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三个姨妈,加上亲妈,她们一共四姐妹。这四姐妹都是老师,也都是很聪明的人。

 

　　比如我妈,记忆力超群,以前我找她问亲友手机、家里电话,她都是马上背出来的,从不用查电话本。现在上了点年纪,背号码的绝技差了点,但也是自带通讯录功能,一秒就能排查出两个看似毫无关系的人的远亲身份,中间有时相隔十几重内亲外戚,当事人之前想都没想到。二姨年轻时做得一手好针线,不管杂志上还是电影里的什么服装款式,看上一眼回家就能做出来。三姨教书时是远近闻名的数学老师,心算了得,长期教毕业班,还辅导学生得过全国奥林匹克奖。小姨是她们那个年代,从乡下考到外省的“名人”,现在是个大学老师。我这几个姨妈的聪明才智,相对于她们成长的乡村环境以及时代而言,很了不起了。

 

　　这几个聪明的姨妈,经常随意一句,已是惊人之语。她们聚一起说话时,偶尔会调侃地夸对方“善天益地”。文绉绉的,挺别致,所以我也记住了。一日家人微信群里,大家在夸我妈能干,我便发了一句“善天益地”调侃一下。

 

　　没想到,我妈回了我一句,“是掀天揭地”,又说这来自胡大川的幻想诗里一句,并打了那句诗发出来:“揭地掀天为事业,翻江倒海泻文章”。我还没来得及惊讶,我的二姨,把整首诗逐字打了发出来,又连着用语音,背了好几首胡大川的诗。我的小姨妈从网上,找到胡大川幻想诗全篇,贴了上来。几个姨妈,开心地讨论起了幻想诗。

 

　　胡大川何许人也?清代嘉庆年间四川一个普普通通的举人,写过十五首诗,皆充满浪漫幻想的字句。其诗当时籍籍无名,直至民国时被其后人带至日本,并再传回国内,才在国内传播过一阵,但现在知道的人可不多了。我这几个姨妈,聪明是聪明了点,可也没听说对诗词还有研究,怎么会对胡大川的幻想诗,如此熟悉呢?难道这几个姨妈,以前还一起学过写诗?

 

　　二姨妈自己交代了。“文革”后期的特殊年代,无书可读,四姐妹都失学在家,只能织补渔网补贴生活。因我家订了份《光明日报》,我外祖父的挚友、家乡著名文人刘振亚先生,每天便到家中看报。那时候物资紧张,家里茶叶也没有,刘先生坐一天也喝不上一杯茶的。刘先生除了看报,就是和我外祖父聊聊天。两人都是文化人,聊得来。外祖父原是中学语文教师,“文革”期间被划成右派,书也教不了了,只能在学校里负责敲钟、喂猪。在我家看报、闲聊之余,刘先生就给姨妈们教这胡大川的诗,他一句句念,姨妈们就一句句跟着背。她们一边织网,一边就把胡大川的十五首七言律诗全背下来了。

 

　　当时的姨妈们,是才十来岁的小姑娘。近五十年过去了,因后辈一句无心的话,引出她们半世纪前的回忆——她们也把这些幻想诗,记了近五十年。

 

　　刘振亚先生读过南京大学,曾为同盟会会员,号“大同氏”,是家乡旧时有名的知识分子。刘先生应该是在读书时,接触到胡大川的幻想诗的。可在“文革”末期的时代和社会环境里,刘先生为什么会突发奇想教我的姨妈们背诵幻想诗?是因为看这几个聪慧的姑娘无书可读,让她们背背诗学点知识,聊以借慰?还是用诗中“好花常令朝朝艳,明月何妨夜夜圆”的愿望,鼓励这几姐妹乃至她们一家?或是借诗中随心幻境之意,向几个小姑娘们诉说当时的时代与社会的奇异之处?又或者,是否也有“但愿百年无病苦,不教一息有愁魔”的祈盼?

 

　　而我的姨妈们,当时能否知道诗中的意义与身处的境况?当年学习成绩皆优异的她们,才小学就无书可读而只能背诵幻想诗,心中意味又如何?待到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已成年的她们都接连报读了各类大学专科,并各自成为大学、中学、小学的教师后,回想起当时织网背诗的往事,又是何心境?再大胆设想一下,如果我聪明的姨妈们读书成长时,能够在现在的时代,得到良好的教育,她们能取得什么样的成就?

 

　　刘振亚先生已仙逝。而当年背幻想诗的小姑娘们,现在也已退休或将退休,都有着安宁的生活。上面那些问题,无须再问了。

 

　　姨妈们带着笑意发语音,纷纷回忆当年背下的诗句,向子侄们炫耀自己过人的记忆。“一双笑眼常无泪,百岁童颜不作翁。”五十年前,一个风波未平的海岬边镇,一处孤寂小屋中,四个小姑娘一边拿着网梭织补渔网,一边吟诵与当时的时代、生活毫无关系,同时又充满离奇想象的诗句。这个充满魔幻现实主义的场景,因一句不甚出名的旧诗中的几个字,而被当时还没出生的我,在半个世纪后知悉。仿佛隔着一只古旧而依然清晰的望远镜,将故乡、故人、往事、时代等等支离破碎的事物,糅合在一起而重新拼接成旧貌,在五十年后一并显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