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八月,20岁的沈从文只身一人走出北京前门车站,开始了北漂生活。表弟黄村生安排他住在杨梅竹斜街酉西会馆,会馆管事是沈从文远房表亲,免房租。

　　1924年初,姐夫田真逸给他介绍了在燕京大学读书的董秋斯,两人很投机,结下终生友谊。通过董秋斯,沈从文先后认识了张采真、刘廷蔚、顾千里、韦丛芜、于成泽、夏云、焦菊隐、刘潜初、樊海姗、司徒乔等一批燕大学生。在北大旁听期间,又认识了刘梦苇、黎锦明、王三辛、陈炜谟、赵其文、陈翔鹤、冯至、左恭、杨晦、蹇先艾等一批北大学生。与这些五四之后的“新青年”交往,激起了青年沈从文强烈的写作欲望。

　　1924年12月22日,《晨报副刊》发表了署名休芸芸的散文《一封未曾付邮的信》,这是迄今为止找到的沈从文最早作品。副刊开启了北漂青年沈从文的文学梦想。

　　编了一辈子副刊,退休后又主编了“副刊文丛”的李辉反复强调——“副刊是半部文学史”。这话一点都不过,副刊对于中国近代文坛而言,是覆盖式的重要。那时代的作家几乎都以副刊为主要文学阵地和梦想之地。以《晨报副刊》为例,不仅是沈从文的文学起点,也是鲁迅、周作人、郁达夫、冰心、徐志摩等一大批近代作家的文学圣地。

　　作为一个前副刊编辑,阅读张新颖的《沈从文的前半生》,特别关注沈从文作品发布年表。可以说,沈从文的文学之路,是一整部“副刊文学史”,他一生的重要作品,几乎都是先在副刊连载,然后单行本出版。

　　另外,我还特别留意沈从文的另一个身份——副刊编辑。把《沈从文的前半生》中涉及沈从文编副刊和杂志的条目梳理一遍,沈从文参与创办和主编的杂志及副刊有10种左右,和同时代的民国文人比,这个数量不算多。那时候办杂志、副刊就像现在开个公号那样简单,民国文人们不办个杂志、出版社都不好意思出来跟人打招呼。

　　像陈独秀、胡适等新文化旗手,通过不断创办杂志、副刊来表达自己的思想主张和政治立场。胡适先后参与或创办的刊物有《新青年》《每周评论》《努力周报》《现代评论》《独立评论》《新月》月刊、《自由中国》等等。再比如徐志摩,短暂的35年人生里,就创办和主编有《理想》《现代诗评》《诗刊》《新月》《晨报副刊》《诗镌》等。和这些“杂志狂魔”比起来,沈从文算靠文学为业的作家。

　　沈从文的副刊编辑生涯也开始于那样一个文艺和副刊的黄金时代。1928年,结束了5年的北漂生活,沈从文和好友胡也频、丁玲等来到上海,胡也频编辑《中央日报·红与黑》副刊,丁玲和沈从文也参与了协助编辑的工作。沈从文在《记胡也频》里说:“这副刊,由我们商量定名为《红与黑》。”《红与黑》副刊停办后,三人自办了一个出版社,印行“红黑丛书”。

　　与此同时,人间书店请沈从文他们编了一个月刊。1929年1月10日,《红黑》杂志问世,胡也频任主编,三人合作编辑。1929年1月20日,《人间》杂志创刊,沈从文任主编,三人合作编辑。

　　刚来上海这段时间,沈从文、胡也频、丁玲三人干劲十足,编辑两份月刊和经营一家出版社,生活充实而忙碌。然而好景不长,“文学青年三人组”都不擅长经营,很快这份共同的事业陷入僵局,《人间》编到4期,实际只出了3期就停了。《红黑》坚持到第8期,也不得不结束。这样的结果让他们背了一屁股债。

　　事业的失败让沈从文稍稍有些失落,之后历经中国公学、武汉大学、青岛大学等教书生涯,这几年的漂泊让沈从文倍感不适,情感上没有着落更让他内心忧郁。直到1933年应杨振声之邀回到北平,参与中小学教科书编辑工作,才算安稳下来。

　　来北平后租住在府右街达子营28号院,这4年,可以说是沈从文最安定、幸福的时光。在这个小院里,沈从文终于迎娶了苦追多年的张兆和,也是在这个福地,在院内一枣一槐的树荫下,沈从文完成了《边城》《湘行散记》《从文自传》《记丁玲女士》等重要作品。

　　1933年9月23日,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创刊,由杨振声和沈从文主编,事实上,杨振声忙于教材编辑,沈从文一人承担了主编工作,在北平约稿、看稿,编好之后寄往天津排印,每周出两期。两年后,1935年8月底,刊行了166期。9月,《小公园》副刊合并进《文艺副刊》,新副刊改名为《文艺》,每周出四期。1936年4月,沈从文退出编辑工作。经沈从文、杨振声引荐,由燕京大学毕业的萧乾主编《文艺》副刊。

　　沈从文主编时期的《大公报·文艺副刊》被视为“京派文学阵地”。沈家达子营28号成为当时京派文学群的重要据点,也是《大公报·文艺副刊》编辑部,每天人来人往,举办各种座谈会和聚餐会等。此时的沈从文,俨然是文学青年心中的领袖,形成了一个以沈从文为中心的文学新局面。

　　离开副刊的沈从文又回归到文学创作,1936年沈从文出版了《湘行散记》《新与旧》《废邮存底》等。夏天,邵洵美和项美丽来到北平。邵想办一份大型刊物,邀请北平作家编辑,由他在上海出版。沈从文找朱光潜讨论此事,后来,杨振声、胡适等提议,北平作家干脆自己筹办《文学杂志》,不和邵洵美合作,怕卷入上海文坛争斗。由朱光潜任主编。

　　1937年5月,朱光潜主编的《文学杂志》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担任编辑助理的常风回忆说:“沈从文除了负责审阅小说稿件,其他稿件朱先生也都请他看,只有他们两位是看过全部稿件的……《文学杂志》上刊登的青年作家作品都是沈先生组来的。”

　　1937年8月,接教育部秘密通知,沈从文随北大、清华的老师们撤离北平,辗转大半年后来到昆明,直到1938年底,张兆和及孩子们才来到昆明团聚。

　　1939年1月,由陈岱孙、潘光旦主编的《今日评论》周刊创刊,沈从文加盟编辑文艺稿件。这一时期的沈从文,“惟杂务多,既得为《大公报》发稿,又得为《今日评论》发稿,忙而少功,甚不经济……”

　　1940年2月,林同济、陈铨、雷海宗等人创办的《战国策》创刊,沈从文参与编辑工作,处理文艺方面的稿件。沈从文加盟《战国策》,很多人对他有误会,以为他也属于“战国策派”,这一派鼓吹独裁理论。事实上沈从文从未认同“战国策派”时政言论,并且公开批驳这些言论。

　　1946年5月4日,西南联大举行结业典礼,梅贻琦宣布西南联大正式结束。全校复员,沈从文被北京大学聘为国文系教授。

　　1946年10月,为寄托新的文学理想,沈从文又忙碌起来,他和杨振声、冯至主持天津《大公报·星期文艺》,不久,《星期文艺》由冯至主编,沈从文改接任天津《益世报·文学周刊》主编；12月,与朱光潜、杨振声、冯至、徐盈署名编辑的《现代文录》杂志出版；同时主编北平《平明日报·星期艺文》副刊。

　　1947年6月1日,《文学杂志》复刊。仍由朱光潜任主编,因此时朱光潜任北大西语系主任,又一度代理文学院长,十分繁忙,更多依靠沈从文打理复刊后的杂志。沈从文此时也回归到他擅长的小说创作,在《文学杂志》先后发表了《乔秀和冬生》《传奇不奇》,而这两部小说,成为沈从文文学生涯最后发表的两篇小说。

　　至此,作为文学家和副刊编辑的沈从文前半生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