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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前,他们父子俩一起参加开国大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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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9-05-27 ） 稿件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成风化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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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6月19日,山海里陈家陈震中(右一)与毛泽东合影。
(老照片均由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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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震中在医院接受本报记者独家专访。
本报记者李海伟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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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吴振东、贾远琨、许东远
烽火燃烧赤子心
代表们后来回忆,陈震中是被特务打得流血最多的,“几乎如死人一般”。马叙伦在《记六二三下关事件》一文中写道:“在被抬上汽车赴医院途中,我时常在搭陈震中的脉息……不好了,陈震中的脉息快没有了”
“团结就是力量……”,陈震中在病床边高举着双手唱着,眼前又浮现出73年前的场景。
1946年6月23日清晨,上海北火车站。
学生、工人、教师、店员……人群从四面八方涌入上海北火车站。他们高唱着“团结就是力量”,高举着红旗、标语,把车站广场变成了一片红色海洋,只为送别一群勇敢的人。
时年20岁的陈震中就是其中一位勇者。为反对蒋介石发动内战,陈震中作为上海学生代表,与上海各界推举的马叙伦、胡厥文、蒉延芳、雷洁琼、阎宝航等11人组成“上海人民和平请愿团”赴南京请愿。
“我们要和平,那时全国人民有这个呼声。”陈震中回忆成立请愿团的初衷时说,蒋介石政府为了打内战,削减各类经费阻碍国家建设。“经过了八年抗战,人们盼望一个和平的生活,希望把我们的经济恢复起来。”
然而,人民的呼声并没有让蒋介石政府回头。代表们登上火车后受到了重重阻碍。
先是拖延发车。现场的上海交通大学的学生急了,喊道“你们不开,我们自己开!”在国民党控制下的列车这才缓缓发动。发车后,特务清洗反内战标语、漫画,行车期间还不断有自称“难民代表”的人上车阻挠请愿。“车一开动,就有特务上来,把车厢门关起来,限制了我们的行动自由。”而这一切并没有动摇代表们“反内战,要和平”的决心。
当天下午7时许,火车抵达南京下关车站。代表们刚走出月台,就被一大群人包围,这些人一边喊叫、辱骂,一边紧缩包围圈,之后开始大打出手,代表们被逼进候车室。
“深夜12点,突然几个大个儿冲进来,拿起台子上的汽水瓶、烟灰缸,向我们打来。有的揪我的头发,有的抓我的衣领,乱拳朝我头上、胸部、腰部打来,直到把我打倒在地……”这是陈震中对那晚的最后印象。
代表们后来回忆,陈震中是被特务打得流血最多的,“几乎如死人一般”。马叙伦在《记六二三下关事件》一文中写道:“在被抬上汽车赴医院途中,我时常在搭陈震中的脉息……不好了,陈震中的脉息快没有了。”
而陈震中回忆这段往事,只是淡淡地说:“只是感觉当时受了伤,进医院就换了病服,后来我弟弟打开我的箱子,发现衬衫上都是血迹。”
这一天,陈震中和马叙伦、雷洁琼、阎宝航等请愿代表都遭到了国民党特务的野蛮殴打而身受重伤,这就是当时震惊中外的“下关惨案”。
惨案发生后,在南京的中共代表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等立即赶赴医院看望。
“那天周恩来先生穿着灰色的西装,很详细地询问我们的情况。他指着窗外的中山陵说,蒋介石完全背叛了孙中山先生的教导,你们的血不会白流!”
当时,陈震中在上海圣约翰大学攻读医科。医术可以救人于疾病,却不能挽救一个危亡的民族,作为青年学生的陈震中始终心系民族命运,选择奋勇抗争。
“不论是抗日还是反内战都是老百姓的诉求,中国共产党始终为老百姓谋幸福。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信念已经早早地扎根在心里。”陈震中说。
敢教日月换新天
陈震中是第一届全国政协中最年轻的委员。如今,他是唯一的与父亲一起参加政协、一起参加开国大典的在世当事人
“我不自觉地往前挤,想离毛主席再近一点,想把欢腾的场面看得再清楚一点。”回忆起1949年10月1日那个下午,陈震中还是难掩激动心情。
他从未想到自己能参加这么盛大的典礼,兴奋到没顾上午饭就早早赶到天安门城楼。他看到,新辟的天安门广场宽敞开阔,头顶碧空如洗、艳阳高照,广场人山人海、彩旗飘飘。
下午3点,党和国家领导人在激扬的《东方红》乐曲声中走来。毛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那一瞬间,在万众翘首仰望中升起的五星红旗、齐鸣的礼炮和飞扬的和平鸽,广场上震天动地的欢呼声,都深深印入了陈震中的脑海。
其后,人民解放军接受检阅。“我们的部队走得威武雄壮,以胜利者的气势经过主席台时,都向毛主席敬礼。”说到这,陈震中用手比画着当年解放军的动作姿势。
1949年9月,时为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副主席、上海市学生团体联合会主席的陈震中,和作为民建代表的父亲陈巳生共同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一起参加开国大典。
彼时,陈震中是第一届全国政协中最年轻的委员。如今,他是唯一的与父亲一起参加政协、一起参加开国大典的在世当事人。
1938年,时值日寇大举进攻上海。“旧社会人民大众生活的艰难、日本侵略者的残暴行径、父亲投身抗日救亡运动而忙碌的身影,都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父亲的举动一直影响着我,我立志要做有益于民族、有益于国家的人。”陈震中说,能够与父亲一起见证新中国成立是无上荣耀。
陈震中印象最深的是忙前忙后的周总理。
“新政协会议召开前夕,几乎每天都能见到总理提着个皮包,早早来到北京饭店,布置工作、慰问代表。总理真诚地对待每一个人,口才又非常出众,他说话大家都爱听。”
人群中,周总理一眼认出了陈震中,看到他说:“你就是去南京请愿的陈震中嘛,你好吗?”这让陈震中感到无比暖心。
新政协会议全体会议召开期间,陈震中以极大的热情参加了国旗、国歌、国徽、纪年方案的讨论。“没有一言堂,哪一位领导同志说了也不算,所有议题都要经过充分的讨论,形成共识了就确定下来。我感到,我们的民主是实实在在的。”
回想70年前参政议政的日日夜夜,陈震中有种“敢教日月换新天”的自豪感和幸福感,这种情感在开国大典上达到了顶点:“看到全国人民如此信任和拥护中国共产党,我想,我们终于站起来了,终于不再是被人欺辱的民族了!”
凌云志家国情
“当年,我上初三,我的两个表哥读高一,他们常组织学生到家里来开会,研究怎样救中国,这就是当时的有志青年,也是中华民族的希望”
粗壮挺拔的梧桐树,微风吹拂下树叶沙沙作响,阳光摇曳着洒下来,温和而明亮……70年前的这个季节,上海犹如红色的海洋,各界民众热切迎接上海解放。
“您还记得上海解放时的情景吗?”当记者问到这里,陈震中的眼光也是那样温和而明亮。
“当然记得,我是和人民解放军一起进上海的!”陈震中兴奋地说。
1949年4月,陈震中随解放军南下参加上海解放后的接管工作。作为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副主席,他广泛动员上海学生保护学校,维持校园秩序。“我们号召学生反对国民党的破坏,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给他们讲解党的政策、主张,使学校成为爱国运动的坚强堡垒。”
上海解放初期,陈震中带领青年学生走上街头,打击银元投机活动。他们提着喇叭反复宣讲,安抚部分惊慌的市民,支持新政权和诞生不久的人民币打赢了这场硬仗,完成了光荣的历史任务。
这里是他的家,民众的苦难让他萌生革命的志向；这里也是他的“战场”,年轻的他选择在血与火的斗争中让青春绽放。是怎样的勇气让他奔赴“战场”?
他说是人民的力量。
1937年淞沪抗战爆发,大批难民涌入上海租界,流离失所。父亲陈巳生同赵朴初等爱国人士积极组织社会救援,并主持难民收容所工作。陈震中到赵朴初的净业教养院为难童服务。
旧中国,内忧外扰、民生凋敝,残酷的现实让陈震中选择奋起抗争。“有一个孤儿手臂被机器轧断,老板看他没有了劳动能力就辞退了他,但他年纪小养活不了自己,就被教养院接收了。”陈震中说,“苦难令人觉醒,后来他也成为我们中的一员。”
“这样的例子太多了。”始终为了人民,始终依靠人民,让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解放前已经深入人心,“老百姓知道,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陈震中说。
沉睡的民众被唤醒,凝聚起的力量势不可挡。民众的支持给了陈震中更加坚定的信念。陈震中回忆说,解放前,国民党特务到处散发反动言论,到学校散播谣言称共产党破坏和平。
“我忍不住了,跳上台去与他们辩论,讲出真相。特务就把我抓起来。这时候,台下的学生开始抗议了,要求放人,我在这些学生的共同抗争下才被解救出来。”
在斗争的磨砺中成长、成熟起来的陈震中,一直在积极开展学生工作,在严峻的斗争形势下,不断壮大革命力量。“这让我进一步明白我们的革命事业只有依靠群众才能无往不胜。”陈震中说,“这一点我们不能忘记,在今天也有很大的启示。”
少年须有凌云志,报国常怀赤子心。
陈家不只是陈巳生、陈震中父子走上革命道路,陈震中的哥哥陈震东遵父命考入黄埔军校13期战车队,参加了抗日战争中著名的昆仑关大战、滇西反攻作战、远征缅甸等战役,后加入第三野战军。陈震中的弟弟陈震海积极参加抗日学生运动,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陈震中的两个表哥投笔从戎,从上海奔赴苏北,参加新四军抗日。
“当年,我上初三,我的两个表哥读高一,他们常组织学生到家里来开会,研究怎样救中国,这就是当时的有志青年。”陈震中说,“后来两个表哥去参加了新四军,是因为我们都看到了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华民族的迫害,看到了旧社会的黑暗、人民大众的苦难深重,我们要救亡图存,不能苟且偷生。这是年轻人的志向,也是中华民族的希望。”
直到今天,93岁的陈震中依然说“我永远是学生”,他参加“六二三”请愿时是以学生身份,参加开国大典时也是以学生身份。青年是最朝气蓬勃的年纪,也是需要树立远大志向的年纪。
“年轻人有一个好学历,找个好工作,工资待遇好一点,这是很好的,我们参加革命就是为了改变生活,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陈震中说,“但只有这些是不够的,年轻人要心系民族安危国家命运,要胸怀远大志向,要有家国情怀,跟我们当时的青年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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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照片均由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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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震中在医院接受本报记者独家专访。
本报记者李海伟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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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吴振东、贾远琨、许东远
烽火燃烧赤子心
代表们后来回忆,陈震中是被特务打得流血最多的,“几乎如死人一般”。马叙伦在《记六二三下关事件》一文中写道:“在被抬上汽车赴医院途中,我时常在搭陈震中的脉息……不好了,陈震中的脉息快没有了”
“团结就是力量……”,陈震中在病床边高举着双手唱着,眼前又浮现出73年前的场景。
1946年6月23日清晨,上海北火车站。
学生、工人、教师、店员……人群从四面八方涌入上海北火车站。他们高唱着“团结就是力量”,高举着红旗、标语,把车站广场变成了一片红色海洋,只为送别一群勇敢的人。
时年20岁的陈震中就是其中一位勇者。为反对蒋介石发动内战,陈震中作为上海学生代表,与上海各界推举的马叙伦、胡厥文、蒉延芳、雷洁琼、阎宝航等11人组成“上海人民和平请愿团”赴南京请愿。
“我们要和平,那时全国人民有这个呼声。”陈震中回忆成立请愿团的初衷时说,蒋介石政府为了打内战,削减各类经费阻碍国家建设。“经过了八年抗战,人们盼望一个和平的生活,希望把我们的经济恢复起来。”
然而,人民的呼声并没有让蒋介石政府回头。代表们登上火车后受到了重重阻碍。
先是拖延发车。现场的上海交通大学的学生急了,喊道“你们不开,我们自己开!”在国民党控制下的列车这才缓缓发动。发车后,特务清洗反内战标语、漫画,行车期间还不断有自称“难民代表”的人上车阻挠请愿。“车一开动,就有特务上来,把车厢门关起来,限制了我们的行动自由。”而这一切并没有动摇代表们“反内战,要和平”的决心。
当天下午7时许,火车抵达南京下关车站。代表们刚走出月台,就被一大群人包围,这些人一边喊叫、辱骂,一边紧缩包围圈,之后开始大打出手,代表们被逼进候车室。
“深夜12点,突然几个大个儿冲进来,拿起台子上的汽水瓶、烟灰缸,向我们打来。有的揪我的头发,有的抓我的衣领,乱拳朝我头上、胸部、腰部打来,直到把我打倒在地……”这是陈震中对那晚的最后印象。
代表们后来回忆,陈震中是被特务打得流血最多的,“几乎如死人一般”。马叙伦在《记六二三下关事件》一文中写道:“在被抬上汽车赴医院途中,我时常在搭陈震中的脉息……不好了,陈震中的脉息快没有了。”
而陈震中回忆这段往事,只是淡淡地说:“只是感觉当时受了伤,进医院就换了病服,后来我弟弟打开我的箱子,发现衬衫上都是血迹。”
这一天,陈震中和马叙伦、雷洁琼、阎宝航等请愿代表都遭到了国民党特务的野蛮殴打而身受重伤,这就是当时震惊中外的“下关惨案”。
惨案发生后,在南京的中共代表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等立即赶赴医院看望。
“那天周恩来先生穿着灰色的西装,很详细地询问我们的情况。他指着窗外的中山陵说,蒋介石完全背叛了孙中山先生的教导,你们的血不会白流!”
当时,陈震中在上海圣约翰大学攻读医科。医术可以救人于疾病,却不能挽救一个危亡的民族,作为青年学生的陈震中始终心系民族命运,选择奋勇抗争。
“不论是抗日还是反内战都是老百姓的诉求,中国共产党始终为老百姓谋幸福。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信念已经早早地扎根在心里。”陈震中说。
敢教日月换新天
陈震中是第一届全国政协中最年轻的委员。如今,他是唯一的与父亲一起参加政协、一起参加开国大典的在世当事人
“我不自觉地往前挤,想离毛主席再近一点,想把欢腾的场面看得再清楚一点。”回忆起1949年10月1日那个下午,陈震中还是难掩激动心情。
他从未想到自己能参加这么盛大的典礼,兴奋到没顾上午饭就早早赶到天安门城楼。他看到,新辟的天安门广场宽敞开阔,头顶碧空如洗、艳阳高照,广场人山人海、彩旗飘飘。
下午3点,党和国家领导人在激扬的《东方红》乐曲声中走来。毛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那一瞬间,在万众翘首仰望中升起的五星红旗、齐鸣的礼炮和飞扬的和平鸽,广场上震天动地的欢呼声,都深深印入了陈震中的脑海。
其后,人民解放军接受检阅。“我们的部队走得威武雄壮,以胜利者的气势经过主席台时,都向毛主席敬礼。”说到这,陈震中用手比画着当年解放军的动作姿势。
1949年9月,时为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副主席、上海市学生团体联合会主席的陈震中,和作为民建代表的父亲陈巳生共同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一起参加开国大典。
彼时,陈震中是第一届全国政协中最年轻的委员。如今,他是唯一的与父亲一起参加政协、一起参加开国大典的在世当事人。
1938年,时值日寇大举进攻上海。“旧社会人民大众生活的艰难、日本侵略者的残暴行径、父亲投身抗日救亡运动而忙碌的身影,都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父亲的举动一直影响着我,我立志要做有益于民族、有益于国家的人。”陈震中说,能够与父亲一起见证新中国成立是无上荣耀。
陈震中印象最深的是忙前忙后的周总理。
“新政协会议召开前夕,几乎每天都能见到总理提着个皮包,早早来到北京饭店,布置工作、慰问代表。总理真诚地对待每一个人,口才又非常出众,他说话大家都爱听。”
人群中,周总理一眼认出了陈震中,看到他说:“你就是去南京请愿的陈震中嘛,你好吗?”这让陈震中感到无比暖心。
新政协会议全体会议召开期间,陈震中以极大的热情参加了国旗、国歌、国徽、纪年方案的讨论。“没有一言堂,哪一位领导同志说了也不算,所有议题都要经过充分的讨论,形成共识了就确定下来。我感到,我们的民主是实实在在的。”
回想70年前参政议政的日日夜夜,陈震中有种“敢教日月换新天”的自豪感和幸福感,这种情感在开国大典上达到了顶点:“看到全国人民如此信任和拥护中国共产党,我想,我们终于站起来了,终于不再是被人欺辱的民族了!”
凌云志家国情
“当年,我上初三,我的两个表哥读高一,他们常组织学生到家里来开会,研究怎样救中国,这就是当时的有志青年,也是中华民族的希望”
粗壮挺拔的梧桐树,微风吹拂下树叶沙沙作响,阳光摇曳着洒下来,温和而明亮……70年前的这个季节,上海犹如红色的海洋,各界民众热切迎接上海解放。
“您还记得上海解放时的情景吗?”当记者问到这里,陈震中的眼光也是那样温和而明亮。
“当然记得,我是和人民解放军一起进上海的!”陈震中兴奋地说。
1949年4月,陈震中随解放军南下参加上海解放后的接管工作。作为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副主席,他广泛动员上海学生保护学校,维持校园秩序。“我们号召学生反对国民党的破坏,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给他们讲解党的政策、主张,使学校成为爱国运动的坚强堡垒。”
上海解放初期,陈震中带领青年学生走上街头,打击银元投机活动。他们提着喇叭反复宣讲,安抚部分惊慌的市民,支持新政权和诞生不久的人民币打赢了这场硬仗,完成了光荣的历史任务。
这里是他的家,民众的苦难让他萌生革命的志向；这里也是他的“战场”,年轻的他选择在血与火的斗争中让青春绽放。是怎样的勇气让他奔赴“战场”?
他说是人民的力量。
1937年淞沪抗战爆发,大批难民涌入上海租界,流离失所。父亲陈巳生同赵朴初等爱国人士积极组织社会救援,并主持难民收容所工作。陈震中到赵朴初的净业教养院为难童服务。
旧中国,内忧外扰、民生凋敝,残酷的现实让陈震中选择奋起抗争。“有一个孤儿手臂被机器轧断,老板看他没有了劳动能力就辞退了他,但他年纪小养活不了自己,就被教养院接收了。”陈震中说,“苦难令人觉醒,后来他也成为我们中的一员。”
“这样的例子太多了。”始终为了人民,始终依靠人民,让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解放前已经深入人心,“老百姓知道,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陈震中说。
沉睡的民众被唤醒,凝聚起的力量势不可挡。民众的支持给了陈震中更加坚定的信念。陈震中回忆说,解放前,国民党特务到处散发反动言论,到学校散播谣言称共产党破坏和平。
“我忍不住了,跳上台去与他们辩论,讲出真相。特务就把我抓起来。这时候,台下的学生开始抗议了,要求放人,我在这些学生的共同抗争下才被解救出来。”
在斗争的磨砺中成长、成熟起来的陈震中,一直在积极开展学生工作,在严峻的斗争形势下,不断壮大革命力量。“这让我进一步明白我们的革命事业只有依靠群众才能无往不胜。”陈震中说,“这一点我们不能忘记,在今天也有很大的启示。”
少年须有凌云志,报国常怀赤子心。
陈家不只是陈巳生、陈震中父子走上革命道路,陈震中的哥哥陈震东遵父命考入黄埔军校13期战车队,参加了抗日战争中著名的昆仑关大战、滇西反攻作战、远征缅甸等战役,后加入第三野战军。陈震中的弟弟陈震海积极参加抗日学生运动,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陈震中的两个表哥投笔从戎,从上海奔赴苏北,参加新四军抗日。
“当年,我上初三,我的两个表哥读高一,他们常组织学生到家里来开会,研究怎样救中国,这就是当时的有志青年。”陈震中说,“后来两个表哥去参加了新四军,是因为我们都看到了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华民族的迫害,看到了旧社会的黑暗、人民大众的苦难深重,我们要救亡图存,不能苟且偷生。这是年轻人的志向,也是中华民族的希望。”
直到今天,93岁的陈震中依然说“我永远是学生”,他参加“六二三”请愿时是以学生身份,参加开国大典时也是以学生身份。青年是最朝气蓬勃的年纪,也是需要树立远大志向的年纪。
“年轻人有一个好学历,找个好工作,工资待遇好一点,这是很好的,我们参加革命就是为了改变生活,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陈震中说,“但只有这些是不够的,年轻人要心系民族安危国家命运,要胸怀远大志向,要有家国情怀,跟我们当时的青年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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