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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勇:我的书房,为用不为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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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9-03-22 ） 稿件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草地周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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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茶
1979年,恢复高考第三年,马勇考入安徽大学历史系,入学后到图书馆借的第一本书是侯外庐的《中国思想通史》,正是这本书影响了马勇的学术方向,书中提到哪本书,就把那本书找来看,大学四年,几乎把大学图书馆里与思想史专业相关的书都读了一遍。
1983年,马勇顺利考上复旦大学历史系研究生,师从著名思想史学家朱维铮教授。1986年毕业后分配到了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从事近代史研究。
马勇上大学前当过兵,也当过工人,他是带薪上学,所以,相较同学们生活条件好一些,也有富余的钱买书。大学期间就买了很多书,毕业来京时带了十二箱书,这是他最初的书房家底。
从学习古代史到从事近代史研究,这个路径促使马勇必须把中国历史打通,家里的藏书也涉及中国历史的不同断代和方方面面,这也是客观造成马勇家里书量很大的原因之一。
像大多数爱书人一样,马勇家每个房间也都是书,但多而不乱,不同书架都有各自的主题和分类,像客厅沙发背后,以书目、索引、年谱、日记等书籍为主。马勇反复强调,读书目是做学问的第一要诀,要通过大量的阅读书目和索引,慢慢梳理出自己的学问路径,知道哪些书在哪里可以找到。
而谈到书房的未来,马勇也是愁上心头。他说,人再长寿,生命也只是一个过程,而人过世之后,那些曾被我们珍视的书,就永远失去了主人的守护,变得很可怜。
下面,让我们一起走进马勇老师的书房,听听他分享的书房故事。
我的阅读启蒙从地震棚开始
绿茶:您的书房是怎么样一个成长过程?
马勇:我是农村出来的,父亲读过私塾,对孩子读书还是很支持的,我们小时候,如果你愿意读书,就会给你创造条件。印象中,上世纪60年代,邢台地震,我们安徽家家都搭地震棚,我和大弟一人一个地震棚,在里面读书,我的阅读启蒙差不多从那时候开始。
但那时我们能读到的东西很少,印象中只有:浩然的《金光大道》《艳阳天》,还有巴金的作品。大概在上世纪70年代初期,我到新华书店买过一套鲁迅的单行本,就是人民文学那套白皮本,后来我把它们装订成册了。
1986年大学毕业到北京来的时候,我带着全部资产就是十二个纸箱的书。我为什么能够在七年读书期间积累那么多书呢?因为我是带工资上学,像有一套《中华大词典》,就是我在读本科的时候买的,当时大概就三十来块钱。
刚来北京,我住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对面的东四头条社科院宿舍院内,给我的是一个20平方米的里外间,根本谈不上有书房。但我们宿舍离单位近,我的书都放在办公室。2005年搬到现在这个家之前,我的书房就是办公室。
办公室是个内外间,但我因为书增长得太快,很快一个人就占了内外间。那时候,我每天晚上十点多才从办公室出来回家,第二天送完孩子又去办公室。2005年之前所有的作品,都是在办公室完成的。
2005年搬到现在这个家之后,有了一个20多平方米的书房,但实际上每个房间都是书,楼下还有一个地下室也是书,加起来大概有三万多册书。直到去年退休前,才彻底把办公室的书都搬回到家里来。
从读书开始,专心读了十几年
绿茶:除了做书房的办公室,你们近代史所的图书馆应该是学术研究的主阵地吧。
马勇:对。我1986年毕业,到1991年才发第一篇文章,我老师朱维铮一再告诫我们,不要过早发文章,要多读书。所以,那些年我每天就是去图书馆借书还书,再借再还。当时做的第一个课题是梁漱溟,我做了很多前人没挖掘过的材料工作。包括后续做的几个近代人物,比如蒋梦麟,在我做之前,国内找不到一本关于蒋梦麟的书,我从香港、台湾等地方收集、挖掘了很多材料。
我是学古代思想史的,后来到近代史所工作,当时的研究环境跟现在不一样。那时候我们刚来的年轻人,老先生不让我们写东西,也没那么大压力,就静静地读了五六年书,算上本科,专心读了十几年书。
等到后来开始写东西时,脑子里对历史有无数种自由组合,也知道材料在哪儿,随时可以调动这些资源。我写东西面比较广,得益于当年阅读比较系统,可以从古至今打通。
(注)2000年时,近代史所承担了一个编撰《中国近代通史》的课题。之前马勇发表过关于甲午战争、戊戌变法的文章,所长就让他负责从马关条约到辛丑条约这一个时间段的写作。2014年,由近代史所中青年学者编纂的十卷本《中国近代通史》出版。
我自己真正想写的是“经学史”和“儒学史”
绿茶:在书房和图书馆这两者之间,您是如何取舍的,哪些书要收在家中,哪些去图书馆阅读?
马勇:我的书基本是一个流动状态,我正在做的题目,这些书都在我的书房,暂时不做的就搬到地下室去。需要参考和补充的基本是去图书馆,但很多时候,做研究需要借助更多的地方。比如,我当时做蒋梦麟的研究,大陆各图书馆都找遍了也没找到什么材料,就需要去台湾、香港等研究机构的图书馆。而我的书房本身,我保持它是流动的状态,随着自己的研究变化而变化。我的书房是用的书房,而不是藏的书房,到现在为止,没有一本书是因为藏而买的。
客观造成我书多的原因是,我原来做古代史,所以积累大量的古代史方面的书,大学毕业后做近代史,又大量购买近代史方面的书。加之三十多年来,我的书都跟着题目走,不同的题目又增加了不同的书。比如,刘大年找我合作做抗战时期的中国思想文化,就增加了大量抗战史的书。后来做严复的研究,关于严复的书基本上都收齐了,还去沈阳看严复的资料、手稿等。之后,又做章太炎的研究,用三年的时间读章太炎的资料,《章太炎全集》最后就是我参与一起合拢的。
还有由社科院常务副院长汝信牵头的“世界文明研究”,这项研究也一直在进行,我参与其中“中国文明的研究”,今年已经是第三期了。围绕这个主题,又扩充出很多书。这些年来的课题经费,基本上都换成书了。
到目前为止,我自主性的研究比较少,只有梁漱溟算是我自选的,还有几本论文集。而我自己真正想写的是“经学史”和“儒学史”。上世纪90年代初,庞朴主持“中国儒学”项目时,曾约我参与,第一卷《儒学简史》就是我写的。
书失去了主人的守护,就很可怜
绿茶:这么多研究项目,如此高速的图书增长,您的书房如何容纳得下,有什么好的书房优化手段吗?
马勇:我会随着项目的变化,处理一些书,主要散给像孔夫子、布衣书局这样的二手书店。不散书,家里可容纳不了。淘汰书很不忍,人都有占有书的欲望,但没有办法。别人送的书,我是不敢往外散的,这类书还不少,所以,我通常放在书房最高处,免得不小心散出去,就很尴尬了。有一次,我在一个流动书摊看到自己送给一位老先生的书,可能是老先生过世后,家里人处理出来的。人的眼睛在这时候特别敏锐,一眼就看到自己的书了。
绿茶:这就涉及书房的未来,每个人都会面临这个问题,积累了一辈子的书,人不在之后,书房里的书就像孤儿一样,不知如何托身。
马勇:是啊,这是一个麻烦的问题。这些书对我们来讲是宝贝,但对后人或图书馆来讲反而是个累赘。像我们单位图书馆,有故去的老先生要捐书,图书馆要查重,重复的不收。将来怎么来处理学者的书,真是一个不小的问题。我的书如果捐给一个新成立的大学历史系,应该是很有价值的,可以构成一个历史系整体的架构。人再长寿,生命也只是一个过程,而过世之后,那些曾被我们珍视的书,就永远失去了主人的守护,就很可怜。
绿茶:您有自己的找书路径吗?这么多书平时能找到吗?
马勇:经常找不到。昨天还在找一本丁韪良的书,我百分百知道我有,就死活找不到。我的书房已经是分类很清晰的,就算有些书架是里外两层,我大致也有规律的,里面一层多半是平时用得少的全集、套书一类。
碰到找不到书的情况,我一般上网下载电子版先用,也许过不了多久,找不到的书又自动出现了。很多大型的书我一般保留电子版,比如:《清实录》、国家清史档案丛刊,还有如大象出版社出版虞和平主编的“近代史所藏清代名人稿本抄本”,全套三十多万,我买个电子版才一百元。再比如《徐世昌日记》,定价两万多,我当时特别想要。后来有个学生说帮我复印。一本日记印下来才一百块钱,全部下来才几百块钱。
上世纪90年代,有一次在台湾中研院访学,我每天主要的事情就是把自己想用的材料,送到外面一个复印的地方印回来。早期,蒋梦麟的资料,我都是在香港、台湾等地复印过来的。
会读书目是做学问的第一要诀
绿茶:我看您书架上有很多目录学方面的书,这也是您学术研究的一部分吗?
马勇:我很同意历史学家陈垣的一个观点,他说:“人的学问最终是一个书目”。他通读了《四库全书》,人怎么可能通读完《四库全书》呢?他其实是在读书目。我的太老师蔡尚思,一个假期读完了江南图书馆,其实他也是在读书目,后来,当然写了很多关于目录的书。
会读书目是做学问的第一要诀,你要通过大量的阅读书目和索引,慢慢梳理出自己的学问路径,知道哪些书在哪里可以找到。老一代学人非常重视收集和阅读书目。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我在上大学时反复读,这种书要读下来,会在心里形成一个学术的版图。这个是受张之洞的影响,他的《书目答问》就是一本非常重要的举要性书目。做学问,就是要从这儿进入。
现在有了互联网之后,大家似乎对书目、索引类的书不注意了,认为网上都有。但我遇到这类书,依然都买。因为互联网的检索系统和我们以前读书目在大脑里形成的检索系统,那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自己脑子的学问地图和可以检索的学问地图相比,还是有自己的检索系统踏实。
另外,史料书,年谱长编一类的书,我都是遇到就买,尽管有些暂时不做,我也会收集起来,非买不可。
还有日记,我是见一本买一本。日记只要读的多了,才能体现出故事,单独读一本日记是没意思的,只有在不同记录的佐证下,日记的价值才越发呈现出来,可以从中类比出一些史料的真实性。比如《胡适日记》,写的当然是很真实,但是胡适有好多东西不写,于是,需要借助别的日记来看到他不写的那些东西。比如,胡适与曹诚英的故事,他自己日记里没记,通过别人的日记,慢慢就勾勒出来了。这些就是日记对于学术研究的独特功用。
绿茶:说到日记,去年有一本《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出版后受到学界和文化界一致好评,这本日记应该很对您胃口吧。
马勇:这本日记很重要,我多年研究蒋梦麟,郑天挺是蒋的学生,所以,这本日记中有很多我以前没看到过的关于蒋梦麟的史料,价值很高,我还决定重新写一篇关于蒋梦麟的文章。你要是熟悉这里面的人脉关系,看这套日记,会有很多意想不到的收获。
绿茶:历史研究中,还有一类史料是报刊,您的学术实践中会采用到报刊资料吗?
马勇:真正有报纸是从1895年开始的,到1949年,这50多年是真正可以用报纸研究的历史。但是,我们首先要对民国时期的报纸有所了解,他们各自的政治立场和取舍的判断。比如,同样关于革命,于右任办的《民立报》《民呼日报》等,立场肯定是革命是正义的、正当的。再看实业家张謇办的《星报》《通报》,以及他为大股东的《申报》等,就不是很主张用革命的手段解决问题。这些背后的立场就是研究的关键,只有通过大量的阅读和参考,才能客观看待那段时期的历史,历史研究的温情,就是从这些细节中一点点呈现出来的。
历史研究拼到最后是史料解读的能力
绿茶:不久前读到一本北大尚小明教授的《宋案重审》,对史料的占有和运用真是炉火纯青,这种方法是历史研究的主流吗?
马勇:尚小明教授是完全按照学术的路径在做宋案研究,他是史料派。他这个研究,之前有吴晗的底子,1949年前,吴晗一直注意收集宋案的资料,后来吴晗把这些资料都交给北大历史系了,这些材料在北大历史系多少年来一直没人去研究。在这批材料基础上,之后,凡是遇到宋案资料,他全部收集起来,就形成了现在的规模。尚小明做得很刻苦。民国历史走这条路是正路。
对于近现代历史研究,史料研究是最重要的。但是,对于古代史,就不一定是拼史料了。
比如,陈寅恪,他就不以史料为主,他只以二十四史的史料为准。罗志田教授也是,他不读奇稀史料,只读大家都读的公共史料。罗志田的研究路径是出新,同样的史料,他能解读出新意,他的解读能力很厉害。陈寅恪也是,他的隋唐史没有一条史料是新的,但他能解读出新东西来。余英时也是,他研究戴震,从来不看那些所谓稀见史料,就在公共史料基础上解读出新意。再就是,台湾的王汎森,也差不多是这个方法。
像北大的田余庆教授这一代学者,就在大家常识的状态下,能研究出你完全出其不意的结论,这就是历史解读的研究能力。北大中古史为什么牛气,就在于他们有很强的历史解读能力,这方面的传统来自于陈寅恪。虽然陈寅恪出自清华,院系调整后,清华历史系并入北大,陈寅恪几位重要学生如周一良、王永兴等都是北大历史系教授。
茅海建、沈志华、杨天石他们几位又是一路,他们主要看档案。他们的特殊研究思路,档案是必要的研究路径。
绿茶:最后,想再跟您请教一个问题。作为普通历史爱好者,我们应该从什么路径进入历史阅读,您认为非读不可的书有哪些?
马勇:对于普通历史爱好者,建议先读外国学者那些有大格局的通史作品。中国学者呢,要读点的研究。西方哪怕是一流学者,像史景迁这样的,史料解读能力都不行,中国学者在点的研究方面比外国学者强。外国汉学家的宏大叙事和全球视野,以及文笔是中国学者比不了的。像孔飞力的《叫魂》属于外国学者中点的研究极少极少的个案。
我比较推荐这些年出版的外国通史作品,如《剑桥中国史》《哈佛中国史》以及日本讲谈社的《中国的历史》等等。这三家如果能阅读得比较明白,会比较好地构建出大历史格局。读历史,还是应该从通史角度切入,从远古通下来,不要一上来就钻入点的阅读。
书房主人简介|马勇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史、中国学术史、中国现代化史、中国文明史等研究。著有《汉代春秋学研究》《近代中国文化诸问题》《1894-1915:梦想与困惑》《1895年大梦初醒》《1898年中国故事》《1900年中国尴尬记忆》《1911中国大革命》《超越革命与改良》《晚清二十年》《重新认识近代中国》等,并为梁漱溟、董仲舒、严复、章太炎、蒋梦麟等多人立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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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勇:我的书房,为用不为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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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9-03-22 ） 稿件来源： 新华每日电讯草地周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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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勇:我的书房,为用不为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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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9-03-22 ） 稿件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草地周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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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茶
1979年,恢复高考第三年,马勇考入安徽大学历史系,入学后到图书馆借的第一本书是侯外庐的《中国思想通史》,正是这本书影响了马勇的学术方向,书中提到哪本书,就把那本书找来看,大学四年,几乎把大学图书馆里与思想史专业相关的书都读了一遍。
1983年,马勇顺利考上复旦大学历史系研究生,师从著名思想史学家朱维铮教授。1986年毕业后分配到了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从事近代史研究。
马勇上大学前当过兵,也当过工人,他是带薪上学,所以,相较同学们生活条件好一些,也有富余的钱买书。大学期间就买了很多书,毕业来京时带了十二箱书,这是他最初的书房家底。
从学习古代史到从事近代史研究,这个路径促使马勇必须把中国历史打通,家里的藏书也涉及中国历史的不同断代和方方面面,这也是客观造成马勇家里书量很大的原因之一。
像大多数爱书人一样,马勇家每个房间也都是书,但多而不乱,不同书架都有各自的主题和分类,像客厅沙发背后,以书目、索引、年谱、日记等书籍为主。马勇反复强调,读书目是做学问的第一要诀,要通过大量的阅读书目和索引,慢慢梳理出自己的学问路径,知道哪些书在哪里可以找到。
而谈到书房的未来,马勇也是愁上心头。他说,人再长寿,生命也只是一个过程,而人过世之后,那些曾被我们珍视的书,就永远失去了主人的守护,变得很可怜。
下面,让我们一起走进马勇老师的书房,听听他分享的书房故事。
我的阅读启蒙从地震棚开始
绿茶:您的书房是怎么样一个成长过程?
马勇:我是农村出来的,父亲读过私塾,对孩子读书还是很支持的,我们小时候,如果你愿意读书,就会给你创造条件。印象中,上世纪60年代,邢台地震,我们安徽家家都搭地震棚,我和大弟一人一个地震棚,在里面读书,我的阅读启蒙差不多从那时候开始。
但那时我们能读到的东西很少,印象中只有:浩然的《金光大道》《艳阳天》,还有巴金的作品。大概在上世纪70年代初期,我到新华书店买过一套鲁迅的单行本,就是人民文学那套白皮本,后来我把它们装订成册了。
1986年大学毕业到北京来的时候,我带着全部资产就是十二个纸箱的书。我为什么能够在七年读书期间积累那么多书呢?因为我是带工资上学,像有一套《中华大词典》,就是我在读本科的时候买的,当时大概就三十来块钱。
刚来北京,我住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对面的东四头条社科院宿舍院内,给我的是一个20平方米的里外间,根本谈不上有书房。但我们宿舍离单位近,我的书都放在办公室。2005年搬到现在这个家之前,我的书房就是办公室。
办公室是个内外间,但我因为书增长得太快,很快一个人就占了内外间。那时候,我每天晚上十点多才从办公室出来回家,第二天送完孩子又去办公室。2005年之前所有的作品,都是在办公室完成的。
2005年搬到现在这个家之后,有了一个20多平方米的书房,但实际上每个房间都是书,楼下还有一个地下室也是书,加起来大概有三万多册书。直到去年退休前,才彻底把办公室的书都搬回到家里来。
从读书开始,专心读了十几年
绿茶:除了做书房的办公室,你们近代史所的图书馆应该是学术研究的主阵地吧。
马勇:对。我1986年毕业,到1991年才发第一篇文章,我老师朱维铮一再告诫我们,不要过早发文章,要多读书。所以,那些年我每天就是去图书馆借书还书,再借再还。当时做的第一个课题是梁漱溟,我做了很多前人没挖掘过的材料工作。包括后续做的几个近代人物,比如蒋梦麟,在我做之前,国内找不到一本关于蒋梦麟的书,我从香港、台湾等地方收集、挖掘了很多材料。
我是学古代思想史的,后来到近代史所工作,当时的研究环境跟现在不一样。那时候我们刚来的年轻人,老先生不让我们写东西,也没那么大压力,就静静地读了五六年书,算上本科,专心读了十几年书。
等到后来开始写东西时,脑子里对历史有无数种自由组合,也知道材料在哪儿,随时可以调动这些资源。我写东西面比较广,得益于当年阅读比较系统,可以从古至今打通。
(注)2000年时,近代史所承担了一个编撰《中国近代通史》的课题。之前马勇发表过关于甲午战争、戊戌变法的文章,所长就让他负责从马关条约到辛丑条约这一个时间段的写作。2014年,由近代史所中青年学者编纂的十卷本《中国近代通史》出版。
我自己真正想写的是“经学史”和“儒学史”
绿茶:在书房和图书馆这两者之间,您是如何取舍的,哪些书要收在家中,哪些去图书馆阅读?
马勇:我的书基本是一个流动状态,我正在做的题目,这些书都在我的书房,暂时不做的就搬到地下室去。需要参考和补充的基本是去图书馆,但很多时候,做研究需要借助更多的地方。比如,我当时做蒋梦麟的研究,大陆各图书馆都找遍了也没找到什么材料,就需要去台湾、香港等研究机构的图书馆。而我的书房本身,我保持它是流动的状态,随着自己的研究变化而变化。我的书房是用的书房,而不是藏的书房,到现在为止,没有一本书是因为藏而买的。
客观造成我书多的原因是,我原来做古代史,所以积累大量的古代史方面的书,大学毕业后做近代史,又大量购买近代史方面的书。加之三十多年来,我的书都跟着题目走,不同的题目又增加了不同的书。比如,刘大年找我合作做抗战时期的中国思想文化,就增加了大量抗战史的书。后来做严复的研究,关于严复的书基本上都收齐了,还去沈阳看严复的资料、手稿等。之后,又做章太炎的研究,用三年的时间读章太炎的资料,《章太炎全集》最后就是我参与一起合拢的。
还有由社科院常务副院长汝信牵头的“世界文明研究”,这项研究也一直在进行,我参与其中“中国文明的研究”,今年已经是第三期了。围绕这个主题,又扩充出很多书。这些年来的课题经费,基本上都换成书了。
到目前为止,我自主性的研究比较少,只有梁漱溟算是我自选的,还有几本论文集。而我自己真正想写的是“经学史”和“儒学史”。上世纪90年代初,庞朴主持“中国儒学”项目时,曾约我参与,第一卷《儒学简史》就是我写的。
书失去了主人的守护,就很可怜
绿茶:这么多研究项目,如此高速的图书增长,您的书房如何容纳得下,有什么好的书房优化手段吗?
马勇:我会随着项目的变化,处理一些书,主要散给像孔夫子、布衣书局这样的二手书店。不散书,家里可容纳不了。淘汰书很不忍,人都有占有书的欲望,但没有办法。别人送的书,我是不敢往外散的,这类书还不少,所以,我通常放在书房最高处,免得不小心散出去,就很尴尬了。有一次,我在一个流动书摊看到自己送给一位老先生的书,可能是老先生过世后,家里人处理出来的。人的眼睛在这时候特别敏锐,一眼就看到自己的书了。
绿茶:这就涉及书房的未来,每个人都会面临这个问题,积累了一辈子的书,人不在之后,书房里的书就像孤儿一样,不知如何托身。
马勇:是啊,这是一个麻烦的问题。这些书对我们来讲是宝贝,但对后人或图书馆来讲反而是个累赘。像我们单位图书馆,有故去的老先生要捐书,图书馆要查重,重复的不收。将来怎么来处理学者的书,真是一个不小的问题。我的书如果捐给一个新成立的大学历史系,应该是很有价值的,可以构成一个历史系整体的架构。人再长寿,生命也只是一个过程,而过世之后,那些曾被我们珍视的书,就永远失去了主人的守护,就很可怜。
绿茶:您有自己的找书路径吗?这么多书平时能找到吗?
马勇:经常找不到。昨天还在找一本丁韪良的书,我百分百知道我有,就死活找不到。我的书房已经是分类很清晰的,就算有些书架是里外两层,我大致也有规律的,里面一层多半是平时用得少的全集、套书一类。
碰到找不到书的情况,我一般上网下载电子版先用,也许过不了多久,找不到的书又自动出现了。很多大型的书我一般保留电子版,比如:《清实录》、国家清史档案丛刊,还有如大象出版社出版虞和平主编的“近代史所藏清代名人稿本抄本”,全套三十多万,我买个电子版才一百元。再比如《徐世昌日记》,定价两万多,我当时特别想要。后来有个学生说帮我复印。一本日记印下来才一百块钱,全部下来才几百块钱。
上世纪90年代,有一次在台湾中研院访学,我每天主要的事情就是把自己想用的材料,送到外面一个复印的地方印回来。早期,蒋梦麟的资料,我都是在香港、台湾等地复印过来的。
会读书目是做学问的第一要诀
绿茶:我看您书架上有很多目录学方面的书,这也是您学术研究的一部分吗?
马勇:我很同意历史学家陈垣的一个观点,他说:“人的学问最终是一个书目”。他通读了《四库全书》,人怎么可能通读完《四库全书》呢?他其实是在读书目。我的太老师蔡尚思,一个假期读完了江南图书馆,其实他也是在读书目,后来,当然写了很多关于目录的书。
会读书目是做学问的第一要诀,你要通过大量的阅读书目和索引,慢慢梳理出自己的学问路径,知道哪些书在哪里可以找到。老一代学人非常重视收集和阅读书目。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我在上大学时反复读,这种书要读下来,会在心里形成一个学术的版图。这个是受张之洞的影响,他的《书目答问》就是一本非常重要的举要性书目。做学问,就是要从这儿进入。
现在有了互联网之后,大家似乎对书目、索引类的书不注意了,认为网上都有。但我遇到这类书,依然都买。因为互联网的检索系统和我们以前读书目在大脑里形成的检索系统,那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自己脑子的学问地图和可以检索的学问地图相比,还是有自己的检索系统踏实。
另外,史料书,年谱长编一类的书,我都是遇到就买,尽管有些暂时不做,我也会收集起来,非买不可。
还有日记,我是见一本买一本。日记只要读的多了,才能体现出故事,单独读一本日记是没意思的,只有在不同记录的佐证下,日记的价值才越发呈现出来,可以从中类比出一些史料的真实性。比如《胡适日记》,写的当然是很真实,但是胡适有好多东西不写,于是,需要借助别的日记来看到他不写的那些东西。比如,胡适与曹诚英的故事,他自己日记里没记,通过别人的日记,慢慢就勾勒出来了。这些就是日记对于学术研究的独特功用。
绿茶:说到日记,去年有一本《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出版后受到学界和文化界一致好评,这本日记应该很对您胃口吧。
马勇:这本日记很重要,我多年研究蒋梦麟,郑天挺是蒋的学生,所以,这本日记中有很多我以前没看到过的关于蒋梦麟的史料,价值很高,我还决定重新写一篇关于蒋梦麟的文章。你要是熟悉这里面的人脉关系,看这套日记,会有很多意想不到的收获。
绿茶:历史研究中,还有一类史料是报刊,您的学术实践中会采用到报刊资料吗?
马勇:真正有报纸是从1895年开始的,到1949年,这50多年是真正可以用报纸研究的历史。但是,我们首先要对民国时期的报纸有所了解,他们各自的政治立场和取舍的判断。比如,同样关于革命,于右任办的《民立报》《民呼日报》等,立场肯定是革命是正义的、正当的。再看实业家张謇办的《星报》《通报》,以及他为大股东的《申报》等,就不是很主张用革命的手段解决问题。这些背后的立场就是研究的关键,只有通过大量的阅读和参考,才能客观看待那段时期的历史,历史研究的温情,就是从这些细节中一点点呈现出来的。
历史研究拼到最后是史料解读的能力
绿茶:不久前读到一本北大尚小明教授的《宋案重审》,对史料的占有和运用真是炉火纯青,这种方法是历史研究的主流吗?
马勇:尚小明教授是完全按照学术的路径在做宋案研究,他是史料派。他这个研究,之前有吴晗的底子,1949年前,吴晗一直注意收集宋案的资料,后来吴晗把这些资料都交给北大历史系了,这些材料在北大历史系多少年来一直没人去研究。在这批材料基础上,之后,凡是遇到宋案资料,他全部收集起来,就形成了现在的规模。尚小明做得很刻苦。民国历史走这条路是正路。
对于近现代历史研究,史料研究是最重要的。但是,对于古代史,就不一定是拼史料了。
比如,陈寅恪,他就不以史料为主,他只以二十四史的史料为准。罗志田教授也是,他不读奇稀史料,只读大家都读的公共史料。罗志田的研究路径是出新,同样的史料,他能解读出新意,他的解读能力很厉害。陈寅恪也是,他的隋唐史没有一条史料是新的,但他能解读出新东西来。余英时也是,他研究戴震,从来不看那些所谓稀见史料,就在公共史料基础上解读出新意。再就是,台湾的王汎森,也差不多是这个方法。
像北大的田余庆教授这一代学者,就在大家常识的状态下,能研究出你完全出其不意的结论,这就是历史解读的研究能力。北大中古史为什么牛气,就在于他们有很强的历史解读能力,这方面的传统来自于陈寅恪。虽然陈寅恪出自清华,院系调整后,清华历史系并入北大,陈寅恪几位重要学生如周一良、王永兴等都是北大历史系教授。
茅海建、沈志华、杨天石他们几位又是一路,他们主要看档案。他们的特殊研究思路,档案是必要的研究路径。
绿茶:最后,想再跟您请教一个问题。作为普通历史爱好者,我们应该从什么路径进入历史阅读,您认为非读不可的书有哪些?
马勇:对于普通历史爱好者,建议先读外国学者那些有大格局的通史作品。中国学者呢,要读点的研究。西方哪怕是一流学者,像史景迁这样的,史料解读能力都不行,中国学者在点的研究方面比外国学者强。外国汉学家的宏大叙事和全球视野,以及文笔是中国学者比不了的。像孔飞力的《叫魂》属于外国学者中点的研究极少极少的个案。
我比较推荐这些年出版的外国通史作品,如《剑桥中国史》《哈佛中国史》以及日本讲谈社的《中国的历史》等等。这三家如果能阅读得比较明白,会比较好地构建出大历史格局。读历史,还是应该从通史角度切入,从远古通下来,不要一上来就钻入点的阅读。
书房主人简介|马勇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史、中国学术史、中国现代化史、中国文明史等研究。著有《汉代春秋学研究》《近代中国文化诸问题》《1894-1915:梦想与困惑》《1895年大梦初醒》《1898年中国故事》《1900年中国尴尬记忆》《1911中国大革命》《超越革命与改良》《晚清二十年》《重新认识近代中国》等,并为梁漱溟、董仲舒、严复、章太炎、蒋梦麟等多人立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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