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国志

 

 

　　日影从东到西,如飞箭一般。随着年岁渐长,变得越来越喜欢回忆,最近爱读伟人历史。某日抚案夜读《毛泽东年谱》,一段话引起我格外注意。1933年3月5日,毛泽东、项英致电正在前方指挥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作战的朱德、周恩来,电文中说:国民党军“有进攻汀州(即长汀)威胁首都配合赣敌行动”之企图,“汀州为我东南根本重地,不能轻易放弃”。

 

　　中央苏区是90年前中国共产党始创的主要革命根据地之一,屡遭国民党军“围剿”,“苦难”与“血色”是那段岁月的基色。虽说任何红色区域的存在都不容易,都不能“轻易放弃”,但一个长汀,何以被毛泽东等特别看重,称为“根本重地”呢?

 

 

　　夜有所思,日有所寻。有地利之便,次日天明,适得放假,我兴之所至,索性沿着当年伟人足迹,在长汀古城走了一圈。

 

　　绕汀城三水之一的金沙河畔,有一座客家府第名唤“辛耕别墅”。阳光在庭院中老树的枝叶间跳跃,树下一口长满青苔的老井,井水依然丰沛。院内两天井,亮光泄下溢向厅堂,就像客家人口中常说的图景:要想富,天上留块布。环顾四周,柱础颇大,梁柱上好,木刻精巧,一看便知匠人手艺高超,也猜得出屋子的主人非富即贵。这辛耕别墅是民国时期汀州商会会长卢泽林的老宅。

 

　　1929年3月中旬,这是一个在中国革命历史上具有象征意义的时间。那时间毛泽东、朱德率领的红四军进入了长汀。

 

　　红四军是中共军史上最早的红军,就是闻名国内外的“朱毛红军”。90年前的3月,历史的机缘将这支伟大的共产党军队与千年古城长汀牵在了一起,产生了“核聚变”一般的神奇能量。

 

　　1929年3月11日,主因“经济无出路”而撤下井冈山的朱毛红军一路且战且退,从江西瑞金壬田进入闽西长汀,13日、14日分别在长汀渔溪、长岭寨打赢国民党守军郭凤鸣旅,击毙旅长郭凤鸣,挺进长汀城。辛耕别墅的主人因与军阀有来往,出逃了。这座大财主的宅子便做了红四军的司令部、政治部,毛泽东和朱德住在两边厢房。也是那时,朱德在这里与康克清成了婚。

 

　　毛泽东马不停蹄地工作。他在辛耕别墅里要来了几种汀州志书,买了各地报纸,连夜阅看。他叫来段奋夫、黄亚光等当地党组织的领导者,让他们请来老佃农、老裁缝师傅、老教书先生、老钱粮师爷、老衙役和老流氓头子等“六种人”,开了调查会。这六种人对汀州社会方方面面最熟悉。了解清楚哪些是土豪劣绅、哪些是民间富商,毛泽东起草了几种文告,让乡民知晓红军的政策,然后定了一条:向资本有一千块银元以上的商人借款。很快就借到了3万元,加上没收反动豪绅的2万余元,总共筹到了5万余元。这对红四军来说,可是一大笔钱,一下子解决了在井冈山时的“经济无出路”问题。

 

　　“资本一千元以上”,我的脑海里萦回着这句话。为什么是一千元?我仿佛看到毛泽东连日的调查、思索,他很清楚,竭泽而渔、诛求无已的事情决不能干,解决红军的给养问题,将来长汀要起大作用。他在给中央的信中明确说:“八邑中心工作应在长汀,望省委熟计。”

 

　　在辛耕别墅,毛泽东天天可以看到南京、上海、福州、南昌等各地报纸,获知了在井冈山难以得到的消息,帮助他得出“蒋桂决裂,国民党大混战快到来”的正确局势判断,作出了关乎革命前途命运的伟大决定。3月20日,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在辛耕别墅召开,通过了这个决定。当晚毛泽东起草了《中共红四军前委给中央的信》,开头称呼用了“飞转”的字眼,信中说:

 

　　福建省委并飞转中央……前敌委员会决定四军、五军及江西红军第二、第四两团之行动,在国民党混战的初期,以赣南闽西二十余县为范围,从游击战术,从发动群众以至于公开苏维埃政权割据,由此割据区域以与湘赣边界之割据区域相连接。

 

　　毛泽东重复说道:“帷闽西赣南区内之由发动群众到公开割据,这一计划是决须确立,无论如何,不能放弃,因为这是前进的基础。”

 

　　毛泽东雄才大略,胸中自有百万兵。他一生不摸枪,却摸书、摸民情、摸实际,摸住不放、知行合一。我想那一夜,他在奋笔疾书时,一定心潮澎湃而又异常冷静,确信这个决定描绘的蓝图一定会实现,从此开辟新天地,从那时那地起走向胜利的彼岸。后来的实践结果证明了这一决策的伟大。

 

　　长汀幸甚,成为诞生这一伟大决定的地方。

 

　　朱德说得更加直接:“长汀果然是中国革命历史的一个转折点。”

 

 

　　走走停停,抚今追昔,不觉间来到了汀州试院,它背靠城中卧龙山,面朝唐代广储门,坐抱护城河,远眺南屏山。红墙黛瓦、古木参天。拱形门楣上塑着八个繁体大字:福建省苏维埃政府。

 

　　宋代建成的汀州试院,是汀州八县学子应试秀才的地方。1932年3月18日,福建省苏维埃政府在这里成立。如今院内增设长汀县博物馆,东西两侧厢房内的展览陈列,向游人讲述着汀州客家的传奇历史和古韵人文,“红色小上海”馆内则展示着风云激荡的长汀苏区革命史,展柜里当年红军的第一套统一的自制军装引人注目。

 

　　就在1929年3月红四军占领长汀城后,从军阀郭凤鸣设在闹市区东门街周氏宗祠的被服厂里,发现了十多台日本造的新式缝纫机。这在红四军队伍里人人都是头一次见到,真是如获至宝。

 

　　1937年美国作家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到延安采访朱德总司令,写下了名著《伟大的道路》。书中对朱毛红军这支“穷人队伍”首次入闽和长汀红军被服厂的事,有大段大段的描述。

 

　　史沫特莱并未来过长汀,她只是忠实地记录朱德的回忆:

 

　　紧跟着出现了在长汀的意外战果,这是革命发展的转折点。

 

　　许多有关长汀的情景铭刻在朱德的记忆里,他特别提到其中三件事。第一是郭凤鸣的尸体,农民们要亲自看过才确信他们的敌人是真死了。

 

　　他还记得供应郭凤鸣武器的两座日本式小型兵工厂。

 

　　但是,最重要的还是那家拥有新式缝纫机(日本货)的工厂。同兵工厂一样,这家工厂也属于郭凤鸣,专给他的部队做服装。工厂里的工人每天要工作12小时；现在则组织了工会,建立起两班制的制度,每班八小时,给红军做军服。

 

　　朱将军在提到这批缝纫机时,连声音都亲切了许多。朱将军说,“这批机器对我们非常重要,因为在那以前,我们身上的全部衣服都是用手缝的。”

 

　　“可是我们现在终于有了第一批正规的红军军装,”他带着惋惜的笑容想起这段往事。“新军装的颜色是灰蓝的,每一套有一副裹腿和一顶带有红星的军帽。它们没有外国军装那么漂亮,但对于我们来说,可真是其好无比了。部队上有很多战士一批批到工厂去,静静地站在那里看裁缝用机器做衣服。过了很久,我们必须从长汀撤退,兵工厂和被服厂的工作人员愿意随我们一起走。他们随身带着机器,我们走到哪里,他就在哪里工作。1934-1935年长征期间,缝纫机也跟随我们,那时裁缝常在露天地里干起活来。他们现在还在我们这里,还有那些缝纫机。”

 

　　长汀被服厂所在的周氏宗祠门脸不大,砖石依旧,墙头的苔藓应是从当年风雨下繁衍至今的。它像惊蛰时的第一声雷,又像晨曦中的号角,吹起中央苏区国营企业建设的一池春水,一批批军需为主兼顾民用的工厂,如雨后春笋,破土拔节。在长汀就有红军被服厂、印刷厂、中华织布厂、红军斗笠厂、福建兵工厂、造纸厂、弹棉厂等15家,占据中央苏区国营企业的“半壁江山”。

 

 

　　一晃半晌已过,及至中午,转到了店头街,在这里吃碗泡猪腰和拌米粉,休憩片时。

 

　　县前街上的毛氏老宅是中央苏区第一家红军印刷厂和出版发行机构“闽西列宁书局”的旧址。1929年5月,长汀红军印刷厂在毛铭新印刷所的基础上成立,有石印部、铅印部,主要承印闽西列宁书局出版发行的书籍、识字课本和《浪花》《青年实话》等苏区报刊。用石印机印制的马克思、列宁等革命导师画像,白底红墨,在当时算上乘质量。1932年3月,福建省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长汀召开,大会主席台中央就悬挂着出自长汀印刷厂的马克思、列宁画像。

 

　　在城南大街横向相接的西门街,我看到如今已是电大工作站的楼房前挂着“红军斗笠厂旧址”的牌子。斗笠今天在城市已经少有人用,游客往往买去当家里的装饰品,但当年可是重要的军需民用物资。长汀红军斗笠厂成立于1931年冬。

 

　　在长汀流传一个毛泽东“改斗笠”的故事。1932年冬,毛泽东在长汀福音医院休养时,来到斗笠厂和工人师傅们一起琢磨起了斗笠式样。原来厂里生产的是“尖顶宽边”粤军斗笠样式,边沿是用一条宽竹板夹起的,他认为行军时斗笠的宽夹边上下晃动,很容易划破衣服,改成平的缠边就不会。他又说,把尖顶也改了,行军不会伤到后边的人,休息时还能当个枕头。工人师傅们觉得毛主席想得细、说得在理,就连夜琢磨着改进。

 

　　当毛泽东拿到新设计的“圆顶缠边”斗笠后,好一阵端详,一会儿放在床上试试坐,一会儿拿在手上扇扇风,很高兴地说:改得好,平顶平沿一律平等嘛。新式红军斗笠好处多,携带轻便、可当坐垫、休息作枕头、天热当扇子。

 

　　至今长汀民间还流传着一首山歌,唱的就是这个故事:“粤军斗笠簸箩沿,夹边逢雨水珠涟,行军背上磨破皮,毛委员建议改缠边。新做斗笠滴滴圆,行军休息当枕垫,唔积水来唔磨衣,毛委员和战士心相连。”

 

　　在长汀,这个故事家喻户晓。他们乐于传颂,觉得毛主席雄才伟略还细心周到,归根到底就是和战士、群众心连心。

 

　　1933年秋,斗笠厂从家家户户会做斗笠的长汀南山谢屋村招收了100多名工人,产量由此迅速增加,仅1934年长征前的九个月,工人们就日夜兼程地生产了超过20万顶斗笠。这20万顶斗笠从长汀斗笠厂出发,伴着战士们踏上了艰苦卓绝的长征路。这些竹编斗笠不可能走完漫漫长征路,但军爱民、民拥军的军民情却一路在、永流传。

 

　　在福建省苏旧址展馆里,我看到了一些当年设在长汀的苏区工厂老照片。照片不知拍摄于何年,黑白的,泛着黄,大都模糊不清了。我把眼镜摘下,凑近去看,鼻子几乎要贴到照片上。

 

　　老照片把故事娓娓道来。1929年开在城南大街赖氏坦园祠的汀州弹棉厂,日产400余斤棉花,交给红军被服厂生产被服和红军医院制作药棉。老祠堂内光线也不甚透亮,在黑白朦胧中,我仿佛看到当年汀州弹棉厂外出收旧棉的工人,肩挑着、板车拉着团团旧棉,棉堆下只见两只黝黑的脚飞快小跑。弹棉飞起的满屋细絮让我看不清有多少工人,只听满耳嘭嘭嘭的单弦合奏声欢快四起。中华樟脑厂的工人们趁着大清早的凉快,从茂密的樟树山上挑下一捆捆樟树枝叶,拉进城里熬制樟脑油,那是一种淡黄色的油,可以用来点灯照明和红军医院药用。那年头煤油少得可怜,樟脑油是苏区军民解决照明困难的土办法。在中华织布厂里,300余名工人摇动100余台纺纱机、织布机,生产出各种布匹和药布、纱布。濯田炼铁厂的200多名工人,每天炼铁3000余斤,打成兵工厂要的武器部件胚子,打成刀、锄、犁等农具。我还看到了设在长汀四都的福建兵工厂、濯田水口村的造船厂的老照片。

 

　　在一片嘭嘭嘭、吱吱吱、嗡嗡嗡、叮叮当当的交响中,我仿佛觉得自己也随着当年军民的身影忙碌着,融在“干革命走前头,搞生产争上游”的人潮中。

 

　　展柜里,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的一则题为《猛烈开拓国家企业》的文章中说:国民经济人民委员部,最近在汀州筹设的中华织布厂,大体都已布置好了,共有布机三十余架,不日即可开工。又该部设立的中华樟脑厂,也早已开始工作,产量极为丰富。船业和纸业则正在积极进行,在纸业方面投资达二十万元,已建设了中华纸业公司,大规模进行纸的生产。类似这样的记述,《红色中华》里还有不少。

 

　　当年苏区工业少有大机器,设备落后,许多生产还依赖手工业为主。汀州府治所在的长汀,千年沉淀下来的能工巧匠众多,底子较实,成了在苏区经济建设中的一大优势。

 

 

　　继续行走在商铺林立的店头街、水东街,老街上八九十年前商贸繁荣的印记依然深深。

 

　　走进店头街百来米向左几步远,就见着了林氏家庙。庄严高大的门楼玉树临风,厚实挺拔的山墙忠诚英朗,轻盈俊逸的飞檐翘角仿佛要跃翔蓝天。

 

　　这里曾在1933年初设为中华贸易公司,是苏区首屈一指的商业公司,资金最为雄厚,购销额也大。收购苏区出产的烟叶、茶叶、香菇、木材、药材、樟脑等土特产,想着法子从国民党军层层封锁中运到白区销售,又从白区买回大量的西药、布匹、食盐、印刷材料、煤油、手电筒等苏区紧缺物资,然后再销往苏区各县,供给军需民用。

 

　　挨着林氏家庙旁,有一座看起来年代沧桑的阙氏宗祠,1932年冬天,这里开办了中华商业公司纸业公司。

 

　　造纸是长汀的传统产业,古代汀州府所产的毛边纸、玉扣纸就很有名,远销东南亚。民间纸槽、纸工、纸农遍布全县,长汀籍开国少将彭胜标年少时就是一名造纸工人。当年长汀有纸厂300多个,远高于苏区其他县,因为盛产土纸,纸行集聚,带来外贸的兴盛,苏维埃中央政府就在长汀办起了纸业公司。生产的纸一部分交各印刷厂印制革命书籍,其余的运到潮汕、广州一带出售,换回苏区军民必需的物资,年销土纸8570担。上海《申报》曾于1935年2月8日在《长汀造纸概况》一文中报道:“中华公司特组织纸业公司一所,委一兴国人为经理,资金20万元,曾将其出口一部……运至潮汕出售,获利甚丰,此造纸公司设长汀。”

 

　　水东街,是城东汀江岸边的一条四百米长的老街,街面要比店头街宽一倍多,两旁尽是民国时期的建筑,长长的骑楼廊道,牵拉着一溜儿店铺,手拉着手与游人一道追忆长汀苏区当年繁忙的生意。

 

　　在长汀县博物馆里,有一座同比例复制的“小小商店”门面,原址就在水东街,1932年春由汀州市苏维埃政府开办,从上海、福州、潮汕等地进货,是中央苏区日用百货的骨干商店。柜台上、货架上、店里店外,吃的用的,各种日用品琳琅满目地摆放着。细看光卷烟就有二十余种,我甚至找到了当年上海才有出产的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新华”牌香烟和华成烟公司的“美丽”牌香烟海报,真印证了当年的说法:上海能买得到的货,在长汀苏区都能买到。

 

　　从1932年开始,苏维埃中央政府在长汀陆续办起了汀州市粮食调剂局、中华纸业公司、中华贸易公司、中华商业公司汀州分公司,以及“红色旅馆”“红色饭店”“红色商店”(小小商店)、“红色米市场”等公营商业,门类众多,聚沙成塔。我注意到,成立于1934年初的中华商业公司汀州分公司,除了与中华贸易公司一样采买经营苏区紧缺物资外,还卖海味。“海味”,在今天还不怎么吃海味的长汀山区,当年这可算是“有点潮”了。那红色旅馆的“顾客每天不下二三百人”,现在县城的宾馆也不过如此。

 

 

　　在水东街我遇到一个当地的老人,他对我说,水东街老字号遍布,以客家人居家生活“三大缸”——酒缸、酱缸、染缸而闻名。当年这条街上,京果店、纸行、药店、布店、米谷油盐店、酒楼饭馆、酿酒作坊、染坊、日杂、剃头店、裁缝店、银号、典当……应有尽有,而染坊还在1929年3月红四军首次进长汀那段日子里留下了突出的故事。那时红军被服厂虽然有了缝纫机有了裁缝,但是要在短时间内备足可做4000多套统一的军装、绑腿的灰色布料,成了一件考验人的事儿。从长汀城里的布店就地采购来大量的原色布匹不难,可是由满天星一样分散的染坊怎样才能统一漂染成灰色呢?染坊主们想到了统一工艺、各自生产的办法。以水东街如意宫旁李家、小桥子头蓝家染坊牵头,统一染料配方、统一浸染水温、统一漂洗次数、统一晾晒时长,全城大小染坊齐动手。如此这般,才按时把近三千匹染好的灰色布交给被服厂。

 

　　水东街张氏宗祠——福建省职工联合会旧址前,有个大观庙市场,那里曾是中央苏区政府在长汀城里开设的大市场。与司背街市场一起,这两个大市场史称“红色米市场”,专为无店铺的个体小商人、农户交易农产品而开设,每天有邻县和乡村的1000多人,肩挑手提各种农产品前来交易,单单大米、豆、麦每天就达到7万多斤。

 

　　站在大观庙市场前,我仿佛看到当年的军民就在身旁穿梭忙碌。我不禁想,当年在战争环境中,苏区四周又都是国统区,经济上遭受封锁,私营商业是很难发展甚至许多要关门倒闭的,共产党、红军对待私营商人、手工业者是采取了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和政策,能够促进长汀城里的私营商业在短时间内得到恢复和发展的呢?

 

　　长汀县博物馆展出的一份《红四军告商人及知识分子书》,似乎向我透露了秘密。那是红四军首次入闽后在长汀首次发布的,里头明确写着:“共产党对城市的政策是:取消苛捐杂税,保护商人贸易。在革命时候对商人酌量筹款供给军需,但不准派到小商人身上。城市反动分子的财物要没收。乡村收租放息为富不仁的土豪搬到城市住家的,他们的财物也要没收。至于普通商人及一般小资产阶级的财物,一概不没收。”长汀的私营商铺本来就数量众多,好政策一发布一动员,不仅部分原本关闭的私营商店重新开业,还开了一些新店。根据1933年冬的资料,长汀共有367家私营商铺。就在这前店后宅、汀江上下的来往忙碌中,小商人们做着自己的生意,却像蜜蜂一般联通着赤白区之间的有无,给苏区军民输送了不可或缺的物资支撑。

 

 

　　离店头街口不远处,汀州府文庙的对面,沿街一座一层楼的民国时期建筑,穹形门、砖木屋,白墙黑瓦,看上去绝非深宅大院,甚至显得矮小简陋,却是当年大名鼎鼎的闽西工农银行。

 

　　闽西工农银行是中央苏区初创时期的三家金融机构之一,原于1930年11月在福建龙岩成立,不到一年后的1931年9月随闽西苏维埃政府迁入长汀城。银行的业务主要是发行“苏币”,代理财政收款、存款,实行低利借款,扶持粮食调剂局和粮食、生产合作社,办理进出口贸易,征购军粮,等等。

 

　　和现在的银行比,这些业务都太基本了,可在当时却是“铁匠没样,边打边像”,一切都靠摸索。时任会计科长曹菊如回忆说:“当时干部没有办银行的经验,也没有办银行的规章制度可循,只是依靠在银行工作的几个人,根据实际情况,边干边研究,搞了一点简单的办法。”“记账是采用中式账簿和旧的记账方法,后又参照商店的记账方法,略加改进,结果还是偶合于复式簿记原理。以后又从土豪家里得到一本北京某大学商科的银行簿记讲义,有的地方看不懂,我就把一张复杂的记账表画下来,进行研究,被毛泽民同志看见了,问我是否用这种账簿,我说还没看懂,他说等托人买一本。后来毛泽民同志托交通从广东买了一本《银行簿记实践》,经过研究,才初步获得现代银行会计、营业和出纳等制度的知识。次年筹备国家银行时,就是用的那套制度。所以从制度和技术上来说,闽西工农银行为国家银行的建立是做了准备工作的。”曹菊如后来成为新中国首任人民银行行长。

 

　　有个故事,说银行虽然储存有大量金银,但当时群众一开始不敢用金银兑换纸印的“苏币”,怕银行日后还不了金银,有的人收到纸币立即到银行兑换银元。行长阮山为了让群众敢用“苏币”,在1931年11月银行成立一周年的时候,特意举办了一个“金山银山”展览,把储存的金银各摆成一座金山和银山,各种珠宝首饰点缀其间,金玉满堂,让人大开眼界。许多人说:“从来没有看过这样多的金银。”

 

　　阮山为此事还写了一首顺口溜,把它贴在银行的门口:“银行出世在龙岩,全县工农尽欢迎,现在汀州开纪念,欢迎群众来参观。银行纪念一周年,群众参观几万千,银塔金塔真好看,人人都说是空前。”字里行间,流露出对“信用”的执着之求。

 

　　这件事之后,群众对苏区银行有信心了,许多商人因银元携带和保管不便,做生意中还愿收苏币不收银元。曹菊如回忆说:“闽西工农银行发行的纸币信用一直很高,是根据地发行纸币中少有的。”

 

　　1932年4月,毛泽东率领部队攻打漳州胜利,筹集到的100多万银元就存放在闽西工农银行。同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福建分行在长汀成立,闽西工农银行与之共存,直到长征出发后的1934年11月。

 

　　长汀县博物馆陈列橱里珍藏着闽西工农银行停业时的最后一份“日计表”,毛边纸油印表格,虽然年头长了,颜色泛黄,但字迹依然清晰。表头印着“闽西工农银行日计表,公历1934年11月10日,元为单位,第八号”,表格内分别有“收方、科目、付方”等栏目,数字是用蘸水墨笔写的,记载着付方“纯益类”收入6项、承前页付方1项、收方“损益类”支出计数,收支对抵结出纯利10622.867元。

 

　　这份日计表详细记载了银行的经营活动,给农民低息贷款买耕牛、肥料、口粮,不用受累高利贷“利滚利”；给粮食调剂局贷款,粮食收割时以较高价格买进,缺粮时以原价的九五折卖给农民,稳定粮价,防止“谷贱伤农”；贷款给商业公司和合作社搞外贸,收购土特产卖到白区,再买进紧缺物资,补充工业品市场供应,缩小农产品和工业品的“剪刀差”；低息贷款给造纸、铸铁等手工业,尽力解决打仗和生活的必需品,同时增加财政收入。据当日的统计,放给造纸、石灰、炼铁、消费等合作社的信用贷款余额1781.55元,给温必有、丁连标等37户纸槽户的贷款余额14786.62元。

 

　　我惊讶于那时的理念,好似“水中映月”,当年明月映于今,在一代接一代人的接力下不改光辉。

 

　　第八号日计表使闽西工农银行停业前的经营状况能够完整无缺地呈现在世人面前。说来也巧,编制那天正好是银行成立四周年。

 

　　我在这张老旧毛边纸前驻足良久,思绪翻飞,脑中回响南方三年游击战时期的长汀山歌:“白匪复辟心好恶,石头过刀草过火。苏区房屋被烧光,多少无辜受折磨”……渐渐湿润了双眼。这份日计表,是在红军主力长征出发后,国民党军和地方反动势力“石头过刀草过火”疯狂反扑的形势下,银行随着留下打游击的福建省委、省苏机关辗转到离长汀城七八十里外的四都乡山区,环境和条件极端困苦的日子里坚持完成的。我能想象这些党的金融先辈们“人在资财在”的强大信念,饭可不吃,命可不要,银行在账就不可不做。这是一种异常坚韧的忠诚与担当!

 

 

　　1931年12月,周恩来从上海经秘密交通线来到长汀。他在给中央的信中说:“汀洲(州)的繁盛,简直为全国苏区之冠(中央区虽有九个城市,但无有如汀洲的,其他苏区尚无固定城市)。”1951年,谢觉哉任团长的中央政府南方老根据地访问团也在报告(《南方老根据地印象记》)中这样描述长汀:“它是中央苏区的腹地,也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经济中心。当年因为红军干部常来此开会,来往客商也川流不息,所以长汀贸易很是繁荣,在苏区有红色的上海之称。”

 

　　经济上有立足之地,是独立自主干革命的先决条件之一。在长汀,中国革命获得了这种经济支撑。

 

　　兜兜转转,一日已逝,收获颇多。沿着历史的足迹,走着今人的步伐,心心念念,展抚前尘,光辉岁月,筚路蓝缕,回想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谢觉哉等革命前辈的话,对毛泽东等为何如此看重长汀,我想我已经找到了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