骈焕英老人在炕上休息(2018年7月25日摄)。现年90岁的骈焕英老人是山西省沁县暖泉村人。1942年秋天,年仅14岁的骈焕英被日军抓到据点蹂躏,20多天后在亲戚的帮助下回了家。几个月后,骈焕英再次被日军抓走,后在亲戚帮助下逃出“魔窟”。一段时间后,骈焕英又被抓走,再次回家后一段时间,骈焕英第四次被抓到据点遭受凌辱。

刘改连老人在回忆那段屈辱的历史(2016年8月2日摄)。现年97岁的刘改连老人,家住山西省阳曲县黄寨镇。1943年12月,22岁的刘改连被扫荡的日军抓到据点蹂躏,后来家里付了大洋才把她赎回来。

刘海鱼老人看向窗外(2018年3月20日摄)。现年91岁的刘海鱼老人是山西省沁县端村人。1944年春天,刘海鱼和村里的三个姑娘一起被日本兵抓到据点,三个多月后才回到村里。

郝月莲老人的女儿程艾仙搀着母亲到院子里(2018年7月24日摄)。现年90岁的郝月莲老人,是山西省武乡县阳公岭村人。1943年6月,郝月莲在家中被日军抓住,用绳子绑住拉到据点强征为“慰安妇”,一个月后,家人付大洋把她赎了回来。回家后两个多月,郝月莲再次被日军抓走。20多天后,郝月莲的父亲和哥哥趁着日军防备松懈,偷偷地把她背回了家。

民间志愿者张双兵拿着日本法院对中国“慰安妇”诉讼案做出判决的材料(2018年7月26日摄)；

张双兵和“慰安妇”李秀梅老人等人在日本进行起诉(翻拍照片)。张双兵家在山西省阳泉市盂县羊泉村。山西阳泉曾经是日军犯下累累罪行的地方。张双兵用了30多年的时间,走访调查了一百多名“慰安妇”受害者,记录、收集和整理了大量侵华日军的滔天罪证。张双兵说,希望能让更多的人看到这段不再沉默的历史,以促使日本出面道歉并作出赔偿。

在山西省盂县进圭村,张双兵在查看进圭村日军据点建筑的修缮情况(2018年7月26日摄)。日军侵华期间,日军在进圭村设了据点,在村后的山上修建了炮楼。1941年至1944年间,据点里关押过多批“慰安妇”。为让后人记住这段历史,2018年6月,当地政府开始对据点的建筑进行修缮。

山西省盂县上社镇附近山上的日军炮楼废墟(2018年8月8日无人机拍摄)。日军侵华期间,日军在上社镇附近的山上修建了3座炮楼,设了据点。1939年至1945年年间,据点里关押过多批慰安妇。

张先兔老人的画像(2015年11月20日摄)。张先兔老人于2015年11月12日在家中去世,享年89岁。

任兰娥老人于2016年7月1日去世,享年85岁。任兰娥老人,家住山西省武乡县故城村。1944年8月的一天,任兰娥在村里家中惨遭日军蹂躏,随后和村里20多人一起被抓到据点的炮楼,一个多月后,任兰娥的哥哥偷偷溜进日军据点,把她背回了家。

刘凤孩老人于2017年1月20日去世,享年90岁。刘凤孩老人,家住山西省沁县南园村。1943年的春天,刘凤孩和村民刘月桂及几十个村民一起被日军抓走,随后刘凤孩和刘月桂被关押在一个房间里遭受蹂躏。几天后,刘凤孩和刘月桂被日军扔到一个山沟里,俩人互相搀扶着走回了家。

李爱连老人于2018年1月23日去世,享年90岁。李爱连老人,家住山西省武乡县邵渠村。1945年的夏天,17岁的李爱连在村里被扫荡的日军抓到邻村的一间民房,惨遭蹂躏,随后被带到据点。50多天后,日军撤离据点,李爱连才回到了家。

赵兰英老人于2016年4月7日在家中去世,享年93岁。赵兰英老人,家住山西省武乡县信义村。1941年6月,赵兰英和姐姐赵兰花、赵玉英一起被日军抓走,两个多月后,家人把她带回了家。赵兰英吃药调理了3个月时间,身体才慢慢好起来。这段被日军肆意凌辱的悲惨经历,成为老人一生都难以抚平的伤口。

郝菊香老人于2016年8月16日在家中去世,享年94岁。郝菊香老人,家住山西省武乡县故城镇权店村。1939年4月的一天,17岁的郝菊香在家中被日军抓走强征为“慰安妇”,被日军凌辱了一个多月后,家里凑够了大洋才把她赎回来。

曹黑毛老人于2018年7月24日在家中去世,享年96岁。曹黑毛老人,家住山西省盂县七东村。1941年秋天,曹黑毛被日军抓到据点。1943年的秋天,曹黑毛才抓住机会偷偷溜出了据点,步行几十里路回到家里。

在山西省盂县西烟镇后河东村,已故“慰安妇”受害者南二扑的养女杨秀莲在南二扑的坟墓前(2016年3月4日摄)。

杨秀莲拿着养母南二扑的照片(2016年3月4日摄)。 　　南二扑1922年出生于盂县西烟镇后河东村,20岁时被日军抓走,被关押一年零8个月,1943年秋天才回到村里。长时间遭受日本人凌辱,导致南二扑不能生育,1964年,南二扑从王福庄村抱回了养女杨秀莲。1967年6月,南二扑因身体不好和压力过大等原因在家悬梁自尽,享年45岁。

　　8月14日是世界“慰安妇”纪念日。

　　20世纪30年代至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军队在亚洲国家先后强征数十万妇女,并将其送入奴役、残害女性的所谓“慰安所”。这段被日军肆意凌辱的悲惨经历,成为受害人一生都难以抚平的伤口。她们的苦难与屈辱未因战争的终结而结束。日本政府至今不承认在“慰安妇”问题上的国家责任,始终否认“强迫性”。

　　随着时光流逝,其中许多人在煎熬中相继离世,最终也没有等到日本政府的一句道歉。

　　目前,对于幸存下来尚且健在的老人们来说,活下去的最大意义就是为当年的那段历史作证。她们说,要努力活着,要等到日本政府道歉的那一天。

　　近年来,我国山西、海南等地的“慰安妇”幸存者从未停止过对日军二战罪行的控诉,在各方人士的帮助下先后多次踏上状告日本政府之路。然而,日本最高法院2007年就中国“慰安妇”诉讼案作出终审判决,认定原告二战时被侵华日军绑架和强暴的事实,但驳回了中国“慰安妇”的赔偿请求。

　　十余年对日诉讼之路,受害者们在反复上诉与被驳回之间挣扎,最终均以败诉告终。日本政府不承认在“慰安妇”问题上的国家责任,如今,对日起诉的中国大陆24位“慰安妇”受害者原告均已辞世,无一人得到道歉与赔偿。

　　目前,在世的“慰安妇”受害者数量越来越少,登记在册的中国大陆“慰安妇”受害者仅剩10余人。

　　2016年,中国和韩国等国家和地区10多个民间团体共同将《“慰安妇”的声音》联合申报世界记忆名录,此举遭到了日本政府和民间右翼团体的无理阻挠。201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慰安妇”的声音》列入延期决定项目。

　　残忍和泪水都应该被铭记,为了良知和光明。世界“慰安妇”纪念日到来之际,健在的“慰安妇”受害者再次向外界表达了最大心愿:要努力活着,一定要讨回一个公道。老人们都相信,公道和正义一定会到来。

　　真相,不会湮灭；历史,永不凋零。新华社记者历经多年,先后寻访多位“慰安妇”受害者,走近她们的生活,记录下这段不容忘却的伤痛,为史留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