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浔辑里村是中国第一个世博会金奖诞生地。

 

　　1851年,印有“小飞人”的金奖证书,由英国女王亲自授予。

 

　　作为清康熙、乾隆皇帝龙袍的原料,辑里湖丝自此更是声震天下。

 

　　如今,辑里村人薪火相传,依然守护着传统文化的家园……

 

　　

陆士虎

 

 

　　摆在桌上的这份发黄的家谱,最早可追溯到明朝崇祯三年。眼前这位翻着家谱正和我唠家常的老人,叫温晋璋,是辑里村养蚕人的后代。

 

　　我们坐在大树下的晒场上,四周是连绵不断的桑园。据说这里最老的桑树已经有100多年历史了。我端起放在桌上的茶杯,与他聊起了辑里湖丝。田野上徐徐吹来和风,潮湿的热气里掺杂着些许淡淡的桑果香味。

 

　　这里是温晋璋的老家辑里村。他虽已年届古稀不再养蚕,但空闲时还喜欢翻翻家谱,津津乐道的话题仍然是养蚕。老人呷了口茶说:“你可知道?明朝崇祯皇帝的首辅大臣温体仁是我的十世祖,据说当初是他把辑里湖丝引进到京城和皇宫的,后来就成了御用贡品。清内务府规定,凡皇帝和后妃所穿的龙袍凤衣,必须用辑里湖丝作为织造原料。清康熙、乾隆两位皇帝的龙袍就是指名用辑里湖丝的原料织的。”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温阁老后人的口述实录。虽说这家谱是手抄本,但我相信他说的话是真实的,至少对辑里湖丝的研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当时浙江南浔蚕桑之盛,可谓“无尺地之不桑,无匹妇之不蚕”。而当辑里湖丝成为湖丝的冠冕之后,不仅湖属各地所产之丝均冠以“七里”之名,甚至杭州、嘉兴、海宁等地及南浔毗邻的江苏省属县区之丝也竞相采用“七里”之名,且四川、湖北、江苏及山东亦有此称。

 

　　明中叶后,尤其是清代,辑里湖丝实际上成了“中国优质蚕丝”的代名词。南粤缎粤纱、山西潞绸及江苏、福建等省的丝织原料,特别是高级原料都须仰仗辑里湖丝,官营的织造局更依赖上贡的辑里湖丝,江宁、苏州、杭州三织造局在每年丝季都前往南浔大量采办生丝。

 

 

　　南浔有一句民谚:“七里三阁老,十里两尚书”,指的是明末万历、天启、崇祯三朝,南浔出了三个阁老,分别居住在浔溪、马腰、辑里三个地方,因相距七里(或作九里),故称“七里三阁老”。

 

　　三阁老虽是同乡,都任过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但史界评价却判如天壤。最好的是朱国祯,史家称他“处逆境时,独能不阿,洁身引退。性直坦率,虽位至辅伯而家业肃然”。魏忠贤窃取大权时,朱国祯遭排挤回归故里。回南浔后,他关心乡情民情,创议均田均役,提议修荻塘(古运河)。晚年著述有《皇明纪传》《涌憧小品》《大政记》等。他在《涌憧小品》中称赞“湖丝惟七里丝尤佳,较常价每两必多一分,苏人入手即织,用织帽缎,紫光可鉴,其地在南浔七里,故以名。”这是“七里丝”之名,最早见于史籍记载。

 

　　另外二位阁老却颇不光彩。崇祯朝内外交困,亡国之君多疑无常,频频换相,17年中竟换了50个内阁大臣。温体仁在位最长,达八年之久。此人并非良臣,“专务忮刻,陷灭异己”“结缘于朝仕”,累遭弹劾,但崇祯却认为他不结党,反而“责言者以慰体仁”——可谓昏君遇上了“好相”。但史书又多次说温“少有贪墨之事”,可见“好相”又并非“贪官”。查阅史料中,我还惊奇地发现一个有趣的细节:“温体仁在帝后前大肆宣扬南浔辑里湖丝,内宫及诸织造局,均选辑里湖丝为上品丝织原料,声誉遂大扬。”

 

　　南浔辑里丝(又名辑里湖丝),以村为名。辑里原为淤溪俞塔村,又名七里村。清康熙年间温斐忱《朝列大夫长史公家传》记载,七里在元代已有村落。温体仁的祖先于元末迁居于此。元末至正十七年(1356年)至二十六年(1366年)间,朱元璋的大将耿炳文守长兴,太原儒生温祥卿逃乱至长兴,受耿炳文推荐,献策于明太祖,佑耿炳文,居于长兴。其侄温琏(号清乐)“复由长兴迁乌程之七里”。

 

　　更早一些,清顺治八年(1651年)蔡弈深的《温文忠墓志铭》中记载:“讳亮者,复迁乌程之淤溪,再传百岁翁清乐公琏。”可见当时“七里”又称“淤溪”。明代,“七里”还与“俞塔”并称。淤溪为村东息塘在穿珠湾附近分流至村的一条支流,乃以溪名村。清康熙以前,“淤溪”一度与南浔、马腰、乌镇并称为镇。淤溪镇即七里村,“有居民数百家,市廛栉比”。塘桥即西塘桥,在村西跨淤溪,则村用桥名。据《七里村志》记载,七里之称,缘于西至马腰、北距南浔皆七里,故而得名。

 

　　温晋璋老人说,明崇祯年间温阁老雅化“七里”之名,故称“辑里”。这一称呼的雅化,意味着辑里湖丝已成为当时上流阶层眼中的珍宠。

 

　　关于这“辑”字,我的文友嵇发根先生在《苕边考辩集》一书解释:《说文解字》“东和,辑也”；《六书故》“合材为车咸相得,谓之辑”；《玉篇》“和也”；《正韶》“睦也”；《康熙字典》“又与集通”……这与三四颗茧子合一绪为细丝、十余颗茧子合一绪成“串五丝”等,是脉络相通的。

 

　　温阁老改村名,应该说是与“七里丝”有关的,温斐忱是温阁老的后裔,在他的《七里村志》却未提及此事。倒是南浔人范颖通《研北居琐录》作了注解:“雪(息)荡、穿珠湾,俱在(南浔)镇旁,近辑里村,水甚清,取以缫丝,光泽可爱,所谓辑里湖丝,擅名江浙也。”

 

　　据《徐愚斋日记》,英国女皇维多利亚过生日,有人把南浔辑里湖丝作为礼品献上而获奖励。1851年,“荣记”南浔辑里丝获伦敦首届世博会金银大奖,评委的评语是:“充分显示了来自桑蚕原产国的丝绸的优异品质”；1910年,南浔辑里湖丝在南洋劝业会上有13个品牌分别获一、二等商勋及超等、优等奖；1911年,在意大利工业展览会上,南浔辑里湖丝各类产品均获金奖；1915年,南浔辑里湖丝与贵州茅台酒同获巴拿马国际博览会金奖；1926年,在美国费城博览会上,经过技术改良,以机缫丝参展的辑里湖丝又一举夺得最高奖——甲等大奖8个。据初步考证,辑里湖丝还参加了比利时列日、意大利都灵、美国圣路易斯等世博会,频频获得殊荣。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的蚕桑丝绸原产地,浙江的湖州可称为最古老的源头之一。传说湖州杼山旁有座夏驾山,夏后曾在此植桑、养蚕。“湖丝”之名,源起于此,因湖而名。

 

　　据1956年、1958年两次发掘,发现与南浔比邻的钱山漾文化遗址发掘的绢片、丝带、丝线,尚未炭化,是世界上迄今发现最早的蚕丝纺织品,距今已有4700多年历史。春秋战国至南北朝时期,湖丝已出口世界上十多个国家；在唐朝,吴绫与蜀锦齐名；汉唐盛世的“丝绸之路”上屡屡闪耀它美丽的身影。两宋,由鲁桑改良而来的“湖桑”,极大地推动了当地桑基鱼塘生态循环的发展。到了明代中叶,南浔辑里湖丝脱颖而出,列为御用贡品,蜚声京都,远销海外。时至清代遂名震天下。

 

　　如果说南浔古镇是一部线装的古籍,那么辑里村无疑是浓墨重彩的一页。可以说,没有“辑里湖丝”辑里村,就没有南浔古镇昔日的辉煌。南浔古镇的前世今生,每一步都离不开“辑里湖丝”辑里人。

 

　　“上善若水”,南浔古镇地处太湖之南水网地带,河流纵横,密如蛛网。古运河頔塘最早可追溯到西晋太康年间(280年—289年),因两岸多长芦荻,故又名荻塘。

 

　　这条古运河从历史的深处走来,似一条碧玉锦带萦绕于南浔古镇的腰际；与来自浙北天目山的苕霅两溪之水,流经漾、荡、河、港,逐渐澄清,水清如镜,土质粘韧,构成了育桑、养蚕和缫丝的良好自然条件。相传西施入吴途中曾在此洗去故国的脂粉,美丽从此便在浔溪灵动起来。

 

　　高銓《吴兴蚕书》中写道:“丝由水煮,治水为先,有一字诀,曰:‘清’,清则丝色洁白。”辑里村早有“水重丝韧”之传说,即该村穿珠港、西塘桥河之水,不仅甚清,而且水中矿物质较别处要丰富得多,也就是说酸碱度比较好,比别处的每一桶(十斤)重二两,所缫的一根丝亦比别处的丝可多挂两枚铜钿而不断。

 

　　聪慧的辑里村人总结了“凡蚕之性喜温和”的经验,发挥了当地风调雨顺、气候温和之有利条件,精心护养和选育出一种极优良的蚕种“莲心种”。1874年,日本驻沪领事曾派专人采购“莲心种”送日本培育。此种所产蚕茧小似莲实,所缫之丝纤度细、拉力强、色鲜艳、解舒好；同时辑里村人注重桑树的栽培和管理,还改进了缫丝工艺和操作技术,将旧式缫丝车改进为三绪转轴脚踏。

 

　　正如黄省曾在《蚕经》中说:“看缫丝之人,南浔为善”；《南浔志》陶朱公致富书中说:“缫丝莫精于南浔人,盖由来已久”。辑里湖丝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逐渐形成了“细、圆、匀、坚、白、净、柔、韧”等特点,成为美轮美奂的丝中极品。

 

　　南浔是诞生了明初江南首富沈万三的地方,他的小渔船摇进了周庄,善于经商的灵气却留下来。南浔靠经营蚕丝业发家的富商群体到底有多庞大,宋、明时期已难以辨考；清代时南浔居民已多经营丝业,如邢家就是从清初开始八代业丝的世家。

 

　　那条名叫丝行埭的老街上,当时所有的店铺、货架上,都满满地堆放着一捆捆、一包包、一绞绞的原料生丝。埭,即坝。称为埭的坝是大堤,是固若金汤的大堤。顾名思义,丝行埭也是东方丝市的一条大堤。

 

　　每天清晨,这街上就人头攒动,热闹非凡。但与蚕农求售生丝的热情相比,店内的伙计却冷静且镇定,形成有趣的对照。交易中声音最响亮、最尖锐的,大概要算售丝的农夫了,伙计们却依然应付裕如,不管对方多么吵闹喧哗,始终保持着幽默。不知不觉间,一个个协议达成了。生丝成交后,农民满脸笑容地离开热闹的街市,有的上了面馆,有的去了茶楼……

 

　　“红蚕上簇四眠过,金茧成来欲化蛾。听道今年丝价好,通津桥头贩船多。”在清代诗人曹仁虎的这首《浔溪竹枝词》中,不是也可以领略到另一种诗情画意的表述么?

 

　　然而,到了公行制度时期(1757年—1842年),对外贸易限于广州,著名的十三行记录了中国早期商人对外贸易的足迹。南浔丝商已不满足于丝行埭上的坐商经营了,尽管他们并不知道一两生丝由广行收购后转手卖给洋人能获利多少。否则,广州人怎么会不远千里来此开广行收购呢?

 

　　清同治、光绪年间,南浔丝商群体得到了“四象八牛七十二小金狗”的俗称,用三种动物身躯的大小,比喻财产之巨细。

 

　　他们的财产总额大约在6000万至8000万两白银。而在19世纪90年代初,清政府每年的财政收入只有7000万两左右；1894年前,全国产业资本投资总额仅有6000万两。这是个令人吃惊的数字,相当于清政府一年的财政收入,堪称富可敌国。

 

　　南浔“四象八牛七十二小金狗”的兴起,是当时社会历史条件的产物,而这一富豪阶层一经崛起,对湖州,乃至中国最富庶的江浙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变迁产生了重大影响。

 

　　很多“老南浔”说,当年唐家兜有家张源泰丝行,是南浔“八牛”富商之一,其祖上是开辟南浔丝业海运的先驱。“八牛”之一梅家开设的梅恒裕行,也是坐船海运生丝到广州的。初次冒险时,他们只能用船装上数百包生丝,外用咸菜、香大头菜作掩护,同时备足粮食、腌肉和淡水,往返时装运干货海鱼(白银藏于鱼腹),没想到竟安然无恙,获了大利。这件事默默地改变了南浔丝商的传统理念和经营模式,辑里湖丝外销印度、缅甸、埃及、叙利亚等国。虽然有过惊涛、险滩、风暴的袭击,也有过海盗劫掠,但终究开辟了一条海运生丝之路。

 

　　1840年,鸦片战争揭开了中国近代史的帷幕,英国人的坚船利炮在中华民族的城垣上轰开一个缺口。南浔人却睁开蒙眬的睡眼,通过这个缺口,窥视外部精彩而无奈的世界。

 

　　从被动开放到主动开放,南浔几乎与上海同步。这是历史赠予南浔人的机会,他们凭借得天独厚的辑里湖丝,走出家乡的青石板路,闯入大上海,与洋行做生意,继而占领欧洲市场,在中国出口丝贸易中拥有了举足轻重的地位。

 

　　有史料显示:上海开埠的最初4年,南浔辑里湖丝在上海生丝出口中平均占55%。1847年,辑里湖丝占上海出口丝贸易总量的63.3%。据《上海生丝贸易报告(1847—1848)》记载:“中国出口生丝几乎全部产自浙江省北部三个府,即杭州、湖州、嘉兴。上述三府中,湖州府的产量较其他两府为多。湖州府最大的生丝集散市场有三个,即南浔镇、菱湖镇、双林镇(现均属于南浔区)。上述三个丝市中最大的一个是南浔镇。”另据《广州海关十年(1882—1891)报告》:“直到1870年为止,从上海出口的丝完全是辑里湖丝。”

 

 

　　原本辑里村温氏族人甚众、名人辈出,而今已是凤毛麟角。村边有座温氏祖坟,称为“宝剑坟”,因建造砖瓦厂被毁。以前,从辑里村启程,乘两次摆渡船就到了沈庄漾,传说是明初江南首富沈万三的旧居。事非可考,不过沈氏确是当地大户。还有东庄,是温阁老在此建的庄园,位于辑里村之东,故名,至今却早已无存。

 

　　古村落历经沧桑变迁固然是时代的一种进步,但遗憾的是当年的踪影几乎已难寻觅,甚至连温氏祖坟前那对石人石马也不见了。

 

　　但村上人却不同意我的观点。他们说,辑里村的穿珠湾、西塘桥河水很清。年轻人摇船过桥,发现水流很急。只有把住船舵顺流而下才能通过。否则,不是船撞,就是舟覆,十分危险。受他们的启迪,我发现那里果然河水清澈,田野风光依旧。

 

　　当地村干部领我来到沿河而建的一户农家。一进门,顿觉比屋外阴凉、宁静。农家墙角边摆着一排竖琴般的蚕架,蚕架上下十级,逐一放着一只只圆圆满满的蚕匾；另一边靠墙的地上堆满了绿茵茵的桑叶。68岁的李伯伯正在这间30平方米左右的小屋里忙活。

 

　　李伯伯说,他养了一张蚕种,大概是2.5万至3万条幼蚕。蚕宝宝都在大口大口地啃吃密密麻麻的桑叶。细听,春蚕食叶窸窸窣窣的声音就像“沙沙沙”的细雨。

 

　　一年中分春蚕、夏蚕、早秋蚕和中秋蚕等五季,而春蚕是其中最好的蚕种。养一批蚕一般需要24天左右,一张“蚕种”消耗的桑叶在800斤到1000斤。以前养蚕的农家都会谢绝来客,还有一些民俗的禁忌,养蚕比喂养婴儿还要小心。

 

　　“现在没有这么多条条框框了,但是讲究科学,蚕房必须要保持清洁卫生,常通风换气。”李伯伯脸露笑容,聊起“养蚕经”滔滔不绝。

 

　　“小时候,跟着爸爸妈妈学养蚕,蚕宝宝就是自己童年的玩伴；长大后这个就是生计,养蚕、种田是家里的主要经济来源；现在人老了,子女都外出读书、打工,屋子空着也可惜,还是按老习惯养蚕吧。一来可以补贴家用,二来日子也过得开心些。”

 

　　李伯伯养了50多年蚕,这在辑里村并不稀奇。现在整个村还在养蚕的大约有200多户人家,约占全村人口的二分之一,大多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

 

　　见到68岁的王大婶时,她戴着阔边草帽,正在桑园里利索地从枝头采叶。装满一箩筐后,她爽朗地说:“这些桑叶足够用了,我家的蚕宝宝过两天就要‘上山’吐丝了。”我跟她又走进村里,看到有些农家正在做蚕花圆子或烧蚕花饭,意在祈祷今年蚕花十二分,甚至廿四分。

 

　　有些农家已经翻出结茧的簇架,在自家门口空地上平摊晾晒了。这种簇架就是“山棚”和“柴龙”。“山棚”由一束稻草对折成上尖下宽的“小山”,往下成扇形辐射状,把它们一个个安插在桑叶上,蚕宝宝吃完最后一次桑叶,便会往“山棚”上爬,找到合适的地方吐丝结茧。而“柴龙”则是用麦秆和稻草绳串起,绞成长长的螺旋条,看上去毛茸茸的,像一条柴草做的“长龙”。

 

　　有的农家的蚕宝宝正在“上山”。

 

　　王大婶用拇指和食指轻轻拿起一条老蚕,举向光线充足处,“瞧,蚕的胸部已呈半透明,腹部背面微黄了,这说明它就要‘上山’了。”“上山”后的蚕一二日就作茧,在“山棚”或“尼龙架”上采茧,便称为“回山”。

 

　　望着眼前蚕乡的春讯,我耳畔仿佛响起了一阵民谣的歌声:“金(稻)满田,银(鱼)满塘,珍珠(蚕茧)挂在桑树上……”这歌声优美、温柔、甜润,不就是江南水乡小村耕桑文化的一首最美的抒情短诗,一幅最好的水墨画卷么?

 

 

　　从蚕到茧才走了第一步,而从茧到丝的缫丝工艺也相当重要。虽然手工缫丝业曾经的骄傲随着20世纪初期机缫丝生产的推进,已逐渐衰落,但如今辑里村人薪火相传,依然守护着传统文化的家园。

 

　　2010年,辑里湖丝制作技艺入选国家级第三批“非遗”名录。

 

　　2018年,顾明琪师傅被列入第五批国家级“非遗”项目辑里湖丝传统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

 

　　我见到顾明琪师傅的时候,他正在南浔古镇上的辑里湖丝馆为游客现场表演“抽丝剥茧”的手艺。

 

　　走进辑里湖丝馆,迎面就见四棵高大古老的广玉兰,庭院深深,绿荫覆地,人一下子也跟着安静下来。顾师傅正在表演辑里湖丝传统的制作手艺,只见他娴熟地拿着烧熟的茧子,轻轻一挑,就抽出了丝头,蚕丝顺着架子牵引上去,脚踩转轴,蚕丝就一圈一圈地绕了起来。顾师傅说,汤盆里的水温要达到80摄氏度,才能使茧子在温水中解舒,抽出丝来。这样看似简单的活,真要自己做起来还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绪。

 

　　今年74岁的顾师傅出身于蚕农世家,与丝茧纠缠了大半生。他的童年是在辑里村的草腥味中长大的。桑蚕总会发出一种奇怪的味道,他一度以为整个世界都是充满这种味道的。

 

　　1963年7月,他在南浔初中毕业后,就回乡务农,后来担任过村里的农技员、蚕桑辅导员、南浔区花木公司经理,一直与农业、蚕桑业打交道,参与农业技术推广。人称他是村里蚕桑农事的“活字典”,左邻右舍碰到什么植桑养蚕的问题,就会找他去把脉、处方。

 

　　他还是养蚕的一把好手,同样一张蚕种,顾师傅总能比别人多收好几斤茧。老人对我说:“这种传统的缫丝手艺,放在以前是家家户户都会的,但眼下会的人已很少了。”

 

　　顾师傅家的那辆木制旧丝车,可真是村里留下的老古董了。几年前,很多人想买这辆木制旧丝车,出价越来越高,甚至高达数万元,但他淡淡一笑:“你出价再高,我也不卖!”

 

　　他说,自己日思夜想的就是企盼更多人来关注南浔辑里湖丝的传统文化,“我绝对不能让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传统手艺,在自己手里消失!”他也动员儿子一家来养蚕,还希望借助南浔的水系,让游客游览古镇后到辑里村去,亲历亲闻亲见,体验江南蚕乡原汁原味的民俗风情。

 

　　跨过分龙桥,桥堍有一座高高的围墙、青石条门框的仿古建筑,门额上书“辑里人家”。门前有一块小空地,摆放着石凳、石桌,可供人们休憩小坐。屋前即为淤溪河,对岸绿荫掩映下的是马头墙高耸的村委会。不远处,分龙桥头一对明清年代的石狮就像哨兵一样相互守望着。

 

　　“辑里人家”的主人王一士,是一位土生土长的辑里村人。他出生于木工世家,14岁开始学木工手艺,肩挑木匠担穿街走巷,为人家做家具、造房子。改革开放后,头脑活络的他创办了一家制作传统家具的企业,掘得了“第一桶金”。但他认为,人生不仅是追求金钱财富,更重要的是多做一些有益于社会和家乡的事。

 

　　一家人经过商议后,决定放弃原来的产业,投入到保护、发掘辑里湖丝的传统文化中去。于是全家人走村串户,搜集各类与辑里湖丝相关的工具、艺术品和其他文物,免费供人观看,让来访者无不赞叹。2015年,王一士家获“全国最美家庭”提名奖。

 

　　他的家里存放着手工缂丝机、梭子,织绸、缫丝用的古老物件,南浔名人墓碑、民国期间的手抄本《养蚕学》《制丝学》等书籍和珍贵文物。

 

　　总有人说,王一士家真傻!但王一士却说:“南浔嘉业堂藏书楼就是人称‘傻公子’的刘承干先生的传世杰作,这个‘傻’字体现了对历史文化的保护和传承!我们无法与这位先贤相比,但能为传承、弘扬南浔历史文化出一点微薄之力,是很有价值的。”

 

　　为此,一家人分别扮演了各自的角色:王一士成了义务讲解员,妻子承担现场手工缫丝操作表演的任务,女儿女婿是导游,两个可爱的小孙女则是小小摄影师。不久前,他自建的辑里湖丝博物馆得到了有关部门的正式批准。王一士深感责任重大,他说自己一定要更加努力保护、传承和弘扬辑里湖丝的传统文化,讲好南浔故事。

 

　　今天,辑里湖丝昔日的荣耀已成飘逝的记忆,但我漫步在辑里村的桑园边,依然感受到这千年古村落的古韵今风。

 

　　丝商望族的名门故居、私家大院、书楼园林、古桥小巷依然如初。马头墙、观音兜、券门、骑楼、廊屋、河埠,高低起伏,错落有致,几乎每个人文景观都深深镌刻着中西合璧建筑的印记。很多临河小店在出售“江南丝绸”,在街上也常会遇到一些爱穿真丝长裙的漂亮女子。

 

　　在上海还不能称为繁华鼎盛的年代,南浔已形成了中西合璧的富商文化,深藏于高高的封火墙内的欧式洋楼,教堂与寺庙、道观并存,江南丝竹与交谊舞交融,法兰西玻璃、印象派地砖、意大利壁炉、英格兰自鸣钟、西班牙罗马柱……要知道江南丝商究竟富到什么程度,去看看南浔就明白了。

 

　　　　　(图片由沈勇强、马俊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