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丝细雨,鹅黄报春,阳春三月的弱弱柳絮有些凋零。幸而青翠四起、岚山似墨,忽而远近飘来草香,微微湖浪之声清远悠扬,似古人深情表述真玉相扣之声。

　　跟随著名考古学家王仁湘先生环太湖之滨,漫漫梳理考古学文化中的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和良渚文化确是一种清新的感受。在君侧,儒风徐徐,如步入艺术考古之杏坛,又如重登舞雩坛。关于舞雩坛的记载,是春秋孔子时期以来最为另类的心灵鸡汤。此坛本是当时国君向天祈雨与自责的高台,因孔子在此问学生志向时,弟子曾皙回答:只愿阳春三月,身着春服,与五、六友人带上六、七孩童,到沂河戏水,登舞雩坛沐浴春风,欢歌而返,并无其他志向!令孔子感叹:“吾与点也”。

　　眯眼闪望车窗外,如此曼妙的语境不停地更新变换,而车内的话语却停留在一个主题:考古学文化语境中的古玉。

　　有学者针对史前玉器文化做了六大板块之说:红山文化、凌家滩文化、良渚文化、石家河文化、龙山文化和齐家文化。虽不能代表史前玉器的全貌,或可称为史前玉器文化的核心所在。类型学上相互传承,相互影响,相互独立；器型学上各有所创,各自表述,各有千秋。古玉有生命、有个性、有等级与秩序,还存在各自表述的组合功能。天地人,神巫王各司其职。孔子当年哀叹周礼日下,提出三畏:“畏天地,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即为周礼挽唱。

　　若谈古玉,不得不提叶舒宪。他的《玉成中国》丝丝入扣。受舒宪兄之邀,我在沪开完文学人类学年会后,立即进入考察,重中之重是良渚文化的玉器。为何良渚玉器如此令人不可怠慢,令人不可小觑,令人不可不投入,甚至考古前人为探清深不可测的考古材料,不惜身家长短、青春年华、功名利禄、合家团圆?

　　有学者评价良渚玉工天下第一。真正上手摩挲观察其工艺细微之处,会有更深刻之感。本来古玉做工随文化差异、族群传统和王族对天地神灵的认知而曲直有别,但良渚玉工胆大心细,治玉极为严谨,用料专属王权,专人拣选、专人护送、专用通道、专人设计,甚至专人用一生祔祀治玉。良渚玉琮自出土始便震惊历代学界,评价之多,表述之广,学术之差异,功能之庞杂无奇不有。

　　礼器之说自然毫无问题。“苍碧礼天,黄琮礼地”,天惟神阙,地惟祖宗。以灵玉祭祀祖宗便是玉琮。良渚文化是复杂化的分层级祭祀。甲骨文中家中有猪为家,家中有串起来的玉璧即为玉琮,这就为“宝”了。可以想象良渚人家室中供奉玉琮,一来祭祖,二来为宝。墓葬中的故人随祖先而去,是带玉琮为伴随祖先表示孝道与敬意。

　　遥想当年江南水乡,高台林立,史前遗址相互叠压,考古学文化中名门显赫。近8000年历史的河姆渡文化,人工驯化栽培水稻,使之成为联合国首肯的世界四大粮食原产地之一。7000多年前的马家浜文化,草鞋山遗址发现头骨置于陶器内的极特殊葬俗,为世界考古界、学术界留下难解的课题。6000年前承上启下的考古学宠儿崧泽文化,有学者称之为良渚文化的母身,分子考古学和体质人类学研究最新证据表明,其或为4300年前出走良渚古城的夏人祖先。

　　我曾盲目地幻想,如果5300年前建造良渚古城的族群不是百越人,而是海岱地区的东夷人,那么最后放弃良渚古城的,是来自渭水支系漆姓防风氏的后人汪芒氏吗?良渚古城的地貌多么类似古人语境中的一汪之地呀,茫然出走古国的竟然是可能会被证实的夏人祖先!他们或走进了龙山古城?又走进了陶寺古城?在进入二里头古城完成了从夏族、夏民族、夏城邦、夏王朝、夏代和夏文明伟大历程的演化。华与夏的完美融合,在天地之间的祥云之下,在五星出彩的东方架起了彩虹。

　　说到玉牙璋,不能不提我国著名考古学家邓聪教授。他超乎常人地精心对待每一件出土的玉器,将象征正统夏王朝标准礼器的牙璋制作了出土示意图,证明了牙璋出土的迹象和遗址,在4000多年前已经布满几乎中国的版图。

　　在文学人类学的口传历史中,大禹治水的历史功绩不容置疑,环太湖区域多有民间传说和后人相传建造的遗迹。大禹的历史形象有为天下百姓治水时“三过家门而不入”的美誉。他或许早有定天下为九州的抱负和阳谋。他运筹帷幄,算尽天机,召集天下诸侯治水,诱杀东夷人领袖防风氏,使夏族的势力向东远扩了一大步,这一大步逐渐改变了夏城邦向夏王朝的演进。有学者评价说,玉牙璋器型的扩张,就是东夷人的特殊贡献。

　　此行考察之中,每到一地,或遗址、或博物馆、或台地之上,我思考最多的是族群与文化的关系。考古学文化以发现地命名,而在发现地出土的材料不一定是这一支考古学文化的最高等级形态。是哪一支族群创造了以地理隔离为瓶颈的考古学文化,这支文化又在异地经营、发展、迁徙、融合,演化成新的考古学文化。这是族属认同呢,还是文化认同呢?这是研究文明起源和文化发祥的重要核心问题之一,那么考古出土材料中的人骨就是重中之重。

　　传统的田野考古是核心、是基础,不可偏废。实验室考古、科技考古和分子学考古是关键,加上新技术考古是未来考古学的必然之路。

　　多年以来,我每到一处博物馆或考古工地都强烈呼吁多留存优质骨骼材料。不远的将来,它们将在考古学、历史学、人类学、文献学、社会学、遗传学等多学科研究领域中愈发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