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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湖之省”给湖泊上“户口”之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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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8-06-01 ） 稿件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调查·观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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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完颜文豪
4月初,武汉东湖西岸的一栋老建筑楼里,湖北省档案馆的5名工作人员,穿着白大褂、戴着口罩,小心翼翼地把一张张照片固定在硬纸板上。他们要把5000多张湖泊照片,每60张汇编成一盒,做成湖北省湖泊的照片档案。
这是湖北省档案局建立湖泊档案、抢救湖泊信息,给湖泊上“户口”的收尾工作。
一张张美如仙境的照片,连同一册册文本档案,记录着湖北省湖泊的历史变迁,也见证了这个“千湖之省”曾经的“残湖之痛”和今日亡羊补牢,“护湖治湖”带来的“湖运”之变。
必须弄清湖泊的“前世今生”
坐拥古代大湖“云梦泽”故地,湖北素有“千湖之省”美誉。2016年11月,湖北省档案馆举办了一次“千湖之省·碧水长流”大型湖泊图片展,参展的观众第一次看到一张154年前的湖北省地图。在这张绘制于清代同治元年(1862年)如山水画般的地图上,湖北全省百亩以上的天然湖泊有1500个。
2015年1月出版的《湖北省湖泊志》显示,新中国成立初期,湖北省百亩以上的湖泊1332个；到了20世纪80年代,水利部门做的湖泊普查显示,因围湖造田,全省百亩以上的湖泊只剩下843个；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城市化的迅速推进,城市建设导致一些城市内湖被填平、侵占,2012年,这个数字变成了728个。
另一组数据,同样在讲述着“千湖之省”遭遇过的“残湖之痛”。湖北省百亩以上湖泊的总面积,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8528.2平方千米,缩小到2012年的2705.984平方千米。
20世纪50年代末至70年代末,一场“向荒湖进军,插秧插到湖中心”的运动,在“千湖之省”如火如荼地进行。在那个“以粮为纲、全面插秧”的年代,全省湖区开展了大规模、高强度的围湖造田运动,导致三湖、白鹭湖等原本100平方千米左右的著名大湖从江汉平原“蒸发”,曾经的湖北第一大湖——洪湖,“瘦身”一半。
此后,一些城中湖和近郊湖,在城市扩张和房地产开发大潮中,在钢筋水泥的挤压下,一步步退缩乃至消亡,一个个碧波长湖变成了一栋栋楼宇、一条条马路。在“百湖之市”武汉,小东湖、玻璃荡子、茶叶港、倒口湖等城中湖,逐渐没了踪迹。
“千湖之省”,是湖北美丽的名片,湖泊星罗棋布,向来为荆楚儿女自豪。众多的湖泊,犹如“长江之肾”,吞吐、调蓄江水,更成就了历史上“湖广熟,天下足”的美名。然而,随着湖泊的大面积消失,湖泊调蓄长江的功能大幅萎缩,水旱灾害频发,最近的就有1998年特大洪水灾害,让湖北人不仅对湖泊的消亡痛在心上,更痛在家园的损毁上。
2012年,党的十八大提出“建设美丽中国”。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前所未有的力度,着力推动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在“千湖之省”湖北,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思想为指引,转变发展理念,湖泊的生态保护和修复工程,成为全省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课题。
对“千湖之省”来说,关于大小湖泊的前世今生、生态变迁的数据等基础信息,是“护湖治湖”的重要参考。但一度由于“把湖泊不当回事”,大规模“围湖造田”“填湖盖楼”,关于湖泊的基础信息,自然不被重视。
湖北省档案局馆室处处长丁洪接受《新华每日电讯》记者采访时也指出,以前湖北虽然号称“千湖之省”,但要想拿出这千湖的名称、详细史料以及具体生态状况,没有一个部门能做到,很多部门对湖泊的记录也很零散。
“护湖治湖”,加紧抢救湖泊史料和信息,成为湖北生态文明建设中一项紧迫的基础性工作。
“一湖一档”,给湖泊上“户口”
为每个湖泊建立完整的档案,这项工作被湖北省湖泊和档案部门形象地比喻为给湖泊上“户口”。这项浩繁的资料收集工作,始于对湖泊的实地勘测。2012年,湖北省开始对全省100亩以上及100亩以下的城中湖,逐一勘测查清,登记造册,突出“湖泊名称、面积、水质、水量”四大重点指标,兼顾水生物。
历时一年,“一湖一勘”任务完成,“千湖之省”的“湖泊户口簿”初现雏形。
2012年10月1日,《湖北省湖泊保护条例》施行,《条例》对政府职责、湖泊保护规划和保护范围、湖泊水资源保护、湖泊水污染防治、湖泊生态保护和修复以及湖泊保护监督和公众参与等,做了细致的制度设计。
次年,湖北省在全国率先组建了省级湖泊局。
在湖北省湖泊局综合监管处处长张笑天看来,湖北的湖泊保护,从此有了专门的政策依据和职能部门,“此后湖泊数量不准减少,湖泊面积不允许缩小,再有侵占湖泊的行为,就会有人依规去管。”
建章立制、专设机构,只是迈出的第一步,要还清半个世纪拖欠的生态旧账,实现湖泊的生态治理与修复,亟须一套更为完整、翔实的“湖泊户口簿”。2013年4月,湖北省政府启动《湖北省湖泊志》编纂工作,为每一个湖泊树立一座“文字之碑”。2015年年初,历时近两年时间,500万字,涵盖列入湖泊保护名录的755个天然湖泊和6725座人工湖泊(水库)的《湖北省湖泊志》正式出版。
这既是一部记载湖北重要湖泊自然、地理和历史的百科全书,又是一部描述湖北湖泊保护、开发和利用状况的人文著作。这套书的三册大部头,详细地记录着一个个湖泊的地质地貌、水文气候、历史变迁、自然和人文景观、湖区经济、诗词歌赋等生态信息和人文记忆。
在历史上第一次,湖北省的每一个湖泊都有了专门的“户口”。
2016年初,为了进一步完善湖泊信息、为湖泊保护提供必要的档案资料,湖北省档案部门主动出击,寻求与省水利厅、省湖泊局等部门的合作,广泛动员民间力量,以文本和图片两种形式,为全省755个湖泊建立了“一湖一档”。
于是,湖北又有了一套内容翔实、资料完整的“湖泊户口簿”。
如今,一册册装帧规范的档案卷宗,静静地珍藏在湖北省档案馆的老楼里,向人们讲述“千湖之省”湖泊的水陆边界和前世今生,为践行绿色发展理念、推进湖泊生态保护与治理,提供必不可少的依据。
“湖长”如同湖泊的“户主”
在完成湖泊勘界、给湖泊初步“上户口”之后,湖北要求县级以上政府编制湖泊保护总体规划,并划定湖泊保护范围,确定保护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向社会公示。
其中,湖泊设计洪水位以外区域对湖泊保护有重要作用的,划为湖泊保护区。城市规划区内的湖泊,湖泊设计洪水位以外不少于50米的区域为湖泊保护区。在湖泊保护区外围,根据需要划定湖泊控制区,原则上不少于保护区外围500米的范围。
“从2014年开始,武汉对全市166个湖泊划定‘三线一路’的保护范围,由蓝线(水域线)、绿线(绿化用地线)、灰线(外围控制范围线)和环湖道路组成,蓝线、绿线之内不得任意开发,灰线内的建设要与滨水环境相协调。”张笑天说。
为确保湖泊一个不少,武汉对各区的绩效考核实行“违法填湖一票否决制”,“三线一路”作为认定违法填湖的基础依据。
在历史上,因重发展轻生态导致的水质变差,湖北和全国不少地方一样,湖泊都经历过生态之痛。
20世纪80年代,湖面上开始大面积出现围网、围栏养殖,养殖户为了单纯追求经济效益,在湖中大量投肥,鱼类吃光水草,湖泊生态平衡遭到破坏,带来的后果是湖水浑浊、水质变差。一些城中湖,在城市化进程中,遭遇污水直排、垃圾入湖,湖中清水变成黑臭水。
据《湖北省湖泊志》记载,20世纪80年代以前,大冶湖一碧万顷,清澈见底。80年代以后,乡镇企业和私营企业快速发展,一些高耗水、高排放、重污染的矿山采选等企业的工业废水和大部分居民生活污水,未经处理就直排入湖,造成湖泊严重污染,水质恶化。监测数据显示,2000年-2009年10年中,大冶湖水质以劣Ⅴ类为主,局部地区为Ⅲ-Ⅴ类。
湖北省政府2014年5月发布的《湖北省湖泊保护与管理白皮书(2012-2013)》显示,2013年,全省对列入《湖北省第一批湖泊保护名录》中的308个湖泊展开了水质监测工作,全省湖泊水质总体为中度污染,面积大于5平方公里重点湖泊的水质总体为轻度污染,城中湖泊水质总体为重度污染,富营养化现象较为严重。
在这个“千湖之省”,湖泊治理与生态修复变得刻不容缓。然而,在很长一段时期,湖泊治理处于“九龙治水”的尴尬境地,岸上管不了湖面,湖面管不了岸上,不同部门之间存在利益之争,一些湖泊“多头管”,一些湖泊又“无人管”和“管不了”……
为了加强对湖泊保护的统筹协调,2014年湖北在全省推行湖长制,由省市县地方行政首长担任湖长,在湖泊保护上走在全国的前列。从此,湖北每个湖泊的“户口页”上,有了明确的“户主”。
2018年1月4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在湖泊实施湖长制的指导意见》,对湖泊的保护做出了顶层设计,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要将本行政区域内所有湖泊纳入全面推行湖长制工作范围,到2018年年底前在湖泊全面建立湖长制,建立健全以党政领导负责制为核心的责任体系,落实属地管理责任。
据张笑天介绍,到2017年底,湖北省就在全国率先完成了四级湖长制体系全覆盖,比中央要求早了一年。同时又对湖长制进一步完善,在湖泊保护与治理上推行党政同责,在省级层面,省委书记任第一总河湖长,省长任总河湖长,分管副省长任副总河湖长,跨市(州)重要河流、重要湖泊由省委和省政府负责同志分别担任河湖长。各河湖所在市、县、乡分级分段设立河湖长,由同级党委、政府负责同志担任。
这样一个责任明确、协调有序、监管严格、保护有力的湖泊管理保护长效机制,得以建立起来。各个层级的湖泊“户主”,通过统筹协调,不仅能广泛动员起各个部门力量加强湖泊管护,还能统筹湖泊、岸上与入湖河流的全流域污染治理,实现从“没人管”到“有人管”、从“多头管”到“统一管”、从“管不住”到“管得好”的根本性转变。
“拆网”“退珠”,唤回湖湖碧水
给湖泊当“户主”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各级“户主”,除了要亲自上阵巡查湖泊外,还要面临严格的考核。
张笑天说,湖北省制定了以保面(容)积、保水质、保功能、保生态、保可持续利用“五保”目标为标准的考核体系,每年对各级湖长下达年度任务,次年初以“五保”目标进行量化考核,省里对各市县考核,上级湖长对下级湖长考核,考核结果与干部的奖惩、任用直接挂钩。
武汉长江大桥的汉阳一侧,武汉市第二十三初级中学,与水面面积仅有0.076平方公里的莲花湖隔墙相望。临近退休年龄的社会实践老师张爱华,仍惦记着隔壁这个城中湖的生态保护问题。
2010年,武汉市“爱我百湖”湖泊保护志愿者公益行动展开,张爱华成了其中一名护湖志愿者,并在次年担任了莲花湖的“草根湖长”。两年后,武汉在全市166个湖泊探索民间湖长制,张爱华当上莲花湖的民间湖长。2016年,民间湖长的职务从她个人转到了学校集体,全校1400多名学生和90多名教师,成了莲花湖生态的守护者。
武汉这个“百湖之市”的探索,也为湖北省的湖泊保护提供了经验。湖北创新“双湖长制”,湖泊“户口页”上,多了一个民间“户主”,官方“户主”统筹治理管护,民间“户主”发挥监督作用。
在全省的大小湖泊附近,有志于湖泊保护的村民、教师、退休干部、企业负责人等,走上了民间“户主”的巡湖之路,一旦发现污染源或排污口,直接向当地行政湖长或水务、湖泊部门反映,形成对湖长制的有力补充。
颁布湖泊保护条例,成立湖泊局,给湖泊上“户口”,探索湖长制,湖北的湖泊保护没有止步,“动真格”的变化正在“千湖之省”上演。
2018年4月16日,梁子湖东岸的周胡淡村,湖岸上一只打渔的木船,静静地躺在岸边的草丛中,一小块破旧的渔网,残留在不远处,三只水鸟发出清脆的叫声,在湖边追逐嬉戏。而在几年前,这片湖面上铺满了渔网。
近些年,这样的场景和变化,发生在湖北省的大小湖泊中。2016年,一场湖泊“拆网”攻坚战在湖北省全面铺开。湖北省要求在2017年4月前,全省主要湖泊内用于投肥养殖的围栏围网,要全部拆除,“拆网”不力的干部将被问责。如今的梁子湖,已难觅渔网和竹竿的踪迹,开阔的湖面上,从湖心到湖边,泛起一圈圈涟漪。
200多公里外的洪湖,过去62万亩的水面,被围网占据了大半,如今围网已经全部永久性拆除,渔民和生产生活设施,全部撤离了自然保护区,“洪湖水浪打浪”的美景重回人们的视野,不再是遥远的记忆。
近两年,梁子湖东岸的东沟镇发生的变化,更是鄂州市以壮士断腕的决心修复梁子湖生态的一个真实写照。
被称为“楚天珍珠第一镇”的东沟镇,从20世纪80年代引入珍珠养殖技术。东沟镇党委书记赵伦泉介绍,由于养珠收入是种田的6倍,亩收入可达五六千元,梁子湖面上很快掀起了一股养珠热潮。
30多年间,梁子湖区珍珠养殖面积曾一度超过5万亩。东沟镇就有3.6万亩,珍珠养殖也成为这个镇子的支柱产业,养殖户达到3650户,全镇珍珠年产量达到80吨,产值1.1亿元。
然而,一些养殖户为了单纯追求经济效益,向湖中投放大量肥料,造成大量有机物沉积湖底,导致水体富营养化。
2016年11月,梁子湖区决定全面退出珍珠养殖,引导养殖户进行产业转型。
梁子湖区农林水产局局长邱崇华介绍,近年来,梁子湖区推进湖边岗地退耕还林,500平方公里范围内退出一般工业,环湖村庄全部安装污水净化设施,开展村塘生态治理,从岸上到湖中,进行湖泊的全流域生态治理与修复。
大力度退田还湖、退渔还湖,经济发展让位于湖泊保护,构建全流域生态保护系统,梁子湖的治理成效,成为湖北省推进湖泊保护与生态修复工程的一个缩影。
给湖泊上“户口”之后,从制度设计到重拳出击,湖北省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决心和行动,守护“千湖之省”碧水长流,唤回“千湖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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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湖之省”给湖泊上“户口”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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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8-06-01 ） 稿件来源： 新华每日电讯调查·观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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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完颜文豪
4月初,武汉东湖西岸的一栋老建筑楼里,湖北省档案馆的5名工作人员,穿着白大褂、戴着口罩,小心翼翼地把一张张照片固定在硬纸板上。他们要把5000多张湖泊照片,每60张汇编成一盒,做成湖北省湖泊的照片档案。
这是湖北省档案局建立湖泊档案、抢救湖泊信息,给湖泊上“户口”的收尾工作。
一张张美如仙境的照片,连同一册册文本档案,记录着湖北省湖泊的历史变迁,也见证了这个“千湖之省”曾经的“残湖之痛”和今日亡羊补牢,“护湖治湖”带来的“湖运”之变。
必须弄清湖泊的“前世今生”
坐拥古代大湖“云梦泽”故地,湖北素有“千湖之省”美誉。2016年11月,湖北省档案馆举办了一次“千湖之省·碧水长流”大型湖泊图片展,参展的观众第一次看到一张154年前的湖北省地图。在这张绘制于清代同治元年(1862年)如山水画般的地图上,湖北全省百亩以上的天然湖泊有1500个。
2015年1月出版的《湖北省湖泊志》显示,新中国成立初期,湖北省百亩以上的湖泊1332个；到了20世纪80年代,水利部门做的湖泊普查显示,因围湖造田,全省百亩以上的湖泊只剩下843个；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城市化的迅速推进,城市建设导致一些城市内湖被填平、侵占,2012年,这个数字变成了728个。
另一组数据,同样在讲述着“千湖之省”遭遇过的“残湖之痛”。湖北省百亩以上湖泊的总面积,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8528.2平方千米,缩小到2012年的2705.984平方千米。
20世纪50年代末至70年代末,一场“向荒湖进军,插秧插到湖中心”的运动,在“千湖之省”如火如荼地进行。在那个“以粮为纲、全面插秧”的年代,全省湖区开展了大规模、高强度的围湖造田运动,导致三湖、白鹭湖等原本100平方千米左右的著名大湖从江汉平原“蒸发”,曾经的湖北第一大湖——洪湖,“瘦身”一半。
此后,一些城中湖和近郊湖,在城市扩张和房地产开发大潮中,在钢筋水泥的挤压下,一步步退缩乃至消亡,一个个碧波长湖变成了一栋栋楼宇、一条条马路。在“百湖之市”武汉,小东湖、玻璃荡子、茶叶港、倒口湖等城中湖,逐渐没了踪迹。
“千湖之省”,是湖北美丽的名片,湖泊星罗棋布,向来为荆楚儿女自豪。众多的湖泊,犹如“长江之肾”,吞吐、调蓄江水,更成就了历史上“湖广熟,天下足”的美名。然而,随着湖泊的大面积消失,湖泊调蓄长江的功能大幅萎缩,水旱灾害频发,最近的就有1998年特大洪水灾害,让湖北人不仅对湖泊的消亡痛在心上,更痛在家园的损毁上。
2012年,党的十八大提出“建设美丽中国”。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前所未有的力度,着力推动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在“千湖之省”湖北,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思想为指引,转变发展理念,湖泊的生态保护和修复工程,成为全省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课题。
对“千湖之省”来说,关于大小湖泊的前世今生、生态变迁的数据等基础信息,是“护湖治湖”的重要参考。但一度由于“把湖泊不当回事”,大规模“围湖造田”“填湖盖楼”,关于湖泊的基础信息,自然不被重视。
湖北省档案局馆室处处长丁洪接受《新华每日电讯》记者采访时也指出,以前湖北虽然号称“千湖之省”,但要想拿出这千湖的名称、详细史料以及具体生态状况,没有一个部门能做到,很多部门对湖泊的记录也很零散。
“护湖治湖”,加紧抢救湖泊史料和信息,成为湖北生态文明建设中一项紧迫的基础性工作。
“一湖一档”,给湖泊上“户口”
为每个湖泊建立完整的档案,这项工作被湖北省湖泊和档案部门形象地比喻为给湖泊上“户口”。这项浩繁的资料收集工作,始于对湖泊的实地勘测。2012年,湖北省开始对全省100亩以上及100亩以下的城中湖,逐一勘测查清,登记造册,突出“湖泊名称、面积、水质、水量”四大重点指标,兼顾水生物。
历时一年,“一湖一勘”任务完成,“千湖之省”的“湖泊户口簿”初现雏形。
2012年10月1日,《湖北省湖泊保护条例》施行,《条例》对政府职责、湖泊保护规划和保护范围、湖泊水资源保护、湖泊水污染防治、湖泊生态保护和修复以及湖泊保护监督和公众参与等,做了细致的制度设计。
次年,湖北省在全国率先组建了省级湖泊局。
在湖北省湖泊局综合监管处处长张笑天看来,湖北的湖泊保护,从此有了专门的政策依据和职能部门,“此后湖泊数量不准减少,湖泊面积不允许缩小,再有侵占湖泊的行为,就会有人依规去管。”
建章立制、专设机构,只是迈出的第一步,要还清半个世纪拖欠的生态旧账,实现湖泊的生态治理与修复,亟须一套更为完整、翔实的“湖泊户口簿”。2013年4月,湖北省政府启动《湖北省湖泊志》编纂工作,为每一个湖泊树立一座“文字之碑”。2015年年初,历时近两年时间,500万字,涵盖列入湖泊保护名录的755个天然湖泊和6725座人工湖泊(水库)的《湖北省湖泊志》正式出版。
这既是一部记载湖北重要湖泊自然、地理和历史的百科全书,又是一部描述湖北湖泊保护、开发和利用状况的人文著作。这套书的三册大部头,详细地记录着一个个湖泊的地质地貌、水文气候、历史变迁、自然和人文景观、湖区经济、诗词歌赋等生态信息和人文记忆。
在历史上第一次,湖北省的每一个湖泊都有了专门的“户口”。
2016年初,为了进一步完善湖泊信息、为湖泊保护提供必要的档案资料,湖北省档案部门主动出击,寻求与省水利厅、省湖泊局等部门的合作,广泛动员民间力量,以文本和图片两种形式,为全省755个湖泊建立了“一湖一档”。
于是,湖北又有了一套内容翔实、资料完整的“湖泊户口簿”。
如今,一册册装帧规范的档案卷宗,静静地珍藏在湖北省档案馆的老楼里,向人们讲述“千湖之省”湖泊的水陆边界和前世今生,为践行绿色发展理念、推进湖泊生态保护与治理,提供必不可少的依据。
“湖长”如同湖泊的“户主”
在完成湖泊勘界、给湖泊初步“上户口”之后,湖北要求县级以上政府编制湖泊保护总体规划,并划定湖泊保护范围,确定保护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向社会公示。
其中,湖泊设计洪水位以外区域对湖泊保护有重要作用的,划为湖泊保护区。城市规划区内的湖泊,湖泊设计洪水位以外不少于50米的区域为湖泊保护区。在湖泊保护区外围,根据需要划定湖泊控制区,原则上不少于保护区外围500米的范围。
“从2014年开始,武汉对全市166个湖泊划定‘三线一路’的保护范围,由蓝线(水域线)、绿线(绿化用地线)、灰线(外围控制范围线)和环湖道路组成,蓝线、绿线之内不得任意开发,灰线内的建设要与滨水环境相协调。”张笑天说。
为确保湖泊一个不少,武汉对各区的绩效考核实行“违法填湖一票否决制”,“三线一路”作为认定违法填湖的基础依据。
在历史上,因重发展轻生态导致的水质变差,湖北和全国不少地方一样,湖泊都经历过生态之痛。
20世纪80年代,湖面上开始大面积出现围网、围栏养殖,养殖户为了单纯追求经济效益,在湖中大量投肥,鱼类吃光水草,湖泊生态平衡遭到破坏,带来的后果是湖水浑浊、水质变差。一些城中湖,在城市化进程中,遭遇污水直排、垃圾入湖,湖中清水变成黑臭水。
据《湖北省湖泊志》记载,20世纪80年代以前,大冶湖一碧万顷,清澈见底。80年代以后,乡镇企业和私营企业快速发展,一些高耗水、高排放、重污染的矿山采选等企业的工业废水和大部分居民生活污水,未经处理就直排入湖,造成湖泊严重污染,水质恶化。监测数据显示,2000年-2009年10年中,大冶湖水质以劣Ⅴ类为主,局部地区为Ⅲ-Ⅴ类。
湖北省政府2014年5月发布的《湖北省湖泊保护与管理白皮书(2012-2013)》显示,2013年,全省对列入《湖北省第一批湖泊保护名录》中的308个湖泊展开了水质监测工作,全省湖泊水质总体为中度污染,面积大于5平方公里重点湖泊的水质总体为轻度污染,城中湖泊水质总体为重度污染,富营养化现象较为严重。
在这个“千湖之省”,湖泊治理与生态修复变得刻不容缓。然而,在很长一段时期,湖泊治理处于“九龙治水”的尴尬境地,岸上管不了湖面,湖面管不了岸上,不同部门之间存在利益之争,一些湖泊“多头管”,一些湖泊又“无人管”和“管不了”……
为了加强对湖泊保护的统筹协调,2014年湖北在全省推行湖长制,由省市县地方行政首长担任湖长,在湖泊保护上走在全国的前列。从此,湖北每个湖泊的“户口页”上,有了明确的“户主”。
2018年1月4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在湖泊实施湖长制的指导意见》,对湖泊的保护做出了顶层设计,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要将本行政区域内所有湖泊纳入全面推行湖长制工作范围,到2018年年底前在湖泊全面建立湖长制,建立健全以党政领导负责制为核心的责任体系,落实属地管理责任。
据张笑天介绍,到2017年底,湖北省就在全国率先完成了四级湖长制体系全覆盖,比中央要求早了一年。同时又对湖长制进一步完善,在湖泊保护与治理上推行党政同责,在省级层面,省委书记任第一总河湖长,省长任总河湖长,分管副省长任副总河湖长,跨市(州)重要河流、重要湖泊由省委和省政府负责同志分别担任河湖长。各河湖所在市、县、乡分级分段设立河湖长,由同级党委、政府负责同志担任。
这样一个责任明确、协调有序、监管严格、保护有力的湖泊管理保护长效机制,得以建立起来。各个层级的湖泊“户主”,通过统筹协调,不仅能广泛动员起各个部门力量加强湖泊管护,还能统筹湖泊、岸上与入湖河流的全流域污染治理,实现从“没人管”到“有人管”、从“多头管”到“统一管”、从“管不住”到“管得好”的根本性转变。
“拆网”“退珠”,唤回湖湖碧水
给湖泊当“户主”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各级“户主”,除了要亲自上阵巡查湖泊外,还要面临严格的考核。
张笑天说,湖北省制定了以保面(容)积、保水质、保功能、保生态、保可持续利用“五保”目标为标准的考核体系,每年对各级湖长下达年度任务,次年初以“五保”目标进行量化考核,省里对各市县考核,上级湖长对下级湖长考核,考核结果与干部的奖惩、任用直接挂钩。
武汉长江大桥的汉阳一侧,武汉市第二十三初级中学,与水面面积仅有0.076平方公里的莲花湖隔墙相望。临近退休年龄的社会实践老师张爱华,仍惦记着隔壁这个城中湖的生态保护问题。
2010年,武汉市“爱我百湖”湖泊保护志愿者公益行动展开,张爱华成了其中一名护湖志愿者,并在次年担任了莲花湖的“草根湖长”。两年后,武汉在全市166个湖泊探索民间湖长制,张爱华当上莲花湖的民间湖长。2016年,民间湖长的职务从她个人转到了学校集体,全校1400多名学生和90多名教师,成了莲花湖生态的守护者。
武汉这个“百湖之市”的探索,也为湖北省的湖泊保护提供了经验。湖北创新“双湖长制”,湖泊“户口页”上,多了一个民间“户主”,官方“户主”统筹治理管护,民间“户主”发挥监督作用。
在全省的大小湖泊附近,有志于湖泊保护的村民、教师、退休干部、企业负责人等,走上了民间“户主”的巡湖之路,一旦发现污染源或排污口,直接向当地行政湖长或水务、湖泊部门反映,形成对湖长制的有力补充。
颁布湖泊保护条例,成立湖泊局,给湖泊上“户口”,探索湖长制,湖北的湖泊保护没有止步,“动真格”的变化正在“千湖之省”上演。
2018年4月16日,梁子湖东岸的周胡淡村,湖岸上一只打渔的木船,静静地躺在岸边的草丛中,一小块破旧的渔网,残留在不远处,三只水鸟发出清脆的叫声,在湖边追逐嬉戏。而在几年前,这片湖面上铺满了渔网。
近些年,这样的场景和变化,发生在湖北省的大小湖泊中。2016年,一场湖泊“拆网”攻坚战在湖北省全面铺开。湖北省要求在2017年4月前,全省主要湖泊内用于投肥养殖的围栏围网,要全部拆除,“拆网”不力的干部将被问责。如今的梁子湖,已难觅渔网和竹竿的踪迹,开阔的湖面上,从湖心到湖边,泛起一圈圈涟漪。
200多公里外的洪湖,过去62万亩的水面,被围网占据了大半,如今围网已经全部永久性拆除,渔民和生产生活设施,全部撤离了自然保护区,“洪湖水浪打浪”的美景重回人们的视野,不再是遥远的记忆。
近两年,梁子湖东岸的东沟镇发生的变化,更是鄂州市以壮士断腕的决心修复梁子湖生态的一个真实写照。
被称为“楚天珍珠第一镇”的东沟镇,从20世纪80年代引入珍珠养殖技术。东沟镇党委书记赵伦泉介绍,由于养珠收入是种田的6倍,亩收入可达五六千元,梁子湖面上很快掀起了一股养珠热潮。
30多年间,梁子湖区珍珠养殖面积曾一度超过5万亩。东沟镇就有3.6万亩,珍珠养殖也成为这个镇子的支柱产业,养殖户达到3650户,全镇珍珠年产量达到80吨,产值1.1亿元。
然而,一些养殖户为了单纯追求经济效益,向湖中投放大量肥料,造成大量有机物沉积湖底,导致水体富营养化。
2016年11月,梁子湖区决定全面退出珍珠养殖,引导养殖户进行产业转型。
梁子湖区农林水产局局长邱崇华介绍,近年来,梁子湖区推进湖边岗地退耕还林,500平方公里范围内退出一般工业,环湖村庄全部安装污水净化设施,开展村塘生态治理,从岸上到湖中,进行湖泊的全流域生态治理与修复。
大力度退田还湖、退渔还湖,经济发展让位于湖泊保护,构建全流域生态保护系统,梁子湖的治理成效,成为湖北省推进湖泊保护与生态修复工程的一个缩影。
给湖泊上“户口”之后,从制度设计到重拳出击,湖北省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决心和行动,守护“千湖之省”碧水长流,唤回“千湖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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