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李牧鸣

 

 

　　宁夏川,

 

　　两头子尖,

 

　　东靠黄河,西靠贺兰山,

 

　　金川银川,米呀粮川……

 

　　这首优美的童谣,让人脑海里会不由自主浮现出无边无际的田野,黄河像一条玉带从平坦的大地上缓缓流过,到处瓜果飘香,绿意盎然,物阜民丰,生机无限。这片可爱的土地,就是宁夏。

 

　　地处大西北的青海、甘肃、宁夏,是黄河的上游,这里大多数地方干旱少雨,是我国沙漠最为集中的地区之一。可是黄河却奇迹般在三省区之间的沙漠边缘,劈开层峦叠嶂的山谷,硬挤出一条通道,把珍贵甘甜的乳汁送到了被人们称为河套平原的辽阔大地上。

 

　　地理意义上的河套,包括宁夏平原和鄂尔多斯高原、黄土高原的部分地区,今分属宁夏、内蒙古和陕北。黄河在这里先沿着香山和腾格里沙漠南缘由西向东,像一匹烈马般冲出狭窄的青铜峡口后,再沿贺兰山东麓折向北流,进入内蒙古境内后,由于受到阴山山脉阻挡再次由西向东奔流。后又受到山西境内的吕梁山脉阻挡,不得不在内蒙古托克托县河口镇改变方向,在山西与陕西之间由北向南流去,形成了一个大大的“几”字形大弯道。因为这个大弯道恰似北方游牧民族在草原上追捕烈马时用的套索,所以人们把这片从宁夏中卫起至内蒙古河口镇的“几”字形广袤辽阔的土地称之为“河套”。宁夏黄灌区称为“前套”,内蒙古部分称为“后套”。

 

　　近日,记者从中卫走起,沿黄河“几”字而上,纵贯半个宁夏,领略了从“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到“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的时空变换,也探访了历史上常说“黄河百害,惟富一套”的缘由。

 

 

　　抵中卫后,一行人简单吃过午饭,直奔市区东南方向50公里外的寺口子。

 

　　据介绍,相传当年和苏武同行的9个人被匈奴单于放归汉朝,匈奴单于对苏武爱之甚、恨之也甚。若让苏武回到汉朝,国人效法其精神,匈奴如何能撼动大汉王朝?于是派兵扮作强盗,命其在大汉边境将苏武杀害。苏武一行出使完毕原路返回,到了寺口子地区,蒙面大盗突然四起,苏武等人奋起反抗,终因势单力薄,多人惨死。苏武受了重伤,踉踉跄跄跑到寺口子山脚下,沿悬崖下的一条栈道逃跑,这时蒙面大盗已追至身后,苏武看已无生还希望,只得返身作最后一拼,哪知一刀下去,天崩地裂,一声巨响,眼前栈道沿绝壁齐刷刷掉下一大段,蒙面大盗大吃一惊,失魂落魄,仓皇逃走。这便留下了著名的中卫古八景之一——苏武断桥。

 

　　寺口子因有苏武庙,被称为“古刹北海”,是否有确凿的依据,不得而知。

 

　　关于苏武牧羊的正史记载来自《汉书·李广苏建传》附记,苏武的父亲苏建,曾随卫青出击匈奴,封平陵侯。第三次跟卫青出击匈奴,因战事不利当斩,赎为庶人。苏建有三子,苏武是其次子,最为有名,《苏建传》所附的《苏武传》中记载,“天雨雪,武卧啮雪与旃毛并咽之,数日不死。匈奴以为神,乃徙武北海上无人处,使牧羝,羝乳乃得归。”

 

　　文中的“北海”,我们通常认为是今天俄罗斯的贝加尔湖。

 

　　但晚唐诗人温庭筠的《苏武庙》诗,似乎又给了大家一些遐想:

 

　　苏武魂销汉使前,古祠高树两茫然。

 

　　云边雁断胡天月,陇上羊归塞草烟。

 

　　回日楼台非甲帐,去时冠剑是丁年。

 

　　茂陵不见封侯印,空向秋波哭逝川。

 

　　温庭筠所咏叹的苏武庙究竟在哪里?

 

　　据现有资料,我国境内有三个苏武庙,一在河北坝上的丰宁,一在甘肃民勤,另一处就是记者这个意外的“发现”。

 

　　关于丰宁的苏武庙,文献记载“始建年代不详”,清朝雍正五年(公元1727年)在此建立牧马场,为求得神明保护畜群,由“当地僧人重修”。中科院院士、草原生态学专家任继周先生2017年曾撰文《苏武牧羊北海故地考》为民勤苏武庙做注脚,但很多网友不以为然。而据寺口子的苏武庙文献记载,此庙是明洪武年间修建的。其实,考据也好,牵强也罢,表达的都是当地人民质朴的愿望与对忠贞之士的景仰。

 

　　午夜时分,得闲,静静地坐在腾格里沙漠边缘的沙丘上,仰望久违的星空。终日在大都市的我们,其实心中都藏着如王维一般仗剑走天涯的豪气——

 

　　单车欲问边,属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

 

　　塞上的每一天都让人充满期待。

 

 

　　翌日清晨,从中卫沿黄河北上,下一站——隶属吴忠的青铜峡市。

 

　　车窗外的风景,渐渐由黄沙胡杨变得绿意盎然。

 

　　青铜峡地处宁夏平原中部,黄河穿境58公里,经牛首山两峡相夹、湍流而下,因两岸山石颜色类似青铜而得名。

 

　　远在1万年前的中石器时期,青铜峡境内鸽子山地区就有先民生息、繁衍。这一时期,环境变化和人类演化,都在向“现代”的方向快速奔跑。当时的地球刚刚挣脱末次盛冰期严酷气候的桎梏,冰雪消融,大地回春,虽然还有新仙女木事件(指末次冰消期持续升温过程中的一次突然降温)的短暂波折,但自然环境总体上一路向好。人类在这样适宜的气候和生态中,带着百万年文化的积淀,犹如脱缰的骏马,从旧石器时代一头闯入新石器时代。

 

　　又经数千年,河套已成为中国古代军事要地。自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建富平县,此地始有行政建制,至今已有2300多年历史。秦汉以来先后开掘了秦渠、汉渠、唐徕渠等九大干渠,留下了唐诗名句——“贺兰山下果园成,塞北江南旧有名”(韦蟾《送卢潘尚书之灵武》)。

 

　　我们乘船沿黄河大峡谷蜿蜒前行,河面宽阔平坦,波澜不惊,岸边是大片的芦苇,很难想象它曾在下游给众多生灵造成多年的困扰。两岸悬崖峭壁,不似南方的山那般青翠欲滴,却别具北方的雄壮苍凉。

 

　　上世纪50年代兴建的青铜峡水利枢纽工程,为黄河流域第二座水利枢纽工程,拦河大坝长697米,高42米,引黄灌溉着宁夏的田野,流传着“南有都江堰,北有青铜峡”的美誉。

 

　　此地初兴水利,或因一句“亡秦者胡也”的传言。公元前215年,秦始皇派大将蒙恬发兵三十万北击匈奴(胡人),“略取河南地”(“河南地”指今天宁夏与内蒙古境内黄河南岸的河套地区),设立北地郡。把匈奴赶到漠北后,为防其再度南下入侵,秦始皇下令在北方沿边地区修筑万里长城。在宁夏这样有黄河天险的地区,修筑了两个军事要塞——神泉障和浑怀障。神泉障在今吴忠市牛首山下,浑怀障在今石嘴山市黄河东岸。秦始皇修筑长城的同时,也派了数十万大军常驻这些军事要塞中。但如此庞大的军事体系,粮食供应是个问题。从内地远道运输显然不合适,最好的办法就是在河套地区移民屯田,就地解决军需供应。于是在公元前211年“迁北河榆中三万家”(《史记·秦始皇本纪》),将部分移民安置在所辖四十四县之一的富平县(今吴忠市金积镇附近)等地,实施军民屯垦,拉开河套灌区开渠引黄河水的序幕。

 

　　秦渠位于宁夏平原黄河以东,又名北地东渠、秦家渠,是河东灌区最大最早的干渠。据文献记载,秦家渠之名最早见于元大德七年(公元1303年)虞集《翰林学士承旨董公行状》记载,“开唐徕、汉延、秦家等渠。”《嘉靖宁夏新志》记载,“秦家渠在灵州东,异亦曰秦渠,古渠也。”之后在此基础上一路修建,新中国成立前,秦渠由峡口北流至灵武县北门外,尾水入涝河,全长71.5公里。

 

　　如此看来,当今青铜峡水利枢纽的修建真是名副其实的“水到渠成”。

 

　　紧靠青铜峡水利枢纽,有一座规模还不算小的宁夏水利博览馆,细数了此地水利建设的千年更迭,这里不再赘言。

 

 

　　告别青铜峡,沿“几”字上行。未到银川,先抵西夏。这里说的西夏,是指银川的西夏区,不是金庸笔下虚竹梦中情人的国度。但历经数千年,从先秦时期匈奴部落游牧之地,到东晋义熙三年(公元407年)赫连勃勃建大夏政权,及北宋咸平四年(公元1001年),为拓跋党项族部众占据……直至公元1227年,为元所灭的西夏国,都在这片土地上真实上演过的一幕幕历史大戏。

 

　　在古老的丝绸之路上,曾经辉煌却消失于铁血征战中的西夏王朝,和被黄沙掩埋的楼兰国一样,充满了神秘色彩。

 

　　西夏又称大白高国,是由崇尚白色、尚武善战的党项族建立的。党项族,是我国古代少数民族羌族的一支,原来散居于青海省西南和四川省松潘以西广阔地带,过着游牧生活。后受吐蕃侵扰,请求归附中原王朝,隋文帝开皇六年(公元586年)以后,被陆续迁移到甘肃省以东和陕西省北部地区。唐朝末年,因参与镇压黄巢起义有功,被赐李姓,封夏国公,领银、夏、绥、宥、静五州之地。公元1002年,奠定西夏帝业的夏太宗李德明为了扩充地盘,攻占灵州(今银川市西夏区,即属于唐初所设的灵州怀远县),西渡黄河,将割据中心移至经济发达的河套平原。公元1032年,李元昊继位,公元1038年,定都兴庆府(也就是今天的银川),正式建立了“东距黄河,西至玉门,南临萧关,北控大漠,延袤万里”的西夏国,延续了近200年的基业。兴庆府以国都的地位,进入了与北宋东京、辽国上京三足鼎立的辉煌时期。

 

　　到而今,这个最后像风一样消失了的国度,仅剩下一组王陵遗址,散落在荒凉的戈壁上,宛如金字塔,让人还能追忆其往日的辉煌。

 

　　其实早在上世纪70年代前,不要说外地人,就是住在银川市的居民,对西夏的历史也知之甚少,更不了解银川曾经是西夏王朝的国都。

 

　　公元1227年,西夏为元所灭。“国亡史作”,是汉唐以来后朝为前朝修史的传统,但元朝人修前史时,只对宋、辽、金三国“各与正统、各系其年号”,编纂了纪传体的正史,独未给西夏编纂正史,仅依据宋辽金三国旧史草率编成分量不多的传记,附于三部正史之中(《辽史·西夏外纪》一卷、《宋史·夏国传》二卷、《金史·西夏传》一卷)。元人这种做法,使得西夏珍贵的文献和历史彻底随着帝国的灭亡而湮灭。

 

　　上世纪70年代初,宁夏考古工作者在银川市以西约45公里的贺兰山下进行调查,发现那里是一片规模宏大的古墓群。开始还以为是唐代墓葬群,后来在碑亭的遗址堆土中,偶然发现刻有西夏文字的残碑,这才想到可能是西夏墓群。经查阅文献,在《嘉靖宁夏新志》中明确记有“李王墓,贺兰山之东,数冢巍然,即伪夏所谓嘉、裕诸陵是也”,还记载了明安塞王朱秩炅所作《古冢谣》:“贺兰山下古冢稠,高下有如浮水沤。道逢古老向我告,云是昔年王与侯。”

 

　　这次来得巧也不巧,与西夏王陵遗址隔一条110国道的西夏博物馆,历时三年完成土建、装修和布展,6月12日正式开馆。从博物馆楼顶观景台可鸟瞰整个王陵遗址,而要近距离仰视王陵,需穿过国道下的专属地下通道。其时距开馆还有一周之久,地下通道尚不能通行,而从馆外绕行又不方便,索性把展馆细细逛个遍。

 

　　展品除了近些年来西夏陵考古研究过程中出土的大量精品文物,还有唐卡、文献、泥塑、铜铁器、织物、瓷器等数千件藏品,包括让记者驻足良久的西夏文字演化介绍。如果不是这个知识背景,当初的王陵遗址恐怕也难“石破天惊”。而拓展的中国古代民族文字展板中,更让人从表意的女真文、表意拼音兼顾的契丹文,窥见民族融合的脉络。

 

 

　　来宁夏前,其实对其知之甚少,而少之又少的一部分里,基本被贺兰山岩画填满了。恰好去年刚刚读了唐荣尧的《贺兰山:一部立着的史诗》。当时不知怎的发现这本书,可能关键词是“韩美林题写书名”吧。

 

　　而知道韩美林这个名字时,刚上小学。看了《中国儿童》杂志上的人物专访和水墨猴子配图,至今记忆犹新。也因此,又发现了这本写贺兰山的书,奔赴西北一睹贺兰山岩画真容,还有其山脚下的韩美林艺术馆。

 

　　岩画,是一种世界性的原始文化遗存,各大洲在远古时期都有先民制作出丰富的作品。如欧洲的阿尔塔米拉洞穴岩画,据考证是旧石器时代末期留下的；非洲、大洋洲、美洲以及俄罗斯境内贝加尔湖流域,也都曾发现旧石器时代末期或新石器时代的大量岩画。可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世界岩画界还遗憾地认为中国没有古代岩画。

 

　　其实,中国岩画是曾失传了的文化。只在上古神话中能隐约感受到它的存在。如三皇中的伏羲,传说是华胥氏踩了大脚印感孕而生,这种脚印是岩画中出现较多的图案。

 

　　《山海经·海外南经》记载了南方有羽民国,云南沧源岩画中,的确发现有很多双臂遍饰羽毛、作飞翔状的人像。而《水经注》里的一些具体描述,甚至后来找到了真迹。这类文献记载的岩画发现,中国其实是较早的。但在若干年间,岩画作为一种精神与文化形式,竟完全不复存于当时的知识体系之中,直至现代科学体系掀开了中国岩画研究的扉页。

 

　　1915年夏,岭南大学黄仲琴教授乘狭长梭船,“啮浅沙,渡飞瀑,越石梁,蛮荒风景,如读非洲游记”,终于在闽南华安仙字潭,第一次找到了岩画,此后中国岩画不断有发现。上世纪70年代,随着阴山岩画、贺兰山岩画的发现及公布于众,岩画开始作为一个独立的概念,出现在对古文化的认知系统之中,区别于以往既有的“崖刻”“崖雕”等概念。中国首座岩画博物馆,就坐落在贺兰山脚下。

 

　　博物馆前厅“银川世界岩画馆”下配的副题“岁月失语,惟石能言”是冯骥才当年在贺兰山前,面对着原始古朴的岩画,内心有感而题下的字。普通的字体,普通的材质,普通的大小,恰如其分地表达了岩画于无声处打动人心的质朴。

 

　　出展馆,顶着烈日,放弃了打伞,晴好的艳阳天正是赏画好时节。细看岩画,虽穿越万年,甚感亲切。为什么?线条简单、大胆,像极了现在的儿童画。其实未必不是,远古时期,人类寿命极短,这些作画的人,多半就相当于现在的“青少年”,也许尚不识愁滋味,才能画得如此单纯。其中一个手印图案,更是明显纤细,换作成年人,也一定是个娇小的女子。

 

　　不知岳飞如能“踏破贺兰山缺”,有没有时间看一眼山上的巧夺天工?国破山河碎之际,也许只能“抬望眼,仰天长啸”了吧。

 

　　陪伴这些岩画的,还有在山间跳跃自如的岩羊,晒得满面通红的胖小伙导游说,这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最特别的能耐除了天生是攀岩高手,你一旦要拍照,它们立刻不动,站起“军姿”来能持续几小时。记者举着手机望“羊”兴叹,只能静静欣赏它的剪影。

 

　　山脚下颇具现代感的韩美林艺术馆和贺兰山的混搭,有点像玻璃金字塔之于卢浮宫,碰撞出别样的美。想起今年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传统的未来”,在馆里行走一圈,仔细体味着如何从远古透视当代乃至未来。

 

　　西班牙媒体文章《洞穴里的毕加索》中提到,古人类学家的最新研究表明,艺术的诞生时间比我们想象的要早得多。除了毕加索和洞穴牛,在欧洲以外存在很多证据,例如在南非迪普克卢夫和布隆博斯洞窟的岩石上也发现了6万至7万年前留下的刻画痕迹。在世界其他地区也曾发现证据。有些古人类学家认为,现代人在离开非洲前往欧洲和亚洲之前就已经具有抽象思维的能力。

 

　　抽象思维能力是通过图像和符号展开思维,并赋予这些图像和符号特殊意义的能力。通过符号展开思维是人类能够发展到今天的基础,是语言、艺术创作和宗教等很多人类特有的能力和文明的先决条件。数十年来,无数科学家都认为是这些能力将人类和动物区分开来。

 

　　无论如何,如果把这些画当成仅供欣赏的“花瓶”,就像传统社会低估了女生的智慧和价值一样。人类很多无用的甚至奢侈的“创作”或许都有意无意地影响着未来。

 

　　唐荣尧在《贺兰山:一部立着的史诗》序言结尾写道:“临近结笔,再次想起上世纪初美国著名的旅行家、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会员W.E.盖洛的那句话,‘我们的研究要完善到让未来的长城史学家除非抄袭我们的记录无从下笔’,我想,一个人对一座山的认真书写,让后来者除了欣赏和抄袭之外,没事可做,那这个人就做到了极致。”

 

　　看到此,记者倒不是灭了抄书的念头,却心生了一些奢望——仅仅以五天之短穿越小半个宁夏,就已经关注了诸多“无用”的东西,买了诸多“无用”之书,然后又写下了这篇看似“无用”的文章。但期许里面哪怕只有一点点读者喜欢的东西,就像小时候看那篇韩美林专访一样,如草蛇灰线,伏行千里。作为一个捉笔人,就不枉熬过的一个个通宵；也不辜负宁夏面纱之下的神秘容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