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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青岛的人文印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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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8-06-08 ） 稿件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草地周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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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明
1898年3月,也就是夏历戊戌年欲雪不雪的阴晦日子里,几张纸的《胶澳租借条约》在北京东堂子胡同签订,大清国东北海岸线上一个叫青岛的地方,命运尘埃落定。随后,一份详细的青岛新城规划在柏林完成,胶州湾东岸几个稀落渔村开始依图造城。就此,伴随着港口、铁路、学堂、下水道、纱厂、沿海开放城市这些意义迥异的关键词,一个魔术师一般快速崛起的现代化样板城市,被镶嵌在胶州湾畔。
1909年11月1日,招收110名学生的青岛德华特别高等专门学堂开学。对这所大学,大清表现出令人吃惊的开放姿态,视其毕业生等同于科考录科。德华大学学生,有幸聆听了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的一番期待——
1912年9月30日下午,访问青岛的孙中山走进德华大学,在礼堂向学生发表了一段言辞恳切的演讲:“年轻的共和国还处在发展初始阶段,这就意味着必须动员所有力量,使之得到完善。”
那一长串成就人文青岛的名字
1932年的夏天,在国立青岛大学教书的闻一多曾经描述青岛说,簇新的、整齐的楼屋,一座一座立在小小山坡上,笔直的柏油马路伸展在两行梧桐树的中间,起伏在山冈上如一条蛇。关于在蛇背上看城市的感受,两年后作家王统照在《青岛素描》中有独到的观察。
看见过青岛蛇一般跌宕起伏的一代知识分子,是一份很长的名单,诸如宗白华、顾随、刘次箫、梁启勋、徐崇钦、蒋丙然、高平子、王应伟、宋春舫、刘本钊、方令孺、杨筠如、胡鸣盛、游国恩、吴伯箫、台静农、艾芜、苏雪林、林微音、端木蕻良、周铭洗、谭抒真……
当年闻一多和王统照们看到的城市,后来被改变了很多。人与城市的关系,好多时候不能用时间丈量。对这些知识分子而言,青岛仅仅是一个暂时的栖身之所,但对青岛来说,这却是一份挥之不去的记忆。
1930年4月,40岁的杨振声获国民政府任命为国立青岛大学校长。在展开了一系列短暂的前沿性教学改革之后,他黯然去职。站在时代潮流和大众视线的外面,杨振声的大学梦想与现实疼痛,伴随了他的后半生。
1930年8月,32岁的闻一多出任国立青岛大学文学院院长。闻一多与青岛最重要的文学联系,应是“三年不鸣,一鸣惊人”的《奇迹》。但是,诗人很快就在一片争议声中,决绝地离开了青岛,再也没有回头。50年后,他在大学路前居住的房子,被命名为“一多楼”,成了城市著名的人文纪念景观。
与有过两次搬家经历的闻一多不同,梁实秋在能远远看见“冠盖往来的饮宴之地”的鱼山路一住就是四年,直到1934年7月离开青岛,没有移动过。在他的青岛履历上,相濡以沫的宽容姿态,令人难忘。
1931年8月,沈从文经徐志摩的引荐,来到青岛,1933年夏天到北平,他一直住在国立大学的福山路教师宿舍。期间来青岛休假的巴金,也在这里住过。1934年洪深来青岛,成为沈从文的隔壁邻居,但他们两位擦肩而过,并不曾在这条街上谋过面。
1934年9月,老舍移家青岛就任国立山东大学教授,在青岛住了三年。黄县路12号,是老舍在青岛居住的三个地方之一。因为写作《骆驼祥子》的缘故,这里在老舍一生的创作道路上,有着里程碑意义。而这份记录对青岛来说,俨然是百年不遇的礼物。重情感的青岛和青岛人,记住了这位布衣先生说的一句老实话:我在青岛住过三年,很喜爱它。
碰撞中塑造城市的文化性格
1929年,蔡元培踌躇满志地希望青岛成为中国新文化的一个“中心点”,随后一干知识分子精英,摇摇晃晃地给未来的“中心点”端茶送水。可惜一方水土未及有充分生长期,青岛“中心点”梦想随着胶州湾的潮汐,飘散得无影无踪。1946年赵太侔重拾旧梦,终究也未能找回蔡元培的旗帜。再过20年,这位两任国立山东大学的校长抱憾而去,把梦想丢在了大海边。
懵懂中看百年青岛文化史,像里三层外三层包裹的豆腐皮,装在一个竹筐里却互不关联。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是两张皮；精英文化和市井文化是两张皮；主流文化和民间文化同样还是两张皮。偶尔表皮之间会有些甜面酱粘连着,但稍一用力便抖落开,各行其是,各走各的路。直到作家刘海军在故纸堆里翻腾出《束星北档案》,理性与文明的光亮,恍惚映射在胶州湾海岸线上。
青岛文化的驳杂,一如这个城市的开端。传统中国文化之外,日耳曼文化与东洋文化涨潮一般涌上来,又退潮一般落下去,丘陵之上遗留下星罗棋布的建筑物和跌宕起伏的街道,弯弯曲曲的马路两边,槐树、法国梧桐、樱花树分别标志了城市的文化来源与脉络,也积累出城市文化性格。
敷在藤萝架下的潮湿,也许可以成为一百年青岛文化的一个象征,从里面看一个样,从外面看是另外一个样,慢慢走进去,发现前面的样子和后面的样子,都不一样。真实的青岛,恰恰就在其中,半杯残茶,溅出味道。
理想的光亮
1980年代,上海路工人文化宫图书馆一个可以容纳上百人的房间,不论冬天还是夏天,不论刮风或者下雨,在每周一个固定的晚上,从城市的各个角落汇集到这里的年轻人,交流从精神分析,到新小说、魔幻现实主义,再到所谓“看不见的手”等种种新鲜和已不新鲜的学说。不论后来现实的遭遇如何,青岛这个普及性的文化讲坛,依然保持了基本的平民化形态。
若干年回头看,青岛工人文化宫的这个“每周一讲”是什么?知识传播的大本营?青春和热情的练习场?在那个年代,靠着纯粹的精神号召力,非今天功利氛围所能够理解。
在青岛上海路的讲坛上,许多人已经永远消失了。继受尊敬的金又新逝世之后,2004年的9月5日,作家江涛在青岛工人文化宫这个有讲述传统的地方,做了题为《文化的尴尬》的最后演讲。四个月后,他默默离去。他们的存在,使得理想的烛光在青岛所发出的光亮,长时间被记忆。
城市或者可以温柔存在
2006年10月,一栋19层的青岛大酒店被用一百万人民币炸掉的时候,一个叫库尔特·罗克格的德国建筑师正被青岛的历史研究者发掘出来。“全国第一爆”的皇皇场面被新浪网大规模扩散,三秒钟,62米的高楼灰飞烟灭,令人感慨高科技的不凡。
消失的青岛大酒店,存活的历史不过20年,更早些时候被拆除的汇泉青岛体育馆,活在这个城市的日子也很容易计算出来。同样的例子,还有城市东边的远洋酒店和西边的铁道大厦。
库尔特·罗克格死得很早。这个设计了青岛第一个音乐厅,第一个医药商店,第一个旅游公寓,第一个俱乐部的德国人,当年从青岛开始职业建筑师生涯。
毫无疑问,不论是对青岛还是更多的城市,记忆都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是一个不断积累经验的过程,把所有的过程都剔除了,城市也就失去了灵魂。一个没有传统和记忆温暖的城市,仅仅是个美丽的外壳,没有多少人会喜欢。城市,温柔地存在,和谐地成长,才可以成为一个尊重传统并保持创造激情的生命集合体。
八大关见证风云变幻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八大关成了青岛的流行标签。但八大关的故事,却始终背影模糊。当城市以八大关为荣的时候,人们其实并不确定,青岛的文化血液里面,究竟还残存着多少前人的遗传基因。远去的故人,曾经在这里留下的不仅仅是清晰的呼吸,还包括弥漫在街市中间的气度、气质和气氛。在这许许多多的“传承”里面,至今存活着的街道、建筑、树木,仅仅是些表象,唯有深入其中,匍匐在那些曾经的真实呼吸中间,才会显现出一个生命体的温度。
今天人们熟知的八大关,背山面海,树木茂密,道路星罗棋布,四季游人如织。其间布满众多旅游者耳熟能详的庭院建筑,涉及的众多闻人,多在中国20世纪的历史进程中,扮演过重要角色。
八大关形成于1930年代,期间沈鸿烈主政的市政府将城郊近千亩区域规划为“荣成路东特别规定建筑地”,规定建筑密度须控制在50%以下,同时严格保护并持续增植绿地,沿街院落采用透空围墙。许多中国规划师、建筑师与一些外籍建筑师一起,陆续完成了这一区域的规划与建筑设计。其间中国建筑师作为专业主导者,为八大关的规划,奠定了科学、先进、有序和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八大关区域修筑大约十条道路,均以军事关隘命名,包括纵向的紫荆关路、宁武关路和韶关路,以及横向交织的武胜关路、嘉峪关路、函谷关路、正阳关路、临淮关路、居庸关路和山海关路。沿街200多栋别墅建筑,包括了欧洲古典主义、现代主义、中西混合等多种式样,获誉“万国建筑博览会”。不同道路植有不同树木,例如韶关路春天盛开的碧桃,正阳关路夏天怒放的紫薇,居庸关路秋天金黄的银杏等等,形成了地势、街道、建筑与植被四季分明、唇齿相依的生动景观。
作为地名称谓,八大关的流行叫法在1940年代末形成。档案检索发现,八大关一说最早出现在1948年9月的青岛《民言报》。1950年代这里开始建立海滨疗养区,1957年3月编制的《青岛市城市初步规划》,正式确认八大关、湛山一带为疗养区。
在八大关20世纪的漫长记忆中,数不清的历史人物与这里发生联系,前50年包括蒋介石、汪精卫、王正廷、韩复榘、吴郁生、何思源、赵太侔、周志俊、蒋百里、邵式军等等；后50年包括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彭真、叶剑英、彭德怀、刘伯承、李四光、郭沫若、茅盾、曹禺、刘海粟等等。这让这个季节性休闲区域的演变史,充满了传奇性的惊心动魄。
1979年7月26日晚,75岁的邓小平从上海乘专列到达青岛。这是邓小平第二次到青岛,从火车站出来,他和22年前走的路一样,目的地都是山海关路9号。1957年夏天的那一次,他的邻居是刘少奇和周恩来。22年之后,痛定思痛的邓小平开启改革开放。后来40年的实践证明,他选择了一条正确的道路。
历史是在不断认识中显现的,这既包括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也包括历史地理。实质上,人们对八大关历史不间断的发现与认识,也让八大关一些被淹没的过往,逐渐清晰。一些错误的传说被纠正,一些被颠覆的真相,获得恢复。
掠过记忆链,深入到包括八大关在内的青岛那些真实呼吸中间,可以体会自然风光与历史文化的丰富、丰厚和丰盛。人们描绘、记录、还原青岛,既是为了历史过往延续,也是为了现实的需要。一百年过去,石头垒起来的青岛,最终成为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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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年青岛的人文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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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8-06-08 ） 稿件来源： 新华每日电讯草地周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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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8年3月,也就是夏历戊戌年欲雪不雪的阴晦日子里,几张纸的《胶澳租借条约》在北京东堂子胡同签订,大清国东北海岸线上一个叫青岛的地方,命运尘埃落定。随后,一份详细的青岛新城规划在柏林完成,胶州湾东岸几个稀落渔村开始依图造城。就此,伴随着港口、铁路、学堂、下水道、纱厂、沿海开放城市这些意义迥异的关键词,一个魔术师一般快速崛起的现代化样板城市,被镶嵌在胶州湾畔。
1909年11月1日,招收110名学生的青岛德华特别高等专门学堂开学。对这所大学,大清表现出令人吃惊的开放姿态,视其毕业生等同于科考录科。德华大学学生,有幸聆听了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的一番期待——
1912年9月30日下午,访问青岛的孙中山走进德华大学,在礼堂向学生发表了一段言辞恳切的演讲:“年轻的共和国还处在发展初始阶段,这就意味着必须动员所有力量,使之得到完善。”
那一长串成就人文青岛的名字
1932年的夏天,在国立青岛大学教书的闻一多曾经描述青岛说,簇新的、整齐的楼屋,一座一座立在小小山坡上,笔直的柏油马路伸展在两行梧桐树的中间,起伏在山冈上如一条蛇。关于在蛇背上看城市的感受,两年后作家王统照在《青岛素描》中有独到的观察。
看见过青岛蛇一般跌宕起伏的一代知识分子,是一份很长的名单,诸如宗白华、顾随、刘次箫、梁启勋、徐崇钦、蒋丙然、高平子、王应伟、宋春舫、刘本钊、方令孺、杨筠如、胡鸣盛、游国恩、吴伯箫、台静农、艾芜、苏雪林、林微音、端木蕻良、周铭洗、谭抒真……
当年闻一多和王统照们看到的城市,后来被改变了很多。人与城市的关系,好多时候不能用时间丈量。对这些知识分子而言,青岛仅仅是一个暂时的栖身之所,但对青岛来说,这却是一份挥之不去的记忆。
1930年4月,40岁的杨振声获国民政府任命为国立青岛大学校长。在展开了一系列短暂的前沿性教学改革之后,他黯然去职。站在时代潮流和大众视线的外面,杨振声的大学梦想与现实疼痛,伴随了他的后半生。
1930年8月,32岁的闻一多出任国立青岛大学文学院院长。闻一多与青岛最重要的文学联系,应是“三年不鸣,一鸣惊人”的《奇迹》。但是,诗人很快就在一片争议声中,决绝地离开了青岛,再也没有回头。50年后,他在大学路前居住的房子,被命名为“一多楼”,成了城市著名的人文纪念景观。
与有过两次搬家经历的闻一多不同,梁实秋在能远远看见“冠盖往来的饮宴之地”的鱼山路一住就是四年,直到1934年7月离开青岛,没有移动过。在他的青岛履历上,相濡以沫的宽容姿态,令人难忘。
1931年8月,沈从文经徐志摩的引荐,来到青岛,1933年夏天到北平,他一直住在国立大学的福山路教师宿舍。期间来青岛休假的巴金,也在这里住过。1934年洪深来青岛,成为沈从文的隔壁邻居,但他们两位擦肩而过,并不曾在这条街上谋过面。
1934年9月,老舍移家青岛就任国立山东大学教授,在青岛住了三年。黄县路12号,是老舍在青岛居住的三个地方之一。因为写作《骆驼祥子》的缘故,这里在老舍一生的创作道路上,有着里程碑意义。而这份记录对青岛来说,俨然是百年不遇的礼物。重情感的青岛和青岛人,记住了这位布衣先生说的一句老实话:我在青岛住过三年,很喜爱它。
碰撞中塑造城市的文化性格
1929年,蔡元培踌躇满志地希望青岛成为中国新文化的一个“中心点”,随后一干知识分子精英,摇摇晃晃地给未来的“中心点”端茶送水。可惜一方水土未及有充分生长期,青岛“中心点”梦想随着胶州湾的潮汐,飘散得无影无踪。1946年赵太侔重拾旧梦,终究也未能找回蔡元培的旗帜。再过20年,这位两任国立山东大学的校长抱憾而去,把梦想丢在了大海边。
懵懂中看百年青岛文化史,像里三层外三层包裹的豆腐皮,装在一个竹筐里却互不关联。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是两张皮；精英文化和市井文化是两张皮；主流文化和民间文化同样还是两张皮。偶尔表皮之间会有些甜面酱粘连着,但稍一用力便抖落开,各行其是,各走各的路。直到作家刘海军在故纸堆里翻腾出《束星北档案》,理性与文明的光亮,恍惚映射在胶州湾海岸线上。
青岛文化的驳杂,一如这个城市的开端。传统中国文化之外,日耳曼文化与东洋文化涨潮一般涌上来,又退潮一般落下去,丘陵之上遗留下星罗棋布的建筑物和跌宕起伏的街道,弯弯曲曲的马路两边,槐树、法国梧桐、樱花树分别标志了城市的文化来源与脉络,也积累出城市文化性格。
敷在藤萝架下的潮湿,也许可以成为一百年青岛文化的一个象征,从里面看一个样,从外面看是另外一个样,慢慢走进去,发现前面的样子和后面的样子,都不一样。真实的青岛,恰恰就在其中,半杯残茶,溅出味道。
理想的光亮
1980年代,上海路工人文化宫图书馆一个可以容纳上百人的房间,不论冬天还是夏天,不论刮风或者下雨,在每周一个固定的晚上,从城市的各个角落汇集到这里的年轻人,交流从精神分析,到新小说、魔幻现实主义,再到所谓“看不见的手”等种种新鲜和已不新鲜的学说。不论后来现实的遭遇如何,青岛这个普及性的文化讲坛,依然保持了基本的平民化形态。
若干年回头看,青岛工人文化宫的这个“每周一讲”是什么?知识传播的大本营?青春和热情的练习场?在那个年代,靠着纯粹的精神号召力,非今天功利氛围所能够理解。
在青岛上海路的讲坛上,许多人已经永远消失了。继受尊敬的金又新逝世之后,2004年的9月5日,作家江涛在青岛工人文化宫这个有讲述传统的地方,做了题为《文化的尴尬》的最后演讲。四个月后,他默默离去。他们的存在,使得理想的烛光在青岛所发出的光亮,长时间被记忆。
城市或者可以温柔存在
2006年10月,一栋19层的青岛大酒店被用一百万人民币炸掉的时候,一个叫库尔特·罗克格的德国建筑师正被青岛的历史研究者发掘出来。“全国第一爆”的皇皇场面被新浪网大规模扩散,三秒钟,62米的高楼灰飞烟灭,令人感慨高科技的不凡。
消失的青岛大酒店,存活的历史不过20年,更早些时候被拆除的汇泉青岛体育馆,活在这个城市的日子也很容易计算出来。同样的例子,还有城市东边的远洋酒店和西边的铁道大厦。
库尔特·罗克格死得很早。这个设计了青岛第一个音乐厅,第一个医药商店,第一个旅游公寓,第一个俱乐部的德国人,当年从青岛开始职业建筑师生涯。
毫无疑问,不论是对青岛还是更多的城市,记忆都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是一个不断积累经验的过程,把所有的过程都剔除了,城市也就失去了灵魂。一个没有传统和记忆温暖的城市,仅仅是个美丽的外壳,没有多少人会喜欢。城市,温柔地存在,和谐地成长,才可以成为一个尊重传统并保持创造激情的生命集合体。
八大关见证风云变幻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八大关成了青岛的流行标签。但八大关的故事,却始终背影模糊。当城市以八大关为荣的时候,人们其实并不确定,青岛的文化血液里面,究竟还残存着多少前人的遗传基因。远去的故人,曾经在这里留下的不仅仅是清晰的呼吸,还包括弥漫在街市中间的气度、气质和气氛。在这许许多多的“传承”里面,至今存活着的街道、建筑、树木,仅仅是些表象,唯有深入其中,匍匐在那些曾经的真实呼吸中间,才会显现出一个生命体的温度。
今天人们熟知的八大关,背山面海,树木茂密,道路星罗棋布,四季游人如织。其间布满众多旅游者耳熟能详的庭院建筑,涉及的众多闻人,多在中国20世纪的历史进程中,扮演过重要角色。
八大关形成于1930年代,期间沈鸿烈主政的市政府将城郊近千亩区域规划为“荣成路东特别规定建筑地”,规定建筑密度须控制在50%以下,同时严格保护并持续增植绿地,沿街院落采用透空围墙。许多中国规划师、建筑师与一些外籍建筑师一起,陆续完成了这一区域的规划与建筑设计。其间中国建筑师作为专业主导者,为八大关的规划,奠定了科学、先进、有序和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八大关区域修筑大约十条道路,均以军事关隘命名,包括纵向的紫荆关路、宁武关路和韶关路,以及横向交织的武胜关路、嘉峪关路、函谷关路、正阳关路、临淮关路、居庸关路和山海关路。沿街200多栋别墅建筑,包括了欧洲古典主义、现代主义、中西混合等多种式样,获誉“万国建筑博览会”。不同道路植有不同树木,例如韶关路春天盛开的碧桃,正阳关路夏天怒放的紫薇,居庸关路秋天金黄的银杏等等,形成了地势、街道、建筑与植被四季分明、唇齿相依的生动景观。
作为地名称谓,八大关的流行叫法在1940年代末形成。档案检索发现,八大关一说最早出现在1948年9月的青岛《民言报》。1950年代这里开始建立海滨疗养区,1957年3月编制的《青岛市城市初步规划》,正式确认八大关、湛山一带为疗养区。
在八大关20世纪的漫长记忆中,数不清的历史人物与这里发生联系,前50年包括蒋介石、汪精卫、王正廷、韩复榘、吴郁生、何思源、赵太侔、周志俊、蒋百里、邵式军等等；后50年包括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彭真、叶剑英、彭德怀、刘伯承、李四光、郭沫若、茅盾、曹禺、刘海粟等等。这让这个季节性休闲区域的演变史,充满了传奇性的惊心动魄。
1979年7月26日晚,75岁的邓小平从上海乘专列到达青岛。这是邓小平第二次到青岛,从火车站出来,他和22年前走的路一样,目的地都是山海关路9号。1957年夏天的那一次,他的邻居是刘少奇和周恩来。22年之后,痛定思痛的邓小平开启改革开放。后来40年的实践证明,他选择了一条正确的道路。
历史是在不断认识中显现的,这既包括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也包括历史地理。实质上,人们对八大关历史不间断的发现与认识,也让八大关一些被淹没的过往,逐渐清晰。一些错误的传说被纠正,一些被颠覆的真相,获得恢复。
掠过记忆链,深入到包括八大关在内的青岛那些真实呼吸中间,可以体会自然风光与历史文化的丰富、丰厚和丰盛。人们描绘、记录、还原青岛,既是为了历史过往延续,也是为了现实的需要。一百年过去,石头垒起来的青岛,最终成为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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