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3月空袭时,刘万利在中国驻也门使馆地下室与国旗合影。

　　刘万利(国际部)

　　今天,我的故事要从几面国旗说起。

　　去年,我在伊拉克采访过一名足球教练,他叫加尼姆。30年前,他是伊拉克国家队的主力,伊拉克球迷心中的马拉多纳,曾经出征1986年墨西哥世界杯。

　　但是,在后来的日子里,他无法征战球场,而是征战在一个满目疮痍的战争国家里。他告诉我,他一生中最荣耀的事情,是身披国旗奔跑在赛场上。但是,在我采访他的时候,他的那面珍贵的伊拉克国旗,紧紧裹着的,是他儿子和女婿的遗像。他的儿子和他的女婿,在两年前的一次汽车炸弹袭击中身亡。

　　过去15年,加尼姆看着自己的肌肉在战乱的贫困中松弛,看着自己心中的大力神杯在流星般的弹片中碎裂。战争,不仅摧毁了一个国家,更在摧毁一代人的梦想。哪怕是娱乐这种小小的心愿,也变得扭曲不堪。

　　后来的日子里,伊拉克的局势转好,我跟随伊拉克政府军,见证着他们一处一处地收复被占领的城市村落。每收复一处,伊拉克政府军就会将一面国旗插在城市的制高点。在那些伊拉克人祈祷和平的眼神中我看到,国旗代表着胜利和希望。

　　过去10年,我常常用一个国家的国旗作为坐标,来定位这个国家的团结与稳定。但是,就是这样一面旗帜,有时却很难寻找。

　　在也门时,一天凌晨,一连串巨大爆炸声将我从睡梦中炸醒。爆炸犹如地震一般,把分社的门窗炸得乱颤。防空火炮点亮了萨那的夜空,大量弹片如雨点倾泻而下。

　　我和中国驻也门使馆工作人员一共30多人挤在40多平方米的地下室里避难。地下室里什么也没有,只有墙上悬挂的一面五星红旗。

　　那一刻,五星红旗下,就是我们的庇护所,就是我们的家。一位使馆老同志在那面红旗下,火线入党。在炮火中,他高高举起右手,握紧拳头,庄重地宣誓:“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同样在那一刻,中国护航编队正迅速向指定海域移动,一场惊心动魄的撤侨行动即将展开。

　　撤侨的车队上高挂五星红旗,通过检查站时,五星红旗就是我们的通行证。码头上,在临沂号护卫舰的临时海关口,《义勇军进行曲》就是我们的身份证。那一刻,在每一位中国人激昂的泪光中,我前所未有地感受到,五星红旗就是我们的安全感,《义勇军进行曲》就是这个星球上最嘹亮的歌声。

　　我叫刘万利,是新华社国际部一名普通记者。入社10年,7年驻外,辗转利比亚、也门、伊拉克三个战场,亲历大小战斗十多次。枪林弹雨,泪水哀嚎,生离死别,荣辱兴衰……都已化作“新华社几月几日电”,永远地留在了中国新闻的历史稿库里。

　　也许是战争的原因,让我变得内敛而不重言辞。但是,无论环境多么艰苦,我能够在危难中工作,在寂寞中思考,在生死考验中砥砺前行。因为,在我心的最高处,别了一枚党徽,挂有一面国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