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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彦: |
《主角》是一部秦腔史,也是一部社会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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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08-23 ) 稿件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草地周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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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蔡馨逸
陈彦的《主角》讲述了秦腔名伶忆秦娥从放羊娃磨炼成名角儿的人生历程,半个多世纪的时间跨度中,个人的机遇沉浮、秦腔的兴衰变迁和社会的沧桑巨变在书中娓娓道来。
获奖后,陈彦向记者讲述了《主角》的创作历程。
一部向秦腔致敬的作品 记者:《主角》在斩获2018年度“中国好书”和第三届施耐庵文学奖后,又获得了茅盾文学奖这一代表中国文学领域最高荣誉的奖项,您有何感受?
陈彦:对于一个创作者,是巨大的鼓舞和鞭策。正如您所说的,这是中国文学领域的最高荣誉。我十几岁爱上文学,后来把精力主要放在舞台剧创作上了。十年前写第一部长篇《西京故事》,算是一种回归。后来又写了《装台》,《主角》是第三部长篇。从内心讲,我并没想到要去冲刺某个奖,只是写了自己浸泡过几十年的生活,那个“浸泡池”就是陕西省戏曲研究院。这是一个有着80年历史的剧院,4个演出团,还有一个创作研究中心。我干过专业编剧,也干过团长、院长,始终都在与各种角儿打交道。是他们的喜怒哀乐和命运起伏,搅动着我的心灵,让我有一种讲述的欲望。这部长篇最早写下的名字叫《花旦》,写写停停,直到后来离开剧院,才有点“庐山”之外看“庐山”的感觉,便一气写了下来。获得茅奖,我立即想到这个剧院,想到那些角儿,这是一部向秦腔致敬的作品。
记者:《主角》的创作初衷是什么?
陈彦:我在这个大剧院生活了几十年,心里充盈着无尽的故事,行走着数不胜数的鲜活人物,就想把他们写出来。我觉得他们的故事,是一定能打动人的。再就是一部秦腔史,对于民族传统文化继承与发展的意义。这里面有许多值得发掘的东西,这些东西能说清楚文化的根性,他们直接从民间生长出来,经过成百上千年的裹挟,已经丰沛得满树繁花了。这些花朵采摘下来,就是小说的“四梁八柱”与骨架。我是希望在相对精彩的故事背后,有一种硬朗的精神支撑,让角儿唱出的是有“丹田”之气的浑厚嗓音。总之,我对浸泡了几十年的秦腔文化有一种深深的眷顾,希望用鲜活的形象加以诠释与概括。
把戏剧舞台以外的生活勾连进来,折射出大时代的漩涡与洪流 记者:您曾在《主角》的后记中写道“生为主角,其实是一场受难”,而忆秦娥一路走来也确实经历了诸多磨难,但她却能非常有韧性地“熬”过来。通过塑造这样的人物,您希望向读者传达什么呢?
陈彦:干啥都不容易。当主角容易吗?主角就意味着责任、辛劳、扛雷、磨难。没有韧性,你是当不了主角的。舞台上的主角,哪个不是挣扎得红汗淌黑汗流的。我在陕西省戏曲研究院工作几十年,见惯了主角的劳碌辛苦。前台看着众星捧月、刀光剑影,威风凛凛,一到后台,累得气息奄奄,欲活不得,欲死不能。几多眼泪,腌渍、氤氲了华美的艳抹浓妆;几多眼泪,只能到无人处才纵情释放。那是怎样一种生命与艺术的较真抗争啊!你不能不对他们深怀敬意。我常讲,主角又哪里是戏剧舞台上独有的角色形态呢?生活中哪里没有主角、哪里没有配角呢?生活中的主角又何曾好当?很多时候,又何尝不是一场受难呢?你得熬,你得挺!谁让你是主角呢?
记者:《主角》不仅讲述了忆秦娥从放羊娃一路成长为秦腔名伶的经历,更反映了秦腔的兴衰和社会的变迁,您如何看待和处理小人物与大时代的关系?
陈彦:每个人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周遭与身后,一定网织着密切的社会关系。忆秦娥也不例外。尤其是成为名伶以后,关系就更为复杂一些。舞台小世界,本来就联系着广阔大社会。秦腔自身对政治、经济、历史、哲学、法律、宗教、人文、民俗的饱蘸,使它在任何时代都不可能成为独自低吟浅唱的孤岛。在写这部作品时,我自己也有一种努力,就是想把自己几十年来的社会人生感悟,都附着在小说人物身上,加以尽情抒发。
一部秦腔史,也是一部社会史。它饱含着社会发展的兴衰与变迁。自己在文艺团体工作几十年,学习、研究、实践这门艺术,汲取了很多十分宝贵的营养。甚至形成了一种民间视角的看待社会历史演进的方式。包括对小人物与大时代的关系的认知与辨识,也与秦腔这门古老艺术教给我的思维与认识事物的方式有关。历史是人民推动的,这句话也在某种程度上讲清了小人物与大时代的关系。
记者:您的三部长篇作品分别聚焦农民工、装台工人、秦腔艺人,他们都是小人物。您当初怎样选择自己作品的主角,为什么要为这些小人物立传?
陈彦:是的,《西京故事》几乎完全聚焦在进城农民工与贫困大学生身上。《装台》也是写了一群农民工与戏剧舞台的故事。他们到城里来讨活计,巧妙与戏剧接壤,成为舞台演出的装台人。所谓装台,就是为演出装置布景、灯光、道具的人。过去老戏舞台装置简单,就是一桌二椅。什么都是虚拟的,不需要人装置舞台。现在演一场戏可不同了,有时真山真水、真汽车、真飞机都上去了,因此,装台成为十分繁重的劳动,有时一台戏需要好几天装台时间,且还有一定的技术含量,这就催生了装台这个行业。他们搭台,别人唱戏。这里面的事情,颇有一些味道,因此就写了出来。而《主角》就完全写的是演员、乐队、编剧、导演、团长等职业生态,由此波及社会的方方面面。出场人物过百。职业也涉及传统说法的三教九流,七行八作。我是想尽量把戏剧舞台以外的生活勾连进来,从而折射出一种大时代的漩涡与洪流。想法归想法,是否达到,还需读者检验。
双脚坚实地踩在大地上 记者:在中国文坛上,陕西作家群是一支特殊的力量,路遥、陈忠实、贾平凹都曾斩获茅盾文学奖,他们用文学作品书写、关照黄土地上的悲喜人生。作为第四位获得茅盾文学奖的陕西人,您的创作是否受到文学“陕军”的影响?
陈彦:深受他们的影响。我从很年轻的时候,就爱读陕西作家的作品。柳青、杜鹏程、李若冰、路遥、陈忠实、贾平凹等作家,我在他们身上都汲取过丰厚的营养。他们都是把双脚坚实地踩在大地上,严格走现实主义路子,创作严谨,著作等身,生命辉煌。陕西还有好多大作家、评论家,都对我的创作有过指导和帮助,我深深感恩这些人,也深深感恩陕西这块养育我的土地。我在这里生活了50多年,积累的素材一辈子也写不完。我会珍惜这块热土所赋予我的激情和力量,努力再为“文学陕军”增砖添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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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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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角》是一部秦腔史,也是一部社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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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08-23 ) 稿件来源: 新华每日电讯草地周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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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角》是一部秦腔史,也是一部社会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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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08-23 ) 稿件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草地周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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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蔡馨逸
陈彦的《主角》讲述了秦腔名伶忆秦娥从放羊娃磨炼成名角儿的人生历程,半个多世纪的时间跨度中,个人的机遇沉浮、秦腔的兴衰变迁和社会的沧桑巨变在书中娓娓道来。
获奖后,陈彦向记者讲述了《主角》的创作历程。
一部向秦腔致敬的作品 记者:《主角》在斩获2018年度“中国好书”和第三届施耐庵文学奖后,又获得了茅盾文学奖这一代表中国文学领域最高荣誉的奖项,您有何感受?
陈彦:对于一个创作者,是巨大的鼓舞和鞭策。正如您所说的,这是中国文学领域的最高荣誉。我十几岁爱上文学,后来把精力主要放在舞台剧创作上了。十年前写第一部长篇《西京故事》,算是一种回归。后来又写了《装台》,《主角》是第三部长篇。从内心讲,我并没想到要去冲刺某个奖,只是写了自己浸泡过几十年的生活,那个“浸泡池”就是陕西省戏曲研究院。这是一个有着80年历史的剧院,4个演出团,还有一个创作研究中心。我干过专业编剧,也干过团长、院长,始终都在与各种角儿打交道。是他们的喜怒哀乐和命运起伏,搅动着我的心灵,让我有一种讲述的欲望。这部长篇最早写下的名字叫《花旦》,写写停停,直到后来离开剧院,才有点“庐山”之外看“庐山”的感觉,便一气写了下来。获得茅奖,我立即想到这个剧院,想到那些角儿,这是一部向秦腔致敬的作品。
记者:《主角》的创作初衷是什么?
陈彦:我在这个大剧院生活了几十年,心里充盈着无尽的故事,行走着数不胜数的鲜活人物,就想把他们写出来。我觉得他们的故事,是一定能打动人的。再就是一部秦腔史,对于民族传统文化继承与发展的意义。这里面有许多值得发掘的东西,这些东西能说清楚文化的根性,他们直接从民间生长出来,经过成百上千年的裹挟,已经丰沛得满树繁花了。这些花朵采摘下来,就是小说的“四梁八柱”与骨架。我是希望在相对精彩的故事背后,有一种硬朗的精神支撑,让角儿唱出的是有“丹田”之气的浑厚嗓音。总之,我对浸泡了几十年的秦腔文化有一种深深的眷顾,希望用鲜活的形象加以诠释与概括。
把戏剧舞台以外的生活勾连进来,折射出大时代的漩涡与洪流 记者:您曾在《主角》的后记中写道“生为主角,其实是一场受难”,而忆秦娥一路走来也确实经历了诸多磨难,但她却能非常有韧性地“熬”过来。通过塑造这样的人物,您希望向读者传达什么呢?
陈彦:干啥都不容易。当主角容易吗?主角就意味着责任、辛劳、扛雷、磨难。没有韧性,你是当不了主角的。舞台上的主角,哪个不是挣扎得红汗淌黑汗流的。我在陕西省戏曲研究院工作几十年,见惯了主角的劳碌辛苦。前台看着众星捧月、刀光剑影,威风凛凛,一到后台,累得气息奄奄,欲活不得,欲死不能。几多眼泪,腌渍、氤氲了华美的艳抹浓妆;几多眼泪,只能到无人处才纵情释放。那是怎样一种生命与艺术的较真抗争啊!你不能不对他们深怀敬意。我常讲,主角又哪里是戏剧舞台上独有的角色形态呢?生活中哪里没有主角、哪里没有配角呢?生活中的主角又何曾好当?很多时候,又何尝不是一场受难呢?你得熬,你得挺!谁让你是主角呢?
记者:《主角》不仅讲述了忆秦娥从放羊娃一路成长为秦腔名伶的经历,更反映了秦腔的兴衰和社会的变迁,您如何看待和处理小人物与大时代的关系?
陈彦:每个人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周遭与身后,一定网织着密切的社会关系。忆秦娥也不例外。尤其是成为名伶以后,关系就更为复杂一些。舞台小世界,本来就联系着广阔大社会。秦腔自身对政治、经济、历史、哲学、法律、宗教、人文、民俗的饱蘸,使它在任何时代都不可能成为独自低吟浅唱的孤岛。在写这部作品时,我自己也有一种努力,就是想把自己几十年来的社会人生感悟,都附着在小说人物身上,加以尽情抒发。
一部秦腔史,也是一部社会史。它饱含着社会发展的兴衰与变迁。自己在文艺团体工作几十年,学习、研究、实践这门艺术,汲取了很多十分宝贵的营养。甚至形成了一种民间视角的看待社会历史演进的方式。包括对小人物与大时代的关系的认知与辨识,也与秦腔这门古老艺术教给我的思维与认识事物的方式有关。历史是人民推动的,这句话也在某种程度上讲清了小人物与大时代的关系。
记者:您的三部长篇作品分别聚焦农民工、装台工人、秦腔艺人,他们都是小人物。您当初怎样选择自己作品的主角,为什么要为这些小人物立传?
陈彦:是的,《西京故事》几乎完全聚焦在进城农民工与贫困大学生身上。《装台》也是写了一群农民工与戏剧舞台的故事。他们到城里来讨活计,巧妙与戏剧接壤,成为舞台演出的装台人。所谓装台,就是为演出装置布景、灯光、道具的人。过去老戏舞台装置简单,就是一桌二椅。什么都是虚拟的,不需要人装置舞台。现在演一场戏可不同了,有时真山真水、真汽车、真飞机都上去了,因此,装台成为十分繁重的劳动,有时一台戏需要好几天装台时间,且还有一定的技术含量,这就催生了装台这个行业。他们搭台,别人唱戏。这里面的事情,颇有一些味道,因此就写了出来。而《主角》就完全写的是演员、乐队、编剧、导演、团长等职业生态,由此波及社会的方方面面。出场人物过百。职业也涉及传统说法的三教九流,七行八作。我是想尽量把戏剧舞台以外的生活勾连进来,从而折射出一种大时代的漩涡与洪流。想法归想法,是否达到,还需读者检验。
双脚坚实地踩在大地上 记者:在中国文坛上,陕西作家群是一支特殊的力量,路遥、陈忠实、贾平凹都曾斩获茅盾文学奖,他们用文学作品书写、关照黄土地上的悲喜人生。作为第四位获得茅盾文学奖的陕西人,您的创作是否受到文学“陕军”的影响?
陈彦:深受他们的影响。我从很年轻的时候,就爱读陕西作家的作品。柳青、杜鹏程、李若冰、路遥、陈忠实、贾平凹等作家,我在他们身上都汲取过丰厚的营养。他们都是把双脚坚实地踩在大地上,严格走现实主义路子,创作严谨,著作等身,生命辉煌。陕西还有好多大作家、评论家,都对我的创作有过指导和帮助,我深深感恩这些人,也深深感恩陕西这块养育我的土地。我在这里生活了50多年,积累的素材一辈子也写不完。我会珍惜这块热土所赋予我的激情和力量,努力再为“文学陕军”增砖添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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