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记者洪雪华

　　5月的一个午后,阳光格外刺眼。走出油麻地地铁站,到甘肃街与炮台街交界处,玉器市场映入眼帘。

　　市场内来往游客并不多。数个书信摊位于右侧角落。“梁老易”的手写招牌映入眼帘,招牌下一位身着黑色马甲的长者轻摇纸扇,在两三平方米的摊位里等待着客人。

　　这位长者叫陈球,今年77岁。书信摊“梁老易”主要提供写信、报税的服务,球叔因此被客人们称呼为“写信佬”。　　摊位正中间是球叔的办公桌,一台老式打字机占据了三分之二的空间。40多年来,手指敲击打字机黑色圆键时发出的“哒哒”声,成为玉器市场里的独特音符。

　　球叔是越南华侨,年轻时在越南的一家美国影业公司当会计主任,精通中文、英语、法语和越南语四门语言。上世纪70年代,他离开越南来到香港。

　　初到香港,球叔在尖沙咀一家酒吧当调酒师。后经人介绍来到油麻地玉器市场里的书信摊“梁老易”当助手。“揾食不易,我白天在酒吧工作,晚上下班后就到书信摊帮客人们写信。”1979年,球叔正式接管“梁老易”,开始了“写信佬”的生涯。

　　上世纪40年代,香港就有“写信佬”。那时候电话还没有普及,人们远距离交流主要靠书信,有急事才会打长途电话或发电报。到了上世纪50年代,香港经济发展进入起步阶段,各行各业逐渐兴起。“写信佬”的生意也跟着红火起来,书信摊主要集中在油麻地云南里一带。

　　球叔介绍,书信摊的“写信佬”们来头可不小。“他们有的人曾从事高薪职业,只是步入中年后,为了维持生计,转而成为‘写信佬’。”球叔旁边书信摊的“写信佬”就曾是香港的粤剧名伶。

　　那时,找球叔写信的大多是背井离乡的人,有的来自内地,有的来自东南亚,但都不识字。他们在摊位旁念叨着对亲人的寄语,球叔就用打字机敲打下一个个字符。“他们一般会在信上简单问候亲人,只报喜不报忧。”

　　信件内容虽简单,异乡人的生活艰辛和浓浓的乡愁却瞒不过球叔。他回忆,有些客人只身在香港打拼,一说到自己的辛酸史便泪流满面,他不愿意看见客人们伤感的样子,有时候还会拒绝帮他们写信。

　　“我们每天很早就开始为客人写信,到晚上才收工,有些客人还要排队等候。”客人多时,球叔每月收入数万港币。到了上世纪70年代,香港已有30多位“写信佬”。那时候长途电话费昂贵,很多客人依旧会找球叔代写书信,有中文信,也有英文信。

　　有些熟客,一光顾便是十几二十年。他们闲聊家长里短时,球叔总会耐心细听,从不多问。“我知道了很多客人的家庭故事,但要帮他们保密。”球叔说,这是“写信佬”的行规。

　　到了上世纪80年代,香港开始普及教育,市民的教育水平不断提高。之后,随着互联网时代的来临,找球叔代写书信的客人越来越少了。

　　1997年香港回归后,特区政府推行“两文三语”政策(两文为书写中文、英文,三语为讲广东话、英语、普通话)。特区政府公函及大机构的文件均为中英文版本,找球叔阅读及回复英文书信的人也不多了。很多客人都用上了手机和电脑,油麻地玉器市场里,也仅剩下三四位“写信佬”。

　　几天后,当记者再次见到球叔时,他正忙着帮两三位客人报税,这是他目前主要的收入来源。“报税也分淡季和旺季,旺季大约在每年的4月至6月。”摊位右侧多层文件柜里,放置着球叔7年来帮客人报税的单据。

　　“我们一般会帮小巴、的士、货车司机和小商家报税,每次收费约700至1000港币,比会计师便宜很多。”“写信佬”们深谙时代变化的规律,积极转型。

　　如今,球叔每天约有两三位客人找他报税,每月收入约一万三四千元港币。因为帮客人们撰写文件和报税,客人们改称他为“市民秘书”。

　　“不管是代人写信还是报税,我们都可以利用自己的学识为客人服务。”球叔说,他也喜欢这个称呼。

　　球叔许久不用老式打字机帮客人们写信了,但他还是很喜欢这台保留着岁月印记的打字机,敲击键盘时仍能发出清脆悦耳的“哒哒”声,仿佛时光倒流,乡音乡愁,耳语低回,纸短情长。

　　四五年前,球叔的听力开始衰退,腿脚也不再灵便,但他依然坚持每天上班。

　　“只要身体状况允许,我会一直守着这个摊位。”球叔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