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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不能忘记沈家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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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不能忘记沈家本

( 2018-11-23 ) 稿件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草地周刊
 
 
沈家本故居。 
 
 
沈家本晚年在故居所拍照片(翻拍自故居展品)。摄影:本报记者王京雪
 
  
本报记者王京雪


 
  2018年夏,北京西城区宣武门外金井胡同的一处老宅院突然热闹起来,据工作人员回忆,每天都有约百位游客来此参观。
 
  往前推个两三年,这里破落衰败,乏人问津,是个挤着46户居民,搭着各种小棚屋的大杂院。没多少人知道,100多年前,这座院子属于一个叫“沈家本”的人;自然,也就没多少人知道,就是这座坐北朝南、有着三进院落的四合院,见证了清末法制改革的风云变幻,见证了中国法学的逐步奠基,见证了清末修律大臣沈家本人生中最辉煌而跌宕的十载光阴。
 
  今天,人们从这座院子向南,沿街步行约1公里,就到了清代赫赫有名的法场“菜市口”旧址所在地。1904、1905年,有西方人在此拍下了凌迟的行刑现场,这些犯人被“千刀万剐”的照片于1910年左右传至欧洲,成为“残忍、野蛮”的证物,在很长时间里影响了西方对中国的看法。而住在菜市口不远处的沈家本,正是令凌迟等酷刑在中国被彻底革除的人。
 
  法学家蔡枢衡曾在1939年写道:“尽管习法者能知外国法及外国法律家甚多且详,却不一定知道中国法律史和法学史上有个沈家本。这不能不算是中国法律学教育的失败和耻辱。”
 
  及至2008年,学者阿忆撰文写清末法制改革,写到沈家本,仍在感叹其贡献与声名的不相匹配。
 
  甚至沈家本的第五代孙沈小兰、蔡小雪姐弟年轻时也不知沈家本为何人。他们初次听到这个名字是在“文革”后期的一年春节,“姑姑问我们:知道沈家本吗?我们很茫然,异口同声地回答‘不知道’。”已退休的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原审判长蔡小雪说,正因为与沈家本的血缘关系,他才在1979年报考大学志愿时,按姑姑建议,报了法律专业,从此与法律结下不解之缘。
 
  沈家本曾孙、79岁的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沈厚铎出生在金井胡同的这座宅院,曾为故居保护奔走几十年。时常有外国学者向他提出参观沈家本居所的愿望,沈厚铎总因故居的破败凌乱一再婉辞,心中颇觉汗颜。院子里有巴望拆迁的老爷子,两次跟他“抱怨”:“沈家本为什么是搞法律的,不是唱京戏的?如果他是个名角儿,这里也许早腾退了。”这让他心情复杂,但也“能理解人家的心情”。
 
  2014年,西城区编制“十三五”文物保护行动计划,首次提出要成主题、有规模地实施文物腾退,沈家本故居成为第一批启动腾退的项目。2015年,腾退工作正式启动,10个月内即告完成。今年8月,修缮一新的沈家本故居正式向公众开放。
 
  冷落的院落变得热闹,沈家本也终于被越来越多的人知晓——他是首任修律大臣,修旧律立新法,在中国法律史上承前启后,开风气之先;他是首任大理院正卿(相当于最高法院院长);他是培养了上千名社会急需法政人才的中国第一所法学教育机构京师法律学堂的管理大臣,即今天的校长;他是中国首个全国性法学学术团体北京法学会的首任会长;他是“中国法制近代化之父”“中国近代法学奠基人”“依法治国理念首倡者”……
 
  怎能忘记沈家本?
 
痛定应思痛,须寻国手医


 
  1900年8月,保定。刚过完60岁生日不久,直隶通永道沈家本接到出逃路上的光绪帝御旨,擢升他为山西按察使。这一年,义和团在各地蓬勃发展,随后,八国联军侵华,北京沦陷,慈禧偕光绪仓皇西逃。
 
  未及赴任,保定被联军占领,沈家本与保定藩司廷雍等5名官员被拘。十余日后,廷雍等皆被处死,独沈家本因附和义和团的证据不足被继续囚禁监视,直至1901年2月,重获自由,成为此劫唯一一个幸存者。
 
  后世学者们普遍认为,这次绝处逢生是沈家本一生最重要的转折点,激发了他变法救国的强烈信念,也成为其后来施展救国抱负的序幕。
 
  “我们可以想象他当时那种悲愤屈辱的心情。”研究了曾祖父一辈子,沈厚铎说,“一个地方大员,在自己的管辖之地,被外国人关进自己的监狱,在自己审人的地方,被外国人给审了,那是什么感受?”
 
  被释放后,沈家本匆匆赶往慈禧太后和光绪帝的避难所西安。路上,他与在地方的朋友深夜长谈,作诗叹息:“痛定应思痛,须寻国手医”。
 
  途径郑州,他专程拜谒子产祠,赋诗:
 
  公孙遗爱圣门推,论学原须并论才。
 
  国小邻强交有道,此人端为救时来。
 
  对在保守派非难下改革旧统、修订刑书,并“铸刑书于鼎”,首度向百姓公布成文法的春秋时期政治家、法学家子产表达了敬重之情,和效法其后,于国家内外交困之际以法救国之志。
 
  沈厚铎认为,这是沈家本600多首诗作中为数不多直接表露了其救国志向的一首诗,“他们那代知识分子,都在思考怎么救国。有人实业救国,有人教育救国,沈家本往哪个方向走呢?他一直搞法律,自然有了以法治救国的思想。”
 
  1901年7月,沈家本被任命为光禄寺卿,先行离开西安,为銮驾回京开道,路上,他又被改任刑部侍郎。11月,沈家本抵京。
 
  此时,正是清廷决心通过法律改革拿回领事裁判权等国家法权之际,沈家本适逢其时。
 
  就在这年1月,他还处于监禁中时,清廷已颁布上谕,启动新政,称:“法令不更,锢习不破,欲求振作,当议更张。”
 
  1902年3月,清政府下旨修律,宣布修订《大清律例》,仿照西方制定“矿律”“路律”“商律”等。
 
  4月,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三总督联名上奏,保举“久在秋曹,刑名精熟”的沈家本和“练习洋务,西律专家”的伍廷芳,主持修律。
 
  临危受命,沈家本已62岁,在今天是退休的年纪,但这却是他真正施展抱负的起点。
 
  第二年,沈家本买下了金井胡同里的一座宅子,挂上“湖州沈寓”的门牌,这就是如今的沈家本故居。
 
但教不把初心负,沧海遗珠莫遽诃


 
  走进故居大门,从左手起的厢房逛起。进门正中是尊沈家本半身雕像,雕像背后的墙面印满沈家本的法治名言与著述封面,将“修律大臣沈家本”5个大字围在中央。
 
  屋中分5个单元展示了沈家本青少年时代、刑曹生涯、任职地方、修订律例、斗室蠖居的生平大事,以使人们能迅速了解这位法学巨人的一生。
 
  或因文献缺失,抑或沈家本性格使然,无论研究者还是其后人,从现存日记、书信等文献中都很难找出几则沈家本的轶事。他很少感性地详述遭遇与内心所想,只在诗中含蓄地咏志抒怀。
 
  2007年,沈小兰决心与弟弟蔡小雪一同撰写沈家本传记时,她觉得这位先祖是位严肃的技术官僚,生活少有浪漫可言,工作坎坷而寂寞。
 
  但即使从单调的年表上看,沈家本的一生,也该是不乏戏剧性的一生。
 
  1840年8月19日,沈家本生于浙江湖州。这年6月,标志着中国近代史开端的鸦片战争爆发。此后,太平天国、戊戌变法、第二次鸦片战争、甲午海战、庚子事变……近代中国的重大事件他一一亲历。
 
  父亲沈丙莹考中进士,补官刑部,将年幼的沈家本接入京师,自此,他随父辗转任所,对刑部事务耳濡目染。
 
  青少年时期的沈家本,可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1861年至1864年,20岁出头的他从北京一路赶往父亲外放任职的贵州铜仁,后又几经辗转,从贵阳达四川泸州,乘舟至湖南长沙,又到上海,乘轮船抵山东烟台,最后由烟台返回京城。
 
  在《借书记》里,沈家本回顾了他在这段颠簸旅途间借阅的348部书,范围从经史子集到神仙志怪,从《测量法义》《几何原理》《海录》等西洋译作,到黄宗羲的“禁书”《明夷待访录》和顾炎武的《日知录》,无不涵盖其中。
 
  旅途归来,他在父亲致仕后援例入刑部,做了个小官,并在25岁顺利考上举人,但之后考进士,屡考屡败,从26岁一直考到43岁方才考取。及第后,他继续在刑部任职,“专心法律之学”。
 
  “但教不把初心负,沧海遗珠莫遽诃。”这是科举期间沈家本的一句诗,似是为自己鼓气。实际上,考中进士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他依然是枚“沧海遗珠”。
 
  1883年到1893年,43岁到53岁,走过近20年曲折科举路的沈家本,又用了10年时间才等到了一次升迁外放的机会,出任天津知府,后又调任保定知府。尽管此时他早已“以律鸣于时”,撰写了《刺字集》《压线编》《律例杂说》等大量法律著作。
 
  又过了近10年,这位大器晚成的改革者,终在年逾花甲时历劫归来,重入刑部,位列朝班,奉旨修律。
 
法学匡时为国重,高名垂后以书传


 
  故居的第二间展厅,详尽介绍了沈家本修律的经过和他对中国法制进程的影响。
 
  1902年至1911年的10年,沈家本主持了翻译西法、改造旧律、制定新律等方方面面的修律事务。
 
  彼时,西方列强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攫取了在华司法特权“领事裁判权”,即一国公民侨居中国时遇民事、刑事诉讼,不受中国法律管辖,而由该国领事按本国法律审判。这直接危及了清政府的统治,成为晚清变法修律最直接的原因。
 
  沈家本奏请成立修订法律馆,组织人手翻译海外法规并派人出国考察,在此基础上对《大清律例》进行了全面修订。
 
  尽管专精于传统律学,不通洋文,从未出国且已年过六旬,沈家本对西方法学的态度却有着异于传统士大夫的清醒和开放。
 
  “申、韩之学,以刻核为宗旨,恃威相劫,实专制之尤。泰西之学,以保护治安为宗旨,人人有自由之便利,仍人人不得稍越法律之范围。”
 
  他洞若观火地指出当时的中国与西方近代法治理念间的差异,认为“我法之不善者当去之,当去而不去,是为悖;彼法之善者当取之,当取而不取,是为愚。”
 
  他反对把西法作为“炫世”工具,亦步亦趋,也反对鄙薄西人,以为事事不足取。
 
  有学者曾指出,沈家本的可贵正在于“他不是一个简单的西化派。在称赏西法并认定中国制度的许多缺陷应通过学习西方加以弥补的同时,他更对两种伟大的文化传统的融合寄予厚望”,西方法的参照让沈家本的传统律学知识别具价值,他的法律改革方案既全面又富有针对性。
 
  1905年,沈家本和伍廷芳奏请删除《大清律例》中的重法,“中国之重法,西人每訾为不仁。其旅居中国者,皆借口于此,不受中国之约束”。经清廷准允,凌迟、枭首、戮尸等“历史悠久”的酷刑从此在中国彻底被废除。他们还力主禁止刑讯、削减死罪条目、删除奴隶律例……
 
  这一年,沈家本在家中修建了一座两层小木楼用以办公著述、读书藏书,命名“枕碧楼”。这座藏书楼今天仍立于故居前院右侧,一层向游客开放,展示沈家旧物。
 
  1906年,清政府宣布筹备立宪,法律改革也从改造旧律为主转向制定新法为重。沈家本这年66岁,修律繁忙,让他写诗时间骤减,但还是在给朋友的赠诗中留下“吾学于今世界新,普通卒业始为人”这样锐意进取的句子。
 
  修律10年,沈家本主持修订了中国第一部近代刑法《大清新刑律》、第一部专门的民法草案《大清民律草案》,还有《破产律》《刑事民事诉讼法草案》《法院编制法》等大批古代中国没有的新型法律,形成了较为完善的近代法律体系框架,为近代法制建设开辟了道路。
 
  正如民国法学家杨鸿烈所言:“沈氏是深入了解中国法系,且明白欧美日本法律的一个近代大法家。中国法系全在他手里承先启后,并且又是媒介东西方几大法系成为眷属的一个冰人。”
 
  “构建现代审判制度”“改良监狱”“创设中国检查制度”“倡设中国律师制度”“开创中国现代法学教育与研究”……
 
  走在沈家本故居,阅览一行行简要概括的文字和一张张时有模糊的旧照,那个在云诡波谲中竭尽一生所能、倾尽一身热血,为救国救时力推法制改革的老人的背影,似在面前。
 
  他所遇阻力之大是可想而知的。围绕《刑事民事诉讼法》和《大清新刑律》,曾保举过他的张之洞和劳乃宣等礼教派大臣,对以沈家本为代表法理派展开了长达数年的批驳,认为他们败坏纲常礼教,不审国情:指责新刑律草案中,谋反大逆不处死;与无夫妇女通奸无罪;旧律子孙殴打祖父母父母者处死,妻子殴打丈夫处杖刑,丈夫殴打妻子未造成伤残即无罪等内容被删改……沈家本被迫重修了草案。
 
  1911年3月,因遭礼教派弹劾,沈家本辞去修订法律大臣和资政院副总裁的职位。10月,武昌起义爆发,袁世凯在一个月后设立责任内阁,71岁的沈家本出任司法大臣。
 
  1912年2月22日,清帝颁退位诏书,沈家本作为司法大臣参加了仪式,此后,他逐渐退出官场,闭门谢客,在枕碧楼中整理典籍。
 
  沈家本对律学文献做了大量考据总结,并抢救性地收罗和再刊法律典籍,其代表作《历代刑法考》对有文献记载以来的中国刑法制度、刑罚制度和刑官制度等做了巨细无遗的考订,被视为了解中华法系的必读书目。
 
  清朝的覆灭,令沈家本创设的许多法律制度被搁置,但最终,它们又都化为民国法制的土壤。尽管沈家本本人以年高有病为由,多次婉谢了国民政府司法总长的职位。
 
  1913年春,沈家本在病榻上作诗感叹“可怜破碎旧山河,对此茫茫百感多。”“处仲壮心还未已,铁如意击唾壶歌。”
 
  这年端午,73岁的沈家本在枕碧楼去世。
 
  次年,他的灵柩被运回故乡湖州。袁世凯为其墓题词:“法学匡时为国重,高名垂后以书传。”
 
继承与铭记


 
  1940年,沈厚铎1岁时,沈家宅院被汉奸以8袋面粉的价格强占,抗战胜利后,这套院子又作为“敌产”被充公,后分配给百姓居住。
 
  读小学时,祖母常带着沈厚铎回老宅,边旧地重游,边回忆往事,他对沈家本故居的关注也由此发端。
 
  在沈厚铎看来,沈家本近年受到的重视和各界对沈家本故居的保护,都体现了法治的进步。
 
  上世纪60年代,沈厚铎在北京师范学院读大学,姑姑建议他捐出沈家本手稿等文献供学术研究。当他找到北京政法学院(即中国政法大学前身)提出这一请求时,接待者却说,这些东西是落后的封建产物,没有研究价值。
 
  1983年,沈厚铎来到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古籍研究所,从事沈家本著作的整理工作。此时,沈家本的著述多处于无人编校、出版的境况。
 
  几十年过去,沈厚铎深切体察到人们对沈家本认识的变化,“刚改革开放时,大家思想还没扭过来,也找不到几本沈家本的书。从上世纪80年代起,慢慢地,学界开始有人研究沈家本了,他的著作也陆续出版,到今天,对沈家本的研究和认识已越来越深入全面,但关注主要来自学界,如果不是学法的人,知道沈家本的依然屈指可数。”
 
  对沈家本故居的保护工作也在逐步推进,最终在沈家后人、学者、政协委员等各界人士呼吁下,于2014年取得关键性进展,被列入腾退名单。
 
  “一是这年召开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一是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一再强调要重视传统文化。”沈厚铎分析,“没有依法治国的话,谁来重视法律?不重视法律的话,谁会重视沈家本?”
 
  2017年5月,习近平到中国政法大学考察,翻看了《沈家本全集》。后来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受访时称总书记对沈家本很了解,说沈家本先生是湖州人。
 
  “这以后,关注沈家本的人就更多了。”沈厚铎说。
 
  研究素未谋面的曾祖父长达几十年,他对沈家本的感情在了解中不断加深,“崇敬,或者说敬畏,不是因为他是我的祖上名人,我在研究过程中对他产生的敬畏远远超越作为他的后代对他抱有的感情。”
 
  他感触最深的,是沈家本的爱国热情,他一再强调今天谈论沈家本,除了讲他的法律思想,还应重视他对国家民族的热爱。
 
  “坚持改革,心态开放,尊重传统,为官廉洁……这都是我们当下提倡的精神。”沈厚铎觉得,沈家本的观点或许会过时,但他的品格与精神永不过时。
 
  而作为沈家本第五代后人的沈小兰、蔡小雪姐弟,在写完传记文学《修律大臣沈家本》后的感受是:看似与大众距离遥远、关心者不多的修律,其实与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维护着社会的安定,希望普通大众能更了解沈家本,走近沈家本,“不再用疑问的眼光反问:他是谁?”
 
  (本文的采写得益于李贵连先生编著的《沈家本年谱长编》和沈厚铎先生的协助,特此致谢。)

 
 

为什么不能忘记沈家本

( 2018-11-23 ) 稿件来源: 新华每日电讯草地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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