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刘紫凌 艾福梅 马思嘉


　　公元11世纪至13世纪，在广袤的河套平原和河西走廊，党项人曾建立了一个与宋、辽、金并立的王朝——西夏。然而，因未单列正史、遗存损毁、文字阻隔等原因，这个神秘王朝，几近沦为史册夹页间的零星注脚。
　　文字记载会缺失，文明却不会湮灭。
　　20世纪初以来，随着黑水城中的文献重见天日，贺兰山下的陵墓渐被发掘，河西走廊的石窟得以解读……西夏这个多民族政权的面貌日益清晰。
　　2025年，西夏陵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既见证了中国考古学界的百年求索、文化遗产保护的斐然成就，也进一步扩大了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彰显了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
　　从西夏故都出发，一路向西，穿行于断碑、佛塔与城垣之间，我们追寻到的，并非历史的边角注脚，而是一个在复杂地缘与多元民族格局中，凭借制度弹性、文化包容与地理优势，创造出独特文化的王朝。
　　西夏文化遗产，如同一幅镌刻着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密码的基因图谱。通过考古“测序”与历史“解码”，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建构过程，在西夏的时空坐标下，愈加明晰。


　　陕西省榆林市靖边县，无定河北岸，大夏国都城统万城在荒草流沙间巍然屹立，即使历经1600多年风雨侵蚀，也未能彻底摧毁高大坚固的白色城墙。这是匈奴民族在人类历史长河中留下的唯一都城，亦是西夏王朝肇兴之地。
　　随着匈奴覆灭，统万城改称夏州城。公元881年，因平定黄巢起义有功，党项民族首领拓跋思恭被唐僖宗封为夏州节度使，赐号定难军，夏州城成为其核心治所；公元997年，宋真宗即位后，为安抚李继迁，授其为夏州刺史、定难军节度使，奠定了西夏政权的政治基础。
　　看到了自身实力、渴望在更大范围内建立政权的拓跋部，随后开启“西迁”之路。李继迁、李德明、李元昊祖孙三代接力，将统治中心先后从夏州搬迁到银川平原的灵州、兴州。公元1038年，李元昊建国，升兴州为兴庆府，定都于此。
　　兴庆府，即今宁夏银川。滔滔黄河奔流不息，造就农耕之利，支撑王朝经济；又背靠贺兰山天险，扼东西交通要道，易守难攻。宋、辽等都试图攻克此地，结果都铩羽而归。
　　“兴庆府稳固了西夏的统治基础。它不仅具有和灵州相同的经济基础，更具有灵州所没有的山河形胜，如果把军事防御和粮食供给两方面结合起来考虑，西夏任何地方都比不上兴庆府。”宁夏大学民族与历史学院院长、西夏学研究院院长杜建录说。
　　行走于银川大街小巷，昔日都城的亭台楼阁，大都灰飞烟灭，地基深埋。然而，熙攘闹市间，承天寺塔依旧耸立，砖木结构里，藏着没藏太后为幼子祈福的王朝往事；城北乡村的宏佛塔，出土大量西夏彩绘泥塑佛像、绢质彩画及西夏文雕版，彰显西夏汉藏融合的佛教文化；城市建筑工地间，曾发现来自五湖四海的瓷器残片，诉说着此地昔日繁荣活跃的商贸往来……
　　史书记载，西夏通过一系列军事扩张，最终形成“东尽黄河、西界玉门、南接萧关、北控大漠”的疆域格局，奠定了其先后与宋辽、宋金三足鼎立的基础。中国宋史研究会会长李华瑞等专家指出，从唐末、五代到宋初，这片西北大地始终是群雄逐鹿的战场，瓜沙归义军、甘州回鹘、吐蕃部落、契丹势力与党项各部相互攻伐，百姓流离失所，土地荒芜凋敝。西夏的建立，终于结束了分裂与动乱，带来久盼的和平与稳定。
　　马年春节期间，西夏陵格外热闹：身着民族服饰的“商贾”沿街叫卖，“麻魁”女兵英姿飒爽，壁画中的“飞天”仙女翩跹起舞……申遗成功的品牌效应叠加“博物馆里过大年”的深度体验，让这个昔日的王朝陵园春节假期游客数量、旅游收入均创历史纪录。
　　在王朝治理上，深受唐宋文化熏陶的李元昊深知，中原王朝的中央集权制度是巩固统治最有效的工具。因此，他效仿唐宋建立西夏官制，《宋史·夏国传》就记载西夏设官立制“多与宋同”。而在西夏陵，埋葬着王室宗亲、贵戚重臣的271座陪葬墓，也以其占地规模、形制差异及分布关系，反映出西夏等级分明的官僚制度，与中原封建王朝高度相似。
　　西夏官员“分文武班”，设中书、枢密、三司、御史台等机构，分管政事、军事、财政和监察等工作，名称和职能与中原大体相同；地方上既设州府，又置十二监军司。
　　值得一提的是，党项、吐蕃、回鹘、汉等民族贤达人士均可在朝为官，并推行科举制度选拔人才。文献显示，西夏历任统治者均大力招揽汉族人才，为其擘画治国方略，李元昊时期的张元、吴昊就是典型代表。西夏陵出土的具有典型宋人长相的石雕文臣头像，更是有力的实物佐证。
　　“西夏对中原王朝的典章制度都很熟悉。历代都有了解中原王朝典章制度的汉族高官，他们是西夏借鉴中原王朝先进文化的‘中介’。”西夏学学者史金波说。
　　官制理政，法典安民。
　　西夏境内，除党项族外，风俗各异的吐蕃、回鹘、汉、契丹等多个民族并存。西夏立国前，党项社会“无法令”。立国后，法律建设急速推进，史称李元昊“案上置法律”，足见其十分重视完善政法制度、规范统治秩序。
　　《贞观玉镜将》《亥年新法》《法则》……在西夏出台的种种法典中，第五代统治者仁宗李仁孝颁布的《天盛改旧定新律令》（简称《天盛律令》），无疑最引人瞩目。
　　距离银川西北约800公里的内蒙古额济纳旗，有一座被风沙掩埋的神秘城池——黑水城。这是西夏军事要塞、“黑水镇燕军司”驻所，也是20世纪外国探险家为之狂热的“藏宝之地”。1909年6月，俄国人科兹洛夫率队来此，凿开黑水城西北角黄沙掩埋下的佛塔，盗掘出堆积如山的各类书籍、档案、艺术品，四壁的彩绘佛像、唐卡，以及一副靠墙打坐的人骨。9天内，他们用骆驼运走40箱近万件文物。
　　《天盛律令》正是在这次重大发现中现世的。其原书共20卷150门1400多条，涉及刑法、诉讼法、行政法、民法、经济法和军事法，是我国历史上首部用少数民族文字印行的法典。
　　通过对比研究，杜建录等学者发现，无论是立法思想还是法律条文，西夏法典都高度借鉴唐宋法典。“比如‘十恶’、‘八议’，几乎跟中原王朝的法典一模一样，都强调统治者地位至高无上。”对亲属、婚姻、伦常等日常生活中的礼教关系，《天盛律令》规定的详尽程度，“与唐宋法典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天盛律令》是中原法典在少数民族地区“移植”成功的典型案例。这是因为，在吸收唐宋法律精神和框架的同时，其保留了党项等民族自身的习惯法等元素，展现了西夏“以汉制为体，以蕃俗为用”的融合智慧。
　　比如，中原王朝通常以铜赎刑，而西夏因矿产资源不足和游牧习俗，允许以马等牲畜抵偿刑罚或债务；西夏寡妇再嫁虽需夫家或本家同意，但对其财产权（如妆奁、再嫁所得聘财）有一定保护，较唐宋法典更为宽松，顺应了西夏女性地位较高的现实。
　　回溯西夏王朝近200年历程，其制度构建始终贯穿着一条清晰的生存逻辑：在吸收与保留间寻找动态平衡。它通过对唐宋先进制度的吸收，提升政权治理效率与正统性；又通过对本族传统的保留，确保内部凝聚力与军事优势。这种制度上的高度适应性，正是其在宋、辽、金等强大政权夹缝中得以屹立的关键。


　　贺兰山下、黄河岸边、戈壁滩上，西夏王朝留下的陵寝建筑、佛教塔刹、石窟壁画，以及大量文献、瓷器、雕塑，处处有中原文化痕迹，又融入了吐蕃、契丹、回鹘等多民族文化元素，更以神秘的党项文化为点睛之笔，让人感到“陌生又熟悉”。
　　甘肃省酒泉市瓜州县的榆林窟第3窟壁画，描绘了西夏百工图景：人们用立柜式风箱鼓风冶炼，锻造出锋利的夏国剑、坚韧的铁甲胄、精美的鎏金铜牛；两名妇女用塔式蒸馏器酿酒；二牛抬杠、舂米等农忙场景鲜活生动……这些无不表明，西夏传承了中原先进的冶铁、酿造、农耕技术，完成了从游牧向半农半牧的转型。
　　在西夏陵博物馆，身着党项、汉、吐蕃、回鹘等民族服饰的蜡像并立一处。据史金波研究，西夏法典明确承认多民族共存，允许各民族担任官职，还倡导与周边民族“相和倚持”。这种缓和的民族政策，促进了境内各民族频繁交流。“这使西夏经济、文化呈现出各民族互相学习、互相吸收、互相融汇、共同发展的局面。”他说。
　　破译西夏文明密码的钥匙，是西夏文字。立国前夕，李元昊命大臣野利仁荣仿借汉字的造字方法，主持创造了约6000个西夏文字。随后，西夏通过设立蕃学、编纂字词典等方式推广西夏文，对巩固西夏封建王朝统治、促进文化发展交流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西夏陵博物馆内，沉默的西夏残碑、文献常让游人困惑：“看起来像汉字，但一个也不认识。”那些笔画繁复工整的方块字，一撇一捺间，是中华多元文化千年前的碰撞交流。
　　“西夏文表面是彰显党项文化，内核却是对汉文化的深度吸收。”史金波等学者研究发现，西夏文始终以汉字结构为根基，其会意、形声的造字逻辑延续汉字“六书”传统。
　　然而，西夏文并非对汉字的简单模仿，如“会意造字法”，就体现了党项民族的思维特性。史金波举例说，西夏文中的“法律”一词，用“剑＋书＋威”组合，通过“剑”象征武力制裁、“书”代表典章制度、“威”体现权威性，完整呈现了游牧民族对法律的理解——法律是武力与文教的结合，是维护秩序的威严工具。这种造字方式，使西夏文成为解读党项民族精神世界的钥匙。
　　正如英文里的“功夫”“茶”源于汉语，汉语里的“沙发”“咖啡”来自英语，西夏也从其他民族语言中借鉴词汇。黑水城出土的夏汉双解词典《番汉合时掌中珠》表明，西夏文中的宗教词汇多借鉴藏语，而行政术语则多借鉴汉语。
　　翻译，将西夏文明推向了新的高度。
　　在黑水城等地，出土了大量西夏文译制的汉、藏佛经，甚至夏汉“双语版”历法。除了翻译，西夏还重用熟悉汉文化的官员，系统翻译《论语》《周易》《孙子兵法》等中原典籍，从汉文化中汲取智慧。
　　《番汉合时掌中珠》作者骨勒茂才，被推测为西夏一名乡塾先生。其在该词典序作写道：“不学番言，则岂和番人之众？不会汉语，则岂入汉人之数？番有智者，汉人不敬；汉有贤士，番人不崇。若此者，由语言不通故也。”以其身份地位，都如此希望以语言相通促进文化交融，足见当时西夏人对夏汉两地交流的迫切渴望与需求。
　　西夏还深受唐诗宋词影响，创造了不少诗歌。“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出自一名归附宋朝的西夏官员，表明宋词一度远播西夏；宁夏贺兰山拜寺沟方塔废墟中出土的无名写本诗集约60首，诗题有《善射》《冬旱喜雪》《忠臣》等，是对中原格律诗的模仿之作。
　　能歌善舞的西夏人，还从中原音乐中汲取养分，如仁宗时期使乐官李元儒采用中原乐书、修订乐律，形成了别具一格的歌舞文化，并为宋元宫廷所欣赏。宋神宗曾召见投降的党项乐人，让他们在崇政殿奏乐；西夏灭亡后，元世祖“征用西夏旧乐”，称为“河西乐”，亦在宫廷演奏，并建昭和署管领河西乐人。
　　更能反映西夏对中原文化吸收借鉴与创造性转化的，是西夏瓷器。
　　宁夏灵武市，沙漠中一座小山丘上，坐落着西夏时期最大的瓷窑中心。在32万平方米遗址区内，散落大量黑釉剔刻花瓷器。一刀一釉间，凝聚了中原技艺、草原风骨、丝路风情。以代表性器型扁壶来说，其全面吸收磁州窑等中原窑系的成熟技术；器型是游牧民族特征鲜明的水囊，双耳或四耳设计，以便穿绳提拿或马背携带；其上既有牡丹、莲花等中原常见纹样，也有摩羯、骆驼等丝路风情纹饰，还可见波斯联珠纹。
　　2017年，在贺兰山深处发现的西夏官窑——苏峪口瓷窑址，更是宋夏文化与技术交流的生动实证。山腰间清理出的杯盘碗碟等瓷器，细白温润、质地坚硬、通透度高，和灵武窑瓷器截然不同，却与景德镇湖田窑产品极其相似。
　　千年前，江南瓷韵密码如何流入塞北大地？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秦大树分析认为，北宋“极简风”素面薄胎白瓷影响了西夏王室的审美。“宋夏虽有交战，但也有较长的‘蜜月期’。我们推测，很可能是北宋官方派遣了南北优秀工匠来到西夏，帮助他们生产这种细白瓷。”
　　夕辉洒下，西夏陵的高大陵塔与贺兰山脉交相辉映，绝美苍凉。那些陵塔，是银川司机口中的“大土包”，却并非中原王朝帝陵中的封土堆。在战争与风霜侵蚀前，它们曾是宏伟华丽的佛塔，是党项将中原王朝陵寝制度与佛教信仰相结合的创新产物。
　　那些曾装饰在陵城屋脊上的大型绿釉鸱吻、人面鸟身的迦陵频伽，既借鉴了中原建筑装饰风格与绿釉烧造技术，又大量融入佛教元素，成为西夏陵的代表性文物。
　　星罗棋布的西夏遗迹，串联起一条清晰脉络：多元不是消解，而是共生；交融不是替代，而是新生。西夏文明余晖渡过千古江河，“河西乐”余韵仍在丝路回响，已然成为中华文明绵延不断的见证。


　　公元1036年，李元昊打败吐蕃，乘势攻占瓜、沙、肃三州，最终控制了整个河西走廊，扼住了东西方商贸交流的命脉，成为丝绸之路上的中继枢纽，实现了祖父李继迁的夙愿。
　　西夏学学者杨蕤潜心研究西夏时期的陆上丝绸之路状况多年。他认为，这一时期丝绸之路的中继贸易兴盛。“我们从文献中发现，西夏境内有大量外来商品，如珊瑚、琥珀、乳香等；西夏陵出土文物中的建筑构件摩羯、丝织品碎片、回鹘商人泥塑人像等，也提供了间接证明；宁夏灵武磁窑堡瓷窑遗址出土的喀喇汗王朝钱币，也是这一事实的侧面说明。”
　　而通过朝贡、榷场、和市等多种形式，西夏与周边宋、辽、金等政权的贸易往来，同样频繁。
　　山西大同在西夏时期称为“云中”，其西北曾设有夏辽贸易点。公元1141年，应西夏仁宗之请，金朝在其基础上恢复并扩大了贸易。
　　黑水城出土文献中，有十余件西夏榷场文书，尽管时隔近千年，泛黄麻纸上墨迹依然十分清晰：来自西夏镇夷郡、西凉府等地的住户（商户）携带毛褐等货物，和金朝商户交换丝织品及其他生活用品。
　　“西夏与宋、辽、金在地域环境、经济形态以及发展程度上的差异，不仅没有造成彼此经济的割裂，反而推动了各民族在经济上交流互鉴、互补共生，深刻反映了各民族在经济上共享‘中国之利’。”杜建录说。
　　商贸往来互通了物品有无，佛教传播则搭建了精神桥梁。
　　作为游牧民族，党项人的原始信仰以自然崇拜、鬼神崇拜为核心，盛行萨满巫术。西夏九座帝陵中，献殿、墓道封土、陵塔连成的轴线并非在陵城正中，而是北偏西，与中原王朝帝陵的中轴线对称格局有别。这正符合宋人沈括《梦溪笔谈》中记载的党项民族原始信仰：“盖西戎（党项族）之俗，所居正寝，常留中一间，以奉鬼神，不敢居之，谓之‘神明’。”
　　然而，在统治疆域扩大到佛教盛行的河西等地后，西夏人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佛教逐渐获得了他们的认同与信奉。专家研究发现，西夏佛教前期主要受汉传佛教和回鹘佛教影响，后期又接受吐蕃藏传佛教，汉藏佛教并行。
　　为弘扬佛法，西夏广建寺庙佛塔，见于文献记载的就有高台寺、承天寺等近20处。时至今日，西夏故地还留存大量塔刹遗址，或处于繁华闹市，或深藏山林秘境，或掩于戈壁风沙。
　　位于甘肃省张掖市甘州区的卧佛寺，为西夏崇宗李乾顺为其母梁太后祈福所建，是唯一保存至今的西夏大型寺院建筑。大佛殿坐东面西，高达24米，青筒瓦覆顶，吻兽高峙，飞檐斗拱。走入殿内，身长34.5米、肩宽7.5米的佛像双目微阖，右胁而卧，姿态极为舒展。这尊亚洲最大的室内木胎泥塑卧佛，是西夏佛教艺术的巅峰之作。
　　西夏还大量翻译、刊印佛经。据史书记载，西夏六次向宋求取佛经，宋朝基本予以满足。李元昊时期便开始以西夏文翻译佛经，50余年里译出3579卷；而中原地区由梵文翻译6000多册汉文大藏经，用了差不多1000年。西夏文大藏经的翻译速度，堪称翻译史上的惊人创举。
　　“藏传佛教在西夏仁宗时期得到统治者的支持，吐蕃上师被西夏奉为帝师，是元代实施帝师制度的先声。”中国社会科学院西夏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孙伯君说。
　　近千年后，这种“汉藏并存、显密圆融”的特征，仍然可以从西夏佛教遗存中清晰辨认。
　　残高不足30米的西夏宏佛塔，坐落在银川市贺兰县潘昶乡红星村，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塔身为空心，下部三层为八角楼阁塔，其上承托着完整的覆钵塔（喇嘛塔），是国内罕见的复合变体砖塔类型。
　　榆林窟第3窟内，壁画既有源自中原的净土与文殊普贤，也有藏传佛教的金刚界曼荼罗；尼泊尔、印度的艺术元素融入菩萨造型，形成了罕见的异域风貌。
　　佛教经典的广泛传播需求，直接推动了西夏活字印刷术的繁荣创新。
　　这些年，西夏遗址考古捷报频传：出土于武威的西夏文《维摩诘所说经》下卷，被认定为迄今世界上发现最早的泥活字印本；出土于银川的《吉祥遍至口和本续》，则是已知世界范围内最早的木活字印本。专家甚至考证出，活字印刷在这一时期已被用于制作格式统一、填写便捷的粮草税收文书，展现了其超越宗教传播的实用价值。
　　“西夏一直十分注意吸收学习中原文化，加上财力、物力有限，因此大力推广效率更高、成本更低的印刷术并不奇怪。同时，因西夏当时疆域控制河西走廊，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活字印刷术沿丝绸之路向西方传播过程中，西夏发挥了桥梁作用。”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院执行院长彭向前说。
　　毕昇发明活字印刷术在11世纪，欧洲应用则在15世纪中叶，中间近四个世纪的传播链条长期缺失。李华瑞指出，西夏恰好处在这一时空节点，且其境内发现了西夏文、回鹘文活字印刷实物，“从使用时间上填充了活字印刷术西传中两个世纪的过渡时间，从地域上由中原地区向西推进了2000多公里”。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西夏王朝如流星般划过历史长空，终究陨落。1227年，蒙古军队攻陷西夏后，进行了残酷的报复，都城兴庆府等地遭到严重破坏，大量建筑被焚毁。西夏王朝长达189年的统治，走向终点。
　　王朝会消失，文明却不会消失。西夏，恰似一座跨越时空的桥梁，连接中原、西域，贯通唐宋、元明。大量西夏遗民在元朝身居要职，活跃于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为社会发展注入独特力量；西夏的佛教信仰、典章制度、艺术技艺乃至生活习俗，持续浸润着元、明、清乃至中亚地区；西夏百姓散落中华大地，早已融入华夏血脉……
　　黑水城文献出土百余年来，从利用寥寥几张影印件艰难识读西夏文字，到促进流失海外的西夏文献及文物的数字化“回归”，再到持续发掘整理西夏遗存，几代考古人和学者筚路蓝缕、薪火相承，徐徐勾勒出神秘西夏的历史画卷，弥补了中华文明史册缺失的一页。
　　鉴古知今，彰往察来。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西夏历史蕴含当代国家治理、民族融合、开放交流可汲取的优秀文化因子。对西夏陵等珍贵文化遗产的保护、研究与活化利用，正构筑起一座贯通古今的桥梁。
　　在保护中留住根脉，在研究中廓清迷雾，在活化中激荡自信——这不仅是让历史遗迹重焕光彩，更是让各族群众在触摸共同的文明印记时，真切感悟中华文化海纳百川的包容气度，深刻理解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历史必然。
　　历史的回响昭示：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岁月铸就的格局，更是奔向未来的底气。
　　如今，在西夏故地银川，来自全国各地各民族的游客汇聚于曾战火纷飞的贺兰山下，对饮葡萄美酒，笑谈历史风云，共同欣赏祖先留下的文明瑰宝，携手书写中华文明多元一体与生生不息的崭新华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