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百姓看来,他们是党纪国法的护卫使者；在“老虎”“苍蝇”眼中,他们是不留情面的“黑脸包公”；在家人朋友心里,他们却是总在加班办案的“工作狂人”……

　　十八大以来,中央保持反腐高压态势,打虎拍蝇不停歇,各级纪检监察干部则成为反腐主力军。从十八大到十九大的五年间,全国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处置问题线索达到267.4万件,立案154.5万件,处分153.7万人。一串串数字背后,离不开各级纪检监察干部的艰辛付出,而他们自己又有哪些心声?

　　“想叫你聚餐怎么这么难?”“你怎么总是在加班?”这是许多纪检干部经常会被问到的问题。

　　云南一个县级纪委有123名干部,但每年都要被抽调约80人次参加各种督查,还有7人在脱贫攻坚督查专班,剩下四十多人不得不满负荷运转。随着监督范围的拓展以及信访渠道更加畅通,人手不够的困境更加突出。云南省宣威市纪委书记普靖介绍,监察体制改革后,虽然人员增加了23%,但与此同时,监督面扩大了15倍,信访举报量增加了4倍。

　　“从去年的数据来看,我们每名办案人员每年要办50件左右的信访件,根本忙不过来。尤其是一些督办件和催要结果件,时间紧、任务重且不容许任何错误。”普靖说,一个案子从受理到结案自己要签7个字,至少开三个会。“每一个程序都不能出问题。”

　　人少案多,许多基层纪检监察干部,“不是在办案就是在办案的路上”。而长时间高强度的工作,更让许多基层办案人员身心俱疲。“我感觉随时处于一种焦虑和焦躁的状态,因为我不知道下一个案子什么时候会来,我要怎样才能做好下一个任务。像是在无休止地解题,而且要把每道题都答好。”一位县级市纪委副书记说。

　　采访中记者听到这样一个故事:一名县级纪委监察室主任的孩子才两岁,但是他一直加班,每天晚上十点前回家都很奢侈。有一段时间,爱人把孩子交给他来带,而他不得不带着孩子到办公室加班。于是,过往的人员经常会看到这样一个画面:两岁的孩子捧着手机看动画片,一名中年男子则在一旁拼命地赶材料……

　　基层纪检监察干部的委屈和心酸远不止于此。多名干部开玩笑地说道,进了纪委以后,自己的朋友少多了。“有问题的干部躲着你,其他朋友约个饭、打场球你也总是失约,他们就不会再找你,你自己也不好意思嘛。”滇南一名纪检监察干部说。

　　在云南东北部一个小乡村,两名村干部发生了争执,其间发生了肢体冲突,随后两人被村民劝阻。没想到当天晚上,其中一名村干部就被人向中央纪委网站举报为黑恶势力。随后,举报线索被层层批复下来,当地纪委立即派出三名干部到村里调查,正在另一个村子研究产业扶贫的镇党委书记也不得不抽身过来。经过对当事双方和多位村民的调查,举报的黑恶势力为子虚乌有……

　　花费一天时间,就查证了这样一个诬告嫌疑极大的情况。“这类案子很多,有些一眼看上去就知道举报有问题,但是有人举报,我们就得去查证,还要及时、充分反馈。”一名参与办案的干部说。

　　记者在多个基层纪委了解到,由于目前举报渠道通畅,举报成本很低,各地普遍面临“举报失实比例居高不下”的困境。匿名举报加上缺乏有效的惩戒措施,让基层纪检监察干部十分无奈。一些基层纪检监察干部询问记者:“有没有可能设立黑名单制度?让那些长期、多次恶意举报者也能受到应有的惩处?”。

　　虽然偶尔会“吐槽”工作压力大,但是每办完一个案子、揪出一个“贪官”,纪检监察干部们还是会充满成就感。“去年3月到年底,我们就办了超过1200个信访件,挖出一个窝案,还查处了多名涉黑的干部。”宣威市监委委员黄初亚说。

　　“谁来监督纪委”是许多人长期的疑惑,受访的纪检监察干部们也早就思考过这个问题。“我们有18项内部管理制度,对于违纪违法的纪检干部,处理绝对比其他干部更为严厉。”云南省曲靖市富源县纪委副书记李立斌说,每名纪检监察干部都必须有刀刃向内的意识和决心。

　　但是,不断增加的职能和机构,也让基层纪检监察干部意识到,不断完善制度才能更好地回答外界的质疑。一些基层纪检监察干部期盼着《监察官法》等配套制度尽快出台,让自己作为监督者更有力量和底气。

　　随着监督体系的日益完善,过去容易被忽视的乡镇、村组等“最后一公里”如今也实现了监督全覆盖。但与此同时,乡镇监督专业化程度不够、监督水平有限等问题也摆在了桌面上。一名乡镇纪委书记告诉记者,自己原本对这一领域不熟悉,为了做好纪检工作硬着头皮“恶补”了许多知识,办理了几个具体的案子才感觉“入了门”。

　　“对于我们基层纪检监察干部来说,普遍面临专业化水平不够的问题,更多时候都是靠自学,希望能有更多更好的学习机会。”普靖说。

　　云南省纪委常委李庆元认为,纪检监察干部需要严管,也应得到“厚爱”。记者了解到,湖南、云南、江西等多地已经开始尝试通过心理健康讲座、心理诊疗等方式为纪检监察干部减压。受访的基层纪检监察干部建议,尽快建立心理健康预防疏导工作机制,及时疏导、排解纪检监察干部的心理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