点零工,没收入啊!”代存忠是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德令哈市柯鲁柯镇安康村的贫困户。
以前的安康村,生活并不安康。代存忠和妻子在砖厂打工,日子勉强过得去,但2014年妻子得了大病需要照顾,加上两个女儿上学,生活快要过不下去了。
脱贫攻坚给这家人带来了转机:2017年,代存忠利用精准扶贫小额贴息贷款,承包10亩地种起了藜麦,第一年净赚1万多元。
“政府给贷款,村里联系藜麦加工企业,既提供技术又负责收购,只要好好干,还愁不脱贫?”尝到了甜头的代存忠,如今通过扩大承包土地面积,把自家藜麦种植面积扩大到了100亩。
船的力量在帆上,脱贫的力量在发展思路。
这片令人向往的土地,雪山绵延、冰川纵横,草原广阔、湖泊密布,但“高颜值”的背后是脱贫攻坚的无比艰辛。
产业扶贫、易地扶贫搬迁、劳务输出扶贫、光伏扶贫、教育扶贫、健康扶贫、金融扶贫……一套套“补齐”“创新”的脱贫组合拳打出,很多“老大难”问题正逐渐破解。
“青海脱贫攻坚的重点在深度。”马丰胜说,以传统畜牧业和高寒农业为主的农牧区产业结构,发展方式粗放、生产效益低下,农牧民增收难是深度贫困区的“难中之难”。
找到病根,对症下药:按照藏区人均6400元标准,实现21.56万有意愿有能力的贫困人口产业扶持资金全覆盖;按照每村50万元标准,藏区658个贫困村实现了互助资金全覆盖;投入资金7.15亿元,扶持发展村集体经济,实现藏区村级集体经济扶持项目在1623个行政村全覆盖……
贫困堡垒的攻坚之地,产业扶贫“组合拳”虎虎生风、愈战愈勇,牧区生产方式正发生着革命性变化。
黄南藏族自治州泽库县宁秀乡拉格日村是纯牧业村。过去,“逐水草而居”的传统放牧方式导致草场植被逐年退化,草畜矛盾、牧民群众增收难问题日益突出。
以草场和牲畜折价入股,拉格日村组建了生态畜牧业合作社。推广良种繁育,科学高效养殖,给牛羊佩戴有机耳标,记录牛羊出生信息、疾病史、食用饲料等关键信息,如今,拉格日合作社实现了养殖环节的全程可追溯,在青藏高原延续了上千年的一家一户的放牧方式在这里画上了句号。
“泽库县64个行政村,已有36个复制推行了‘拉格日模式’。”泽库县县长更智才让介绍,2018年,全县实现了3473户14032人脱贫减贫。
为世界探索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之路
在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门源回族自治县泉口镇沈家湾村,记者迎面碰到三位拿着垃圾袋和日记本的村民。显然,他们刚下山归来。
村民拜占芳告诉记者,她是政府聘任的林业生态管护员,每天要去村子周边的林地巡查,主要任务是森林防火、环境保洁、禁伐禁牧等,完成绩效考核后,每年可获得1.5万元以上的收入。
打开她的巡护日志,有日期、天气、地区、有无异常情况等多个项目的详细记录,图文并茂、信息清晰。
“丈夫常年在外打工,孩子也在外读书。公公今年75岁,腿脚不便,离不开人照顾。”拜占芳说,国家的好政策让我在家门口有了稳定收入,再加上家人努力,全家在2016年底已实现脱贫。
青海,是三江之源,有祁连山国家公园和三江源国家公园;这里是世界四大净土区之一,是我国乃至亚洲重要的水源涵养地及生态安全屏障。为保护生态,青海九成以上的国土面积被列为限制开发区和禁止开发区。如何实现生态保护与脱贫攻坚双赢?
这是一个实现民族地区历史性跨越的系统工程。
设立农牧民生态管护岗位,在推动生态保护的同时,让公益岗位日渐成为贫困户稳定脱贫的重要抓手,进而形成了一条以生态保护助力脱贫攻坚、以脱贫攻坚促进生态保护的“生态脱贫”之路。
牧民麦措的家原本在治多县索加乡莫曲村。退牧还草实施后,村里298户村民陆续搬到县城居住。2017年以来,当地政府对搬迁到县城的牧民进行了汽车驾驶、汽车维修、民族特色手工艺品制作等技能培训。现在,麦措除了从事生态管护员工作外,还在县城一家糌粑加工车间上班。
“虽然丈夫卧病在家,但政府解决了就业,我一个人也可以维持全家的生活。”麦措说。
回望来路,生态扶贫既扶了贫,也改善了生态。青海省扶贫开发局统计数据显示,青海累计设置生态公益性管护岗位12.6万个,安排贫困户4.99万人,户均年增收达2.16万元。全省生态环境持续改善,据青海省生态相关部门提供的数据显示,2018年,青海向下游输送水量820.57亿立方米,三江源地区的生态向好尤为明显,2014年至2018年草原植被盖度提高约两个百分点,森林覆盖率由4.8%提高到7.43%,水域占比由4.89%增加到5.7%。
前瞻未来,生态扶贫培育出的生态旅游产业,已成为青海藏区的绿色产业、开放支点和富民方向。截至目前,青海藏区累计投入财政专项扶贫引导资金2.65亿元,实施乡村旅游项目98个,惠及贫困农(牧)户9121户3.16万人。
让绿水青山“颜值”更高,金山银山价值更大。青海在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之路上,仍将不断为世界探索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中国方案。
(参与记者:黄玥、李超、李亚光、央秀达珍、王金金)
精准扶贫,这样的“多此一举”多多益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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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10-14 ) 稿件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调查观察 |
车到地里把土豆拉走就得了,为何要分拣?蔬菜在本地卖完就行了,为何要费劲送到广州?
广州天河区帮扶贵州大方县脱贫攻坚,扶贫干部一度让贫困群众不解的“多此一举”,“多”的恰恰是“精准”而不是敷衍。
因为,在深度贫困地区发展扶贫产业,不能满足于“一引了之”“一卖了之”。如果扶贫视野不够长远,不谋划“卖完之后”“引进来之后”的长期发展,很容易陷入“帮扶干部一走,扶贫产业就散”的怪圈。
“逼”菜农把菜卖到广州去,不仅提高了蔬菜销售价格,更是多了一个销售渠道,渠道多了,将有助于避免单一市场潜伏的风险;多一道分拣程序,是帮贫困户养成标准化生产意识,让小农户更好对接大市场;贫困户打工挣了几个钱就想走,帮扶干部苦苦挽留,是希望他们在继续打工中获得一技之长,尽可能多地转化为产业工人;引进一家企业,还费心“做媒”帮助扩大朋友圈,是为了让企业不靠优惠过日子,真正扎下根……来自广州“经济第一区”天河的帮扶干部具有敏锐的市场意识,更有务实的作风。对口帮扶的“多此一举”,是对贫困地区群众的“市场意识扶贫”,是着眼长效脱贫的治本之策。
在实践中,这样的“市场意识扶贫”却可能遭遇贫困户的不理解、不合作,但不能简单归咎为贫困户的“等靠要”。发展产业扶贫,需要许多条件,某些条件不具备时,贫困户可能不配合甚至拒绝参加项目。例如,不敢把菜卖到广州,是因为不懂得物流和批发流程。
对此,天河区的帮扶干部没有简单指责贫困户安于现状,而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找出原因对症下药,才有那些“多此一举”。
做深做实东西部扶贫协作,绝不只是给贫困地区引入产业项目就了事,更重要的是让来自东部地区的市场理念在西部贫困地区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脱贫攻坚战进入“最吃劲”的决胜关键阶段,类似广州天河区对口帮扶的“多此一举”,下的正是“脱真贫”“真脱贫”绣花功夫,体现的正是帮扶贫困地区可持续脱贫的责任担当。
精准扶贫,这样的“多此一举”,多多益善。
顽强学艺,为了生活不“别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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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10-14 ) 稿件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调查观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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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职干部一家三代“漂流”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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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10-14 ) 稿件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调查观察 |
在不到半年时间里,一岁多的寇中经历了一场“漂流”,跨越了大半个中国。直到8月底的一个电话,这场“漂流”才算到头。电话那头的媳妇杨锟告诉寇海龙,终于为儿子寇中找到了一家愿意接收他的托儿所。
46岁的寇海龙是广州市天河区财政局财监科的科长。去年年底,寇海龙报名参加天河区帮扶贵州大方县的干部选派。当天晚上,寇海龙向媳妇和73岁的老母亲史翠花“请假”。
“能不能不去?”杨锟一开始面露难色,最后还是支持了寇海龙。
“我身体也不大好,你走了,家里就只剩孤儿寡母了。”母亲的话让寇海龙整夜辗转反侧。
史翠花确实不容易,儿媳妇每天得上班,12岁的孙女刚上初一,孙子寇中才14个月,要不是自己帮忙带着,这个家全乱套了。
毕竟是母亲。第二天早上,史翠花主动对儿子说,“你要心里想去就去吧,我们能把家里照顾好。”
上世纪60年代,史翠花和丈夫从河南洛阳拖拉机厂支援青海乐都锻造厂,一待就是三十年。虽然苦,可后来通过高考从青海走出来的寇海龙一直把父母当成榜样。
寇海龙没两天就去了大方。缺了“顶梁柱”,最开始受影响的是女儿的功课。以前寇海龙能辅导女儿的数理化,到了大方后,再遇到难题,女儿只能拍了照片,发微信给爸爸。
可后来发生的事,渐渐超出了他的预想。
春节之后没多久,广州起了“回南天”,空气湿漉漉的,史翠花腿疾又犯了,扛到四月底终于熬不住回了山东老家。
当时大女儿住校,寇中年纪太小,托管所不敢收。称心的保姆一时半会也找不到。杨锟只能把寇中送到陕西汉中的父母家。
没成想,寇中在汉中待了近一个月的时候,姥姥、姥爷骑摩托车摔了,伤得不轻,没法儿带小外孙。
今年5月,寇中又被送到山东的奶奶家去。73岁的老太太,哪能照顾得过来半夜哭闹的小娃娃?史翠花做饭的时候总是提心掉胆的,“万一孙子磕了碰了,出了意外可怎么办。”为此,她请来邻居和亲戚得空时过来帮忙照看。
史翠花偶尔也向儿子吐苦水:“有时候,小孩跑来跑去,也没父母扶着,好像没家一样。”妻子也会在电话里抱怨几句:“自己的孩子都管不了,怎么做父母的。”
寇海龙听着扎心。他能理解媳妇和母亲的苦,毕竟自己亏欠她们太多。
寇海龙只能在偶尔回广州时干更多的家务活来表达自己的愧疚。“有人约我吃饭,能不去的我肯定不去,我宁愿在家守着老婆孩子。”
可事实上,寇海龙老“食言”。回广州,他更多时候是“把家当旅馆”,早出晚归,要么忙着和大方的干部、商户一起在花市上吆喝卖土特产,要么忙着对接参加东西部扶贫协作的广州企业。
8月底,寇中离两岁还差几天,杨锟和史翠花好不容易在广州找了家愿意接收他的托儿所。接到媳妇的电话,寇海龙正在接受记者的采访。他出去了好一会儿,回来的时候松了一口大气,可最后又担心起来,“这么小的孩子能适应得了托儿所吗?”
带老母亲驻村,真不是作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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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10-14 ) 稿件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调查观察 |
去年3月,87岁的卢国珍发现小女儿黄正荣探望自己没那么勤了。原来隔三差五就能见一面,现在一两周才瞧一回,椅子还没坐热就匆匆走了。
黄正荣是贵州省大方县农牧局选派到六龙镇坝子村的驻村干部。她向母亲解释自己驻村扶贫,不能像以前那样频繁看望她。卢国珍不知道啥是驻村扶贫。见到黄正荣时,卢国珍总是欲言又止,偶尔才漏出一两句:“上的是什么班?怎么这么长时间见不着?”
大大咧咧的黄正荣最初没在意。直到有一回又要离开时,黄正荣瞧见母亲眼里的泪水打转。半个月前,父亲去世,黄正荣以为母亲还没走出来。第二天她才感觉不大对,又赶到母亲家。
“实在不行,我带你一起在村里住好不好?”
卢国珍脸上的皱纹舒展开来,跟女儿进了村。
非得一起驻村吗?黄正荣有6个兄弟姐妹不能帮忙照顾?黄正荣的丈夫、孩子不能照顾?
今年45岁的黄正荣是兄弟姐妹中年纪最小的,家庭条件也相对宽裕。“哥哥姐姐们年纪也大了,也困难。”黄正荣解释。那为啥不能让自己的丈夫来照顾?丈夫在另外一个偏远的乡镇工作,也是忙得昏天黑地,自己的孩子在县医院当护士,每天三班倒,也没法照顾外婆。黄正荣索性把母亲接进村。
带着母亲驻村,会不会是作秀?
事实上,黄正荣几乎是把母亲“藏”在村里。直到母亲搬进村里两个月之后,村干部才知道这个事。此前,每次村干部或其他驻村干部留她一起吃饭,黄正荣总是拒绝,但也没解释。直到有一回,扶贫工作队的同事到她借住的屋里才发现她一直带着母亲。黄正荣也没跟单位吐苦水。“这是我自己尽子女的责任,没必要让谁知道。”
驻村扶贫那么忙,她有时间照顾母亲吗?
卢国珍腿脚不好,得拄着拐,走不了几步,更多时间是卧床。黄正荣早上出门前都得熬好粥或煮好馄饨,在锅里温着。卢国珍不会打电话,只能接。黄正荣生怕母亲在家磕了碰了,每隔一两个小时就给母亲打电话,询问她有什么要做的。
黄正荣说她有三个家,一个在帮扶的村里,一个在丈夫工作的乡镇,一个是女儿工作的县城。最忙的时候,黄正荣白天上山,晚上走访贫困户,走访完还得开会商量扶贫的事,经常晚上十点多才回到家。黄正荣也有无助、烦躁和委屈的时候。可一见到母亲,她就成了干练的“女汉子”。
再后来,黄正荣请了一个贫困户来照顾母亲。“是一个60岁的大妈,两个人聊得欢。”
得空的时候,黄正荣常向母亲聊自己的工作和村里的变化。渐渐地,母亲脸上笑容多了,对扶贫也懂得一些了。
去年年底,县电视台来村里拍摄扶贫干部工作状态时,采访了黄正荣,在一旁的母亲自豪地插话,“我是老党员,她来扶贫,我绝不拖她的后腿。”
大方县扶贫办主任朱翔说,脱贫攻坚战打响以来,这样一门心思斗贫魔的大方干部有很多,“这一次脱贫攻坚战,对我们来说一生中就这么一次,一定要打赢,这是一种荣誉。”
“天河之水”入“黔山”,长效扶贫“不一般” |
广州天河区帮扶贵州大方县,让产业扶贫“引得进、留得下、可持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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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10-14 ) 稿件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调查观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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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勤”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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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10-14 ) 稿件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调查观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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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挖人”造琴“惹恼”上海今与上海钢琴“四手联弹” |
透视“中国钢琴之乡”洛舍,从一架钢琴看长三角一体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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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10-14 ) 稿件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调查观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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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镇“琴工”走进全国政协礼堂修钢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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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10-14 ) 稿件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调查观察 |
北京儿童医院“候诊帐篷”是怎样消失的 |
建设医联体,“病人不动医生动”,外地患儿看病不用再往北京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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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10-14 ) 稿件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调查观察 |
上午9点,李海娇带着儿子从诊疗室里出来时,情绪平复了许多。接诊专家检查认真仔细,病情分析清晰明了。
“知道这个专家是谁吗?”
“北京儿童医院的院长!”
一旁候诊家属的悄悄话,让进京寻诊的李海娇惊喜中感慨“自己的孩子太幸运了”。
的确,这个距离北京儿童医院40公里外,北京顺义妇幼保健院的耳鼻喉专家门诊,是北京儿童医院院长倪鑫每周一的“规定动作”。
早晨6:20出发,晚上七八点钟回家,门诊、手术、院长办公会、院中层干部会、处理事务性工作……倪鑫周一的日常,也如北京儿童医院众多医护人员的日常,这些“额外”的“规定动作”,他们一做就是几年。
为什么?
地处北京西二环外的北京儿童医院,前身为北平私立儿童医院,是由我国现代儿科医学奠基人诸福棠院士于1942年创办的。它曾是中国,乃至亚洲最大的儿科医院。
曾经,每天这里超过一万人次的门诊量中,70%的患儿来自全国各地,就诊挂号的队伍排上了二环主路,为求一号的家属把临时帐篷搭进了院东草坪,被戏称为“火车站”的就诊大厅熙熙攘攘,大包小包随处可见。
怎么办?
在北京,从2012年开始探索性地对大兴区人民医院儿科科室托管,到联手首都儿研所面向22家市属三级医院儿科设立“北京市儿科学科协同发展中心”,再到2018年,挂牌成立北京儿童医院天坛诊疗中心、世纪坛诊疗中心等儿科紧密型医联体。把北京儿童医院的品牌植入到综合医院的儿科,通过提升诊疗能力,让周边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同质化的儿科医疗服务。
在全国,2013年牵头组建跨省专科联盟——北京儿童医院集团,探索“患者不动、医生动”的医联体服务新模式。成员单位辐射26个省、自治区及直辖市的2000多家基层医疗机构,获益儿童达2亿多,约占全国0-14岁儿童总数的80%,在全国初步构建起“首诊在基层、复杂病例远程会诊、疑难急重患者转诊无障碍”的儿科四级医疗服务体系联动模式。
就这样,几年里,在每一个奔忙的医护人员的身影中,从“北京儿科是一家”到“全国儿科是一家”的发展理念中,“额外”的“规定动作”如星星之火,点亮了整个中国儿科学科协同发展的新模式。
数据显示,2018年,北京儿童医院门(急)诊量比2017年下降约14%,外地患儿占比下降到50%以下,总量下降近三成。与此同时,医联体成员单位门诊量呈现明显增长。
2017年4月13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医疗联合体建设和发展的指导意见》正式出台。医联体的四种模式由此初具模型:城市医疗集团、县域医共体、跨区域专科联盟、远程医疗协作网。
其中,先行一步的北京儿童医院集团跨区域专科联盟被作为样板模式在全国推广。
2012年3月,作为北京市新一轮公选院长,倪鑫带着市医管局(现在的“医管中心”)提出的三个急需解决的问题出任北京儿童医院院长。
“如何解决老百姓看病难?”
“如何为患者提供优质服务?”
“如何解决医院人才外流现象?”
每天面对着院内的杂乱拥挤、院外那一张张寻诊无望的眼神,倪鑫想,这些70%来自外地的患者当中,到底有多少该来?又有多少不该来?他们为什么要来?
“能不能采取一个办法,让这些病人能够相信当地医疗机构,相信当地的医生,不离开当地就医,更不用旅途劳累到外地去看病。”院长办公会上,倪鑫首先提出自己的观点,“我们的专家能不能下沉地方,‘病人不动,医生动’,联合地方医院解决好当地百姓‘看病难’。”
从2012年底开始,经过集体调研论证,“北京儿童医院集团”于2013年5月正式成立。第一批全国9家医院加入。倪鑫说,“我们在全国范围内整合了一些实力强、有规模的省级儿童医院及妇幼保健院,一家一家走访,一个一个去谈。”
开始也有顾虑,地方主管部门愿不愿意?地方医院主管领导愿不愿意?合作医院的医护人员愿不愿意?
令倪鑫没想到的是,所到之处反响强烈。尤其是专家、临床、科研、教学、预防、管理等“六个共享”,让地方医院领导及医护人员看到了诚意和希望。
合作以理事会为组织形式,下设学术委员会和秘书处。各医院安排专人兼职理事成员单位秘书,协调服务工作。学术委员会负责学术引领,并将成员单位的专业人才整合成“集团专家”。通过派驻管理团队,完善地方医疗、质控、门诊等管理制度,开展学术讲座、临床带教、指导查房、疑难病会诊等,实现了专家、管理“双下沉”,直接造血成员医院,填补地方儿科特色专业空白。
目前29个成员单位中,295名以专业分组的“学术委员会专家”,由专家委员会统一协调管理。
当北京儿童医院的专家门诊“开到了家门口”,地方及周边患者自然汇聚过来。当那些跑到北京就诊的外地患者听专家亲口说,“过几天可以在你们省里做手术”时,不用再往北京跑的患者“是真的激动啊。”
倪鑫说,“对于病患来讲,‘进京看病’压力非常大。这项举措不仅帮助患者省掉了不少就医成本,更解决了他们的旅途劳累,非常有意义。”
2015年,时任国家卫计委主任李斌在安徽省儿童医院调研医改情况,对北京儿童医院医联体创新模式给予了积极充分的肯定。
原来在前期调研中,北京儿童医院发现在外地患者中,安徽省的血液病患儿很多,于是决定选派本院血液科主任和护士长“下沉”到安徽省儿童医院组建并托管其血液科,经过地方宣传,很快北京儿童医院来自安徽省的血液病患者明显减少。
安徽省血液病患者在就近得到优质医疗诊治的同时,部分特殊情况的患者,可以通过“绿色通道”直接转诊到北京儿童医院,“再也不会像以前一样为挂号、住宿等等发愁了”。
201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农工党中央主席陈竺到河北省考察,看到北京儿童医院专家坐诊河北省儿童医院“特需门诊”,听取介绍后,陈竺说,“这是在医改过程中,充分使医联体达到效果的好办法,是实实在在的专家出诊,不是挂红旗。”
倪鑫说,“我们是整个团队形式的下沉基层医院,带动学科发展,满足病人需求,推动基层医教研防,有别于所谓的医生走穴。”
倪鑫说,成员单位之间是通过竞争考核机制的医联体模式,理事会每年会按照考核机制,制定成员医院的发展规划,“例如基层贫困地区医生培训、组建辐射本地区的医联体,要像毛细血管一样,将优质医疗资源分配到基层各个角落。”
2017年,北京儿童医院作为国家儿童医学中心正式获批。倪鑫说,按照国家中心、省、地市、县乡,“分级诊疗才能得以真正实现”。
作为专科医联体的试点样板,北京儿童医院还分别托管了河北省保定市儿童医院和河南省儿童医院,以分院的形式开展诊疗工作。
这些年来,北京儿童医院在没有增加人员的情况下,全员专家“动”起来。
“‘额外’的工作量也要有‘额外’的收获。”倪鑫介绍,一些获得副高职称的年轻医生在下沉基层的过程中,迅速成长起来,成为“知名专家”。同时,在薪金补贴方面向“动起来”的专家倾斜,给年轻专家增加比例,在合作医院给予补贴支持。
经过几年的实践,北京儿童医院外地患者门诊量逐年下降,医联体医院门诊量却在明显增加。倪鑫说,“医学是一门实践学,专家下去了,病人不走了,案例丰富了,当地医疗水平就上来了。”
“咳嗽,殷主任刚给看了,说没大事。”拿着处方准备去拿药的金宝妈说道,“昨晚网上预约的号,上午不到9点来的,不到一个小时就看完了。”
去年,天坛医院搬迁新址,家住北京南四环的金宝妈觉得“政府给发了个大红包”,让她惊喜的是天坛儿科挂出了“北京儿童医院天坛诊疗中心”的牌子。
之前“金宝”有个头疼脑热的都会直奔北京儿童医院,“没办法,儿童医院的小药就是管事。”但每次就诊也让她想想就头疼,“人山人海,要排上半天队。”
如今家门口的“专家门诊”不仅环境好,而且方便又踏实,让她真正感受到了这个“大福利”。
宽敞明亮的大厅,整洁有序的诊室。笑称自己“看得慢”的殷菊一个上午没有停歇,30多个号,看完已是下午一点半。在北京儿童医院呼吸科工作了20多年,殷菊如今被派到天坛中心已快一年。
“忙还是那么忙,只是工作地点变了。”每周一、四在天坛,周三在北京儿童医院出专家门诊,殷菊的任务,就是要把天坛的小儿呼吸学科带起来,在儿童医院的业务研究更不能丢,“呼吸科常见病多,把感冒发烧的小病留在当地治疗,把疑难危重症筛查出来,通过绿色通道转诊到北京儿童医院。所以每天除了门诊、病房筹备,更多是要梳理流程,解决问题。天坛小儿药品比较少,化验检查也不够全面,需要一步步完善。”
“天坛很强,三甲,但儿科很弱。”精明干练的赵成松是天坛诊疗中心主任,“除了神经内科,一些常见病、多发病处理不了,天坛医院希望我们能给予支持。”2018年,在北京市医管局统一调配安排下,双方以托管形式合作,有着丰富的儿童医院管理经验的北京儿童医院院长助理、门诊部主任赵成松带着两名科室主任殷菊、齐宇洁受命前往。
每周至少有三天在天坛医院,除了出专家门诊,操心更多的是把这个单一专长的科室如何全面提升?如何规范建设?赵成松心里很清楚应该怎样不走弯路,更明白如何在两院之间建起一条绿色通道。
一年的磨合,不断的规范,增加门诊类别、增加输液、化验,开设延时门诊等等服务措施,天坛诊疗中心门诊量同比增长了180%,进入天坛医院科室排名前十位,住院人数增长67%,床位使用率增长3.3%,平均住院日降了7.3%。“治疗效率高,病人周转率高。”赵成松解释,这些数据充分说明了天坛中心运行良好。
与殷菊一起被调到天坛中心的齐宇洁是北京儿童医院新生儿专家,“之前在儿童医院更多只是动动嘴,现在必须亲自动手,把比较规范的设置移植到这边是当务之急。”
正忙着病房改造的齐宇洁快人快语。
新生儿疾病多为突发,紧急复杂,不能怠慢,随时待命的齐宇洁,对于科室医护人员的规范培训更是不能放松。她说,“虽说大家都受过儿科的相关培训,但这边不像儿童医院案例多,临床经验丰富,一些救治流程可能很长时间没有用到,一旦出现,我在现场就给大家‘吃了定心丸’。”
北京天坛医院儿科医生、副主任医师王桂芬说自己是紧密型儿科医联体新模式的受益者,“天坛名气大,但我们科室是‘小儿科’,奖金少,人不多,整体实力比较差。自从三位主任来到中心,一年来,门诊服务能力提升了,收入提高了,临床经验、学科水平的提升更让自己有了成就感。”
“之前我们以小儿神经科为主。”王桂芬说,“如今新生儿、普儿呼吸科、内分泌三科已经规范建立起来,以前要去儿童医院排长队的普儿患者,现在来我们这里都可以解决,真正做到了让病患就近医疗。”
王桂芬觉得合作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学科研究平台,除了临床案例的丰富,年轻医生有了更多的机会到外面去学习、交流,发表论文,“这对于医生的成长特别重要,尽管工作量增加了很多,但收获更多。”
当曾经的弱势科室因为自己的作为得到各方认可时,“小儿科”的天坛中心也在天坛医院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
看着天坛中心的成绩单,赵成松说,“‘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合作是造血,是让综合医院的儿科能迅速成长起来,再去对接辐射到社区医院,真正实现小病留在社区,大病直通北京儿童医院,实现了儿科初级门诊筛查,避免了医疗资源重复浪费,把分级诊疗实实在在的做起来。”
对于殷菊来说,这种形式除了帮扶,更是对自己能力与业务的提升,“至少在小儿神经内科方面学到很多,这是一种相互的促进与提高。”
每天24小时待命的齐宇洁说,“忙归忙,但成就感是会让人上瘾的。”
每天驱车80公里,往返于北京城与郊区顺义之间,每周至少四次,这样的生活,57岁的耿荣已经“跑”了4年。
2015年3月,北京儿童医院与顺义妇幼保健院正式签约,以托管形式合作发展。当时,北京儿童医院急诊科主任耿荣被委派来做儿科主任。这所区级二甲医院给耿荣最初的印象是,“哪儿哪儿都黑乎乎的,除了省电,更多还是儿科的接诊量并不多。每天到点上班,到点下班,中午还有两个小时的午休。”耿荣直觉,“这哪儿像个医院啊。”
几年来,北京儿童医院派出240多名专家先后在顺义妇幼保健院参与门诊、查房示教、手术、双向转诊等全方位帮扶,并开设了小儿心脏、肾病科、小儿外科、血液肿瘤科等24个专业门诊。2016年,北京儿童医院顺义妇幼保健院整体门急诊总量和儿科门诊量分别同比增长超过20%,有效缓解了市区就诊压力。
如今,仅儿科门诊量每天最高达到1800多人次。耿荣说,“工作量大了,要求也更高了,但大家的精神面貌比起以前要好很多。”
如今,经北京市卫健委等多项综合考评显示,顺义妇幼保健院各项绩效考评均名列前茅。作为顺义妇幼保健院妇产科专家,副院长米鑫见证了几年来医院发生的变化。“托管前,我们经常是倒数第二第三。”随着儿科等重要科室信任度的极大提高,顺义妇儿医院在2018年成为国家级儿童早期发展示范基地。米鑫说,“发展是跨越式的。”
最令米鑫兴奋的是,研究遗传基因的李巍院长的到来,让顺义妇儿医院在医学科研方面的软实力大大增强。“遗传与生殖实验室的成立,不仅提升了整个医院在遗传科学领域的研究实力,每年有多篇学术论文发表,不断完善的临床科研体系,这些在区级医院是难以想象的。”
2015年,倪鑫从中科院“挖”来了李巍,“他是搞遗传代谢疾病的,正好顺义有产科,我们如何真正去体现从孕产就开始的全生命周期健康管理,从遗传基因筛查到遗传病疑难杂症的诊断,李院长的研究非常有意义。”
作为北京市儿科研究所副所长,李巍同时担任着北京儿童医院顺义妇儿医院执行院长。如今,顺义妇儿医院的遗传筛查项目,已将孕前、产前、新生儿的体系建立起来,特别是新生儿筛查,组织了目前国际领先的国内一万多例的“多中心研究”项目。李巍说,“这样就能够把一些遗传病尽早筛查,早干预早诊断。”未来不仅满足北京儿童医院的诊疗需求,更可以辐射并惠及全国各地的孩子。
谈及下一步的发展,李巍说,如今医院最大的困难仍然是人才问题,已经成为严重制约高层次人才队伍建设未来发展的瓶颈。“目前,双方的‘托管’集中在业务的‘托管’,而作为一家区级二甲医院来说‘吸引高端人才非常困难’,而自己培养的人才又常常被其他三甲医院的‘橄榄枝’吸引。”
倪鑫感慨,“这些年我们真的能体会‘什么是摸着石头过河’,一点点的探索,一步步的推进。”
2016年,“福棠儿童医学发展研究中心”成立,成为全国首家从事儿童医学发展研究的非营利性社会服务活动组织,自此,北京儿童医院集团跨区域专科联盟的发展有了更多的资源与服务保障。
倪鑫说,有了福棠中心,对于一些省级贫困地区医生的培训,以及对外学科交流合作研究有了更有力的支持。如今除了国内的29家成员单位,福棠中心与全球多家知名儿童医院都有合作,“真正实现了辐射国内,连接世界”。
畅想未来,倪鑫说,这些年,坚持下来,靠的是“情怀”,“家国情怀”,“从最初构思筹建,到顶着压力不断尝试,我们希望未来不断依靠技术资源去整合平台,让一方百姓真正受益。”
如今,在高峰时间段的北京儿童医院里,就诊大厅整洁有序,院东草坪也早已不见了私搭的帐篷,曾经,就诊挂号队伍排上二环路的那一幕已然成了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