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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工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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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9-07-22 ） 稿件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成风化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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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龙门水文站站长朱洪雁(右)与同事吴振国(左)正在进行取水取沙作业。(视频截图,2019年4月15日摄)
本报记者张晟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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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丁铭、魏婧宇、张晟
黄河哨兵
“吱呦呦”“吱呦呦”——伴随着钢索卷起的声音,一个吊箱从黄河上空缓缓滑过,一点点靠近龙门水文站,吊箱里站着刚从15里外的小镇买菜回来的吴振国。
龙门水文站建在黄河著名险段禹门口的悬崖峭壁上。传说治水英雄大禹举着巨斧在黄河边行走,一斧劈开了山西和陕西之间的龙门,因而龙门又得名“禹门口”。龙门水文站地势险要,人和物资进出只能搭乘吊箱。
27岁的吴振国,已在龙门水文站工作了4年。第一次乘吊箱横渡黄河时,他双手牢牢抓住扶手,紧张得不敢向外望一眼。如今,一年几百次的往返,让他成长为一名无惧狂风巨浪的水文工作者。
“作为一名党员,我希望能在最艰苦的地方工作,在工作中磨练自己。”吴振国说。
龙门水文工作者的工作是每天进行黄河水位、流量、含沙量等水文要素的测验。放下蔬菜的吴振国再一次钻进吊箱内,开始了一天的测验工作。
只见他和另一位同事缓缓滑到黄河中央,在距河面20米高的地方停稳后,开始转动钢索,将750公斤重、搭载着流速仪(用于测流量)和锚式取样器(采集水样测含沙量)的铅鱼沉入水中。
每次测验有5个点位,每个测验点取沙4次。沉重的铅鱼一次次出水、入水,带着吊箱左右摇晃。
“这样的测验工作,洪水期每天要进行好多遍。一次洪水过程中,最多测过13次流量。”龙门水文站站长、老党员朱洪雁说。
朱洪雁祖孙三代都是水文人,他爷爷在半个多世纪前就在龙门站工作过。小时候的朱洪雁,不理解为什么爷爷和爸爸每次上班一走就是半年多,直到长大后自己成为一名水文工作者。
“水文人就像是黄河上的哨兵,水文站就是哨兵们坚守的哨所。不论寒暑,我们都要坚守在岗位上,尤其是每年6月到9月的伏汛期间,更是要求全员在岗,没有特殊情况,一般不能离开水文站。”朱洪雁说。
2016年夏天,吴振国迎来了参加工作后的第一个伏汛,他全身心地投入到测量工作中。
一天,正在紧张统计水文数据的吴振国,突然接到了父亲的电话。
“什么事呀?”吴振国眼不离数据,拿起电话问。
“儿子,啥时候回家呀?”父亲有些犹豫地问。
“最近可忙呢,过了汛期就回家。”吴振国答完就挂断了电话。
三天后,母亲的电话又打了过来。
吴振国抓起电话说:“妈,您有什么事吗?”
母亲隔了一会说:“没啥事,就问问你啥时候回家,妈想你了。”
“等汛期结束了,我就回去看你们。”吴振国又挂断了电话。
过了两天,姐姐又打来了电话:“你快请假回家,老妈明天要做手术。”没等吴振国说话,姐姐焦急的声音就从话筒中传了过来。
吴振国一听,来不及细问,连忙请假赶往医院。到了医院才知道,母亲住院好多天了,就盼着儿子回来看看。
手术后的第二天,母亲醒来看到守在身旁的吴振国,对他说:“妈没事了,你快回站上去吧。”
吴振国含泪点了点头,没有回家休息,直接返回水文站。
龙门水文站的职工们说,我们是听着水文站老职工的故事成长起来的,从他们身上学会了啥叫吃苦不怕苦。
那是1967年8月11日,黄河禹门口水声轰鸣,浊浪滔天,龙门水文站历史上最大的洪水来临了!
为了完整控制这次洪水过程,卢振甫和几位同事登上测船,顶着惊涛骇浪,冲进了波涛汹涌的黄河中。为了确保测船安全,他们用手指粗的钢丝绳将船拴在岸上,但五六米长的测船仍像树叶般在波峰浪谷间跌宕。
突然,一个巨浪拍来,“嘣”的一声脆响,钢丝绳被绷断了。带着强大反弹力的钢丝绳抽在卢振甫右肩部,将他打向船外。落河的瞬间,卢振甫用力抓住了船舷,同事们赶忙上前将他拉上了船。
爬上船的卢振甫,右半边脸鲜血淋漓。还没等他缓过气来,同事们就惊呼:“耳朵!耳朵!老卢,你的耳朵没了!”
卢振甫一摸才知道,方才钢丝绳断后那么一甩,切掉了他的右耳。同事们在船上东摸西寻,总算找到了卢振甫被切掉的耳朵。卢振甫接过耳朵装在兜里,又回到测量岗位上。
“老卢,要不你先上岸……”“别浪费时间了,咱们快抓紧测量!”
直到洪峰退去,卢振甫才到医院接受治疗,但错过了最佳治疗时机,被切掉的耳朵已无法缝合,留下了终身残疾。
龙门站建站85年来,曾有5名职工牺牲,还有多名职工在工作中负伤。朱洪雁说:“这并没有影响我们水文人对黄河哨所的代代坚守,反而塑造了我们迎难而上、不图名利的黄河工匠精神!”
那沟,那塬,那峁
黄色的沟,黄色的塬,黄色的峁,这便是李建文天天与之见面的黄土高原。
“黄天厚土大河长,沟壑纵横风雨狂。”黄土高原是世界上面积最大的黄土分布区,沟壑纵横,水土流失严重,是黄河泥沙的主要来源区。
为了研究黄土高原水土流失规律,探索水土流失治理方案,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1951年在甘肃省庆阳市西峰区设立了西峰水土保持科学试验站。建站后不久,李建文的父亲就来到这里工作。
小时候的李建文非常淘气,每天放学后,他都会来到父亲工作的南小河沟试验场,和小伙伴一起抓兔子、掏鸟窝。“那时候沟里树还不多,兔子跑出来看得清清楚楚,我们就和兔子赛跑。”李建文回忆说。
奔跑在南小河沟的小男孩,转眼长成了大小伙子,这里的12座山、12条沟和1个大塬面一一刻在了他心里。长大后的李建文,放弃了在市区的工作,子承父业成为一名水土保持工作者,来到南小河沟试验场工作。
如今,52岁的李建文已是试验场的副场长。他说:“南小河沟试验场担负着国家水土流失动态监测5个站点、2个气象园、38个径流小区、40个雨量站的常年数据观测、整理和分析工作。”
2017年6月19日,暴雨突袭南小河沟。电闪雷鸣中,李建文的手机响了:“副场长,我们观测点的雷达水位计被暴雨冲走了。”一名职工在电话那头大喊着。
李建文一听急了:“这怎么能行?平常很难遇到这么大的产流,现在有了,怎么能放过?不行,一定要测到流量和含沙量的数据!”撂下电话,李建文穿上雨衣、挽起裤腿就和同事带着新的水位计赶往观测点。
离观测点300多米的地方,积水已经漫上了路面,分不清哪里是路、哪里是沟,一步走错就可能跌进百丈深沟中。
“党员同志走到前面探路!”李建文说着,第一个抬腿迈进没膝的水中,深一脚、浅一脚地蹚水前进。
突然,李建文脚底一软,一个趔趄向沟边滑去。此刻,李建文的第一反应就是牢牢抱住水位计……好在同事眼疾手快,将他一把拽住,才避免他跌进深沟。
李建文说:“我们从事水土保持测量工作,主要就是在暴雨期间观测径流泥沙情况,为找到适合的水土保持措施提供数据支撑。数据对我们来说是最重要的,只要能获得测量数据,旁的都顾不上了。”
经过两代水土保持工作者60多年的生态修复,现在的南小河沟和当年比大变了样。站在山顶望去,深深浅浅的绿色望不到尽头。苹果、山杏、侧柏、油松、五角枫、沙棘……树种多得李建文一口气都数不过来。
“南小河沟的水土流失治理程度已达到87%,林草覆盖率84.5%。现在林深树密,可不好抓兔子了喽。”李建文自豪地说。
来自绥德水土保持科学试验站的白平良,同样是一位“拼命三郎”。
陕西省绥德县位于陕北毛乌素沙漠和黄土高原的过渡地带,这里干旱少雨,年降雨量不足400毫米。然而1994年8月的一天,这里突然狂风大作,电闪雷鸣,大雨倾盆而下,单日降雨量达到100多毫米。
白平良当时正在桥沟径流场进行观测,豆粒大的雨点打得铁皮观测房“噼啪”作响,翻卷着雨幕的狂风吹得铁皮房左右摇摆,顺山而下的浊流将铁皮房下的梁峁冲刷得一块块塌落。
看着摇摇欲坠的测量房,看着即将形成的山洪,山下的同事们急了,大喊:“小白,小白,快下来,快撤离!”
倔强的白平良哪肯放弃这难得的测量机会!他回答道:“这是几十年不遇的大暴雨,走了就收集不到数据了。”
风越来越大,屋外的雨量筒支架都被吹歪了。白平良从屋里跑出来,抱着雨量筒支架趴在地上,用身体的重量稳定住支架,继续接着雨水。
突然,他身后1吨多重的铁皮房被大风吹起,贴着他的脊背飞了出去,将他的衣服刮烂,胳膊、大腿划出了口子,鲜血汩汩地流出来,又被雨水冲走,只留下了火辣辣的痛。但白平良管不了这些,仍死死地抱住雨量筒支架,记录下了宝贵的数据,为拦沙工程的设计提供了可靠的第一手资料。
“拦沙工程建设有效地治理了水土流失。以前一下雨,山上流下的是泥糊糊,拦沙工程建设以后,流下来的是浑水,有的地方甚至流下来清水。”白平良说。
一座坝,一辈子
李英华是一名特殊的“医生”,他的诊治对象很庞大,840米长的身躯横卧在黄河上——它就是位于黄河干流的刘家峡水库大坝。
刘家峡水库大坝看上去是钢筋混凝土构成“大块头”,里面却布满了如人类毛细血管般精密的廊道。李英华一年中有近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大坝深处的廊道里工作。
作为国网甘肃省电力公司刘家峡水电厂水工分场维护班班长,他的工作就是对这座大坝进行日常维护和安全监测。
5月的阳光炙烤着大地,大坝溢洪道在阳光下的温度超过了40摄氏度,一脚踩上去,隔着3厘米厚的鞋底,都能感到脚心热辣辣的。可李英华和同事们已在这上面工作十几天了,他们要赶在汛期开始前,完成对溢洪道的检修。
溢洪道长800多米,宽30多米,是一个大斜坡,最陡处超过50度,加之流水常年冲刷,上面布满了青苔,人走上去,一不小心就会滑倒滚下来,出现伤亡危险。
为了防滑,李英华他们先在溢洪道上搭建临时钢梯,之后顺着钢梯爬上坡面,身体微微前倾,在陡坡上找好平衡点,然后迈着小碎步,在溢洪道上一寸寸地挪动。
李英华先是用眼睛观察坡面是否有冻融、气蚀,流水冲刷造成的损害。然后用1磅重的铁锤头敲击坡面,通过声音分辨是否有空洞,寻找出肉眼看不到的损伤。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李英华头上的汗水顺着额头流进了眼睛、流到了嘴角,煞得双眼难睁,嘴咸舌苦；时间一长,他脚下的热浪也透过鞋底钻进了脚心,火烧火燎；汗流多了,他的喉咙也冒起了烟。可他强忍着身体上的不适,眨了眨双眼,咽了咽口水,手上的动作一下也没有停……
就这样,李英华带领着他的团队,冒着阳光曝晒,高温炙烤,在50天内完成了对溢洪道的检修。
检修积水井,是李英华需要维护的另一项任务。积水井位于坝顶下143米处,用于收集大坝缝隙漏水和电厂水轮机漏水。每年汛期结束后,这里便淤积有7-8米深的积水和泥沙,李英华团队的工作就是把这些泥浆清理出来。
李英华每次要穿上橡胶防水服进入积水井淘泥浆,一到井下双腿就深陷淤泥中,拔也拔不出来,笨重的橡胶服让他弯也弯不下腰,只能站在原地挖泥浆,挖完一块拔出腿来再挖一块,直至将泥浆全部挖完。
一天下来,他也说不清是腰酸还是背痛,拖着浑身是泥的身躯和沉重的脚步走回家,进屋后就瘫倒在沙发上,再也不想动了。
老伴见状,给他倒了一杯酒,心疼地说:“起来吃饭吧,再喝点酒解解乏!”
李英华起身来到饭桌旁,伸手去拿酒杯,不料“啪嗒”一声,酒杯掉在了地上,摔碎了。
原来,连续40天重复着下锹、起锹的动作,李英华的肩膀、手臂早已僵硬麻木,连酒杯都端不住了。他和同事们一起,挖出了近500立方米的淤泥,保证了大坝正常防洪,电厂正常发电。
除了检修积水井,还有排沙洞。排沙洞是刘家峡水库为减少库区泥沙淤积而建的,位于地下57米的岩石层中,直径3.5米,长约600米,洞里阴冷潮湿,寒气逼人。
李英华和同事们沿着竖井螺旋下降,来到位于地下岩石层中的排沙洞,“滴答”“滴答”的水声将他们引到排沙洞深处。
李英华调亮头灯,抬头望向洞顶,很快发现一处巴掌大小的破损处,他立即拿起砂轮,细细地将坑洼处磨光,再用喷灯将打磨过的地方烤干,然后刷一层环氧基液,最后用环氧砂浆进行补平。
环氧砂浆会产生有毒有害气体,李英华和同事们都戴着活性炭防毒面罩作业,两个小时就要换班,到地面上呼吸新鲜空气。一天要爬上爬下往返两次。一天下来,李英华双腿酸痛得一个星期走路都不利索。
由于洞内寒冷潮湿,李英华和同事们每次下洞都要穿绒衣绒裤,还要带棉护膝,而这些穿戴干活时间长了,就会被空气中的水分打潮,外面的衣服沉沉地往下坠,里面的衣服贴在身上感到特别痒,不仅难受,久而久之还落下了病。李英华说:“干我们这行的,都有关节炎。”
可落病归落病,李英华和他的同事们还是一年又一年地守护着大坝,许多人甚至一辈子就没离开过大坝,年复一年地重复着这样一张工作时间表:
溢洪道渠身大修50天；排沙洞渠身检修20天；洮河排沙洞渠身大修60天；防雾廊道整修20天；尾水防波墙整修30天；积水井清淤40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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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9-07-22 ） 稿件来源： 新华每日电讯成风化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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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龙门水文站站长朱洪雁(右)与同事吴振国(左)正在进行取水取沙作业。(视频截图,2019年4月15日摄)
本报记者张晟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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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丁铭、魏婧宇、张晟
黄河哨兵
“吱呦呦”“吱呦呦”——伴随着钢索卷起的声音,一个吊箱从黄河上空缓缓滑过,一点点靠近龙门水文站,吊箱里站着刚从15里外的小镇买菜回来的吴振国。
龙门水文站建在黄河著名险段禹门口的悬崖峭壁上。传说治水英雄大禹举着巨斧在黄河边行走,一斧劈开了山西和陕西之间的龙门,因而龙门又得名“禹门口”。龙门水文站地势险要,人和物资进出只能搭乘吊箱。
27岁的吴振国,已在龙门水文站工作了4年。第一次乘吊箱横渡黄河时,他双手牢牢抓住扶手,紧张得不敢向外望一眼。如今,一年几百次的往返,让他成长为一名无惧狂风巨浪的水文工作者。
“作为一名党员,我希望能在最艰苦的地方工作,在工作中磨练自己。”吴振国说。
龙门水文工作者的工作是每天进行黄河水位、流量、含沙量等水文要素的测验。放下蔬菜的吴振国再一次钻进吊箱内,开始了一天的测验工作。
只见他和另一位同事缓缓滑到黄河中央,在距河面20米高的地方停稳后,开始转动钢索,将750公斤重、搭载着流速仪(用于测流量)和锚式取样器(采集水样测含沙量)的铅鱼沉入水中。
每次测验有5个点位,每个测验点取沙4次。沉重的铅鱼一次次出水、入水,带着吊箱左右摇晃。
“这样的测验工作,洪水期每天要进行好多遍。一次洪水过程中,最多测过13次流量。”龙门水文站站长、老党员朱洪雁说。
朱洪雁祖孙三代都是水文人,他爷爷在半个多世纪前就在龙门站工作过。小时候的朱洪雁,不理解为什么爷爷和爸爸每次上班一走就是半年多,直到长大后自己成为一名水文工作者。
“水文人就像是黄河上的哨兵,水文站就是哨兵们坚守的哨所。不论寒暑,我们都要坚守在岗位上,尤其是每年6月到9月的伏汛期间,更是要求全员在岗,没有特殊情况,一般不能离开水文站。”朱洪雁说。
2016年夏天,吴振国迎来了参加工作后的第一个伏汛,他全身心地投入到测量工作中。
一天,正在紧张统计水文数据的吴振国,突然接到了父亲的电话。
“什么事呀?”吴振国眼不离数据,拿起电话问。
“儿子,啥时候回家呀?”父亲有些犹豫地问。
“最近可忙呢,过了汛期就回家。”吴振国答完就挂断了电话。
三天后,母亲的电话又打了过来。
吴振国抓起电话说:“妈,您有什么事吗?”
母亲隔了一会说:“没啥事,就问问你啥时候回家,妈想你了。”
“等汛期结束了,我就回去看你们。”吴振国又挂断了电话。
过了两天,姐姐又打来了电话:“你快请假回家,老妈明天要做手术。”没等吴振国说话,姐姐焦急的声音就从话筒中传了过来。
吴振国一听,来不及细问,连忙请假赶往医院。到了医院才知道,母亲住院好多天了,就盼着儿子回来看看。
手术后的第二天,母亲醒来看到守在身旁的吴振国,对他说:“妈没事了,你快回站上去吧。”
吴振国含泪点了点头,没有回家休息,直接返回水文站。
龙门水文站的职工们说,我们是听着水文站老职工的故事成长起来的,从他们身上学会了啥叫吃苦不怕苦。
那是1967年8月11日,黄河禹门口水声轰鸣,浊浪滔天,龙门水文站历史上最大的洪水来临了!
为了完整控制这次洪水过程,卢振甫和几位同事登上测船,顶着惊涛骇浪,冲进了波涛汹涌的黄河中。为了确保测船安全,他们用手指粗的钢丝绳将船拴在岸上,但五六米长的测船仍像树叶般在波峰浪谷间跌宕。
突然,一个巨浪拍来,“嘣”的一声脆响,钢丝绳被绷断了。带着强大反弹力的钢丝绳抽在卢振甫右肩部,将他打向船外。落河的瞬间,卢振甫用力抓住了船舷,同事们赶忙上前将他拉上了船。
爬上船的卢振甫,右半边脸鲜血淋漓。还没等他缓过气来,同事们就惊呼:“耳朵!耳朵!老卢,你的耳朵没了!”
卢振甫一摸才知道,方才钢丝绳断后那么一甩,切掉了他的右耳。同事们在船上东摸西寻,总算找到了卢振甫被切掉的耳朵。卢振甫接过耳朵装在兜里,又回到测量岗位上。
“老卢,要不你先上岸……”“别浪费时间了,咱们快抓紧测量!”
直到洪峰退去,卢振甫才到医院接受治疗,但错过了最佳治疗时机,被切掉的耳朵已无法缝合,留下了终身残疾。
龙门站建站85年来,曾有5名职工牺牲,还有多名职工在工作中负伤。朱洪雁说:“这并没有影响我们水文人对黄河哨所的代代坚守,反而塑造了我们迎难而上、不图名利的黄河工匠精神!”
那沟,那塬,那峁
黄色的沟,黄色的塬,黄色的峁,这便是李建文天天与之见面的黄土高原。
“黄天厚土大河长,沟壑纵横风雨狂。”黄土高原是世界上面积最大的黄土分布区,沟壑纵横,水土流失严重,是黄河泥沙的主要来源区。
为了研究黄土高原水土流失规律,探索水土流失治理方案,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1951年在甘肃省庆阳市西峰区设立了西峰水土保持科学试验站。建站后不久,李建文的父亲就来到这里工作。
小时候的李建文非常淘气,每天放学后,他都会来到父亲工作的南小河沟试验场,和小伙伴一起抓兔子、掏鸟窝。“那时候沟里树还不多,兔子跑出来看得清清楚楚,我们就和兔子赛跑。”李建文回忆说。
奔跑在南小河沟的小男孩,转眼长成了大小伙子,这里的12座山、12条沟和1个大塬面一一刻在了他心里。长大后的李建文,放弃了在市区的工作,子承父业成为一名水土保持工作者,来到南小河沟试验场工作。
如今,52岁的李建文已是试验场的副场长。他说:“南小河沟试验场担负着国家水土流失动态监测5个站点、2个气象园、38个径流小区、40个雨量站的常年数据观测、整理和分析工作。”
2017年6月19日,暴雨突袭南小河沟。电闪雷鸣中,李建文的手机响了:“副场长,我们观测点的雷达水位计被暴雨冲走了。”一名职工在电话那头大喊着。
李建文一听急了:“这怎么能行?平常很难遇到这么大的产流,现在有了,怎么能放过?不行,一定要测到流量和含沙量的数据!”撂下电话,李建文穿上雨衣、挽起裤腿就和同事带着新的水位计赶往观测点。
离观测点300多米的地方,积水已经漫上了路面,分不清哪里是路、哪里是沟,一步走错就可能跌进百丈深沟中。
“党员同志走到前面探路!”李建文说着,第一个抬腿迈进没膝的水中,深一脚、浅一脚地蹚水前进。
突然,李建文脚底一软,一个趔趄向沟边滑去。此刻,李建文的第一反应就是牢牢抱住水位计……好在同事眼疾手快,将他一把拽住,才避免他跌进深沟。
李建文说:“我们从事水土保持测量工作,主要就是在暴雨期间观测径流泥沙情况,为找到适合的水土保持措施提供数据支撑。数据对我们来说是最重要的,只要能获得测量数据,旁的都顾不上了。”
经过两代水土保持工作者60多年的生态修复,现在的南小河沟和当年比大变了样。站在山顶望去,深深浅浅的绿色望不到尽头。苹果、山杏、侧柏、油松、五角枫、沙棘……树种多得李建文一口气都数不过来。
“南小河沟的水土流失治理程度已达到87%,林草覆盖率84.5%。现在林深树密,可不好抓兔子了喽。”李建文自豪地说。
来自绥德水土保持科学试验站的白平良,同样是一位“拼命三郎”。
陕西省绥德县位于陕北毛乌素沙漠和黄土高原的过渡地带,这里干旱少雨,年降雨量不足400毫米。然而1994年8月的一天,这里突然狂风大作,电闪雷鸣,大雨倾盆而下,单日降雨量达到100多毫米。
白平良当时正在桥沟径流场进行观测,豆粒大的雨点打得铁皮观测房“噼啪”作响,翻卷着雨幕的狂风吹得铁皮房左右摇摆,顺山而下的浊流将铁皮房下的梁峁冲刷得一块块塌落。
看着摇摇欲坠的测量房,看着即将形成的山洪,山下的同事们急了,大喊:“小白,小白,快下来,快撤离!”
倔强的白平良哪肯放弃这难得的测量机会!他回答道:“这是几十年不遇的大暴雨,走了就收集不到数据了。”
风越来越大,屋外的雨量筒支架都被吹歪了。白平良从屋里跑出来,抱着雨量筒支架趴在地上,用身体的重量稳定住支架,继续接着雨水。
突然,他身后1吨多重的铁皮房被大风吹起,贴着他的脊背飞了出去,将他的衣服刮烂,胳膊、大腿划出了口子,鲜血汩汩地流出来,又被雨水冲走,只留下了火辣辣的痛。但白平良管不了这些,仍死死地抱住雨量筒支架,记录下了宝贵的数据,为拦沙工程的设计提供了可靠的第一手资料。
“拦沙工程建设有效地治理了水土流失。以前一下雨,山上流下的是泥糊糊,拦沙工程建设以后,流下来的是浑水,有的地方甚至流下来清水。”白平良说。
一座坝,一辈子
李英华是一名特殊的“医生”,他的诊治对象很庞大,840米长的身躯横卧在黄河上——它就是位于黄河干流的刘家峡水库大坝。
刘家峡水库大坝看上去是钢筋混凝土构成“大块头”,里面却布满了如人类毛细血管般精密的廊道。李英华一年中有近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大坝深处的廊道里工作。
作为国网甘肃省电力公司刘家峡水电厂水工分场维护班班长,他的工作就是对这座大坝进行日常维护和安全监测。
5月的阳光炙烤着大地,大坝溢洪道在阳光下的温度超过了40摄氏度,一脚踩上去,隔着3厘米厚的鞋底,都能感到脚心热辣辣的。可李英华和同事们已在这上面工作十几天了,他们要赶在汛期开始前,完成对溢洪道的检修。
溢洪道长800多米,宽30多米,是一个大斜坡,最陡处超过50度,加之流水常年冲刷,上面布满了青苔,人走上去,一不小心就会滑倒滚下来,出现伤亡危险。
为了防滑,李英华他们先在溢洪道上搭建临时钢梯,之后顺着钢梯爬上坡面,身体微微前倾,在陡坡上找好平衡点,然后迈着小碎步,在溢洪道上一寸寸地挪动。
李英华先是用眼睛观察坡面是否有冻融、气蚀,流水冲刷造成的损害。然后用1磅重的铁锤头敲击坡面,通过声音分辨是否有空洞,寻找出肉眼看不到的损伤。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李英华头上的汗水顺着额头流进了眼睛、流到了嘴角,煞得双眼难睁,嘴咸舌苦；时间一长,他脚下的热浪也透过鞋底钻进了脚心,火烧火燎；汗流多了,他的喉咙也冒起了烟。可他强忍着身体上的不适,眨了眨双眼,咽了咽口水,手上的动作一下也没有停……
就这样,李英华带领着他的团队,冒着阳光曝晒,高温炙烤,在50天内完成了对溢洪道的检修。
检修积水井,是李英华需要维护的另一项任务。积水井位于坝顶下143米处,用于收集大坝缝隙漏水和电厂水轮机漏水。每年汛期结束后,这里便淤积有7-8米深的积水和泥沙,李英华团队的工作就是把这些泥浆清理出来。
李英华每次要穿上橡胶防水服进入积水井淘泥浆,一到井下双腿就深陷淤泥中,拔也拔不出来,笨重的橡胶服让他弯也弯不下腰,只能站在原地挖泥浆,挖完一块拔出腿来再挖一块,直至将泥浆全部挖完。
一天下来,他也说不清是腰酸还是背痛,拖着浑身是泥的身躯和沉重的脚步走回家,进屋后就瘫倒在沙发上,再也不想动了。
老伴见状,给他倒了一杯酒,心疼地说:“起来吃饭吧,再喝点酒解解乏!”
李英华起身来到饭桌旁,伸手去拿酒杯,不料“啪嗒”一声,酒杯掉在了地上,摔碎了。
原来,连续40天重复着下锹、起锹的动作,李英华的肩膀、手臂早已僵硬麻木,连酒杯都端不住了。他和同事们一起,挖出了近500立方米的淤泥,保证了大坝正常防洪,电厂正常发电。
除了检修积水井,还有排沙洞。排沙洞是刘家峡水库为减少库区泥沙淤积而建的,位于地下57米的岩石层中,直径3.5米,长约600米,洞里阴冷潮湿,寒气逼人。
李英华和同事们沿着竖井螺旋下降,来到位于地下岩石层中的排沙洞,“滴答”“滴答”的水声将他们引到排沙洞深处。
李英华调亮头灯,抬头望向洞顶,很快发现一处巴掌大小的破损处,他立即拿起砂轮,细细地将坑洼处磨光,再用喷灯将打磨过的地方烤干,然后刷一层环氧基液,最后用环氧砂浆进行补平。
环氧砂浆会产生有毒有害气体,李英华和同事们都戴着活性炭防毒面罩作业,两个小时就要换班,到地面上呼吸新鲜空气。一天要爬上爬下往返两次。一天下来,李英华双腿酸痛得一个星期走路都不利索。
由于洞内寒冷潮湿,李英华和同事们每次下洞都要穿绒衣绒裤,还要带棉护膝,而这些穿戴干活时间长了,就会被空气中的水分打潮,外面的衣服沉沉地往下坠,里面的衣服贴在身上感到特别痒,不仅难受,久而久之还落下了病。李英华说:“干我们这行的,都有关节炎。”
可落病归落病,李英华和他的同事们还是一年又一年地守护着大坝,许多人甚至一辈子就没离开过大坝,年复一年地重复着这样一张工作时间表:
溢洪道渠身大修50天；排沙洞渠身检修20天；洮河排沙洞渠身大修60天；防雾廊道整修20天；尾水防波墙整修30天；积水井清淤40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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