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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风化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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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到拍不动为止” |
一位老共产党员用镜头记录山沟沟里 带领群众苦干实干的基层共产党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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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9-07-01 ） 稿件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成风化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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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2006年1月25日拍摄的高本增(左前)在临汾市大宁县徐家垛乡乐堂村拍摄纪录片(资料照片)。 本报记者曹阳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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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王井怀
茫茫的黄土高原,坡陡沟深,山路蜿蜒。一辆车穿梭其间。
20多年来,山西老汉高本增扛着镜头从这个山头跑到那个山头。镜头那边,是几十位在黄土地上默默奋斗的普通党员；镜头这边,是一颗“拍到死也不放弃”的初心。
一
上世纪90年代,高本增是山西省翼城县委组织部的干部,负责推选基层优秀共产党员。有了好苗子,他就领着电视台的记者去宣传报道。
一次,拍摄到了饭点,被拍的农村党员招呼大家吃饭。一位电视台记者扒拉了两口,丢下半碗面条,拍拍屁股,走了。
“剩下半碗,让人家怎么办?”当时40来岁的高本增还有些“年轻气盛”,“不尊重人!”
当时,山西不少农村还不富裕。村干部出身的高本增知道,这位农村党员一定是费了好大劲才置办了这几碗面条。
更让高本增看不惯的是,一些基层党员默默干了好多年,电视台的记者拍一上午就完事了。“一上午能拍出个啥?!”
这样的事经历多了,到1998年,高本增心一横,扛起摄像机自己拍。2012年,高本增把原本计划给儿子结婚的钱扣掉一部分,再凑些积蓄,买了一辆依维柯车,自己动手改装成房车。
一台机器一台车,行走于吕梁太行之间。这位老汉,像“独行侠”。
“现在农村价值观多元了,思潮鱼龙混杂,太需要榜样引导了!”在基层待了一辈子的高本增时常把车停到山坡上,望着山间像小蚂蚁一样奋斗的拍摄对象感慨,“这些在山沟沟里默默奋斗的普通党员,太需要人去理解、去鼓励了!”
“我没啥本事,就是要把他们拍出来,让人们知道山沟沟里还有这么一群可爱的共产党员!”他说。
二
吃饭前,高本增不是先动筷子,而是扎针头。
他有糖尿病,从2008年开始打胰岛素,剂量是常人的两倍多。“现在肚子上全是针眼,都快没地方扎了。”老高掀起衣服,露出肚皮笑着说。
高本增的腿也一直不好,到2014年拍村医贺星龙时安上了假膝盖。“一般人的假膝能用12年,你的最多七八年。”医生告诫他,“少爬上爬下的!”
爬是一点也少不了。为了找一个好的角度,老高能拄着拐杖围着山村转一二十圈；为了拍家里进蛇的镜头,他能上山5回；为了补拍雨中的画面,他被困在山里14天,后背犯了湿疹。
2017年春天,为了拍在山上嫁接扁桃的大学生创业人物宋学琴,老高腰上系绳,抱着摄像机一寸寸地滑下陡坡。拍完仰角,他喊一嗓子,让人拉上去几米,再拍俯角。有时反复几回。“比我们年轻人都拼!”30多岁的宋学琴佩服地说。
高本增身上带着一盒药。走到哪,吃到哪,吃不完,不回家。妻子韩香芬说,他回到家里是病人,到了外面提起镜头来,小伙子都比不过他。
2012年到2014年拍摄转业军官任玉林时,任玉林先后对高本增说过三句话:刚认识时,“老高开口就训人,不训人不会说话”；拍摄期间,“你这个人吃不讲究,穿不讲究,就是工作讲究”；拍摄末期,“你就是英雄,没有你,成就不了现在的我”。
三
2017年,高本增退休了。不过,他仍然脚步不停。
退休前后,他买了无人机。当时,高本增看到媒体记者开始鸟枪换炮,他心里痒痒。一个老汉跟在年轻后辈身后,一个劲问这问那,“多少钱能买一台?”“这玩意儿怎么起飞?”“摔了怎么办?”
几个月后,高本增一个电话打来,“新买的无人机摔了,得到太原修一下。”
前段时间,62岁的高本增专门去北京检查了一次身体。“要去内蒙古拍一个基层党员,一拍要几年时间,怕自己身体扛不住,先去检查一次身体。”
高本增拍人物是不计成本、不计时间的,追求“全记录”。他拍一个人物,往往一跟就是一两年,有的甚至三四年；主人公走到哪儿他拍到哪儿,干啥他拍啥,如影相随,仿佛“长”在他们身上。忠实记录人物的点点滴滴,可以更好诠释他们的精神世界,不过,这也对老高的身体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电视圈有个1:5的黄金比例之说,即拍1分钟的成片,要准备5分钟的素材,少了效果不好,多了后期剪辑费劲。高本增为了拍一个10分钟到20分钟的人物专题,至少拍2000分钟以上的素材。“拍100分钟是职业要求,拍2000多分钟是共产党员的要求!”高本增说。
四
现在,高本增已经拍完60位在基层默默带领群众苦干实干的优秀党员。
他们中有身患癌症带着群众修路架桥的村支部书记李鸿海,有在贫困村传授技术的大学生村官郭科利,有累倒在工作岗位上的临时民警周宝贵,还有拼搏在扶贫第一线的第一书记郭若桥、郭伟、钱光明……
他拍片子很执着,选拍摄对象近乎苛刻,有时还不近人情。每拍一个人物,他总是要花费几天时间去了解这个人的口碑,听听群众的反映。有时当地领导推荐的典型人物,老高一打听群众反映不好,就坚决不拍。还有一些人,老高在跟拍过程中了解到群众有怨言,不管自己此前耗了多少精力,也果断放弃。
为何如此苛刻?
高本增在用镜头“立碑”,他想留下一丝丝光辉,为这个时代,也为那些闪光的小人物。
“通过我的片子,让更多的人知道他们、学习他们,是对他们最大的鼓励。也告诉人们,这些人不是傻,而是农村的精气神!”高本增说。
凭着这股劲头,那些埋在沙子里的金子“挖掘”出来了。这些年来,高本增报道过的人中,1人获得全国劳动模范称号,1人获得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2人成为全国道德模范,多人被评为省级优秀共产党员……跟拍了3年的贺星龙,被选为党的十九大代表。
“我要拍100个基层党员,一直拍到拍不动为止。”高本增说,“死后把这些片子留在世上,这辈子算没白活。”
不经意间,高本增用镜头为自己立下了一块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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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到拍不动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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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老共产党员用镜头记录山沟沟里 带领群众苦干实干的基层共产党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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茫茫的黄土高原,坡陡沟深,山路蜿蜒。一辆车穿梭其间。
20多年来,山西老汉高本增扛着镜头从这个山头跑到那个山头。镜头那边,是几十位在黄土地上默默奋斗的普通党员；镜头这边,是一颗“拍到死也不放弃”的初心。
一
上世纪90年代,高本增是山西省翼城县委组织部的干部,负责推选基层优秀共产党员。有了好苗子,他就领着电视台的记者去宣传报道。
一次,拍摄到了饭点,被拍的农村党员招呼大家吃饭。一位电视台记者扒拉了两口,丢下半碗面条,拍拍屁股,走了。
“剩下半碗,让人家怎么办?”当时40来岁的高本增还有些“年轻气盛”,“不尊重人!”
当时,山西不少农村还不富裕。村干部出身的高本增知道,这位农村党员一定是费了好大劲才置办了这几碗面条。
更让高本增看不惯的是,一些基层党员默默干了好多年,电视台的记者拍一上午就完事了。“一上午能拍出个啥?!”
这样的事经历多了,到1998年,高本增心一横,扛起摄像机自己拍。2012年,高本增把原本计划给儿子结婚的钱扣掉一部分,再凑些积蓄,买了一辆依维柯车,自己动手改装成房车。
一台机器一台车,行走于吕梁太行之间。这位老汉,像“独行侠”。
“现在农村价值观多元了,思潮鱼龙混杂,太需要榜样引导了!”在基层待了一辈子的高本增时常把车停到山坡上,望着山间像小蚂蚁一样奋斗的拍摄对象感慨,“这些在山沟沟里默默奋斗的普通党员,太需要人去理解、去鼓励了!”
“我没啥本事,就是要把他们拍出来,让人们知道山沟沟里还有这么一群可爱的共产党员!”他说。
二
吃饭前,高本增不是先动筷子,而是扎针头。
他有糖尿病,从2008年开始打胰岛素,剂量是常人的两倍多。“现在肚子上全是针眼,都快没地方扎了。”老高掀起衣服,露出肚皮笑着说。
高本增的腿也一直不好,到2014年拍村医贺星龙时安上了假膝盖。“一般人的假膝能用12年,你的最多七八年。”医生告诫他,“少爬上爬下的!”
爬是一点也少不了。为了找一个好的角度,老高能拄着拐杖围着山村转一二十圈；为了拍家里进蛇的镜头,他能上山5回；为了补拍雨中的画面,他被困在山里14天,后背犯了湿疹。
2017年春天,为了拍在山上嫁接扁桃的大学生创业人物宋学琴,老高腰上系绳,抱着摄像机一寸寸地滑下陡坡。拍完仰角,他喊一嗓子,让人拉上去几米,再拍俯角。有时反复几回。“比我们年轻人都拼!”30多岁的宋学琴佩服地说。
高本增身上带着一盒药。走到哪,吃到哪,吃不完,不回家。妻子韩香芬说,他回到家里是病人,到了外面提起镜头来,小伙子都比不过他。
2012年到2014年拍摄转业军官任玉林时,任玉林先后对高本增说过三句话:刚认识时,“老高开口就训人,不训人不会说话”；拍摄期间,“你这个人吃不讲究,穿不讲究,就是工作讲究”；拍摄末期,“你就是英雄,没有你,成就不了现在的我”。
三
2017年,高本增退休了。不过,他仍然脚步不停。
退休前后,他买了无人机。当时,高本增看到媒体记者开始鸟枪换炮,他心里痒痒。一个老汉跟在年轻后辈身后,一个劲问这问那,“多少钱能买一台?”“这玩意儿怎么起飞?”“摔了怎么办?”
几个月后,高本增一个电话打来,“新买的无人机摔了,得到太原修一下。”
前段时间,62岁的高本增专门去北京检查了一次身体。“要去内蒙古拍一个基层党员,一拍要几年时间,怕自己身体扛不住,先去检查一次身体。”
高本增拍人物是不计成本、不计时间的,追求“全记录”。他拍一个人物,往往一跟就是一两年,有的甚至三四年；主人公走到哪儿他拍到哪儿,干啥他拍啥,如影相随,仿佛“长”在他们身上。忠实记录人物的点点滴滴,可以更好诠释他们的精神世界,不过,这也对老高的身体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电视圈有个1:5的黄金比例之说,即拍1分钟的成片,要准备5分钟的素材,少了效果不好,多了后期剪辑费劲。高本增为了拍一个10分钟到20分钟的人物专题,至少拍2000分钟以上的素材。“拍100分钟是职业要求,拍2000多分钟是共产党员的要求!”高本增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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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高本增已经拍完60位在基层默默带领群众苦干实干的优秀党员。
他们中有身患癌症带着群众修路架桥的村支部书记李鸿海,有在贫困村传授技术的大学生村官郭科利,有累倒在工作岗位上的临时民警周宝贵,还有拼搏在扶贫第一线的第一书记郭若桥、郭伟、钱光明……
他拍片子很执着,选拍摄对象近乎苛刻,有时还不近人情。每拍一个人物,他总是要花费几天时间去了解这个人的口碑,听听群众的反映。有时当地领导推荐的典型人物,老高一打听群众反映不好,就坚决不拍。还有一些人,老高在跟拍过程中了解到群众有怨言,不管自己此前耗了多少精力,也果断放弃。
为何如此苛刻?
高本增在用镜头“立碑”,他想留下一丝丝光辉,为这个时代,也为那些闪光的小人物。
“通过我的片子,让更多的人知道他们、学习他们,是对他们最大的鼓励。也告诉人们,这些人不是傻,而是农村的精气神!”高本增说。
凭着这股劲头,那些埋在沙子里的金子“挖掘”出来了。这些年来,高本增报道过的人中,1人获得全国劳动模范称号,1人获得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2人成为全国道德模范,多人被评为省级优秀共产党员……跟拍了3年的贺星龙,被选为党的十九大代表。
“我要拍100个基层党员,一直拍到拍不动为止。”高本增说,“死后把这些片子留在世上,这辈子算没白活。”
不经意间,高本增用镜头为自己立下了一块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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