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中平原即将迎来秋收的季节，一抹阳光照进梁增基家的客厅。窗台上，6个摆放整齐的培养皿中，新出的嫩苗勃勃向上。
　　“这是一个新培育的小麦品种，我先拿回家试验，看看发芽状况。”这位92岁的陕西省长武县旱作小麦育种试验中心的老专家，头脑依然清晰。他的案头是一沓沓手写的数据记录，地上堆满装有麦粒的纸包。
　　自1961年大学毕业分配到长武，广东人梁增基在黄土地一干就是64年。他培育的小麦良种让当地亩产从60多公斤提高到500余公斤，累计推广超过亿亩。“渭北旱塬上的袁隆平”是当地人对他的亲切称谓。
　　同在这个收获的季节，“人民医护工作者”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路生梅，结束了在多地的巡回报告回到陕北佳县。和过去很多年一样，已有家属带着患儿慕名找到她家中就诊。路生梅很珍惜还有能力给群众看病的时光，只是已经81岁的她，常要系着护腰带以缓解身体不适。
　　57年来，这位从北京来到黄河岸边的医生，用医者仁心守护着小县城几代人的健康，践行着“生命不息，服务不止”的人生诺言。
　　目光转向陕南。一场秋雨袭来，秦岭深处商南县的知青茶园薄雾袅袅。将一生奉献给当地茶产业发展、实现“南茶北移”的“茶奶奶”张淑珍长眠于此，墓碑向着家乡河南的方向。轻风拂过，簇拥着墓碑的茶树如绿浪起伏，尽显苍翠。
　　这三位老人，都是陕西省重大先进典型最高荣誉“三秦楷模”获得者。他们彼此素昧平生，却有着诸多共同点：都是20世纪60年代毕业的大学生，都是共产党员，也都是异乡人。不同的境遇下，他们走出了相似的人生轨迹——只身来到祖国的大西北，扎根于三秦大地的最基层，择一事终一生，把毕生心血献给“三农”工作和医疗事业，践行了共产党员的信仰与承诺。


　　出县城向西5公里，丁家镇十里铺村一片被围拢的麦田闪现，便至长武县旱作小麦育种试验中心。一间办公室的桌上，草帽磨毛了边，锈迹斑斑的自行车就靠在墙边，车把上的皮包装满资料，却也掉了颜色。过去几十年，梁增基就是这一身行头，穿梭在长武的田垄间。
　　如今，这座2000平方米的科研楼里，布设有人工气候箱、生化培养箱、净化台等实验设备。“条件在县级单位里属于顶尖了。和梁老师当年相比，真是天上地下！”长武县旱作小麦育种试验中心主任慕芳感慨地说。
　　这里是梁增基为之付出一生的地方。
　　时间的指针拨回1961年秋季的一个雨天。从西北农学院（今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毕业的梁增基正深一脚、浅一脚走进泥泞的西北小县城。他是长武县农技站新分配来的大学生。
　　仅百余米的主街道、两排低矮的土坯房，县城一眼就能看到头。农技站的条件更为简陋，没有设备、四面漏风。“会议室的地面是土的，每次开会大家都卷着铺盖过来，在地上铺麦草，开完会就地睡觉。”梁增基回忆。
　　苦吗？有人用脚作答。同时期分配来的大学生有20多个，后来都陆续调离，甚至有人刚到长武就打起退堂鼓。可为何梁增基能坚持下来？
　　童年的经历里有答案。1933年，梁增基出生于广东高州的一个小乡村。小时候，他常常吃不饱肚子。“凌晨4点，我吃一点干饭就要出发去砍柴，到半山腰天才亮。一直砍柴到午后，摘点野果充饥。晚上回到家才能再吃点红薯和稀饭。”
　　深知农民的疾苦，他决定留下来：“因为有了共产党，有了新中国，我才有机会上学改变命运。小麦区域试验和良种繁育是农技站的任务，很适合我，我要用这种方式报效祖国！”
　　那时梁增基还不知道，就在同一时期，400余公里之外，他的校友、24岁的河南姑娘张淑珍来到了秦岭深处。坐着拖拉机，她和爱人在山路上颠簸了一天半才从省城到达商南，一路尘土飞扬，内心豪情万丈：“打起背包走天下，哪儿需要哪儿安家。”
　　但现实很快给了她当头一棒。彼时的商南林草荒芜、极端贫困。山路难行，作为县林业站技术员的张淑珍下乡开展林业普查，不到3个月就穿烂了20多双草鞋。
　　“有时借住老乡家，他们会拿逢年过节才舍得吃的白面做一碗酸菜面给我。”这份朴素的温暖，成了她扎根深山的动力。
　　张淑珍暗下决心：“一定要让山绿起来、人富起来！”她想起在下乡途中发现的几株顽强生长的野生茶树，心中豁然开朗。
　　与梁增基与张淑珍求学在陕西、对当地还算熟悉不同，遥远的大西北，对北京姑娘路生梅而言是完全陌生的。1968年12月，这位北京第二医学院（现首都医科大学）的儿科毕业生，踏上了西行的列车。
　　“汽笛长鸣的那一瞬间，看着站台上的亲人、老师、同学，我哭了，这一别不知何日是归年。心中有万般不舍，但是我还是服从祖国分配，离开北京到佳县去。”路生梅说。
　　一路辗转到达，黄河西畔“石头城”的贫穷令她震惊。当地人守着黄河吃水难，最困难的时候，每人每天只分一瓢黄河水。“住的是窑洞，没有床只有炕。我又不会生炕火，天天睡冷炕。吃的每顿饭都放羊油，羊膻气味让我一吃就吐，也不敢声张，生怕别人说自己娇气。”
　　不到一个月，路生梅瘦了十几斤，但更大的挑战来自工作。“我只是一个刚刚走出校门的医学生，但群众听说我是北京来的大夫，就觉得什么病都能看。”
　　为了不让患者失望，她争分夺秒学习。白天坐诊、向老医生求教，夜晚在煤油灯下看书，写下几十本笔记，还学会了针灸。就这样，她成为医院的多面手，“那是一段艰苦的岁月，也是一段充实的历程”。
　　一个大雪纷飞的早晨，路生梅到离县城十几里的崔家畔出诊。她穿着从北京带来的塑料底棉鞋，在雪地里走几步就摔一跤，“一路摔了四十多跤”。临近村子的下坡路，她索性半躺着滑了下去，到了病人家里几乎成了一个泥人。
　　“孩子的妈妈熬了一宿，给我做了一双千层底的布鞋。她对我说，穿上它，少摔几跤。”路生梅说，“这七个字我记了一辈子，这鞋上的一针一线，都是佳县人对我的爱。”
　　群众的质朴情感，温暖了游子的心房。在渭北旱塬、在秦巴山区、在黄土高原，三位青年的人生画卷就此展开。


　　白露刚过，商南县茶叶联营公司的茶山上，三五茶农正在采摘夏秋茶。“过去一直是春茶唱主角。这几年，商南用增鲜降涩技术延长了茶叶的摊晾时间，夏秋茶也发展起来了。”公司总经理刘保柱说。
　　茶叶种植面积达29万亩，产业体系涵盖绿茶、红茶、白茶等五大类，年产值超过20亿元……在商南，“一片叶”稳稳托起了7万人的饭碗。“没有‘茶奶奶’张淑珍，就没有商南茶的今天。”当地茶农聂改云说。
　　当“茶奶奶”还是位初来乍到的大姑娘时，商南县尚无人工种茶的先例。这里地处北纬33°，远超传统茶树适生区的北界。
　　“商南本无茶，可不试试怎么知道？”1962年，工作的第二年，张淑珍买回10公斤茶籽进行点种。她住窝棚、扛锄头、挑水桶，但在次年移栽后，茶苗无一成活。
　　失望有多大，不服输的韧劲就有多强烈。她索性把茶籽一颗颗播在苗圃里，以苗圃为家，白天用树枝驱赶鸟雀，夜晚再仔细给茶籽盖上稻草。
　　1970年，张淑珍首次采到1.9公斤茶叶。入锅杀青、出锅揉捻、晾晒烘干……捧着来之不易的收获，她激动落泪：“商南出茶叶了！”
　　只有亲历者才知道，从零到一，要跨过多少不易。刘保柱还记得，自己1984年毕业后分配到商南，面对简陋的茶场，满心想要逃离。
　　“千事万事，茶农的事最大！”张淑珍的昂扬斗志鼓舞着刘保柱。为了给茶农指导，张淑珍总是天不亮就上山，中午坐在山坡上就着冷水啃干馍。茶叶销路不明朗，她带着刘保柱联合全县30余家乡村茶场成立联营公司，一步步打通生产、加工、销售各环节。
　　最辛苦的日子，张淑珍挺了过来。初生的商南茶缺少先进的制茶技术，青草味重、口感欠佳。每到一个茶场，她都手测锅温示范操作，一季下来，双手就结下厚厚的茧痂。1986年，她研制出韵味悠长的商南名茶“商南泉茗”，在中国西部名优茶促进会上获得大奖。
　　事非经过不知难。和张淑珍一样，梁增基也体会到了创业的艰辛。
　　到长武的头两年，他跑遍全县调研，越跑心情越沉重：当地种植的老品种穗子小、易倒伏、多病害，平均亩产仅有61公斤。“什么时候才能吃饱饭啊！”群众的发问刺痛了他，“不培育出适合的小麦品种，国家发工资养我这个人干什么！”
　　自此，他的生活轨迹完全与土地绑定：4月做花期观察，6月田间选株，夏季选粒编号，播种、查苗、记录等工作持续全年，仅装种子的信封就有几千个。冬天路面上冻，他扛着车子赶路；到村里忙得晚了，他便和饲养员挤在一张炕上，“不论多难，我都要坚持到底”。
　　苦心人，天不负。自20世纪70年代起，梁增基培育的“长武702”“长武131”等小麦新品种相继问世。他还将水地品种的抗性引入旱地品种，2008年至2012年，新品种“长旱58”经过连续验收，亩产达503.75公斤，创陕西旱地之最。时至今日，它仍是渭北旱塬的主栽品种。
　　培育一个小麦新品种，从杂交试验到审定生产，最少需要12年。60多年间，梁增基共育成7个品种，当地旱作小麦“冻、锈、旱、倒、黄矮病”五大难题被一一攻克。经他培育的品种在陕甘豫鲁等地推广种植合计1.2亿亩，累计综合效益超过40亿元。
　　这期间，不是没有调走的机会。改革开放之初，陕西省农科院的领导拿着公函来要人，可梁增基婉言谢绝。
　　“大单位里人才多，不缺我一个。但在这里，群众对好种子真是太渴望了！”他态度坚决。
　　因为被需要，所以留下。择一事终一生，有时就是一瞬间的决定。
　　佳县曾流行新生儿破伤风，病死率近100%。一次出诊时路生梅看到，产妇就坐在一个沾满血迹的土袋子上，家人用力拽着她的头发，还准备用一把黑乎乎的剪刀剪脐带。她立刻冲过去抢下剪刀，拿出消毒器械给孩子断脐、包扎。
　　“那一幕深深触动了我。”路生梅下决心要推广新法接生，改变落后的医疗面貌。此后不久，她把“为佳县人民服务五十年”写进了思想汇报。
　　因为这句承诺，20世纪80年代，路生梅在佳县人民医院创办儿科，担任首任主任。她积极筹措经费，先后培养了50多名专业儿科医护人员。引入疑难病例讨论制度、推广儿童计划免疫……在她和同事的努力下，佳县的新生儿死亡率从20世纪60年代的60‰降至如今的0.6‰，小儿静脉穿刺技术水平在全榆林市名列前茅。
　　因为这句承诺，50多年来，路生梅多次放弃调离佳县甚至调回北京的机会。“会心动，但是我不能，因为承诺在先。”路生梅说，她舍不得佳县百姓与同事给予的温暖。


　　1999年，路生梅退休了，她没有投奔儿女去城市养老，而是留在佳县为群众义诊。每周三次，她会在佳县的两家医院轮流坐诊。更多时候，患者会直奔家中找她看病。
　　佳县人民医院附近的一条小巷里，最末头的两孔窑洞，是路生梅的家。“我的住址很多人都知道，我的手机几乎不关机，更像是‘健康热线’。”路生梅说，电话来了都要接，一时没接上有空就马上回拨，“万一是急病呢？不能耽误”。
　　“我很幸运身边有路大夫。”佳县佳州街道香炉寺社区居民高艳芳说，14年前，初为人母的她抱着发烧的孩子来到路生梅家求医。“路大夫仔细检查后开了三天的药，我花了几块钱就买到了。”三天后孩子烧退了，高艳芳彻底认定了路大夫，“在佳县，一家几代人都受过她救治的数不胜数”。
　　2019年，50年的承诺到了，但路生梅已无意离开。“‘生命不息、服务不止’是我的人生信条，在哪里都是奉献。”
　　梦里不知身是客。对扎根西部、奉献基层的外乡人而言，黄土地早已是他们生命的牵绊。
　　“爸爸以前老跟我们说，‘退休了就回老家’。可真退休了，又放不下他的种子，说‘忙完这个就回老家’。”梁增基的大女儿梁瑞芳最和父亲贴心。2023年底，梁增基摔了一跤，身体大不如前，“念叨了半辈子，最后也回不去了”。
　　那个让梁增基魂牵梦萦的家乡，他工作后只回去过4次。1984年夏天，梁增基赴川滇考察小麦育种工作，错过了那封“母病危请速归”的电报。待他背着资料回到长武，一切为时已晚。这也成了他一生最大的遗憾。
　　但岁月流转，他乡已是故乡。临近退休时，梁增基开始着手带新人。站里曾引进一名外地大学生，为让年轻人安心工作、方便出行，梁增基用自己的积蓄为其购置了一辆摩托车。
　　更多的是身体力行。几年前，为了研究单倍体育种技术，梁增基带着学生慕芳凑经费、买仪器、搭建操作间。“夏天我们在没有空调的实验室里戴双层手套操作，一做就是几个小时，衣衫湿透。”慕芳说。
　　4年求索，技术日趋成熟，通过该技术培育的品种较常规育种周期缩短了一半，这在陕西省旱地育种领域尚属首次。如今已接过接力棒的慕芳说，她曾好奇为何梁老师身上总有使不完的劲儿，后来明白了，原来奋斗会让人年轻。
　　是啊，奋斗者永远年轻！“只要一聊起茶，似乎永远不知道疲倦。”这也是同事对张淑珍的评价。一生专注一事的“茶奶奶”，直到生命的最后几年，依然奋斗在茶山一线。
　　80岁那年，张淑珍牵头成立了商南茶叶研究所。“到了2023年，张奶奶的身体已经很虚弱，但她依然全程参与低效茶园土壤改良实验。”商南县茶产业发展中心主任陈耀说。
　　去世前，张淑珍对身后事做了安排，请子女将她的骨灰撒在知青茶园里，“想我的时候，就到茶山上来看看”。
　　秦岭深处，茶香永驻。2024年1月，张淑珍去世，400多名群众自发前来送别。离世后的一年间，她的墓前，常有乡亲们奉上的鲜花。
　　“我的荣誉都是党和政府给的，我要把价值都贡献给社会和人民。”商南县茶叶博物馆里，张淑珍生前的一句话被镌刻在醒目处，每每令参观者动容。
　　这是最朴素的心声，也是最坚定的信仰。
　　一人、一事、一生。2014年以来，梁增基、路生梅、张淑珍先后获评陕西省“三秦楷模”荣誉称号，很多人被他们鼓舞着、感动着。“全国道德模范”“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多年来，三位老人均已荣誉等身，也都赤诚不变、初心不改。
　　如今，梁增基已很少能去田间做试验，但仍在坚持案头工作。去年起，他开始写回忆录，希望以自身经历鼓励更多年轻人投身基层。
　　“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在育种事业上要不怕困难，不怕失败……有失败就会有成功……”
　　这是他写给后辈的寄语，也是对自己一生的回望。
　　不久前，路生梅与“七一勋章”获得者张桂梅再次通信。结尾处，她这样写道：“让我们真正做到‘一片丹心向阳开’！”
　　一诺千金，这是共产党员的情怀与力量。
　　　　（本报记者沈虹冰 陈晨 蔺娟
　　　　　　张思洁 张申博）